现代性的阴暗面——《现代性与大屠杀》读书报告

　　《现代性与大屠杀》（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其作者为英国著名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1925－2017）。笔者所选择的译本由杨渝东、史健华所译，由译林出版社出版于2011年。

　　在鲍曼的这本书以前，社会学领域对大屠杀研究的态度，仅是搁置在学科的边缘。抱守着大屠杀是现代性的失效，一次人类文明的的意外出轨；或者被仅视为犹太人的“家事”。这两者相辅相成。

　　大屠杀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被简化为私有的不幸和一个民族的灾难”（P3）。而 犹太国家也“力图把这段悲剧的历史用来当做其政治合法性的依据，当做其过去和将来政策的安全通行证。”（P3）这种将大屠杀占为己有的方式，又反过来极大的助长了前面提到的那种社会学解释的自得意满，觉得似乎已经充分解释了大屠杀的一切。对于更广大的公众而言，大屠杀只意味着严肃的说教和纪念性仪式，深入分析和讨论大屠杀却并没有空间。

　　与将大屠杀看作是犹太民族的事，相仿，将大屠杀的罪行全数只去考虑德国性（Germanness），也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大屠杀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因为这样，只会将恐怖的根源追溯到德国特定的社会背景、德国的历史传统以及欧洲的反犹主义等方面。但事实上大屠杀的发生并非单靠种族歧视，纳粹残暴，强力的第三帝国政权就能实现。

　　用鲍曼的话来说， “大屠杀在现代理性社会，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发达阶段和人类文化成就的最高峰中酝酿和执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屠杀是这一社会、文明和文化的一个问题。”（P5）

　　也因此鲍曼在本书的序言中就简洁地指明了他对大屠杀的定性：

　　大屠杀本质上是在现代社会本身普遍存在而且普通的因素，例如科层制、精密的社会分工、科学至上的观念等等，独特地相遭遇的结果，这种遭遇最终能促成大屠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垄断了暴力手段，同时又带着肆无忌惮的社会工程雄心的政治国家的解放，其得以一步步通过解除所有非政治力量源泉和社会本身的反抗能力，最终实现其目的。

　　接下来本读书报告即要阐明，这一步一步是指什么，并且他们有什么关联，他们是如何共同发挥作用。

　　一、如何看待大屠杀

　　1.1 如何看待大屠杀

　　1.1.1 当时主流学术视角

　　对于有关现代性、文明的社会学理论，往往以两种方式贬低、误解、轻视了大屠杀的真正意义。

　　（1）特定的种族主义和宗教仇恨。把大屠杀看作是发生在犹太人身上的事情，是欧洲基督徒反犹主义的一个顶点。简单来说，即被看作是“犹太人特有的经历，以及犹太人与其仇恨这之间的事情”。关注大屠杀的德国性和犹太性往往使人们在探讨大屠杀的原因时, 会将恐怖的根源追溯到德国特定的社会背景、德国的历史传统以及欧洲的反犹主义等方面。这样就会将大屠杀视为发生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事。进一步，会认为在现代文明光辉下，大屠杀不可能再重复发生的片段。也因此不具有代表性，它最多只要求对一个民族的灾难、不幸的惋惜、怜悯，也许还有谢罪。或许这在某一方面能够阐述大屠杀的特定历史情境。但是，对于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没有什么启迪或警示作用，也没有揭示出其与现代性的关联。

　　（2）病因学神话（etiological myth）。将大屠杀看做是广泛而常见的人类社会现象中的一个极端。“人类一种原始的、在文化上无法磨灭的'自然'的禀性......本能的攻击性”（P2）于是，大屠杀被解释为，社会控制失效，进而道德沦丧，动物本能释放，最终导致大屠杀。也就是说，病因学神话将大屠杀归咎于社会的失效，文明化程度不高的结果。

　　倘若真的符合以上的两种解释，则大屠杀则被化约欧洲自古以来的对犹太人的迫害中，乃至时间长河中，世界中更广泛的种族歧视，异类敌视等等。同时，那还是约束人的破坏欲、敌对本能的社会机制失去作用，“确保人类行为正常的文明化调控的暂时失灵”，才会发生这么惨绝人寰的灾难。如果真的是这样，是否就等于说，人类所拥有道德本能实际上是社会的产物？而社会功能失调，道德本能就会分崩离析？

　　1.1.2 大屠杀的重新认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研究，内哈马·特克（Nechama Tec）研究了反面——即救助犹太人的人，她采用严格的定量方法，一方面是救助意愿，一方面是阶级、教育、宗教派别等等因素，但研究发现之间并不存在关联。最终只能结论道，“这些救助者愿意救助因为这是他们的本性”。包庇犹太人会遭受最重为死刑的惩罚，可见道德在即使最恐怖的条件下仍是存在的，而且这于诸多社会变量似乎无关。

　　由此，鲍曼想表明的是传统的解释是有问题的，那么我们该寻求什么样的解释呢？

　　以上两种在当时较为常见理论视角，他们能够得到的结论是，如果现代性无法压制在本质上与之相异的非理性因素，文明的压力无法征服情感和暴力的驱力，社会化进程出了岔子，而无法产生所需的道德驱力时，大屠杀便发生了。不过是件发生在达到反犹高峰的德国的不具有独特代表性的野蛮的种族压迫而已。

　　而鲍曼坦诚地指出，尽管常识相悖，大屠杀可能远不仅仅是一次失常，或者文明社会健康肌体的一次癌变。“大屠杀并不是现代文明和它代表的一切事物的一个对立面。”（P10）

　　使得欧洲现代文明四处播撒的科层制组织形式、科学技术实际上与纳粹实现对犹太人有条不紊的灭绝的技术，在性质上并没有不同。而“在韦伯阐述的现代官僚制度、理性精神、效率原则、科学思维、赋予主观世界以价值等理论中，并没有可以排除在纳粹暴行的可能性的机制。”（P14）关于为什么深入反思大屠杀的重要性也在这里：使得奥斯维辛成为可能的那些社会条件并没有消失，也没有对应类似浩劫的措施以消除其可能性。甚至社会学理论家志得意满了，而民众也毫无察觉。

　　1.1.3 大屠杀与现代性的背面

　　纳粹屠杀犹太人的管理机构就叫经济管理总局，但这可能并非出于掩盖其真实目的而取的名字，对于纳粹而言，这本就是大屠杀的定义，一件追求效率最大化的经济事务。从这里，我们已经将目光从对大屠杀较为浅显的理解转到了，大屠杀背后现代性的关系上来。

　　1、现代文明尽管不是大屠杀的充分条件，也毫无疑问是大屠杀的必要条件。“纳粹分子集体屠杀欧洲犹太人不仅是一个工业社会的技术成就，而且也是一个官僚制度社会的组织成就。”（P18）“正是现代文明化的理性世界让大屠杀变得可以想象。”——以往的种族屠戮往往只是群体兴奋的短暂发作难以高效运转、维持这么长的时间，也就是说光凭借这仇恨、敌意是杀掉600万人是不可能的，而当这种屠杀变成了在办公室计算统计数据、按时按量运送原料（犹太人）等等时，屠杀已然变成一个官僚体制管理下的正常的日常事务，工业技术下最优解的追求，大屠杀才变得可以想象了。

　　2、更进一步，鲍曼提出，大屠杀不仅仅是在实现手段上依赖官僚制度，甚至“彻底灭绝欧洲犹太人”即大屠杀这一观念也是官僚制度文化的一个产物。（P21）这在很大程度上戳破了原有的现代性的神话。现代性“好的一面之所以看起来正常只是因为正常环境使它覆盖于另一面之上。而另一面尽管通常看不见，却总是存在。”

　　因而鲍曼讲，“我打算将大屠杀看成是对现代社会具有的潜在可能性进行的一次罕见而又重要并且可靠的检验。”

　　1.2犹太人的历史境遇

　　犹太人群体的遭遇与其他的种族间的敌对和歧视有无区别呢？我们需要在一个较长的时间线来考察，即考察犹太人的遭到敌视的历史境遇，也进而思考前现代社会中犹太人何以被社会整合，而这种整合如何在现代社会失效乃至于不得不被希特勒所言的“最终消灭”的呢？

　　1.2.1 漫长的歧视

　　（1）与一般群体间敌对相区别的，犹太人不是作为两个相互遭遇的地域性对抗群体之间的关系。而是多数人对少数的关系。而这种对立因为犹太人通过制度化的文化仪式而保持了“历时的连续性和共时的自我认同”而加剧同时犹太人是无家的，在罗马帝国时期就已经失去了家。这也对后来的希特勒而言，犹太人是无法作为一个敌对民族去奴役或毁灭的，只能是消灭。

　　（2）在基督教占主导地位的欧洲社会，犹太教以及犹太人是基督教合法化始终的阴影，是基督教的“他我”（alter ego）乃至“永久的挑战”。

　　公元一世纪三○年代，原属犹太教的一个分支派系，逐渐从犹太教中分离出去，形成基督教。公元二世纪后，许多富人加入了基督教，并逐渐夺取了教会的领导权，使基督教发生了性质上的改变。教会开始奉行温和路线，把耶稣描述成卑微恭顺、逆来顺受的代表，极力宣传不抵抗主义，也因此得到了罗马帝国的扶持、接受。基督教从非法走向合法的过程中，与“母亲宗教”犹太教之间的矛盾愈来愈尖锐。为了争取更多的犹太人脱离犹太教，改奉基督教，同时也为了讨好罗马统治者，便竭力诋毁和攻击犹太教，为大肆迫害犹太教制造舆论。

　　因而对于基督文明覆盖下的欧洲，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即反犹主义可以在一个好几个世纪从来没有过犹太人的国家中存在。这种观念中的“犹太人”与生活日常交往的犹太人同时存在。“犹太人的概念是粘性的，被塑造成威胁和藐视事物秩序的形象。”

　　（3）前现代时的中间阶层。安娜?祖克将犹太人视为“流动的阶级”（mobile class），是在十九世纪作为税吏、收租人等，成为了挡在贵族、乡绅和大众的愤怒之火中保护层（shield）。进而遭到两种互相敌对和矛盾的阶级同时的仇恨。而现代社会使得这两种构型得以最终凝聚。鲍曼使用了三棱镜群体（prismatic category）这一概念来代指犹太人前现代遭遇（P56）：依据视线是从哪一方射向犹太人的，他们毫不知情地折射出完全不同的形象：一种是粗野的、未驯化的、野蛮的下层阶级，另一种则是冷酷而傲慢的社会上层。

　　（4）“现代性给犹太人的处境造成的第一个冲击就是他们被选作反现代主义抵抗的首要目标。”在最初的现代化进程中，本着理性化的趋势，犹太人本应当被迅速地融合在当前的文化统一、法律一致的社会当中，对于犹太人的歧视当然与理性精神不符，然而，曾经最底层的基督徒都可以轻视的贱民现在通过知识、金钱取得有影响的社会地位。于是众多民众对于旧制度的衰落，等级不再分明，现代社会新秩序尚未建成的惶恐、愤怒，明显可以指向的一个标靶即是犹太人。犹太人在很大程度又成为了“前现代世界与正在进行中的现代性之间的冲突”（P60）的象征。

　　1.2.2 前现代社会犹太人的社会整合

　　在以上的情况下，前现代社会中的犹太人是如何实现社会整合的呢？：

　　（1）融入阶层划分之中，也被这个等级所享有的特权和承担的责任做出了界定。与其他社会成员无异。

　　（2）被创造了一个安全距离，并尽可能使之不可逾越。“数个世纪以来，犹太人都居住在城镇里孤立的一个角落，穿着也迥然不同......一套完全法律化的仪式进行补充以使这些无法避免的关系正式化、职能化。”这即创造了安全距离，同时也是一种社会整合。如齐美尔所言：仪式性的制度化将冲突转变成了群体分化和社会聚合的一个工具。只要措施有效，分离就不需要态度上的敌意。

　　综合本小节所述，犹太人在整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从失去故乡，使出漂泊游荡开始，便不断遭受着磨难，并且这种磨难，似乎是前现代社会的理性缺位的体现。那么犹太人的处境在进入现代社会后的欧洲有所改变吗？还是反而变本加厉了？

　　二、大屠杀何以发生

　　2.1 大屠杀观念形成的基础

　　2.1.1犹太人的现代归属：种族歧视

　　在现代社会，现代性带来了差异的削平。承前所述，基督宗教概念中的犹太特性使社会十分有必要在犹太人和其他人之间划分一条界线。而数世纪以来, 传统社会正是通过社会隔离、特定的仪式等方式来划分界线和维持界线, 一定的界线的维持从而创造一个安全的距离。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传统社会保证一个隐伏着冲突并随时可能爆发的环境中和平的共处。

　　现代社会的流动性的增加和差异性的削平却使界线的维持变得不可能, 而另一方面旧制度的瓦解和现代秩序的到来不可避免所产生的焦虑和紧张也使人们迫切需要重新获得安全感, 因而反犹主义需要一个现代的划分界线的办法———即种族主义。

　　但是“世俗化的现代国家拒绝将分化性的社会实践活动进行合法化。”（P79）因此所谓的种族主义需要改变传统上的人为的划界方式,它更进一步，借助科学的名义，申明人可以从本质上进行划分, 而这种差异是不可改变、被同化的。

　　种族主义的主要特征在于在一个宣称有着强大的训导和文化改向能力的社会中, 它却分离出某一种群的人, “利用生物学论证的倾向，强调他者具有破坏性的‘相异’的不可逆转和不可医治性”（P85）, 因而他们必定会保持永久的异质性。（P87）这也是种族主义为什么不同于前社会的竞争者敌意、对异类的恐惧。

　　“其结果就是种族主义不可避免的与疏远政策相联系，而驱逐和毁灭就是两种可以交互使用的疏远方法。”（P88）

　　2.1.2 现代“园艺”国家观

　　所谓现代园艺国家观是指，“它把自己定义为是对理想生活和人类生存环境完美安排的设计"，将它所统治的社会看作是设计、培植和喷杀杂草等活动的对象（P124）。这种国家观与官僚制度本身密不可分”。（P24）

　　现代“园艺”国家观背后的来源（1）科学的合法化成为启蒙运动后唯一的正统信仰。（2）从启蒙运动开始，现代社会以对自然和自身的积极管理态度而著称。也就是说，驱逐或屠杀犹太人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类似于为一花园除去杂草，而这种认定“杂草”的过程是长期历史性的一个结果，与宗教因素有关，也与犹太民族独特的而稳定的民族文化再生产也有关，但最最根本的这种判定谁是杂草，什么是需要维护的花园，本质仍是现代性带来的思维。而一旦这种判定陷入丧心病狂的空想家领袖之手，其后果难以想象。

　　“长期对犹太人的排斥只有在现代的、‘科学的’种族主义的形式中，才能说成是一次卫生运动”（P98）这也意味着，犹太人被杀害更多可能出于这个或那个原而不适合完美社会的方案。也正是因此，大屠杀并不等同于前现代社会基于仇恨、敌对，充满情绪的屠戮，大屠杀是社会工程的一个目标，对于纳粹而言那不是毁灭而是创造，你能说插花师或一个园丁是在毁灭吗？

　　当然，要从种族主义、园艺观念到实践的过程，还需要依赖更多的条件才能完成。这里需要总结的是，从以上也能看出作为大屠杀这一概念的最终形成实际与现代性是密不可分的，那么大屠杀这一实践呢？接下来就是要讨论使之实现的条件。

　　2.2 大屠杀实现的基础

　　如鲍曼所言，“愤怒与狂暴作为群体灭绝的工具是及其原始和低效的。”大屠杀的实现需要的现实基础是什么呢？

　　2.2.1在国家背景层面

　　（1）纳粹分子式激进的反犹主义的空想家领袖（2）强大集权国家，合法暴力的集中。同时这个国家支配者庞大的、有效率的官僚机器。（3）特殊战争时期，民主的崩溃，社会力量受到阻碍。

　　2.2.2中观制度层面

　　官僚制度的行动的后果如下：

　　（1）精密的劳动分工，使得实践和精神上与最终产物的距离拉远，进而每个人背负的责任也拉远、并分散。

　　（2）道德责任减弱，技术责任增强，对上级指令负责，服从上级指令而排除其他对行动的刺激。以任务完成效率来评判价值。

　　（3）对象非人化。用纯粹技术性的、道德中立的方式来表述行动的对象。“非人化与现代官僚体系最本质、最理性的趋势密不可分。”（P138）而对对象的非人化，也与行动者积极良好的自我感知相互加强。

　　在国家层面以及制度层面的结合使得消除“杂草”的社会工程得以推行。在纳粹分子对完美社会的设计中，他们所追求并决定通过社会工程实施的方案将人类的生命分为有价值的生命和无价值的生命。科学则充当一个强大的工具，以允许工具持有者改善现状，据人类的计划和设计改造现实，并帮助推动这个工具达到自我完善。屠杀犹太人不能脱离改造社会的工程方法、社会秩序需要人为控制，专家制度、科学管理等等。“屠杀犹太人是一项社会理性的管理活动。也是系统地利用应用科学的思维方式、哲学和训诫的一次尝试。”（P97）

　　结合2.1，总的来说，工具理性的精神以及将它制度化的现代官僚体系使大屠杀之类的解决方案 “合理”并且可能。官僚体制与更“理想”的社会设计相遇时，大屠杀得以发生。设计赋予了大屠杀以合法性；国家官僚体系赋予了它工具；社会的瘫痪赋予了它轻易实现的可能。（P151）

　　三、微观层面个体的道德

　　“个人的积极性不受鼓励，要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使得整个任务公事公办中去，并使之严格地居于非个人框架中，依赖于组织惯例而不是个人热情，依赖于纪律而不是意识形态的沉迷。对血腥任务的忠诚就是对组织忠诚的衍生物。”（P18）

　　3.1道德冷漠、盲视的社会生产

　　现代文明精密的技术、细致的分工、高效的管理体系，反而有可能使人们去做违背他们天性的事。汉娜·阿伦特一段著名的话是这样说的：“如何克服……动物性的同情，这是所有的正常人在看到肉体折磨时都会产生的。”（P27）

　　那么在具体的大屠杀行进过程中，道德是怎么失去它对于情况的约束的呢？这就需要反过来考察，现代性对于道德有何影响。这种影响用鲍曼的话来说，即是当人的本性面对现代文明的产物当中最倍珍视的实际效率时，即面对其技术、选择的理性标准、思想和行动服从于经济与效能的倾向时，人性是多么脆弱。

　　3.1.1 对于大屠杀的执行者

　　鲍曼总结出反暴行的道德自抑在三种条件下会受到损害：（1）暴力被赋予了权威（2）行动被例行化了，通过规章约束的实践和对角色内容的精确阐述来实现。（3）暴力受害者被剥夺了作为人的资格（通过意识形态的界定和灌输实现）

　　官僚制度中的每个具体个人与作为最终结果的大屠杀之间的距离，因为官僚体制本身的特点而远远拉大了。这距离意味着科层体系等级中的多数成员可能在没有了解组织指令的后果的情况下发出命令和采取行动, 而劳动分工、等级分明和组织效率的增加，也意味着它所制造的距离的扩大。这种距离又称之为行为的中介（P33）：“中间人”挡住了行动者的目光，让他看不见行为的结果，他们的行为和集体屠杀之间的因果联系是难以察觉的。

　　这使得执行具体分工职责的人除了承担具体的技术责任外, 他们无法直接看到的行动的后果，进而表现出其道德责任上的漠不关心。同时，能不能更好更有效地完成所分配任务成为了新的责任标准——技术责任，而道德责任被半推半就抛置于脑后。道德变为要做一个好的、有效率和勤劳的专家和工人的戒律。官僚体系同时使得其中个体对最终行动的对象失去认知，如果一个人只是算算数字，钉上一颗钉子，或是运输一车罐子，行为对象的非人化。

　　现代性与之伴随的制度、技术不知不觉使得，人们更能够不受道德谴责地作出某些行为。反对暴力的道德自抑几乎不再依附于人的自然禀性，因此造成道德盲视和道德冷漠。

　　3.1.2对于普通德国民众

　　在这里，这里需要补充的是，许许多多的德国人对于直接对犹太人的烧杀抢掠实际是反对和反感的，例如最初推行反犹政策时，发生的直接的暴力行为“水晶之夜”：1938年11月9日至10日凌晨，纳粹党员与党卫队袭击德国全境犹太人的事件。众多犹太人的店铺与私人住宅被捣毁。但这反而激起德国人的反感。

　　通过出台法案，重新定义犹太人，进行特别标识，限制其权利，乃至使之失去公民权，进而逐渐实行隔离政策，驱逐犹太人出境，再到最终有条不紊的大屠杀。前面的过程，有效的引起德国人自身的道德盲视，使得“犹太人”非人化。犹太人只变成被定义的邪恶、无法治愈或改变的抽象群体，而生活中不再有交往的犹太人，使得这种道德盲视得以发生。人们避而不谈，却很难说内心有没有遭到过良知的拷问。但前文提到内哈马·特克关于救助意愿的研究，可见即使世风浇漓，道德本身仍是可能存在的，但如歌德那句经典的话：一个人的局限可能来自他的时代，但他的伟大只属于他自己。这也该是那些仍能保留道德觉悟者的脚注。

　　3.2受害者的服从

　　如果没有得到及时便捷或存在于一个较大范围内的合作, 执行集体屠杀这样程序繁复事物的官员们将会遭遇到棘手程度绝然不同的管理、技术和资金方面的问题。为了大屠杀的顺利进行, 纳粹诱使受害者合作, 也就是利用受害者自己的理性选择从而配合迫害者的目的。纳粹当局把犹太人集中起来，绞尽脑汁地成立了一个犹太管理委员会，采取“拯救你能拯救者”的策略，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的人，直到大家都被送进毒气室为止。

　　引导犹太人与纳粹合作的唯一理由就是，活下去。而这种经由他们理性权衡思考得出的结果，却把它们向灭亡拽的更近。对于这个悖论的理解鲍曼对此的概括为：“现代的、理性的、官僚化组织的权力是有能力引导出与行动者的切身利益极度冲突、而在功能上又是现实其意图所不可或缺的行动。”

　　犹太人本身已经被剥夺反抗的资源, 纳粹又采取分阶段的消灭方式，犹太人只能一厢情愿地玩着“救更多的人”的残酷游戏。例如，“如果我拒绝接受德国人命令，那死的人更多。”“救所能救的人”这个策略是理性的但是它没有真正能帮助受害者，这个策略，所摆在第一位的也不是受害者。相反，受害者的理性成为了凶手的武器。

　　四、救赎之路——后现代时期的道德与多元主义的制衡

　　《现代性与大屠杀》从社会学出发, 最后回到伦理学, 主旨是道德的社会学问题。鲍曼在第七章力图重新建构道德的社会学理论——他认为“道德存在一个前社会的起源，而现代社会的某些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道德驱力的约束力也就是说，社会可以使不道德行为变得更合理，而不是相反”（P259）。他指出了现存社会学学科对于“道德”的暧昧态度，将道德还原成非道德现象。比如家庭教育、社会地位等等。他同时驳斥了传统的观点——道德是社会的产物,人类学家视道德规范、习俗为驯服个人焦虑、破坏欲的方式；涂尔干视道德视为社会整合的需要。

　　大屠杀的存在，证明了社会所需要的、所主导的，未必就是道德的。鲍曼对于此的观点是：“社会化的进程在于操纵道德能力——而不在于生产道德能力。”

　　那么道德问题该如何重新定位呢？鲍曼从“与他人相处”的基本状况为出发点来论述道德的前社会来源。

　　萨特的著名论述“他人即地狱”，他人的存在使得我的自在感（being-at-home）受到危及，他我的存在意味着我的不证自明的存在也是他的存在。因此他人在现实生活中无法被还原成社会学研究中一个固定的变量，他人也有我有的那类的定义、观点、视角。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如何与他人相处、自处呢？

　　“我们为一切负一切责任，而我的责任超过了其他一切人。”——陀思妥耶夫斯基

　　个体在把自己建构成一个主体的时候开始对他人负责。变得有责任是我作为主体的建构。（P239）因此它是我的事, 而且只属于我。与互惠互利无关，互惠是他者的事。与制度规范惩罚无关。从而将道德归结为主体性的无条件的责任。于是, 救赎之路或许就在于:在任何情况下, 个体都无条件地承担起他的道德责任。这样在此种道德的根基下，构架起来的社会，所需要做的不是制造道德而是在现代社会下，如何维系道德。

　　这种人与人直接相联系而产生的道德因为现代性以及与之伴随的种种构件，反而因拉远了人的距离而削弱了道德责任的压力；用技术责任代替了道德责任；以国家权力完成对于道德判断领域的垄断；以工具理性、程序理性限制了道德行为者的自主性。

　　因而我们所能寻求的或许是不服从的资格，更深层还是在本质上对他人的责任，而这种责任与能够感知到他人密切相关联。因而在一个手段变成目的的世界，想要避免它可能带来的硬币的反面，就需要一种关于距离和远距离结果的道德规范，一种可以在广阔范围内衡量技术行动的结果的道德规范。

　　五、结语

　　现代性的唯一意义跟它的承诺和普遍期望相反，它并没有能磨平人类共处的粗糙边缘，也没有能够给人对人的不对等画上一个明确的句号。现代性没有能实现其诺言。现代性失败了。尽管屠杀行为从一开始就与人类历史相伴同行了，但大屠杀则是现代文明的失败，也是现代文明的产物。曾经对于文明的温文尔雅的非暴力印象只是一个幻觉。

　　如果社会的多元化在实际中被销蚀，那么现代性的理性化、工程化的趋势就可能带来月亮的阴暗面。我们需要维系住一种不同于社会神话的道德，也需要新的道德规范。苹果站在中国贵州单独为大陆用户建立iCloud服务器，方便政府审查；谷歌坚持了多年的“不作恶”从公司的准则中拿掉了；扎克伯格前不久才又在欧洲议会上道歉，这个世界上最顶尖的科技公司似乎都在屈服于理性与效率。我们该如何应对现代性的另一面呢？鲍曼在书中这样写道，“只有在政治与社会纷争的嘈杂中，才能最清楚地听到个人的道德良知发出的声音。 所以我们的社会需要多元化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