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与伦理的学理空间 ——《道德原理——道德学引论》简评

　　作者：项溢煦（浙江师范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博士）

　　道德与伦理之间的暧昧与争执，一直在哲思的历史深处暗潮涌动。对于二者关系的界说，往往可以延展出不同取向的哲思理路。比如，康德在回答“人应当做什么”问题时，对“道德形而上学”与“伦理学”两个名词交替着使用，其间的暧昧就蕴藉着康德凸显自由之主体哲学的内在张力和限度；而黑格尔所谓伦理对道德的扬弃，则充分显露出其精神哲学中整体性对个体性的优先。同样的，在华语学界，也有对道德与伦理的讨论。如，李建华教授在《道德原理——道德学引论》（下文简称为《道德原理》）一书开篇就言明，尽管有诸多先哲在二者之间做过区分的努力，但在当下的学界，以道德研究充盈伦理学的实质内容，似乎已经成为了学术上的“常识”。

　　而基于对这一“常识”的挑战和超越，李建华教授特以“道德原理”“道德学”为题，耙梳出了一个“道德存在-道德价值-道德内化-道德外释-道德演化”的道德得以运作的动态结构。这一结构，从对人性的思考出发，把道德实存的根基系缚于作为个体之人的主体性上。相应地，《道德原理》指出，伦理则侧重于主体间建构起来的社会关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道德原理》虽然对道德与伦理做出了区分，但并没有把二者截然对立。实际上，该书“道德存在-道德价值-道德内化-道德外释-道德演化”周而复始的进程之中，已然蕴含了一个更大的螺旋结构，即从相对内在性质的道德达至外在关系性质的伦理，又由作为关系的伦理复归至个体内在道德的往复进程：“道德内化-道德外释”向两端的延展，使整个结构在“道德存在”与“道德演化”之外，另有广阔的空间。故《道德原理》一书在存在论（ontology）问题上，并没有就绝对的本质（essence）来论述道德，而是就实存（existence）落笔；道德的内涵与外延，也因此得以在具体的生命与时空中展开。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伦理与道德之间的学理空间，首先是动态的。而这一动态空间，实际上即是对人和社会趋向“善好”之可能性的蕴藉。也唯有立足于如是的可无限延展的学理空间，道德与伦理的相对稳定性与其之于未来的敞开性方能得到平衡。

　　因此，就道德学与伦理学内在理路来看，这一道德与伦理间的学理空间，为道德与伦理之实然维度的研究与应然维度的探讨澄清了前提。虽然在《道德原理》中伦理问题的探讨并未详细铺展开来，但仅就目前已经成文的道德部分而言，我们可窥见：正是由于道德能够延展至自身之外的伦理，与万事万物发生关系；而伦理又能反身内化为个体的道德观念，于生命中落实；实然和应然之间才能得以相互转渡。正如《道德原理》引用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的复杂性理论所指出的，“伦理与道德的相互照应”，才能实现个体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因此，把伦理和道德区分开来，在其中发现一个学理空间，实际上为进一步澄清传统意义上“元伦理学、规范伦理学与应用伦理学”之间分分合合的关系和各自的建构打开了可能性。根据《道德原理》，我们可以认识到：以既定道德观念为绝对的前提，以金科玉律看待某些理念，固然有利于在实践中确立起伦理规范的条目，但忽视了道德从实存到演化的过程性，忽视了伦理与道德的互动性以及其间空间的开放；而与此同时，一旦脱离道德实存这一起点，在理论上抽象地向善挺进，固然有利于维护道德的纯粹与超越性，但却忽视了道德从实存到演化的实效性，忽视了伦理与道德的关联性及其间空间的互通。

　　而就道德学与伦理学得以呈现的外部语境来看，这一道德与伦理间的学理空间，也为审视哲学史基本主题的转换提供了视域。就道德与伦理间的学理空间得以形成的根本而言，它是哲学史探讨主题的古今转换以及中西哲学碰撞的结果。近代哲学对主体性的形塑，豁然打开了作为个体之人的自由与责任，心理学与意识领域的科学研究随之兴起，而道德学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能够深入到人心深处展开关于“认知”“情感”“意志”以至面向“人格”的研究，从而在社会关系性质的伦理中发现其自身与人的宝贵价值。尤其是站在当今中国学人的立场上，我们完全有足够的思想资源，重新审视近代哲学中试图确立起的这个主体性，乃至现代性。《道德原理》中，“自我的道德如何向社会的伦理延展”“效亲-尊师-看官-习典”等篇章，显然已经触及了这个时代命题。而最为可贵的是，《道德原理》并没有因为后现代性的话语、中国传统文化等视角的引入，而否定整个主体哲学，非此即彼地处理问题，而是认为，“古今中外”之间的学理空间、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空间、“天地神人”之间的空间，是可以贯通的，正如李建华教授对于道德与伦理之间空间的处理：区分并不等于断裂。

　　当然，《道德原理》作为一个“导论”性质的文本，有部分议题值得进一步深化、扩充，乃至进一步说明澄清。如在“道德心理”部分，当代脑神经科学的相关前沿研究成果，或许会是一个重要的补益或深入展开对话的对象。而在“道德变迁”一章，只举“改革开放的道德价值”一例，并单独予以一节篇章，也略显突兀。另外，把“道德自由”与“自我”问题分立于“道德存在”与“道德价值”两部分之中，而非合一探讨，笔者也并不完全理解赞同。但总体来看，尽管有上述几处笔者认为可商榷之处，但由《道德原理》打开的这个伦理与道德之间的学理空间，在笔者看来，是本书的核心价值所在。在这个明确已被打开的学理空间里，《道德原理》的作者已经发力，学界的同仁也应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