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电影《万箭穿心》的悲剧根源

　　《万箭穿心》是作者方方以武汉的市井生活为背景，叙述了李宝莉苦难而辛酸的人生故事。它充分体现了作者方方对当代女性命运的关注。小说改编为电影之后，社会学家李银河更是盛赞此片，称之为“《雷雨》之后最好的悲剧”。而我借用老舍先生对悲剧下的定义，悲剧就是和“命运抗争而争不过”，这一点，在《万箭穿心》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那个不向命运低头，即使站在一万支箭上还要发出万丈光芒的李宝莉，让我们看到了作为女性另一面的坚韧与顽强。一直以来，众多学者都对《万箭穿心》进行了不同深度的剖析，分别揭示出了故事背后不同的悲剧根源。本文章将学者们的观点进行了归纳和整理，从四个方面探讨《万箭穿心》故事的悲剧根源。

　　一、伦理失衡：社会环境导致传统家庭秩序的土崩瓦解

　　中国的传统观念强调的是“父慈子孝，夫唱妇随，举案齐眉，相敬如宾。”在儒家的思想里，一切的社会关系都是家庭关系的延伸。家庭关系的稳定才能对国家的稳定以及中国社会体制的稳定起到重要的作用。《万箭穿心》的故事背景发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对于当时的社会来说，大批的工人失业下岗，社会的贫富开始分化，“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市场经济法则正在悄然地改变着古老的家族等级秩序伦理。

　　在李宝莉的家庭里，我们丝毫看不见儒家传统伦理为夫妻之间所规定的“举案齐眉”与“相敬如宾”。反而，妻子李宝莉泼辣蛮横，凶狠霸道，丈夫马学武胆小懦弱，忍气吞声，传统伦理所推崇的家庭行为规范早已烟消云散，夫妻的关系开始走向失衡。于是我们看见了妻子李宝莉不顾丈夫马学武的面子与搬家工人进行争吵，亲自报警举报自己的丈夫。我们能感受到，在现代化过程的转型中，传统社会的规范由于遭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与破坏，致使社会的个人中心理的无序状态，缺乏目的性和方向感。这一点，我们多少可以从李宝莉的身上看见一些对未来的无力感。

　　20世纪90年代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体制层面上的一系列改革，使个人意识、家庭观念与传统文明遭受了巨大的冲击，儒家式的伦理道德体系已经不能合理约束个体的欲望，使得其偏离了正常伦理轨道，在有效合理的道德体系还未重新建构，旧的伦理价值观念已经无法发挥社会功能的语境下，每一个表象系统都在被感染和撕裂。这种悲剧，很大程度下是当时的社会环境所带来的。

　　二、“性格决定命运”，悲剧根源来自其自身性格

　　众多学者认为，李宝莉是由其自身泼辣蛮横，强势猛烈的性格导致自己命运的悲剧。这一点，也是众多观众最同意的一点。李宝莉这一性格泼辣强势的女人形象的塑造，体现了当代女性身上的某种缺失，面临感情危机没有反省自己的言行，反而报警捉奸，这种不理智的做法最终导致丈夫自杀。而在遭遇变故之后她依然没有反省自己，直至被儿子和婆婆孤立，最后被儿子赶出家门。可以说，她强势的性格造就了她百毒不侵的意志，也造就了她“万箭穿心”的结局。她的强势蛮横使她不被丈夫、儿子所接受，她不懂得服软，也不懂得低头，她更像是一个“反叛者”的身份出现在了这个社会中，众多学者认为酿成李宝莉这一人物悲剧的结局是其作为女性却强势蛮横的性格。

　　三、悲剧根源来自于两性的抗衡

　　《万箭穿心》为我们展现出李宝莉和丈夫马学武之间身份的错位与逾越，并展现了一对女强男弱的夫妻关系。随着从父权统领家族文化之都中衍生并确立的男权主义的出现和发展，男性的强大统领地位就如固定的法则一般流传下来，女人应该是贤惠、端庄、知书达理的，以丈夫的意志为自己的意志的，人们习惯了这样的女性形象。而李宝莉无疑是对传统女性形象的一种颠覆。

　　电影中的马学武的形象是“沉默寡言”，“小心翼翼”的，马学武的“出轨”和“跳江”行为似乎并不是捍卫自我尊严的体现，更像是“不顾家庭和责任懦弱的表现。”这种不平衡也构成了整部影片矛盾的焦点。但同时这种男性的“弱化”和“缺失”也显示出女性的“主体性的高扬”，这种“强势”与“主体性”是一种象征性的歼灭。

　　四、阶层的对立导致的悲剧

　　李宝莉和马学武之间的对立，就犹如“市民阶层”和“知识阶层”的对立。李宝莉没能深刻认识到即使在家庭里，不同阶层文化的潜移默化也会给家庭成员之间的交流造成障碍。孩子小宝作为高考尖子生在价值观上继承了身为知识阶层的父亲，并对出身市民阶层的母亲的所做举止产生了鄙夷，他们之间的冲突是以性别博弈的表象掩盖了社会阶层对立的实质。但是与“知识阶层”和“市民阶层”不同。并且两人的阶级身份也出现了不对等，即下岗的“无产阶级”和在岗的“无产阶级”领导，这种政治地位的不对等又直接表现为经济上的不对等，而此时社会的悄然转型使李宝莉倔强的个性和勤劳干练的秉性都无法挣脱命运早已框定的悲剧。

　　在对《万箭穿心》悲剧根源研究的综合梳理中，发现大多数学者都将《万箭穿心》的悲剧根源归在李宝莉自身的“人物性格”和当时的时代背景以及传统的愚昧观念之上。我相信它绝不是由某一方面而引发的悲剧，《万箭穿心》所构成的悲剧结局一定是多方面综合而成的结果。它所体现出的悲剧，不是家庭悲剧的个案，而是当时社会环境下家庭悲剧的缩影。且我个人认为，这种悲剧的根源很大程度源于两性关系的抗衡和社会环境急剧转型所给个人和家庭带来的影响。在今后的生活中，两性关系如何更好的和谐共存，如何走出性别身份的困境是当今时代人们需要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