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十大律师新闻
上世纪八十年代,全国只有200余名律师。四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的法律服务市场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司法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年底,全国执业律师达到47.3万人,是1980年律师人数的2365倍。 四十年的时光转瞬即逝,回望中国律师四十年,许多精彩的事件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反观即将过去的充满魔幻主义色彩的2020年,律师业发生了哪些大事件,又将在人类的法治长河中留下哪些足迹呢? 高度: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律师行业发展 2020年11月16日至17日,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召开“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 这次会议最重要的成果就是提出了“习近平法治思想”,把习近平法治思想确立为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在这一时代大背景下,习近平法治思想将如何引领律师队伍建设? 12月20日,中国法学会律师法学研究会以“全面依法治国新时代的律师与律师法”为主题,紧密围绕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精神与律师行业的未来、全面依法治国与律师行业新机遇、律师法的修改、律师队伍建设等重要课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此次交流,对于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精神,找准律师法学研究前进方向,服务律师制度改革发展,加强律师队伍建设,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意义。 温度:中国律师众志成城战“疫”纪实 如果要评选2020年十大热词,战“疫”一定入选。在全世界人民共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时刻,律师,这一充满社会责任担当的群体,亦未缺席。 疫情伊始,各大律师事务所即积极组织人员捐款捐物。除医用物资支持外,针对疫情防控期间出现的法律问题,律师们也立足专业,积极编撰涉疫情法律问题汇编,为群众及时答疑解惑。 此外,受疫情影响,很多律所出现了裁员、降薪现象,而这些时代的一粒灰,终究如一座大山般,压在了青年律师的身上。突如其来的降薪,使得房贷、车贷、房租等没了来源。 意识到这一现象后,很多律所迅速出台《关于给予律师会费补助等帮扶鼓励的决定》等扶持政策。针对青年律师给予会费补助,同时,对滞留湖北的律师给予生活补助;对父母、配偶及子女系驰援湖北抗击疫情的医护人员的律师家庭予以奖励等帮扶政策。 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只要中国律师众志成城,我们就必将战“疫”成功,还世间安宁。 热度:律师界刮起学习宣传民法典潮流 民法典颁布以来,全国上下展开了一场学习、宣传民法典的热潮。 其中,北京安通律师事务所第一时间组织律师学习民法典、积极撰写专业文章,并特别邀请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王利明教授撰写评析文章。本刊也于2020年第23期策划《律师眼中的民法典》封面专题进行深度报道。 徒法不足以自行,民法典的生命在于实施。 5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法典专业性较强,实施中要充分发挥律师事务所和律师等法律专业机构、专业人员的作用,帮助群众实现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律师作为一线法律实践者,是准确适用民法典、依法保障人民权益的重要力量。 律师作为依据民法典解决民商事纠纷的重要参与者,律师群体准确理解民法典、科学运用民法典,是民法典能够准确适用的重要环节,也是民法典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的关键环节。 因此,律师群体一定要带头宣传、推进、保障民法典实施,争做学习、遵守、维护民法典的表率。 广度:律所规模化是过程还是目标? 10月31日,一家律所单体突破一万名律师的新闻,迅速引爆了法律人的朋友圈。本刊也于2020年第42期策划《万名律师在盈科》封面专题报道。 盈科所的快速扩张,引发了律师行业的一大话题:规模化是不是中国律师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规模化,从字面来看,即意味着做大。而根据《民主与法制》周刊总编辑刘桂明的观察,中国律师业的规模化发展主要分为自然做大、一元做大、合并做大、联盟做大、布局做大、联邦做大、火炬做大、联姻做大、巡回做大、专业做大等十种模式。 除像盈科这种布局做大的模式外,今年律所做大模式的一大亮点,就是合并做大。2020年,疫情之下,多家律所选择“抱团取暖”,律所合并的新闻屡见不鲜。 6月17日,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与上海汇臻律师事务所合并;8月8日,天津金诺律师事务所与天津罗维律师事务所这两家一体化管理的律所签订合并协议;11月9日,上海博和律师事务所与上海汉商律师事务所宣布合并。 需要注意的是,律所合并并非简单的“一并了之”,而涉及律所之间在文化、理念、财务、管理、人员上的整合。说到底,律所是一个人和性组织,律所的核心财富在于人,律所之间如何确保合并之后的“婚后生活”甜蜜如初,则需要律所管理者在如何凝聚人心、打造律所文化、增强律师的归属感上下功夫。 此外,以浙江靖霖律师事务所、山东求新律师事务所为代表的刑事律师机构现象,也逐渐成为律所规模化做大的一大亮点。 然而,在很多律所追求做大的同时,北京衡宁律师事务所、北京周泰律师事务所、北京星来律师事务所却选择做小,走了专业做精的路子。 说到底,规模化只是律所做强的一个手段,而非最终目标。既然是手段,如果能在细分领域深耕做强,精品所未尝不是一种可取路径。 维度:律所线上办公时代来临 2020年,一场新冠肺炎疫情,为整个社会按下了“暂停键”。 然而,作为一个需要不断更新知识、学习热情高涨的群体,律师们则通过线上课堂,按下了弥补知识短板、总结办案心得、分享执业经验的“快进键”,将一场自然危机化为了一次提升自我能力的契机。 线上课堂形式,也在这个春天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春天。因为有了百花齐放的春天,必然会拥有收获满满的金秋。 疫情防控期间,学有所长的律师们纷纷化身“网红主播”“直播达人”在线“带货”;青年律师、法科学子在线点赞、打赏、“送火箭”;律所、法律科技平台纷纷使出看家“大招”举办线上论坛,参加这场“比武大赛”。本刊也于2020年第16期策划《律师直播课堂来了》封面聚焦,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深度报道。 无论是被动接受,还是主动选择,毫无疑问的是,在这特殊的一年,无数法律人通过鼠标、透过屏幕、打破了地域的限制,聆听到了优质的法律课程。 随着疫情渐渐远去,生活回归正常,线下面对面的交流机会逐渐增多,线上分享与线下交流相互补充的方式,正在改变着法律人的交流模式。 宽度:共享概念增强律师凝聚力 今年以来,共享律所的概念成为律师界热议的“新宠”。 早前,上海正策律师事务所就在寸土寸金的陆家嘴创建了“飞岛”。随后,北京衡宁律师事务所将全所打造为共享空间、北京周泰律师事务所开设“泰享空间”,为异地来京的律师同行无偿提供办公、休息区。共享空间,一方面,降低了律所的运营成本;另一方面,也尽显律师同行间守望相助的人文关怀。 与共享空间类似的是,今年以来,律师联合大厦的新闻频繁见诸报端。 7月27日,连云港首家律师大厦投入运营。 其实,律师大厦的概念并不是第一次被提出,早在2016年9月1日,北京联合律师楼正式启用。 将法律服务聚集在一栋楼里,真的能实现共赢吗?律师大厦现象,是不是未来律所发展的一个趋势? 支持者认为,律师大厦相当于一个孵化器,有利于中小律所朝大所、强所方向发展。反对者认为,律所的管理与经营模式、经营理念是律所发展的痛点要点。通过律师大厦的方式,可能对律所发展的作用不是太大。 综合来看,将中小型律所汇集在一栋楼中,统一规范化监督管理、提供同行学习交流的平台,对于提升律所的服务能力、服务水平来说,有一定帮助。但对于行业发展的影响如何,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制度:利好政策引发海南分所现象 1988年4月,根据党中央决策,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正式批准设立海南省,划定海南岛为经济特区。4月26日,中共海南省委、海南省人民政府正式挂牌,中国最年轻的省份和最大的经济特区宣告成立。 新生的特区,造就了“十万人才过海峡”的盛况,也给海南的律师行业带来了蓬勃生机。从此,海南这个祖国美丽的海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进入了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历史新阶段。 2018年4月13日,习近平同志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赋予了海南经济特区改革开放又一新的历史使命——建设自由贸易港,为步入而立之年的海南献上了一份厚重的生日礼物。 随着海南自贸港建设战略的提出,大量内地律所涌入海南开设分支机构。截至2019年,海南拥有各类律所137家、律师2871人。 而自2019年10月到2020年6月,短短8个月间,海南新增62家律所,律师人数超过了3200名。 对所有律所来说,当下的海南,仍是一片充满机遇、尚待开垦的市场。未来,究竟是攻城略地,还是合作共赢?无论如何,2020年,显然给海南法律服务业带来了全然不同的新气象。 长度:律所基业常青的代际传承 2020年4月14日晚,一封方达创始人周志峰即将离开方达的告别信,迅速引爆了法律人的朋友圈。 10月18日,君合律师事务所召开合伙人大会,会议选举产生新一届管理委员会。高级合伙人华晓军当选为管委会主任。 自1993年确立管委会制度以来,这已经是君合第十五次换届选举。其间,肖微曾六次交棒,但最终均“棒回其手”。 就传承而言,此番交棒是律所管理权力的首次代际交接。 近几年,中国律所的传承问题,逐渐成为律师界的热门话题。 以“92派”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合伙制律所,几年前就面临第一代创始人退休,第二代管理者“继任”的问题,截至目前,金杜、中伦、环球、通商、隆安、大成等律所已完成代际交替。 成功的代际传承,不仅表现在律所管理权力的交接,更意味着核心资源由“人”向“组织”转移。“初代主任”与“二代主任”能否平稳交棒,往往决定了这家律所后续能否健康发展。 何时交棒?以何种方式交棒?交接之后,交棒者应该恪守哪些原则?这些问题,都是律所管理者在面对权力交接时,需要认真思考的议题。 厚度:律师参政议政贡献行业智慧 1949年9月,在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662名代表中有14位律师,选出的180名委员中有9位律师。 1979年,辽宁律师陈庆阳被选为鞍山市铁东区人大代表,成为我国地方最早的律师人大代表。1988年,全国人大代表中首次出现了律师的身影。 2020年,受疫情影响,在“延期”“缩水”举办的“云上两会”中,律师代表、委员依然积极建言献策。全国人大代表肖胜方、车捷,全国政协委员迟日大、彭静,均提出了关于修订传染病防治法的议案、提案以及关于完善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工作的建议。同时,全国人大代表朱列玉、李宗胜、黎霞,全国政协委员吕红兵聚焦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和全面禁食野生动物等话题。此外,受疫情影响,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受到重大影响,针对这一现象,全国人大代表、北京金城同达(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方燕建议,向中小企业收取的部分行政事业性费用可以暂缓,给中小微企业一个缓冲期。小微企业因疫情影响造成的资产损失,可依法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对生产疫情防控物资的小微企业,优先落实相关税费减免政策。 据统计,截至目前,律师担任“两代表一委员”人数已增长至共8895人,其中担任各级人大代表2790人,担任各级政协委员5439人,担任各级党代会代表666人。 律师代表委员们充分利用自己精通法律、洞悉社会的职业优势,倾心竭力,认真履行参政议政的神圣使命,促进国家法治建设,推动社会进步。律师的议案和提案往往与法治息息相关,与民生紧紧相连,紧贴国家大局,律师这一群体,正逐渐成为参政议政舞台上的“明星”。 角度:律师职业伦理引发深思 12月4日,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张家慧受贿案。 随后,媒体曝光张家慧案一审判决书。判决书显示,先后共有18名律师直接或间接向张家慧行贿超过2000万元。这18名行贿的律师中,包括海南省律师协会副会长、海南省政协委员。 这一消息迅速引爆了舆论场。 在老百姓的认知中,法律是很严肃的事情,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司法作为维护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律师、法官、检察官,都是这道防线的忠诚守护者。 但是,在张家慧面前,法律却成为任其打扮的小姑娘。而在涉案的“勾兑派”律师面前,法律却成为他们买卖权力的手段,将当事人的银子送过去,把法官的权力买过来。 而更令我们细思极恐的是,涉案律师所代理的案件背后,有多少案件是被枉法裁判的。每个案件背后,又有着多少蒙冤家属无声的泪水。 张家慧案背后折射出的律师职业伦理问题,值得每个法律人深思。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以上事件,也许只是中国法治进程中的一串车辙,但是,每一道凹痕,都记载着中国律师业每一个进步的印记。 (综合中国律师、律新社、智合等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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