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迪斯·巴特勒：伦理与亲缘关系

　　巴特勒的安提戈涅挑战以功利性生育为目的的异性恋家庭模式。巴特勒笔下的安提戈涅似乎证明，仅以非家庭成员作为性伴侣的社会规范不应决定一个人的性取向和家庭联系。然而，乱伦的禁忌“不应该仅是取缔乱伦行为，而应把这种行为看作消解社会规范的一个必要的幽灵，一个使得社会权力网络浮出水面的幽灵”。

　　围绕安提戈涅的血缘和出身（安提戈涅的父亲也是他的哥哥）所产生的困惑，巴特勒提出安提戈涅的性别身份（她更像是一个男人）混乱。在这个问题上，巴特勒认为亲缘关系和性取向作为决定一个人的性别是任意的（偶然的）。安提戈涅的位置不只是女性的，因为她进入了公共事务的男性领域，与同城邦的首领克瑞翁进行对话时，她像克瑞翁一样言说，以一种倒错/ 错位的方式称赞他的权威；她也没有替血缘说话，正如黑格尔所说，因为她的家族代表了血缘秩序的最终（乱伦的）没落。安提戈涅瓦解了现存的象征秩序，不仅是因为她进入了埃特（罪女神）的神秘领域，走向了律法的边界（巴特勒把这点归于拉康）；更是因为她公然地承担了一个她无法承担的责任，一个在公共空间里不占任何席位的位置，而这个空间并非是预设的，而是在偶然和特殊的历史条件中为顺应当时的情况而临时建构起来的。

　　安提戈涅代表的既不是亲属关系，也不是亲属关系之外的东西，而是在社会重复亲属关系概念时，给亲属关系在社会规范中受限制的概念提供了一个解读的机会，而且是对标准规范的一次短暂偏离。

　　安提戈涅代表的既不是亲属关系，也不是亲属关系之外的东西，而是在社会重复亲属关系概念时，给亲属关系在社会规范中受限制的概念提供了一个解读的机会，而且是对标准规范的一次短暂偏离。

　　“短暂偏离”的说法直接针对黑格尔的家庭和国家分离论和拉康提出的亲缘关系的象征功能。在黑格尔的伦理社会中，女性的义务是提供青年男子为国家参战，并因此参与公共事务。而安提戈涅恰恰不能成为妻子和母亲，所以只能靠认可兄弟来获得公民身份，进入公共领域。黑格尔进一步限定兄妹之间是“纯粹伦理的不能混杂有自然的爱欲关系……因为它是与血缘上的平衡和彼此无所欲求相联结的”。巴特勒笔下“出走”的安提戈涅在亲缘关系上制造了麻烦。

　　对于巴特勒来说，拉康用有关象征界的论述来建构规范秩序，但是某种程度上又是隐蔽的。巴特勒在解读拉康的安提戈涅时，没有论证安提戈涅在语言和文化上得以存在的象征秩序，因为任何试图越界的事物都会遭受真实或符号性死亡——如同安提戈涅。巴特勒认为，悲剧不是产生于真实界而是混乱和污秽之中。她的安提戈涅呼吁抹除文化规范的界线。这些界线和象征界中的法律一样具有偶然性。法律的力量，不像语言，产生于自身。尽管对拉康来说语词或能指在空白空间建构真实界，但对巴特勒来说则充满规范和表演的力量：在语言之外没有一个领域能够被认为存在于前语言界或类似真实界。但安提戈涅声明要遵循神法，这个言语的超凡力量体现的不是它本身的字面意思，而是指向文化认同的危机。在象征界内，我们无法界定安提戈涅的亲缘和她的性别。因此，精神分析批评要从文化上论说究竟。论说的本质是继续为保守派添油加醋。在这个过程中，精神分析的解放论说受挫，巴特勒的分析与波伏娃如出一辙：精神分析的问题在于乱伦禁忌和父权制都是精神分析默认的前提，并把社会领域和社会机制混为一谈。拉康派认为象征功能和社会现实可以分离。父法子承的精神分析代表了亲近关系的基础，并不需要真实的父亲做代表——也可以是兄弟、或别的女人。关键在于母亲必须拥有除孩子以外别的欲望对象，或者孩子是母亲幽灵，一个他者欲望客体。拉康把精神分析从真实的母亲和父亲解放出来，使得他们的功能具有象征性而非等同于一个真实、肉身的父亲。但是对于巴特勒来说，这无异于说父亲的象征功能将由其他行为完成，因为我们还是会把父亲看作最终权威的原点。

　　巴特勒用安提戈涅血缘关系不清的观点质疑社会结构规范和文化认同的合理性。巴特勒的安提戈涅揭露了亲缘关系的文化偶然性。亲缘关系是社会结构中的一种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是相对于自然的一个概念，归属于人类学和人种学范畴。但现代社会中的单亲家庭、同性恋家庭和双性恋家庭的重组凸显出亲缘关系的不确定性，这正是由安提戈涅生发的亲缘关系危机，也是巴特勒对传统的、千篇一律的家庭模式的反思。这种趋同的家庭价值观，在黑格尔与拉康、公共领域和私人空间、神律与法律、亲缘关系和乱伦关系之间，巴特勒寻找着他者“偏离”的伦理空间，试图打开性别伦理认识的新维度。

　　安提戈涅所代表的非常态亲缘关系不仅不符合黑格尔的伦理要求，也不符合拉康象征界亲缘关系规范。拉康的主体心理结构分为三界，其中象征界是人类生存的最基本的秩序，被认为是一种表意的语言结构系统，个体要进入社会文化领域，就必须掌握象征界的语言，象征界开创了文化和亲缘关系，其权力是无疑的，一旦失败，就只能导致心理变态，不能成为人。俄狄浦斯情结是象征界的核心问题，只有克服俄狄浦斯情结，认同父亲法则才能进入象征界，调节俄狄浦斯情结就是禁止乱伦。安提戈涅很显然不符合象征界的亲缘规范。安提戈涅也因俄狄浦斯带给她的混乱的亲缘关系身份，使得她不符合拉康的象征界亲缘关系规范。因此在文化的意义上她已经死去了，她不是一个完整的人（less-than-human）。安提戈涅的死在她自己看来是与那些已死的亲人的婚缘“坟墓啊，新房啊，那将永久关住我的石窟啊，我就要到那里去找我的亲人”（896）。对血缘不清的亲人的爱，在文化上不可行，注定要通过第二次死亡结束象征界内不容的“偏离”现象。

　　巴特勒并非想依赖象征界概念来解释文化的基本结构，而是指向社会结构的偶然性，这也是拉康的象征界理论无法解释的偶然性问题。对于巴特勒，象征本身只不过是社会习俗的“沉积”。父亲的地位只是理想化身——法律就是父法，父法就是法律。法律的力量，不像语言，产生于自身。安提戈涅拒绝了拉康的象征界给她安排的——海蒙结婚生子的结局，她像拥抱婚姻一样拥抱石窟，选择死亡，虽然她没有创建一种新的亲缘关系模式，但是她打破了异性恋生育家庭模式，预示以功利性生育为目的的婚姻模式不是建构亲缘关系的唯一解决办法，安提戈涅呼吁打开文化认同的界线，因为这些界线和象征界的法律一样偶然，对规范的短暂偏离似乎昭示两性关系向未来开放。

　　本文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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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提戈涅的诉求：生与死之间的亲缘关系》

　　Antigone"s Claim：Kinship Between Life and Death

　　【美】朱迪斯·巴特勒 著

　　王楠 译

　　朱迪斯·巴特勒在《安提戈涅的诉求》中又一次制造了亲缘关系的‘麻烦’，并提出美国21世纪性别研究的伦理学转向。巴特勒通过对黑格尔、拉康、伊利格瑞等思想家语境中《安提戈涅》的创造性解读，从伦理意识、血亲关系和欲望主体三个概念出发，阐明了一种新的性别政治伦理。这本批评论著延续并丰富了关于安提戈涅的批评传统，是批评史上‘复杂且至今仍充满活力’的解读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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