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苏东坡传》第五章： 父与子

　　

　　第五章： 父与子

　　  父子三人和两个儿媳妇，现在已经准备妥当，即将晋京。这次和前一次自然不同。三人已是文名大著，宦途成功几乎已确然无疑。这次举家东迁，要走水路出三峡，而不是由陆路经剑门穿秦岭。这次行程全长一千一百余里，大概是七百里水路，四百里旱路，要从十月启程，次年二月到达。用不着太急，因为有女人同行，他们尽可从容自在，在船上饮酒玩牌，玩赏沿途美景。两个妯娌从来没有离开过老家。心里知道这次是与进士丈夫同游，但可没料到她俩是在大宋朝三个散文名家的家庭里，而且其中一个还是诗词巨擘呢。一路上兄弟二人时常吟诗。那时所有读书人都会作诗，藉以写景抒情，就如同今天我们写信一样。子由的妻子姓史，出自四川旧家。东坡妻子的地位年龄较高，她属于实际聪明能干一型，所以子由的妻子与她相处，极为容易。并且，老父这一家之长，也和他们在一起，做晚辈的完全是服从柔顺，大家和睦相处。在这位大嫂眼里，三个男人之中，她丈夫显然是易于激动，不轻易向别人低头，而说话说得滔滔不绝。子由身材较高而削瘦，不像哥哥那么魁伟，东坡生而颅骨高，下巴颌儿和脸大小极为相配，不但英俊挺拔，而且结实健壮。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东坡的小儿子，是苏家的长孙，就是那一年生的。有这么一个孩子，这家真是太理想，太美满了。倘若这个孩子早生一年，多少有点儿让人不好意思，因为觉得这位年轻才子苏东坡是在母丧期间和妻子大任性，大失于检点。宋朝的道学先生就会说他有亏孝道，要对他侧目而视了。　    苏家是在以大石佛出名的嘉州上船，对两对小夫妇而言，这是一次富有希望的水路旅行，有兴致、有热情、有前途、有信心。真是“故乡飘已远，往意浩无边”。四川为中国最大之省份，其大与德国相似，也是和三国的历史密切相关的。走了一个月才到东边的省界，这时三峡之胜才开始，山顶上的城镇庙字，会令他们想起古代的战将，过去的隐人道士。兄弟二人上岸，游历仙都，据说当年有一个修行的道士，在白昼飞升之前就住在那个地方。东坡这个少年诗人早期写的诗，其中有一首，是关于传说中的一头白鹿，也就是那个道士身边相伴的那头鹿，这首诗足以证明东坡精神的超逸高士。那首诗是：　    日月何促促，尘世苦局来。　    仙子去无踪，故山遗白鹿。　    仙子已去鹿无家，孤栖怅望层城霞。　    至今闻有游洞客，多来江市叫平沙。　    长松千树风萧瑟，仙宫去人无几尺。　    夜鸣白鹿安在兮，满山秋草无行迹。　    长江三峡，无人不知其风光壮丽，但对旅客而言，则是险象环生。此段江流全长一百二十余里，急流漩涡在悬崖峭壁之间滚转出入，水下暗石隐伏，无由得见，船夫要极其敏捷熟练，才可通行。三峡之中，每年都有行船沉没，旅客丧生之事，在如此大而深的江流之中，一旦沉下，绝无生望。然而三峡确是富有雄壮惊人之美，在中国境内无一处可与比拟，在世界之上，也属罕见。四川何以向来能独自成一国家，原因就在自然地理方面，省东界有高山耸立，水路则有三峡之险，敌人无从侵入。　    经三峡时如若逆流而上，船夫的操作真是艰苦万分。那时，一只小平底木船，要由六十至七十个纤夫，用长绳子一头拴在船上，一头管在肩上，在势如奔马的狂波中逆流而上，在沿江的岸边一步步俯首躬身向上跋涉而行，顺流而下时，则危险更大，在水流漂浮而下之时，全船的安全，全操在一个舵夫之手，他必须有极高的技巧，极丰富的经验，才能使船庶乎有惊而无险。三峡也者，即为四川境内的翟塘峡、巫峡，和湖北省宜昌以上的西陵峡。每一个峡都是一连串危险万分的洪流激湍，其中漩涡急流交互出现，悬崖峭壁陡立水中，达数百尺之高。　    惊险之处自翟塘峡开始，因为水中有若干巨大的岩石，因季节之不同、水面之高低，即因之而异，而岩石有时立出水面高达三十尺，有时又部分隐没于水中。当时正是冬季，正是江面航行困难之时。因为水面变窄，夏季洪水泛滥时与冬季水干时，江面水平高低之差，竟达一百尺之多。船夫总是不断注视江心岩石边水的高度。这些岩石叫湘濒堆，是因为惊涛骇浪向巨大岩石上冲击，水花飞散起来，犹如美女头上的云禁雾鬓，因此而得名。湘额堆的巨石在完全淹没之时，则形成一片广阔的漩涡，熟练的船夫，亦视之为畏途。当地有个谚语说：“潍颁大如马，翟塘不可下；湘额大如象，霍塘不可上。”这两句俗语也不见得有多大用处，只因为河床的变化太大，有的地方水位低时宜于行船，有的地方水位高时便于行船，主要全以隐藏于水下的岩石之高低为准。有的地方，偶然降有大雨，船夫就要等候数天，直到水恢复到安全的水位再开船。纵然如此危险，人还是照旧走三峡，或为名，或为利，而不惜冒生命之险，就像现在苏家一样。出外旅行的人，极其所能，也只有把自己的安危委诸天命，因为除此之外，别无办法。行经三峡的人，往往在进入三峡之前焚香祷告，出了三峡再焚香谢神。不管他们上行下行，在三峡危险的地方，神祗担保有美酒牛肉大快朵颐的。　    自然界有不少奇妙之事，在这里，三峡正好是奇谈异闻滋生之处，这里流传着山顶上神仙出没的故事。在进入翟塘峡处，有“圣母泉”，是在岸上岩石间有缝隙，能回答人声。每逢有旅客上去向缝隙大呼“我渴了！”泉即出水，正好一杯之量而止。要再喝第二杯还须喊叫。　    苏家向神祈求赐福之后，开船下驶。因为船只行驶时相距太近会发生危险，通常都是在一条船往下走了至少半里之后，另一条船才开出。若逢官家有船通过时，有兵了手持红旗，按距离分立江边，前面的船已然平安渡过险地之后，便挥旗发出平安信号。苏东坡就曾作诗描写道：　    入峡初无路，连山忽似龛。　    荣迂收浩渺，座缩作涧潭。　    风过如呼吸，云生似吐含。　    堕崖鸣卒卒，垂蔓绿毵毵。　    冷翠多崖竹，孤生有石楠。　    飞泉飘乱雪，怪石走惊骇。偶尔他们的船驶过一个孤立的茅屋，只见那茅屋高高在上侧身而立，背负青天，有时看见樵夫砍柴。看那茅屋孤零零立在那里，足可证明居住的人必然是赤贫无疑，小屋顶仅仅盖着木板，并无瓦片覆盖。苏东坡正在思索人生的劳苦，忽然瞥见一只苍鹰在天空盘旋得那么悠然自在，似乎丝毫不为明天费一些心思，于是自己盘算，为了功名利禄而使文明的生活受到桎梏铐镣的夹锁，是否值得？在高空飘逸飞翔的苍鹰正好是人类精神解脱后的象征。　    现在他们的船进入巫峡了，巫峡全长五十里。高山耸立，悬崖迫人，江面渐窄，光线渐暗，呈现出黎明时的昏黄颜色，仿佛一片苍茫，万古如斯。自船面仰望，只见一条细蓝，望之如带，那正是天空。只有正值中午，才能看见太阳，但亦转瞬即逝；在夜间，也只有月在中天之际，才能看见一线月光。岸上巨石耸立，巨石顶端则时常隐没于云雾中。因为风高力强，云彩亦时时改变形状，山峰奇高可畏，亦因云影聚散而形状变动不居，虽绘画名家，亦无法捉摸把握。巫山十二峰中，神女峰状如裸女，自从宋玉作“神女赋”以来，独得盛名。此处，高在山巅，天与地互相接触，风与云交互鼓荡，阴阳雌雄之气，获得会合凝聚，是以“巫山云雨”一词，至今还留为男女交欢之称。峡内空气之中，似乎有神仙充盈，而云雾之内亦有精灵飞舞。苏东坡青年的理性忽然清醒。他觉得此等神话背乎伦理。他说：“成年之人也仍不失其童稚之心，喜爱说神道鬼。楚辞中的故事神话，全是无稽之谈。为神仙而耽溺于男女之欲者，未之有也。”　    这时有一个年老的船夫，开始给他们说故事。他自称年轻时，常攀登那些最高的山峰，在山顶池塘中洗浴，衣裳挂在树枝上晾干。山中有猿猴，但是他爬到那样高处，鸟鸣猿啼之声，已渺不可闻，只有一片沉寂与山风之声而已。虎狼也不到那样高处，所以只有他一人，但他并不害怕。神女词附近有一种特别竹子，竹枝柔软低垂，竟直触地面，仿佛向神俯首膜拜一样。有风吹拂，竹枝摆动，使神坛随时保持清洁，犹如神女的仆人一般。苏东坡听了，颇为所动，心想：“人也许可以成仙。困难就在于难忘人欲耳。”(神仙固有之，难在忘势利)东坡在一生之中，他也和当代其他人一样，很相信会遇到神仙，相信自己也许会成仙。　    他们的船进巫峡之时，“神鸟”开始随船而飞。其实这种乌鸦也和其它聪明的鸟一样。因为在神女词上下数里之内，这些乌鸦发现有船来，就一路追随，从船上乘客那儿啄取食物。乘客往往与乌鸦为戏。他们把饼饵扔到半空中，兴高采烈的看着神鸦自天空俯冲下来，将食物由空中衔起，百无一失。　    这一带地方，自然无人居住，也不适于人居住。三苏行经“东德滩”时，波涛汹涌，船身被打击抛掷，就像一片枯干的树叶在漩涡之中一般。在他们以为已经过了最危险的地方时，谁知又来到“怒吼滩”，这里更为惊险。怪石如妖魔，沿岸罗列，有的直入江心。然后又来到一个地方，叫做“人鲜瓮”，意思是好多旅客在此丧命，就如同一罐子死鱼。这里是一块特别巨大的圆石头，伸入江中，占了水道的五分之四宽度，水道因之变窄，逼得船只经过此处时，必须急转直下，凡是旅客过了人鲜瓮，都觉得那个老船夫，真不啻是自己“生身的父母，再造的爹娘”一样。　    出了巫峡，他们不久就到了秭归，开始看见沿岸高高低低散布着些茅屋陋舍。此处是一极小的乡镇，居民不过三四百家，坐落在陡峭的山坡上，居民极为贫苦。可是想到这一带令人心神振奋的风光之美，觉得在这个半文明的穷乡僻壤，居然出了两个大诗人，一个著名的皇后，还有另一个历史上著名的女人，也并非无故了。这大概就是奇山异水钟灵统秀的缘故吧。一般居住山地的人，在风俗上总是把东西装在桶里或筐子里，而背在背上，而且大部分是由妇女背着，这很容易使人肌肉疲劳，但是却永远对她们的身段儿有益。处在这里，未嫁的姑娘总是把头发分开，高高梳成两个扁圆的髻儿，以别于已婚的妇人。譬儿上插着六根银管子，横露在两侧，另外还拢上一个大象牙梳子，有手掌那么大小，在头的后面。　    苏家现在才过了巫峡和霍塘峡，最要命的一个还在下面呢。大约三十年之前，有一次山崩，把尖锐的岩石滚落在江心，使船只无法通过。江面的交通在这带断绝了大约二十年，后来才勉强开了一条狭窄的通道。这个地方因之叫做“新滩”。在此处因为风雪甚大，苏家在此停留了三天。苏东坡曾有诗记此事：　    缩头多寒如冻龟，雪来惟有客先知。　    江边晓起浩无际，树梢风多寒更吹。　    青山有似少年子，一夕变尽沧浪模。　    方知阳气在流水，沙上盈尺江无嘶。　    随风颠倒纷不择，下满坑谷高陵危。　    江空野阔落不见，入户但觉轻丝丝。　    沾裳细看若刻接，岂有—一天工为。　    霍然一声遍九野，吁此权柄谁执持？……　    山夫只见压樵担，岂知带洒飘歌儿。　    冻吟书生笔欲折，夜织贫女寒无惊。　    高人著履踏冷冽，飘拂巾帽真仙姿。　    野僧砍路出门去，寒多满鼻清淋漓……　    舟中行客何所爱，愿得猎骑当风披。　    草中吩咐有寒兔，孤隼下击千夫驰。　    敲冰煮鹿最可乐，我虽不饮强倒厄。　    楚人自古好七猎，谁能往者我欲随。　    纷坛旋转从满面，马上操笔为赋之。　    长江在此处有如此自然的危险，本地人却因此落个有利可图。他们打捞沉船，转卖木板用以修理别的船，他们便以此为业。他们也像一般名胜古迹城镇的居民一样，观光客往往因故不得不在本地停留数日，他们就可以和观光客交易而有生意做。此地江流湍急，船上的货物往往须要卸下，而乘客也宁愿在岸上走走，使身体舒服一下。　    从秭归再往下走，已然可以在遥远的地平线上望见大牛的背部耸立在较近的山岭顶端。他们现在正在进入的地区，是以庞大的黄牛山为主要景物的。这里的岩石甚为奇怪，在山岭的侧影蚀刻在遥远的天空时看来，黄牛山这头巨牛似乎是由一个穿蓝衣戴斗笠的牧童牵着。本地有个俗语描写这头黄牛蛮横的面貌说：“朝发黄牛，暮满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本地的女人脸皮细嫩白净，头上包着小黑圆点儿的头巾。风光之美可与巫峡抗衡，在有些乘客看来，甚至会超巫峡之上。那种风景正是在中国山水画上常可见到的。形状令人难以置信的巨石，矗立天际，望之如上帝设计的巨型屏风；又有如成群的石头巨人，或俯首而立，或跪拜于地面向上苍祷告。河边上的岩石，层层排列成阵，似乎是设计出来，欲以大自然之壮丽故意向人炫示。此处有一巨大之断崖，表面平坦，竖立如同巨剑，尖端正刺入江岸。再沿江下行不远，危险的航程即将毕事之前，来到了虾蟆培。虾蟆培是一个巨大的扁圆石头，酷似一个青蛙头，口中有水滴入河中，形状极似水晶屏风。此一巨大的扁圆石头，呈苔绿色，背上满是晶莹的小水珠。青蛙尾尽处为一石洞，其中发出清脆的潺援之声。有些赴京赶考的举子往往在青蛙嘴边接水，带到京中研墨，供作文章之用。　    过了虾蟆培不远，大自然一阵子的天威怒气，算是消散尽了，岩石江水的洋洋大观也收场了，从宜昌以下，风光一变而为平静安详。夕阳照着一带低平的稻田与炊烟处处的茅舍，提醒旅客们已再度回到人类可以安居的世界。一般习俗是，旅客到此，因为逃过灾难，转危为安，都相向庆祝。旅客以美酒猪肉犒劳船夫，人人快乐，人人感恩。回顾过去，都以为刚刚做了一个荒唐梦。　    到了江陵，苏家弃船登陆，乘车起旱，奔向京都。江上航行完毕之日，兄弟二人已然作了诗歌百首。这些首诗另集印行，名之为《南行集》。但是，苏东坡最好的几首诗是在陆地上行程中写的。那几首诗特别注重音韵情调气氛之美，节奏极好，形式多变化。在襄阳他写了几首歌，《船夫吟》，如《野鹰来》，系为追忆刘表而作，《上堵吟》则为追忆孟滔因手下二将不才失去沃土的经过。其诗为：　    台上有客吟秋风，悲声萧散飘入宫。　    台边有女来窃听，欲学声同意不同。　    君悲竟何事，千里金城两稚子。　    白马为塞凤为关，山川无人空且闲。　    我悲亦何苦，江水冬更深，鳊鱼冷难捕。　    悠悠江上听歌人，不知我意徒悲辛。　    苏家在二月安抵京城。他们买了一栋房子，附有花园，约有半亩大，靠近仪秋门，远离开繁乱的街道。绕房有高大的老槐树和柳树，朴质无华的气氛，颇适于诗人雅士居住。一切安顿之后，父子三人便恭候朝廷任命了，当然那一向是需时甚久的。兄弟二人又经过了两次考试，一是考京都部务，另一种更为重要，名为“制策”，要坦自批评朝政。仁宗求才若渴，饬令举行此种考试，以激励公众舆论的风气，所有读书人经大臣推荐，并凭呈送的专门著述之所长，都可以申请参加。苏氏兄弟经大臣欧阳修的推荐，都申请而蒙通过。苏东坡蒙朝廷赐予的等级，在宋朝只有另一人获得。他又呈上二十五篇策论文章，其中有些篇已经成为后世学校中必读的散文。后来，皇后告诉人，仁宗曾经说：“今天我已经给我的后代选了两个宰相。”　    万幸的是，父亲被任命为校书郎，并未经考试，正合他的本意，后来又授以新职，为本朝皇帝写传记。这本来就是作家的事，他自然乐于接受。但是后来出现了问题，就是那些皇帝都是当今天子的先人，他们的传记须忠实到什么程度呢？苏洵决定采取史家的严格写法，史家不应当文过饰非，即使为自己的先人立传，亦当如此。于是有了争论，在今日苏洵的文集里尚保有下列的文句：　    询问臣僚上言，以为祖宗所行不能无过差，不经之事欲尽其去，无使存录……编集故事，非日制为礼典而使后世遵而行之也。然则洵等所编者是史书之类也，遇事而记之，不择善恶，详其曲折而使后世得知，是史之体也。若夫存其善而去其不善，则是制作之事，而非职之所及也。班固作汉志，凡汉之事悉载而无所择也。欲如之，则先世之小有过差者不足以害其大明，而可以使后事无疑之。　    苏氏父子的文名日盛。他们与当代名家相交往，诗文为人所爱慕，一家皆以文坛奇才而知名于时。兄弟刚二十有余。年少有时也会成为天才的障碍。苏东坡这时轻松愉快，壮志凌云，才气纵横而不可抑制，一时骅骝长嘶，奋蹄激地，有随风飞驰，征服四野八荒之势。但是弟弟则沉默寡言，父亲则深沉莫测，对事对人，一概不通融假借，因此处世则落落寡和，将身旁这两匹千里之驹，随时勒抑，不得奋霞奔驰。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 。汉族，北宋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

　　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进士及第。宋神宗时曾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年），因“乌台诗案”受诬陷被贬黄州任团练副使。宋哲宗即位后，曾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儋州。宋徽宗时获大赦北还，途中于常州病逝。宋高宗时追赠太师，谥号“文忠”。

　　苏轼是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并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其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其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亦善书，为“宋四家”之一；工于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等传世。

　　待续.............

　　附：苏东坡的文学成就

　　词作

　　苏轼在词的创作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献又超过了苏文和苏诗。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苏轼对词的变革，基于他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

　　自晚唐五代以来，词一直被视为“小道”。虽然柳永一生专力写词，推进了词体的发展，但他未能提高词的文学地位。这个任务有待于苏轼来完成。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为诗之苗裔”，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因此他常常将诗与词相提并论，由于他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

　　为了使词的美学品位真正能与诗并驾齐驱，苏轼还提出了词须“自是一家”的创作主张。此处的“自是一家”之说，是针对不同于柳永词的“风味”而提出的，其内涵包括：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词品应与人品相一致，作词应像写诗一样，抒发自我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其文如其为人”（《答张文潜县丞书》），在词的创作上自成一家。苏轼一向以文章气节并重，在文学上则反对步人后尘，因而他不满意秦观“学柳七作词”而缺乏“气格”。

　　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是苏轼改革词体的主要方向。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为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扩展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像诗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苏轼让充满进取精神、胸怀远大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词世界，改变了词作原有的柔软情调，开启了南宋辛派词人的先河。

　　与苏诗一样，苏词中也常常表现对人生的思考。这种对人生命运的理性思考，增强了词境的哲理意蕴。苏轼虽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梦，但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脱，始终保持着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

　　苏词比较完整地表现出作者由积极转而矛盾苦闷，力求超脱自适而不断追求的心路历程和他疏狂浪漫、多情善思的个性气质。继柳永、欧阳修之后，苏轼进一步使词作中的抒情人物形象与创作主体由分离走向同一。

　　苏词既向内心的世界开拓，也朝外在的世界拓展。晚唐五代文人词所表现的生活场景很狭小，主要局限于封闭性的画楼绣户、亭台院落之中。入宋以后，柳永开始将词境延利到都邑市井和千里关河、苇村山驿等自然空间，张先则向日常官场生活环境靠近。苏轼不仅在词中大力描绘了作者日常交际、闲居读书及躬耕、射猎、游览等生活场景，而且进一步展现了大自然的壮丽景色。

　　苏轼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表明：词是无事不可写，无意不可入的。词与诗一样，具有充分表现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功能。由于苏轼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丰富了词的情感内涵，拓展了词的时空场景，从而提高了词的艺术品味，把词堂堂正正地引入文学殿堂，使词从“小道”上升为一种与诗具有同等地位的抒情文体。

　　“以诗为词”的手法则是苏轼变革词风的主要武器。所谓“以诗为词”，是将诗的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苏词中较成功的表现有用题序和用典故两个方面。

　　有了词题和词序，既便于交代词的写作时地和创作缘起，也可以丰富和深化词的审美内涵。在词中大量使事用典，也始于苏轼。词中使事用典，既是一种替代性、浓缩性的叙事方式，也是一种曲折深婉的抒情方式。苏词大量运用题序和典故，丰富和发展了词的表现手法，对后来词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本质上说，苏轼“以诗为词”是要突破音乐对词体的制约和束缚，把词从音乐的附属品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苏轼写词，主要是供人阅读，而不求人演唱，故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虽也遵守词的音律规范而不为音律所拘。正因如此，苏轼作词时挥洒如意，即使偶尔不协音律规范也在所不顾。也正是如此，苏词像苏诗一样，表现出丰沛的激情，丰富的想象力和变化自如、多姿多彩的语言风格。虽然苏轼现存的362首词中，大多数词的风格仍与传统的婉约柔美之风比较接近，但已有相当数量的作品体现出奔放豪迈、倾荡磊落如天风海雨般的新风格，如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在两宋词风转变过程中，苏轼是关键人物。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说：“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强化词的文学性，弱化词对音乐的依附性，是苏轼为后代词人所指出的“向上一路”。后来的南渡词人和辛派词人就是沿着此路而进一步开拓发展的。

　　诗作

　　苏轼对社会的看法和对人生的思考都毫无掩饰地表现在其文学作品中，其中又以诗歌最为淋漓酣畅。在二千七百多首苏诗中，干预社会现实和思考人生的题材十分突出。苏轼对社会现实中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抱着“一肚皮不入时宜”的态度，始终把批判现实作为诗歌的重要主题。更可贵的是，苏轼对社会的批判并未局限于新政，也未局限于眼前，他对封建社会中由来已久的弊政、陋习进行抨击，体现出更深沉的批判意识。

　　苏轼一生宦海浮沉，奔走四方，生活阅历极为丰富。他善于从人生遭遇中总结经验，也善于从客观事物中见出规律。在他眼中，极平常的生活内容和自然景物都蕴含着深刻的道理，如《题西林壁》和《和子由渑池怀旧》两诗。在这些诗中，自然现象已上升为哲理，人生的感受也已转化为理性的反思。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诗中的哲理是通过生动、鲜明的艺术意象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而不是经过逻辑推导或议论分析所得。这样的诗歌既优美动人，又饶有趣味，是名副其实的理趣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和“雪泥鸿爪”一问世即流行为成语，说明苏轼的理趣诗受到普遍喜爱。苏诗中类似的作品还有很多，如《泗州僧伽塔》、《饮湖上初晴后雨》、《慈湖夹阻风》等。苏轼极具灵心慧眼，所以到处都能发现妙理新意。

　　深刻的人生思考使苏轼对沉浮荣辱持有冷静、旷达的态度，这在苏诗中有充分的体现。苏轼在逆境中的诗篇当然含有痛苦、愤懑、消沉的一面，但苏轼更多的诗则表现了对苦难的傲视和对痛苦的超越。

　　苏轼学博才高，对诗歌艺术技巧的掌握达到了得心应手的纯熟境界，并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对待艺术规范，纵意所如，触手成春。而且苏诗的表现能力是惊人的，在苏轼笔下几乎没有不能入诗的题材。

　　以“元祐”诗坛为代表的北宋后期是宋诗的鼎盛时期，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的创作将宋诗艺术推向了高峰。就风格个性的突出、鲜明而言，王、黄、陈三家也许比苏轼诗更引人注目。然而论创作成就，则苏轼无疑是北宋诗坛上第一大家。在题材的广泛、形式的多样和情思内蕴的深厚这几个维度上，苏诗都是出类拔萃的。更重要的是，苏轼具有较强的艺术兼容性，他在理论上和创作中都不把某一种风格推到定于一尊的地位。这样，苏轼虽然在创造宋诗生新面貌的过程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基本上避免了宋诗尖新生硬和枯燥乏味这两个主要缺点。所以苏轼在总体成就上实现了对同时代诗人的超越，成为最受后代广大读者欢迎的宋代诗人。

　　文章

　　苏轼的文学思想是文、道并重。他推崇韩愈和欧阳修对古文的贡献，都是兼从文、道两方面着眼的。但是苏轼的文道观在北宋具有很大的独特性。首先，苏轼认为文章的艺术具有独立的价值，如“精金美玉，文章并不仅仅是载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现功能便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高级形态。其次，苏轼心目中的“道”不限于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规律。所以苏轼主张文章应像客观世界一样，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他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生动性，反对千篇一律的统一文风，认为那样会造成文坛“弥望皆黄茅白苇”般的荒芜。

　　正是在这种独特的文学思想指导下，苏轼的散文呈现出多姿多彩的艺术风貌。他广泛地从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艺术营养，其中最重要的渊源是孟子和战国纵横家的雄放气势、庄子的丰富联想和自然恣肆的行文风格。苏轼确实具有极高的表现力，在他笔下几乎没有不能表现的客观事物或内心情思。苏文的风格则随着表现对象的不同而变化自如，像行云流水一样的自然、畅达。韩愈的古文依靠雄辩和布局、蓄势等手段来取得气势的雄放，而苏文却依靠挥洒如意、思绪泉涌的方式达到了同样的目的。苏文气势雄放，语言却平易自然，这正是宋文异于唐文的特征之一。

　　苏轼擅长写议论文。他早年写的史论有较浓的纵横家习气，有时故作惊人之论而不合义理，如《贾谊论》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范增论》提出范增应为义帝诛杀项羽。但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如《留侯论》谓圯上老人是秦时的隐君子，折辱张良是为了培育其坚忍之性；《平王论》批评周平王避寇迁都之失策，见解新颖而深刻，富有启发性。这些史论在写作上善于随机生发，翻空出奇，表现出高度的论说技巧，成为当时士子参加科场考试的范文，所以流传极广。苏轼早年的政论文也有类似的风格特点，但随着阅历的加深，纵横家的习气遂逐渐减弱，例如元祐以后所写的一些奏议，内容上有的放矢，言词则剀切沉着，接近于贾谊、陆贽的文风。

　　史论和政论虽然表现出苏轼非凡的才华，但杂说、书札、序跋等议论文，更能体现苏轼的文学成就。这些文章同样善于翻新出奇，但形式更为活泼，议论更为生动，而且往往是夹叙夹议，兼带抒情。它们以艺术感染力来加强逻辑说服力，所以比史论和政论更加具备美文的性质。

　　苏轼的叙事记游之文，叙事、抒情、议论三种功能更是结合得水乳交融。

　　由于苏轼作文以“辞达”为准则，所以当行即行，当止就止，很少有芜词累句，这在他的笔记小品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如《记承天夜游》，全文仅八十余字，但意境超然，韵味隽永，为宋代小品文中的妙品。

　　苏轼的辞赋和四六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辞赋继承了欧阳修的传统，但更多地融入了古文的疏宕萧散之气，吸收了诗歌的抒情意味，从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创作了《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这样的名篇。《赤壁赋》沿用赋体主客问答、抑客伸主的传统格局，抒写了自己的人生哲学，同时也描写了长江月夜的幽美景色。全文骈散并用，情景兼备，堪称优美的散文诗。

　　苏轼甚至在四六中也同样体现出行云流水的风格，他在翰林院任职时所拟的制诰曲赡高华，浑厚雄大，为台阁文字中所罕见。他遭受贬谪后写的表启更是真切感人，是四六体中难得的性情之作。

　　苏轼的散文在宋代与欧阳修、王安石齐名，但如果单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则苏文无疑是宋文中成就最高的一家。

　　书法

　　苏轼擅长写行书、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他曾经遍学晋、唐、五代的各位名家之长，再将王僧虔、徐浩、李邕、颜真卿、杨凝式等名家的创作风格融会贯通后自成一家。他曾自称：“我书造意本无法”、“自出新意，不践古人”。黄庭坚称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这说明苏轼一生屡经坎坷，致使他的书法风格跌宕。存世作品有《赤壁赋》、《黄州寒食诗》和《祭黄几道文》等帖。

　　绘画

　　苏轼擅长画墨竹，且绘画重视神似，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序的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而且明确地提出了“士人画”的概念，对以后“文人画”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其作品有《古木怪石图卷》、《潇湘竹石图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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