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南园的星空》：女性诗歌通往关爱伦理，是动荡世界的治愈时刻

　　对于诗歌来说，是否有一种可能，既不丧失自主性，又不丢失生命力，在自律和他律之间达到和谐的平衡？北大女诗人作品当中呈现出的敞开性美学让我看到这种可能性。周瓒的《关于量词的一次诗歌实验》（节选）无疑是一场成功的语言实验，对量词诸多有意误用给人新奇与震惊之感，比如“一肌书”“一剂书”“一晨房子”“一隐眼”“一卷剑”“一隔皮囊”等等十分符合新诗调性的陌生化手法，使读者迅速从日常状态抽离出来，进入作者建构的诗歌世界。不过这场语言实验指向的并非语言本身，虽然读者很容易看出诗人驾轻就熟的语言能力，但诗人似乎无意建筑一个自律的形式王国。突兀的量词在这里就像常穿的鞋里磨破的一个洞，掀起的毛边把脚折磨的疼痛、流血，痛感不仅让我们看到鞋里的破洞，更重新关注起习以为常的鞋子，恢复我们对鞋子的感受、评价和反思。这双鞋子就是日常生活，因为平凡庸常、因为早已适应而被我们视而不见：一本书、一座房子、一双眼、一把剑、一副皮囊就是这样的存在。量词是最符合现代社会的语言形式，具有强烈的理性意味。它不仅是度量单位，意味着多寡和效率；而且将主体和他者分离开来，使周遭一切成为只有统计学意义的物或工具。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当灾难发生时，那落到每个人头上的性命攸关，最终以统计数字呈现的时候，即使再大的数量，也难以与人们直接建立起共情。我们与周遭世界处在一种马丁·布伯所谓的“我他关系”、亦即马克思所谓的异化状态：工具理性遮蔽了感性，麻木割裂了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的连接。

　　在周瓒的诗歌当中，量词实验以“感性的陌生化”形式呈现。所谓感性的陌生化，是将作为数量单位的量词赋予感性的肌理，对其进行陌生化处理，进而使得物凝结了生命的某种状态或特质，使其不仅可知，而且可感。“一肌书”之所以不同于“一本书”，是因为量词“肌”指涉摩挲纸页的掌肌，人的皮肤通过触觉和书籍发生关联，形成实在的感觉；而“一剂书”的“剂”则是对原本形容药的量词的挪用，更准确地讲是治愈郁悒的药，由此赋予书籍与人类情感的密切关系。需要指出的是，对于量词和名词的陌生化对应，不是一种抽象的情境想象，而是关联着具体的、切实的、当下的个体生活与更广泛的社会议题。在《观文慧舞蹈剧场新作<我六十>有感》中，诗人用“一隔皮囊”形容女性之间的情感连带，“在个人与家国历史中，在懵懂的青春美与衰病之年间”。舞蹈是基于身体美学的艺术形式，由舞蹈而生发出对“皮囊”的思考是诗人观赏舞蹈的在场性经验。而“隔”字用作量词修饰皮囊，产生了非常有力量的审美效果：一是对于女性而言，“隔”意味着区隔，意味着女性作为异质性的、他者化的存在；二是肉身之于女性的不可逾越性，由于肉身之于女性的特殊意义，其在青春与衰朽之间的落差则更有悲剧性的意味。可以说，将皮囊饰以“隔”字，直观地昭示着女性的永恒困境。然而即便隔着千万艰难，女性间的连带感却能“不隔旁观与共情，绵延如涓流”，呈现出隔离而又团结、温柔而又强大、悲情而又乐观、曲折而又光明的情感张力。在诗歌当中，量词的陌生化实验的最终指向，不是诗歌内部的形式结构，而是朝着当下女性的生命状态和生存语境敞开，因此是面朝生活的语言实验，这是周瓒诗歌浓厚当下感和现场感之所在。

　　这种感觉在《盗梦空间，兼怀七月洪灾中的逝者》当中得到更有冲击力的表达。 “如今，打开手机，就如同进入一开游戏/我不用一款游戏形容它，因为它意外、突发/也像你醒着，却遁入梦中，而且，你有个错觉/仿佛你偷了某个人的梦，又仿佛你的梦/正被一头怪兽无情地啃食：文字和影像/真实里/夹藏了煽风点火，但活生生的形象刺激了你。”面对信息爆炸和后真相时代，人们对于新闻的态度呈现出情感冷漠化、记忆短时化的趋势，“一开游戏”正是一种表征：手机屏幕仿佛虫洞，人们在不同时空中穿梭，难辨真假，人们穿梭在真实与虚拟之间，面对意外的、突发的事件，既难以置信，又旁观式地态度通常来讲，时间的流逝和内容的再媒介意味着信息的损失和情感的衰减，而此处却恰恰相反，这首诗的语言实验恢复了人们对渐趋遗忘的新闻事件的强烈情感。那些悲剧性的画面，经由诗人蒙太奇式的讲述向读者袭来，节奏如同暴雨和激流，形象和场景再度鲜活。

　　小写的我和大写的我们

　　当语言向生活敞开，新诗王国里常见的大写的我走向更广阔的语境，在天地与众生之间，重新生成小写的我和大写的我们，于是，主体间性取代了主体性，这是北大女诗人关于自我、关于主体的诗歌实验。虽然当代诗歌当中从不缺乏对自然、他者和人群的书写，但《燕南园的星空》选取的作品中所呈现出的连贯感、融合感是十分少见的，仿佛毫不费力，而是自然而然的发生。在这些作品当中，我们看到自我常常和周遭世界连接在一起，形成张世英先生所说的天人合一、物我两忘之境。

　　这种间性主要在两种空间中展开。首先是城市。城市是现代社会的伟大发明，也是现代人生活的基本场景，当我们谈起日常生活，通常所指的是城市生活。人们生长于其中，早已与城市血肉相连，因习惯而丧失反思和感知的能力。女诗人的超于常人的敏感让她们的精神摆脱肉身而飘扬在城市上空，冷静而又温柔地注视着孤独的人群。人群之所以孤独，是由于人们虽然肉身共在，但精神和情感割裂，正如齐美尔所说的“原子化”、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身处繁琐的日常生活，人们彼此隔绝，仿佛丧失了建构“我们”的可能性，而那是抵御孤独、通往幸福的唯一途径。康宇辰精准地捕捉到这一现代征候，并用一种悲悯的诗意发出呼唤。《在烟云笼罩的世上》当中，她写到： “人间小小的关联，是那样紧密、确信，谁说烟云中没有一座房屋，命名为‘我们’？/‘我们’是多么充实的光耀，如果能信赖/我们将要收纳一切烟云的源泉，把世界的/格局重理。他们将给每一片雪花/一个形状，他们的生活的想象没有因衰老/而疲枯过。我找到一个方法，为了把光明/映照在困难的迷宫之上，因而这世界/再不是困难的”“在阳光匮乏的成都平原许愿，但心的友谊要保守秘密。你看/那山山水水的长途，需要光耀反复到来。”在这些诗句中，我与“我们”的连接，不是类似于“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的知识分子式的救赎，而是我本身就内在于人们之中，内在于“送外卖的、买菜的、接小孩的……” 之中，我和他、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正如张石然《在哈德逊河畔的公园》里写到 “我们的生命，亦是他者的一部分/一只黑色的狗迈开它修长的腿/一群人从我面前经过，又走回”。既抽离于日常生活对其进行反思，又将自我融入到人群当中，我与人群不是启蒙与被启蒙、拯救与被拯救的关系，而是呈现水乳交融的共在状态，不再是“我与大众”，而是“我即大众”。其次是自然空间，一种与现代的城市空间相对立的、传统的、淳朴的桃花源式存在。杨碧薇的西北、苏晗的云南、顾春芳的江南，原始的空间虽然风格各异，但总能令人流连其间。“开花的时节只是开花”“我们应当像早晨一样去生活”，通过忘我而治愈城市中被遗忘、被异化的自我，进而重建人与自然的连接，共同生成天人合一的世界。

　　自我走向人群、走向自然，试图打破隔离、重建连接，我不再是不可一世的、人定胜天的绝对主体，而是以小写的我谦卑地、温柔地，同时又笃定地、有力地融入世界之中，建构大写的我们，以去救赎化的形式实现救赎，这是女诗人的力量所在。

　　女性诗歌与关爱伦理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日益复杂的世界。在这样一种语境当中，《燕南园的星空》于我而言是一个恰逢其时的礼物。在阅读过程中，我源源不断地感受到某种力量，这种力量关涉基于女性特质的关爱伦理。关爱伦理学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套逻辑，一种建构于女性主义之上的间性逻辑。这种逻辑告诉我们，联结、对话、协商、关怀和爱，这是女性的异质性，也是现代社会的异质性存在，但我们不能忽略的是，这些品质同样是天赋人性的一部分。我从女诗人专辑当中获得的治愈能量正是来自于这种异质性，来自女性本身与他者、与自然、与世界之间的间性哲学和关爱伦理。

　　敞开的诗歌美学是通往关爱伦理文学路径。不论是语言实验、还是主体实验，北大女诗人的写作正是通过恢复人们对生活的感受，让诗歌、让自我向他者、向世界敞开，以主体间性取代主体性，重建诗歌与生活、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的连接。连接生成爱，而爱是诗歌与人类的终极目的与生命力之源泉。因此可以说，北大女诗人的写作是富有当代性和现场感的写作，其意义不仅是对于中国当代诗歌史的革新意义，更在于以诗意的方式回应着当今世界最具征候性的议题。我们常常说，面对灾难，诗歌是最后的避难所，正如周瓒在她的《关于量词的一词诗歌实验》里强调：“应该是从身体内部生长的一所”。女性诗歌的力量，也许不仅仅是在动荡世界筑一座避难所，更是以诗意的形式呈现关爱伦理，进而让人走出避难所，有勇气面对、甚至改变真实世界。因此我期待我们的女诗人，能够有越来越丰盛的创作，源源不断地为世界贡献爱的力量，我想那应当是女性诗歌的意义所在，也是当今世界的生机所在。

　　女性诗歌通往关爱伦理，是动荡世界的治愈时刻，或许我们可以模仿周瓒的口吻，称之为：“一剂诗”。

　　新媒体编辑：张滢莹

　　配图：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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