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种黑猩猩--人类的身世与未来（1）

　　人类为何能从猿类中脱颖而出？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即使人类已经独立演化了几百万年，从“露西”身上我们也很难侦查到什么“人性”；没有证据显示他们会制作工具，从他们的两性解剖学判断，他们的社会组织不会与大猿相差太多。所以有学者提议：他们只不过是“直立猿”，因为他们与大猿最显著的不同，就是直立行动的姿态与生活栖境。在学术史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觉悟”，因为直到20世纪之初，对人类演化有兴趣的学者仍以为，人类是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文弱物种，凭着优越的大脑，斗智而不斗力，才能成为万物之灵。

　　因此他们期盼的人类祖先化石，是一种脑子大得异常的动物。难怪所有今天有名的人类祖先类型，当初多数学者都认为他们充其量只是人类系谱上的“非主流”，只因为南猿的脑量与大猿差不多（400CC），而北京人（一种直立人）的脑量，平均1043CC左右（现代人平均1500CC）。

　　其实直立猿（人类祖先）所以能够“走出去”，脱离传统的大猿栖境，别开生面，另创新局，全仗直立的姿态。今日世界上只有4种大猿，非洲3种，亚洲1种（红毛猩猩），全都生活在热带森林中。红毛猩猩几乎可以终日待在树上而不下地。大猩猩因为体重的缘故，无法在树上活动，仍然居住在丛林中。中新世晚期以来，地球温度长期趋冷，热带雨林面积缩减，猿类的生活空间缩小了。学者推测这是猿类失落的主因。

　　更重要的是，直立姿态几乎全面地牵扯了猿类身体的基本结构，骨盘、脊椎不用说了，连胎儿的发育模式都受影响。因为直立的姿态使得女性的骨盆腔缩小，所以胎儿也许不足月就必须提前出世；提前出世的胎儿，由于不再受子宫环境的束缚，也许反而能“自在”地发育。人类大脑发育的特色，就是出生后还能继续以同样的速率增长，而猿类出生时大脑几乎已经发育完成。换言之，人猿脑量的差异，不过是发育历程的差异决定的。

　　因此我们虽然不清楚当初人类祖先“出走”的肇因，直立的“结果”却是深远的，例如人类自豪的大脑，就是直立姿态的“副产品”。但是，人类演化史上，大脑、文化业绩与物种之间的关系，一直没有什么“逻辑”可言。首先，大脑的确有逐渐增大的事实，但是却没有在文化史上激起相应的发展。例如旧石器时代“早期”分前后两期，分别持续了100万年。前期从250万年前开始，石器制作的技术、形制一直没有变化。直到150万年前，新的石器类型才出现，即“手斧”，于是“旧石器时代早期”进入了后期。可是这150万年间，人类体质却经历了好几个“物种”层次的演化（南猿——巧手人——直立人）。也就是说，新的体质类型出现的时候，并非总是伴随着新的文化类型。似乎文化发展总是慢半拍，落后于体质类型的演化。

　　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的关系，由于考古资料丰富，更凸显了这个现象。尼安德特人化石在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1859年）之前就已经发现了，他与现代人的关系一直是古人类学争论不休的焦点。典型的尼安德特人，生活于12万年前到3万年前的欧洲与西亚。他们比现代人身材稍矮，体格粗壮魁梧，脑容量已达到现代人的标准，但是头和大脑形态与现代人稍有不同。尼安德特人的前额低矮，脑颅的前后轴线较长。比较起来，现代人天庭饱满，额叶比较发达，颅顶较高，前后轴线较短。从神经心理学的证据来看，额叶涉及高等心智功能，是认知系统中组织、综合、判断的中枢。看起来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应有神经心理学的差异。（这不只是作者强调的：尼安德特人也许没有现代人的说话能力。）但是十几万年前，现代人的祖先刚在非洲出现时，并没有表现出什么新奇的文化创作，即使有也是零星地在中东地中海海岸地区，现代人祖先与尼安德特人曾经生活在同一地区，共享同样的文化。直到4万年前尼安德特人灭绝的前夕，现代人似乎才发展出新奇的文化类型（旧石器晚期文化）。也许，因为现代人发展出了新奇的文化，所以有能力驱使尼安德特人走上灭绝之路。

　　这个事实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体质演化似乎与文化创作没有关系？作者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因为作者不是“正统的”人类学家。在精神意趣上，作者可说是“今之古人”，以传统“自然史”发展之路透显人性的根源——这才是本书的特色。20世纪初学院派人类学正式在学术社群中生根，可是传统的“人类自然史”（“人类学”的本义）架构却解组了：生物的归生物，文化的归文化，好端端一个人类学搞出了“两个文化”，不仅不通音讯，甚至分庭抗礼、对立攻击。

　　事实上，我们人类的确是自然孕育的“怪胎”，我们从自然来，可是又与其他动物有别。人类自然史一定是一门“究天人之际”的学问，必须解答“人性”起源的问题。在人类500万年以上的演化史上，我们认得出的“人性”最近几万年才出现，而我们现在对“人性”的理想与期望，是这1万年才发展出来的。因此，不仅深入人类的生物学背景，是理解与凸显“人性”特征的重要钥匙，人性“发展”的秘密也不可轻易放过。否则，有的社群几千年前就创造了灿烂的文明，有的社群到了19世纪仍处在石器时代，如何解释？

　　本书对于当前的重大议题，如两性关系、族群关系、生态问题，都有重要的睿见，关键在此。人类的“性行为”决定了社会组织的方式。人类是惟一遍布全球的物种，一方面获得了充分的“人性”实验空间，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导致“族群问题”。人类近1万年的历史，以族群扩张与冲突为基调，可是充满血泪的历史剧，进一步分析后，反映的竟然只是“生物地理”的宿命。族群扩张其实还有更深刻的面相，塑造了人文世界的荣耀与隐忧：发展普遍人伦理想以及恣意剥削自然。

　　总之，作者的关怀与结论固然动人有力，他讨论问题的路数（自然史），更值得欣赏。作者的多重身份，更令人玩味。戴蒙德受过生理学博士的训练，专业领域为肠道的吸收机制，在大学医学院教授生理学，并以生理学研究的成绩，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可是他也是一位田野生物学家，精心研究了新几内亚以及热带太平洋各岛屿的鸟类生态与演化。他的丰富调查经验，又让他涉足环保事务。

　　戴蒙德呈现在本书的观点与希望中，新几内亚都扮演了关键角色。这是他第一本为知识大众写的书，1992年出版了本书中的重要论点，又在1997年出版的两本书中做了更完整的铺陈《枪炮、病菌与钢铁》、《性趣何来》。

　　绪　论

　　人异乎禽兽，毋庸置疑。从身体构造的分子层次到解剖层次，人类都是一种大型哺乳类，也毋庸置疑。人类就是这么难以捉摸，不过这也是人这种动物最令人着迷的地方。我们对人类并不陌生，但是，人类怎样演化成今天的模样的？人类的兴起有何意义。我们还没搞清楚。

　　一方面，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有一道似乎无法逾越的鸿沟，于是我们创造了“动物”这个范畴，勾画出那道鸿沟。这表示我们认为蜈蚣、黑猩猩与文蛤之间有重要的共同特征，人却没有。它们也缺乏人的特征，例如人会说话、写字，还会制造复杂的机器。人类依赖工具维生，而不是赤手空拳。大部分人都穿衣服、欣赏艺术，许多人信仰宗教。我们遍布全球，掌控了地球大部分能量，还开始向内太空（海洋深处）与外太空伸出触角。我们的阴暗行为，比起其他动物，也有独特的地方，包括灭族、凌虐取乐、吸毒以及大规模地消灭其他物种。这张清单上，其中一两种行为（例如使用工具）虽然有几种动物也会，可是不上水准，人类的本领远远超过了那些动物。

　　因此，无论就实务与法律而言，都不能把人类当作禽兽。难怪达尔文1859年发表《物种起源》暗示人类从猿类演化而来，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大多数人开始都认为达尔文的理论十分荒谬，坚持人类与禽兽有别，是上帝特别创造出来的。今天大多数人仍然这么想，包括四分之一的美国大学毕业生。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是不折不扣的动物，我们的身体，无论解剖结构、分子成分还是基因，都与其他动物相似，我们甚至可以辨别我们是哪一类动物。外观上，我们与黑猩猩十分相似，连18世纪信仰上帝造人说的解剖学家，都能凭外观判定我们与黑猩猩的关系。仅仅想象一下：以一些正常人为例，脱掉他们的衣服，拿走他们其他所有物，剥夺了他们的语言能力，让他们回归到咕哝着说话的状态，这样做时一点也不改变他们的解剖学结构。将他们放置在动物园中与黑猩猩的兽笼接近的笼子里，然后让其余穿着衣服且会说话的人去参观他们。那些不会说话的圈在笼子里的人会让我们看到我们所有人真正意义上是什么：有着很少毛发且直立行走的黑猩猩。从外太空来的动物学家，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将人类归类成第三种黑猩猩：大家熟悉的黑猩猩是第一种，生活在热带东非；第二种是倭黑猩猩（又名波诺波猿bonobo）分布在中非的刚果，20世纪中学者才发现它是一个独立的物种。

　　在20世纪40年代，分子遗传学研究已经显示，我们与另外两种黑猩猩的基因组有98％是相同的。人类与黑猩猩的遗传差距，甚至比亲缘关系非常近的两种鸟儿还小——例如红眼与白眼绿鹃。因此，我们仍然背负着当年的“自然禀赋”。达尔文在世的时候，人类祖先的化石已经开始出土，目前形态介于猿与人之间的化石骨骼数以百计，令任何肯讲理的人，都无法回避当年认为荒谬的理论——人从猿进化而来——其实是事实。

　　但是发现化石“演化链”，并没有完全解决我们的问题，反而让问题显得更为迷人。我们的基因组在演化过程中获得的一小笔新玩意，也就是与黑猩猩有别的2％基因，必然和人类看来独有的特征直接相关。我们经历了一些小变化，可是却在最近产生了迅速而巨大的后果。我说“最近”，因为即使在几十万年前，在外太空动物学家眼中，人类仍然不过是一种大型哺乳类罢了。其实那时人类已经表现出几种奇异的行为，特别是能够控制火，以及依赖工具。但是那些行为在外太空访客眼里，与河狸造水坝、（澳洲）花亭鸟筑巢，没有什么质的差别。不知怎的，也不过几万年的工夫（以人寿衡量似乎天长地久，可是相对于人类自然史，只不过一瞬）。我们展现出了让自己变得独特又脆弱的能力。

　　人之所以为人，是哪些关键因素的杰作？我们独特的素质，不仅很晚才出现，涉及的遗传变化也很少，那些素质（或至少那些素质的“原形”）必然早已在自然界出现了，其他动物身上应该可以观察到。艺术、语言、灭族以及吸毒，在其他动物身上是怎么表现的呢？

　　我们独特的素质，使我们这个物种在自然界赢得今天的地位。其他的大型动物，没有一种在各大洲都有“原住民”，也没有一种在沙漠、极地以及雨林都能生活，也没有一种大型野生动物在数量上超过人类。但是人类独有的素质中，有两个现在已经危及自己的生存，那就是自相残杀与破坏环境的潜力。当然，这两种潜力在动物界不乏其例：狮子曾自相残杀，许多其他动物也会，大象等动物也会破坏环境。不过，我们拥有的技术能力，加上以爆炸速度增长的人口，使这两种潜力的破坏力更令人忧心，其他动物望尘莫及。

　　“世界末日近了，悔改吧！”这样的预言并不新鲜，新鲜的是这个预言现在可能成真，理由有二：第一，核武器让我们有能力快速消灭自己；过去的人没有这种武器。第二，地球生产净值（地球捕获的太阳能净值）中，人类的消费额达40％。现在世界人口每41年增加一倍，我们很快就会面临成长的生物界限。到时候，我们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不得不作殊死斗争。此外，以我们现在消灭其他物种的速率而言，到了下一世纪，世界上大多数物种都会灭绝或濒于绝种，但我们得依赖许多其他物种才能生存。

　　这些令人丧气的事实，其实大家都很熟悉，还说它干吗？追溯人类毁灭潜能的动物根源，又有啥道理？这些潜能果真在咱们演化史上源远流长的话，不就是说它们已经铸就在咱们的遗传组中，说什么人文化成，不过是白费心机嘛！

　　说真格的，咱们的处境还不到令人绝望的地步。谋杀陌生人或情敌的冲动，也许是天性。但是所有人类社会都发展出了克制那种本能的机制，而大多数人也因此逃过了被谋杀的命运。即使将两次世界大战都算上，20世纪的工业化国家，死于暴力的人口比例也少于石器时代的部落社会，而且许多现代族群都有较长的寿命。主张保护环境的团体，在斗争过程中，并不总是输给开发商或破坏环境的人。甚至一些遗传因子疾病，例如苯酮尿症或幼年型糖尿病，现在都有办法缓解或治愈。

　　我老调重弹，炒作“我们的处境”这个议题，目的在协助我们避免重蹈覆辙。为了改变我们的行为，得利用我们对过去、对自己潜能的认识与了解，那是蕴涵在本书献词中的希望。1987年，太太为我生了一对双胞胎，他们到了公元2041年，就会是我这个年纪了。【1】我们现在的所作所为，都在塑造他们的世界。

　　对我们的困境，本书的目的不在于提供特定的解决方案，因为对于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大体上我们已经有了清楚的轮廓。像遏止人口增长、削减或销毁核武器、发展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降低对环境的冲击和维持生物多样化与自然栖境等，都是具体的解决方案。这些政策的施行细则与步骤，已有许多精制的书讨论过。在某些个案中，也具体实践了一些政策。我们需要的，是一致地普遍施行那些政策。要是今天我们都相信那些政策事关紧要，我们知道的已经足够明天就开始施行那些政策。

　　其实，我们缺的就是必要的政治意志。我在本书追溯人类的物种史，是为了协助凝聚那个意志。我们面临的问题，的确发轫于动物根源。那些问题跟随着我们，与逐渐增长的力量和人口一齐成长，现在更是以惊人的速度膨胀得厉害。过去有许多人类社会，尽管还没有我们所掌握的自毁力量，却摧毁了自己，因为他们摧毁了赖以维生的资源基础。研究那些社会，能让人相信：目前许多短视的做法，会产生不可避免的后遗症。政治历史学家主张研究各个国家与君王的历史，理由是：研究的结果可以提供向“过去”学习的机会。我深信这个理由更能支持研究人类的物种史，因为得到的教训更单纯、明白。

　　本书涵盖的范围很广，因此对论述的题材，不能不有所取舍。读者一定会有意见，或许一些读者认为重要的题材本书割舍掉了，或者认为某个题材处理得尾大不掉。为了不让读者觉得受误导，我先交代一下写作本书的宗旨以及渊源。

　　我父亲是个医生，母亲是音乐家，并有语言天赋。小时候，凡是问起我的志向，我的回答总是我想当医生，就像爸爸一样。到了大四那年，我的志向稍微变了点儿，我不想进医学院了，我想的是从事医学研究。于是我踏进了生理学这个研究领域，现在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的生理学教授。

　　但是，我7岁的时候开始对观鸟产生了兴趣，而且很幸运地能进入一个让我有机会在语言与历史中沉潜的大学（哈佛大学）。我从剑桥大学得到博士学位之后开始觉得不能只在生理学这个领域中发展事业。就在这时，一些事与人凑巧了，让我到新几内亚高地过了一个夏季。名义上，到那里为的是测量当地鸟儿筑巢的成功率，可是这个研究计划在几个礼拜之内就砸锅了，因为我在丛林中连一个鸟巢也找不到。不过这趟旅行倒达成了我真正的目的，我本来就是为了到新几内亚探险、观鸟而蹚这浑水的，世上已没有几块那样荒野的地区。当年我看到了新几内亚的奇异鸟类，像花亭鸟与天堂鸟，因而产生了兴趣，于是发展出第二个事业：研究鸟类生态学、演化与生物地理学。从此，田野生物学与生理学是我的两个平行事业，我继续回到新几内亚及附近的太平洋岛屿进行鸟类研究，已有十几回。

　　但是新几内亚的开发正以空前的速度进行，森林被大量砍伐，鸟类栖地被破坏，研究也很难继续下去，于是我不得不参与生物保育的工作。所以我一面从事学术研究，一面是政府的生物保育顾问，并开始将两者结合起来，例如生物分布的知识，对规划国家公园系统与调查国家公园预定地都很有用。在新几内亚作研究，还有一个困难得克服，那就是语言。在那里，每隔20公里就有一种不一样的语言，若想利用土著对鸟类的详尽知识，得说出鸟儿的土名。于是我早年对语言的兴趣派上了用场。最重要的，要是对人类的演化与可能灭亡的命运没有足够的知识，研究鸟类的演化与灭绝，也不会有什么慧见，因为人类到底是所有物种中最令人感兴趣的。而对人类感兴趣的人，到了新几内亚不可能不见猎心喜，心痒难熬，因为那里的人类差异现象，幅度巨大，内容丰富。

　　我在本书强调了人类的某些面相，以上便是我对那些面相产生兴趣的历程。人类学家与考古学家出版过许多精彩的著作，讨论人类演化史的化石记录，以及工具的演进，因此本书对这些题材仅作简要的摘要叙述。不过，那些书对我特别感兴趣的题材谈得非常少，例如人类的生命循环、人类地理学、人类对环境的冲击以及人类的动物面相，所以本书详加演绎。那些题材，与传统题材（化石与工具）一样，都是理解人类演化史的核心成分。

　　本书中，我举了许多新几内亚的例子，读者一开始也许会觉得太多了，可是我相信那些例子都很适切。要是你质问我：新几内亚不过是个海岛，位于世界某个地方（热带太平洋上），怎么可能提供代表性的人类史（人性）切片？我同意这是个合理的质疑。不过我得指出：新几内亚可是一片很厚的切片，别因为它面积小就低估它的历史所蕴涵的信息。现在世界上大约有5000种语言，其中只有新几内亚人才会说的，就有1000种。现代世界残存的文化差异幅度，新几内亚保存了大部分。新几内亚内地高地上的族群，直到最近，仍是石器时代的农民；许多低地上的游民，并不定居，以狩猎——采集或渔猎维生，他们也会务农，但随遇而安。每个族群都非常排外，文化差异则雪上加霜，于是在部落地盘之外游荡，无异插标卖首。那里与我合作过的土著，许多都是身负绝技的猎人；他们的童年，是弥漫着排外气氛的石器时代，若无绝技，根本没机会长大。因此我认为新几内亚像个窗口，让我们窥视过去的人类处境，而在世界其他地区，那种情境已经消失了。

　　人类的兴亡史，可以分为5个部分讨论，每个都自成一格。第一部涵盖几百万年的人类演化史，直到1万年前农业兴起前夕打住。其中包括两章，讨论的是化石、工具以及基因，也就是保存在考古记录与生化记录中的证据。关于人类如何演化，那些证据是最直接的资料。此外，化石与工具的年代，通常可以鉴定，于是可以推断我们是何时演变的。“我们的基因组中，有98％与黑猩猩的一样”，我们会检验这个结论的基础，然后尝试解答“让人类得以演化大跃进的2％究竟是什么？”

　　第二部讨论人类生命循环中的变化，那些变化与骨架的变化一样，对语言与艺术的发展，都扮演了关键角色。人类照顾婴儿，断奶后仍继续喂食，不像其他哺乳类，让雏儿自行觅食：大多数成年男女都组成对；大多数父亲，与母亲一样，会照顾婴幼儿；许多人都长寿，看得见自己的孙子；女性会经历更年期。凡此种种，我们习以为常，列举出来有灌水充篇幅的嫌疑，但是咱们自然界最亲近的亲戚，却会觉得不可思议。这些正是我们最背离祖先的地方，可惜生命循环的特征不会石化，所以我们不知道它们是什么时候出现的。难怪古人类学书籍，花了大量篇幅讨论大脑与骨盆的变化，而对生命循环特征的变化，寥寥几笔就交代过去了。可是那些变化关系着人类独特的文化发展，值得我们仔细讨论。

　　第一、二部的主题，是我们文化表现的生物基础，第三部接着讨论那些我们认为使“人异乎禽兽”的文化特征。我们最先想到的，就是引以为豪的语言、艺术、技术与农业，这些都是文明的标识。不过使“人异乎禽兽”的文化特征，也包括我总结为人类自然史记录上的污点，例如吸毒。尽管所有这些文明的标识，是不是人类独有的，仍有辩论的余地，但至少我们可以说，那些特征即使在动物界早已萌芽，在人类身上它们才显得有声有色。不过，它们必然已经在动物界萌芽了，因为在生命演化史上，它们很晚才开花结果。它们在其他动物身上是怎样表现的？在地球生命史上，那些文明特征注定会出现吗？那么其他行星的生命系统，也会演化出像我们一样的生灵喽！

　　除了吸毒，我们的阴暗特征中，还有两个可能引领我们走上毁灭的道路。第四部讨论其中的第一个：我们仇杀外族的潜能。这个特征的动物原型十分明显：除了人类，还有许多物种，个体或群体相互竞争，往往以谋杀终场。我们的技术发明，只不过增进了我们的杀戮本领。第四部会讨论：在国家兴起之前，人类情境是以排外与孤绝建构出来的，国家这种政治体，打破了传统社会的孤绝，遏阻了文化的差异发展，促进了族群的融合。我们会讨论人类族群竞争的结果如何受技术、文化与地理的影响。历史上充满了族群争斗，我只举出大家都很熟悉的两组历史事件为例。我们也要回顾世界史上的大规模灭族事件。这是个痛苦的题材，但要紧的是，它会警示我们：如果我们不正视历史，就注定要犯同样的错误，而造成的伤痛与祸害，却会大到可怕的地步。

　　另一个人类的阴暗特征是：对环境日渐加速地破坏。这个行为也有不折不扣的动物原型。动物族群有时能逃过猎食兽或寄生虫的制衡，要是它们的数量没有内部机制约束，就会不断增加，直到破坏资源基础的地步，偶尔它们会将资源消耗殆尽，然后灭绝。这样的情节，套用到人类身上，显得特别有力，因为现在人类几乎不受猎食兽的威胁，地球上没有一个栖境不受人类影响，我们杀戮动物与摧毁栖境的能力，又是空前的。

　　不幸的是，许多人仍然怀抱卢梭式的幻想，以为我们破坏环境的行为是工业革命以来的新鲜事，以为在以前，我们与自然和谐相处，过的是天人合一的日子。果真如此，那我们除了感叹“何昔日之芳草兮，今值为此萧艾也”，无法从过去学到任何教训。在第五部，笔者为读者细说人类经营环境失当的历史，以戳穿那个幻象。第五部和第四部一样，笔者的重点都是：我们目前的处境并不新鲜，“古已有之，于今为烈”。“经营社会，却不经营周遭的自然环境”，这戏在历史上已上演过好多段，结果明摆在那里，就看我们是不是有心学习了。

　　本书以“跋语”作结，笔者回顾了人类从动物界兴起的历程。我们自毁的能力也同时加速成长。要不是我感到迫切的危机，是不会写这本书的；如果我相信我们毁灭的命运已经注定，也不会写这本书。要是我列举的历史记录令读者感到丧气，我对困境的描绘令读者感到无助，在“跋语”中，我指出了令人振奋的迹象，以及向过去学习的方法，请读者留意。

　　注释

　　【1】　指作者在1992年的年龄。——译者

　　第一部不过是另一种大型哺乳类罢了

　　我们什么时候不再只是“另一种大型哺乳类罢了”？为什么？怎么发生的？回答这三个问题，有三种不同类型的线索，供我们寻觅答案。考古学家搜寻地层中的化石骨髓与古人遗留的工具，那是人类演化的主要证据。第一部会讨论一些传统的考古证据，以及分子生物学提供的新证据。

　　讨论人类演化，一个基本的问题是：我们与黑猩猩究竟有多大的遗传差异？我们的基因组与黑猩猩的差别是10％，还是50％、99％？仅仅以肉眼观察，或列举可以观察的体征比较，无法帮助我们得到答案，因为许多遗传变化并没有观察得到的征状，而其他的变化却有全面性的影响。举例来说，以外形而论，大丹狗与北京狗的差别，可比人与黑猩猩大多了。然而所有的狗只要给它们机会，都能交配繁殖，不论品种（当然，双方之间若体型差异太大，交配不易完成）；而生下来的，也还是狗。对一个菜鸟观察者而言，大丹狗与北京狗的外形差异，似乎意味着它们的遗传差异比人类与黑猩猩还大。不同品种的狗，外形上有许多差异，例如体型、身体各部位的比例、毛色等，可是那些形质都由少数几个基因控制，那些基因的变化，对生殖生理不会产生什么影响。

　　那么，我们怎样估计我们与黑猩猩的遗传距离呢？这个问题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才由分子生物学家解决了。答案不仅令学者惊讶，还可能会产生实际的伦理议题，例如我们该如何对待黑猩猩？读者会发现：人类与黑猩猩的遗传差异，虽然比人类各族群之间的差异或不同品种的狗之间的差异要大，但比起其他大家熟悉的亲密物种，还是小得多。很明显，在黑猩猩的遗传程序中，只有很小比例的指令发生了变化，于是在我们身上产生了巨大的行为结果。学者也发现，物种之间的遗传差异，也反映了时间跨度，因此我们可以大致估算出人类祖先从一撮共祖分化出来的时间，大约是在700万年之前，误差大约一两百万年。

　　虽然这些分子生物学结果告诉了我们人与黑猩猩的总体遗传差异，以及人与黑猩猩分化的大概时间，可是有些重要的问题却无法回答，例如：“人与黑猩猩究竟怎样不同？”“那些差异什么时候出现的？”因此我们接着要讨论化石与工具。形态介于猿与现代人之间的生物，学者发现的就数以百计，他们的工艺制品，更是多不胜数。从那么丰富的资料中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骨骼的变化，一向是体质人类学的研究主题。人类在演化过程中，最显著的形态变化有：脑容量增加；涉及直立行走的骨骼变化；头骨骨壁变薄，牙齿缩小，上下颚肌肉变得纤细。

　　大脑增大，无疑是我们发展语言与人文创制的先决条件。因此你也许会期望从化石记录中发现脑容量与工艺技术平行发展、密切呼应的趋势。事实上，两者并没有什么密切呼应的现象。这是人类演化史上最令人惊讶、也最令人不解的发现。即使人类大脑已经演化到接近现代人的程度，石器仍然维持原来的粗糙状态，达几十万年之久。4万年以前，尼安德特人的脑容量，平均值已经超过现代人的，可是他们的工具仍没有什么新奇创意，他们也没艺术品传世。尼安德特人仍然只不过是一种大型哺乳类。甚至有些人类族群，即使骨骼形态已经与现代人无异，仍然继续使用尼安德特类型的工具，达几万年之久。

　　从分子生物学证据得到的结论，因为这些谜团而可以修饰得更为精确。不错，人类与黑猩猩的基因组只有2％的差异，可是在这个微小比例中，直接涉及人文创制（例如艺术与复杂工具）的必然更小，那些基因与形态无关。至少在欧洲，那些人类特征是突然出现的，毫无预兆——当时正是克罗马侬人取代尼安德特人的时候。从那时起，我们再也不是“另一种大型哺乳类”了。是哪一小撮遗传变异使得人类一跃而上，冲破人兽之别的藩篱呢？我将提出一些臆测作为第一部的结论。

　　第一章　三种黑猩猩

　　下一回你逛动物园，请记得到各种猿类的笼子前走走。请想象那些猿身上的毛都脱落了，再想象它们附近另有一个笼子，其中关了几个咱们的弟兄，他们很不幸，给剥光了衣服，也说不出话来。现在请猜猜看，那些猿在遗传上与人究竟有多大的差别？猿与人的基因组中，有多少基因是共有的呢？占基因组的百分之几？10％？50％？还是99％？

　　然后再问自己：为什么那些猿被关在笼里让人参观？为什么还有些猿被用来做医学实验？可是对人，就不容许那样对待。假定学术界有一天发现：猿的基因组中，有99.9％的基因与人类的完全相同，那微小的0.1％，决定了人与猿之间的重大差异。那么你还会同意把猿关在笼子里供人参观，或者拉去做医学实验吗？再想想我们那些心智失常的不幸同胞，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很低，甚至无法照顾自己、无法沟通与发展社会关系、对疼痛的感觉也比不上猿。可是我们无法拉他们去做医学实验；猿就可以。其中的逻辑是什么？

　　也许你的回答是：猿是“动物”嘛，而人是人，这还有什么好讨论的。这是一条伦理准则，只有人类适用，不可引申到“动物”身上，不管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不管它与我们在遗传上多相像，不管它发展社会关系的能力多高强，不管它会不会感受痛苦。那个答案当然是武断的，可是至少它内部有一贯的逻辑，因此不可随便否定。不过这么一来，追溯我们的自然根源，便没有什么伦理意义。可是这样的探讨，仍能满足我们追求知识的好奇心，毕竟“我们从哪里来”这个问题是这么产生的。每个人类社群都对自己的起源有深切的好奇心，每个人类社群都有自己的创世故事。“三种黑猩猩”的故事，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创世故事。

　　我们在动物界的地位，大体而言，学者早已确定，不知有多少世纪了。我们无疑是哺乳类，哺乳类的特征包括身体有毛发覆盖、哺乳等。在哺乳类中，我们属于灵长类，灵长类包括猴与猿等大类。我们与灵长类其他成员有许多共同的特征，例如指（趾）甲扁平而没有形成爪、有抓握能力的前爪、大拇指可以与其他手指对立、下垂的阴茎（而不是贴近腹部），这些特征大部分其他哺乳类都没有。早在公元2世纪，集西方古代医学大成的盖伦【1】从动物解剖经验中，已经正确地推定了人在动物界的地位，他发现猴子“无论在内脏、肌肉、动脉、静脉、神经，还是在骨骼形态上，都与人非常相似”。

　　在灵长类中，我们也很容易找到人类的地位，我们很明显地与猿比较相似，与猴的差异比较大。我只要指出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就够了：猴子有尾巴而猿没有，我们也没有。猿这群灵长类中，长臂猿是最特殊的，它们体型小、手臂长，又叫小猿；其他的猿，如红毛猩猩、大猩猩、黑猩猩及波诺波猿都是大猿，它们彼此有很近的亲缘关系，与长臂猿比较疏远。但是想要进一步厘清我们与猿的关系，却非常困难，这也是始料未及的。这个问题还在科学界引发了热烈的辩论，论战围绕着三个议题：

　　一、族谱：人类、现生猿类与化石“猿人”（类似猿的人：指人类的祖先）之间的亲缘关系是怎么样的？举例来说，要是我问你：“现生猿中，哪一种与人的关系最密切？”你怎么回答？

　　二、不论哪一种现生猿与人类的关系最密切，人与那一种猿的最后一个共祖，在多久以前仍然活在地球上？

　　三、我们与关系最近的猿有多大的遗传差异？

　　起先，我们很自然地假定：比较解剖学早已解答了上面第一个问题。我们与大猩猩、黑猩猩特别相像，可是又与它们有明显的差别，例如我们的脑容量比较大、我们以直立的姿态行走、我们的体毛极少，其他还有许多差异，不过不是那么一目了然。然而，要是我们观察得仔细一点，这些解剖学事实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答我们的问题。同样的解剖特征，学者赋予不同的意义；而不同的学者，强调的解剖特征也可能不同。于是有的学者认为我们与亚洲猿（红毛猩猩）的关系最近，而大猩猩、黑猩猩是猿类中早就分化出的苗裔（少数派）；有的学者认为我们与非洲猿（大猩猩、黑猩猩及波诺波猿）比较亲近，红毛猩猩是猿类族谱上最早分化出的猿（主流派）。

　　在主流派中，大部分生物学家过去认为大猩猩与黑猩猩相似程度较高，也就是说，它们与人类都不大相似。换言之，大猩猩与黑猩猩还没来得及分化开来，我们就已经与它们分道扬镳了。这个结论反映了常识观点：大猩猩与黑猩猩可以归为一类，它们叫做猿，而我们则是人。不过，另外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我们看来与其他的猿不一样，是因为我们走上了一条独特的演化道路，我们的祖先自从与其他的猿分化之后，就在几个重要的方面发生了变化，例如行进的体态与大脑的容量。而大猩猩与黑猩猩却没有发生过什么重大变化，与当年的人－猿共祖，模样没什么大差别。如果那是实情，人类可能与大猩猩最亲近，或与黑猩猩最接近，或者三者亲近的程度一样，彼此的遗传距离一样。

　　到如今，解剖学家仍在辩论第一个问题：我们族谱上的细节。不过，不管解剖学家心中的人类演化族谱是什么模样，光凭解剖学研究，无法解答第二、第三个问题，也就是人和猿的分化时间与遗传距离。不过，也许化石记录在原则上可能解决族谱与分化时间的问题（遗传距离免谈）。要是我们有丰富的化石，举例来说，要是我们可以用一系列已断定了年代的化石，代表人类演化的各个阶段；另外还有黑猩猩的，也有大猩猩的。那么，也许我们会发现人与黑猩猩的化石系列，在1000万年前交会了，也就是找到人与黑猩猩的共祖了。而那一位共祖的演化系列，在1200万年前又与大猩猩的演化系列交会。可惜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化石，尤其是现生猿类祖先的化石极为稀少。500万年前到1400万年前之间，是人类与非洲大猿演化的关键期，那个时段的猿类化石，尤其稀缺。

　　这些关于我们起源的问题，解决的方法来自一个始料未及的领域：运用分子生物学解决鸟类的分类问题。大约40年前，分子生物学家发现；动植物体内的化学分子可以当作“时钟”，用来测量遗传距离，以及两个物种在演化史上的分化时间。其中的逻辑是这样的：假定有一类分子，所有生物体内都有，它们在每一个物种中都有特定构造，而那些构造是由遗传密码决定的。再假定分子的构造会因为遗传突变而逐渐变化，而在所有物种中，变化率都一样。源自同一共祖的两个物种，体内的那个分子，起先构造应该完全一样，因为都是从共祖那里遗传来的。但是这两个物种分别演化以后，基因组中的遗传突变就各自独立累积，使那个分子的结构逐渐变化。因此，这两个物种的那个分子，会逐渐出现结构差异。要是我们能够算出平均每100万年会发生多少结构变化，任何两个有亲缘关系的物种，在分子结构上的差异，就可以当作一个“时钟”，来计算这两个物种已经和共祖分化多久了。

　　举例来说，假定根据化石证据我们推断狮与虎（都是猫科）在500万年前分化。再假定它们的同一种分子，结构上有1％的差异。要是我们任选两个演化关系并不清楚的物种，发现它们的分子结构有3％的差异。那么分子时钟就会告诉我们，它们在1500万年前就分化了。用这个方法纸上谈兵，听起来很精彩，能不能通过实例的考验呢？生物学家为此忙了好一阵。应用分子时钟之前，要完成四件事：科学家必须找到最适合的分子；找到测量分子结构变化的方法，必须简单而迅速；证明分子时钟运行稳定（也就是，分子结构在相关物种体内以同一速率演化）；测量分子演化率。

　　分子生物学家在1970年左右解决了前两个问题。他们发现最适合的分子是脱氧核糖核酸（DNA）；沃森与克里克1953年证明这个分子的构造是双螺旋，为遗传学研究开辟了新天地，也使DNA成为家喻户晓的分子。每个DNA分子包含两条互补的长链，每条链都由4种更小的分子单位组成，这4种分子在链上的顺序，蕴涵着从父母亲传递下来的所有遗传信息。科学家发展了“DNA杂交”技术，可以迅速测量DNA的变化。先将两个不同物种的DNA分子分离（“融解”）开来，就是使每个DNA分子的两条长链解开，分别独立。再让那些单链“DNA杂交”成为双链的DNA。然后加热，使“杂种”DNA再度分离开来。一般而言，需要的温度越高，就表示这两种DNA的结合程度越好，也就是彼此的差异越小。两个物种亲缘关系越近，DNA的差异越小。以“融解”一个物种的DNA的温度为基准，融解“杂种”DNA所需的温度，比基准度每低一度，表示两个物种的DNA有大约1％的差异。

　　在20世纪70年代，分子生物学家与分类学家大多数都对彼此的研究不感兴趣，只有少数例外。耶鲁大学的希伯利（Charles Sibley）是其中之一，他是鸟类学教授，兼任耶鲁大学皮博帝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鸟类的分类学不容易研究，因为鸟类的身体是为飞行设计的，而设计一只鸟也不过就那么几种花样，即使大自然也出不了新招。所以在类似环境中生活的鸟，往往形态非常相似。例如在半空捕食昆虫的鸟，即使关系疏远，比较解剖学的差异也不大。美洲秃鹰与旧世界秃鹰，形态与行为都很像（可是学者好不容易才搞清楚美洲秃鹰与鹤鸟比较亲近，而旧世界秃鹰与老鹰比较亲近），是由相同的生活形态造成的。希伯利与阿基斯特（Jon Ahlquist）由于深切体会到传统分类方法的短处，在1973年开始采用分子时钟技术。当年他们应用分子生物学方法，解决分类学问题，就研究规模而言是空前的。他们在1980年开始发表研究结果，他们用分子时钟技术累计测量过1700种鸟，占世界鸟类的1/5。

　　虽然希伯利和阿基斯特的成就，已是鸟类分类学的里程碑，但他们起先在学界引发的不是赞辞，而是批评。因为当时有几位科学家有足够的背景知识，能做中肯评论的人少之又少。我就听过科学界的同僚发表过这样的高论：

　　“我对他们那套玩意已没有什么耐心。不管他们写什么，我都懒得再理会。”（一位解剖学家）

　　“他们的方法倒没问题。可是有什么人会想做那样沉闷的研究？鸟类的分类学？！难以想象！”（一位分子生物学家）

　　“有意思，可是他们的结论必须通过其他方法的验证，我们才会相信。”（一位演化生物学家）

　　“他们的结果是‘上帝的启示’，你最好相信。”（一位遗传学家）

　　依我之见，尘埃落定之后，那位遗传学家的意见最接近真相。DNA时钟的原理，无可挑剔；希伯利和阿基斯特使用的方法是最先进的；他们测量过18000对“杂种”DNA，得到的遗传距离，呈现了内部的一致性，证明他们的结果是恰当的。

　　当年达尔文在讨论“人类歧异”这个爆炸性议题之前，花了近10年研究藤壶（一种水栖节肢动物）的歧异。同样地，希伯利和阿基斯特也花了10年，以DNA时钟厘清鸟类的关系。1984年，他们第一篇以DNA时钟讨论人类起源的论文发表了。此后他们出版了一系列论文，更精炼了当初的结论。他们取得的DNA，包括人类的，以及所有人类的近亲——红毛猩猩、大猩猩、黑猩猩、波诺波猿，还有两种长臂猿、7种旧世界猴。图1概括了此结果。

　　高等灵长类的族谱

　　

　　图1　追溯每组现代高等灵长类至连接他们的黑点。左边的数字给出了那些现代灵长类的DNA差异百分比，而右边的数字给出了自他们最后拥有共同祖先的年代。例如，黑猩猩和波诺波猿的DNA差异是0.7％，他们在300万年前分化；我们与他们各自的DNA差异是1.6％，大约在700万年前与他们共同的祖先分化；大猩猩与三种黑猩猩的DNA差异是2.3％，大约在1000万年前与他们共同的祖先分化开来。

　　正如解剖学家预测过的，他们发现的最大遗传距离，出现在人类或任何猿类与猴子之间，也就是说，人／猿或猿／猴的杂种DNA，“融解”的温度最低。这只不过是在大家都已经同意的看法上加个数字而已——自从科学界知道猿类存在之后，就认为猿比猴更接近人类。那个数字是7％：猴的DNA与人／猿的DNA，93％是相同的。

　　他们的第二个发现，也不令人意外：长臂猿与人／猿的DNA，有5％的差异。这也证实了学界的共识：长臂猿是最特殊的猿；与我们关系比较密切的猿是大猿，像红毛猩猩、大猩猩、黑猩猩等。在大猿中，最近解剖学家已经开始认为红毛猩猩很早就自成一家，这与DNA证据也很吻合，它的DNA与其他大猿以及人的，有3.6％的差异。生物地理也支持非洲大猿与亚洲猿（长臂猿、红毛猩猩）很早就分家了。现在，长臂猿、杂毛猩猩只分布在东南亚，它们的祖先化石也只在东南亚出土；而大猩猩与两种黑猩猩，只分布在非洲，人类早期祖先的化石，也只在非洲出土。

　　另一方面，希伯利和阿基斯特发现黑猩猩与波诺波猿（过去叫倭黑猩猩）的DNA最相近，只有0.7％的差异。这也不令人感到意外。这两种猿看来非常相似，直到1929年才有解剖学家觉得该为它们分别取个名字。生活在前比属刚果中部的“黑猩猩”，是倭黑猩猩，因为一般来说它们体型较小、体格稍瘦、两腿较长。一般的黑猩猩，在非洲分布较广，主要在赤道以北。然而，对这两种黑猩猩的行为，有了比较详细的记录后，学者才恍然大悟，原来它们形态上并不起眼的差异，掩盖了生殖生物学上的重大差异。倭黑猩猩——现在叫波诺波猿——不像黑猩猩，倒像人，它们有很多种性交姿势，包括面对面式；两性都会主动挑逗对方，而非总是雄性主动；雌性并非只在“发情期”（排卵期）接纳雄性，几乎整个生殖周期都能性交；雄性之间、异性之间都能“结盟”，而不限于雄性。很明显地，那0.7％的遗传差异，已在性生理与行为上造成了重大的结果。在本章与下一章，我们会反复强调少数基因的重大后果。

　　前面的三个例子，显示比较解剖学足以解答物种关系的问题，根据遗传证据得到的结论，只不过证实了解剖学家早已发现的事实。但是DNA也可以解决解剖学无法解答的问题：人、大猩猩与黑猩猩的关系。如图1所显示的，人类与两种黑猩猩，有1.6％的遗传差异，相同的基因达98.4％。大猩猩的差异较大，与人或黑猩猩的差异是2.3％。

　　让我们在这儿稍作逗留，仔细咀嚼这几个数字的意义：

　　在我们的族谱上，大猩猩必然在我们与黑猩猩分家前，就分离出去了。我们最亲近的亲戚，是黑猩猩，而非大猩猩。另一方面，黑猩猩最亲近的亲戚，是人，而不是大猩猩。传统分类学将所有大猿放在同一分类类目中（“猿科”），为人单独另立一个类目（“人科”），好像人与猿之间有一不可逾越的自然鸿沟，对我们自居于“万物之灵”的“人本位”偏见，有推波助澜之功。现在呢？未来的分类学家也许可以用黑猩猩的眼光来处理高等灵长类的分类问题：把它们大致分为两群，一群包括三种黑猩猩（人加上另外两种黑猩猩），另一群包括其他的猿（长臂猿与红毛猩猩与大猩猩）。两群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差异，三种黑猩猩那群只不过有点儿高明而已。传统分类学将人与猿分别开来，不符合事实。

　　人与黑猩猩的遗传距离（1.6％），是两种黑猩猩的差异（0.7％）的两倍多，比两种长臂猿的差异小（2.2％）。红眼与白眼缘鹃是两种非常相似的北美鸟儿，也有2.9％的差异。我们的基因组中，98.4％的基因，都与黑猩猩的一样。举例来说，我们的主要血红素是红血球中携带氧气的分子，由287个氨基酸组成，与黑猩猩的一模一样。在许多方面，我们不过是第三种黑猩猩，对其他两种黑猩猩有利的，对我们也有利。我们看来与它们不同，是因为我们以直立姿态行走，脑子比较大，能说话，体毛稀少，有奇异的性生活，这些特征必然是我们基因组中那1.6％基因控制的。

　　要是物种间的遗传距离以固定速率累积，遗传距离就可当作运转正常的时钟。将遗传距离转换算成绝对时间（两个物种从最后一个共祖分化出来，到现在所经过的时间），我们得找到一对物种，一方面它们的遗传距离可以测量，另一方面它们有年代确定的化石可供参考。事实上，高等灵长类有两组独立的换算数据。一方面，根据化石记录，2000万年到3000万年前与猴分家，两者的DNA差异达7.3％。另一方面，红毛猩猩1200万年到1000万年前与其他大猿分化，DNA差异达3.6％。比较这两组数据可以发现：演化时间增加了一倍（从1200万年到2500万年），差异就增加一倍（从3.6到7.3）。因此，高等灵长类的DNA时钟，运转得相当稳定。

　　于是，希伯利和阿基斯特以那些换算尺度，估算我们的演化史。由于我们与黑猩猩的遗传距离（1.6％），是红毛猩猩与黑猩猩的一半（3.6％），因此我们与黑猩猩分别演化的时间，只是红毛猩猩与黑猩猩的一半（1200万年到1600万年的一半）。换言之，人与另外两种黑猩猩，约600万年到800万年前分别走上不同的演化道路。同样地，大猩猩与黑猩猩分化的时间，以及黑猩猩与波诺波猿分化的时间，我们都可以算出来，分别是900万年前与300万年前。你知道吗？我上大一时（1954年）的体质人类学教科书，说人与猿1500万年到1300万年前就分家了。因此，DNA时钟支持一个引起争议的结论，其他好几种分子时钟（例如蛋白质氨基酸序列、粒腺体DNA等）也得到同样的结论。每一种时钟都指出：人类最近才与黑猩猩分化，是个年轻的物种，比古生物学家过去所推测的年轻得多。

　　这些结果对于我们在动物界的地位，有什么意义？生物学家将现生生物分门别类，各从其类。分类系统是个层级体系：亚种、种、属、科、目、纲、门、界，一层比一层“笼统”。《大英百科全书》与我书架上所有生物学教科书，都说人与猿属于同一目（灵长目），同一超科（人超科），但不同科。人属于人科，猿属于猿科。希伯利和阿基斯特的研究会不会改变这个分类，视学者的分类哲学而定。传统的分类学家，将不同物种归入同一个较高层次的类目，使用的方法不免主观，因为得从诸多相似相异之处分别主次，找出重要的差异（相似），忽视其余。这样的分类学家，会因为人类拥有独特的功能特征（大脑与直立姿态），而为人类单独立一类目，希伯利和阿基斯特的结果不会改变他们的结论。

　　然而，另一个分类学派，叫做分支系谱学派，则认为生物分类应该遵循客观一致的程序，遗传距离或分化时间是惟一标准。所有分类学家都同意：红眼缘鹃与白眼缘鹃都是“缘鹃属”的鸟种：所有长臂猿都属于“长臂猿属”。然而这两个属的成员，彼此的遗传距离，却大于人与黑猩猩的，而且早就分化了。因此，人类就不可能独立成科，甚至不应独立成属，而应与另外两种黑猩猩归入同一属。可是根据动物命名国际公约，人属（Homo）这个属名比较早问世，因此人属这一属应有3个物种，除了人，还有黑猩猩、波诺波猿。由于大猩猩只不过更独特一些，因此它几乎可以算成人属中第四个物种。

　　即使分支系谱学派的分类学家，也免不了“人本位”偏见，他们对“人类与非洲大猿共处一个类目”的结果，想必也觉得是良药苦口、难以下咽。不过，一旦黑猩猩学会了分支系谱派分类学，或外太空来了个分类学家，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接受新的分类。

　　人与黑猩猩有哪些基因不同？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得了解DNA（遗传物质）是做什么的。

　　我们的DNA大部分都没有功能，有的话，科学家还没有发现。它们也许只是“分子垃圾”：或者一个基因复制了好几份，其中一份继续发挥功能，其他的几份就无所事事充场面；或者是丧失了功能的基因。总之，它们没用，可是又无害，所以没被淘汰。我们的DNA有功能的部分，主要与合成蛋白质有关：蛋白质是氨基酸组成的长链分子。有些蛋白质大部分身体结构都有，例如角蛋白（皮肤、毛发、指／趾甲）与胶原（结缔组织中的成分）。不过另有一群蛋白质，负责合成或分解身体里的分子，我们通称为瓷。DNA分子上的核苷酸顺序，是制造蛋白质的指令。因为根据DNA分子上的核苷酸，可以调动不同的氨基酸组成需要的蛋白质。DNA分子上有功能的部分，有些负责合成蛋白质，另外的就负责调节合成蛋白质的工作。

　　在我们的生物特征中，最容易以遗传机制来理解的，就是个别的蛋白质，以及制造那些蛋白质的基因。例如血红蛋白（前面已经提过，是我们血液中携氧气的蛋白质）包括两条氨基酸链，每一条都由一小段DNA（一个基因）负责制造。那两个基因除了制造血红蛋白中的氨基酸链之外，并没有其他观察得到的功能。而血红蛋白只有红血球才有。反过来说，血红蛋白的结构完全是由那两个基因决定的。不管你吃什么，有多少运动量，最多也是影响身体制造血红素的数量，不会影响血红蛋白的结构。

　　那是最单纯的情况。但是有些基因会影响许多观察得到的特征。例如“泰－萨二氏病”（Tay-Sachs disease）是一种致命的遗传疾病，有许多解剖与行为的症状：特别嗜睡、姿势僵硬、皮肤泛黄、头骨畸形发育等。科学家发现：所有那些症状都是因为一个由“泰－萨二氏基因”决定的酶，发生了变化才产生的。至于那一个酶怎么捅下那么大的娄子，科学家还没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因为那个酶在许多身体组织中都有，广泛地参与了许多细胞成分的分解，难怪一旦改变了，会产生那么多症状，最后让病人送命。不过有些身体性状是由许多基因共同控制，例如身高，环境因素也扮演了一些角色，例如发育阶段的营养状况。

　　负责制造已知蛋白质的基因，科学家已经发现了许多，对它们的功能也很清楚。不过对涉及复杂性状、特征（例如大部分行为）的基因，却所知不多。像艺术、语言或暴力等人类特色，绝对不可能只由一个基因负责。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差异，明显地受环境的强烈影响，基因扮演的角色一直受到争议。不过，黑猩猩与人的行为差异，倒可能涉及遗传差异，虽然现在还无法具体指出哪些基因牵涉在内。举例来说，人类能说话，黑猩猩就不能，控制声带构造与大脑神经网络的基因，必然是关键。曾有一对心理学家，收养了一头黑猩猩婴儿，与自己的新生儿一起抚养。他们受到一视同仁的待遇，吃、喝、穿、住都一样，以及同样的“教育”。结果，黑猩猩婴儿长大了，不会说话，也不能像人一样，直立走路。但是一个人长大后说什么语言，英语还是汉语，就不是基因决定的，孩子发育期间的语言环境，是惟一的决定因素。在美国出生的华人，能说一口流利的美语，已经不是新闻，不必再举例了。

　　有了这个基本认识之后，让我们再回头讨论人类与黑猩猩那1.6％的遗传差异。我们知道制造主要血红素的基因并没有改变，其他的基因有一些有很小的变化。人类与黑猩猩都有的9种蛋白质，共由1271个氨基酸组成，其中只有5个彼此不同：一个出现在肌球蛋白，一个在次要血红素的丁链上，3个在一种酶上（carbonic anhydrase，碳酸酐酶）。但是，第二章到第七章我要讨论一些人与黑猩猩的重大功能差异，如脑容量、骨盆、声带、生殖器的构造、体毛、女性月经周期，以及停经等。它们由哪些基因负责，我们还没有头绪。上面提到的5个氨基酸差异，不可能造成那么重大的后果。现在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的DNA盘踞着大量“垃圾”；我们与黑猩猩那1.6％的遗传差异中，也有垃圾：我们与黑猩猩的重大功能差异，是那1.6％中的一小部分造成的。

　　总之，我们的DNA中，只有极小比例的基因在演化过程中改变了，其中一些对我们的身体产生了重大功能影响。并不是所有的基因变化都会产生同样的后果，因为大部分氨基酸，至少可以由两种核苷酸顺序决定。因此，DNA上的核苷酸变化——“突变”——如果不影响对应的氨基酸，就等于没有变化，学者叫做“沉默的”突变。即使突变不沉默，真的造成对应氨基酸的变化，蛋白质的功能会不会因此改变，仍是个问题。有的氨基酸，化学性质相似，互换后不影响蛋白质的功能。若不是处于“敏感”地位的氨基酸，即使被性质差异很大的氨基酸替换了，也不会有了不得的后果。

　　但是，蛋白质上决定功能的部分，若有一个氨基酸被性质大不相同的另一个氨基酸替换了，就可能造成明显的后果。例如镰刀形红血球贫血症，是可能致命的基因疾病，病人的血红素不正常，只是因为血红素287个氨基酸中，有一个被性质大不相同的另一个氨基酸替换了。原来病人的DNA上，对应那个氨基酸的3个核苷酸，有一个发生了变化（点突变）。原来的氨基酸带负电，取代它的不带电，血红素分子的电荷因此改变了，生化性质也就随之变了。

　　虽然我们不知道哪些基因或DNA上哪些核苷酸段落，造成区别人与黑猩猩的差异，可是我们有许多例子演示了“一两个或几个基因突变造成的巨大冲击”，“泰－萨二氏基因”突变后造成许多重大而明显的症状，是其中之一。一个基因突变，改变了一个酶，居然产生了多方面的后果，进而夺人性命。一个基因突变，可以使同一物种的成员分别开来（病人／正常人）。有密切亲缘关系的物种呢？最好的例子是丽鱼。在东非的维多利亚湖，大约有200多种丽鱼，这种鱼是淡水鱼，在水族馆常见。根据学者研究，维多利亚湖的丽鱼，都是从20万年前的祖先种演化出来的。那200多种丽鱼，按照栖境来分类的话，可以找到老虎与乳牛的差别：以藻类维生的，捕食其他鱼的，咬碎蜗牛的壳吃里面的肉的，吃浮游生物的，捕食昆虫的，还有能将其他鱼的鳞片一点一点咬掉的，甚至专门捕食孵卵母鱼身旁胚胎鱼的。然而它们的平均遗传差异，只有0.4％。也就是说，使虎型摄食习惯转变成牛型习惯所需要的基因突变，甚至比把黑猩猩变成人的还要少。

　　新的遗传证据，除了涉及分类学的技术问题之外，还有更深远的意义吗？也许最重要的，是让我们重新思考人与猿在宇宙中的地位。有名为万物之母，名字不只是技术细节的代号，还反映并创造态度。（你若不信，今晚请试试用“亲爱的”或“死猪”称呼你的另一半，记得要用同样的表情和语气。）新证据并不规定我们应该如何思考人与猿。但是，新证据可能会影响我们思考的方向，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就发挥了这样的影响，我们可能还要花上许多年才能把态度调整过来。在可能受到影响并产生争议的领域中，我只讨论一个例子：我们利用猿的方式。

　　现在，我们认为动物（包括猿）与人之间，有根本的分别，我们的伦理规范与行为以这个分别为准则。举例来说（我在本章开宗明义，已经提过），我们可以将猩猩关进动物园的笼子里，公开展览，可是不能那么对待人。我常常想，要是动物园黑猩猩的笼子边上，分类名牌上注明的是“人属”的话，观众会有什么感受。然而，要不是公众在动物园里油然生出对猩猩的同情，保护野生猩猩的募款活动，也许不会得到热烈的社会响应。

　　我也提到过，我们以黑猩猩做医学实验，既没征求它们同意，实验有时还有致命风险，可是没有人认为这有什么问题。换了人，就不可以。而以黑猩猩做实验，正是因为它们与人在遗传上非常相似。它们会感染许多人类的疾病，它们的身体对病媒的反应也与人相似。因此，以黑猩猩做实验，比用其他动物更能得到有用的资料，增进人类的医疗福利。

　　这一伦理抉择，引发的问题更棘手，把猩猩关进动物笼子里，相形之下，还不算什么。因为我们将成千上万的人类罪犯关进牢里，已是例行公事。可是动物医学实验却没有“人类版本”。我们不是不知道：在人类身上做致命的实验，能得到更有价值的资料，用黑猩猩怎么也得不到。然而纳粹集中营医师以人类做实验，却受到各界的批评，认为是纳粹暴行中最可怕的罪行。为什么黑猩猩就可以？

　　要是所有的生物，从细菌到人，可以排成一长列，我们必须决定在哪儿“杀”变成“谋杀”，“进食”变成“自相残杀”。大多数人将这条界线划在人与所有其他生物之间。不过，有不少人吃素，任何动物都不吃，可是吃植物。还有一小撮声音越来越大的人（属于为动物争权利的阵营）反对动物实验，或者说，反对以某几种动物做实验。主张动物权的人士，对猫呀狗呀或者灵长类，特别来劲，不怎么过问老鼠，而且一般而言，不为昆虫和细菌发言。

　　要是我们的伦理规范，在人与所有其他生物之间划下一条毫无道理的界线，那套规范摆明了就是私心作祟的产物，丝毫不含高尚的情操。要是我们的伦理规范，强调的是智慧、社会关系与感觉痛苦的能力，就很难在所有的人与所有其他生物之间，划下一条界线。那样的话，以不同的物种做实验，就要受不同的伦理规范监督。与我们有亲近遗传关系的物种，能不能享有特别权利呢？也许为它们大声疾呼的人士，也是出于私心，只不过戴上了新的面具。可是基于我刚刚提到的那些考量（智慧、社会关系与感觉痛苦的能力等），我们可以提出客观的主张，让大猩猩、黑猩猩享有“最惠物种”待遇。目前医学研究使用的动物中，要是有任何一种，我们可以合理地为它们申请保护令，不让它们再接受医学实验，那一定就是黑猩猩了。

　　动物实验造成的伦理困境，被黑猩猩搞得更严重，因为黑猩猩是濒临绝种的动物，医学研究不仅牺牲个体，还威胁了群体（物种）的命运。医学研究并不是威胁野地黑猩猩族群的惟一因素；栖境的破坏与动物园的需求，才是主要的威胁。但是研究的需求已构成相当程度的威胁，这就够医学界反省的了。还有其他的考量，使我们的伦理困境更显得阴郁：活捉一头黑猩猩，再将它送进医学实验室，整个过程中，平均起来会死好几头野生黑猩猩（往往是跟着母亲的幼仔）；保护野地黑猩猩族群，生物医学科学家没出过什么力，虽然那么做怎么说都符合自己的利益；用来作研究的黑猩猩，往往没有受到人道的待遇。我第一次遇见供医学研究的黑猩猩，是在美国国家卫生院，它被注射了慢性的致命病毒，单独关在室内的笼子里好几年，连个玩具都没有，一直到死。

　　人工繁殖黑猩猩供研究用，可以逃避危害野地黑猩猩族群的指控，可是仍然无法突破困境。19世纪美国禁止从非洲（或海外）输入黑奴，于是就有人贩售美国黑人的子女当奴隶，那可以接受吗？为什么可以用Homo troglodytes（黑猩猩）做实验，就不能用Homo sapiens（人）？反过来说，要是一个孩子得了有致命风险的病，我们正在以黑猩猩研究那种病，我们如何向孩子的父母解释：他们孩子的命，比不上黑猩猩重要？到头来，我们大众得做这些痛苦的抉择，而不是科学家。惟一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看待人与猿的观点是关键。

　　最后，改变我们对待猿的态度，也许是决定野地黑猩猩命运的关键。现在，它们的生命面临严酷的考验，特别是它们在非洲与亚洲的雨林栖境正遭到空前的破坏，它们被合法、非法地捕捉与猎杀。要是目前的趋势持续下去，不出20年，高山大猩猩、红毛猩猩以及几种长臂猿，只能在动物园看到了。要是我们以第三种黑猩猩的立场，决定救助另外两种黑猩猩，那么富裕国家的同胞，必须挑起主要的财务担子。从猿的观点来看，我们最近才搞清楚的“三种黑猩猩的故事”，其发挥的最重要功能，是决定我们面对那笔预算的态度。

　　第二章　大跃进

　　我们与黑猩猩弟兄分家之后，足足有几百万年，不过是一种经营特殊生计的黑猩猩罢了。直到4万年前，西欧仍住着尼安德特人，他们是原始人群，对艺术与进步没什么概念。然后变化发生了，急遽而突兀——形态与我们完全一样的现代人在欧洲出现，艺术、乐器、灯具、贸易与进步随之而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尼安德特人就消失了。

　　欧洲发生的那场“大跃进”，也许是前几万年中东与非洲发生的类似事件的结果。不过，即使几万年，在我们的独立演化史上，也微不足道，连1％都不到。可是如果要我回答“我们是什么时候变成人的？”我的答案是：从大跃进那一刻起，我们就成人了。那一刻之后，不出几万年，我们便驯化动物，发展农业与冶金技术，并发明了文字。那时只消再进一小步，人类便创造出了一连串代表文明高峰的里程碑，拉开了其他动物与人类之间本来就像是难以逾越的鸿沟。例如达·芬奇的《蒙娜丽莎》、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德国达豪集中营的犹太人焚化炉、盟军轰炸德雷斯顿。

　　本章的主题是：我们急遽而突兀地拥有了“人性”这个事实。怎么可能？为何那么迅速？尼安德特人最后的命运是什么？为什么他们没能跨出那一步？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相会过吗？果然如此的话，他们如何相处？

　　了解“大跃进”并不容易，讨论也难。直接证据是化石骨骼与石器的技术细节。考古学家的报告充满了外行人不易理解的词汇，例如“枕骨横结节”、“退缩的颧弓”以及“夏特贝红式厚背刀”。我们真正想了解的，是各种形态祖先的生活方式与他们的“人性”，反而没有这方面的直接证据，只能从骨骼与石器的技术细节推断。大部分证据都已经散失了，考古学家对出土的证物也有不同的解读。由于人类学家与考古学家已出版了许多专著，讨论骨骼与石器的细节，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参考。笔者强调的是从骨骼与石器所作的推论。

　　讨论人类演化，得先对地球生命史的轮廓，有正确的认识。生命在地球上，几十亿年前就出现了；恐龙大约在6500万年前灭绝。我们的祖先，大约在600万年到1000万年之间才与黑猩猩、大猩猩分家，走上独立的演化道路。因此，人类的自然史只是地球生命史上的一小节，微不足道。科幻影片有时出现史前人类逃避恐龙的情节，那是地道的科幻，根本与事实不符。

　　人类、黑猩猩、大猩猩的共祖，生活在非洲，直到现在，黑猩猩与大猩猩仍然还是非洲的“土著”。我们也在非洲生活过几百万年。起初我们的祖先也只不过是一种猿，但是一连串变化，使我们的祖先朝现代人类的方向演化。第一个变化大抵发生在400万年前，根据化石，那时人类祖先在日常生活中已经以直立的姿态行走。相对地，大猩猩与黑猩猩只是偶尔直立行走，平常四肢齐用。直立姿势让双手解放出来，可以做其他的事，结果双手制作出工具为人类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第二个变化发生在300万年前，人类家族分化成两个支系。为了理解这个变化的意义，我们得知道：生活在同一地区的两个动物种，必须扮演不同的生态角色，而且通常不杂交。举例来说，在北美洲，郊狼与狼很明显是亲缘密切的物种，生活在同样的地区（后来美国的狼几乎灭绝了，这是后话）。可是狼体型较大，以猎杀大型哺乳类维生。如鹿与驼鹿，而且往往成群出没。郊狼体型较小，猎杀对象是兔子、老鼠之类的小型哺乳类，通常成对或小群体行动。一般而言，郊狼只与郊狼交配，狼只与狼交配。相对地，今天每一个人类族群，只要与另一个族群有广泛地接触，就会通婚。现代人类的生态分化，是幼年教育的产品：没有哪一群人天生就尖牙利齿擅长猎鹿的，也没有一群人天生一副适于嚼食植物纤维的牙口，以草莓维生，拒绝与猎鹿人婚配的。因此所有现代人类都属于同一个物种。

　　不过，人类在演化史上，也许有两次分裂成不同的物种，像郊狼与狼一样。最近的一段，也许发生在大跃进的时候，我后面会讨论。比较早的那次，大约发生在300万年前，当时人类家族分化为两个支系：一个支系是头骨粗壮、颊齿巨大的粗壮南猿；另一个支系，是头骨纤细一点、牙齿也较小的非洲南猿。非洲南猿后来演化出脑容量较大的“巧手人”。不过，代表“巧手人”的化石，无论脑容量还是牙齿尺寸，内部的歧异都很大，因此有些专家主张“巧手人”化石中有两个物种的标本。也就是说“巧手人”有两种，一种是“巧手人”，另一种是神秘的“第三种”。这么一来，到了200万年前，世上至少已有两个甚至三个“原人”种。

　　使我们祖先越来越人模人样的第三个大变化（也是最后一个），就是使用石器的习惯。这是人类主要的特征，可是在动物界已有原型（先例）：啄木鸟、埃及秃鹰与海水獭，分别演化出使用工具捕捉或处理食物的能力，不过它们不像人类那么依赖工具。珍妮·古道尔是第一个发现黑猩猩会使用工具的学者，它们有时使用石头，但还不到搞得环境中遍地都是石器的地步。但是250万年之前，东非的“原人”栖息地已出现大量粗糙的石器。当时有几个“原人”种，制造石器的是哪一种？也许是头骨构造比较纤细的物种，因为它们的演化史从未中断，而石器也继续演化。

　　人类的族谱

　　

　　图2　我们族谱上几种支系已经灭绝，包括属于粗壮种南猿、尼安德特人以及很可能被粗略地认为是第三种原人和与尼安德特人同时代的亚洲人群的那些支系。巧手人的一些后代存活下来进化成了现代人类。为了按照不同的名字辨认出代表这一路线的化石变化，稍有任意地将他们划分为巧手人，直立人（始于大约170万年前），古智人（始于大约50万年前）。

　　今天世界上只有一种人，两三百万年前却有两三种，因此其中一两种必然灭绝了。当年哪一种人是我们的祖先？进入演化坟场的又是哪些种？在什么时候？头骨形态纤细的巧手人是赢家？他们继续演化，体型增大，脑容量增加。到了170万年前，他们的形态变化，令分类学家觉得有必要为他们另取一个新的物种名：直立人（Homo erectus）。（“直立人”这个物种名与化石，在现代古人类学成熟之前就已经问世，请读者不要误会，以为这时人类祖先才开始直立行走在大地上。）粗壮南猿120万年前左右灭绝，“第三种”原人（要是真的存在的话）那时必然也灭绝了。至于为什么直立人存活下来，而粗壮南猿灭绝了，我们只能猜测。可能的理由是：粗壮南猿竞争不过直立人，因为直立人的食物包括了动植物资源。直立人的石器与大脑使他们能有效地利用植物资源，而粗壮南猿却只依赖植物资源维生。也有可能直立人扮演了更直接的角色，将兄弟物种推入灭绝的深渊：宰了他们吃肉。

　　上面讨论的发展，全在非洲发生。最后，直立人是非洲演化舞台上的惟一“人”口。到了100万年前，直立人终于跨出了既有的舞台。他们的化石与石器开始在中东、远东（爪哇人与北京人的化石都是直立人的标本）与欧洲出现。直立人继续演化，脑容量增加，头骨越来越圆。大约50万年前，有些祖先的长相，学者认为与早期的直立人已有差别，而与我们十分相似，所以称他们为“智人”，不过他们的头骨仍比我们的厚，眉上脊显著得多。

　　不熟悉人类演化细节的读者，也许会以为“智人”一出现，就发生了“大跃进”。50万年以前，人类终于彗星式地登上“智人”地位为地球史揭开了灿烂的一页，艺术与精巧的技术终于要为原来的沉闷世界添上新妆。不是吗？不是。原来“智人”的出现根本算不上什么历史事件。洞穴壁画、房子、弓箭，还得再过几十万年才出现。石器也没什么变化，同样的玩意直立人已经使用了100万年了。“智人”较大的大脑，并没有让他们的生活方式发生戏剧性的变化。直立人与早期智人在非洲以外的世界，搜不出什么了不得的名堂，他们留下的文化遗迹，只反映了细微的文化变迁。事实上，如果硬要举出一例代表重大进展的发明，大概只有“控制火的能力”可以考虑。学者在北京人遗址中就发现了灰烬层，其中有烧焦的骨与炭化的树枝。即使这把火是人类有意点燃、维持的，而不是雷击意外产生的，那也是直立人的业绩，而不是智人的。

　　智人的出现，印证了第一章讨论过的谜：我们登上人性殿堂的过程，并不反映遗传变化的脚步，两者没有如影随形、如斯响应的关系。早期智人的体质比文化演进得快。那时若要第三种黑猩猩构思出梵蒂冈西斯廷教堂中的壁画，还得给他一些重要的素质。

　　从直立人到智人这150万年间，我们的祖先是如何生活的呢？这一段期间残存下来的工具都是石器，可是那些工具，与大洋洲的一些族群、美洲土著及其他现代“石器时代”族群制作的精美磨制石器比起来，说它们很粗糙，都算是客气的。早期的石器，形状与大小都有很大的变异范围，所以考古学家为不同的石器取了不同的名字，例如手斧、砍器、劈器。可是这些名字掩盖了一个事实，那就是：那些早期石器并没有一致的形制与功能，与后来克罗马侬人（形态与我们完全一样的智人）遗留的针或矛不可比拟。石器上遗留的使用痕迹，显示它们是用来处理肉、骨、兽皮、木头以及树木非木质部分的。但是不论大小与形式，任何石器都没有固定的功能。考古学家为石器取的名称，可能只是在连续的大小与形式里，任意划分出的单位，而不是石器制作人的本意。

　　那一段期间的“负面证据”也值得注意。大跃进之后出现的许多工具，在直立人与早期智人的工具里从来没有过。没有骨器，没有结网的绳索，没有鱼钩。所有的早期石器，可能都是直接拿在手里使用，没有证据显示它们曾装在其他器材上以方便着力，增加力道，例如斧头。

　　我们的早期祖先用那些粗糙的工具处理什么食物？他们又怎样取得食物呢？对这个问题，过去的人类学教科书通常都毫不犹豫地回答“人类自古就是猎人”。书上会说，狒狒、黑猩猩，还有一些灵长类，偶尔会猎杀小型脊椎动物，但是现代的“石器时代”族群（例如南非的“布须曼”人）经常猎杀大型动物。根据丰富的考古资料，克罗马侬人也一样。因此我们的早期祖先的食物中也有肉，考古家发现过动物骨上的石器遗痕，以及石器上的切肉痕迹。可是，真正的问题是：我们的早期祖先干过多少猎杀大型动物的勾当？猎杀大型动物的技术是在那150万年间逐渐改进的，还是在大跃进之后猎杀大型动物才变得比较重要？

　　过去的人类学家会回答：人类长久以来就是成功的大型动物猎人。主要的证据是三个50万年前的考古遗址。第一个是中国河北周口店的北京人遗址，那里发现了北京人化石（一种直立人），还有石器及许多动物的骨骼；另外两个遗址在西班牙，出土了石器与大象之类的大型动物骨骼。通常学者都假定：制作那些石器的人，杀了那些动物，然后把尸体带回遗址处理，并在那里吃掉。但是三个遗址中都有鬣狗的化石与粪便，那些动物遗骨也有可能是它们干的好事。西班牙的遗址是露天的，那里发现的动物骨，比较像今天非洲水坑旁发现的，而不像人类猎人营地的残迹。死在水洞旁的动物，尸体会遭到水浸、其他动物的践踏，以及不同腐食动物的“清理”。

　　因此，虽然早期人类的食物中有肉，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们平常吃多少肉，也不知道他们吃的肉是打猎得来的，还是其他猎食动物残留的。直到很晚以后——大约10万年前——我们才有比较可靠的证据，可以讨论人类的狩猎技术。很明显地，那时人类狩猎大型动物的本领，实在不怎么样。因此50万年前以及更早的猎人，必然更不能领教了。

　　“人类自古就是猎人”这个神话似乎在我们的文化想象中已经根深蒂固，因此我们很难放弃一些随之而来的想法。今天，射杀一头大型动物被当作男性气概的最高表现。男性人类学家特别容易强调猎杀大型动物对人类演化的关键影响。狩猎大型动物使原始男人合作，促使语言与大脑发展，成群行动，分享食物。男性狩猎大型动物，甚至还影响了女性的性行为：女性压抑了每月排卵的外显征象（黑猩猩的非常明显），不然的话，男性陷入性竞争的狂乱中，就不能合作打猎了。

　　70年代有一些讨论人类演化的通俗著作，将“人类自古就是猎人”这个观点夸张到奇怪的地步。例如《非洲创世纪》的作者罗伯特·阿德里，甚至认为一个基因的突变就可以把人变成猎人，使人类走上一条崭新的演化道路。

　　西方的男性作家与人类学家夸大了狩猎的意义，可是他们并不孤单。在新几内亚，我和真正的猎人一起生活过，他们最近才脱离“石器时代”。在营火畔，他们会谈论每种他们狩猎的动物，那些动物的习性，以及最好的狩猎方法。他们乐此不疲，可以持续几个钟头。坐在旁边听他们谈论，你会以为他们每天晚餐都有新鲜的袋鼠肉吃，每天除了打猎啥事也不做。事实上，要是你仔细追问详情，大多数新几内亚猎人会承认：他们一辈子也不过打了几头袋鼠而已。

　　仍然记得我在新几内亚高地的第一个清晨，我与12个土著一同出发，他们都是男性，带着弓箭。我们走过一株倒地的树，突然间有人发出了兴奋的喊叫，大家都围着那树，有人拉开了弓，其他人朝着那堆枝叶丛挤上前去。我以为会有一头愤怒的野猪或袋鼠冲出来攻击人，就四处找爬得上去的树躲避。然后我听到了胜利的欢呼，从那堆枝叶丛中走出了两位强壮的猎人，手里高举着猎物。原来是两只雏鸟，还不怎么会飞呢，一只连10克都不到。那一天的其他收获，包括几只青蛙，以及一些香菇。

　　大多数现代采集－狩猎族群，使用的武器比早期智人精良多了。可是人类学家发现他们主要的热量来源，是妇女采集回家的植物食物。男人捕杀兔子，或其他绝对不会在谈论时提到的小动物。偶尔，男人会打到一头大型动物，而大型动物的确是他们主要的蛋白质来源。但是只有在北极地区，大型动物才是家里的主食——那里植物资源稀少。而直到最近几万年，北极才有人类生活。

　　我猜狩猎大型动物要到形态与我们完全一样的人（现代人）出现后，才开始对我们的饮食需求有一些贡献。许多人相信人类独特的大脑与社会是狩猎的演化结果，我很怀疑。直到最近，我们的祖先都还不是有效率的猎人，不过是拥有特殊技巧的黑猩猩罢了，会使用石器取得、准备食物，而主食是植物与小动物。偶尔，人的确捕获一只大动物，然后就会不停地重述关于这一稀奇事件的故事。

　　在大跃进前夕，旧世界至少有三种不同的人类族群，在不同的地区生活着。他们是最后的“原始人”，后来在“大跃进”的时候被现代人取代了。那些原始人中我们先讨论尼安德特人，因为他们的形态我们了解得最清楚。

　　尼安德特人住在哪里？什么时候？他们的地理分布，从西欧到位于欧洲东部的俄罗斯南部与中东，直到中亚的乌兹别克（近阿富汗边界）。1856年，采石工人在德国尼安德谷中发现了一些人骨，次年由波恩大学的解剖学家向科学界公布，此后，研究古人类化石逐渐成为一门正式的学问，“尼安德特人”这个名称，也在学界确立。（“尼安德”在德文中的意义是“新人”，“特”是“谷”的意思。）其实在1856年之前，已经有一些尼安德特人的化石出土。至于他们生活的时代，就是定义的问题了，因为有些比较古老的化石，已经出现了尼安德特人的特征。典型的尼安德特人，13万年前就出现了，可是大多数尼安德特人的标本，都生存在74000年前之后。虽然他们的起源年代，还有讨论的余地，他们却是突然消失的：4万年前左右。

　　尼安德特人生存的年代，欧洲与亚洲都笼罩在更新世最后一次大冰期中。他们必然能够应付严寒的气候——但是也有限度，不列颠南部、德国北部、基辅与里海之北，就不见他们的踪迹。西伯利亚与北极地区，要等到现代人出现之后，才有人迹。

　　尼安德特人的头骨，有非常特殊的形态特征，要是尼安德特人还活着，他就算穿戴名牌，走在城市街头，见到他的人（同是“智人”）仍然免不了大惊失色。想象一下将现代人的脸部转变成软的黏土，用钳子夹住从鼻子尖部到下巴之间的脸部的中央，然后将整个脸部中央往前拉，然后让它重新变得坚硬起来。这样一来人们将会对尼安德特人的外表有所了解。与现代人比较起来，他们的头骨，前后轴线较长；他们的面孔，从鼻梁到下颚都往前突出，眼眶上缘也非常突出，但是眼窝很深。他们的额头低且后倾，也没有下巴颏。尽管尼安德特人的头骨有那么多“原始”的特征，他们的平均脑容量，却比现代人还多10％。

　　检查过尼安德特人牙齿的牙医师，也会大吃一惊。成年的尼安德特人，门齿朝外的那一面，磨损得非常厉害，现代人的门齿上从来没有发现过这样的磨痕。这种特殊的磨损，显示尼安德特人把门齿当工具使用，但是做什么呢？一个可能是：尼安德特人以门齿当老虎钳之类的“夹具”，我的孩子就会用嘴咬着奶瓶，空出双手，做些淘气事。另一个可能是：尼安德特人以门齿处理动物毛皮制作皮革，或用门齿处理木材制造工具。

　　虽然今天尼安德特人穿戴名牌后会引人注目，他若穿上运动装或游泳裤，会更令人目瞪口呆。他们的肌肉比我们发达得多，特别是肩膀与颈子，大概只有我们的健美先生才有那个水准。他们的肢骨很粗，骨壁很厚，所以经得起那么发达的肌肉拉扯。以我们的标准来看，尼安德特人的四肢粗短，主要因为前臂与小腿所占的比例比我们的小。甚至他们的手都比我们的有力得多，与他们握手得防着别给捏碎了骨头。虽然他们的平均身高只有163厘米，可是体重却比同样身高的现代人重9公斤——那可不是小腹中的肥油，而是肌肉，强有力的肌肉。

　　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可能还有一个解剖学的差异，已有学者对那个差异提出非常有意思的解释，但是我们还不能肯定那个差异是否确实存在，更无法确信学者的解释是否正确。那就是女性的骨盆。尼安德特人的骨盆比较宽，也许胎儿因此可以在子宫中多发育一段时间，等到比较成熟才出生。果真如此，尼安德特人的怀胎期可能是12个月，而不是我们的9个月。【2】

　　除了尼安德特人的骨骼化石，还有他们遗留的石器，是我们认识他们的主要资料。正如我描述过的早期人类石器，尼安德特人的石器也可能是简单的手持工具，没有柄之类的辅具。那些工具也没有特殊的功能类型。没有定型的骨器，没有弓，没有箭。某些石器无疑是制作木器用的，只是木器很少发现，因为都腐朽掉了。惟一的一件，是一根长达2.5米的尖矛，那是在德国的一个考古遗址发现的，它插在一头长毛象（已灭绝）的肋骨间。尽管那是个“成功”的例子，尼安德特人可能在大型动物狩猎上没有突出的斩获，因为从他们遗留的遗址数量判断，尼安德特人的人口密度比后来的现代人低，而且与尼安德特人同时代的早期现代人，在非洲也没什么出色的狩猎表现。

　　在大众的文化想象中，尼安德特人一直与“穴居人”、“洞穴人”牵扯不清。那个印象是因为许多尼安德特人的遗址都在洞穴中发现。其实露天遗址比较容易遭到破坏。因此尼安德特人是“穴居人”的印象可能并不正确。我在新几内亚留下过上百个营地遗址，其中只有一个在洞穴中。我遗留的物事，那里最可能完整地保存下来，未来的考古学家若发现了那个洞穴，会不会也认为我是个“穴居人”呢？尼安德特人必然会搭建遮风避雨的“建筑”，但是那些“建筑”必然简陋得很——遗留下来的，只是几堆石头、一些柱洞，与克罗马侬人的复杂建筑遗迹，难以比拟。

　　克罗马侬人还有许多重要特色，尼安德特人没有，例子不胜枚举。尼安德特人没有留下真正的美术品。他们在寒冷的气候中，必然有御寒的衣物，但是他们的衣服一定很粗陋，因为他们没有针或其他缝纫技术的证据。他们显然没有船，因为地中海的岛屿上没有发现过他们的遗迹，甚至北非都没有，他们从西班牙只要跨过14公里宽的直布罗陀海峡就可登陆了。没有陆路远距离贸易：尼安德特人制造石器的石材，在遗址四周几公里的范围内就可找到。

　　今天，不同区域的不同族群有文化差异，我们认为理所当然。今天每一个人类社群，建筑、家具以及艺术，都有各自的风格。如果有人呈现给你筷子、吉尼斯啤酒杯和一个吹箭筒，请你将每件物品与中国、爱尔兰和婆罗洲联系起来，你将会毫不费力给出正确答案。可是尼安德特人没有什么地域性的文化差异可言，在法国与俄罗斯发现的石器，看来非常相似。

　　我们也认为文化进步是理所当然的。从罗马人的别墅、中世纪的古堡以及今天城市的公寓中，会找到明显不同的器物。到了公元2000年，我的儿子会以非常惊讶的眼光，审视我在50年代使用的计算尺：“老爸，你真的那么老吗？”但是10万年前的尼安德特人工具，与4万年前的看来没什么基本的差别。简言之，尼安德特人的工具，在时空中都没有变化，因此缺乏人类最重要的素质——创新。一位考古学家做过很中肯的评论：尼安德特人有漂亮的石器，却是愚蠢的工匠。尽管尼安德特人的脑子很大，仍然有“缺少一点点”的遗憾。

　　做过祖父母的人，在尼安德特人中一定也少得很，也就是说他们很少有人做过“老人”。他们的骨骼显示：大多数人三十好几四十出头就死了，没有超过四十五岁的。在一个没有文字的社会，要是没有人活得过四十五岁，试问集体的经验如何累积，智慧如何传递？

　　尼安德特人“不是人”的方面我已经谈得够多了，可是有三个方面我们仍然可以发现他们的“人性”。第一，几乎所有保存良好的尼安德特人洞穴遗址，都有一小块地方有灰烬与烧焦的木材——简单的火坳。因此，虽然几十万年前北京人可能已经知道用火，但是尼安德特人才给了我们可靠的证据，显示用火已是例行公事。此外，尼安德特人或许也是第一个有埋葬习俗的人类。不过学者仍在辩论，至于埋葬习俗是否意味着宗教，就更引人遐思了。最后，尼安德特人会照顾伤残老弱。仔细检查他们的骨骼，可以发现：年纪大一点的尼安德特人，大多数身上带着严重的伤病，例如萎缩的手臂、愈合的断骨（可是并未正确接合，病人因此残废）、牙齿脱落、严重的骨关节炎。除非受到年轻人的照顾，不然那些残废老人不可能还活着。在我列举出一长串尼安德特人“不是人”的特征后，我们终于在这一种奇异的冰河时代生物身上，找到了一些东西，令我们对他们产生了一丝物伤其类的同情。尼安德特人，形态上接近人，精神上还不是人。

　　尼安德特人与我们是同一个物种吗？那得看我们能不能与尼安德特人交配生孩子，即使能生孩子，孩子也得有生育能力才成。还有，即使没有生理障碍，也得看我们有没有意愿。这是科幻小说家喜欢的题材。许多科幻小说的广告词这么写道：“有一个探险队闯入了非洲深处一个与世隔绝的幽谷中，谷中住着一个原始人部落，相貌原始得可怕，仍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他们与我们是同一物种吗？回答这个问题的方法只有一个。可是那一群无畏的（男性，当然）探险家中，谁愿意献身做这个实验呢？”此时，在那些啃骨头的洞穴女人中，出现了一个“美人”，她不但美丽，而且性感，散发着原始的诱惑。所以现代读者会觉得那位探险勇士的困境是可信的：做呢？还是不做？那真是个问题。

　　信不信由你，类似的实验事实上发生过。就在4万年前，大跃进的时候，而且发生了好几次。

　　我说过，10万年前旧世界至少有三个不同的人类族群，分别住在各地，欧洲与西亚的尼安德特人不过是其中之一。东亚发现的一些化石，已足以显示那里的人不是尼安德特人，也不是我们现代人。但是由于发现的化石并不多，我们无法详细描述这些亚洲人。与尼安德特人同时代的人，我们知道得最清楚的，是生活在非洲的那群。在头骨形态上，他们有些简直与我们现代人一个模样。那么，我们是不是10万年前在非洲演化到了人类文化发展的分水岭呢？

　　答案仍然是——不是！意外吧？！这些模样现代的非洲人，制作的石器与模样不现代的尼安德特人的非常相似，因此我们称他们为“中石器时代非洲人”。他们仍然没有定型的骨器、弓箭、（鱼／鸟）网、鱼钩、艺术品，各地的工具也没有表现出文化差异。这些非洲人尽管身体非常“摩登”，仍然缺了点什么，因此没有十足的“人味”。我们再一次面临了同样的困惑：摩登的骨骼（因此可以假定基因也是摩登的），不足以产生摩登的行为。

　　人类演化了几百万年，我们的祖先平常以什么果腹？我们掌握的直接证据并不多。可是南非发现了一些洞穴，10万年前有人类居住过。这些洞穴提供了详细信息，让我们有机会知道当时的饮食内容。类似的信息，没有更早的了。我们对那些洞穴那么有信心，是因为洞穴里到处都是石器、兽骨，兽骨还有石器砍、砸、切的痕迹，还有人骨。可是几乎没有肉食兽（例如鬣狗）的骨骼。因此，洞穴中的动物骨骼，是人带进去的，而不是鬣狗之类的野兽。动物骨骼中，还发现了海豹、企鹅，以及笠贝等软体动物。也就是说，我们甚至还有证据，显示中石器时代的非洲人懂得利用海边的生物资源。他们是科学界知道的最早这么做的人类族群。不过，鱼或海鸟的遗骨，洞穴里发现的极少，无疑那是因为当时还没有鱼钩以及捕捉鸟兽的网。

　　洞穴中的哺乳类骨骼，包括不少体型中等的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