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肿瘤科医生的诞生

　　中年人的日常，表面镇定自若、从容淡定，背后其实一地鸡毛，因为随时要应付各种突发事件。我妈因胸闷、胸痛，周一急诊住院。我弟弟出差成都，飞机刚落地一接到消息，扭头就买机票返回西安，直奔医院。周二一早，弟弟给我发信息说妈妈情况不太好。我接到通知时正在出门诊，赶紧取消当天下午去厦门开会的行程，改道西安。

　　接下来，我忙着联系会务组取消讲课、改签机票、回家取行李等一系列事情，还好有人帮忙，才能把门诊顺利看完，门诊一结束我就直奔机场。路上和弟弟通电话，他又说我妈好多了，但我想既然已经把事情安排完了，还是回家一趟吧。

　　在西安一落地我就直接去医院，医生说全部检查都做了，没发现太大问题，当天就出院回家了。我在家陪了妈妈几天，确定她的确没什么大问题了，周五我又飞去厦门，把原计划的第二场讲课继续讲完。

　　网上老有“人到中年不如狗”之类自嘲的段子，这的确是一种普遍现象，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还有自己的工作，每天都是千头万绪。我常常想忙完这段时间就好了，结果发现越来越忙，好像越来越不会“就好了”，再后来就想，也许只能等到退休以后才能清闲一点吧。

　　父母身体健康真的是儿女的福分，我父亲是耳鼻喉科医生，今年88岁了，耳聪目明、思维敏捷，虽然不上手术台了，但每周还在出门诊，老病人很多。

　　我学医好像是命中注定的，怎么逃也逃不掉。

　　我的学习成绩一直挺好，高中同班有十来个关系要好的同学，大家学习成绩都不错，每年春节都找时间在我家聚会，父母也会借口出门，把空间让给我们。每次同学们聊到未来想考什么大学、做什么工作，我的答案都是学医，同学笑话我说：“你只知道学医，就没别的想法了？”到了高三，大家都认为我报考医学院是板上钉钉了，我却突然不想学医了。

　　1985年高考结束志愿填报，我前几个填的都是商科，只有最后一个填报了西安医科大学用来兜底。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父母都是西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医生、护士，那个年代，对本校职工子女还是多少有些照顾的。

　　果然我被这个底兜住了。

　　爸爸不想让我离开他身边。后来我弟弟考大学，父母也舍不得他出西安市，最后他上了咸阳轻工业学院，但就算这个地方离家并不算远，妈妈还是觉得弟弟走得太远了。

　　虽然我并不是自愿学医，但我的成绩一直很优秀，在学校也很活跃，是学生会干部，还是全校大型活动的主持人。有一年的“五四”青年节，学校举办大型舞会，我和一个女同学担任主持人，她大学毕业后没当医生，直接进了电视台，后来曾担任过中央电视台第十频道的节目《健康之路》的主持人。

　　那年舞会规模特别大，附属医院去了很多教授，我是学校子弟，很多老教授都是看着我长大的。我在台上主持时，这些老教授都说我很有父亲当年的风采，我父亲年轻时非常帅气。

　　随着在大学的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对学医慢慢有了兴趣。

　　我一直非常佩服我妈妈，她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她以前是手术室的护士，在怀我弟弟时心脏出了问题，离开了一线的护士岗位，再后来又调去了图书馆当管理员。

　　现在大家都知道图书馆管理有很高的专业要求，尤其医学院图书馆的管理人员都必须是大学科班毕业，但在20世纪70年代末，图书馆只是个照顾内部职工、家属的部门。但我妈妈不这样想，她调到图书馆不久就报名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专业的函授学习。现在想来，那个年代，像妈妈这样有远见的人极少，而且当时她已经40多岁了，在那个年代，很多女性到了这个岁数已经开始考虑退休生活了，但她还在主动学习。

　　妈妈身上那股劲儿一直让我特别佩服，她“半路出家”，年纪也不小了，所以学习时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这个函授班的期末考试是在西安市西大街附近的一个学院里进行的，每次都是我们全家人陪妈妈一起去，她在学校考试，爸爸带着我和弟弟在门口等。这样过了3年，最终妈妈拿到了北大的图书馆管理专业文凭，后来她在这个行业里做得很好，退休前还成了全国医院图书馆协会的理事。

　　我父亲是1958年毕业的医学院学生，也是被“文化大革命”耽误了人生最宝贵时间的那批人中的一员，所以“文革”结束后，他如饥似渴地学习，要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

　　“文革”结束时我还没上初中，妈妈正在读图书馆管理专业，父母每天吃完晚饭就把我和弟弟留在家里，去办公室看书；他们在家时也是安安静静地看书，很少一家人聊家长里短。和我家的冷清完全不一样的是，旁边的同班同学家，一家四口每天晚上欢声笑语，在我家都能听得清清楚楚，我经常特别羡慕地站在阳台上听。

　　父母对我们的管教非常严，放学后必须老老实实待在家里，哪儿也不许去。初中时，有一次晚上班里有活动，我很想参加，但我知道爸妈肯定不会让我去的，同学们说他们可以帮忙去求情。那天我在楼下等，他们去了我家，但说了半天还是没得到准许。同学一下楼就说：“你爸妈离咱们这个时代太远了。”

　　我从小就这样一直被严格地管着长大，上大学以后才自由一些。我的成绩也一直比较好，5年的平均成绩是92分多，以全年级第二名的成绩毕业。

　　现在我已经年过半百，回想起在父母身边的时光，他们骨子里的那种精神历历在目，也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东西。

　　我是个比较随遇而安的人，不会太难为自己咬牙使劲儿必须做成某一件事，我很“懒”，但运气似乎不错，一路走来，每次遇到困境的时候，总能有人无意中拉我一把。

　　1990年医学院本科毕业时，我想继续读研，当时我是符合保送条件的，但那时候本校的内、外、妇、儿等传统临床专业不招应届本科毕业生，需要先临床工作两年才能报考。我想当临床医生，父亲希望我留在本院，所以就打算留在附属医院工作两年后再考研。

　　大学毕业前最后一个寒假的一天下午，我在校园里毫无目的地游荡，就走到了研究生招生办公室，恰好有老师在，便进去和他们聊天。桌上放了两大本研究生招生简章，我一边和他们聊着，一边随手无意识地翻看。翻着翻着，突然脑子里一闪念：我为什么非要考本校的研究生？就不能去外地读研吗？随后就开始认认真真地看了起来，有些学校是可以招收应届毕业的保送生的，而上面只有招生院校的名字、专业、导师姓名等，并没有专业方向，比如内科心血管专业、消化专业等，我就选了北京、上海、成都的三所医科大学的临床内科专业，但对招生的导师一无所知，就只好随机选了几位，把名字抄在纸上，急急忙忙回了家。

　　带着抄下来的一串名单回到家，告诉父母我想去外地读研究生。我爸看着我，不说话，妈妈一看我决心这么大，只好说只要我自己能考出去，去哪儿她都支持。我连夜给这些导师写信，第二天一早贴上邮票寄出。

　　我收到了三封回信，其中北医三院消化科李益农教授给了我比较肯定的回复，并告诉我说自己不招应届生，已把我的材料转给了林三仁教授，并把林教授的联系方式附在后面。我和林教授联系之后，很快接到了面试通知，让我1990年4月初去北京面试。我提前两天到了北京，住在姨妈家，特意提前去踩了点。

　　但人算不如天算，面试当天下大雨，我转了几趟车才赶到医院。迟到了，心里很不安，在走廊遇到李益农教授，他一眼就看出我太紧张了，笑着安慰说没关系，正常发挥就好。

　　面试和现在的临床考核形式差不多，主要是考察临床思维的过程。老师们给了我一个病人，要求我完成一次完整的接诊。问病史、查体、开检查单，然后他们根据我开的检查单把事先已经准备好的检查结果交给我，我根据检查结果做出鉴别和诊断，并给出治疗方案。

　　整个过程我脑子一直是蒙的，事后都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总算是顺利通过了。等我9月入学后，遇到了面试我的那位住院总医师，他一见面就笑话我：“还堂堂高才生，你紧张个什么劲儿啊，那么大个淋巴结都没摸到。”我才知道，面试时自己的诊断有一些漏洞，但林教授最终还是录取了我。

　　如果把时间轴再往前推，其实我本来是想考心内科的，但阴差阳错考上了林教授的研究生，学了消化内科。等我入学后，有两个同届考上北医三院心内科的女生问我“你怎么考上的三院消化内科”时，我才知道原来北医三院的消化内科当时在国内极负盛名，她们两人都曾想过报考，被拒绝了，理由是只招男生，所以她们很好奇我怎么会被录取。

　　再后来，我才得知，其实我写信时，北医的研究生录取已经全部结束了，我是林教授唯一通知的面试学生，也许真的是命好吧。

　　林教授很有个性。面试的时候，办公室很小，我坐在椅子上，三位老师坐在靠墙的诊床上，负责提问。林教授背对着我坐在墙角的桌前不知道在忙些什么，冷不丁回头看一眼，提一个问题，然后又转身忙自己的事。所以我一见他就心里发怵，读研3年，每次远远看到他都要赶紧躲开，实在躲不开的话只能硬着头皮和他打招呼，那场面就是现在说的“尬聊”，他总是问“最近怎么样”，我说“挺好”，然后就不知该说些什么了。

　　我是林教授招收的第一个应届研究生，我前面的师兄师姐都是有工作经验的。林教授当时也不到50岁，对学生很“惯着”，这个可以不做，那个可以免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允许我们“无组织无纪律”。

　　硕士读两年可以转博，我前面的师兄师姐转博都没成功，专业成绩都很好，但英语不过关。我英语不错，所以林教授对我抱有很大期待，还专门给了我两周假用来准备考试。但很遗憾，我英语过关了，却折在了专业课上，更怕见他了。

　　其实那一年，北医的三家附属医院内科学转博几乎全军覆没，大部分都和我一样折在专业课上，有两个通过专业课的，英语却没过。后来也没人再追问我为什么没通过了。

　　转博不成功，意味着硕士毕业前我必须赶紧找工作。1993年，深圳一家公司到北医来招人，想要一个医学硕士。那时候改革开放如火如荼，深圳刚刚设立经济特区，外地人进去还要办通行证，充满了神秘感。我特别想去那家深圳公司，爸妈坚决反对，觉得我去了那个“花花世界”就毁了，让北京的姨妈一定要把我管住，毕业后要么回西安，要么留北京，总之决不许去深圳。

　　我不愿意回西安，决定在北京找工作。

　　北医校团委的一位老师告诉我，北京肿瘤医院胃病研究室刚刚有一位医生出国了，而且科里很缺人，建议我去试试。就这样，1993年我硕士一毕业就来到了北京肿瘤医院胃病研究室，也就是后来的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当时还设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院内。1995年9月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建院，研究室的人马全部搬到现在的院址。

　　又是反过头来听故事——我总是在事情过去很久之后才知道一些背后的故事，可能是比较傻或对事情不够敏感吧。

　　我的导师林教授知道我转博没成功之后，也是希望我留在北京先工作，两年后再争取读博考回三院消化科，所以他也在帮我联系工作。我自己去胃病研究室面试并被录取之后，向他汇报，他有些意外，但什么也没说。我当时对他欲言又止的反应也觉得挺奇怪，但又不好意思问。同样让我费解的是，当我见到徐光伟教授（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建院的第一任院长）时，他听说我是林三仁教授的学生，也很不解地问我怎么到了肿瘤医院。

　　后来我才知道，我的导师和徐院长之前曾有点误会，闹了些不愉快，所以对我的决定，他们双方都觉得很奇怪，但我傻乎乎的什么都不知道，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在肿瘤医院开始了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工作。

　　我刚到胃病研究室的时候，整个医院的大内科有5位老大夫，一共只有20张病床，胃病研究室没有自己的病床，我只是跟着老主任金懋林教授出门诊，做胃镜时当助手。

　　由于胃病研究室没有病房，所以我回到北医三院消化科进行住院医师的培训，直到完成住院总医师阶段。北医三院消化科面对的都是综合的消化道疾病，我在这里培训的几年收获很大，把胃镜检查也掌握了。1995年9月，胃病研究室独立出来，成立北京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内科，我也完成了住院总医师培训，回到北京肿瘤医院正式开始了消化肿瘤内科医生的职业生涯。

　　科室刚“开业”时，门可罗雀，病人很少，所以病人无论病情多重我们都收，很多无处可去的重病人也都来我们医院了，可以想象我们当时治疗病人的心情。我当时很沮丧地对金主任说，在这儿一点成就感都没有，还不如继续去搞普通消化科。

　　同样是消化道大出血，普通消化性溃疡大出血的病人急诊来医院，我们很快就能把血止住，病人恨不得3天就可以康复出院；而肿瘤病人的消化道出血，不仅不容易止住，病情还会越来越重，预后往往都很差。

　　记得是在1996年，曾经收治过一个病人，26岁，是个很帅气的小伙子，家里兄弟三个，他排行老二。他是从北京郊区的医院转到我们病房的，住进来时已经是直肠癌晚期，肝多发巨大转移。更残酷的是，当时他儿子刚出生没几个月。

　　癌症晚期的病人是非常痛苦的，癌痛会把病人折磨得失去理智，脾气变得很坏，常常会表现为对身边人各种折腾。而那时他排便困难和便血，肿大的肝脏导致腹部膨隆，我们都知道他非常痛苦，但他从来不打搅别人，总是自己默默忍着，实在难受的时候就拿出儿子的照片看看，眼里满是怜爱和不舍，任何人看着都会觉得好心酸。

　　在科里住了将近3个月，尽管我们采用了各种方法，但他的病情还是越来越重。到最后，他也知道自己快撑不住了。那时候交通不像现在这样方便，北京连三环都还没有修好呢，亲朋好友来探望他都不容易，为了方便和大家道别，他决定出院回家去。那天他离开医院的时候，医生、护士几乎都流泪了，那也是我第一次为一个病人掉眼泪，他也知道，这一走就不会再回来了。

　　他出院快1个月后，他的弟弟来医院对我们表示感谢，并告诉我们他回去不到1周就去世了。他的弟弟还告诉我，他哥哥之所以来我们这里时已这么晚期，是因为之前的诊断治疗是走了一些弯路的。他出现便血症状已经两年多，一直按“痔疮”治疗，没有认真做相关的检查和体检，结果等其他症状出现再检查时就已经是很晚期了。

　　如果放在现在的医疗环境，他们遭遇的情况，很可能又是医患之间的一场纠纷。但那个年代，淳朴的老百姓对医生很尊重，遇到医生在诊疗工作上的疏忽甚至过失，病人及家属虽然心有不满，但还是会比较克制，很少做出过激的行为。

　　医疗上很难对过去做评判，因为医学太复杂了，很难说如果怎样做一定会有怎样的结果。比如这个病人，也许即便及时做了相关检查，早点诊断出直肠癌，也不一定会改变他的结局。但我想，如果能够早些确诊，早点开始规范治疗，至少病情不会发展得这么快，不会拖到这么晚期，他也许能多存活一段时间吧。

　　我知道他们的遭遇，所以在病人在这么短时间内过世后，他弟弟对我说的那番话，那种理解，让我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动。虽然他并不是在针对我，但作为医生，我为这个年轻的生命感到可惜，也非常愧疚，无法为他们做更多。

　　这个病人，这段话，对我今后的从医生涯都是一次刻骨铭心的提醒。有时候医生真的太骄傲了，常常会陷入自己的经验里，或者陷入医生的定向思维里。不同专业的医生，思维的角度会有所不同。

　　一般来说，不同专业的医生遇到病人时，往往会先从他们专业的角度开始排查，把能想到的情况都排查完，才会考虑是否是肿瘤；而我们肿瘤专业的医生，遇到病人，首先想到的是排查肿瘤，排除了肿瘤的可能性，才会往其他可能性上思考。这种惯性思维的不同没有对错，只是无论哪个专业的医生都应该多想一步。

　　后来很多年，我在给研究生、进修医生讲课时，都会提到这个病例，告诫大家对病人出现的任何症状都不要“想当然”，一定要多想一想还会不会有别的可能性；当我们确实无法明确的时候可以观察，但不要观察太久，一定要想办法去查清楚，要找到答案。因为很多时候恶性肿瘤不给我们出错的机会，有时一步走错，就再也没有挽回的可能了。

　　都说医生很理性，但实际上，我们每找到一个答案，内心都会情不自禁地窃喜。如果再遇到几个经我们治疗，预后超预期的患者，或者所谓的“生命奇迹”时，我们内心的成就感更是无与伦比。但是，奇迹并不总是发生，医学局限才是常态，这也许是医生自我安慰的理由，却也是深深的挫败感。

　　从1993年到现在整整28年了，一直从事消化道肿瘤的诊疗和研究，我对自己最满意的地方就是比较认真、细致，但我又是一个不太“上进”的人。

　　我还在北医三院读硕士研究生时，消化科有一位姓李的老护士长特别严厉。那时候的医生都是手写医嘱，医嘱上先开什么检查，后开什么药，逻辑上有一个定式，护士执行的时候都是按这个顺序来。

　　有一次我写错了一条医嘱，用笔画掉后补在了最后面，导致逻辑顺序有点乱了，结果第二天早晨全科交班时，被这位严厉的老护士长狠狠骂了一顿，说我做事情不仔细、不认真。从那以后，我每件事做完，一定会反复核查几遍确保无误，这种做事的习惯一直保持了下来。

　　正是因为我做事情比较细致周全，所以如果把一件事交给我，只要我答应下来，让我办事的人就基本可以放心了，但如果是我不答应或者不愿意做的事，就会比较懒。我常常想，做个像我父亲那样的医生就挺好的，在工作中什么都不争，不想让自己那么辛苦。我父亲已经80多岁了，每次出门诊还要看四五十个病人，这是几十年积累的口碑。

　　其实，我认为既然做了临床医生，无论你是搞科研还是日常工作，都应该是围绕病人提供服务的，病人才不会在意你发了几篇文章、拿了多少课题，帮他们解决了问题就好。当然想做好一个临床医生，也是需要不断学习和思考的，掌握的知识要能用于实践中，所以，我给人的感觉是不太上进，直到现在也没去申请做研究生导师。10来年前，科室领导就曾找我谈话，说我的条件都符合了，为什么不申请做导师带学生。因为我一直没想明白，我为什么要当别人的导师呢？

　　我女儿是2000年出生的，她上幼儿园的时候，有一天我去接她，遇到我考研面试时负责考核的北医三院的那位住院总医师，他已经是教授了。他问我：“你带研究生了吗？”我说没有。他很惊讶：“为什么不带？”我说：“我连自己都还没弄明白，带学生不得把人带沟里去了啊。”

　　当时我就是这么想的，到现在我还是不愿意带学生，因为带学生是一种责任，我觉得自己有些承担不起。

　　前几年，我和父母之间也因为这件事有过争论，父亲觉得我应该去申请导师资质，但我最终还是没有去做（也许这是自己不求上进的一种表现吧）。

　　当然，现在的学生和我们当年不太一样了，我们当学生时感觉导师的话就是圣旨（也许别人不这样吧），因为一旦做得不好就会挨骂，甚至听说有因为病历写得太差被直接扔出窗外的。记得我第一次交读书报告给导师时，他非常不满意，估计强忍着才没有发火。他把我师兄找来，告诉他：“你好好教教她这个应该怎么写。”我当时真是觉得自己太不行了，在师兄的帮助下认认真真改了几遍才过关。

　　现在反过来了，是带学生的老师一到毕业季就抓狂——是的，不是学生抓狂，是老师抓狂。有一次，一位同事苦笑着和我开玩笑说：“现在看见学生我绕着走，因为一见他们就要催交文章，催得我都不好意思了，索性躲着他们。”

　　虽然我不愿意带研究生，但作为老大夫，我觉得自己还是有义务把自己积累的临床经验教给年轻医生，当年老专家就是这样带着我成长的，我也要真心传授我所知道的知识和掌握的经验。

　　我在病房带组的时候，每周都是认真地进行教学查房，结合每一个病例的特点把与该病相关的知识讲解清楚，这样结合实际病例去讲疾病的基础知识，比单纯讲书本上的理论知识更让人记忆深刻。

　　2013年开始，我负责管理我们科在北京南郊肿瘤医院的病区，每周要去两次，当时那里都是从其他医院调入的年轻的住院医师，我也是从零开始带他们，教他们如何了解相关知识，告诉他们每收治一个病人，都要把对应的疾病从最基础的解剖、生理、病理全部看一遍。如果能够做到每收治一个病人，就把相关的基础知识都过一遍，那么通过这样的强化训练，他们的基础知识就相对牢固了。

　　我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对数字的记忆力比较好，我经常记不住别人的长相和名字，但对数字很敏感。一张化验单，如果我认为一个不正常的结果很重要，那么只要看一眼，第二天查房时我就能直接说出数值，所以年轻医生好像都有点怕我，也许是因为我不那么容易糊弄吧。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我都觉得我现在不带学生的这种状态挺好的，不会令别人失望，也不会对别人失望。我一直觉得，不要总想着去管别人，每个人把自己管好，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尽量做好，这个世界应该就好了。现在有不少人管不好自己却还要去管别人，所以才会感觉更乱了套。

　　但我的懒也是分情况的，其实，那些我愿意做的事，我都会想办法去做，就像我选择了神经内分泌肿瘤这个细分专业方向一样。

　　2009年，我在美国短期学习，我的导师几乎每次门诊都有神经内分泌肿瘤的病人，这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定论文方向时，我想写一篇神经内分泌肿瘤的综述性文章，去征求他的意见，他说：“这个病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就太复杂了，因为这种病100个患者就有99个不一样。”

　　从美国回来之后，我开始关注这个领域，并建立起科里的神经内分泌肿瘤数据库，只要是我们专业经治的病人，我都一个病例一个病例地亲自录入，刚开始时还自己联系病人进行随访，现在这个数据库已经有超过2000个病例资料。对这种疾病知道得越来越多之后，我才明白当年老师说的“复杂”是什么意思，现在我也和年轻医生说相同的话。

　　我现在还担任我们医院伦理委员会的主任、北京大学生物医学伦理委员会的副主任、北京市伦理专家委员会委员。现在我们医院肿瘤相关研究的伦理审查已成为我国肿瘤专科医院里最好的之一。我想说的不是这些头衔，而是想说这个过程，我也是稀里糊涂地被推进了医学伦理领域。

　　我是2005年进入我们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的。2008年，伦理委员会老主任退休前，想把主任的位置交给我，我没接。后来的主任因为身体原因想提前卸任，又找我谈话，我实在无法推辞了。

　　中国的医学伦理起步比较晚，规范化也是最近一二十年的事，早些年一些医院的伦理委员会基本都只是一个符号而很少有实际内容。而我们医院的伦理委员会交到我手里时，除了一个部门名字、一些文件性的东西之外，其他许多必备的内容都没有。

　　当时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CFDA）每3年要对医院的药理基地，包括伦理委员会进行一次核查，我刚接手没多久就遇到了核查，整个准备的过程及之后接受检查的经过现在想起来都觉得狼狈。那之后我开始学习相关知识，寻找各种机会参加伦理培训。

　　很幸运的是，我刚接任医院的伦理委员会主任时，北京大学医学部也正好在组建新一届伦理委员会，需要从下属各医院招聘委员，我也幸运地入选了。北医的新一届伦理委员会虽然刚起步，但他们把起点定得很高，很快就开始着手申请国际的伦理认证，因此投入了很多资源进行培训和国际交流，邀请了一些美国著名高校和医院的医学伦理委员会专家来中国做培训。

　　我作为北医伦理委员会委员正好近水楼台，把他们高标准的伦理规范直接移植过来，再结合我们的实际情况做一些修改，就转化成了我们医院的伦理制度和操作规范，这样我们医院也就拥有了一整套高标准的伦理文件和操作流程。

　　后来医院领导对伦理委员会的工作越来越认可，尤其是季加孚院长上任之后，对临床研究十分重视，每年医院各个专业都会申请开展大量的新药临床试验，伦理的作用也就更重要了，同时督促我们不断改进提高自己的工作流程和效率，以保证我们医院临床研究的顺利开展。

　　2017年，我们通过了一个国际第三方伦理评估认证机构的认证，成为临床研究优先级医院，当时全国只有两家，第一家是华西医院，是综合性医院，我们是第二家，目前应该也是肿瘤专科医院中唯一的一家吧。

　　当医生有一个思维惯性，就是要全力以赴把病人的病研究明白。思维方式都是相通的，所以我也常常想把自己搞清楚，很多病人的经历会触动我去思考自己的人生。所谓“吾日三省吾身”，说的就是这个吧。

　　上大学时，在思想品德课上，老师让我们给自己写一句话，我当时写的就是：做对得起病人的医生。真正成为医生之后，我才知道什么叫“对得起病人”，要达到这个标准真的太难了。我常常思考究竟什么是“对得起”。按理说，医生给病人治好了病就是“对得起”他／她，可是现实中，很多肿瘤是治不好的；如果说医生对病人好，就是“对得起”，那究竟什么是对病人好呢？

　　什么是“对得起”，什么又是“对不起”，这两个问题真的很难回答。当医生将近30年，虽然没有发生过因为责任心不够而“对不起”病人的情况，但因能力达不到而“对不起”病人是肯定有的。

　　当年在北医三院刚刚开始学习做胃镜时，胃镜还不像现在可以在电子屏上显示图像，全局和局部都能看得清清楚楚。那时候做胃镜，医生要自己通过目镜一边看着一边操作。做胃镜的时候要一边充气一边观察，这样才能看清楚胃内的病变。

　　有一次，我给一名因上腹痛就诊的病人做检查，发现是十二指肠活动性溃疡，做完胃镜后，他喊肚子疼，我也没太在意，后来病人说疼得厉害。由于我还是新手，当时就有些蒙了，旁边上级大夫说可能是穿孔了，让我赶紧请外科会诊，后来做了急诊手术。主刀医生告诉我，的确是十二指肠发生溃疡的部位穿孔了。

　　我特别难过、内疚，但外科医生安慰我说这不能完全怪我，这种情况谁都有可能赶上。尽管如此，我还是内疚了很长时间，之后再给病人做胃镜时就更加谨慎，再也没出现过严重并发症的问题。

　　有一天，一个女患者来做胃镜检查。她是“老胃病”，每年都要到医院复查胃镜，以前都是在别的医院做，这一次由于担心自己得胃癌，就来我们肿瘤专科医院看病。我给她做完胃镜后，她说：“大夫，我做了那么多年胃镜了，从来没这么舒服过，我以后就找你了。”

　　还有一位老爷爷，是位老干部，每次来都穿着整整齐齐的中山装，从80多岁开始一直找我做胃镜，每年来一趟，到95岁时又来了，非要让我再给他做胃镜。我说“您没有大毛病，不需要再受罪做胃镜了”，但老爷爷还是非要做。去年在他99岁的时候又来医院了，让女儿推着轮椅专门跑到门诊来找我，不过这次来不是让我给他做胃镜的，而是要和我合影留个纪念。这些也许就是我作为医生最心满意足的时刻吧。

　　其实，我在大学实习轮转到外科时，好几位带教的老师都劝我毕业后做外科医生，他们觉得我手底下的活儿干净利落，动作又很轻很灵巧，在操作技能上还是有一些天赋吧。当时真有点动心，回去和爸妈商量，他们都不同意，说：“你现在年轻，身体能吃得消，等40岁以后，体力就可能跟不上了，那时候还怎么做外科？”

　　年轻的时候，面对和自己同龄或小一些的病人，就会在同情他们的同时庆幸自己还很健康。等自己有了孩子之后，遇到年纪小的孩子患癌症，看着孩子父亲无声地垂泪、母亲无助地哭泣，我更能理解为人父母面对孩子生病时的痛苦。

　　很多年前，我的一个患者是篮球运动员，一米九三的个子，又高又帅。身体这么棒的一个人，却患了胃癌，而且发现时已是晚期，我们在病房给他过了36岁生日，然后没过多久他就自杀了。

　　我印象很深，本来很健壮的一个人，到后来被胃癌折磨消耗得非常消瘦，人也十分衰弱，他住的是一个单人病房，平时都是姐姐陪他。更残酷的是，他的妻子也查出患了肿瘤，他们有一个孩子，只有几岁大。当时是夏天，那天傍晚他对姐姐说想吃冰棍，姐姐没多想，马上出去给他买。谁知姐姐刚走，他就从窗户上翻了下去。我们都为此伤心难过了好久。

　　癌症晚期患者经常是非常痛苦的，曾有病人对我说：“大夫我现在真的是生不如死，还是想办法让我早点儿解脱吧。”

　　时常有同学或周围的朋友问我，你们天天面对那些肿瘤晚期病人，心情能好吗？做这份工作，成为肿瘤科医生，见过这么多的病人，我慢慢明白，跟那些癌症晚期的病人所受的痛苦比起来，我们生活中的苦应该不算苦了吧，很多事也都看淡一点，不需要去争。

　　我女儿很独立，因为我平时工作很忙，照顾不到她，但我们关系很好。我也会陪着她玩、陪着她疯，我们母女也有“说走就走的旅行”。有一年，她寒假补完课，假期也只剩最后一周了，我问她要不要出去玩儿，我告诉她我特别想去苍山洱海，然后我们一拍即合，立刻订机票、酒店，第二天就去了。

　　女儿懂事之后，我们常一起聊天，聊我遇到的病人，聊我在医院的所见所闻，她也会聊她遇到的困难。现在回过头去想，可能对孩子来说，妈妈能天天无微不至地陪在身边当然是很好的，但最重要的，可能还是当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遇到困惑时，我能给她真正提供有帮助的建议，而她也愿意听。

　　一个人在成长的路上，会遇到各种状况，我只希望女儿无论遇到什么困境，都能明白除却生死，别无大事。

　　（本文选自《在人间：肿瘤科女医生亲历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