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马苑丨姚大志：评诺奇克的人生哲学

　　评诺奇克的人生哲学

　　内容摘要?

　　 人生哲学是一种对人生意义的哲学沉思。诺奇克主张，我们应该在哲学沉思中检验我们的人生，并且在智慧的指引下使我们的人生更有意义。诺奇克讨论了人生哲学的三大主题（幸福、爱情、死亡），虽然幸福是大多数人追求的目的，但是它不应该成为唯一的目的；爱情可以是个人的情感，但它的真正意义在于形成一种“我们”；每个人都避免不了死亡，然而我们可以让生命之光最终更加耀眼。他也探讨了两个神学问题，即上帝存在的证明和罪恶。诺奇克还对自己的政治哲学进行了反思，改变了某些早期的极端自由主义观点，以至我们有理由说出现了两个诺奇克。

　　关键词?

　　诺奇克；人生哲学；道德哲学；政治哲学

　　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刻，某些事情会促动我们去思考人生的意义问题，譬如2020年以来一直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或者今年2月爆发并持续至今的俄乌战争。当我们的安逸生活被那些残酷的疫情场景或战争画面所打断的时候，特别是当我们自己的生命受到折磨甚至威胁的时候，我们会被促动去思索人生的意义何在。人生的意义属于哲学关注的终极问题之一。但是当我们在这样的时刻试图去求助于人生哲学时，我们会发现关于人生哲学的著作少得可怜。

　　诺奇克（Robert Nozick）在当代西方哲学中是具有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的哲学家。虽然他以政治哲学闻名于世，但实际上在很多哲学领域（如形而上学、本体论、知识论、逻辑学和道德哲学等）都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其中包括人生哲学。在人生哲学文献极其稀缺的背景下，诺奇克的人生哲学显得更加醒目，也更值得我们关注和讨论。

　　一、检验人生

　　诺奇克专门探讨人生哲学的著作是《被检验的人生》。此书标题源自苏格拉底的一种说法：未经检验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生活。虽然苏格拉底的这种说法有些过于严厉，但是诺奇克认同苏格拉底的基本观点，即我们应该检验我们的人生，应该按照自己深思熟虑的思想来指引我们的生活。因为只有经过了这样的检验，它才成为我们所过的生活，而非别人的生活。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起码可以说，未经检验的生活不是一种真正的生活。

　　检验生活，就是对人生给予一种哲学沉思。沉思人生需要人生哲学的帮助，但遗憾的是，人生哲学方面的经典著作不多。西方哲学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个是理论哲学，另一个是实践哲学。属于理论哲学的有形而上学、认识论、语言哲学、心灵哲学、科学哲学和知识论等，属于实践哲学的有政治哲学、道德哲学、法哲学和社会哲学等。在所有这些方面，从古至今的哲学家进行了大量的思考，相关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但是关于人生哲学，其文献则十分稀少。按照诺奇克的看法，西方的人生哲学著作屈指可数：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伦理学》、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的《沉思录》、蒙田（Montaigne）的《随笔集》以及萨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的散文。阅读人生哲学的著作，有助于我们理解人生是什么，督促我们思考自己应该过一种什么样的人生。虽然我们的人生不太可能与我们所读之书是一样的，但是没有它们，没有通过它们来反思我们自己的人生，我们的生活就会呈现出另外一种样子。

　　沉思人生不仅需要人生哲学来引导，而且更需要人生楷模来激励。诺奇克把释迦牟尼、苏格拉底、耶稣、甘地等人看作人类的楷模，看作光辉的个人榜样，看作我们的精神导师。如果我们把这些人当作我们学习的榜样，那么我们向他们学习什么？换言之，他们具有哪些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诺奇克归纳了这些人生楷模具有的一些精神特征。首先，他们认为什么东西重要，他们就去追求它们，把它们实现出来，锲而不舍。他们认为重要的东西本质上是一些值得赞美的价值，例如，在苏格拉底那里是探究精神，在释迦牟尼那里是慈悲为怀，在耶稣那里是爱，在甘地那里是非暴力行动和真理。其次，他们带有某些共同的特性，如仁慈，非暴力，热爱生命，简朴，直率，诚实，纯洁，保持专注，思想强烈，内在的平静，对物质利益和世俗声名的相对的不关心，四射的能量，巨大的内在力量。最后，他们用自己的人生表达了存在于人类中的最好东西，并且使我们认识到这些最好的东西是什么。通过他们的人生，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所欠缺的人生高度，并且为没有能够把我们自己最好的东西实现出来而感到歉疚。

　　假设我们读了诸如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这样的人生哲学经典，而且收获良多，再假设我们赞赏诸如甘地这样的人生榜样，激励自己向他们学习，那么我们是否能够使自己的人生道路变得更为顺畅？在诺奇克看来，人生哲学和人生榜样确实会有帮助，但不会太多。因为人生是一件重大而复杂的事情，每个人因其不同的性格特征和生活环境而有不同的人生道路。通过阅读各种人生哲学的经典，我们知道每个人都具有巨大的潜能和多方面的能力，我们应该全面地发展我们的所有能力。通过了解这些人生榜样，我们知道他们大都在某个方面有令人惊异的表现和成就，如苏格拉底的探究精神，释迦牟尼的慈悲，耶稣的爱，甘地的非暴力。但是从人生哲学的观点看，诺奇克所说的这四位榜样也都具有一些人生缺欠，比如说他们或者没有家庭和孩子，或者很少与家庭成员一起生活。这样我们就会面对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中提出的问题：我们是追求最充分的发展和运用我们的最好能力，还是追求全面发展我们的所有能力？

　　无论我们如何选择，都会有所得也有所失。然而，对于我们个人而言，我们的选择却有正确与错误之分，起码有合适与不合适之分。我们最终选择什么，这取决于智慧。我们需要智慧来指引我们的人生道路，而智慧会使我们过一种适合于自己的独特生活。人生需要智慧来引领，正如“哲学”这个词的本义就是爱智慧。

　　什么是智慧？按照诺奇克的观点，智慧有三层意义。首先，智慧是对“什么东西重要”的一种理解，而这种理解充满了（有智慧的）人的思想和行动。智慧的理解是特殊的，其特殊性存在于三个方面，即特殊的人生问题、生活的特殊价值以及所涉及事物的特殊性质。每个人都知道的东西也有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它不能算作智慧。其次，智慧是实践的，在人类生活中非常有用。智慧是你需要领悟和拥有的东西，以便更好地度过人生和处理其核心问题，避开自己所处的人生困境中的各种危险。智慧是用来指导生活的，但是，如此被指导的生活不一定需要复制智慧的全部。

　　理解在人生中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并且据此来指导自己的人生，这是智慧的两层意义。除此之外，智慧还有一层意义。亚里士多德认为，生活中最重要的一种善是内在于人生之中的：我们应该成为在各种环境中都具有以正确方式来生活的能力的人，并且我们应该通过对这种能力的有技巧和有智慧的运用来度过人生。智慧及其运用能够成为自我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种自我在应用和发展智慧的过程中得以展现。这样，智慧就不仅是达到其他目的的一种重要手段，而且自身也是一种重要的目的，是我们的人生和自我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

　　二、人生的三大主题

　　沉思人生就要思考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人生过程，思考构成完整人生的各个重要方面，其中特别是思考一个人应该走什么样的人生道路。如果我们不想让自己的人生处于放任自流或随波逐流的状态，那么我们确实需要认真思考自己的人生追求。我们究竟应该追求什么？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追求两种美好的东西：从内在感觉来说，他们追求幸福；从外在目标来说，他们追求所爱的对象。同时，人们通常也都在避免一件不好的东西，即死亡。对于任何思考人生的人们来说，幸福、爱情和死亡是人生的三个永恒主题。

　　让我们先考虑幸福。幸福是人生中的重要事情，是构成一种完美人生的重要因素，对于某些人来说，它甚至是追求的唯一目的。如果我们非常看重幸福，那么我们所说的幸福是指什么？幸福是一个复杂的观念，通常很多不同的东西都被归于幸福的标签之下。诺奇克认为存在三种类型的幸福：“第一，为这样或那样的事情（或者为很多事情）而感到幸福；第二，感到现在自己的生活是美好的；以及第三，对自己作为整体的生活感到满意。”第一种类型的幸福是为某种特殊事情而感到幸福，这是一种当下的内在感觉。第二种类型的幸福更为复杂，它是指这样一些特别的时刻，在那时你幸福地感觉到，没有任何其他东西是你还想得到的，你别无他求，因此你的生活是美好的。第三种类型的幸福是对作为整体的人生感到满意，这是一种元层面的幸福，是对整体生活的一种评价。

　　无论我们如何定义幸福，起码我们可以承认，幸福是我们内心的一种快乐感觉。除幸福的含义之外，不同的哲学理论也对幸福在人生中的意义问题上争论不休。对于某种传统的道德哲学来说（如功利主义），幸福是人们追求的唯一目的，而所谓幸福就是得到快乐或免除痛苦，评价人生的唯一标准就是它所包含的幸福总额或数量。

　　功利主义主张，幸福是我们人生的唯一目的。诺奇克反对功利主义，他认为在关于人生的哲学反思中，我们可以发现幸福不是唯一的目的。一方面，虽然幸福需要以物质的东西为基础，但它本身归根结底是一种内部的感觉；另一方面，除从内部感觉我们的生活过得如何以外，我们还关心事情本身。为了表明我们确实关心事情本身，诺奇克提出了一个关于“体验机”的思想实验：让我们想象这样一台机器，它能够让你得到你可能想要的任何体验（或一系列体验）。当你进入这台体验机的时候，你可以有写作一首伟大诗篇的体验，或者带来世界和平的体验，或者爱上某个人并且转而又被爱的体验；你能够体验到这些事情之可感的快乐，可以“从内部”过你最喜欢的梦想生活；你可以把你想要的体验编成程序，如果你的想象力枯竭了，你可以使用图书馆，里面有传记作者、小说家和心理学家给出的各种建议。总之，这台体验机能够为你提供你想得到的一切体验。然后诺奇克问道：你是否愿意在这个机器罐子中度过你的余生？

　　显然，没有人愿意在这个罐子中度过自己的一生。因为除了从内部感觉事情怎样之外，我们关心更多的东西；因为除了幸福的感觉之外，人生中还有更多的事情。我们关心我们的人生实际上是什么样的，而不仅仅是我们感觉到它是什么样的。我们期望与真实的世界发生重要的联系，而不是生活在幻想之中。人生需要梦，但不能总是生活在梦中。如果说幸福是一种内部的感觉，那么爱则涉及自身之外的对象。当然，一个人也可以爱自己，但这不是“爱”这个词的通常用法。我们所爱的这些外在对象可以是物质的东西，比如说收藏者迷恋的各种稀罕玩意，也可以是其他人，如爱自己的父母或自己的孩子，其中最强烈、最典型的就是爱情。

　　当人们处于爱情中的时候，这是一种强烈的迷恋状态。但是有时候，一个人的爱情没有得到对方同等程度的回应，就变成了单相思。当爱情变成单相思的时候，诺奇克生动地描述了那些我们或许非常熟悉的事情：“神情忧郁，不断思索错误发生在哪里，幻想错误得到了纠正，在某个地方不断徘徊以看上那人一眼，打电话以听到对方的声音，觉得所有其他的事情都平淡无聊，偶尔还有自杀的念头。”

　　对另外一个人的迷恋，无论以什么原因和在什么时候发生，无非两种结局，或者它无果而终，或者它转变成一种持续性的浪漫爱情。如果是后者，伴随着这种持续性的浪漫爱情，你会产生这样一种感觉：你自己的福祉与你浪漫相爱的那个人的福祉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你所爱的人受到了伤害或羞辱，你也受到了伤害；如果某种美妙的事情落在了她的身上，你也感到幸福。诺奇克认为，当两个人在爱情中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形成并且构成了世界上的一种新实体，而这种新实体可以被称作“我们”。在诺奇克看来，与对方形成一种“我们”的欲望不仅仅是伴随浪漫爱情偶然发生的事情，而且是内在于爱情本性之中的，它是爱情的意义所在。

　　这种作为“我们”的新实体代表了两人所产生的一种新身份认同，而个人自我能够以两种不同方式与它相关联：或者把“我们”看作自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或者把自我看作这种“我们”的一部分，包含在“我们”之内。诺奇克认为，虽然男女双方都把这种“我们”看作对于自我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对于自己与这个“我们”的关系，男人与女人则持有不同的态度。大部分男人可能会把“我们”画作自我之内的一个方面，即自我的圆圈包含着“我们”的圆圈，而大部分女人则可能会把自我画作“我们”的一部分，即“我们”的圆圈包含着自我的圆圈。但是，在任何情况下，这种“我们”都无需消灭个人的自我，也不需要使其失去任何自主性。

　　除了幸福和爱情，死亡是人生的第三个永恒主题。虽然每个人都明白死亡是他一生注定的结局，但是所有人都试图把这个结局往后拖延。无论一个人是否能够真正对延长自己的寿命起到作用，然而起码人们可以使用某些方法来安慰自己。诺奇克就找到了安慰自己的绝妙方法：为了拖延自己的人生走到终点，我们要设法不让自己的人生旅途走到一半。虽然我们无法让自己的人生之旅真正停在某个点上，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创造新的中点来调整一半的界限。具体来说诺奇克的绝妙方法是这样的：“还不到人生的一半”，在 30多岁或 40岁之前，可以使用这样的说法；“大学毕业后职业生涯的一半”，直到45岁时都可以使用这种说法；而“大学毕业后到死亡的一半”，这是过了50岁可以使用的说法。这种中点的调整是持续不断的，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让我们觉得，前面还有与后面一样多的时间，正如前面还有与后面同样多的好事在等着我们。

　　诺奇克的这些说法当然有开玩笑和自嘲的意思。他关于死亡的真正想法是：我不确定，我们是否应该这样迷恋于活下去。他对于害怕死亡提出了这样的质疑：我们真的希望一直继续活下去？我们希望永远拖着自己衰老的身体到处转悠？如果真是这样，我们是不是过于贪婪了？人生中有没有一个点，在那里我们可以说此生足够了？

　　由于人们害怕死亡，不愿意相信自己的全部存在都会在死亡中被抹去，所以各种不同的宗教都提出了永生的观念，用另外一个层面的存在来超越生命的终结。诺奇克对各种宗教中的永生观念提出了批评：这些关于“死后”的作品看起来都是幼稚可笑的。他问道：相信这样的理论，这可能是美好的，但是真理不是更严酷吗？在他看来，此生是能有的唯一存在，死后能有的只是虚无。虽然死亡确实是人生的终结，但是死亡并非总是把一个人的生命边界标示为存在于生命外面的终点。因为有时候，它也是人生的一部分，并继续以某种重要的方式讲述它的故事。诺奇克认为，苏格拉底、亚伯拉罕·林肯、圣女贞德、耶稣以及朱利叶斯·恺撒，所有这些人都有这样的死亡：这种死亡是其人生的另外一幕，而非简单的结束，而且我们能够把他们的人生看作朝向这些永垂不朽的死亡的过程。

　　虽然大多数人都迷恋于一直持续到终点的生存冲动，但是诺奇克却发现另外一条道路更有吸引力。他认为，在经过了一场丰富的人生之后，一个人如果仍然精力充沛、思想敏锐和行事果断，那么他就可以严肃地选择为了他人或某种高尚和正派的事业而过一种冒险的生活，或者为此而献身。这个决定不应该轻率地或过于迅速地作出，但是在自然的终点之前的某个时候（他认为目前健康水平所建议的年纪是在70岁至75岁之间），一个人可以把他或她的思想和精力引向以更戏剧性的和更危险的方式来帮助他人，而更年轻、更谨慎的人们则不愿意冒这样的风险。这些活动可能包含巨大的危险，如护理患有传染病的人会冒健康的风险，把自己置于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会冒人身被伤害的危险，比如说甘地和马丁·路德·金所从事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和和平活动。诺奇克也意识到这样的道路不会适合所有人，但是他认为某些人会认真考虑把自己的余生用于这类有益于他人的勇敢的和高尚的事业，用于促进真、善、美或神圣的事业。用诺奇克的话说：“不要准备优雅地离去告别，也不要为生命之光的熄灭而怒气冲天，相反，在接近于终点的地方，应该让生命之光发出最耀眼光芒。”

　　三、神学问题

　　人们通常认为，西方人（包括哲学家在内）都信仰宗教（基督教）。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在西方只是一部分人信仰宗教，而且自近代以来，信仰宗教的人一直在不断减少。对于西方人来说，基督教和上帝是他们文化和历史的一个重要部分，也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因此，对于任何一种思考人生的西方哲学来说，上帝和宗教问题是绕不过去的。但是对于不同的人，探讨上帝和宗教的态度与方式可以有很大的差别。

　　在西方漫长的中世纪期间，基督教曾经一统天下，它不仅支配了整个社会生活，而且也支配了包括哲学在内的整个文化。但是，经过 17至 18世纪的启蒙，无论是对于社会生活还是哲学，基督教都失去了原有的支配地位。自休谟以后，特别是尼采以后，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已经不再有可能信仰任何宗教和上帝了。诺奇克就是这种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他对待宗教的态度特别值得我们重视。诺奇克不是基督教徒，当然也不是任何宗教的信徒。因此，看看他如何对待宗教的论题，这对于所有哲学家都是有教益的。

　　在讨论上帝概念或宗教论题的时候，诺奇克的态度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他觉得这些关于上帝和宗教的思考是有趣的，起码作为一种非科学的幻想是有趣的；另一方面，他不相信上帝的存在以及相关的神学解释，从而希望把它当作无意义的东西打发掉。基于前者，诺奇克认为，“在我们的思想时代，界定宗教感的东西不是实际的信仰，而是把宗教或上帝仅仅当作一种可能性而加以思考的意愿”。基于后者，他对上帝的话题提出了质疑：“在 20世纪——或者在 57世纪——我们真地能认真对待上帝吗？”

　　在西方，关于上帝的讨论涉及很多问题，有些在今天看来十分琐碎和微不足道。但是有两个基本问题几乎贯穿于所有的基督教神学中：一个是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另外一个是解释上帝为什么容许世界上存在罪恶。诺奇克也讨论了这两个问题，而通过思考他如何来讨论这些问题，对于我们具有某种启示作用。

　　首先我们来看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在整个中世纪，证明上帝的存在一直是经院哲学的首要任务，而且经院哲学家们也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证明。直到笛卡尔的时代，哲学家们仍然在从事这样的工作。笛卡尔主张，上帝的概念把上帝规定为最完美的，而上帝的完美性意味着它必然存在。这种证明就是所谓的本体论证明，它得到了很多拥护者的赞同。

　　在诺奇克看来，所有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都是失败的，因为它们只是在上帝的概念上兜圈子，不能提供其存在的令人信服的证据。要证明上帝存在，就要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要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就需要某种明确的信号。问题在于，迄今为止没有人能发现这种信号。诺奇克认为，能够成为上帝存在之信号的东西应该具有这样一些性质：它是地球上所有生命的能量之源，它使整个天空充满了它的光辉；它的存在人们无法怀疑，它倾泻出数量极为巨大的能量，而人们所得到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它具有无与伦比的巨大力量，温暖着人们，照亮了他们的道路，他们每天的身体节奏都取决于它；它为地球上所有生命的起源和发展过程提供了能量，但它本身不能是由其他星系的更高级存在所创造出来的，或者不能是由低于宇宙创造者的任何存在所创造出来的。

　　这个信号是什么？太阳。显然，诺奇克在这里有点开玩笑的意思。太阳确实存在，然而它不适合于证明上帝的存在，即使把它看作一个信号确实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种统一的解释，即为什么上面所开列的所有这些性质恰好都共同存在于一个对象之中。既然我们发现难以想象上帝如何能够为他的存在提供任何明确的信号，而这种信号会成为一种永远令人信服的证据，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期望自己能够提供上帝存在的证明？换言之，在诺奇克看来，没有人能够证明上帝的存在。

　　除了上帝存在的证明，另外一个重要的神学问题是如何解释罪恶。我们的世界存在各种罪恶，这是一个事实，然而这一事实同上帝的观念相冲突。正如传统的神学理论所认为的那样，上帝具有这样的属性：全能、全知以及全善。如果上帝具有这样的属性，那么它就不会允许罪恶的存在。也就是说，上帝的属性与罪恶之间存在观念上的冲突。假如我们能够消除其中的某种属性，就会使这种观念上的冲突不那么严重。如果上帝不是全能的，那么罪恶可能会存在，因为上帝无法制止它。如果上帝不是全知的，那么罪恶也可能会存在，因为上帝不知道自己在创造世界时创造出了它。如果上帝不是全善的，如果上帝并不在乎存在罪恶，或者如果上帝是恶毒的，那么罪恶同样可能会存在，而且也不会有任何（观念上的）问题。但是，如果消除了这些属性，那么上帝也就不是上帝了。看起来，没有任何方法能够把这些全能、全知和全善的特征与世界上罪恶的存在两者调和起来，而无论这种罪恶是某些人对其他人所做的恶行，还是给人们造成巨大伤害的自然事件（如地震）。

　　对此，各种神学理论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其中主要有如下三种。首先，有一种神学理论主张，罪恶不是实在的东西，它是一种缺失；不是上帝造成了罪恶，而是他没有使所有的地方都具有足够多的善。这种神学解释完全否认罪恶的存在。诺奇克认为，这种观点根本就是没有道理的，特别是对于那些经历过罪恶或者深受罪恶之害的人。其次，另外一种神学理论认为，罪恶在世界上具有教育我们的作用，我们经历了罪恶，并且从所遭受的苦难中获得智慧，这样，上帝仁慈地为我们提供了教育。诺奇克对此提出了质疑：为什么我们不是被造成具有一种更高级的地位，以便我们实际上不需要通过这个使人痛苦的学习过程？最后，还有一种神学理论认为，罪恶产生于自由意志，神创造出了具有自由意志的人类，而且也认识到他们有时候会用它去作恶。诺奇克对此提出了这样的质疑：一方面，并非所有发生在某些人身上的坏事都是其他人行动的结果，也存在着自然的灾害，如地震、风暴等等；另外一方面，如果上帝想创造具有自由意志的存在，那么他难道不能预料到其中哪些会（滥）用他们的自由意志来做坏事，这样就干脆不把他们创造出来了？在诺奇克看来，对于世界包含罪恶的问题，任何神学都不能提供一种适当的、内在的、令人满意的解释。

　　四、两个诺奇克？

　　即使本文的主题是人生哲学，我们最后也需要讨论一下政治哲学，因为毕竟诺奇克以政治哲学的观点闻名于世。1974年出版的《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使他成为举世称道的哲学家。但是令所有人感到迷惑不解的是，诺奇克此后就再也没有回到政治哲学的主题上来。鉴于这本书的巨大影响，全世界很多关心政治哲学的人都想看看诺奇克再说些什么，特别是其中一些人希望他继续高举“极端自由主义”（libertarianism）的大旗。但是，诺奇克始终一言不发，直到过了15年之后，他才简略地谈到对自己早期著作的看法。

　　在《被检验的人生》（1989）第一章“导论”中，诺奇克说：“我早期曾写过一本政治哲学的著作，这本著作提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观点，而这种观点我现在看来是非常不当的。”而且，诺奇克也承认，一些人在同他交谈时，通常想让他继续坚持那种年轻时的极端自由主义立场，尽管在他看来，这些劝他续写《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的人们不仅自己并不信奉其中的极端自由主义观点，并且大概也会希望任何人都没有持有过这种观点。

　　从诺奇克后来的观点看，他早期的观点是“非常不当的”。为什么早期的观点是非常不当的？诺奇克认为，在这种早期的极端自由主义中，唯一的关注点是个人权利，从而缺乏两种重要的考虑：一种是人道的考虑，另外一种是团结的考虑。

　　在政治哲学的问题上，看起来存在两个诺奇克。对于早期的诺奇克，个人权利是至高无上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它能够压倒其他的一切价值。对于后期的诺奇克，个人权利、人道和团结都是重要的价值，在制定社会政策时应该得到兼顾。这样，在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上，早期的诺奇克与后期的诺奇克产生了对立。让我们对两个诺奇克的对立观点加以具体的分析和论证。

　　后期的诺奇克重视团结的价值，基于这种价值，我们应该从事官方的共同合作事业，以推进所有人的福利。对此，早期的诺奇克会提出这样的反驳：个人拥有其平静生活不受干涉的权利，而这种官方的行动会侵犯人们的权利，干涉人们的自由和自主。后期的诺奇克则会这样来回答：“对价值之表达和象征的关切可以最好地和最突出地——更不用说能最有效地——以共同的和官方的方式（即以政治的方式）得到表达，而这种共同的和官方的关切则是对个人自我表达的关切的延续。”后期的诺奇克反对早期的极端自由主义观点，因为它只看政府的意图，不看它的意义，而且它对意图也采取了过于狭隘的观点。

　　后期的诺奇克也重视人道的价值，基于这种价值，我们应该帮助贫困者，改善他们的生活处境。对此，早期的诺奇克会基于个人权利反驳说：人们不是拥有不去感受团结和关切贫困者的权利吗？如果是这样，那么社会基于什么权利替其他人来表达他们自己选择不去做的事情？后期的诺奇克则会这样来回答：“这些其他人应该感受到——如果他们感受到了，那么他们会是更好的人——对公民同伴（以及对人类同伴，也许也对生物同伴）的关切和团结的纽带，尽管他们确实有权利不去感受这些。”而且诺奇克认为，如果某些人没有感受到需要帮助他人，那么他们的公民同伴或许就需要替他们说话，以掩饰他们缺乏对别人的关切和团结。而需要他们的公民同伴来替他们掩饰，这样做或许是出于礼貌，或许是因为拥有对关切和团结的共同公共认可对这些其他人很重要，因为只有这样做，他们才不会被迫注意到他们的某些同胞是多么冷漠和多么不人道。

　　无论是基于团结的考虑去推进官方的合作事业，还是基于人道的考虑来帮助贫困者，都需要资金的支持。政府本身不能制造金钱，所需要的资金只能来自其他人缴纳的税费。对于为此而收税，早期的诺奇克肯定会加以反对：为什么那些想要和需要这些社会事业的人们不是自愿地做出贡献来资助这些公共项目，而是向对任何项目都不感兴趣的其他人收税？后期的诺奇克回答说：一种项目以这样的方式得到支持，以人们自愿的方式提供赞助，虽然这是有价值的，但是它不会意味着这个社会庄严地、标示性地和象征性地证实了这些关切和团结纽带的重要性和核心地位；这种事情的发生只能通过它的官方共同行动，以整体的名义讲话。问题的关键不仅仅在于去实现某种特殊的目的——这单凭私人捐助也能做到，也不仅仅在于使其他人给予资助——这可以通过占用他们的资金来实现，而且更在于，在其所重视的事情上，要以每个人的名义、以社会的名义庄严地讲话。

　　诺奇克的极端自由主义通常被看作是坚决维护资本主义的，把它当作一种社会理想加以追求。关于资本主义，早期的诺奇克关注的是这样一些东西：自由和自愿的交换，生产者在市场中相互竞争以服务于消费者的需要，个人按照自己的喜好行事而没有外部的强制干涉，国家在贸易中作为合作方而发生联系，每个人都得到了其他人所选择提供的服务而对方也是如此，没有人把牺牲强加在他人身上。后期的诺奇克则认为，除了上述性质以外，资本主义还具有另外一面：“国际性的掠夺，公司为了特权在国内外贿赂政府，而这些特权能够使它们免于竞争以及利用它们的特别地位来牟利，支持独裁政权——通常建立在酷刑上的政权——而这个政权也反过来支持这个如此界定的私有市场，为获得资源或市场版图而进行战争，通过监工或雇主来统治工人，公司隐瞒关于其产品或制造过程的有害作用的秘密，如此等等。”也就是说，后期的诺奇克不仅关注资本主义的权利方面，而且也重视它的有害方面。总而言之，后期的诺奇克对早期的诺奇克进行了反省，他开始接受平等的观念，主张帮助贫困者，赞同推进所有人福利的公共项目，强调社会团结，反对财富和地位的持续不平等，提倡对遗产的继承加以限制。也就是说，后期的诺奇克变得更像他早期所批评的罗尔斯了。尽管所有这些思想变化都是值得称道的，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让人们永远记住的仍然是那个作为当代极端自由主义之代表的诺奇克。

　　                      

　　                   文章原载于《南开学报》

　　                               202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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