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启伟：西方哲学与回忆洪谦1909-1992

　　作者简介 陈启伟，1934年3月生，山东淄川人。1952年考入北大哲学系，l960年获硕士学位，留校任教至今。曾任北大外国哲学研究所所长，现为北大教授、博士生导师。

　　韩林合教授 采访问：就我的观察，您是你们这代人中西方哲学方面造诣最深的人之一。您可否谈一下您是怎么走上西方哲学研究道路的?

　　陈：搞西方哲学并不是我的夙愿，在走上这条学术道路之前我从未有过要以此为业的想法。后来我终于走上了这条路，那完全是始料未及的一些情况造成的。我是1952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的(那时还有一个心理学专业)。全班20人，分三个组：自然科学组，社会科学组，逻辑组。我在社会科学组。大学期间，我最喜欢的课是中国哲学史，这是一门长达三个学期的重头课。我学得也很认真，课后阅读了很多中国哲学的古典著作。对西方哲学史我当时并未发生什么兴趣。那门课是一位苏联专家讲的，此公于西方哲学学无根柢，课上只是拿了一份从苏联带来的讲稿照本宣科，“宣”了几次之后懒得再“宣”了，就让一个中国教员代他念事先译好的讲稿。那个讲稿把内容丰富的西方哲学史弄成了一大堆既乏资料也无阐释的干巴巴的教条汇编，听来逆耳,读来乏味，没有给我留下多少深刻的印象。

　　但是到了大学四年级要毕业那一年，有一件事情却使我从此与西方哲学结下了不结之缘,事实上决定了我后来的学术道路和生活道路。大四第一学期开学后,系里向我们布置毕业论文事宜,发了20个论文题目，全班20人各选一题。我原来对中国哲学史有兴趣，可是关于中国哲学史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方面的题目很快被同学们选走了，最后剩下了三个西方哲学史的题目：休漠、康德和黑格尔。就我个人的气质来说，我比较喜欢黑格尔那样的思辨(说真的，我对黑格尔的兴趣至今犹存，而且在我读过的西方哲学家的著作中仍以黑格尔的书为最多)，但是葛树先同学(现在南开大学哲学系)选了这个题目，康德则被叶秀山同学(现在中国社科院哲学所)选去了，于是我就做休谟的文章了。这虽非我之所愿，但是我却因此而有幸长期受教于一位杰出学者的门下，那就是洪谦先生。

　　根据系里的安排，洪先生担任我的论文指导教师。经过洪先生的悉心指导，我写出了《休谟不可知论批判》的毕业论文。大概还算差强人意吧，所以在1956年我毕业前夕举行的北京大学第一次学生科学报告会上获得一等奖。不过，即在这时我仍无意此后专致于西方哲学的研究或教学工作。在填写毕业分配志愿时，我的第一志愿是去当时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今社科院)哲学研究所，而且是想去搞中国哲学史或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特别是历史唯物论)的。但事与愿违。1956年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北大决定招收第一批副博士研究生，生源大半来自由各系推荐的应届毕业生。哲学系从我们毕业班里推荐了六名同学：逻辑学、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各两名。显然由于我写了关于休谟的毕业论文而且洪谦先生也还满意，哲学系就把我推荐给洪先生做西方哲学史的研究生，研究方向仍为休谟哲学。从此以后一切似乎就笃定了。我做了四年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一直从事西方哲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说来多简单，我就是这样走上了搞西方哲学的道路，如上所说，这不是夙愿得偿，而是当时的情势使然。不过既走上了这条路，我还是非常之投入的，也可以说，我是把西方哲学研究作为自己生死以之的事业对待的，我惟一的希求就是如荀子所说：“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

　　问：您是洪谦先生的学生，您从洪先生那里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洪谦先生是我的老师。从1955年他指导我写大学毕业论文到1992年他与世长辞，洪先生始终是我的老师。我不仅做过他的研究生，而且后来一直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先是在北大哲学系西方哲学史教研室，后在北大外国哲学研究所)。在这几近四十年的漫长岁月中我比任何人都有更多的机会亲聆他的教诲，得到他的指导、培养和帮助。无论是为学还是为人，我都从他那里学了很多很多。要说最重要的东西，我想是两点：

　　一是他的严谨踏实的学风。洪先生治学极其严谨，对学生要求也极严格。他总强调做学问要一丝不苟，研究问题要在一个“细”字上下功夫，知识基础要像铁板钉钉一样打得扎扎实实。我做研究生时，他多次教育我要“沉下心”读书，l956年11月1 6日我根据他的谈话在日记中有如下一则记录：“读书应沉浸于其中，深知其当然及所以然之故。切勿先存成见。为批判而寻章摘句，必不能沉下心读书也。”洪先生还一再告诫我“不要为发表热所驱，汲汲于敷衍成文”，写一篇文章一定要有充分的准备，翔实的资料和深入的思考。在上面同一天日记中也有一则他这方面教导的记录。“学有根柢始发为文章，内蕴丰厚而外现宏阔伟大——这是一切学问家所经历的途径”。洪先生的严谨学风还表现在他在学术上的谦虚态度，尤其对非其所长、非其所专的问题从不随便发表议论，以自炫博学。但事实上他的知识之广博有时使我感到惊讶。记得80年代初，有一次我到他家去，他刚好写完了给朱光潜先生的一封回信，他把这封信和朱先生的来信都给我看了。原来朱先生的信是问20世纪初一位德国学者(似乎并不十分知名，至少我从无所闻)写的一篇关于美学或艺术的文章发表在什么杂志，内容如何。我没有想到洪先生对几十年前德国美学界的情况如此熟悉，言之凿凿地一一回答了朱先生的问题。我因而也很敬佩潜老特具慧眼，深知大学问之所在，所以不求诸他人，而独请教于洪公。惜乎二老都已仙逝，不知其来往书信是否保存。以上记忆细节或有不确，当由我负责。

　　二是他那真实无伪的人格。在我师从洪先生的几十年中，我所看到的始终是同一个十足本色的洪谦。无论是风雨如晦年月，还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永远是他那毫无伪饰的真实的自我。他从不戴面具，从不挂脸谱。他从不因迫于某种政治压力或为迎合某种政治需要而违心地说话，违心地著文。他很鄙蔑那种跟着权势走，随着风向转的所谓“应时主义”。作为一位爱国主义者，他真诚地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但是在哲学观点上，他始终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虽然他很尊重马克思主义，从不批评马克思主义。1958年“双反”运动时，他在一次教研室的会上坦诚地说，他仍然相信维也纳学派哲学，而且甚至曾考虑将早已停刊多年的维也纳学派的《认识》杂志复刊在中国出版。对洪先生的这种哲学立场您可以不赞成，但是对他的这种坦诚，对这种坦诚所显示的与一切假冒伪劣(包括假冒伪劣的“马克思主义者”)对立的真实无伪的崇高品格，你不能不肃然起敬。

　　问：近年来许多学者对国内学术界学风不正的现象(如抄袭剽窃他人作品)感到愤慨和忧虑，您是否也有同感?

　　“文革”结束后的这二十年，国内学术界气氛之活跃，景象之繁荣，成果之丰硕，是建国以来所仅见的。但是，学术界不正之风污染之重，侵袭之深，也是前所未有的。就拿您所说的抄袭、剽窃的现象来说，过去自然也是有的，但毕竟少见，而且一经揭露，抄袭者在学术界立即丑声四闻，斯文扫地。现在情况则严重得多，抄袭剽窃几成学术界一大公害，其猖獗张狂之势令人愕然惊心。比如，有的人大胆跨越国界，迳直偷到外国人的头上；有的人练就饕餮巨口，片段章节不屑一嚼，索性举全书而吞之；有的人行盗不避亲，老师学生的东西统统攫来入吾囊中；有的人东窗事发，百般自辩毫无愧色，似乎“天下文章一大抄”是当然的公理；……学界朋友相聚，每谈到这种歪风邪气，无不为之动容，慨叹不已。近年很有些学者愤然命笔，大声疾呼，要学界也像商界一样开展“打假”。可是商界打假结果又如何呢?放眼市场，假冒伪劣，远未绝迹，有的不仅打而未倒，甚至愈打愈烈。学界情况恐怕也不容乐观吧。问题不仅在于有那么一些学术上假冒伪劣的制造者，问题还在于如果在他们上面有一些连什么是抄袭都弄不清楚而欲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糊涂领导，如果在他们周围又有一些遵行恕道而将“为贤者讳，为亲者讳”奉为传统美德的宽容大爷，在这样一种氛围里，要根除假冒伪劣的学术败行是很难的。

　　学风是学术的生命线。学术的兴衰，撇开各种非学术的客观的社会的因素不谈，关键端在学风之正否。对学者个人来说，学风更是其整个人品的一部分。中国人历来讲为学和为人的统一，认为从一个人的学风可觇其人品之高下，如苏东坡所说：“凡学术之邪正，视其为人”。学术是一件崇高的事业，一种老老实实的工作，一个学者高尚正直、老老实实地治学，就是高尚正直、老老实实地做人。人的学问有大小有高低，但一定要是自己用艰苦的劳动做出来的，绝不可把他人的劳动成果窃为已有。二千多年前我们的老祖宗在《礼记》里就早有明训，曰：“毋剿说，毋雷同”。抄袭固然不允许，踩着别人的脚印，亦步亦趋、随声附合也是不可以的。学术研究必须是独立的创造性的劳动，你看，我们的古人在学风问题上的要求是何等严格啊!我想我们可以说，严谨的学风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之一，我们应该继承这个传统，发扬而光大之。

　　严 师之 教 陈启伟

　　欧阳修有云：“古之学者必严其师”。此所谓严，非指学生当敬重师长，维护师长的尊严，而是说一个人要学而有成，必须有严以教之、能严格要求学生的老师，必须有严以治学、其严谨学风堪为楷模的老师。我们北大之所以能在学术上长盛不衰．之所以代代都有优秀的乃至杰出的学者出来，我以为极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在教育上有一个“严”的传统。我们的教师是以严字教书育人，以严字造就后学的“严师”。

　　我生也有幸，从读大学和研究生到留校教书，几十年间一直生活在北大，对严师之教乃亲炙亲历，体会至深。在北大我曾受业于其门下的先生自然不止一人，我从他们那里都学了很多很多东西，但是在我的学术道路上对我要求最严因而也教育最大、影响最深的却莫过于我做研究生时的导师洪谦先生。现就记忆所及，对我师从洪先生时所受先生严教的情况略作追述，也作为对先生的一点纪念吧。

　　洪谦先生是驰誉国际哲坛的著名哲学家，是20世纪西方最有影响的哲学学派之一“维也纳学派”的成员。我在1952年考入北大哲学系，很长时间里虽久仰其大名，却无缘得识，因为在50年代初期像他这样的“资产阶级”教授是不许登台授课的。只是到了我读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即1955年秋天，由于我选的毕业论文题目是“批判休谟的不可知论”，系里请洪先生做我的论文指导教师，我才有机会去拜见了他。我发现，洪先生待人很平和，也许是初次见面吧，对我很客气。他似乎不善言谈，而且说话也很谨慎，除了谈毕业论文的写作并指定几本必读书外，几乎没有什么题外之言。但是，有几句话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所以至今难忘。洪先生说：“你这个论文题目只有一半，只有休谟哲学这一半，我可以做些指导，至于批判这一半，你恐怕要自己多思考。批判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我学马克思主义大概还不如你们同学学得多。苏格拉底说得好，‘我知我为无知’。(我后来知道，这是洪谦先生非常喜欢的一句格言)我不能以自己无知的东西去指导别人。”但是，他接着说：“不论你怎样去批判休谟，你首先要认真地读休谟的书，弄清楚休谟自己究竟是怎么说的，这是学术研究最起码的要求。”

　　其实，这个“最起码的要求”也就是一年之后我做他的研究生时他还曾屡屡以此教我的治学第一要义，用他的话说，就是研究一个哲学家，首先就要“沉下心”读他的书，反复地读，“钻到”他的书里去，真正把握他的思想，不要事先有个批判的框子，把人家的思想“切割了往里塞”。对洪先生的这个教导，我在1956年11月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录：“读书应浸沉于书中，深知其当然其所以然之故。慎勿先存成见。为批判而寻章摘句，必不能沉下心读书也。”

　　我是1956年夏在北大哲学系本科毕业后被推荐给洪先生做研究生的，研究方向还是休谟哲学。我们这届研究生是春季始业，即到1957年2月才正式开学，但洪先生在1956年秋季就安排我开始学习了。过去大学毕业论文的写作、修改和定稿虽然都得到洪先生的悉心指导，但那时同他见面求教的机会并不多，现在做了研究生，则整个学习生活都是按洪先生拟订的计划进行的。按照他的规定，我每隔两周去见他一次，向他汇报学习的进度和情况，提出问题和讨论，而事实上经常是他听了汇报之后首先提出问题要我回答，即使我向他提问请教，他也要我先谈谈自己的看法，然后才予以点拨，而且往往只是略作提示，还要我自己去再读再思考，自己求得详尽的解答。这样，我很快就感觉到，在洪先生门下执弟子礼，实在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每次去见他都仿佛去参加一次考试，丝毫不敢马虎。

　　这样的学习安排大约持续了一年半的光景，即从1956年秋到1957年冬。1958 年“双反”运动之后，由于洪先生长期卧病，他就没有再这样指导我的学习了。但是这一年半是我在研究生学习时期读书最多、最刻苦，收获也最大的一段时间。而更重要的是，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洪先生以他的严教在学风(包括治学方法和学术品德)上对我的培植和锻造。这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洪先生反复对我说，做学问首先是要打好基础，好比盖房子，地基不牢，盖不了高楼大厦。又说，知识基础要像铁板钉钉一样打得扎扎实实。他甚至用手指着头说：“就是要把基础的东西牢牢地钉在脑子里。”我们那届研究生学制是四年，为了打好基础，洪先生要我用一年半的时间读西方哲学史。他说，你研究休谟也好，研究别的哲学家也好，都必须有深厚的哲学史的功底。有人讲维也纳学派目中无史，不重视哲学史，洪先生说：“其实石里克(维也纳学派领袖，洪先生的博士导师)有很深的哲学史的修养，我在他指导下学习时，哲学史是必读的。”他告诉我，他指定我读的两本书(Zeller的《希腊哲学史大纲》和Falckenberg的《近代哲学史》)就是当年石里克要他读的。此外，洪先生还要我全读或选读了许多西方哲学的古典名著。他总是讲一定要读哲学家自己的书．一定要读原著，这是“基础的基础”。有的著作，例如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他还特地请对希腊哲学研究有素的方书春先生做过几次辅导，为我解答疑难问题。

　　二、洪先生特别强调做学问要细。首先，读书要细。一字一句都要弄得一清二楚，不能半生不熟，囫囵吞枣。我双周去向他汇报学习情况时，他常常在我读的Zeller或Falckenberg的书上找出一段话来要我讲解并逐字逐句当场口译出来(我当时读的是这两书的英文本)。对每个词的涵义和句中各词间的语法关系，他都注意得很仔细，稍有舛差，立刻纠正，并且不惮其烦地对我说，读书也好，翻译也好，都要非常细心，要一字不苟。有的翻译就是因为一字看错或没弄清楚句子的上下关联语法关系，结果大错特错，真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其次，研究问题、思考问题要细。细，就是要勤于分析，善于分析；不要粗枝大叶，浅尝辄止；不要大而化之地高谈阔论。有一次我刚读完了培根的《新工具》去见洪先生，他要我谈谈对培根哲学的理解，我没有就《新工具》一书的内容具体地阐述培根的思想，而是笼统地大谈一通他的唯物主义经验论、辩证法因素，如此等等，不料洪先生不耐烦地打断我说：“你有没有仔细地读《新工具》？培根在《新工具》里讲的东西你没做一点分析，却空谈什么唯物论、辩证法！”然后他要我回去写一篇“仔细分析”培根归纳法的读书报告。这是我在学习上唯一的一次遭到洪先生的训斥—由于学问没有做细而遭到的训斥。

　　三、洪先生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独立探索的精神。他屡次对我说，无论读谁的书，都要自己动脑子思考，形成自己的见解，不要读了什么就信什么，不要人云亦云。1957年底我在读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时产生了一个疑问。康德在“导论”第一节开头说：“毫无疑问，我们的全部知识都是从经验开始的”，但是他不承认一切知识都是从经验起源的，因为知识的成立还有赖于某些先天的即不是来自经验的形式(先天的感性形式和先天的范畴)，正因此故，没有人因为康德承认一切知识始于经验而说他是唯物论。然而这样一来就同我们的哲学教本里流行的一个说法：“认识开始于经验—这就是认识论的唯物论"发生矛盾了。我问洪先生怎么理解，他说很抱歉他还没有注意过哲学教本里这个流行的说法，不过他认为我的思考是对的，并且补充说，柏拉图也不否认认识开始于经验，他认为只有经过感觉的诱导才能使灵魂去回忆它本来固有的对理念的知识。但也没有人说柏拉图是唯物论嘛。像这样鼓励和赞许我对哲学问题做独立思考的例子我还能记起一些。我觉得我在洪先生的培育下在学术上锻造出来的这种独立的精神是他留给我的一份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

　　四、洪先生总是教导我要非常严肃、认真、审慎地对待写作。他经常要我写读书报告，一年半的时间里我大约写了大大小小一二十篇报告，有些报告(如德谟克利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儿、洛克、巴克莱)写得相当长，也很下了一些工夫。但是洪先生不主张轻易发表文章，一再告诫我不要“为发表热所驱，汲汲于敷衍成文"。写一篇文章一定要有充分的准备，翔实的资料，深入的思考，这就是中国古人说的，要“厚积而薄发”。根据洪先生的教导，我在日记中曾写下这样一段话：“学有根柢始发为文章。内蕴丰厚而外现宏阔伟大——这是一切学问家所经历的途径。”很惭愧，我并没有成为这样的学问家。但是我一直切记洪先生的教导，治学著文，从不敢空谈妄议。洪先生很不喜欢当时苏联哲学界的文风，他们写的东西冗长而烦琐，除了引经据典，就是一大堆不加论证的断语，简直不知其何所据而云然。50年代在北大哲学系讲学的一位苏联专家的《西方哲学史讲稿》就是这种文风的一部代表作。从我研究生学习之始，洪先生就对我说：“这个书不必参考了，书里没有什么资料，论述也不说理”，而且要我记住，写文章切不可这样写。他尤其厌恶有些人写文章无凭无据，妄下论断。例如，50年代末国内翻译出版的《保卫哲学》一书上有苏联哲学家阿历山大洛夫写的一篇序，竟说维也纳学派卡尔那普等人的逻辑分析方法是“秉承英美反动统治集团的意旨”制造出来的。我见到洪先生时给他念了这段话，他觉得很滑稽，想不明白他们的“阶级分析”怎么会“分析”出这样荒谬的结论来。他也不能容忍那种不顾事实、信口开河的文章，例如80年代初有人寄给他境外刊物上发表的一篇讲分析哲学的文章，他要我拿去看看，说这篇文章“开口便错”。原来文章劈头第一句话就说：“分析哲学起自19世纪后半期的逻辑实证论。”洪先生说：“分析哲学既不起于逻辑实证论，逻辑实证论更非出现于19世纪后半期，连基本的历史事实都弄错了，这种文章怎么立得住！’’他认为，诸如此类的作品都是学风不正的表现，都是学术上的“败行”。

　　洪谦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六个年头了。但是每一忆及，当年亲受先生严教的情景犹历历在目。回顾自己几十年来走过的学术道路，先生的教诲始终谨遵未敢或忘，这也许差可告慰于先生在天之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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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启伟：再谈王韬和格致书院对西方哲学的介绍

　　【专题名称】外国哲学　　 【专 题 号】B6　　 【复印期号】2001年11期

　　【原文出处】《《东岳论丛》》(济南)2001年05期第54～57页

　　【内容提要】 拙作《谁是我国近代介绍西方哲学的第一人》在《东岳论丛》2000年第4期发表后，笔者又发现了一些有关王韬和格致书院介绍西方哲学的新材料，主要有：一、《西国天学源流》、《西学原始考》等书，英人伟烈亚力口述，王韬等译，成书于19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在介绍西方科学简史的同时，介绍了西方古代、中世纪，特别是西方近代著名哲学家培根等人的主要思想。二、英人慕维廉撰《格致新法》，载光绪三年(1877)《格致汇编》第3-10期，大略介绍了培根《新工具》第一卷的内容。三、颜永京译斯宾塞的《肆业要览》一书，最早由上海美华书馆于1882年刊刻全译本。四、傅兰雅著《理学须知》一书，光绪24年(1898)格致书室刊行，介绍了约翰?穆勒的《逻辑体系》一书的主要内容等。他们对西方哲学的介绍要比严复早数年或数十年，而这正是被学术界所忽略了的。

　　【关 键 词】王韬/格致书院/西方哲学

　　[中图分类号]B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1)05-0054-04

　　拙文《谁是我国近代介绍西方哲学的第一人》（载《东岳论丛》2000年第4期）对王韬和格致书院在介绍和传播西方哲学方面所做的工作略有所述，兹就笔者查阅有关资料所见，再做一些补充。

　　一、拙文说，王韬除写有《英人培根》一文外，似无更多论述西方哲学的作品。诚然，我们迄今未发现王氏有论西方哲学的其它专文或专书。但是，笔者从前时所阅资料看到，王韬在其晚年刊印的《西学辑存》中不仅也谈到培根，而且述及自希腊至近代的若干哲学家。《西学辑存》，光绪庚寅(1890)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共一函，书凡六种：《西学图说》、《西学原始考》、《泰西著述考》（以上三种为王韬自撰），《西国天学源流》、《重学浅说》及《华英通商事略》（此三种系英人伟烈亚力口述，王韬笔译）。《辑存》初刻于光绪庚寅年(1890)，但据王氏《自序》称，《辑存》所收诸书“皆昔年在沪上所得，自志耳闻，……久储敝箧”，故其成书当在19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王韬“槖笔沪上”，即在上海做书局编辑之际，就时间说，要早于70年代初写的《英人培根》一文。

　　《辑存》诸书中，对我们来说，比较重要的是《西学原始考》和《西国天学源流》。前者可说是一本编年体的西方科学简史，后者则是西方天文学沿革述略。两书提及的西方哲学家有古希腊、罗马时代的泰利士、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萨戈拉、毕达戈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多葛学派和欧利根；中世纪哲学中仅提及罗吉尔?培根及其《大著作》(Opus Maius)；近代哲学家则有英国的弗朗西斯?培根和法国的笛卡儿。这些哲学家是作为科学史上的人物被提及的，一般只述其科学发现和科学学说，而未言其哲学思想。例如，对泰利士，说他是“希腊天学（天文学）之最创始者”，“始倡言地为球体”[1]（《西国天学源流》），而没有提到他的水是万物本原的哲学思想；对于笛卡儿，也只讲他在数学上的贡献，如“合代数几何以发明直曲诸线之理”等[1]（《西学原始考》），而不曾谈到他的唯理论哲学。

　　不过，有的哲学家（例如苏格拉底和培根），王韬在讲科学史时讲到他们，显然不是因为他们也像其他一些哲学家那样，兼为科学家，在科学上有所发明创造，而是因为他们在哲学史上能开一代新风而以其哲学思想直接影响了科学的发展。例如，他说，“希腊名贤梭格拉底……以理学著名”，此处“理学”即指哲学。他认为，苏格拉底提出在知识上要以求真为目的（“以去伪存诚为格致之急务”）、在伦理上主张天赋道德说（“训人主良知良能之说”），标志着希腊哲学的一个转折（“此为希腊理学一变之始”）[1]（同上）。故无论其对苏格拉底思想的表达是否确当，王韬关于苏格拉底在哲学史上的贡献和影响的这个评价还是很有见地的。关于培根，王韬说：“英国备根著《格物穷理新法》（即《新工具》），实事求是，必考物以合理，不造理以合物”[1]（《西学原始考》）。后来在《英人培根》一文中，王韬又重复斯言，谈培根此书“其言务在实事求是，必考物以合理，不造理以合物。”[2]（卷二，第9页）“考物以合理”就是通过对经验事实的考察和研究并概括、抽绎出事物之“理”即规律，也就是培根所提倡的“格物穷理新法”即经验归纳法，其精髓、其要义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字，而这正是近代英国科学所以兴起而蓬勃发展的奥秘之所在。王韬说：“是时英国士人精于考察，讲求实学，以及词章著述，蒸蒸日上，……格物家测验天地功用，万物化生，实事求是，不贵悬揣。”[1]（《西学原始考》）所谓悬揣，是指从缺乏事实根据、未得经验证实的臆测或假设出发进行演绎推理，而强使事实屈从、契合于此悬揣之理，亦即培根所反对的“造理以合物”。科学史上有些谬误的学说就是这种悬揣的结果，例如，多禄其（托勒密）“善推步，精测候”，以“繁重”、“甚巧”之法提出地球“定居天心”，日月诸星俱以正圆形轨道绕地而行，“古人俱甚信其说”。但是，这种悬揣之理没有经验证实，终究是站不住脚的。因此，王韬说：“学者当知无确证者，虽立法甚巧，不足凭也。”[1]（《西国天学源流》）他还指出托勒密学派在天文学说上的谬误是导源于他们所信奉的古希腊“士多亚”派（斯多葛派）哲学：“从多禄氏者皆士多亚学中人，好臆说而不知实事求是之学，其善辩论，格致之功缺焉”[1]（《西国天学源流》）。斯多葛学派是亚里士多德之后对古代逻辑学的发展有过很大贡献的一个学派，说他们“善辩论”大约是指他们注重和善于进行逻辑论证，缺乏“格致之功”，没有做过具体的科学的研究，而是像古代大多数哲学家那样只有一些思辩的自然哲学的概念，但是斥之为“好臆说”，则恐言之过甚。

　　王韬是否在科学史范围之外注意和谈论过西方哲学？他是否有过这方面的著述呢？确是有的，惜已亡佚，不复可寻了，那就是他的《弢园文录内编》。据王韬说，《弢园文录》“本分内外两编”。外编主要谈洋务，议时政，已刊印传出，“内编多言性理学术，辛酉(1861)冬间溺于水中，一字无存”[3]（《弢园著述总目?自序》）。书中所言性理，内容已无从得知，但其书写于1861年前，正值王韬在英人所办墨海书馆任编辑期间，据其日记可见，他与书馆英国同事时有涉及性理的学术谈论，例如咸丰八年(1858)9月27日的日记中详细记录了英人慕维廉(WilliamMuirhead)论基督教与儒、释、老三教殊途同归、“大旨”一致的谈话，实际上是一番哲学的议论，其中他竟将基督教的上帝比附于道家所讲的“道”，认为二者都是“浑浑沕沕之真原”[4]（《王韬日记》）。我们可以推想，王韬这一时期所写的文录内编中所言之“性理学术”，大约就是诸如此类讨论有关中西哲学、形而上学问题的著述。

　　二、王韬的《英人培根》一文写于19世纪70年代，但此文对培根哲学只论其主旨大要，而无具体的讲述。从目前查阅资料所见，在王韬之后对培根的哲学思想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的，最早是英人慕维廉撰写的《格致新法》，连载于《格致汇编》光绪三年(1877)第3期至第10期，后又连续刊载于光绪四年(1878)《万国公报》，但未具作者名，文字亦略有增减改动。全文共分八节，大略介绍培根《新工具》（译为《格致新机》或《格致新法》）第一卷的内容。第一节为“总论”，介绍培根其人及其著作《新工具》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巨大影响，说培根一扫昔日盲目屈从“亚力斯度德”（亚里士多德）、“溺于无用之辩论、虚空之解说”的学风，创立真正的科学方法（“立格学正法”）。这种“新法”的“大旨”在于从事实出发以推求事物的基本规律：“推从六合凡有实事，并到一处，推出总理也。”这种方法就是培根所倡导的归纳法（译为“推进之法”或“推上之法”）。近代科学，例如牛顿（“钮敦”），在光学、力学、数学、天文学诸领域所取得的辉煌成果，就是因为他“饱吸培根格学之法”，“全遵此法而成”。文中引用《新工具》的第一条箴言（“第一公论”）：“人乃天地之役，要阐天地之义，惟当观其功而察其理，即能行工明道，逾乎此者，即不能知而不能为耳”（今译为：“人是自然的仆役和解释者，他所能做的和所能了解的，就是而且只是他在事实上或思想上对自然过程所见到的那么多，对此，他既不知道什么，也不能做什么”。今译参照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的《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一书所载《新工具》的译文，略有改动，下同），作者说，这是培根提出的一切真实知识的基础（“实智之基”）和总原则（“总理”）[5]（第3期）。

　　第二节介绍《新工具》第一卷开头三十七条箴言的内容，作者首先引用培根的名言：“智识与操权同然”（此为第三条箴言，今译为：“人的知识和人的力量合而为一”，或如人们流行的说法：“知识就是力量”），指出培根的格致新法就是为使人们“实扩识见”，真正认识自然的规律，从而对自然行使权力，支配自然，因为“未诚知天地之功用，即不能操其权矣”。培根的新法不同于那种在缺乏充分事实根据的情况下就匆匆推出普遍的穷极的公理、原则来的做法，而是从经验出发，逐步上升，首先得出较低的原则，最后达到最高最普遍的原则，这是唯一正确的方法（“培根言独一真法，即渐升高，从目睹耳闻其所足用之物，即以最小公论，后升至更高总旨，至成全括终道也”，此为第19条箴言）[5]（第4期）。

　　第三节简述培根的四假相说（包括第38-61条箴言的内容）。假相，文中译为“心中意象”或“意象”，是“大阻我加增识见与得知真理”的大障碍，共有四种：“一万人意象（今译“种族假相”），二各人意象（今译“洞穴假相”），三市井意象（今译“市场假象”），四士学意象（今译“剧场假相”）”。培根认为，“此诸象必当永弃之，慧心由此污秽全扫”，才能接受真理。因此四假相说在培根哲学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被“奉为至宝，而为甚要”[5]（第8期）。

　　第四节论“伪学数等”，即培根对几种错误的哲学的批评（箴言第62-70条）：此学分作三等：一刁滑（原文为Sophisticle，即诡辩的），以“亚力斯度德”（亚里士多德）为代表；二不足据（原文为Empircal，即经验的），指缺乏理论指导的狭隘的经验论；三从鬼神异端（原文为Superstitious，即迷信的），指迷信和神学混杂于哲学，如“比他哥拉斯（毕达戈拉斯）与百拉多（柏拉图）二氏之学”[5]（第9期）。

　　第五节论“伪学形迹”，即从若干“形迹”（即征象）可以看到哲学和科学发展的状况不良（箴言第71-77条）。自希腊以来“历二千年诸学几止而不行”，“其学皆属虚浮而无功效”，如此种种“形迹”表明“此时所流通之学之理甚不宜乎其为真实”（按原文应为：“流行的各种哲学体系和科学在真实性和健全性上都有不好的征象”）[5]（第9期）。

　　第六节论“哲学差谬诸因”（箴言78-91条）。培根认为，哲学和科学之所以产生诸多错误而且这些错误长期存在，原因甚多，最重要的是，人们“非为格学（科学）之故”来“究索”科学，而是将科学作为“别业之役”，作为达到其它目的的手段；人们没有认识到科学的真正目的（“格学之真末”）在于“使人生富足以有用之艺与新制之物”（按原文应为：“科学的真正的合法的目标只是为人类生活提供新的发现和力量”）；人们即使没有把科学的目标摆错，但是如果没有一种正确的方法，也不可能得到真理：“吾侪须记，若有不循理之法，则枉费力矣”[5]（第9期）。

　　第七节论“格学振兴希望之基”，即科学可望复兴的根据（包括箴言第92-115条的内容）。首先，对过去所犯错误有所认识，就是希望的一大根据；其次，人们在科学上“行正路”，则“格学振兴有希望”。这一条科学上的“正路”也就是培根倡导的充分搜集经验材料，以“实事及见闻为基”而推出普遍的原则（“大总之理”）的“格致新法”，正是这种新法使科学的振兴“可有大望”。当然，科学复兴的希望还有其它一些根据[5]（第9期）。

　　第八节为“推论新法略言”，概述《新工具》第一卷最后十五条箴言（第116-130条）的内容，指出培根并不是要建立一个新的学派（“开新教”），而是要引导人们“入真理殿”，如培根“自谓我意欲播真理之种，以益后代”，或者如他所说：“我意非是建造京都峻塔，使人荣耀，但期造宇宙之殿于人慧之中也”（今译为：“我并不是要建立一座朱庇特神殿或金字塔以为人们骄宠，而是要按照世界的模型在人类理智中奠定一座神圣殿堂的基础”[5]（第10期）。

　　如上所见，慕维廉的文章实际上只介绍了《新工具》第一卷的内容（计有箴言130条），并未对《新工具》第二卷详细阐述的培根归纳法的内容作任何介绍。不过，慕文毕竟是最早就《新工具》一书比较具体地介绍培根思想的一篇专文，而且从格致书院课试论文对培根思想的评述来看，可以断定此文是书院学员（也是当时更多的渴求西学新知的中国知识分子）了解培根的一个重要的知识来源，因而是值得重视的。

　　三、笔者在《谁是我国近代介绍西方哲学的第一人》一文中曾提出颜永京译斯宾塞著《肄业要览》一书，当时笔者仅见到在《格致汇编》1881年冬季刊第3册上摘要发表的该书部分章节，而未见全译本。目前查阅到该书的三个版本：1882年上海美华书馆本，1897年《质学丛书》本，1897年《西政丛书》本。《质学丛书》本是根据格致书室本重印的。格致书室本迄今未见，可能是该书在《格致汇编》摘要发表后即由格致书院的格致书室刊印发行的最早的版本。此书在清末民初流行甚广，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1896)中曾向读者推荐，谓其“有新理新法”[6]。蔡元培早年读过此书，而且在他任嵊县二戴书院院长（1900年）时曾要学生“究心”阅读此书并以《书〈肄业要览〉后》为题作文写出心得体会[7]。“五四”新文化运动健将吴虞晚年时还读过此书[8]（1943年2月20日）。

　　《肄业要览》英文原名为"What knowledge is ofmost Worth?"（《什么是最有价值的知识？》）是斯宾塞在《威斯敏斯特评论》1859年7月号上发表的一篇长篇论文，后来收入他的论文集《论教育》(On Education)（1861年出版），是当时在英国和欧美各国有广泛影响的一部关于教育的著作。

　　斯宾塞在《肄业要览》中主要是批评英国学校教育厚古薄今，注重诵习希腊罗马古典著作和本国“旧文”，追求“浮华之学”，而不致力研习关于国计民生（“关系度命”）的“实在之学”、“有用之学”。至于何者为“最有用之学”，斯宾塞的回答是：“决推格致学耳”[9]。又说：“独是格致学较他学为十倍要紧”[9]，“格致学为国昌炽之本”[9]。“格致学”在当时是英文Science一词的中译名，泛指西方近代各门自然科学。不过，斯宾塞这里所说的格致学，不仅包括算学（数学）、力学、格物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学、活物学（生物学），而且包括斯宾塞本人亦为创造者的社会学，颜永京译作“民景学”(Sociology)，这大概是社会学（这个译名是后来从日本引进的）在中国最早的译名。斯宾塞说所有这些种类的知识“皆为格致中之一类”，并且对每门科学知识对人类生活的实用价值和重要意义都分别做了说明，我们在这里就不加引述了。

　　颜永京在译者序中说他译此书的目的是借以针砭中国学术、教育的弊端。在他看来，“我中土学问之弊，固有不类而类者，虽曰以之自镜，未必尽同，然于其剔弊诸法，亦足飨我无穷”[9]。这里所谓“中土学问之弊”显然是指有清一代以八股取士的制度，使莘莘学子埋首经籍，拘守古训，唯以记诵词章、工于制艺为能事，无益于国计，无补于民生，当然皆非“实在之学”、“有用之学”。这些弊病与英国教育的弊病虽“未必尽同”，但是，我们可以后者为鉴而发现自己之弊。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斯宾塞提出的“剔弊”之法来救正中国的学术教育，那就是要大力提倡和发展科学和科学教育，以培养人们“崇实”的科学精神。

　　四、格致书院所属格致书室曾刊印发行一套格致“须知”的各门科学基本知识丛书约二十种，如《天文须知》、《地理须知》、《算法须知》、《力学须知》、《电气须知》等等（见《格致汇编》光绪16年(1890)冬季卷所载各门格致“须知”书目），这些书在1890年时均已出版，或许就是书院曾用作讲义或教本者，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关于自然科学方面的。但是，我们发现有一本名为《理学须知》的书，则是关于哲学方面的著作。此书为格致书院创办人傅兰雅所著，光绪24年(1898)格致书室刊行，虽较以上诸书为晚出，但从其书名可知为格致书院的《须知》丛书之一种。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理学”一词曾被用作哲学的译名，但是，《理学须知》之所谓理学却仅指逻辑学这一哲学分支，而非泛指哲学。傅兰雅说：“理学为格致之一门”，“此学中各法能为人先导”，为人们“考究格致各门之学”提供一种正确进行推论以获得新知（“一面能考察新理，一面能求得确据”）的方法[10]。从其内容看，此书乃是对英国哲学家约翰?穆勒（傅氏译为米勒）的名著《逻辑体系》(System of Logic)一书的虽极简略然而完整的概述。后来（1905年）严复将穆勒的这部著作翻译出版，即《穆勒名学》，惜其所译仅及原书之半，而非全书。

　　《理学须知》共分六章，基本上是按照穆勒《逻辑体系》的顺序结构分章介绍其内容的。如第一章“略论理学原意”，即原书的“导论”；第二章“略论名与实事”，即原书第一卷“名字与命题”（共分八章），介绍了穆勒关于语言和逻辑的关系、名字和事物的关系及分类、命题（“说”）的分类及其主谓（“题目”与“事功”）结构以及定义（“解说”）等等的论述；第三章“略论求据之法”，介绍原书第二卷“论推理”（共六章）前四章关于三段论推理的一般结构（由大小两“设说”即大小前提推得“成据”即结论）及其各种格与式的论述；第四章“略论类推之法”，包括原书第三卷“论归纳”（共二十五章）和第四卷“归纳的辅助活动”（共八章）论自然齐一性（傅氏译为“事物内事多匀净”）为归纳推理（“类推”）之根据、论自然律（“万物公例”）、论归纳五法等等的内容；第五章“略论错误之处”，即原书第五卷“论谬误”，指出人们在进行判断和推论时可能犯的种种错误及其根源；第六章“格物致知之理”，即原书第六卷“论精神科学的逻辑”（共十一章）的部分内容，主要介绍了穆勒关于科学分类（“列法”）的观点及其与孔德的分歧等。

　　傅兰雅在简述穆勒《逻辑体系》的同时，也介绍了西方哲学史上若干重要的哲学学说和哲学论争。例如，在第二章中提到希腊“著名格致家阿里士多得”（亚里士多德）“将能命名之物分为十类”，即亚氏的十范畴：“一体质（即实体）、二数目（应译数量）、三性情（应译性质）、四相关（即关系）、五行动（今译活动或动作）、六安静（此系误译，应为遭受或受动）、七方位（今译位置或状况）、八时候（何时）、九地方（何处）、十有无”[10]。早在明末，耶稣会士傅汎际译义、李之藻达辞的《名理探》一书中即有亚氏十范畴的译名，《名理探》译为“十伦”：自立体、几何、互视、何似、施作、承受、体势、何居、暂久、得有[11]。但傅兰雅的《理学须知》则是近代在我国对亚氏范畴论的最早的介绍。又如，作者在第六章中谈到当时（十九世纪下半叶）哲学上的一大争论，即“近己有人”主张通过对人体的生理结构（包括五官、肌肉、头颅、脑髓等等）的研究就可以完全揭明人的心理活动、心理现象及其规律（“人能从自体内考求心例”，“例”指法则、规律），因而“心灵学（心理学）可为活学（生物学与生理学）之一门”而不成其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孔德即持此看法）。穆勒反对这种观点，反对将心理的东西还原为或消解为生物学的生理学的东西，坚持“心灵学不列入活学之内”，而应作为一个单独的科学领域加以“考求”[10]。关于穆勒与孔德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详见穆勒《逻辑体系》第六卷第四章“论心的规律”第1-2节。

　　傅兰雅的《理学须知》(1898)对穆勒逻辑学和哲学思想的介绍，较之严复译《穆勒名学》(1905)要早七、八年，但是，也许是严译的名气和影响大大掩过了它，此后几不为人注意。笔者所见中外学者近期有关傅兰雅和格致书院的著述，如贝内特(A?A?Bennett)的《傅兰雅译著考略》（英文名：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into Nineteenth-Century China,1967），王尔敏的《上海格致书院志略》(1981)，顾长声的《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1985)中“傅兰雅”一章，其所列傅兰雅著译书目中均不见有《理学须知》一书。日人坂出祥伸著《中国近代的思想与科学》(1982)第四章第六节“清末对西欧伦理学（逻辑学）的吸收”用很大篇幅谈严复对穆勒逻辑学的翻译、理解及其影响，而对《理学须知》也未提及。对于这个缺漏，笔者以上所述算是“补遗”吧，或可为学者们提供一点有待研究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