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岁前明星官员潘岳履新，其人顶天立地，其文出神入化，曾获南怀瑾高度评价！

　　

　　6月18日下午，据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网站消息，中央组织部有关负责同志出席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领导干部会议，宣布中央决定：潘岳同志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书记。公开资料显示，潘岳出生于1960年4月，江苏南京人，历史学博士，副研究员。潘岳，男，汉族，1960年4月生，江苏南京人，1976年12月参加工作，1987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研究生学历，历史学博士。得意，失意？潘岳曾在原第38集团军、原铁道兵第13师服役，后在《经济日报》、《中国环境报》、《中国技术监督报社》、《中国青年报》等4家报纸任职。在担任《中国青年报》副主编时，潘岳主持该报理论部撰写了14000余字的研究报告——《苏联剧变之后中国的现实应对与战略选择》。该报告完成后在第一时间直接送呈中央高层，得到了高度重视，中央办公厅把这份报告打印成内部文件供中央高级干部传阅。1983年7月，时年23岁的潘岳参与筹办《中国环境报》并出任记者组组长，是中国第一批环境记者。潘岳早年的仕途颇为顺畅。26岁时，当上处级干部；1993年后，他历任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次年任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副局长，34岁的他跻身副部级。从最初参加工作开始，到省部级的晋升，潘岳仅用了不到20年时间。1998年，他任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副局长，2000年出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党组成员。此间，潘岳曾经写过一篇被媒体称为“政改报告”的长文——《对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思考》。这篇长文作为内部文件直接供中央最高领导作为决策参考，因而有人称之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政改奏折”。潘岳也因此被贴上了“政改标签”。当然，潘岳此举也引发争论无数，甚至遭受讥讽。不过，潘岳并未因此改变其特立独行的做派，他后来在环保部（局）所激进力推的各项改革也是沿袭了他一贯的风格。2003年3月，国务院体改办撤销，并入新成立的国家发改委。同时，潘岳任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党组成员。2008年任环保部副部长，2015年任环保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在环保部（局）的12年，潘岳曾经分管过环评、政策法规和对外宣传等工作，也曾兼任国家环保总局的新闻发言人。当年，这位记者出身的“新闻发言人”以其开明、敢言敢干、特立独行的风格在媒体界赢得较多的好评，成为众所瞩目的“明星官员”，但也因此成了12年的“老副部干部”。敢言，敢为潘岳的“敢为”在当《中国环境报》记者时就显露出来了。1986年参加国家环保总局组织的一次记者团活动前往云南实地采访的过程中，他发现很多地方有违规排污、严重污染自然环境的现象。于是潘岳写了份近万字的批评调查报告。后来在接受采访时他表示，“那时候从事环保报道，做过不少实地调查，也写了一些“批评报道”，担当了很大的责任，有一次差点断送了我的记者生涯，但我至今对这段经历不后悔。比如当年我对云南滇池的报道，承担的压力非常大。”2003年8月13日，潘岳第一次以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兼新闻发言人的身份亮相，便向媒体通报了当年十大环境违法案件的查处情况。之后的潘岳频频在媒体上亮相，以其果敢、强势的作风为环保摇旗呐喊。最为著名的是，他曾“铁腕”掀起了三次“环评风暴”。2004年12月，潘岳开始分管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即所谓“环评”。一个月后，国家环保总局在十多天内先后叫停了30家大型违规项目，包括金沙江溪洛渡水电站、三峡地下电站、三峡工程电源电站等。这些项目均因环评不合格被责令立即停建。潘岳的强硬令外界为之侧目，甚至以“摸了老虎屁股”来形容潘岳的作为，媒体纷纷以潘岳掀起“环评风暴”为题报道。有人认为，作为副职的潘岳在人们印象中稍显“弱势”的环保部门这样强势、敢干，与当时的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的全力支持是分不开的。许多人用“肝胆相照”来形容解、潘二人的相处。后来，解振华因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引咎辞职，据媒体报道，辞职的当天，解、潘二人曾在环保总局的走廊里抱头痛哭。在周生贤接任国家环保总局局长之后的2006、2007年，潘岳又连续两年掀起“环评风暴”。其中，在2007的第三次“环评风暴”中，包括钢铁、电力、冶金在内，投资1123亿元的82个项目因严重违反环评而被叫停。这在当时引起了社会各界和决策层的广泛关注。潘岳也因此成为了当时颇富争议的明星官员。而在三次“环评风暴”之后，潘岳便不常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他不再兼任环保部（局）的新闻发言人，后来也不再分管环评。这一度引起外界的猜测。《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查阅环保部网站，有记载的潘岳参与的重要活动数量明显减少，2014年，潘岳参与的公开重要活动有5次，2013年有7次。而在2007年有21次，2006年则有22次。潘岳曾公开说：“一屋子的人睡着呢，可是，你发现情况紧急，你就开始喊，能不能有幸被你喊醒是一回事，但确定的是，你作为第一个喊的人，肯定是要挨被吵醒的人的嘴巴子的。”他早年曾对媒体说过，“‘仗义’是我的天性，霸道是我的‘劣根性’，如此为人处世，结果就只有‘悲壮’了！”当然，他也说过，为了国家和党的利益，不在乎个人的毁誉与暂时的得失。三栖：官员 记者 诗人除了官员、记者，潘岳还有一个身份：诗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投身官场，却经常赋诗作词，外界评价潘岳是“兼有学者、文人和理论家气质的‘异类官员’”，有《潘岳诗文选》和电视作品《托起草原》、《西风胡杨》、《蜀南竹海行》等。其中《托起草原》入选教科书（鄂教版九年级上册第二单元第3课）。2001年《潘岳诗文选》出版，为该书作序的是著名文化国学大师南怀瑾。潘岳在自序中写道：“四十一岁前，我已走完红军长征的所有路线，已走过全国绝大部分县城。在我诗文中，会看到神峻的山，会听到苍凉的水，会摸到虚浮的云，会触到缤纷的雨，会想到自然与人，会悟到宇宙与神，会使大家拿起笔，坐在窗前，与我一样，随便划上几句，任凭情感的奔马驰骋在思想的天穹……”南怀瑾为《潘岳诗文选》作序而南怀瑾大师也评价其“潘岳老弟，中年气盛，锐意如风雷”。潘岳曾为自己的《潘岳诗文选》写过一首诗：“凡神必需山。山上有林，神秘氛围所必需。没有山，人们垒山，有了山，人们造庙。有了庙，人们去愚众以及被众所愚。不体味此点，就难以征服眼前的林山；不体味此点，就难以超越心中的林山。心中的林山，值得毕生攀越。天下不懈攀越者皆不凡。”在这首诗中，潘岳巧妙地以谐音的形式将自己的名字“嵌入”其中，以自勉。“我的感情也许太丰富，想哭、想笑、想歌的时候特别多，适于一种更具想象力与文学性的方式来表达。”说到自己的诗集，潘岳称：“有人会因此窥测我性格的缺陷，但更多的人会因此熟悉我、了解我、喜欢我，因为大多数人都激赏艺术，都热爱真诚，都向往一种崇高的心灵之美。惟有心灵，才使人高贵。”“写诗如同做人。”潘岳说，要有个灵魂，要有个精神，而为了弘扬她，更应当具备一股子真真切切、坚韧不拔、无私无畏、无怨无悔的勇气与意志。2010年，潘岳获得了有亚洲诺贝尔奖之称的麦格赛赛奖。此前包括袁隆平、费孝通都获过该奖。评审方评价潘岳“大胆追踪国家环境工程，坚持政府与个人均负有义务，鼓励政府与公众对话，将环境议题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上来”。2016年3月，潘岳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正部级）。2020年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至此番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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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播中华文明，促进中西互鉴

　　——潘岳在2021年国际孔子文化节的主旨演讲（2021年9月27日）首先，我代表首次参与主办方的国务院侨办，衷心预祝2021年中国（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和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圆满成功。在三个月前的建党百年庆祝大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先生庄严宣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论断，第一次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升到了文明层次。这是因为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塑造了这一文明新形态的根性与底色。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中华文明蕴含着统一安定之道。中华文明从未中断，根子在大一统。大一统是中国人的第一政治关切，是经无数次血的教训凝成的集体共识，任何外来理论都无法动摇。大一统有一整套制度体系来支撑，如郡县制、科举制、文官制、乡绅制、监察制、史官制等等。只要是中国人，就得认中华文明；只要认中华文明，就得认大一统；只要认大一统，就必然会捍卫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政治底线。这显然不是西方攻击我们的只能有“一种声音”的专制独裁，而是由各种声音汇成的一曲交响乐，既离不开各声部的八音齐奏，更离不开总指挥的居中协调。如今一些西方国家已陷入政治撕裂的困境，正应在吵闹声中多听听我们中国的交响乐。 二是中华文明蕴含着多元一体之道。习近平主席最近在民族工作会上说，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处处体现着“多元一体”内涵。历史上，中国不乏多元族群与多元宗教。但无论族群如何多元，总能因命运与共而融为一体；无论宗教如何多元，总能因互鉴交流而和谐共存。因为多元一体格局的维系不是靠种族，不是靠血缘，不是靠宗教，而是靠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任何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定鼎中原，都主动传承中国制度体系与伦理体系；任何一种宗教进入中国，都去除非此即彼的排他性而融入中华文明思想体系。大家可以在曲阜数数有多少位少数民族皇帝为孔子立的碑。这些都为今天国际社会处理族群、宗教、意识形态冲突提供了借鉴。 三是中华文明蕴含着包容开放之道。中华文明有广采各家之长的学习精神，有包容外来文明的宏大气度。从佛教东传到“伊儒会通”，再从“西学东渐”到改革开放，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不断创新。其中伊斯兰教中国化正是几百年前在南京和山东兖州完成的。而这一百年来最伟大的融合正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民族重焕生机的真理种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扎根结果的文化土壤。二者深度结合，彰显了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故事有力证明，历史不可能终结，该被终结的应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傲慢与偏见。中国不断学习西方并不意味着变成西方，不变成西方也不意味着会威胁西方。中西方文明应当走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流互鉴，而不应陷入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敌对冲突。面对西方文明，中华文明始终敞开着对话交流的大门。四是中华文明蕴含着责任伦理之道。与西方市民社会更重契约权利不同，中华文明更加重视责任伦理，体现为忠孝节义与修齐治平的奉献担当。中华文明不仅主张“我该拥有什么”，更强调“我该承担什么”；不仅强调个人依靠集体、责任先于权利，更强调有多大权就要担多大责。正是出于责任伦理，中国人总想着把绿水青山留给子孙后代，把“先富帮后富”视为理所当然，把对人民承担无限责任作为党的使命。所以中国共产党不是少部分人的利益代表，而是全民族的利益代表；不是选举机器，而是执政为民的使命型政党；不是脱离人民的权贵集团，而是不输出革命但又不断自我革命的先进性政党。五是中华文明蕴含着中正和平之道。传统中国处理对外关系，一直守中道致中和，追求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和为贵、协和万邦。几千年来，我们即便在国力最鼎盛的时候，也从没有向外征服扩张，而是靠商贸怀柔远人；从没有殖民统治周边邻国，而是靠朝贡体系礼尚往来；从没有对外传教搞文化霸权，在曲阜，历朝政府就从没组织过一个儒生去国外传过教。一句话，一部中华文明史上没有对外扩张、没有殖民掠夺、没有炮舰政策、没有强迫的文化输出。这与奉行丛林法则的新老帝国主义有着本质区别。理解了中华文明之道，就能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新的文明形态，必然是和平的、而非西方帝国崛起的重演；必然是自主的、而非西方的现代化翻版；必然是与时俱进的、而非古老文明的孤芳自赏。尽管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以国家形态从未中断的伟大文明，但许多西方政客和哲学大师们几百年来从不读中国历史，当然就不懂中国文明之道，更不可能走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轻则形成自以为是的文明偏见，重则引发损人害己的战略误判。他们会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误判为新帝国崛起，会把太平洋足够大能容下两个大国的东方智慧误判为与美争霸，会把中西方文明互融互鉴误判为取代西方文明。误读他人文明事小，危及人类和平事大。现在是中西方文明坐下来深入了解彼此的关键时刻。如今，许多古老文明国家都在努力探索一条根植于自身文明传统的非西方现代化道路。这些国家在古代史上都曾灿烂辉煌，在近代史上都曾被西方侵略，以后都开始学习西方，再以后又都在学习西方完成现代化之后逐步回归自己的古老文明传统。这其中的关键就在于既要现代化，又要民族化；既要学习西方，又不会变成西方。因为古老文明在历史长河中蕴藏着化解现实困境的宝贵经验，更能懂得如何在传统与现代、多元与一体、秩序与自由中找到平衡。人类社会再度走到了十字路口。根植于不同文明的发展道路竞争，正在滑向霸权思维的“新冷战”陷阱；新兴技术与人工智能的发展，正在改变现代社会的运行逻辑；人类共同面临的疫情流行、生态危机、贫富分化等问题，正在考验着不同文明的生存韧性。我们需要对话而不是对抗。西方宣扬的所谓普世价值，如果不与中华文明交流互鉴，注定也只能是西方价值。中华文明如果不与世界文明对话交流，同样不能实现创新发展。凡基于“文明优越”而产生的零和博弈战略，从来都不会是一个可持续发展壮大的文明，反倒是这个文明日渐封闭而走向衰落的标志。唯有合作共赢才是人类文明的最终出路，唯有多元文明交流互鉴才能淬炼出人类共同价值以应对全球共同挑战。让我们继续努力！2、

　　潘岳：每一位中国人都该知道张謇很多人想给张謇一个定义，却没有一个定义能完全概括。张謇第一个标签，是实业救国的民族工业家，这是毛主席提过的。但若说张謇的首要角色是工业家，则远远不够，他的政治色彩更为浓重。在中国近代史几大政治转折处，他都扮演了关键角色。仅以“走向共和”前的几件事为例。是他将梁启超引荐给翁同龢，开启了维新运动序曲；是他促成刘坤一、张之洞提出了东南互保，成为地方自治的首倡者；是他发起了预备立宪公会,成为立宪运动的领袖；是他起草了清帝退位诏书并幕后主持了南北议和，成为“民国的助产士”。在张謇与清末民初一百个风云人物的交往中，有清帝光绪与摄政王载沣，以及善耆和端方；有清流名臣翁同龢、张之洞、沈葆桢；有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有北洋政权袁世凯、黎元洪、徐世昌、冯国璋，以及唐绍仪与熊希龄；有奉直皖系几大首领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徐树铮；有革命先驱黄兴、陈其美、蔡锷、章太炎；有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汪精卫、谭延闿；还有各界翘楚蔡元培、黄炎培、罗振玉、王国维、竺可桢、丁文江、梅兰芳、吴昌硕……如此等等，不胜枚举。这些人物的年龄跨度约半个世纪,立场上泾渭分明、有的甚至互为仇雠，但都对他基本认同,且都与他在不同时段共同谋办了历史大事，这种能量与维度，在当时的政治家中并不多见。张謇第二个标签是“立宪之父”。清末新政时,他是预备立宪公会的会长、各省咨议局联合会的实际领袖。他第一次将西方议会政治引入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政体；他领导发起的国会请愿运动,客观上催化了辛亥革命的到来；他更是民国初年的议会政党领袖，一系列新观念引领政治潮流。

　　但张謇的政治道路比“立宪”要复杂。他曾是帝党的骨干,却第一批投向共和；他起草了清帝退位诏书，被保皇党斥为“张、汤之罪”；他作为立宪派的领袖，却支持了袁世凯；在袁称帝后,又转而支持蔡锷的护国运动……他一生多变的政治立场，和梁启超不断变化的主义一样，成了研究者需要不停解释的一个问题。

　　万变不离其宗。张謇万变中所坚守的“宗”，是大一统与共和。他的政治理想，一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大一统政治文化格局，以及维持大一统的强力政府；二是保证中央权力不沦为私属的宪法,即共和宪政。两者缺一不可。

　　他在清帝宣布退位之前五十天(1911年12月22日)发布的《共和统一会意见书》，是这一理想的集中表达：“夫欲维持中国今日之分割，不得不以维持领土为第一要义”“夫吾人之所谓为共和主义者，非谁某一族一姓之共和主义，乃合全国之二十二行省，及蒙盟藏卫，而为一大共和国。要以言之，即统汉、满、回、蒙、藏之五种人，而纳之一共和政体之下者也”“设共和政治进行时代有力之枢机，而即成一巩固健全之大共和国家者。”

　　他始终贯穿着这一原则。

　　他的共和,是大一统制度下的共和。辛亥革命之后,各省通电独立，他明确主张，此“独立”是指各省相对于清廷政权而独立，但绝不是指背弃大中华共同体而各自独立。“夫独立云者，离北京政府而独立，非各自独立之谓者。”

　　他的地方自治，是大一统制度下的自治。东南互保，只是暂时不听从清廷乱命，中央稳定后，还是要回归的。

　　他的立宪和议会，也是大一统下的立宪和议会。当议会变成乱源，他便命令儿子拒绝参加。“……在沪及舟中,又知议会种种幻象，污浊昏扰甚矣。开会期近，儿其坚辞，以全我父子之清白。”

　　在内忧外患最为严峻的关键时刻，张謇为首的立宪派为维护大一统做出了特殊贡献。

　　辛亥革命前后，革命党“驱除鞑虏”的排满狂潮引发了满蒙王公的恐惧。日本趁机插手满洲，俄国策动外蒙独立，内蒙古、西藏、新疆也日趋不稳，大中华分裂迫在眉睫。张謇大急,提出以共和政治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案：“俄人垂涎蒙古,非止一日。为今之计，唯有蒙汉合力，推诚布公，结合共和政治。强邻觊觎，可以永绝。汉、蒙、满、回、藏五族，皆有选举大总统之权，也都有被选为大总统之资格。”

　　此时，革命党武昌起义的旗子是“十八星旗”，象征着建立不包括满蒙藏疆的十八省汉族国家。而张謇等立宪派主导的江浙等地，使用的则是五族共和的五色旗，象征着包括满蒙藏疆在内的二十二省。为“五族共和”上下奔走的江苏督军程德全与浙江督军汤寿潜等人，都是张謇的立宪派骨干。张謇与革命党黄兴、陈其美、宋教仁、伍廷芳等人交情深厚，并在“五族共和”上达成一致。最终，立宪派与革命党内部力量共同促使孙中山正式提出了“五族共和”。

　　而在清廷这边，张謇一方面支持袁世凯维系多民族大一统，一方面在起草的《清帝逊位诏书》中明确提出“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如今史学界对梁启超、杨度等人在“五族共和”基础上创造的“中华民族”概念已有定论。但深究史料当可发现，从革命党到袁世凯到清廷，以张謇为首的立宪派“一手托南北”，对政局向“五族共和”的实际转变发挥了更为重大的作用。看到如今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看到如今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当念及“张謇们”当时的良苦用心与惨淡经营。

　　

　　张謇与袁世凯有五年紧密合作。

　　1911年6月，他绕道彰德与斥退在家的袁世凯共商大计劝其出山；1912年帮袁世凯协调南北运作临时大总统；1913年为袁世凯将梁启超请回国共组“进步党”以对抗国民党；1915年底在袁世凯称帝之前辞职回家。

　　对袁世凯的历史评价另当别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张謇对袁世凯绝非政治依附。他青年时即认识袁世凯，深知其权术心性，并因此断交二十年。与许多士大夫一样，张謇当时心中迫切希望的，是找到一个能尽快维护大一统的中央权威，哪怕这个权威是脆弱的。

　　如同他在《共和统一会意见书》中所写，“设有力之枢机,而即成一巩固健全之大共和国家”。更如同他在去世三年前写的《啬翁自订年谱》序言中所说，民主发端于法国和美国,因民主政治在“灭害平争”方面优于君主政治，所以自己笃行民主十四年。但后来发现，单纯的民主制度虽然将一二人之专分散为千万人之专，但争战还是一样的。因为国家权力像鹿散于野而无主,反而激发了更多的恶斗。要熄争止战，只有建立唯一且强大的政治中心，才能恢复统一和秩序。“一国之权犹鹿也，失而散于野则无主，众人皆得而有之，而逐之，而争以剧。一人捷足而得之，则鹿有主，众无所逐，而争以定。”

　　他与革命党不同。究其出身来源，张謇的状元并非由道德文章一蹴而就，而是从军务起家，辗转游幕，办理实务。他一生对“实务”有着非同常人的执着，对政治人物的判断也将“治平能力”列为首位。

　　1912年1月3日，孙中山回国之后的第12天，张謇就急迫与孙中山见面长谈。谈话内容大致涉及了新政权的军队和财政等实际问题。而孙中山对此类问题则回答说“予不名一文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尽管张謇之后对孙中山的革命精神一直称颂不已，但他当时却评价孙“不知崖畔”。他认为孙中山不太懂中国实际，“于中国四五千年之疆域、民族、习俗、政教因革损益之递变，因旅外多年，不尽了澈”。和孙中山相比，袁世凯的北洋势力，也许能以最小的动乱成本维持大一统。况且，袁世凯在天津的新政，亦证明了其治国能力。

　　张謇选择了袁世凯。以东南士绅领袖身份为袁接任临时大总统而在南北和谈代表之间进行幕后斡旋。与孙中山谈话7天之后(1月10日)，他将南北斡旋成功的结果通报袁，“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公一切通过”。在袁世凯迫使清帝退位的第二天(1912年2月13日)，他立即辞去了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的实业总长，投入北京政权。

　　投入北京政权不到一个月，张謇创建了民国建立以后第一个采用党的名称的政治团体——“统一党”，其纲领是“团结全国领土,厘正行政区域”“完成责任内阁”。身为立宪派领袖，亲自组织的第一个政党，不叫立宪党，而叫做“统一党”。

　　当宋教仁被刺案激起国民党“武力讨袁”时，他力戒南北分裂，主张法律解决，谴责国民党好战派“不凭法律，不凭议案，而先自南北分裂”。他的观点影响了革命党人汪精卫与黄兴，使黄兴秉持“法律解决”徘徊了较长时间之后才最终反袁。

　　当袁世凯取消国会后，同为“名人内阁”的熊希龄与梁启超愤而辞职。作为国会的创制者，在没有国会的一年多里，他却留了下来，冀望着袁不要迈出最后那一步。但他彻底失望了。张謇为了大一统能容忍“终身大总统”，却不能容忍复辟帝制。因为，他的底线不只有统一，还有共和。

　　谁搞分裂，张謇反对谁；谁反共和，张謇亦反对谁。他的一切变与不变，都围绕着“统一”与“共和”这个双向合一的主题。

　　当袁世凯维护大一统，张謇选择支持袁；当袁世凯走向帝制反对共和，张謇选择与袁分道扬镳，袁再度请求他帮助“转圜南北”，他断然拒绝。但护国战争亦不是张謇心中所望，他没有参与梁启超在各地的策反活动。他认为，打倒一个大强人，会放纵出无数小军阀，造成更大的分裂。他当时做的是劝冯国璋在南京成立中央政府，维持共和国体，继承而不是分裂北洋，以换取全国“统一”与“秩序”。

　　也是在《啬翁自订年谱》序言中，他写道，虽然一人可“得鹿”，但如果得之而不为公心，一定会失去。人皆有私欲，确保权力为公不为私属，只能依靠宪法。而民国宪法的根本精神，正是共和。“然一人独有众之所欲，得而又私，而不善公诸人，则得亦必终失……世固不能皆舜禹也，不能舜禹而欲其公，固莫如宪法。”

　　可惜，在张謇的时代，拥有统一能力的人，没有共和之灵魂；拥有共和灵魂的人，又没有统一之能力。这是他依违不定、彷徨其间、无力回天的时代悲剧。他生早了二十年，他的理想，只能由一批新的历史人物来实现。

　　

　　1916年之后，张謇不再涉足政治。他回到南通，转向了扎实的地方建设。

　　张謇建设了中国第一个拥有城市规划的近代城市，第一个实行小学义务教育的县级单位，创办了第一所师范学校，第一所盲哑学校，第一个纺织学校、水利学校、水产学校、航海学校、戏剧学校。第一个公共博物馆，第一个气象站，第一个测候所。他建设医院、养老院、剧院，扶植了中国第一个科学社团“中国科学社”，他甚至制定了中国第一部《森林法》……

　　其实，这又何尝不是他的政纲。他搞了大半生政治，无非是想在全中国土地上作这样宏大的开发。既然时非所与，那只能建一个小小的乌托邦作示范了。

　　这些眼花缭乱的“第一”之中，最重要的，是教育。这是他的第三个标签。无论在他权力鼎盛事务繁忙时，还是在他退出政坛能量微薄时，都不遗余力办教育。但他办教育的方法，又与别人大不相同。

　　他的朋友中，蔡元培重塑了北大，严修创办了南开，办的都是大学。只有他，力主中西合璧的新式教育应从娃娃抓起，应覆盖全社会而不留任何盲点，应从幼儿园、小学、中学、职业教育开始。

　　他自己生活上至勤至俭，却倾其所有，连续十几年，一口气办了近四百所各种门类的基础学校，完成了一个完整的近代国民教育体系。早在1903年他去日本考察教育时，要求“学校形式不请观大者，请观小者；教科书不请观新者，请观旧者；学风不请询都城者，请询市町者。”

　　蔡元培不同意张謇。他说：“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哪里来？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大学整顿。”可张謇却认为，老师可以从师范里来。小学为先，师范为本，办基础职业教育，才是数十年后彻底提升国民素质的根本之法。他和黄炎培一起创办了中华职业教育社，甚至还去改造妓女和囚犯,还去教盲哑人。

　　这些观点即便在今天，对国民教育方向是精英化还是平民化的问题，对扶贫攻坚等民生工程，仍有探讨价值。

　　他的朋友们办的那些大学里，出来了一批批中国现代化精英名流，他的朋友们也自然成了一脉脉学派领袖，名满海内外，桃李遍天下。而张謇学校里出来的，是一批批优秀基层教师，一批批有文化的工人农民，一批批医生与农技师，一批批学会基本技能的残疾人和被改造过的囚犯妓女。

　　这些人没有能力来光大他的名声，支撑他的学派，而是化成了中国现代化沃土中的一粒粒种子，化成中国国民素质脱胎换骨过程中的一滴滴清泉。至今，没有一个近代名人说自己是张謇的学生。

　　功成不必在我。功不必急功近利而成。功当在多年后验其效。南通既不是政治中心，也不是经济中心，但一百多年来，却始终保持着模范城市的地位。正是这些有文化的普通人，持续孕育出几代新中国的各界骨干。张謇创办和支持过的那些学校，他生前绝没料到，多年后都发展成为海内闻名的大学。

　　他1902年创办的通州民立师范学校附设农科，变成了扬州大学；他1905年支持创办的复旦公学，变成了复旦大学；他1915年参与创办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变成了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和上海财经大学；他1917年支持复校的同济医工学堂，变成了同济大学。

　　他曾经资助并任校董的南洋公学，变成了上海交通大学；他参与发起并任校董的暨南学校，变成了暨南大学。还有一批他创办的更为专业化的技术学校，也变成了各行业的最高学府。

　　如他1910年创办的中国陶业学堂，变成了景德镇陶瓷大学；他1911年创办的吴淞商船学校，变成了上海海事大学和大连海事大学；他1912年创办的南通纺织专门学校，变成了东华大学；他1912年创办的吴淞水产学校，变成了上海海洋大学；他1915年创办的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变成了河海大学。

　　再回到人们最熟悉的那个老标签“民族工业家”。和其他搞航运、交通、化工、金融的巨子相比，他主要搞轻工业，兼以开垦盐荒治理淮河。一度想发展航运，但并没有成功。大生纱厂只有1912年到1921年的十年好光景，1925年就被债权人接管了。

　　然而，是张謇，而不是那些更成功的巨商们，被现代企业家们追溯为精神领袖。因为他主动挑到肩上的社会责任，远远超出了“实业家”和“商人”的身份。他从来不是想建立一个商业帝国，而是想建设一个理想社会。他所提倡并身体力行的是，企业家不仅要做大，更要做实；不仅要爱国，还要爱社会；不仅要办慈善办公益，还要育平民担责任。

　　这是士大夫的根本价值观所决定。而企业家精神加传统士大夫精神正是中华近代商道的内核。

　　这方面研究成果已有很多，就不多讲了。

　　张謇逝于1926年8月，是因为发烧。发烧了他还要照常一意孤行，和工程师们一起去视察江堤。结果越烧越重，二十四天以后就去世了。

　　临终时没有言语，没有计划，没有留下遗嘱。

　　他的最后几首诗，是生病前三天的《星二首》。这一天是农历六月十八，本来应该有较圆的月亮。他夜深不眠，守候许久，却没等到。江昏不得月，暑盛独繁星。掠电偏难掩，摇风闪未宁。有人愁太白，无始满空青。岁已非吴越，占家莫狃轻。聚若真成汉，沉忧独庶民。在天犹没浪，照地若为春。帝坐虚共主，农祥愿丈人。斗箕勿相笑，南北正烟尘。

　　“江昏不得月，暑盛独繁星。”没有皓月一轮，只有星斗漫天。如同1926年的中国，几十个割据的军阀，百十个争斗的政党，实质的统一仍遥遥无期。此时，北伐军刚刚誓师出征(7月9日)。“斗箕勿相笑，南北正烟尘。”新的历史因缘，将在这烟尘中诞生。

　　关于对张謇的历史评价，胡适的“序言”流传最广。

　　胡适比张謇小三十余岁，从没见过张謇，但却是张謇参与筹办的“中国公学”所培养出来的。是他撒播的诸多因缘中的又一个。

　　胡适写道：“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终于因为他开辟的路子太多，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的志愿而死。”

　　张謇的政治道路，是失败的、中断的。但他顽强地创造了无数条覆盖于荆棘下的小路，经过百年大潮洗刷之后，这些小路显露出来，密密麻麻连成了一条新的路网，到今天还能供人行走。

　　他做的时候，未必知道哪些能留下来，不过凭借着一颗纯正的初心。家国天下的初心，无论如何变迁，始终不会错。

　　因此，张謇是谁？胡适的序，不是结束，只是开始。对一部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一样没有结束，只是开始。

　　

　　3、

　　托起草原

　　作者：潘岳

　　天下最美的草原在呼伦贝尔，得名于自天而降的两泓清水，呼伦湖与贝尔湖，浇灌哺育着40万平方公里的黑土地。

　　草原青青在夏季。一场新雨，跟着一阵微风，青草婆娑起来，忽摆忽动，忽俯忽仰，歌态轻柔，舞姿妙曼，层层碧浪卷向天边，使整个世界变得芬芳。朵朵白云似簇簇玉莲，凝结在半空一动不动，阳光拂来，将绿野戳点得深一块，浅一块，而无论深浅，永远是本色。一群群棕色的马、黑色的牛、白色的羊，如同一堆堆撒落在巨大绿毯上的黑白珍珠，使人不忍拾起，反倒走过去，尽可能近些，去倾听最原始质朴的语言。

　　这里水量充足，除了牧场，还有大片的沼泽，上面勃勃生长着丛丛灌木，碧森森、翠茸茸，一直伸向层层远山。蒙古人为何爱摔跤？置身于诗画般的草野里，我也想一不留神摔几个跤，再向前滚几米，让身子沾上洁净的露水。

　　草原的林，特别的珍贵。世上草原分为森林、草甸、典型、荒漠四个等级，森林草原最高。草原人告诉我，草原有森林，如同沙漠中有了水，在他们心中，是一种依靠，是一种力量，每当压力陡升时，他们就会想起身后的林。呼伦贝尔莫尔道嘎的林区，规模全国第一，6000平方公里，主要生长落叶松与樟子松。但最令人惊撼的，是这里漫山遍野的白桦林。亿万棵粗细均匀的白桦，一团团、一片片从大兴安岭铺天盖地、排山倒海倾泻下来，在坡上、草中、水旁、路边找好自己的位置，风姿优雅、亭亭玉立，像玲珑剔透的女儿国。茫茫的白色林海，潮潮的树脂清香，穿行其中，恍如梦国。你会哼着俄罗斯民歌，你会不知不觉想起静悄悄的黎明，你会在娇翠翠的林中等待着暖融融的夕阳。这便是草原的林。

　　

　　草原的歌，特别地悠长。秦腔之所以顿挫高亢，是被直上直下的黄土高坡逼出来的；越曲之所以流转细腻，是被如花似水的秦淮烟柳拂出来的。而草原的歌，是牧者骑着马，立在草丘上，举目所及，浩空如洗，红霞如练，无边无际的绿海将你的思绪扯向与蓝天相接的地方。马头琴凄婉悠扬，蒙古包星星点点，骏马低嘶，流水安详，牧者开始唱了。歌声，不徐不疾，缓缓送出，每个曲调，每句歌词，都拉得长长的，远远的，想让整个草原听见，想让天空的飞鸟听见，想让心中的人听见，因此要慢慢吐气，音色浑厚，尽量让歌声更持久些，更悠长些。越过起伏的草丘，搭上飘浮的流云，云那边，无论多远，依然是你的家乡、你的牧场、你永远依恋的地方。这便是草原的歌。

　　草原的酒，特别地凛烈。草原太大，大得怕人。男人们骑着马，奔跑得太远，就感到空寂，就想找人聊聊，好不容易聚上几个，第一件事就是喝酒。在草原，没有会喝不会喝，只有敢喝不敢喝。撕着羊肉，挥着豪情，一口一口喝下去，碗碗见底。江南水乡的女儿红，是在船上，就着精美的小菜慢慢喝的，那是书子的品味；藏域雪山的青稞酒，是在高原，就着珍稀的藏红花匆匆喝的，那是热血的能量。而在草原，人最大，昂扬七尺，与天相接。通过人，天与地缩短距离；通过酒，人与神和谐相处。他们之所以喝起来不要命，是因为不怕醉，了不起一头倒下，背靠松软的草地，头冲碧蓝的苍天。作为草原男儿，他们在醉倒前最想弄明白的一件事，就是自己是否真的无愧于天地，无愧于朋友，无愧于这纯美壮烈的酒。这便是草原的酒。

　　

　　草原的花，特别地耀眼，在北京，五光十色的广告牌闪得人们视觉麻木，万紫千红的温室花展耀得人们无所适从。巴黎顶尖服装师，将最流行、最永恒的颜色，永远赐于黑白两色。这是因为，在浓重纷杂的氛围中，最简单的线条与最原始的颜色，才能让人记得住。那大气磅礴、苍茫壮阔的草原，从初春的嫩绿到晚秋的黄绿，永远是单一的色调。如果行走间，偶然发现一丛不知名的野花，你都会格外珍惜地跑过去，注视着她，判断着她，鉴赏着她，因为空旷的绿海中，唯有她，显得最耀眼。在呼伦贝尔，你的心会被那些平日经常忽视的白芍药、红百合、紫飞燕、黄野菊紧紧抓住，流连驻足，萌生情趣。采摘几枝，轻嗅几次，丝丝幽香，一汪灵气。世上皆醉我独醒，万木皆绿我独艳，此为花的最高境界。无论品种之贵贱，只要她能懂得在哪里开，为什么而开，就是世上最聪明的花。这便是草原的花。

　　这样的草原，将使人顿悟生命的苍白，将使人抓住美丽的瞬间；这样的草原，毫无遮拦，四面皆敌，向后退无险可守，向前冲就是生命；这样的草原，使人不能停顿，停顿意味着死亡，需不停地奔驰，以远离寂寞与恐怖；这样的草原，只会产生站着的强者与倒下去的死者，而不会产生庸者；这样的草原，最像海洋，最具张力与霸气，一旦前进，就不可阻挡；这样的草原，永远属于骑马的民族，而马的精神，即是草原人的灵魂。

　　

　　为了追杀那个屡败屡战、英勇不屈的花剌子模国的王子扎兰丁，成吉思汗召来他的爱将速不台与哲别，让他们向西追。速不台问“我们要追多远”？成吉思汗望着西边陌生的荒野，手轻轻一挥：“见到大海为止”。几万骑士，风驰电掣顺着大汗手指的方向追下去。整整两年，一直杀到地中海，扎兰丁没追到，身后是大片大片冒着黑烟、被征服的欧洲土地。

　　骑马的民族统称游牧部族，起源于草水最繁盛的地方。自己的草水枯竭，就整族迁移，去抢别人的草水。不断的迁移与混合，草原强大的部落文化形成了，充满着野性与力量。

　　中原之所以提早进入农耕文明，得益于大禹治好了黄河与长江。川流不息的水源永不枯竭，人们不再迁移，安居乐业，改牧草为种粮，变牧民为农民，渐渐发展到城市，成为国家，酿造出中原文明。

　　草原文化与中原文明之间区别的象征，是那条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这条历经中原十几个王朝修建的厚厚城墙，阻断了来自草原急风骤雨般的马蹄声，两种文明在此进行血与火的碰撞。

　　杀杀伐伐几千年，草原雄骏的铁骑多次冲破长安诗人们软弱的臂膀，越过长城，越过黄河，甚至越过长江，称王作寇，驰聘天下。

　　在攻破长城入主中华的草原部族里，呼伦贝尔草原出去的尤其之多。也正因为如此，全中国长城总长10万华里，而内蒙界内竟有3万华里。

　　南下，继续南下，是许多代草原人的梦，长城里面的诱惑太大了。

　　当这些剽悍、豪迈的草原人在中原建立王朝后，出于某种自尊或自卑，都刻意用异域文明来抵挡中原文明，但撑不了多久统统失败。他们终于承认，精工细作的美肴的确比马血羊肠好吃的多。他们渐渐习惯了锦衣华车与繁文褥礼。他们扔掉了喝马奶酒的大碗，换上了春江花月夜的小玉杯，开始吟诗作对了。两千年来，凡在军事上战胜中华的少数民族，最后都在文化上成为中华的子民。

　　

　　大中华文明也并非仅是汉人的文明，是与诸多草原文化集粹而成。

　　西晋末年，五胡乱华。百余年后，鲜卑族攻灭了长江以北胡汉各国，建立了强大的北魏王朝。该王朝中期，魏孝文帝酷爱中华文明，为了使鲜卑人永远抛掉草原，他将首都迁到中原，强令所有草原部族换上汉人的衣服，学习汉人的礼法，精研汉人的文化。甚至让皇族———包括他本人，统统改为中华姓氏，胡汉彻底相融为一家。之所以单举鲜卑人的例子，因为鲜卑人的祖先，正起源于呼伦贝尔嘎仙洞。

　　呼伦贝尔作为“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摇篮”，道行还深着呢。

　　首先，公元10世纪初，契丹族建立辽王朝，占领并统治了北京184年，北京于938年还成为辽国的南京。现在城里的大觉寺、天宁寺、牛街礼拜寺，全是那时建的。契丹族就起源于呼伦贝尔；

　　其次，女真族于1115年建立了金王朝。他们将南宋的小朝廷赶到杭州以后，便于1153年定都北京。史载，“北京为都城，始于金”。现在的卢沟桥、钓鱼台、广济寺全是金王朝的遗迹。女真族也起源于呼伦贝尔；

　　再其次，就是众所周知的元蒙帝国了。1267年，忽必烈将首都从和林迁到北京，被全世界尊称为元大都。因为那是蒙古人最鼎盛时期，半个世界的疆域已被成吉思汗的子孙们分为四大帝国，忽必烈是四大帝国上的共主。此时，冰封了好几个世纪的欧亚陆路藩蓠，终于被彻底打通，商旅不绝于途，马可波罗就是这时来北京的。蒙古族人还是起源于呼伦贝尔。

　　

　　如今，阻挡草原大军的长城已残败不堪，心中那条民族隔阂的长城也早已不复存在。人们爬长城，是为了怀古远眺；人们去草原，是为了寻幽揽胜。

　　天下坦诚之人，一定会喜欢呼伦贝尔的壮阔；天下勇敢之人，一定会赞美呼伦贝尔的奔马；天下静修之人，一定会赞美呼伦贝尔的清新；而天下诗歌之人，一定会后悔自己没生长在呼伦贝尔大草原。唯有在这里，写诗作曲的，才会体悟到“人还是人、马还是马、草还是草，云还是云。”

　　无论草原的歌声如何悠长，草原的舞蹈如何矫健，草原的民俗如何浓郁，草原的风光如何绮丽，草原的鲜花如何明艳，草原的河水如何灵秀，草原的骏马如何写意，这一切，都只能产生在草原。

　　没有传统，等若没有祖先；没有特色，等若没有尊严；世上一切青青的生命，如果变得枯萎，那一定是离开了草原。我们将在大地找个支点，用柔柔的白云，湛湛的蓝天，为中华，也为子孙，永远托起这块青青的草原。（来源：“演讲与人生”综合整理，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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