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知识我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所要求的就是爱情！”

　　

　　天堂中的地狱——郁达夫的东瀛之恋

　　（有删减）

　　1921 年，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小说集《沉沦》问世，以大胆的取材和描写震动文坛，激起轩然大波。这是继鲁迅的《狂人日记》之后又一部惊世骇俗的新文学之作，而就轰动效应而言， 要远远超过前者。郭沫若曾这样描述：

　　“他的清新的笔调，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一股春风，立刻吹醒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真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论郁达夫》）

　　而据匡亚明回忆，当时他正在苏州一个师范学校读书，对于《沉沦》作者的同情与感佩， 就像《少年维特之烦恼》出版后德国青年的“维特热”一样，还仿效着作者的穿着，做了一套香港布的制服，接踵效仿的有同班的同学。（《郁达夫印象记》）不妨说，《沉沦》就是中国版的《少年维特之烦恼》。

　　《沉沦》是郁达夫的处女小说集，仅由《银灰色的死》《沉沦》《南迁》三个短篇习作组成，足以证明时代对他的青睐。公平地看， 郁达夫在文坛一炮走红并非偶然，而是有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特殊的个人原因的。就前者而言，此时正值新文化运动如日中天，这为新人登场搭好了舞台；就后者而言，郁达夫此时已在日本留学八年， 弱势民族的屈辱，浪漫派文学的熏陶，东瀛“人情世界”的刺激， 名士气质的催化，使他处于涨满状态，蓄势待发，正如作者在《忏余独白》中表白的那样：

　　“人生从十八九到二十余，总是要经过一个浪漫的抒情时代的，当这时候，就是不会说话的哑鸟，尚且要放开喉咙来歌唱，何况乎感情丰富的人类呢？我的抒情时代，是在那荒淫惨酷，军阀专权的岛国里过的。眼看到的故国的陆沉，身受到的异乡的屈辱，与夫所感所思，所经历的一切，剔括起来没有一点不是失望，没有一处不是忧伤，同初丧了夫主的少女一般，毫无气力， 毫无勇毅，哀哀切切，悲鸣出来的，就是那一卷当时很惹起了许多非议的《沉沦》。”

　　

　　NO.1

　　“弱国子民”的性苦闷

　　郁达夫的留日小说几乎篇篇都在演绎弱国子民性的苦闷、爱的破产，抒发中国学子长歌当哭的悲哀。

　　《银灰色的死》写中国学子爱上小酒店的当垆少女，善解人意的静子，静子却听从母命，嫁给了另一家小酒店的日本厨子，绝望中主人公借酒浇愁，大醉后脑溢血， 冻毙街头；《沉沦》叙述中国学子受忧郁症和性压抑的双重折磨，无可奈何地走向沉沦，他在童贞遭到了破坏后，痛不欲生，投进了大海，临死前还对“祖国”发出了埋怨与呼唤；《南迁》写伊人受日本荡妇M欺骗后，元气大伤，不得不远走房州海滨胜地疗养，在那里遇到日本纯情少女O，视为自己的天使，向她倾诉衷肠，得到些许同情，却受到暗恋O的K，一位狂信天主教的日本青年的非难，伊人在教会里的一番带社会主义色彩的讲演，又遭到日本青年B 的攻击，虚弱的身体遭受风寒，发起高烧，奄奄一息；《胃病》写到中国学子W 君狂热地追求萍水相逢的日本少女，遭到拒绝后，痛不欲生，还梦见日本少女这样对他说：“我虽然爱你，你却是一个将亡国的国民！你去罢，不必再来纠缠我了。”《空虚》里，中国学子质夫在汤山温泉胜地与一位妙龄少女邂逅，风雨大作之夜颇具传奇色彩的一夜同眠，露天温泉的混浴，使他心猿意马，想入非非，如处蓬莱神仙，直到遇见少女的表哥，发现对方一切都在自己之上，便以“败劣地悲哀”突然离开了汤山温泉。

　　在郁达夫独特的叙事氛围中，这种描写不能不显得相当真实， 然而仔细考量起来，却有值得疑问的地方。因为“弱国子民”的屈辱本来无所不在，在鲁迅的《藤野先生》里，它表现在中国人的智力受到歧视；在郭沫若的《行路难》里，它表现为中国留学生“住”的困境，势利的日本房东不仅不肯租房子给中国人，还以“支那人” 来恶意嘲讽；在《留东外史》里，表现为颟顸无知的日本下级军官在萍水相逢的中国留学生面前肆无忌惮地挑衅，鼓吹大日本主义， 到了郁达夫这儿，这种屈辱集中到“性”的歧视与苦闷上而不及其余，这意味着什么?

　　细读郁达夫的留日小说，可以发现，东瀛岛国原始淳朴的性风俗（如赤足、裸身、混浴、女子不穿内裤、门户不严等）和发达的“人情世界”（如宽松的两性关系、发达的色情业），是诱发“性苦闷”的根源，可怜的中国学子，在这张天网之下，无处躲藏，仿佛鬼打墙一般，如《银灰色的死》里写的那样——

　　东京的酒馆，当垆的大约都是十七八岁的少妇。他虽然知道她们是想骗他的金钱，所以肯同他闹，同他玩的，然而一到了太阳西下的时候，他总不能在家里好好的住着。有时候他想改过这恶习惯来，故意到图书馆去取他平时所爱读的书来看，然而到了上灯的时候，他耳朵里忽然会有各种悲凉的小曲儿的歌声听见起来。他的鼻孔里，会有脂粉，香油，油沸鱼肉，香烟醇酒的混合的香味到来。 他的书的字里行间，忽然会跳出一个红白的脸色来。一双迷人的眼睛，一点一点地扩大起来。同蔷薇花苞似的嘴唇，渐渐儿的开放起来，两颗笑靥，也看得出来了。洋磁似的一排牙齿，也看得出来了。 他把眼睛一闭，他的面前，就有许多妙年的妇女坐在红灯的影里， 微微的在那里笑着。也有斜视他的，也有点头的，也有把上下的衣服脱下来的，也有把雪样嫩的纤手伸给他的。到了那个时候，他总会不知不觉的跟了那只纤手跑去，同做梦的一样，走了出来。等到他的怀里有温软的肉体坐着的时候，他才知道他是已经不在图书馆内了。

　　在《沉沦》里，“忧郁症”缠身的中国学子深为日本女子所苦，到了不能自控的程度，先是偷看房东少女洗浴，事发后仓皇逃离，独自一人搬到山上的梅园，过起隐逸的生活，后来在田野里逍遥，满心欢喜之际，意外地窥听到少男少女野合的声音，犹如遭到电击一般。之后，他昏昏懵懵撞进一家兼做皮肉生意的酒店，大醉之际，清白的身体遭到了破坏。这个过程，一环扣一环，犹如宿命。

　　《南迁》里，美丽妖冶的房东女儿M不费吹灰之力，就将伊人勾引，然后让他当冤大头，请他们父女到箱根温泉胜地游玩，途中还与他同眠共枕；回到东京时，伊人没想到，一个身体魁伟、带一脸酒肉气的日本男人W，正在旅馆等他们，见了这位老房客，M显出一种久别后的欢喜；伊人更没想到，到了深夜M钻进W的房间，肆无忌惮地寻欢作乐起来，熟悉的声音使他饱受摧残。此事引发了中国学子严重的身心危机，遂有后面远走房州海滨胜地疗伤的故事。郁达夫写小说一向不讲结构，率性而为，然而散漫中仍有一种情节上的因果关系，那就是东瀛的“人情世界”对主人公的牵引。

　　NO.2

　　司空见惯的性描写

　　性的描写在留日文学中司空见惯。

　　比如不肖生的《留东外史》、 张资平的《约檀河之水》、陶晶孙的《木犀》、郭沫若的《喀尔美萝姑娘》、滕固的《石像的复活》等，这应了一句成语：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留学所在国的文化风土，必定会烙在该国别的留学生写作上。独特的岛国风土与生态环境，使日本的两性风尚别具一格，直到近代仍保留着母系社会浓郁的遗风，赤足、裸身、混浴等习俗， 构成了东瀛岛国特有的原始风情。

　　相关资料显示：在日本，那种源自古代“歌垣”，即青年男女云集山野彻夜对歌求爱的自由交际、野合的风俗一直延续到大正年间。与此相应的是，日本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色情业和准色情业，艺妓作为日本的“国粹”，以高雅的形式给人提供身心俱足的服务。关于这一点，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鲁思· 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里这样论述：

　　“我们对于性享受的许多禁忌是日本人所没有的。日本人在这个领域里不大讲伦理道德。他们认为，像其他‘人情’一样，只要把‘性’放在人生低微的位置上就行。‘人情’没有什么罪恶，因而对性的享受没有必要讲伦理道德。”

　　正是这样的文化风土，孕育了日本文学艺术“好色”的美学传统，中国的正人君子读不下去的色情描写，在日本的文学作品中司空见惯，对于日本人来说，它只有格调上的高低，没有道德上的好坏，对社会也不会产生“诲淫”的颠覆性作用。——从这个角度看， 郁达夫执着于“性苦闷”的描写，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值得注意的是，他是以极端的方式，将弱国子民的“性苦闷”，演绎成一个刚性的逻辑。

　　公平地看，“支那人”的身份确实会给中国学子带来不幸，造成了他们性的苦闷、爱的饥渴。然而，就像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范围那样，弱国子民的“性苦闷”也不例外。前者属于种族问题，后者属于人性问题，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弱国子民”可以在一定程度，甚至相当程度上左右跨国恋，却无法百分之百地决定它。 事实上，当时在日本交桃花运，娶日本女子为妻的中国学子不知有多少，如苏曼殊、李叔同、戴季陶、周作人，还有郁达夫的伙伴郭沫若、陶晶孙。一部《留东外史》呈现给人们的，绝不是什么弱国子民的“性苦闷”，而是中华浪子的“性狂欢”。反过来说，即使不是“弱国子民”，也会性苦闷，也会失恋，也会打光棍。因此，过分强调“弱国子民”的因素，有可能遮蔽问题的另一面。郁达夫对弱国子民“性苦闷”的过分夸大，其实正好暴露了他自身的弱点。

　　NO.3

　　被压抑的情欲

　　对西方“浪漫派”文学的偏嗜，是留日作家创作的共性，或表现为天狗吞月亮式的自我扩张（郭沫若），或表现为神经质的爱的忏悔（张资平），或表现为极端的唯美主义（陶晶孙）。具体到郁达夫， 别有一番意味，那就是：达夫式的伤感由一种不可救药的“名士” 气质做底子；酒色、诗文、山水构成郁达夫小说的三大要素，演绎着一出出孤芳自赏、放浪形骸的悲剧。

　　郁达夫的名士气质来自于天生的贵族精神遗传，正如他说的那样：“对于大自然的迷恋，似乎是我从小的一种天性。”假如生于豪门巨族，有机会去欧美留学，郁达夫肯定会成为徐志摩式的人物。不幸的是，他出生于破落的士绅家庭，三岁丧父，全家生活仅靠母亲摆炒货摊和几亩祖传薄田收入维持，不时要举债。

　　如此“悲剧的出生”，养成了他“恐怖狂”“神经质”的性格。（郁达夫《悲剧的出生》）在《南迁》中，作者这样自我分析：“他的家庭里只有他祖母是爱他的。伊人的母亲，因为他的父亲死得太早，所以竟变成了一个半男半女的性格，所以他渐渐的变成了一个厌世忧郁的人。到了日本之后，他的性格竟愈趋愈怪了，一年四季，绝不与人往来，只一个人默默的坐在寓室里沉思默想，他所读的都是那些在人生战场上战败了人的书，所以他所敬爱的就是略名B.V. 的James Thomsom，H.Heine，Leopaldi，Ernest Dowson 那些人。”（按：英文人名为詹姆斯· 汤姆森、海涅、莱奥帕尔迪、欧内斯特· 道生）

　　这种性格上的变态造成一个严重的后果，就是使郁达夫自我封闭，疏离人间，丰沛的情欲不能通过正常的渠道得到释放，因此而陷于不可自拔的苦闷中。对于一个风流才子来说，这实在是一件令人难堪的事情。

　　作为一个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人，郁达夫十分愿意将自己的小说上升到“灵与肉”冲突的高度，在《〈沉沦〉自序》里，作者就称此作“带叙着现代人的苦闷——便是性的要求与灵肉的冲突”。这种说法后来受到留法女作家苏雪林的抨击，苏认为：《沉沦》只充满了“肉”的臭味，丝毫嗅不见“灵”的馨香。苏对郁达夫的批判虽然缺乏同情的理解，意气用事，多诛心之论，但在“灵与肉”问题的陈述上，却不是无的放矢，作为留法学子的她对西方的宗教有相当的了解。难怪连创造社的伙伴成仿吾也不肯附和郁达夫的这种自说自话，认为“《沉沦》于描写肉的要求之外，丝毫没有提及灵的要求，什么是灵的要求，也丝毫没有说及”。进而认为：“《沉沦》的主要色彩，可以用爱的要求或求爱的心Liebebeduerftiges Herz 来表示。”（《〈沉沦〉的评论》）

　　其实，郁达夫的所谓“灵肉冲突”，就是“情”与“欲”冲突， 也就是说，亢奋的“欲”，由于找不到合适的对象，无法自然、正当地得到宣泄，升级为“爱”，主人公为此而苦闷焦虑；在“欲”的茫茫苦海中，“爱”的海市蜃楼显得越发迷人，诱使主人公更加疯狂地追求，尴尬于是不得不出现：在“欲”与“爱”这种互相依存、提升的关系中，“欲”由于过于旺盛，使主人公动辄受诱惑，掉入“淫妇”的圈套，永远没有升华的希望。绝望中的中国学子，理所当然把责任推向自己的“祖国”。

　　欲望这种东西不刺激则已，一刺激便意味着压抑；欲望膨胀得越大，压抑就越甚，这是人之常情。然而在东瀛这样一个“人情美”异常发达的国度，不受刺激又怎么可能？对于那些长期受封建道学束缚，性心理不够正常的中国学子来说更是如此。请看郁达夫眼里的东瀛女子：“日本的女子，一例地是柔和可爱的；她们历代所受的，自从开国到如今，都是顺从男子的教育。并且因为向来人口不繁，衣饰起居简陋的结果，一般女子对于守身的观念，也没有像我们中国那么的固执。又加以缠足深居等习惯毫无，操劳工作，出入里巷，行动都和男子无异；所以身体大抵总长得肥硕完美，决没有临风弱柳，瘦似黄花等的病貌。更兼岛上火山矿泉独多，水分富含异质，因而关东西靠山一带的女人，皮色滑腻通明，细白得像磁体；至如东北内地雪国里的娇娘，就是在日本也是雪美人的名称， 她们的肥白柔美，更可以不必说了。”

　　在郁达夫笔下，日本女人的眼睛总是又大又黑又亮，体形丰硕完美、极富性感。而事实上，大部分日本女人眼睛是细而小，身体小巧玲珑，并不见得那么性感。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在《阴翳礼赞》 里就这样形容日本女人的身体：“说得严重一点，她们几乎没有肉体……像纸一样薄的乳房，贴在平板的胸脯上，腹部缩小得比胸脯还要细，从背脊到腰身到臀部都是笔直的一条，没有任何凹凸，整个身躯和脸庞以及手脚相比，瘦弱得不成比例，一点没有厚度，使人感到这不是肉体，而是一根上下一般粗的木棒。”这与郁达夫的观察，简直有云泥之别。然而，本土大师老到的眼光终究比异国学子饥渴的目光更加可靠，看来，还是郁达夫的眼睛出了偏差，多情才子亢奋的情欲，使他专注于那些“肥硕完美”的女子而不及其余， 或者换一个角度说，是东瀛女子特有的扬长避短、化腐朽为神奇的装饰才能，骗过了郁达夫的眼睛。

　　郁达夫的眼光中无疑掺进了西方近代“两性解放”的价值观念，唯其如此，日本女子才显得如此“肥硕完美”，并且高贵起来。比较一下《留东外史》，就更清楚了。在《留东外史》里，日本女人被描写得“淫”而“贱”，显然是作者陈腐的封建道学与“大中华”观念作怪的结果，衮衮诸公一方面在肉体感官上疯狂迷恋东瀛女子，另一方面又在精神上极其蔑视她们，呈现出一种严重的精神分裂。这方面，郁达夫无疑比平江不肖生进步得多，在他的笔下，日本女子的地位大大升级，从肉体到精神，散发着难以抵挡的魅力和不可冒犯的尊严，成为东瀛“人情的世界”无可争议的王者。这就是郁达夫受了日本女子的气，也无法恨她们，而是把怒气撒向“祖国”的真正原因。正是这种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使得《沉沦》的主人公极其夸张地喊出——

　　知识我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只要一个能安慰我体谅我的“心”。一副白热的心肠！从这一副心肠里生出来的同情！ 从同情而来的爱情！ 我所要求的就是爱情！ 若有一个美人，能理解我的苦楚，她要我死，我也肯的。 若有一个妇人，无论她是美是丑，能真心真意地爱我，我也是愿意为她死的。我所要求的就是异性的爱情！苍天呀苍天，我并不要知识，我并不要名誉，我也不要那些无用的金钱，你若能赐我一个伊甸园内的“伊扶”，使她的肉体与心灵全归我有，我就心满意足了。

　　从这一番呼天抢地的呼唤中，不难分辨出德国少年维特的声音，这绝不是简单的鹦鹉学舌，而是西方近代的个性解放、人道主义在东方的传响。有了这种思想垫底，郁达夫的放浪形骸与前辈名士王韬在东瀛的寻花问柳、红楼买醉就有某种质的差异。据陈翔鹤回忆：有一次在一家馆子里，某一个歌女登场了，郁达夫看了几眼， 就痛苦地闭上眼睛，眼泪大滴大滴地掉下来，他们同时站起身离开了馆子。到了马路上郁达夫还是一面叹气，一面揩眼泪，告诉他说， 这个歌女很像他从前在日本时的情人，她是因他引诱而堕落到几乎类似妓女的地步的，就在堕落之后，他们还不断地幽会，此刻想起来觉得是一桩罪孽。（《郁达夫回忆琐记》）

　　然而旧名士也罢，新名士也罢，名士就是名士，都离不开美女醇酒、自然山水、放浪形骸。然而，名士的时代毕竟已经过去，郁达夫徒有名士的才气，却没有达官的权势和巨贾的富有，追求理想的恋人势必困难重重，更何况，这是在异国他乡、暴发户的东瀛岛国，讲究实利的东瀛女子已经不吃这一套。设身处地想一想，将郁达夫这样一个心性偏弱的才子放到日本这样一个美丽而冷酷的岛国， 实在有点为难他，在这种地方生存，要么像不肖生那样，凭一身侠气功夫与笔下的浪子共沉同浮，要么像鲁迅那样，甘于寂寞，潜心学问，彻底抗拒世俗的诱惑，他们是两种不同意义上的弱势文化群体中的强者。而像郁达夫那样既不能真正的堕落，享受沉沦的快感， 也不能抵抗诱惑，洁身自好，升华精神，就只好在苦闷中折磨自己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向善的焦虑与贪恶的苦闷”。从本质上讲，郁达夫是一个弱者，一个不合时宜的“名士”，其尴尬的命运正像《雪夜》里描述的那样——

　　两性解放的新时代，早就在东京的上流社会——尤其是智识阶级，学生群众——里到来了。当时的名女优像衣川孔雀，森川律子辈的妖艳的照相，化装之前的半裸体的照相，妇女画报上淑女名姝的记载，东京闻人的姬妾的艳闻，等等，凡足以挑动青年心理的一切对象与事件，在这一个世纪末的过渡时代里，来得特别的多，特别的杂。伊孛生的问题剧，爱伦凯的恋爱与结婚，自然主义派文人的丑恶暴露论，富于刺激性的社会主义两性观，凡这些问题，一时竟如潮水似的杀到了东京，而我这一个灵魂洁白，生性孤傲，感情脆弱，主意不坚的异乡游子，便成了这洪潮上的泡沫，两重三重地受到了推挤，涡旋，淹没，与消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