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菲利普·津巴多《津巴多口述史》摘录：真正有意义的是成为一个做好事的领导者

　　

　　1、5岁半的时候，我得了双侧肺炎和百日咳。百日咳是一种接触性传染病。那是1938年11月，当时的贫民区有很多传染病。人们住得很近，生活在疾病多发的环境里，就像空气中有毒一样，一切都可能对人造成损害。世界上任何一个贫民区都是如此。

　　2、在曼哈顿的东河大道 上有一所叫威拉德·帕克医院（Willard Parker Hospital）的传染病儿童医院。那里的孩子都来自纽约，从两岁到十几岁的都有，州政府要求他们必须住在这种医院里，直至康复。

　　3、

　　医生有时会过来看看，拿起我的病例，问一句：“你感觉如何？”我经常说：“唉，糟透了。”然后他们就在病例上打个钩。护士也会过来，但仅仅是来量体温而已。

　　早上醒来后，我问护士：“比利去哪儿了？”护士回答：“哦，他回家了。”

　　“他为什么没跟我道别呢？”

　　“嗯，他赶时间。”

　　第二天，玛丽的床上也变得空荡荡的了。这时，我忽然意识到，这一切都是护士的掩饰。事实上，每天都有孩子死去。护士不可以说孩子死了，所以只能说他们回家去了。糟糕的是，我们这些孩子也不得不参与这场戏。我们都想回家，但并不想以那样的方式。更糟糕的是我们没有收音机，没有电视，收不到父母的来信，更没有任何电话打来，不过穷人家里反正也没有电话。只有每周日才有一小时的探视时间，而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整整一周的等待漫长得无法想象。周日那天，我父母带着家里的其他孩子来看我，我们之间隔着一堵巨大的玻璃墙。护士会把我的床推到墙边，让我用电话和他们交谈。当然，每个人在这个时候都泪流不止。

　　我哭是因为想要和他们在一起，而他们哭可能是因为我看起来真的很糟糕。当时，我脸色十分苍白，而且双侧肺炎与百日咳也让进食变得尤为困难。这两种疾病结合在一起，会让人难以吞咽，也难以呼吸，所以无论吃什么都很难受。我日渐消瘦，这让他们一直哭个不停。

　　4、

　　作为一个孩子，我只能学着像大人一样应对这一切。事实就是这样。我发现，我不能依靠医生，不能依靠父母，不能依靠任何人，只能依靠自己和上帝。我变得非常虔诚，每天早上都会祈祷：“上帝，请您保佑我。我很煎熬。我想活下去，我想变得健康、强壮、勇敢、聪明。我需要您的帮助。”我还会说“我出院后会做个好孩子”“请您让我尽快好起来吧”之类的话，在白天的时候也会做几次祷告。

　　我的家人并不信教。我父母从来不去教堂，但他们会鼓励我带弟弟们去。我相信上帝不会杀小孩，但是，每天早上都会有孩子死去，所以每当夜幕降临之时，我就以为是魔鬼来抓孩子了。这时候，怎么做才好呢？每到晚上，我就会向魔鬼祈祷，求它不要选我。我现在还是感到很愧疚，因为每次我都会说：“看，这儿还有这么多孩子呢！虽然他们都是好孩子，但是如果您非要带走一个的话，请不要选我。”接着，我就会把自己蒙在被子底下，然后再睡觉。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我那时其实是在练习自我催眠，因为我每次都能一觉睡到大天亮，也不会做梦。

　　后来，我完善了这种自我催眠。在纽约大学任教时，我真的在曼哈顿的莫顿·普林斯催眠诊 所（Morton Prince Clinic of Hypnotherapy）接受了培训，也用催眠做了很多研究。我在斯坦福大学任教的时候，开了一门关于催眠的大课。我会在课上做很多示范，教授如何积极使用催眠的能力。

　　5、

　　我渐渐意识到，世界是由领导者和追随者两类人组成的。经过思考，我发现做一个追随者毫无意义。因为有的时候，就算领导者愚蠢至极，也还是可以强迫你服从他的命令。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是成为一个做好事的领导者。

　　于是，从8岁左右，我就开始试着去理解为什么有些孩子能被选为领导者，或主动成为领导者，为什么他们会享有权力。有的时候，大家会说“好吧，让约翰尼来吧”；有的时候，某个人会说“我觉得咱们应该这样做”，然后结果证明他提出的建议非常好。我发现，所有领导者都具备一系列非常简单的特征。他们一般都是第一个站出来说话的人，会有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几乎都会有一个高大、强壮的人站在背后，这样他们就不需要面对任何叛乱、反抗或肢体上的冲突了。如果他们知道如何开玩笑的话，那就更好了。我注意到了这些特征，于是开始有意模仿，直到我也具备了这些特征，渐渐地习惯成自然了。

　　对男人来说，个头也非常重要。在大多数文化中，个子高的人都比身材一般的人或矮个子更受男性尊重，我想即使美国总统也不例外。所以我充分利用了自己的这个优势。就像我说的，后来我在学校里成了孩子们的头儿。我还开始系统地练习田径，对着墙击球，让我的弟弟们接球，并通过练习跑步来增强耐力。我从一个很虚弱的什么都做不了的孩子，变成了一个很强壮的孩子。

　　6、

　　母亲玛格丽特也会让我锻炼。那时我们住在圣约翰大街920号一栋公寓的五楼，她会在背包里装满罐头，让我背着来回爬楼梯，锻炼我的肌肉。

　　过去的背包没有像现在这样的背包架，就只是一个大口袋而已。但我依然背着它锻炼，让身体变得健康、强壮。现在我已经有了一种领袖特征，也就是强壮的身体。还差什么呢？哦，另一件事是我从来都不喜欢男生，我一直都很喜欢女孩子。姑娘们美丽、温文尔雅又体贴。我会从男生那里偷偷溜走，然后和一群女生去滑旱冰。这些女孩是我们班的，她们总是一起滑冰，我也会加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拥有双重性别。我试着去理解女孩看重的东西是什么，她们是如何彼此相处的。这种方式和男孩截然不同。女孩很少有肢体上的对峙，她们总是用语言解决冲突。我把这项能力也加入了自己的技能库之中，这就说来话长了。

　　7、（同朋友谈起）

　　“我不明白为什么同学们都不喜欢我。”

　　他说：“我们不是不喜欢你，是怕你。”

　　“什么？”我当时身高有一米八，但特别瘦，最多也就68千克。虽然精瘦，但我能打出长球。我接着问：“怕我是什么意思？”

　　他说：“呃，你是个来自纽约的西西里人。我们以为你来自一个黑手党家庭，可能是个危险 人物。”

　　我大惊：“哦，天哪！”这又是偏见。一开始，我因为被当成犹太人而挨打，现在又因为被认为是西西里黑手党而遭受排挤。我赶紧解释：“不，我和黑手党可没啥关系。”

　　他说：“好吧，但是已经太晚，没办法挽回 了。”

　　我说：“好吧，管他呢。”

　　8、斯坦利·米尔格拉姆

　　回到纽约的门罗高中。米尔格拉姆说，问题在于：是我从一个不受欢迎的人变成了一个受欢迎的人呢，还是环境改变了呢？我们都认为是环境发生了变化。这很奇怪，因为我们的对话发生在1948年。后来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米尔格拉姆做了第一个证明情境的力量胜过个体倾向的研究。几年后，我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在米尔格拉姆的实验中，是某个权威命令人们去做错事；而在我的实验中，人们所扮演的角色会鼓励他们以一种专横、暴虐的方式使用权力。这一切都始于高中时期我和米尔格拉姆坐在一起，试图弄明白为什么我在北好莱坞高中受到冷遇。我们都认为这是环境的因素，而不是个人性格的原因。

　　9、

　　It doesn't make sense

　　to be a follower,

　　it makes sense to be

　　a leader and then

　　end up doing good thing.

　　Dr.Z

　　做一个追随者毫无意义，

　　真正有意义的事情

　　是成为一个

　　做好事的领导者。

　　10、

　　我们都是情境主义者。用米尔格拉姆的话说就是：在陷入某种情境之前，你又怎么能知道自已会怎么做呢？1948年，他还是个高中生，战争刚刚结束没几年，他担心的依旧是：他和家人会不会被投入集中营？

　　每个人都说：“斯坦利，别傻了。他们是纳粹，我们是美国人。我们不是那种人。”我还记得他的回答：“在陷入某种情境之前，你又怎么能知道自己会怎么做呢？”我敢打赌，在纳粹组织希特勒青年团之前，德国人也说过和我们类似的话。我们总是倾向于认为自己是好人，低估了环境是如何驱使我们做坏事和好事的。我十分赞同这一点。

　　这就是两个情境主义者最初的温床。我还想补充一句，当米尔格拉姆的研究（5）刚刚起步时，他并没有得到赏识，反而受到了很多关于伦理方面的批评。他一直想成为一名电影制片人。他拍了几部非常好的电影，并亲手制作了一部名为《服从》（Obedience）的纪录片，展示了人们如何反抗权威直至最后屈服。你可以在电影中看到人们的焦虑，看到他们的犹疑与担忧。在心理学的历史上，这是人们第一次看到被试进入实验情境之后受到的负面影响。之前也有一些视频，比如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的研究，但并没有负面到这种程度。米尔格拉姆的实验揭示了人性之恶。

　　后来，我在1971年8月15日至20日做了斯坦福监狱实验，并在美国心理协会的演讲中提到，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个实验是米尔格拉姆研究的后续，但我们关注的不是个别情境的力量，而是制度和角色的力量，这个研究是关于角色扮演的。米尔格拉姆也在台下，从那以后我们一直保持联系，当时主要是通过电话交流。我参与了他的一些研究的评审。他英年早逝，令人惋惜。1984年，他死于心脏病发作，享年51岁，很遗憾。当时他正在做一些极富创造性的研究。

　　注：（5）指米尔格拉姆著名的关于服从权威的研究。被试会被告知这是一项有关记忆和学习的研究，并被要求扮演“老师”的角色，对不能找出正确单词的“学生”进行电击。随着作为实验者同谋的“学生”一次次回答错误，“老师”实施的电击强度也会增加。在实验过程中，“学生”和“老师”会被隔开，彼此看不见对方；接着，预先录制好的不同程度的呻吟声将会随着电击强度的增加依次播放。米尔格兰姆的研究表明，尽管显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人们仍会服从权威去做违背自己价值观的事情。

　　11、

　　我还想再说一个关于米尔格拉姆的故事。十几年前，在纽约，似乎是在东部心理协会（Easter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的会议上，我组织了一次研讨会，主题是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和他们的得意门生。

　　库尔特·勒温、卡尔·霍夫兰（Carl Hovland）、斯坦利·米尔格拉姆、哈罗德·凯利（Harold Kelley），都是已故的著名社会心理学家，我邀请到了他们的学生来谈论他们的生活和贡献。现场观众很多，可能有几百人。有趣的是，约翰·萨比尼（John Sabini）说，与埃利奥特·阿伦森（Elliot Aronson）和利昂·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相比，米尔格拉姆从来就没有过多少学生。为什么呢？原因还不太清楚。有可能是因为他不经常提及学生的功劳，比如在服从实验中，他用16～19个不同的实验变量测试了1000人，但没有一个人被提及。米尔格拉姆没有亲自管理被试，也没有亲自进行那些测试。他邀请了一个高中生物老师来做这些事，但此人也仅仅在脚注中被提了一句。作为一名研究生，你必须发表文章，那是在学术界取得成功的唯一途径。可能大家都听说了米尔格拉姆不愿与人分享聚光灯的光芒。

　　萨比尼一直在说和米尔格拉姆一起工作是多么美妙的事情，在他讲完之后的提问时间，很多人都举手了。学生们一个接一个地说：“你在胡说什么呀，他是世上最刻薄的老师！”“我讨厌上他的课，讨厌和他一起工作！”当时有三四个学生这样骂了他，然后，又有另一些学生举手说：“你们怎么能这么说？他是最善良、最体贴的人，他的去世让我心碎！”这时我突然插嘴说：“等一下，这不可能啊！你们是什么时候和他一起工作的？你们又是什么时候和他一起工作的?”学生们回答说，分别是米尔格拉姆第一次心脏病发作之前和之后。

　　很明显，他变了。在心脏病发作之前，他是个“刻薄的老师”；心脏病发作后，他成了一个可爱的人。我没什么证据，但事实如此。我也和他一起工作过。我不知道他的第一次心脏病发作具体是在什么时候，大概是20世纪70年代末或80年代初。他是非常典型的A型人格，很喜欢评价别人，专横跋扈，喜欢占据主导地位。从本质上来说，他是一个有远见的人，无论如何都会获得成功。但现实是他得到的支持很少。他在耶鲁大学做了一项非常了不起的研究，却没有获得终身教职。他那时只是一个新入职的助理教授，得到了很多赞誉，却没有获得终身教职。

　　后来，米尔格拉姆去了哈佛大学。当时哈佛大学的教员们分成了两派。在这些著名的心理学家中，以戈登·奥尔波特（Gordon Allport）为代表的一半人支持他，另一半人则反对他。他在哈佛也没有获得终身教职。耶鲁和哈佛是他梦寐以求的两个地方，对当时的心理学家来说，学术界的精英都在耶鲁和哈佛。他最终来到了纽约城市大学，这是一所刚刚起步的学校，相对于耶鲁和哈佛来说，这是巨大的退步。作为一个纽约人，他回到了家乡。他充分利用了这一点，开始研究城市压力。在他之前，城市压力根本不算是一个研究主题。

　　老专家们与他在学术上对峙，不愿意批准他的终身教职，都仅仅是因为伦理问题而已。他们认为大学里不应该发生这种伤害人的事情。反对他的一方以赫伯特·凯尔曼（Herbert C.Kelman）为代表。凯尔曼当时是哈佛大学教授，正在写一本书《服从的罪行》（Crimes ofObedience），基本上关注的是服从的消极一面。用凯尔曼的话说，米尔格拉姆讨论的是：为什么人们会服从一个下达了违背道德良知的命令的权威者?这是一个很基本的问题，也是出于米尔格拉姆对纳粹国家的兴趣。但这些都被忽略了。人们只是说，这个研究违反了伦理，伤害了他人。糟糕的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那些日子里，没有人会对被试做事后解说。在米尔格拉姆的研究中，实验时长取决于被试是否一直坚持电击，一次实验可能会持续45～55分钟，于是留给事后解说的时间就所剩无几了。在他的研究中，那个遭到“老师”电击的所谓的“学生”，其实是米尔格拉姆的实验者同谋。实验结束后，无论“老师”是否一步步地将电击强度增加到了450伏，实验者和同谋者都会出来解释说：“嘿，你并没有真的电击他，他是我们的人，我们其实是在研究服从权威的问题。”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被试的罪恶感减轻了，因为他实际上并没有对这个人造成身体上的伤害。然而另一方面，心理上的罪恶感依然存在，因为他的所作所为的确有可能严重地伤害到某个人。令我担心的是，以后不会再有人进行这类研究了。后来，我为米尔格拉姆关于服从权威的新书作序，还在《耶鲁评论》（Yale Review）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的都是理解人类天性的重要 性。在米尔格拉姆做实验时，还没有知情同意这种概念，也没有人类被试研究委员会（Human Subjects Research Committee）。

　　事实上在我看来，有一个最违反伦理的研究却从来没有被人贴上这样的标签。那是土耳其心理学家穆扎费尔·谢里夫（Muzafer Sherif）所做的研究，他把穷孩子送到乡下的免费夏令营，家长并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参加的其实是一个实验性质的夏令营。在营地里，实验者故意把孩子们分成两个相互对抗的小组，一组叫老鹰队，一组叫响尾蛇队，并在两队之间挑起冲突。

　　孩子们变得野性十足。这个研究的理念就是制造冲突，然后看看他们如何解决。基本情况是这样的：宿营地水源短缺，孩子们需要凝聚成一支队伍，齐心协作。人们在提到这个研究的时候，总是说它展现了孩子们如何解决组间冲突。但实际上，从实验伦理的角度看，这是在让孩子们彼此仇恨，而且是在一个不可控的环境里。孩子晚上到处乱跑，而辅导员只有寥寥几位。实验过程到底有多糟糕，我们并不清楚，也不知道孩子们是否曾经彼此斗殴。显然，他们曾经相互咒骂。还有一点也很明确，如果阅读原始资料，你会发现一些孩子直到最后还在说“我讨厌响尾蛇队”或者“我讨厌老鹰队”。

　　我认为，这才是有史以来最违反伦理的研究。这样做是不道德的。家长被欺骗了，毫不知情；孩子们也被欺骗了，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样的事情。实际上，孩子们深受其害。但奇怪的是，这个研究反倒被认为展示了人们如何解决冲突而非制造冲突，成了心理学史上最重要的研究之一。

　　（有点像《蝇王》）https://zhuanlan.zhihu.com/p/369540236

　　13、

　　1971年，当我决定进行监狱研究的时候，在斯坦福的确有一个人类被试研究委员会。我并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成立的，估计应该刚刚成立不久。我被要求填写一份标准表格，描述我们想要做些什么。我还承诺了一些条款，比如：必须提供最低限度的充足饮食；将被试收监必须经过本人同意；实验中会给被试造成一些压力；被试费为每天15美元；研究预计为期两周；还有“如果在任意时间有任何人表示希望退出实验”，我就必须将其释放。

　　实际上，委员会里真的有人过来，查看了我们在斯坦福的那间地下室。研究是在乔丹楼的地下室进行的，这座楼位于斯坦福主校区的棕榈大道尽头。委员会的人只提醒了一件事：这里只有一个出入口。因为我们把走廊的一端封锁了，在那里架设了摄像机，只在另一端有一扇门。这里没有窗户，当然也没有灯。他们提醒说，必须准备好消防器材，以防失火。这里的确对火灾毫无准备。这是他们最关注的一件事；还有就是我必须把研究计划通知学生健康中心，让他们随时待命，这一点我已经做到了；再就是我必须保证被试的一日三餐。

　　我对他们说：“除此之外，我们还会让家长过来探访几次，定期召开假释委员会听证会，并邀请一位监狱牧师过来。”这是一个由孩子扮演警察和小偷的实验，每个人都心知肚明，因为被试必须签字认可“我已被告知这是一个怎样的研究”。我们说“囚犯”和“狱警”将会随机分配，被试则说：“我会尽力完成自己的角色，无论研究持续一周还是两周。”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知情同意书上并没有写明，在任何情况下，如果他们感觉受不了或者强度太大了，只要说一声“我要退出实验”就可以被释放。

　　每个学生都填了表。人类被试研究委员会让我们准备消防器材，结果很讽刺，这些器材被“狱警”拿来对付“囚犯”了。那里面可是令人直起鸡皮疙瘩的液态二氧化碳，喷射出的高压气体令对手胆寒。原本作为安全保障的东西，最终却被用于攻击。

　　注：监狱牧师，一种向囚犯提供咨询和帮助的职业。

　　14、

　　说回到布鲁克林学院。当开始大一新生的生活时，我对心理学真的非常感兴趣，因为我从小就在研究它了，不是吗？我分析过领导者和追随者的特征，思考过情境的力量，还体验过一场心身疾病。可以说，我从小就是一个直觉型的儿童心理学家了。

　　其实我完全没有读过心理学方面的书籍，只有自己的亲身经验。还有一件事要提一下。无论在世界上哪个角落的贫民区长大，都会遇到这样一种人，他们的职业就是诱骗小孩子做坏事，以此来赚钱：偷盗、贩毒、吸毒，还让女孩子出卖身体。这种人始终存在。他们甜言蜜语，要帅扮酷，能言善辩，极富“魅力”。一般来说，他们会给孩子很多钱，或者表现得很欣赏这些孩子，总之是先送给你一些特殊的东西，甚至可能会是棒球、棒球手套或者棍子球。然后陷阱就出现了：“没事，我就是想让你帮忙把这个包裹带到两个街区外的凯利街，在那里你会见到一个戴这种帽子的人，把包裹交给他，然后他会给你一个信封，你把信封拿回来就行了。”

　　然而有时候，在那里等着的会是警察的线人，于是你就被捕了，只能进监狱。为了让你管好嘴，那些人还会威胁你。可想而知，孩子们被吓坏了。我曾有一些非常好的朋友，他们都是很好的孩子，却受到了金钱的诱惑，明知不对却还是做了坏事，有些人因此进了监狱或少管所，而监狱内的种种对他们产生了很多持久的不良影响。但也有一些人，比如我，并没有去做那些坏事。

　　15、

　　我经常会扪心自问一些关于善恶的基本问题：为什么孩子们会屈服于诱惑？为什么他们会变坏？现在，大一学期开设了心理学入门课。我选了这门课，准备好了受到教育、感受喜悦。结果这是我有生以来上过的最无聊的一门课！我讨厌它，每一讲都讨厌。部分原因在于，20世纪50年代的心理学本身就很无聊。其内容有大鼠跑Y字迷宫，有大学生坐在记忆鼓前学习无意义音节，还有大脑如何编码颜色。没有任何一讲是有意思的。还有一种叫作“多选题”的考试，这是我在高中时从未遇到过的。我是个很优秀的学生，有着近乎过目不忘的记忆力。针对某个问题我会在卷子边缘写道：“如果按照课本第470页，这里应该选A；如果按照老师在课堂上说的，这里应该选B。”当然了，正确答案不是这么写的，于是这道题我得了零分。

　　我去找老师抗议，她说：“抱歉，你得学会怎么考试。”这次考试我得了C，这辈子我就得过这么一次C。哦，不对，我初中的书法课也得了C。所以这是我这辈子第二次得C，而我曾经是以最优等生的荣誉身份毕业的。因此我恨透了心理学，恨透了人们称为心理学的那种东西。我很快就转向了社会学和人类学。在布鲁克林学院有一点很好，那就是在社会科学中开设了一门实验性质的课程，有点类似于尝试性课程，它讲授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政治科学，针对每一门学科进行大约两周的讲座。

　　我爱上了人类学，因为学校里有一位叫费利克斯·格罗斯（Feliks Gross）的波兰心理学家，他讲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犹太社区，还讲到了人类学家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 （Bronislaw Malinowski）在克拉科夫周边山区进行的研究。我成了格罗斯的研究助理。这段经历很美好。然后我就开始学习人类学和社会学。老师们正在研究的都是大问题，如关于原子弹伦理学的问题。

　　16、

　　那时，老师鼓励我们去做实地研究。1948年前后，波多黎各的糖类作物歉收。波多黎各政府为所有想要前往美国纽约的人提供了单程票，成千上万的波多黎各人移民而来。很多人到了曼哈顿的哈莱姆区，后来那里被称为“西班牙哈莱姆”，其他人则来到南布朗克斯。二战后，穷人的生活富裕了一些，因为工作遍地都是。南布朗克斯的犹太人一直是最有钱的，现在变得更加富裕，开始从南布朗克斯向北布朗克斯转移。他们迁往佩勒姆湾，那里有一些特殊的项目工程。于是，在南布朗克斯空出了大量便宜的公寓。一些波多黎各人搬到了那里。与此同时，非裔美国士兵并不想回南方，因此也纷纷搬家，他们唯一可以住的地方也只有南布朗克斯。于是，波多黎各人和非裔美国人为了争夺底层工作机会，发生了大量冲突。我在两边都有朋友。我开始研究布朗克斯这两个弱势群体之间的整体动力学和偏见问题，研究方法主要是访谈，对象是黑人、波多黎各人，还有社区、教堂和商店里的其他人。我和一小组人一起进行了这项工作，然后由我将之写成了研究报告。这是第一个有关弱势群体间动力学的研究，当时其他所有的研究都是在优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展开的。大约是在大二或者大三的时候，我的这篇论文发表了。

　　这件事让我明白了必须学会聚焦自己的想法，并将其写出来分享，没有被分享出去的观点成不了好观点。我因为这项研究得到了一些推荐信。

　　17、

　　到了大四那年，我最好的朋友杰拉尔德·普拉特（Gerald Platt）对我说：“我需要你帮我个忙。”

　　我说：“什么事？”

　　他说：“为了修完我的心理学专业，我必须上一门研究方法课。可我讨厌研究方法，心理学的其他一切我都喜欢。”

　　我说：“但是我讨厌心理学。”

　　他说：“帮我个忙吧。这门课必须分组做研究，我知道你是这方面的高手。你想要什么尽管说。”

　　于是我们一起选修了那门课，他讨厌那一切，我却很喜欢。我们现在是真正在做研究了。那门课的老师非常严格，尤其是打分的时候。每周我们都会重复一个经典实验，收集数据，管理10～20名被试，还要提交一份报告：原始研究是什么样的，我们是怎么做的，进行了哪些修改，数据和结果是什么，是支持还是反对了原始研究。我真的非常喜欢这一切。我们往往会在研究中收集两倍乃至三倍数量的被试数据。到最后我说：“哦，我的天哪，这就是我想做的事！”普拉特则说：“哦，我的天哪，我讨厌这些事！”

　　在大四这一年，普拉特转到了社会学专业，我则转到了心理学专业。普拉特去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后来到哈佛大学任教，与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共事，成了社会科学史和历史传记的专家。我则努力选修了尽可能多的心理学课程，但数量依然远远不够。

　　本科即将毕业了，我申请了很多学校的研究生。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我特别想去耶鲁大学，因为听说那里的心理学系很棒。但是我初出茅庐，那里的老师一个也不认识，只是在人格心理学课上，我知道了那里有两位心理学家－尼尔·米勒（Neal Miller）和约翰·多拉德（John Dollard），因为我们人格心理学课所用的教材就是他们两人写的。

　　18、我大概申请了十几所学校，大部分都成功了。当然，我需要全额的助教奖学金，或者类似的东西。我在布鲁克林学院拿到了一小笔助学金，还获得了种种荣誉。每所学校都有了回复，只有耶鲁杳无音信，既没有接受也没有拒绝。

　　19、

　　我已经把同意书准备好了，邮票就放在桌子上。1954年4月14日，我接到了耶鲁大学的K.C.蒙哥马利（K.C.Montgomery）打来的电话。

　　他说：“我经耶鲁大学心理学系授权，打电话问你一些问题。你已经决定好去哪所学校了吗？”

　　我说：“是的，我打算去明尼苏达大学。”

　　他说：“你已经把同意书寄出去了吗？”

　　我说：“还没有。”

　　他说：“为什么不再等一等呢？现在有一个机会，也许可以让你上耶鲁，有兴趣吗？”

　　我说：“有！耶鲁是我的首选。”

　　他说：“好的。明天来曼哈顿的纽约客酒店（New Yorker Hotel）找我。那里正在举办一场心理学大会，我们在一楼的酒吧见面。一定要在 10点整到。”

　　我10点整到了那里，穿着自己最好的衣服。顺便说一句，当时我可是布朗克斯的时尚先锋，也就是说，我穿着蓝色小山羊皮皮鞋、吊带裤，还有比利·艾克斯汀（Billy Eckstine）同款的大翻领、细细的领带，以及一件小山羊皮的夹克，真是超级酷炫。我还系着一条钥匙链，一直垂到膝盖上，末端挂着我的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Phi Beta Kappa）会员钥匙。在布朗克斯，这身行头是最酷的，然而当我到了耶鲁之后，这样打扮看起来就像个笑话。我见到了蒙哥马利，他已经点了两杯马丁尼酒。在那个年代，人们真的很能喝酒，当然这只是大体来说，但心理学家们的确会经常在聚会上喝到酩酊大醉。

　　他说：“我想问你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知道怎么用大鼠做实验吗？”

　　我思考了一下，回答说：“知道。”我们系里的确有老鼠，得拿着扫帚使劲儿打。不过后面这句我没说出口，只是回答“我当然知道”。他说：“你知道怎么搭建实验设备吗？”我问：“什么类型的设备？”

　　他说：“比如笼子。”

　　我说：“这个我当然会。”其实我的意思是我父亲什么都能造。

　　然后他又说：“你能在这个暑假就开始工作，还是说你已经有其他计划了？”

　　我说：“没有，这个暑假我都闲着。”

　　他说：“好的。我在此批准你为耶鲁大学心理学系的一年级研究生，你和我一起工作，可以拿到全额助教奖学金，大概是每年1500美元，且学费全免。”

　　我简直不敢相信，大喜过望地问道：“真的吗？”

　　他说：“是的，千真万确。”

　　然后我说：“但我从来没收到过你的回信，既没有接受也没有拒绝。”

　　他说：“这就说来话长了。”我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他现在不想谈这个。接下来他说：“好了。现在赶紧去大会会场，尼尔·米勒将在12点发言，总结他10年来关于奖赏和惩罚的研究。”

　　我跑进了会场，见到了尼尔·米勒，那个即将成为我偶像的人。他正在讲述的研究真是激动人心，以动物和人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奖赏和惩罚。而且自始至终，他一再提及自己的研究生：“在这项研究中，我和某某学生一起发现了某某结果。”我心想，天哪，这就是我希望与之共事的人，因为他显然在为学生们的职业前途着想。

　　最后我果然和尼尔·米勒一起做了研究。我们的研究发表在一本重要期刊上，我是第一作者。

　　20、

　　说回我申请耶鲁的故事。当时我很奇怪为什么之前没能收到耶鲁大学的回信，没有接受也没有拒绝。这是怎么回事呢？蒙哥马利说:“咱们等会儿再说这个。”但他始终也没说。很不幸，蒙哥马利患有重度抑郁症，在我读研的第二年自杀了。系主任一直瞒着我这件事。我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搭建大鼠的笼子，通过各种各样的实验来研究动物的探索行为。这是一个正在持续发展的新兴领域，但我对同类研究知之甚少。课余时间我完全住在了大鼠实验室里，还要分析数据、写报告。蒙哥马利交给我一系列项目，却疏于监管，因为他不断在耶鲁医院进进出出。很遗憾，我们之间没能建立友情。我也明显看出了有什么事情不对劲儿，但并不知道问题有多严重。

　　我做了两三年的大鼠实验，然后转向了社会心理学，最终以一项社会心理学研究毕业。第一年和我一起工作的有卡尔·霍夫兰、杰克·布雷姆（Jack Brehm）、罗伯特·科恩（RobertCohen）、欧文·萨尔诺夫（Irving Sarnoff）和哈罗德·凯利。凯利后来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成为一位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

　　21、

　　1959年我毕业时，向国际心理学大会提交了一篇论文。那次大会是在德国波恩举行的，是战后的第一次国际性会议。论文被采纳了，于是我有了第一次漂洋过海的经历。我前往德国，在大会上介绍了自己的论文。我只讲了12分钟，但极为成功。然后我们参加了一天结束后的招待会。我和哈罗德·凯利一起上了一辆出租车，自从研一那年之后我就没见过他了。这次简短的对话我至今记忆犹新。

　　我说：“哈罗德，你知道吗，对于我们心理学家中的犹太人来说，在战后这么短的时间就重返德国，一定很不容易。负面感受太多了。我敢打赌这里仍然有很严重的反犹情绪。”

　　我们聊了一会儿，然后他说：“天哪，这肯定和你来耶鲁时的感觉一样，那时大家都认为你 是黑人。”

　　我说：“你说什么？”

　　他说：“你不知道吗？”

　　“知道什么？”

　　他说：“我们之所以那么晚才录取你，原因就在于系里有一半人认为，你是个黑人或者是个混血儿，你的推荐信一定是夸大其词了。你很可能会把事情搞砸，而我们不想冒这个险，因此不想录取你。另一半人则说应该让你入学，因为系里从来没有招收过黑人学生，你会是第一个，就当是个试验，我们可以看看你的表现如何。双方难以决断。”

　　这件事归根结底就是，当时的耶鲁大学心理学系无法决断，是否应该招收一个有可能是黑人的学生，虽然他以最优异的成绩从一所顶尖大学本科毕业，获得过总统奖，还在毕业之前就发表了一篇论文。于是他们把这件事暂且搁置起来，再也不提了。

　　我对凯利说：“简直难以置信！”

　　他说：“天哪，原来你不知道。真抱歉，我还以为已经有人告诉你了。”

　　当时事情是这样的。蒙哥马利招收了一个名叫戈登·鲍尔（Gordon Bower）的学生，但此人在最后时刻决定选择明尼苏达大学，因为明尼苏达有一个特别的科研项目。于是蒙哥马利空出了一个助教奖学金的职位和一大笔钱，而此时每个人都已经被接受或拒绝了，只有我还悬而未决。他之所以来找我，是因为除了我之外，他已经找不到其他研究助理了。就是这么回事。现在回头想想，他为什么非要当面问我那几个问题，而不能在电话里问呢？他明明可以在问完之后说：“好的，我明天跟你见面，咱们喝一杯，庆 祝一下。”

　　我敢肯定，如果我真的是黑人，他是不会收我的。虽然并没有证据能证明这一点，但后来我思考过这件事。为什么他不能直接告诉我我被录取了，好让我高兴一下？为什么他一定要等见面之后再说呢?我想，唯一合理的原因就是如果我是个黑人，他就会编造一些理由：“那个······我并不确定你是不是合适的人选，也许明尼苏达更适合你。”整件事太古怪了，我敢肯定就是这么回事。

　　但是他们为什么会认为我是黑人呢？这么说吧，到处都是间接证据。首先，在那个年代，你要在申请时附上照片，表明你是不是少数族裔。我是个穷孩子，每个申请的学校都要寄一张照片，而我申请了很多所学校，于是就选择了漫画书封底广告上那样的照片，因为它100张只要10美元。跟其他申请人的专业照片比起来，这种廉价照片又暗又模糊，把我的照片和其他人的放在一起，就显得我格外黑。而且我还留了小胡子，并且穿着比利·艾克斯汀式的衬衫。这是首要原因。

　　其次，我在表格里填写的爱好是听爵士乐、去鸟园爵士（Bird Land）之类的爵士乐俱乐部，最喜欢的书也是关于爵士乐的故事。我还是美国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NAACP）布鲁克林分会的秘书，这其实只是因为我的一位叫查尔斯·劳伦斯（Charles Lawrence）的老师是美国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的领导，他问我愿不愿意加入。我还是田径队的队长。我发表的论文是关于黑人和波多黎各人之间的冲突的。事情都串在了一起，真是顺理成章。如果不是黑人，有谁会刚好做了所有这些事呢？于是有人得出结论：“这是一个尽了自己最大努力的黑人孩子。但是，在布鲁克林学院努力是一回事，在耶鲁则是另一回事了，他是无法成功的。”做出这样的推论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也是情有可原的。

　　直到10年后，耶鲁大学心理学系才接纳了第一名黑人研究生，也就是我的朋友詹姆斯·琼斯（James Jones）。在我毕业之后，他们又花了10年时间才终于招收了一个其他少数族裔的研究生。这很奇怪，也很可笑，但实际上是个令人难过的故事。

　　这是我第三次因为刻板印象受到歧视了。在童年时，我因为被当成了犹太人而受到歧视；在高中，我因为被当成了西西里黑手党而受到歧视；在耶鲁，我因为被当成了黑人而受到歧视。我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在布朗克斯的纽约大学找到了工作。当时我依然很穷，找了一辆厢式货车，把我在耶鲁的那些东西搬到布朗克斯的一间公寓。我和弟弟从货车上往下搬东西。那是一个炎热的夏日，我们额头上系着头巾。有路人看到了我们，说：“天哪，这些波多黎各人真是到处搬家。”要知道，我们并不是波多黎各人。这是第四次了。犹太人、西西里黑手党、黑人、波多黎各人，我真是什么人都当过了。

　　22、

　　我幸运地在耶鲁选修了杰克·布雷姆和罗伯特·科恩的课程。布雷姆是利昂·费斯廷格的第一批研究生中的一员，科恩则曾在密歇根大学组织动力学研究中心工作。他们两人都拿我一个纽约孩子居然做大鼠实验这件事来取笑我。我则用自己的认知失调来进行辩护，以此解释大鼠实验为什么非常重要，其重要性是几年前的我根本无法想象的。这两人合作讲授了一门特别的课程，只对社会心理学项目组的少数几个学生开放。在这门课上，我们的主要学习材料就是费斯廷格《认知失调理论》（A Theory ofCognitive Dissonance）的手稿，几乎是他一边写我们一边读。这门课大概是在1956年开设的，《认知失调理论》则是在第二年，即1957年出版的。我们兴奋极了。戈登·鲍尔和我都在那个班里。

　　失调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理论，但会推导出一些违反直觉的预测，例如，如果我们让你做出一些违背自身信念的行为，那么你的信念将会改变，从而与你的行为相符。这真是非常戏剧化。后来，费斯廷格到斯坦福大学做了一次精彩的讲座，我被深深吸引了。我说：“哇哦，我想和他一起做研究！”然后我决定了，就以认知失调作为我毕业论文的主题。

　　当时我正和卡尔·霍夫兰一起工作，他是社会心理学项目组的头儿。他从斯特林基金会（Sterling Foundation）和其他地方获得了大笔的研究资金，领导着耶鲁态度改变项目。一方面，这里有尼尔·米勒和弗兰克·比奇这样的行为主义者；另一方面，这里也有约翰·多拉德这样的人格和临床心理学家。在两极之间，则是霍夫兰、欧文·雅尼斯（Irving Janis）和哈罗德·凯利，他们合作写出了当时的经典之作《传播与劝 服》（Communication and Persuasion）。不过凯利后来离开耶鲁去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我的毕业论文把霍夫兰的态度改变理论、穆扎费尔·谢里夫的观点所推导出的理性预测和失调理论的观点进行了对比，最终证明失调理论才是正确的。在1958年的时候，那是第一篇在态度改变框架下研究失调理论的学位论文。我将它发表在《变态与社会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上。

　　23、

　　我在耶鲁大学上过一门非常棒的课：欧文·雅尼斯的精神病理学课程。我们真的去了一所精神病医院，大概是米德尔敦州立精神病医院（Middletown State Mental Hospital）。上午，雅尼斯会就某一主题进行讲解，比如某种恐惧症或者偏执狂。到了下午，他会和表现出这类疾病症状的患者面谈。然后我们也会进入病房，和患者们直接见面交谈。每个人都分配到一位患者，必须完成一个个案研究。我原本只是来旁听这门课的，结果完全被吸引住了，我分到的患者是F.B.先生。多年之后，我在讲课时还会用到当时在那里收集到的材料。

　　在那时，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在让我变得更聪明，眼界更开阔，然后我会设法将这些收获注入到研究之中。单就这门课而言，我所学到的是作为老师，必须在心里对知识进行重新包装，让学生感到更有趣、更兴奋。在耶鲁大学，主修心理学的本科生很少。通常来说，读耶鲁可不是为了成为心理学家的，学生们大多是想跻身商界。我在每一讲中都力图呈现能令学生感到兴奋的材料，比如F.B.先生的个案研究。

　　这门课的好处在于，班级很小，好像只有20人。学生都是大一新生。每周二、周四和周六的早上8点开始上课。在秋季，周六早上8点这个时间真是太糟糕了，因为那时正值橄榄球的赛季。还有些学生的女朋友会从七姐妹学院赶来。我必须让自己的课程吸引所有这些人。选修这门大一课程的每个人都要做研究，这在当时的心理学入门课上是前所未闻的。有些研究真的非常有意思，有个人从他父亲的公司里收集了大量的样本。从此，这成了我职业生涯中的一个永恒主题：把我和其他人的研究带到教学中，也从教学中获得新的研究想法，然后再把它们带入下一次教学。所以我的研究中总有一部分是由学生完成的，他们既是在完成课堂作业，也是在充当研究助理。我也总是会在很多讲座上对各种不同的现象进行演示，不是用嘴讲，而是让学生们亲身参与原始实验的演示，以此来阐明那些结论。我把这种方法一直带到了斯坦福大学。后来，我的课堂从最初的仅仅20人扩展到了200人、300人、500人，最多的一次是在斯坦福大学纪念礼堂，达到了1200人。

　　24、

　　此外，我还在耶鲁大学开始了授课生涯。系主任克劳德·巴克斯顿（Claude Buxton）写过一本有关心理学教学的书。他在给我们上课时就使用这本教材，以此进行验证。

　　这门课程结束时，我问道：“我们什么时候开始讲课？”

　　他说：“你们不讲课。在哈佛，研究生会给本科生讲课，但在耶鲁，本科生也是很重要的，只有教授才能给他们讲课。”

　　我说：“好吧，但如果可能的话，我还是希望能有机会讲课。”

　　班里的一部分人将会在一门本科课程中进行嘉宾讲座，我也是其中一员，并且很喜欢这次经历。然后运气来了，准备在秋季学期讲授心理学入门课的一位教授生病了，替补人选只剩下我一个。我成了耶鲁大学心理学系研究生讲授心理学入门课的第一人。我沉浸在讲课的快乐之中。

　　25、

　　Ideas are not good

　　unless you

　　share them

　　with people.

　　Dr.Z

　　没有被分享

　　出去的观点

　　成不了好观点。

　　26、

　　我在纽约大学要教4门课，负担非常重，还要在市中心的格林威治村教授一门研究生课程。我所有的时间都用来连轴转地上课了：心理学入门、高级心理学、态度改变、社会心理学、群体动力学、研究方法。然而即便备课、考试和办公室工作无穷无尽，我依然热爱着教学工作。

　　我决定用更有效的方法来教育我这些不够聪明的学生。此时我的班上有大约200人，从耶鲁的20人到如今的200人真可谓前进了一大步。我决定在每个班里找到“隐藏的珍宝”，也就是说，在期中时，我要给所有取得了高分的学生写一封亲笔信，感谢他们花费时间努力学习：“希望你能在这门课程中继续深入下去，希望明年你还会选我的课。”我还鼓励这些被选中的学生，在每周我于办公室坐班的时间里过来与我当面交流。学年结束时，我又做了同样的事。我发展出十来个学生，他们成了“主修津巴多”的孩子。他们和我一起修完了心理学入门课，很多人最后成绩斐然。奇怪的是，这些学生中继续读研并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数，与后来我在斯坦福大学教的学生相比更多，因为斯坦福的心理学本科生很少会去读研，他们都去了商学院、法学院和医学院，成了专业技术人士。

　　后来在斯坦福大学，我刚开始也在一些班上尝试了这种写信的方法，直到后来课堂变得实在太大。在那里，一个班里的尖子生可能有100人，而不是只有五六个。

　　27、我做了各种各样不同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我兼收并蓄，堪称一个怪人，或者说好听点，我是个多面手，对万事万物都有兴趣。一旦我对某个问题或主题感兴趣，就真的会开始着手做研究，最终发表论文，无论那个问题属于哪个领域。

　　28、

　　我有个很棒的秘书，名叫安妮·蔡德伯格（AnneZeidberg），她的政治立场非常鲜明，参与了女性反战运动，还有女性反对导弹的运动。她一直向我施压，让我也参与其中，利用我的地位来有效地反对当时正在酝酿之中的越南战争。

　　她说：“你很有名。要知道，你必须参与。”我说：“我没时间。”

　　她说：“我来帮你安排。”

　　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是这样的。《时代周刊》当时设计了一整期企划，教人们怎么修筑核辐射掩体，当导弹来袭时怎么自我保护。这显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它已经默认了战争即将打响。它不是在教人们如何设法避免战争，而是告诉你，如果你足够有钱，就可以在地下室里修筑核辐射掩体。于是安妮组织了一组纽约大学的教员，到处巡察《时代周刊》里的那种掩体。我们都穿着统一的服装，举着标语牌，感觉上真是又尴尬又愚蠢。人们冲着我们大叫：“去找个正经工作吧！”我至今依然记得那种窘迫的感觉。然而无论如何，那是我第一次涉足政治的水域，体验到为了让世界变得更好而采取行动的感觉。这么做了一次之后，我就相当于一只脚踏进了门槛，于是便开始主动思考更有效的运动策略。

　　越南战争开始逐步升级。这场战争完全是建立在谎言之上的，是一场灾难。我根本没有时间卷入这些事情，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听说，一些中西部的大学里会通宵达旦举行反战宣讲会。作为一名大学教师，我不想只是抗议，还想在这个问题中引入教育的成分。在读到中西部大学的报道之后，我说：“嘿，我也可以这么干。”也就是说，我要从晚上10点开始，一直工作到早上8点。我请来了反战的退伍老兵、政治科学家，还有其他很多人，甚至还请了一位佛教徒，每个人都会前来对学生、教员和本地人进行演讲。我们有了讲座，后来又有了小型研习会，都在一所礼堂中举行。做这些事情必须得到系主任收到更新合同的信函。开学之后又过了几个月，我终于问系主任：“我的续约信呢？”

　　系主任说：“有些人认为你需要时间变得更加成熟。”他就是这么说的－“变得更加成 熟”。

　　“你太性急了。”

　　我说：“这是不是因为－”

　　他说：“噢，不是不是，绝对不是！”

　　无所谓了，于是我说：“看来，这里不适合我。”

　　30、

　　那时还有一项黑人回归非洲的运动。一些黑人领袖说，黑人应该回归故土。有些人真的回去了。当时有这样一个穿背心的帅气黑人，他的发言引人入胜，讲述着一些真正伟大的思想，谈论的并不是黑人的力量，而是黑人的荣耀。在他的演讲结束之后，我深受触动，不禁走上前说：“我在纽约大学教书。你能不能来我的班上做一次演讲？”他同意了。我又说：“我会付给你酬劳的。”他表示没这个必要。这个人就是马尔科姆·X（Malcolm X）！他的本名是马尔科姆·利托（Malcolm Little）。

　　之后他果然来到我的课堂上，那是在他发表了关于恐吓黑人社区的“白色恶魔”的演讲之后。学生们先入为主地不喜欢他。这真的是一次出色的演讲。他不仅穿着前卫－西装里只穿了一件背心，而且还请求大家允许他朗读《古兰经》里的段落。他知道班上主要都是犹太人，于是谈起了哈莱姆区的犹太房东所提供的糟糕的住房条件。他说：“我希望你们这些学生能够向父母和亲戚施压，让住在哈莱姆区公寓的穷人获得更好的条件。”这真是一次非常具有行为导向性的演讲。我付给他25美元，这个价钱很“实惠”。我还表示希望在未来还有机会合作。但是很不幸，他后来被职业杀手暗杀了。

　　然而，我对他所呼吁的行动主义做出了回应，决定帮助黑人。我认为自己应该在哈莱姆区开办一个暑期项目。我们的工作人员包括我在纽约大学的学生，以及我的第一任妻子罗斯的学生，她当时在纽约城市学院教书。整个夏天，我们安排学生们集体到126街一所教堂的操场上去当老师。我们称之为“哈莱姆暑期项目”。有人在我家里负责筹集资金，而且每个参与者都是免费工作的，我们还从出版社拿到了书籍和教具。后来我们又在院子里组织了针对学龄前儿童直至中学生的教育项目，都是一对一的面授。再之后我们组织了黑人荣耀计划，带领孩子们来到卡耐基音乐厅欣赏埃拉·菲茨杰拉德（EllaFitzgerald）的彩排，参观黑人摄影师的展览， 看杰基·罗宾森（Jackie Robinson）的棒球比赛，还组织了其他更多这样激动人心的活动。

　　对于高中生，我们在城市学院和纽约大学为他们设置了特别的课程。他们会坐在专为他们而设的课堂上，体验大学生活。我们会在自助餐厅吃饭，观看运动队的练习。这些活动的目的是希望激发他们上大学的意愿。

　　31、

　　国际欧洲社会心理学暑期项目是由斯坦利·沙克特、费斯廷格以及海军研究处的一些人发起的，目的是向欧洲的研究生和教员展示，在短期内产生想法、对其进行测试和评估并撰写论文也是可行的。欧洲研究者的做法通常是，在产生一个想法之后，要深思熟虑，阅读所有相关文献，可能过了好几年才会开始做研究。

　　项目的参与者包括4位美国教员和4位欧洲教员，所有学生都来自欧洲国家。我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美国老师，其他老师分别是：密歇根大学群体动力学中心主任罗伯特·扎伊翁茨（Robert Zajonc）；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心理学的领头人哈罗德·凯利，他曾是我在耶鲁大学读研一时的老师；贝尔实验室的哈罗德·杰勒德（Harold Gerard），当时他在新泽西州和莫 顿·多伊奇（Morton Deutsch）共同运营着贝尔实验室的一个庞大的心理学项目。美国的老师就是这三个人和我，只有我完全是个新人。身处这样的精英团队之中，与欧洲顶尖学者共事，讨论和计划研究项目，对我来说绝对是一次转折性的经历。

　　······

　　我们的研究主题是去个体化：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让人们保持匿名会增大他们一有机会就做出攻击性行为的可能性？我刚刚在纽约大学开始这项研究，如今则能够以比利时军人作为被试。完全沉浸在对研究的思考中真是令人兴奋。老师们通常会一起用早餐，然后开始上课，接下来和学生一起吃午餐，有时晚餐也一起吃。我和团队中的每个人都建立了亲密的关系。我的团队成员来自6个不同的国家，在这个为期6周的项目中，我们建立了极其密切的联系。那真是太令人兴奋了。接下来，著名心理学家也出现了，欧洲的教授们前来进行嘉宾演讲。这一切让我重新找回了自我价值感。

　　32、

　　那是1968年的冬天。纽约沉闷的冬天使得我的情绪更加沮丧了。突然，我莫名其妙地接到了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主任阿尔伯特·哈斯托夫（Albert Hastorf）的电话。

　　他说：“你好，我是阿尔伯特·哈斯托夫。”我说：“太巧了，我刚刚向学生讲授了您的一个有关个人视角如何影响认知的精彩实验。”

　　他任由我继续说了好多，然后才说：“非常感谢。心理学系的资深教员让我为你提供一个斯坦福大学终身正教授职位，从1968年9月开始。”

　　我还以为是谁在开玩笑，一定是那些聪明人中的某一个。想想看，我甚至都不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候选人名单上，而斯坦福可几乎是全美最顶尖的。我没申请过斯坦福大学，更没有进行过试讲，这怎么可能呢？我不断地追问:“这是真的 吗？”

　　他说：“是真的。”但他听出来我不太确定，于是又问：“要怎么样你才会来？”

　　我说：“一张单程票和一副太阳镜，我就到那儿了。”

　　然后我又问：“你是想让我过去做一次试讲吗？”

　　他说：“不，没这个必要。你想怎么做都行，职位已经是你的了。”

　　我说：“我一定要去，把我当前的工作介绍给未来的同事们。”

　　他说：“只要你觉得合适，我们都可以安排。”

　　于是我飞奔而去，见到了社会心理学的研究生以及很多教员，还参观了我的新办公室。我心中对上帝的信仰又复活了，慈爱的上帝不仅会保佑医院里害怕死亡的孩子，也会保佑心理学家，让他们在对工作忍无可忍的时候，不至于沦为二手车推销员。

　　回想起来，1962-1963年，我曾经在斯坦福大学的暑期学校任教。为了挣钱，我每年暑假都会在暑期学校任教。在纽约大学期间，我真的会教上一整年的书，然后再去暑期学校工作。我曾在比利时度过了那个特殊的夏天，而在1962-1963学年，我是在斯坦福大学的暑期学校教书。

　　我只是教了两门研究生课程。但工作期间，我就坐在利昂·费斯廷格的研究实验室里，所以他必然对我比较熟悉。我还和戈登·鲍尔保持着联系，所以斯坦福的人就更加了解我了。显然我还获得了学生们很高的评价。以上这些就是原因，那是1962-1963年的事，而它“开花结果”已是1968年。但我想，正是近距离的曝光让天平倾向了我。另外，我仍在进行认知失调的研究，而费斯廷格已决定离开斯坦福大学，到纽约来教书。于是我就去了斯坦福。

　　33、

　　斯科特·福尔斯曼（Scott Foresman）决定出版我的《动机的认知控制》（The Cognitive Control ofMotivation）一书。那是我写的第一本书，出版于1968年，我在书中总结了我、我的学生及其他人所做的所有关于认知失调如何应用于不同领域的研究。出版方出版这本书的条件是，我必须承诺帮他们编写新版的《心理学与生活》。我说：“好啊，我来负责更新。”但当我开始这项工作时，并不只是更新，还重写了很多章节，只保留了一页有关心理测量的内容，这是前几版的作者弗洛伊德·鲁赫（Floyd Ruch）坚持要留下来的。

　　我白天全天上课，晚上整夜写作，只吃方便食品。那真是一段非常艰苦的时光。

　　34、我买了一辆二手汽车，把我可靠的老自行车捐给了一个很不错的学生项目。我的汽车是梅赛德斯－奔驰380 SL“银色子弹”，车身是银色的，座椅是红色皮革的。它真的是太棒了。我在斯坦福大学的前两年，都是坐别人的车。一旦有教员需要离开一段时间，就会把车借给我。我会开车去一些地方，比如卡梅尔，然后把车洗干净再还回去，保证比借来时状态更好。我本是一个负责洗车的斯坦福大学教授，突然之间就坐上了这辆耀眼的“银色子弹”！

　　35、

　　《心理学与生活》第8版于1971年出版，大受欢迎，销量超过10万册，让我立刻变成了学术界的富人。我又写了《影响态度与改变行为》（Influencing Attitudes and Changing Behavior），还写了很多文章。我为《内布拉斯加州动机研讨会》（Nebraska Symposium on Motivation） 写了一个主要的章节。在那4年里，我大约写了5本书，还有很多文章。由于我深度参与了反越战运动，所以还和我在耶鲁时的统计学教授罗伯特·埃布尔森合著了《绘制和平》（Canvassing for Peace）。

　　为了庆祝《心理学与生活》第8版的面世，我举行了一场盛大的聚会，邀请教员和研究生们参加。这笔版税改变了一切，因为从此以后我就有了一个稳定的收入来源，不必再为了挣钱而奔波。我也不用再去暑期学校教书了，只有1971年是个例外。那一年我教了一门新的暑期课程，名叫监禁心理学，这为我在1971年8月15日至20日进行的斯坦福监狱实验做好了准备。

　　36、

　　20世纪60年代末，我要面对的不仅是教学和科研，还有学生罢课、示威等。在尼克松再次当选美国总统后，他和亨利·基辛格把在越南的战争扩展到了柬埔寨和老挝。罗纳德·里根当时是加州州长，他关闭了加州大学系统，这样学生们就无法示威，也就不会出现在全国性的新闻报道中了。于是斯坦福被推上了前台，接过在学生“造反”时，通常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所扮演的角色。首先，学生们开始罢课，接着大学关门。我记得当时是1970年春，整个大学都关了。

　　我对社会心理学课上的学生说：“我想利用这个时间来进行道德再教育。我不希望你们在家待着，也不希望你们去海滩上玩。”当时发生的事情既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一个道德问题。我们能做些什么来强调反战观点呢？我们组织了一个活动，让大家抛掉自己手里的战争债券。大学街的联合银行依然在发售战争债券。我们要找出董事会里有哪些人卷入了与战争相关的生意，公开向他们抗议。我们还让斯坦福研究院放弃了“斯坦福”这个称谓，改用首字母缩写SRI，这样就围堵了他们。我们带着非常积极的态度，采用了很多建设性的方式。接下来，我们在心理学系开设了一个“谣言门诊”，因为针对时局有很多彼此相左的消息，我们可以证实或者否定它们。

　　心理学系真正变成了一个交流中心，由学生管理一切。我们定期开会，会议通常在外面的庭院里举行，由一个研究生或本科生主持。教员需要举手，以便被认出来。琼·贝兹（Joan Baez）在反战抗议方面有很大的功劳，她特别投入，以歌唱来抗议越南战争。当时的美好情景我依然记忆犹新。我决定在户外上课。我和学生们在弗罗斯特圆形剧场碰面。我不记得具体是在哪儿了，只记得自己说：“好吧，我想开发一门新的课程，叫' 行动中的社会心理学＇。在上半学期，我会尽我所能地教你们；而在下半学期，你们要给我提供一些资料，让我能讲授一些我不了解但感兴趣的问题，或者就由你们自己来讲。”

　　我列出了若干主题，范围涵盖社会心理学、应用心理学、社会学。比如：我们对养老院里老人的心理有多少了解呢？为什么在刚刚进入养老院后的短时间内，老人们会有很高的死亡率？人们是如何成为狱警的？某人第一次入狱的时候要如何适应?我列出了一些主题，让学生们任选其一。我对他们说：“你们去开展研究，最后由我或者你们小组在课堂上做报告。如果你们愿意，可以请一个研究生来领头，这由你们自己决定。”这就是“行动中的社会心理学”，我在其中注入了大量的新能量。那时是1970年的春天。对我来说，那是最令人振奋的时光。

　　这些年来，我觉得学生们变得更加保守了，早先，如果从斯坦福毕业，一定能找到一份好工作，即便不是最好的，也不会差。随着学生变得保守，他们不再相信有斯坦福的学位就够了，好像还要与整个世界竞争。伴随着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滑坡，以及更近期的2008年金融风暴，学生们开始担心起找工作的问题。很多人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变得更为保守了，不再愿意在生活中进行各种尝试。我觉得问题就出在这里：不再尝试生活。对我来说，当我来到斯坦福的时候，我在尝试生活，学生们也一样。你可以自愿成为一名反战积极分子，同时依然是全职的教员或者学生。那时的我们相信，我们什么都可以做，并且都能成功。

　　37、

　　后来，那个想研究监禁心理的小组选择自己做报告。在报告之前的那个周末，负责这一项目的本科生戴维·贾菲（David Jaffe）说，他想在宿舍里设计一个模拟监狱。他们住在一座强调非暴力的宿舍楼，叫哥伦比屋。

　　于是学生们就开始做了。我给了他们一些有关如何设立模拟监狱和狱警角色的建议。在他们向班上其他学生做报告的时候，有些人还穿了模拟的制服。突然，有一个学生崩溃了，说：“我不能再把你当朋友了，因为我看到了在你拥有那种权力的时候会做些什么。”

　　模拟狱警说：“不是这样的，我们只是在进行角色扮演。”

　　那名崩溃的学生说：“不，我觉得那就是真实的你。”当着上百个同学的面，他在台上流下了眼泪。我暗想：这是什么情况？

　　事后，我把贾菲这个组的学生叫到实验室，同来的还有我的两名研究生克雷格·黑尼 （Craig Haney）和柯蒂斯·班克斯（Curtis Banks），他们是班上的助教。我明确表示，这件事情中存在一种强大的力量。但是这里有个自我选择的问题。在所有题目中，这些学生选择了监狱这一主题，也许他们本身就存在一些潜在的敌意或施虐性。我们决定对此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那个小组带来的另一件特别的事情是，让我找到了一个前科犯。此人名叫卡洛·普雷斯科特（Carlo Prescott），在监狱进进出出了17年之后刚刚获释。他曾是个持枪抢劫犯，是个非常暴力的非裔美国人，而且极为伶牙俐齿。我认识到，如果要做实验，我必须对监狱有更多的了解。最好的方法是开一门叫“监禁心理学”的暑期课，我和普雷斯科特一起教。克雷格·黑尼和柯蒂斯·班克斯都坐在了课堂上，还有李·罗斯和其他人。就这样我们找来了前科犯、在职狱警，以及与监狱有关系的人。我开始对监禁心理学有了更深入的理解。那时对我来说真是一个成长期。

　　在之后的实验中，普雷斯科特继续担任顾问，多年之后，我还为他安排了各种演讲。我们成了很铁的哥们儿。

　　回到贾菲的实验。问题在于，我班上对监禁感兴趣的所有学生都住在同一座宿舍楼里。他们中的一半扮演狱警，另一半扮演囚犯，但他们是自己选择想要扮演哪个角色的。所以他们所做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实验，只是一次演示，而且只持续了一个周末，就是周五、周六、周日，然后大家就周一课堂上见了。我只是告诉他们需要某种制服，比如让狱警都穿棕色的衣服。重点在于，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影响已经很显著了。一个扮演囚犯的女生告诉与她同寝室的另一个斯坦福学生扮演的狱警：“我受不了了。如果你能放了我，我可以任由你为所欲为。”我很庆幸那个“狱警”没有做什么越界的事。

　　另外，很多学生在台上面对所有观众哭诉，这是他们曾经有过的最糟糕的经历。我说：“怎么可能在几天之内就变成这样呢？你们知道这只是一次限时的体验呀。”他们说他们就是全然投入了。戴维·贾菲的实验直接影响了我，让我决定去系统地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在《帕洛阿尔托时报》（Palo Alto Times）上登广告，想要找到一大批与斯坦福没有关系的学生：“招募大学生参加一个关于监狱生活的研究。时间一到两周，每天15美元。”共有75人回应了这则广告。他们来到我的办公室，由黑尼和班克斯进行面试。我们对他们做了一整套的心理测试。那其实是来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考姆雷人格量表（Comrey personality scales），由7个不同的量表组成。

　　我们挑选了24个看上去心理最正常，身体也很健康的人，把他们随机分配为狱警或囚犯的角色。我们告诉那些要做狱警的被试周六过来，然后和他们一起去了一家海陆军用品商店，他们挑选出军队风格的制服，接着又一起来到乔丹楼的地下室，帮助我们完成了监狱的布置。我们想让他们觉得，这就是他们自己管控的监狱。他们有特别的房间，那是“狱警”的专属区域，他们可以在那里穿脱便服和狱警的制服。我们在那里放了一台咖啡机和一台饮水机。接下来，他们在走廊的墙上挂出了标志牌，包括“斯坦福县监狱”“禁止吸烟”“禁闭室”等一整套东西。这样做是为了让“狱警”觉得这是他们的地盘，“囚犯”则是之后才进来的。对那些扮演囚犯的被试，如果他们在上其他暑期学校，我们就告诉他们待在宿舍里；对于那些在伯克利上暑期学校的被试，则安排他们先到其他人譬如我秘书的家里去，让他们在门廊或屋内等着。

　　38、

　　这项研究的关键是，我事先与詹姆斯·泽克 （James Zurcher）警长做好了安排。他是帕洛阿尔托警察局的新任警长，他帮我们安排了一辆警车和一两名警察，去镇上一个一个地逮捕这些“囚犯”。警察逮捕“囚犯”，向他们宣读米兰达权利（MIiranda Rights，即犯罪嫌疑人有权保持沉默的权利），给他们戴上手铐，押入拉着警笛的警车里，带到帕洛阿尔托警察局，按指印，拍照，进行常规登记，被蒙上眼睛，关进一间真正的牢房里。然后，警察出去抓下一个人，克雷格·黑尼和柯蒂斯·班克斯则会把“囚犯”带到乔丹楼的地下室，来到那个由我们布置的监狱里，脱光他们的衣服。这时他们依旧被蒙着眼睛。然后，在一面巨大的镜子前，眼罩被摘掉了，他们就这样赤身裸体地站在小庭院的走廊里，那里正是斯坦福监狱实验即将拉开序幕的地方。这是制度性去个体化的开始。

　　接下来，“囚犯”会得到一件制服。这是一件罩衫，没有内裤，上面缝着一个号码，那实际上是我的秘书罗莎娜缝上去的。我们还考虑过剃光“囚犯”的头发，但是在1971年，头发是很宝贵的，剃发很可能会导致他们退出实验。为了最大限度地削减个性、创造一致性，我们让他们戴上了尼龙丝袜做的头套，这样每个人看起来就都差不多了。

　　对我来说，斯坦福监狱实验得以实现的关键之一，就是由警察来剥夺“囚犯”的自由。因为一旦这样做了，就只有警察才能将自由还给“囚犯”，和现实世界中一样。在现实世界中，囚犯需要通过假释委员会的听证会，我们这里也有一个“假释委员会”。被试在过来接受面试前已经填写了知情同意书。我想，如果是他们自己来到这里说：“我来了，开始实验吧。”效果会很不一样。因为如果他们当时是自愿放弃自由的，那么当事情变得很糟糕的时候，他们很容易就会要求退出。

　　那一年早些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那时学生们在举行反战示威，也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其他活动，有几个学生卷入了校园里的敌对活动，砸玻璃，搞破坏。当时的大学校长是刚从莱斯大学（Rice University）转来的肯尼恩·皮策（Kenneth Pitzer），他是个化学家，实在没有处理这种混乱的经验，只得把帕洛阿尔托的警察叫到了校园里。警察和斯坦福大学的学生之间发生了很多肢体上的冲突，上了报纸新闻，场面搞得十分难看。我立刻意识到自己应该当面请求皮策校长让警察撤回。我说：“如果你这样做，我们可以保证在校园里不再发生暴力事件。”

　　他理所当然地回答：“无论在哪里，学生都有权抗议一场不道德、不合法的战争，这是很重要的。但他们必须和平地抗议。也就是说，法律将惩罚那些破坏性行为。”

　　“好吧，”我回答道，“我认识这些学生，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由我负责的。暴力事件不会再发生了。”于是校长撤走了警察，事态开始平息下来。

　　之后不久，我去了趟帕洛阿尔托警察局。我觉得泽克警长是新近上任的，不知道上一位警长是不是因为无力处理破坏事件而被解职了。我对泽克警长说：“我想与你们一起努力，来化解警察和学生之间的紧张局面。我有个办法：可以安排一些警察来学生宿舍里吃饭，或许再让一些学生领袖坐警车四处转转。”我们这样做了一两个星期，起到了显著的安抚效果。

　　然后在四五月时我说：“哦，顺便提一下，我想在今年夏天做个实验。”我大致进行了一番描述。“如果你手下一些新来的警察能够扮演囚犯就好了，这样他们也可以体验一下。”

　　泽克说：“我很愿意参与。”

　　时间来到8月14日星期六，我们即将在星期日开始实验。这时，我从纽约贫民区里学到的多疑突然袭上心头。我担心警长会反悔。那时我们已经谈妥了，派一辆警车去镇上的各个地点逮捕那些即将成为“囚犯”的人。但这么做对他来说太冒险了。他一定会退出的，我需要一个后备计划。于是，我在实验前一晚给KGO电视台打了个电话。我说：“嘿，我们明天会在斯坦福做个实验。它会非常吸引眼球，非常有戏剧性，前所未有。如果你们能派一个摄制组过来的话，我就让你们做一个独家报道。我们可以一起过去，我来开车。”

　　他们说：“我们会考虑一下。”

　　第二天早晨，我在8点钟醒来。电视台通知我说：“我们会派一个摄像师过去。”我回答说： “太好了。”

　　我和摄像师碰了头。我告诉他：“你还是可以进行独家报道。”我们一起去了警察局。我朝一位警官走过去，说：“我来了。泽克警长说他会安排一辆警车，帮助我完成一个特别项目。”

　　那位警官说：“我的记录上查不到这件事。”我说：“噢，那我可以联系他吗？”

　　“不行。现在是周日早上10点，他不在。”在那个当口儿，我只能说：“你看，他答应过我的。我们就要开始实验了，这件事－”他说：“对不起。但没有指示，我什么都不 能做。”

　　正在那个时候，两个警察奇迹般地进来了，说：“嘿，警官，我们刚刚完成了今天上午的值勤。”

　　我说：“哦。如果他们已经值完了勤，是否可以花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帮我这个忙呢？因为你看，我们有从KGO来的摄制组，他们会在' 逮捕＇学生的时候进行拍摄。”

　　听得此言，其中一个警察掏出一把梳子梳起了头发，假装是为了在观众面前好好打扮一下。我告诉自己：“有戏了！”

　　接下来，我们把列着地址的单子给了警察，只告诉他们：按正式的逮捕程序来，包括把每个人都带到市监狱去登记。我和摄像师开车跟在他们后面，把每一次逮捕都从头到尾拍摄下来，一共花了大约两个小时。在被“逮捕”的时候，没有学生反抗。巧的是，那些警察都戴着银色的反光太阳镜，这恰好也是贯穿整个实验的一个标志。这是我从保罗·纽曼（Paul Newman）主演的电影《铁窗喋血》（CoolHand Luke）中得到的灵感，让监狱工作人员通过戴上银色的反光太阳镜来隐藏自己的身份。我和“狱警”们一直戴着银色的反光太阳镜，那天去执行“逮捕”的警察恰好也是这样。这完全是一个巧合。他们办事非常正式。我的名单上列着9个学生的名字。警察敲门，问：“是某某吗？你因涉嫌入室盗窃或违反刑法第459条而被通缉。你有权保持沉默，也可以聘请律师。”如此这般。每个学生都经历了同样的程序。警察说“伸出双手”，然后给学生戴上手铐，把他们押到警车边，双手放在车上做了一个完整的搜身，再让他们坐进警车后座。四周都是围观的邻居。那是帕洛阿尔托一个宁静的周日上午，大约10点半的光景。人们四处张望，警笛长鸣，红灯闪 烁。

　　一个学生说：“我知道我什么也没做，但我感觉自己有罪。我的意思是说，我因为曾经做过的所有事情感到有罪。我曾经破坏财物，还有别的一些事情。”再说一遍，警察当时真的极其认真，当有些“囚犯”试图开个玩笑的时候，他们说：“这不是在开玩笑，你摊上大事了。”然后“囚犯”会说：“天哪，他们搞错人了吧？”当他们被送到帕洛阿尔托市的监狱时，同样的事情再次上演。另有一批人负责登记，这是我们预先安排的，负责登记的人会说：“这不是在开玩笑。安静！我问什么你就答什么。”气氛降到了冰点，为这一时刻设定了正确的基调：“你做错了事，最终会上法庭受审，法官会对你量刑。”整个实验其实都是在模拟审前羁押，“囚犯”们等着最终上法庭。我们知道审前羁押可能持续数天或数周的时间。这就是“囚犯”们当时的心态：我做错了事，很可能即将付出代价。

　　当他们被从警察局转移到乔丹楼的“监狱”时，依然戴着眼罩，并不知道是谁在开车，以为自己坐的还是警车。他们只是被直接带走，坐上我们的车，没有语言交流。从登记开始，一直到“囚犯”被带到车的后座，都没人说话。研究生克雷格·黑尼开车，柯蒂斯·班克斯则坐在后座，两人只说：“不许讲话。”他们把“囚犯”一个个地带出来，押送到乔丹楼的地下室。很快，“囚犯”们就浑身赤裸地站在了那里。他们被剥光衣服，检查是否有虱子，以免携带细菌。狱警会针对囚犯们的身体取笑、嘲讽他们。这也是“囚犯”将在下一周里昼夜忍受的常规羞辱过程的开始。

　　这个过程几乎立刻就开始了。对于每一个“囚犯”，流程会持续10～20分钟。一共有9个“囚犯”，每人完成这套程序大约半小时，所以一共要花半天时间。我们大约是在上午10点开始的，直到下午4点，9个“囚犯”才全部收监。之后，他们穿上了制服，被关到牢房里。那里有三间牢房，之前是乔丹楼地下室里的学生办公室。每间牢房里关着三名“囚犯”。戴维·贾菲出来喊话：“排好队！我是你们的典狱长。”然后他陈述了各项规则：“这里的规矩如下······”研究正式开始了。

　　贾菲非常严厉，简直不可思议。他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他只是一名本科生，刚刚在这种情境下担当起这个角色。我们对所有与“囚犯”的互动都录了音。他会说：“我是你们的典狱长，这不是在闹着玩！”因为有些“囚犯”还在咯咯地笑。“这里是有规矩的，违反任何规定都会受到惩罚，包括关禁闭和其他各种惩罚。以下是12条规则······”

　　贾菲和“狱警”一起制定了这些规则，我未曾参与。我甚至根本没有考虑过这件事。贾菲说：“你们要记住自己的名字，记住自己的编号。在任何时候，你们都只是个编号。你们必须且只能在用餐时间吃饭。要称狱警为' 惩教官先生＇。”他们真是把每一个细节都考虑到了，还有“试图逃跑将受到严厉惩罚”，等等。

　　39、

　　这里是乔丹楼的地下室。地下室里只有一侧有个出入口。在另一侧，我们建了一堵墙，墙上有个小孔，遮着一块质地稀松的布，构成了一个用于监控的黑色区域，这里可以安装摄像机，我们则躲在墙后的一个开放的走廊里。旁边是一个供工作人员休息的房间，后来当“囚犯”崩溃的时候，我们也会把他们从院子里带过来，让他们在休息室里待上一段时间。在那里可以听到正在发生的一切。但从“囚犯”的视角，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否正在被观察，因为观察是时断时续的。开始的时候，工作人员会在那里睡觉或者下班后在那里稍作休息。从走廊那边看不见摄像机，因为我们用黑色的布头遮住了机子。我们把那个走廊叫作“囚犯院”。

　　在那个年代，录像带是16毫米的安培胶片，贵得离谱，一卷大概要70美元，而且冲印也非常昂贵。如果是现在的话，我们一定会24小时监控。但在那时，我们只能每天监控几个小时。我们挑选了一些特定的事件来录制，如就餐、探访、受罚，但这是有限的。最后，我们在6天时间里一共录制了12个小时的胶卷。这真的很遗憾。我很高兴我们做了录制，但真希望那时能有现在的电子技术，可以录制更多。

　　录音的时间则要长得多，因为我们用了时长很长的录音带。这是对录像的一个补充。我们还记录了牢房中发生的事情，“囚犯”并不知情。我们从那里得到了一些有价值的信息。

　　第一天，没有人把一切太当回事。那时是1971年，所有“狱警”都是反战积极分子，都支持民权，有些人甚至还参与了刚刚兴起的女权主义运动。每个人都留着长发，活脱脱像是从那部叫《毛发》（Hair）的电影中走出来的，包括我在内。我们还留着络腮胡子、大鬓角、山羊胡子。当时这很酷，但现在回想起来其实很邋遢。然而突然之间，“狱警”们穿起了军队制服，而那时每个人都反警察、反军队。他们穿着制服觉得很尴尬，而且制服也并不怎么合身。“囚犯”们说这太傻了。在同意参与一个有关监狱生活的研究时，很多“囚犯”以为他们只是住进一间牢房里，弹弹吉他、打打牌，消磨时间。服刑不就是消磨时间吗？而如今，“狱警”让他们报数、做俯卧撑，不断给他们下各种命令，还会做些羞辱人的事情。“囚犯”觉得这不是他们签字同意要做的。

　　但“狱警”们是自然而然地去做这些的，那是每一轮值班“狱警”自己的主意。

　　想想看，这是你的监狱、你的“囚犯”，只要在职权范围内，一切都归你掌管。如果“囚犯”逃跑了，那是你的错，实验就结束了，研究也就结束了。你必须维持“法律”和秩序，这是件大事。监狱关乎权力：“狱警”所拥有的权力，以及“囚犯”经由各种方式想要夺取的权力。再提一下，我们和“狱警”的第一次会议做了录音。会议的核心非常清晰，给予他们掌控的权力，但并没有允许他们去施加伤害。事实上，我很确定自己曾经说过，体罚是不被允许、不能接受的。但我并没有预先阻止心理惩罚，而那显然更为糟糕。

　　第一天结束时，我对工作人员说：“似乎没什么效果啊。”学生们大笑，“狱警”则说：“嘿，咱们要当真一点了。”我记得同班克斯、贾菲和黑尼开会时说：“看，这没有效果。我们至今已经付出了很多时间和努力，但如果情况一直这样下去，可能明天就得放弃研究了。”然而就在第二天早晨，在三间牢房中，有两间牢房的“囚犯”开始反抗了。他们把自己锁在牢房里，撕掉了囚犯编号，摘掉尼龙头套，并开始咒骂“狱警”。这是在晚班结束时发生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也不知道。根本上来说，他们是在抗议自己受到不人道对待。他们不想只是个编号，不想没有名姓，不想由别人来告诉他们做什么。他们说这不是他们签字同意做的事情，应该只是经历监狱生活，而不是被羞辱、 被贬低。

　　当班的“狱警”来找我，问：“我们应该怎么办？”我说：“这是你们的监狱，你们想怎么办？”他们说：“我们需要援军。我们自己应付不了了！”当时“狱警”的安排是每8小时一班，每班有3名“狱警”，也就是一共有9个人。然后我们还有3名替补“狱警”和3名替补“囚犯”，加上9名“囚犯”，这样就是24个人。我们把12名“狱警”都喊来了。

　　8612号“囚犯”是带头反抗的。他一直在叫骂和诅咒。他就是要羞辱“狱警”。后来他成了研究开始36小时后第一个情绪崩溃的人。这些反抗的“囚犯”把自己堵在牢房门背后。他们不知从哪里找了一根绳子，把门绑紧，这样“狱警”就开不了门了。接下来，他们开始在这个安全地带朝着“狱警”喊叫和咒骂。我说：“天哪，这真是一场灾难！”

　　领头的那个“囚犯”朝着一个小个子“狱警”叫喊：“你这个小兔崽子！我出去以后要狠 狠地揍你！”“狱警”回答说：“好，我等着！”这已经是私人恩怨，而不再是角色扮演了。有个“囚犯”说：“嘿，我出去以后要揍扁你！”“狱警”说：“真的吗？我们走着瞧好了。”

　　当12名“狱警”全部出动之后，他们攻破了“囚犯”的堵截，冲进牢房，扒光了所有“囚犯”的衣服，还把其中几个绑了起来。禁闭室是走廊里的一个橱柜，里面原本只有一些旧的文件盒子，我们把盒子取了出来。这是一个大约1.2米宽、3米高、0.9米深的柜子。“狱警”们把两名“囚犯”关在里面，包括领头的8612号和另一个人。他们只能躺在地上。

　　只有一间牢房－1号牢房里没有人反抗。那是一间“好牢房”。接下来，“狱警”马上说：“好，太好了，你们所有人都失去了吃饭的特权！你们没有晚饭吃了，而1号牢房会得到特殊的伙食。”他们让1号牢房的“囚犯”走出来，享用了特殊的食物。其他牢房的“囚犯”喊：“不要吃！不要吃！我们要团结！”这件事打破了“囚犯”间的团结，因为1号牢房的“囚犯”确实吃了食物。就在那时，转变发生了，一个“狱警”说道：“你们知道吗？这些“囚犯＇很危险，我们必须控制住他们。”

　　至此，它变成了一所由心理学家管理的监狱，而不是一个由心理学家进行的监狱实验。这所监狱必须由权力主导，才能防止再次发生反抗。负责值下一班的“狱警”说：“你们这些家伙怎么可以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呢？你们是不是傻！”于是，值夜班的“狱警”必然要变得非常残暴，以证明他们是很厉害的，可以掌控所有的 “囚犯”。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令人惊奇的意外。我们说：“好哇，突然开始有事发生了。不需要终止研究了，我们会让它顺其自然地发展，看看还会发生些什么。”

　　我对事态进展并不担心，唯一让我担心的是躯体上的暴力。“狱警”冲进牢房，把“囚犯”揪了出来。我不想再到那个院子里去了。我召集了所有“狱警”，告诉他们：“你们不能动粗。如果有人需要约束，可以按住他们，但不许打他们。你们可以象征性地用警棍碰碰他们，但如果打人，你们就会被从实验中开除。”我不断重复着这些话。

　　很快，“狱警”们开始利用直觉常识心理学，比如挑拨一间牢房与其他牢房对立。他们还一直说，如果416号“囚犯”拒绝吃香肠，那么同牢房的其他所有“囚犯”就都得不到食物。如果这个人还坚持这样做，那么就取消他牢房里的“囚犯”的探访日。“狱警”们开始设局让“囚犯”彼此对立。在第一天之后，“囚犯”们再也没有团结起来。这很关键，因为这也就意味着，当一个“囚犯”开始情绪崩溃的时候，他会一连几个小时大喊大叫，却没有任何其他“囚犯”会去帮助他，没有人会说：“嘿，振作起来，伙计。”到了这时，每个人都是在孤军奋战，只能靠自己了。“囚犯”没有团结一致这回事，这与真正的监狱有所不同。我们研究中的“囚犯”更像是战俘营中的那种，因为在战俘营里，每个人都是在相近的时间入狱的，所有战俘都输掉了战争。在真正的监狱里则有一部“家族史”，很多人已经在那里住了几年甚至几十年，是老前辈了。当你是个新人的时候，会被灌输很多东西。老前辈们会告诉你：“这些是我们的规矩，你可以这样做，但不可以那样做。守规矩会有这些好处；而如果你不听话，代价是这样的。”但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中，所有的一切都是第一次发生，所有的一切都刚刚出现。对我来说，这令人激动。有一些我想象不到的事情正在发生着。

　　随后，一切都明朗起来。在换班的时候，每一班“狱警”都会告诉接班的人：“这个家伙给我们找了很多麻烦。要让那两个放聪明点。”接下来，在每一班的三名“狱警”中，都有一个自动地成了首领，我们称之为1号“狱警”。他会说：“嘿，我们每天只得到15美元的报酬，这对8个小时的工作来说可不算多。我们何不坐在狱警区打打牌呢？”真的，没有人这样告诉过另一个人：“我们不必这么做。何必时时刻刻把自己弄得精疲力竭呢？我们可以玩一会儿，找点乐子。”从来没有人这样说。正如我所说，他们是被动的“好狱警”。他们不会亲手做坏事，但也并没有阻止别的“狱警”做坏事。

　　为了获知“囚犯”的想法，我们用连接到录音机的隐藏式麦克风对牢房进行监听。结果发现，几乎所有的谈话都是关于当前情况的：如何计划逃跑，糟糕的食物，哪些“狱警”很可怕，哪些“狱警”可以软化。有趣的是，几乎完全没有关于过去和未来的谈话。这些人素不相识，但他们都没有问过彼此：你出去以后打算做什么?你是哪个学校的，学什么专业？你今年夏天做了些什么?这些原本都是结识某人时通常会聊的话题。

　　“囚犯”们以一种古怪的方式，在心理上把这段监狱经历变得更加糟糕了，因为他们直接生活在一个消极的当下。当他们独自一人并且可以幻想时，其实可以说：“哦，等我拿到参与研究的报酬以后，我会去干这个，或者买那个。”但他们所关注的全是当前情境下的负面信息。我真的很好奇他们为何要内隐地选择生活在“现在”这一时间区域中。

　　正因为如此，当研究结束的时候，我开始对时间观心理学进行研究，即人们是如何生活在不同的时间区域中的，过分关注过去、现在或未来是否会对生活产生重要的影响。我写了一本《津巴多时间心理学》（The Time Paradox）（1），开始对时间观心理学展开研究。

　　现在，一个国际时间观运动已经存在，在全球范围内有着几百个研究者，他们都在使用“津巴多时间观量表”（Zimbardo＇s TimePerspective Inventory，ZTPI），这是针对时间观个体差异的信效度最高的评估工具。这项开始于1972年的新研究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依然势头强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