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信仰”的名义 ——论电视剧《潜伏》

　　

　　2009年初，一部名为《潜伏》的30集电视连续剧开始在南方台播出。在事先没有任何宣传的情况下，这部谍战剧意外的受到了观众的热捧，收视率逐步攀高，并成为人们街头巷尾讨论的话题。此后，这部剧开始在北京卫视、上海卫视、重庆卫视和黑龙江卫视同步上星播出，把它的影响播散到全国。当《潜伏》最后一集在北京卫视播出时，其收视率竟达到了惊人的14%，创下了该台历年播出的电视剧收视率之最。而这部电视剧的火爆，也使得本来被认为已经“走上死路”的谍战剧再次成为荧屏上的热点。据有关媒体报道统计，在《潜伏》之后，竟已经有60多部谍战剧在各地电视台上映。以至于有人惊呼：“荧屏处处抓特务!”

　　而在网络上，关于《潜伏》以及其主要角色的命运成了众多网友热烈讨论的话题，一时间，“潜伏”、“信仰”以及“革命的爱情最浪漫”等剧中语汇成为时下最为流行的文化关键词，被众多观众口耳相传。《潜伏》这部剧的火爆使得它成了2009年电视剧市场上的最大赢家，获得了包括长篇电视剧一等奖、优秀编剧奖、优秀男演员奖以及优秀剪辑奖在内的四项第27界飞天奖、包括最佳电视剧金奖、最佳编剧奖以及最佳男演员奖在内的三项第15界白玉兰奖、第十一届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广东省委“五个一”工程奖等多项大奖。

　　由于《潜伏》这部电视剧的成功，相关的商业运作很快出现。《潜伏》的正版及盗版的影碟在网络上热卖。电视剧的小说原作——短篇小说《潜伏》——被“伪装”成一部长篇小说的模样成为畅销书。本来名不见经传的小说家龙一，也由此获得了出版自己全部作品的机会。陆琪的一本借用《潜伏》故事讲述职场经验的《潜伏在办公室》，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卖出五十万册。而此前并不受重视的讲述间谍故事的书籍，则在各大书店被摆到了醒目的位置。《潜伏》成功甚至波及家具建材市场，在北京的建材市场上，与主人公余则成桌上的绿色玻璃台灯一样的灯具产品的销量，在2009年增长了20%。

　　《潜伏》的热播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事实上，从2002年起谍战题材的电视剧就开始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而2006年《暗算》的风行则将谍战片的流行推向了一个小高潮。此后在经历了一个短暂的低潮后，《潜伏》的热播又重新让谍战片成为最为流行的电影、电视类型。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的谍战片在经历了五十年代初、七八十年代之交两个高潮后，在新世纪的今天再次迎来了爆发点。仅从前两次谍战片高潮发生的时间来看，它们都发生在中国社会形态发生巨大转变之际，似乎谍战片这一类型所携带的波诡云谲、身份莫测的元素，先天的容易成为社会意识形态变化的某种表征。

　　因此，无论是从近年来谍战片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还是谍战片这一题材本身所可能蕴含的意识形态意味而言，它都成为探讨新世纪以来的大众文化所不得不面对的话题。而本文则试图以《潜伏》——新一轮谍战片中最欢迎的文本——的分析为切入点，通过对这部电视剧的内涵进行解读，探讨其中的信仰主题，解析其的意识形态运作方式。或许通过这样的分析，我们可以一窥新一轮谍战片热潮所蕴涵的意识形态内涵。

　　

　　谍战题材影片虽在冷战开始前就已经出现，但真正蔚为大观则确乎发生的冷战年代。这一题材本身所蕴涵的正义与邪恶二元对立的基本结构、忠诚与背叛的身份认同使其自然的成为冷战意识形态的载体。因此无论是在资本主义阵营还是在社会主义阵营，抓特务、窃情报都是荧幕上是不可缺少的主题。而这一片种所携带的惊险、悬疑等娱乐元素，也使其在负载意识形态内涵的同时，成为彼时颇受欢迎的准/类型片。50-70年代出现的如《国庆十点钟》(1956年)、《羊城暗哨》(1957年)、《永不消逝的电波》(1958年)、《英雄虎胆》(1958年)、《冰山上的来客》(1963年)等影片以及七、八十年代之间涌现出的如《保密局的枪声》(1979年)、《与魔鬼打交道的人》(1980年)、《敌营十八年》(1981年)等影片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文化记忆。

　　不过随着后冷战情景在中国提前到来，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对垒不复存在，当代中国的谍战片在经历了七、八十年代之交的辉煌后，出现了一段近乎20年的空档。而塑造了一个个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的谍战片，也逐渐成了人们戏谑、嘲讽的对象。这段时间，人们对谍战片的记忆似乎不再瞩目于这一片种的惊险、刺激以及其所负载的意识形态内容，而是把焦点对准了其中的女特务。在一篇专论间谍片的文章中，评论家认为当年的谍战片观众对女特务“一往情深、怀恋不已，提起来便两眼放光，仿佛提到的是自己初恋的情人”[1]。因此在这位研究者的解读中，50-70年代的谍战片非但不被看作冷战意识形态的载体，相反它成了意识形态表述中的一道裂痕，其中透露出了被压抑的“人性”光芒：

　　那个时代的年青人，是从电影上的女特务那里，懂得了‘儿女情长’的意义，懂得了‘暗送秋波’的意义，懂得了‘卿卿我我’的意义，懂得了‘花前月下’的意义，懂得了‘海誓山盟’的意义……这样一来，那个时代电影中的女特务，竟鬼使神差地成了爱情和人性的启蒙者[2]。

　　从这段引文中所使用的诸如“爱情”、“人性”以及“启蒙”等语汇我们可以看出，这位解读者显然把50-70年代的谍战片看作是那个“禁欲时代”里，顽强的人性不可磨灭的标志。也正是在这类八、九十年代以来的谍战片解读中，谍战片不再是两大阵营刀兵相见的战场，而是成了“禁欲时代”的欲望飞地。

　　而另一个可以作为参照的文本是上海女作家素素的散文《各有因缘》。在这篇散文中，作家对间谍形象进行了饶有趣味的解读。她坦承自己从小就希望做个女特务，在女特务身上，她感受到了“漂亮女子的感动”。因为：

　　漂亮的女特务在电影《奇袭》里，每天浓妆艳抹花枝招展。在当时崇尚贫困的年代，知道有这样打扮的女人是不好的，而女特务尽管是好人，却是为了革命工作要打进敌人内部才打扮得同坏女人一样妖艳，我们是不能向她学的。那么只有像她一样，做特务，为了革命打进敌人的内部。如此一来，可谓两全其美：既为革命做了贡献，又可以成天看上去漂漂亮亮。 [3]

　　

　　电影《风声》剧照

　　在这段论述中，素素用“女特务”一词来指称好人，本身就颇具症候性。因为在50-70年代的电影中，“特务”一词专指各种坏人，如美蒋特务等。如果真的有一位女性要“为了革命打进敌人的内部”，那她必然被命名为“党的地下工作者”而非“女特务”。因此当素素使用“女特务”一词来指认“党的地下工作者”时，她已经有意或无意的将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悄悄抹去，代之以“妖艳”的漂亮女性。

　　应该说，以上述论述为代表的对谍战片中女特务形象的解读的确暴露了50-70年代这类影片的某些的特质。虽然这一时期的谍战片以彰显敌我二元对立为己任，但由于其题材的特殊性，使得其不得不大量呈现诸如舞厅、高档烟酒、男女调情等被标示为“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生活”的景观。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彼时中国人观看冷战中另一阵营的唯一途径。不过就这类对谍战片的解读来说，其重要性或许并不在于这种“去政治化” [4]

　　解读揭示了谍战片的某些特点，而在于它促使我们去进一步思考使这类解读成为可能的基本条件。虽然50-70年代谍战片的意识形态表述本身存在裂隙，可以为“去政治化”解读提供必要的空间和可能，但正如有人在质疑上述“去政治化”解读时所说的：

　　毋庸回避，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的指导方针下，我们也曾经历坎坷，有的还曾蒙受冤屈，但……我们从来没有觉得自己的精神无所寄托，灵魂空虚到需要从当时电影中女特务的身上去寻求刺激。当然，我们也谈恋爱，那忠实的、纯洁的爱情伴随着我们度过了凯歌前进的日子，也度过了艰难跋涉的岁月，我们从来没有觉得需要从当时电影中女特务的身上去学习‘恋爱’乃至以此望梅止渴或画饼充饥。[5]

　　也就是说，对于当时身处冷战情景中的中国观众来说，这类意识形态表述即使存在裂隙，但这裂隙本身在其语境中并不可见，只有在特定的历史语境发生变化的条件下，那类“去政治化”式的解读才成为可能。事实上，使这类谍战片解读成为可能的基本条件，可能就在于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率先打破冷战坚冰，原有的意识形态表述逐渐失去其有效性，一种对50至70年代的社会主义文化实践采取拒绝和排斥态度的表述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表述(虽然这一表述不断遭到来自各方的质疑和反对)。

　　在这类观念表述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被描述为落后的、封建的以及压抑人性的，因此需要被某种更“普世的”、更具超越性的因而也是更符合“人性”的文化所取代。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上文提到的对50-70年代谍战片的解读，才会力图将50-70年代打上“禁欲时代”的标签，而将影片中的女特务读解为某种不能被“革命”所压抑的“人性”流露。

　　

　　电视剧《暗算》剧照

　　上面谈到的以“人性”名义对谍战片进行重新解读，对这类影片所负载的意识形态的批判，在后冷战时代的政治、文化中并不是偶然现象。它可以表现在刘小枫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重新解读中[6]，也表现在贝托鲁奇探讨个人与历史关系的电影中[7]，更表现在电视剧市场上一度出现的对“红色经典”进行改编的热潮中。在那一轮改编“红色经典”的热潮中，50-70年代产生的“红色经典”本身所蕴涵的革命意识形态被指认为“简单、直接的政治说教”，而“人性”则被认为是重新赋予这些作品以“时代内涵”的唯一途径。正是在这样的思路下，革命逊位而爱情夺权，“红色经典”演化为“桃色经典”，以致杨子荣家属愤而起诉《林海雪原》剧组[8]。虽然自八十年代以来，“人性”或其理论形态“人道主义”已经从最开始被官方意识形态所敌视和抵制的概念[9]，逐步演变为某种具有“普世”价值的“真理”。

　　但这一轮声势浩大的“红色经典”改编似乎格外触动了本已裂隙丛生的主导意识形态，使得广电总局在2004年在继禁止涉案剧之后，以“片面追求收视率和娱乐性，在主要人物身上编织太多的情感纠葛，过于强化爱情戏，在英雄人物塑造上刻意挖掘所谓‘多重性格’，在反面人物塑造上又追求所谓‘人性化’，当原著内容有限时就肆意扩大容量，‘稀释’原著，从而影响了原著的完整性、严肃性和经典性”[10]为由，发布通知清理整顿“红色经典”改编剧。从广电总局这段关于“娱乐化”、“爱情戏”、“人性化”与“完整性、严肃性和经典性”之间发生冲突的话语中，以及从作为观众的杨子荣家属的观剧感受中，我们都可以看出，“红色经典”改编剧所突出强调的“人性”(这个貌似“普世”的概念)显然还不能发挥“普世”的功能，无法完成整合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意识形态作用。

　　或许正是在这个角度上，以《潜伏》为代表的新一轮谍战片热潮显示了其独特之处。从某种意义来说，近年的谍战片热潮可以理解为“红色经典”改编剧的轮回[11]，只是在这一轮改编中被突出的不再是“人性”，而是“信仰”。《暗算》的导演兼主演柳云龙认为“从我们国家来讲，从1900年一直到今天，经历了太多的苦难，……而且我们今天整个社会经济已经非常好了，但……我们需要一种信仰，这可能就是我拍这部戏的初衷。”[12]《潜伏》的导演姜伟也坦言“最初写这个剧本时,最困难的就是贯穿电视剧的主线,余则诚为什么在恶劣的环境中始终坚持不懈,他和三个女主角究竟为什么走到一起?后来我终于想通了，那就是信仰。”[13]。

　　而《风声》中顾晓梦死后对李宁玉的真情告白“我亲爱的人，我对你们如此无情，只因民族已到存亡之际，我辈只能奋不顾身，挽救于万一。我的肉体即将陨灭，灵魂却将与你们同在。敌人不会了解，老鬼、老枪，不是个人，而是一种精神，一种信仰。”则把《风声》那原本试图“观照极端环境下的人性”[14]的影片主题升华到“信仰”的高度。这些谍战片的主创人员对“信仰”一词的强调，或许可以让我们把近年来荧幕上频频出现的谍战剧，笼统的看成是一些关于“信仰”的故事。而对这些谍战片中的“信仰”内涵的分析，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们探究这批影片所负载意识形态内涵的绝佳途径。

　　

　　电影《风声》中的顾晓梦（周迅饰，左）和李宁玉（李冰冰饰，右）

　　在《潜伏》这部描写地下党余则成如何为我方窃取情报的电视剧中，其基本结构就是讲述一个普通人如何成长，被询唤为愿意为党、国家奋斗终身的共产主义战士的“信仰”故事。在电视剧的第二集，左蓝邀请余则成共赴延安，但余则成却断然拒绝了自己的爱人，声称：“我们就是两个普通老百姓，不是蒋介石和毛泽东……我们生活里并没有政治，就是柴米油盐。”显然这时的余则成并不接受左蓝对他的政治询唤，还尚未成为那个在阿尔都塞意义上的大写主体。然而在最后一集，当余则成的联络人告诉他“经组织研究，正式接收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时，余则成的回答则是：“我会奋斗终生的!”

　　与故事开始时相反，余则成在故事结束之处已经不再是原先那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成了一个服从询唤的政治主体，并被命名为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事实上，《潜伏》中类似的政治询唤场景绝非点缀在开头结尾的冗余，而是成为整部电视剧最煽情、最为观众称道的桥段。如第二十集余则成劝说晚秋前往延安的台词：

　　其实你面前有一条通往未来的路，值得你活下去，那一路很美好，就像你的诗歌一样……比娶你更美好，还多了一份自由!你不是最向往自由吗?……那儿有很多人都像我一样，那是另一个世界，好地方，好风光……你想想晚秋，你站在一列雄壮的队伍里，迈着大步高唱着战歌，去改变整个中国。那是什么气势?一个小小的余则成就是路边的一个送行者，你看见了他，他看见了你，我们挥挥手就过去了。再往前就是更有意义的生活。沮丧吗?无非就是一个小布尔乔亚的无病呻吟!留恋它就是一种高度近视!有时候看得远一点，不就什么都有了吗?包括爱!

　　

　　电视剧《潜伏》男主角余则成，孙红雷饰

　　这段台词无疑是标准的政治询唤话语，余则成在其中将晚秋的个人生活与情感经历命名为“小布尔乔亚的无病呻吟”，并对晚秋许诺给她所最渴望的“自由”。同时余则成鼓动晚秋展开自己的想象力，把自己想象成身处在“改变中国”的“雄壮”队伍里，去享有一种所谓“更有意义的生活”。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余则成鼓动晚秋所展开的想象力，可以理解为一种米尔斯意义上的想象力，它试图使社会中离散的、孤独的个人将自己的遭际、命运转化为某种集体的遭际与命运，并召唤人们联合起来对这种状况进行改变[15]。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潜伏》在上述段落中的信仰表述模式无疑是一种经典的左翼表述。也正是因此，《潜伏》在信仰问题上的处理与50-70年代的谍战片相距甚远，而与《董存瑞》、《青春之歌》等影片则更为相似。在早期谍战片中，深入虎穴的侦查员在影片开始的地方就已经是一位忠贞的共产主义战士，信仰问题从来不是影片叙述的重点，影片真正力图展现的则是侦查员如何克服各种困难来完成共产党赋予的使命。

　　而正如戴锦华老师指出的，《董存瑞》、《青春之歌》等影片总是开始于孤独无依的个体，而终止于所谓“崔嵬式的庆典”，一种集体的狂欢[16]。而这一叙事结构所隐含的意识形态意味则在于要求个体必须完全让渡自己的个人性或所谓“小资产阶级劣根性”，以换取集体对个人的接纳和命名。

　　或许正是因为《潜伏》在信仰的表述方式上采取了50-70年代流行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表述，使得这部电视剧在播出后受到文化主管部门的赞扬和肯定。广电总局电视剧司司长李京盛就将《潜伏》指认为“主旋律”影片并认为“《潜伏》热播、热议、热评以及光盘的热卖，体现了‘革命英雄核心价值’能够得到观众的认可和崇敬、敬仰和追求。”[17]相关评论者则也表示《潜伏》能够同时获得“领导层”、“专家”以及《老百姓》的高度评价着实不易[18]。

　　而中国青年报在一项关于近两年那些电视剧最能引起观众共鸣的调查中，《潜伏》排名高居榜首，参与调查者对这部电视剧产生共鸣的比例达到70.4%，而其他热播剧如《士兵突击》、《我的团长我的团》以及《武林外传》等，对之产生共鸣的比例则只有35.2%、18%和11.5%。[19]而在观众究竟在《潜伏》中看到了什么的调查中，更有“55.1%的人看到了信仰的力量，为那些无名英雄对自由正义的追求和坚定信仰而深深感动。还有32.4%的人，看到了共产党员具有的坚定信念、奉献精神和钢铁纪律。”[20]

　　虽然这样的调查由于预先设定了几种选项提供给受众选择，往往不能充分的表达受众的意愿。但这样的调查结果仍然表明，以《潜伏》为代表的新一轮谍战剧，用“信仰”代替“人性”，重新演绎“红色经典”，获得了社会各阶层观众的普遍认可，并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有效传达。

　　

　　

　　虽然中国的电视观众普遍对《潜伏》表示认同，但人们对这部电视剧结尾的不满也逐渐浮出水面。在笔者看来，《潜伏》的结尾恰恰是这部电视剧的阿基硫斯之踵，有关其结尾的种种争议，使其本已叙述得十分顺畅的“信仰”故事，逐渐暴露出隐含在“信仰”之下的复杂面向。

　　关于《潜伏》结尾的讨论，最初集中在余则成在香港的联络人对待男女主人公感情的傲慢态度上。在剧中，余则成希望上级组织能够帮忙查找妻子翠平的下落。但当他在赶赴台湾前再次向组织询问是否有翠平的消息时，联络人的回答则既让观众失望也让观众对组织多有微词，即“没有，找到了还能怎么样?你们已经不可能在一起了!”观众们都知道，组织并不是没有找到翠平，而且明令禁止翠平离开其所在的小镇以确保余则成的安全。因此这种不满是因为组织为何要以傲慢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忠诚战士余则成，并将翠平的下落加以隐瞒。

　　或许是由于反对的意见过于强烈，以至于《潜伏》在地方台播出一轮后，在北京卫视放映时将这段台词进行了两处修订，第一处是余则成问联络人他和晚秋结婚是“真结婚还是假结婚?”联络人的回答由最开始的“最好是真结婚，也是你的掩护。”变成了“这个你自己定，一切以安全为重。”第二处则是联络员的回答从原来的“没有，找到了还能怎么样?你们已经不可能在一起了!”变成了“没找到，找到了会通知的，这样优秀的同志必须找到!”不过随着《潜伏》在全国热映，人们对这部电视剧的结尾产生了更多的不满，越来越多的观众表示无法接受余则成、王翠平未能终成眷属的结局。有的观众甚至在看过多遍《潜伏》之后仍拒绝观看最后一集。

　　

　　电视剧《潜伏》翠平，姚晨饰

　　或许是为了缓和观众的不满情绪，部分电视台在放映时将余则成、晚秋在台湾并肩观看他们的结婚照的镜头砍去，将故事定格在余则成和联络人一起在香港咖啡馆看到晚秋从汽车里走出来的段落。甚至在《潜伏》剧组内部，部分演职人员也认为这部剧的结尾让人不能接受。吴站长的扮演者冯恩鹤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对这部剧的结尾很不满意，还特意就此事找导演商谈，提出自己的方案。在冯恩鹤的设想中，《潜伏》的结尾不应该是余则成和翠平天各一方，而应该是余则成在拿到天津潜伏名单后准备从家里离开时，吴站长突然开车接余则成去机场。不过吴站长并没有真的把余则成送到机场，而是来到天津郊外的一片树林边。两人下车后，吴站长亲切的握着余则成的手，说：“其实我们是一伙的!”然后两个人共同奔赴解放区[21]。

　　只不过这一方案刚一提出就马上被导演姜伟断然拒绝。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被姜伟拒绝的方案其实并非冯恩鹤的原创，它直接对应着一部出现在七、八十年代之交的谍战片《保密局的枪声》。在这部影片的结尾，地下党刘啸尘成功窃取了国民党在上海的潜伏特务名单，正当他带着这份名单准备离开时，被突然出现的特务组长张仲年和“老三”截住。正当千钧一发之际，“老三”突然掉转枪口，击毙张仲年，掩护刘啸尘顺利完成任务。《保密局的枪声》这一出人意料的结尾在当年被认为是一种成功的创新尝试，并被同一时期的其他影片如《与魔鬼打交道的人》所吸收利用。

　　按照戴锦华老师的分析，七、八十年代之交这批谍战片在结尾上的变奏，显影出此时的这类影片在“看似重申敌我界限的同时，再度划定出一个新的‘内部’，抹去了其间的种种暧昧和含混，呼唤着和解与社会整合”[22]。因而与《西安事变》、《庐山恋》以及《城南旧事》等影片一起，显露出中国社会“内部政治的转轨迹象”[23]。那么在30年后的今天，姜伟对这一结尾的拒绝，似乎意味着在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发生重大改变之后，内部的政治转变变为不争的事实，当年那批影片所试图释放的政治信号似乎以及失去意义。那么由此我们需要追问的是，《潜伏》的编导所设计的结尾究竟意味着什么?

　　

　　余则成的眼泪，是什么造成他的“荒诞感”？

　　根据《〈潜伏〉创事纪》的描述，导演兼编剧姜伟对《潜伏》结尾的设计蕴涵着他自己对历史的独特思考，因而从来“没有想过别的结局”。他试图在结尾表达的是余则成在组织先告诉他自己已经不可能在翠平在一起后，马上又被告知自己“被正式接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时所感受到的“荒诞感”。而男主角孙红雷还特意为这场戏设计了一套动作表情，让余则成在说完“我会奋斗终生的”后，看着窗外，眼睛里充满“愤怒、费解的感觉”，以表现他此时的荒诞、愤懑与无奈。只是考虑到这样的处理“有敏感的东西在里面，最终还是拿掉了”[24]。

　　不过如果我们把这段内容重新添加到《潜伏》的叙事脉络中的话，那么这部电视剧的意义阐释似乎就有必要进行重大修正。因为在添加了这段内容后，《潜伏》的叙事结构就不再是上文所说的讲述余则成如何从一个普通人成长为共产党员，而是变成了余则成的两次“荒诞感”。第一次荒诞指的是余则成在南京刺杀李海丰之后，被戴笠要求继续潜伏，传递情报。正是在这次任务中，他得知戴笠出卖国家利益，中饱私囊的内幕。因此当戴笠特使叶子明刚跟自己说完“你要继续战斗下去……相信你会像一个勇士一样与日伪战斗下去”后，马上就与日本军人饮酒作乐时，余则成感到自己的生活极为荒诞。

　　也正是这次荒诞感，改变了余则成以后的命运。他由此决定放弃潜伏的生活，转而投奔共产党，并希望奔赴延安与自己的爱人左蓝相会。这第一次荒诞感显然是出于对国民党抗日的失望，从而对自己工作的意义以及原先的信仰产生了怀疑，其内涵相对单纯。

　　不过《潜伏》结尾处余则成感到的第二次“荒诞”则显得更为复杂。首先，这份“荒诞感”可以理解为对命运捉弄的不解。因为余则成不得不潜伏下去，与翠平天各一方，并不是因为他做的不够好，相反正是因为他做的太好了，使得吴站长对他过于信任，因此才把他作为心腹带往台湾。其次，这种荒诞感似乎也来自对共产党的失望。当余则成在电视剧结尾处被接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时，这一时刻并没有像50-70年代红色电影那样，成为一个欢腾的时刻，相反余则成感到的只是荒诞。因为被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没有像余则成为晚秋描述的那样，来到了“另一个世界，好地方，好风光”，加入到“一个雄壮的队伍里”，而只是继续潜伏下去。在某种意义上，信仰对余则成来说似乎并不意味着自由，而是对自由的剥脱。

　　

　　电视剧《潜伏》穆晚秋与余则成婚照

　　而造成余则成感到荒诞的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则是剧情上的不断重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潜伏》的故事就是余则成两次试图不再潜伏(第一次是余则成离开叶子明后，去陕西会馆投奔共产党;第二次则是余则成在拿到天津潜伏特务名单后，准备撤离)，而由于某种意外，不得不再次潜伏的故事。而每当余则成开始新的潜伏时，他都不得不与此前深爱的女性(前是左蓝，后是翠平)天各一方。这种不断重复所营造的宿命感，是余则成“荒诞感”的主要来源。而更有意味的是，由于剧情设置上的重复，使得余则成在南京和叶子明的谈话可以在某种意义上和余则成在香港与共产党联络人的谈话并列观之。

　　在这两次谈话中，叶子明和共产党联络人都用党国、抗日或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名义，要求余则成为某种崇高的事业献身。而余则成在两次谈话中则都表现出某种程度的不解和疑惑。而在影像风格上，在叶子明与余则成的对话中，余则成靠窗，被阳光覆盖;而叶子明则坐在远离窗子的地方，处在较暗的位置。在余则成与共产党联络人的对话中，余则成穿着套一尘不染的白色西装(值得注意的是整部《潜伏》只有余则成只在这里身着白色外套，导演似乎是刻意让余则成在电视剧结尾时给人纯洁无辜的感觉)，而他的联络人则身着黑色西装，戴黑色墨镜。这一影像风格似乎预示着余则成是一个纯洁、善良的个人，而与之相对的组织则被表征为某种罪恶的力量。

　　种种迹象都表明，导演兼编剧姜伟设置的这种并列是有意为之，而非巧合。正是因为姜伟通过结尾所表现的“荒诞感”，使得余则成最初信仰的三民主义与他后来信仰的共产主义被放置在相等的位置上。而这两种并列的主义又都因为表现出对个人权益的剥夺而被赋予了负面的涵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正是姜伟试图在《潜伏》中“保持某种荒诞感”，消解了三民主义、共产主义本身所蕴涵的诸如对中国未来的不同想象等政治内涵，变成了某种强大的、对个人造成威胁的压迫力量。也正是这种“荒诞感”的存在，余则成也就不再是一个成功的地下党，而是变成了一个被历史绑架、裹挟的小人物。

　　应该说，姜伟试图在《潜伏》中传达的关于组织、党、主义等宏大叙事与个人之间关系的论述，在八、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并不新鲜。或者说它早已成为一种流行的陈词滥调并被某些人当作无可争辩的常识。事实上，这套论述直接联系着中国社会在文革结束后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拒斥。在这套论述中，50到70年代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及其实践被指认为一种宏大叙事，它以集体的名义，许诺给个人以美好的明天，并要求个人让渡其固有的权利。因此《潜伏》这部热播电视剧真正值得分析的症候点并不是导演试图在其中传达这种关于宏大叙事与个人关系的论述，而是这套论述在新世纪文化实践活动中的失效。

　　

　　“荒诞感”消解了三民主义、共产主义本身所蕴涵的诸如对中国未来的不同想象等政治内涵，变成了某种强大的、对个人造成威胁的压迫力量，余则成变成了一个被历史绑架、裹挟的小人物。

　　在八、九十年代，人们所塑造的文化英雄通常都是在中国当代历史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挺身抗暴的自由斗士(抑或是含冤受苦的悲情英雄)。而姜伟在处理余则成这一人物形象时，也正是借着他所营造的“荒诞感”，力图把他塑造为一个被宏大叙事压迫的小人物。不过有趣的是，姜伟的这一创作意图既没有得到官方的支持(由于惧怕某些敏感问题，姜伟在最后上映时把表现余则成的“荒诞感”的部分删去了很多)，也没有获得观众的认可(虽然有高达95.7%的观众表示喜欢看《潜伏》，但这部电视剧的结尾却成了最为人诟病的部分)，相反成了这部热播电视剧唯一让人不满的地方。

　　因此我们接下来所要处理的问题是，当《潜伏》在叙事表层讲述一个共产党员的成长故事，把其中的“信仰”标示为共产主义;而导演又用叙事潜藏的“荒诞感”把“信仰”的政治内涵重新消解掉的时候，那么观众表示高度认同的那个“信仰”究竟是什么?

　　应该指出的是，虽然姜伟试图在《潜伏》中营造“荒诞感”，但由于他为避免“敏感的东西”影响这部电视剧在文化市场上的流通，而对《潜伏》进行了适度的删改，使得这种“荒诞感”并没有为观众直接感知。我们只能在观众对这部电视剧结尾的不满和愤怒中，才能够间接触摸到这种“荒诞感”的存在。因此人们在谈及《潜伏》的“电视台热映、观众热议、媒体热访以及碟片热卖的四热现象”[25]时，通常把它看作“主旋律”电视剧所宣扬的“革命英雄核心价值”重新得到观众认可的标志。广电总局的有关领导甚至因此称《潜伏》是“广电总局的骄傲”[26]。

　　不过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现象是，剧中人物李涯——这个余则成最主要的敌手——被观众热捧，其人气之高绝不输于真正的主角余则成。在众多“牙签”(李涯粉丝的自称)的口中，国民党保密局天津站行动队长李涯被亲切的称为“小狐狸”，并认为这个标准的反面人物是“真正的革命者”[27]、是应该“被供奉的佛龛”、是应该“被怜惜的小狐狸”、同时也是应该“被敬仰的李队长”[28]。而一位自称“整编74师师长”的网友甚至高呼：“人命运在红尘中摇曳，信仰亘古不变，无畏坚贞与之同行，这就是李涯的品格，李涯的风骨。”[29]虽然这类言论多出现在百度贴吧里的李涯粉丝口中，而粉丝的特点就在于以各种夸张的语汇对自己的偶像进行不遗余力的赞美。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类言论本身需要研究者进行审慎的处理。

　　

　　电视剧《潜伏》另一超高人气角色李涯，祖峰饰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使得这类赞美国民党军统特务的言论在中国大陆成为可能的条件，则是当代中国社会“去政治化”的社会氛围。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众多观众对李涯这个形象的由衷爱戴，并把一个国民党军统特务指认为“真正的革命者”，并不能简单的视为粉丝们的“胡言乱语”，这本身就是我们时代变化的症候点。它提醒我们不能把《潜伏》看作是一部简单的“主旋律”电视剧，那“贯穿《潜伏》始终”的信仰需要我们进行更为深入的剖析。

　　李涯受到的观众的热烈追捧，首先是因为他的单纯。在众多“牙签”看来，《潜伏》中的人物大多是两面三刀的无耻之徒。吴站长表面上为党国尽忠效力，但他工作的重心早就变成了尽可能多得谋取私利，为自己将来找好退路。陆桥山则是办公室中的老狐狸，为了排挤同僚甚至不惜把保密局的情报出卖给外人。马奎虽然在抓捕共产党时表现的尽心尽力，但其真实目的不过是早日晋升副站长。谢若林更是一个“嘴上主义，心里生意”的小混混，只是为了钱才寻找情报，根本不在乎出价者是谁。而《潜伏》中的正面主人公余则成虽然一心一意为共产党做事，但他为达到目的不惜使用一切手段的种种行为却让“牙签们”将这个革命英雄看成卑鄙小人。

　　只有李涯——尽忠职守的国民党特务——被视为剧中唯一一个敢作敢当、心口一致的人，只要是对党国有利的事，哪怕再苦再累也要不惜一切代价去完成。因此他也就被众多“牙签们”指认为“高尚和淡薄”[30]、“天真而单纯”[31]的勇士。而在电视剧第十五集，李涯对袁佩林的真诚告白：“我干这一行真不图立功受奖”，只愿“为党国消除所有的敌人，让孩子们过上好日子!抗日如此，反共也是如此!”似乎表明他并不在意“抗战”、“反共”这两个意识形态内涵迥然不同的行为的差异，而只是非常“单纯”的希望天真无邪的孩子可以幸福的成长。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李涯的这种“单纯”，使得这个国民党特务毫无障碍的受到观众们的爱戴，有的观众甚至说：“看了《潜伏》，我只记住了李涯一个人”[32]。

　　李涯受到观众欢迎的第二个原因，是他对“信仰”的执着。这一点首先表现在李涯对同僚的态度上，李涯不是没有搞办公室政治的才干，但他从不为同僚的排挤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为了党国的大业，他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而隐忍不发，尽量不与同僚发生冲突。只有当陆桥山用出卖情报的方式打击自己时，他才设计揭穿对方的真实嘴脸。其次，李涯还是个保密局中难得一见的远离酒、色、财，全心全意工作的人。当袁佩林问李涯为何从不饮酒时，他的回答是：“喝酒误事!”而且李涯似乎从来没有过家庭，哪怕睡觉他也通常是在办公室和衣而卧，以便可以随时起来工作。或许正因为如此，百度“李涯吧”里讨论最热烈的话题之一就是什么样的女人才能配得上李涯。

　　

　　李涯（下）的信仰似乎只是恪尽职守的职场伦理，并不包含其作为国民党特务所负载的意识形态内涵。

　　这位行动队长对信仰的执着还表现在不屈不挠、屡战屡败的精神上。不管吴站长如何多次暗示不可以调查余则成，不管自己的本职工作如何繁忙，只要余则成表现出一点可疑之处，李涯都会抽出时间、精力加以调查，哪怕为此换来上司一次次的责骂、一次次的受辱。正是因为李涯对“信仰”的执着，有的观众甚至说：“见到李队后，我终于明白，原来信仰这种东西是多么的强大，又是多么的迷人，让人拥有义无反顾的力量。”[33]并把李涯比作“西西弗”式的英雄人物[34]。

　　不过有趣的是，虽然观众们在李涯身上看到了信仰力量的强大，但这种信仰恰恰因为其单纯而显得并无实质性内涵。正如一位“牙签”所说的，李涯“因为太过锋芒被上司穿小鞋，被同事排挤。其实他做错了什么?只不过是专心业务因此盖过了一些天天无所事事的人，只不过是恪守制度不徇私情。难道，不是每个人都该做到这些吗?为什么，做到的人受到的奖赏反而是做不到得人疯狂的打压?”[35]从“专心业务”、“恪守制度”以及“不徇私情”等表述来看，李涯的信仰似乎只是恪尽职守的职场伦理，并不包含其作为一个国民党特务所负载的意识形态内涵。

　　与此可以作为参照的是《潜伏》的观众纷纷把这部电视剧当做“职场教科书”，津津乐道其中的职场“厚黑学”。陆琪在此思路下创作的《潜伏在办公室》在短短一年之内即卖出五十万册，此后又派生出《〈潜伏〉中的职场智慧》、《职场潜伏心理学》以及《潜伏读出的潜规则》等效颦之作，这类解读的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陆琪眼中，“《潜伏》并不是间谍片，而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职场教程”[36]。余则成的故事也并不是一个坚贞忠诚、机智勇敢共产党地下工作者深入虎穴，历经各种磨难，战胜无数困难最终取得革命胜利的故事;与之相反，那只是一个办公室中的小人物利用自己的谋略，挑拨同事之间的关系，获取上级领导的信任，并逐渐升官发财的故事。这一点充分体现在一条叫做《每个人都要有大志，就算要毁灭世界也可以》的办公室法则中：

　　

　　胸怀大志是做主角的首要条件。

　　譬如余则成的信仰，站长的贪钱，马奎和陆桥山要当副站长，李涯为了党国事业，这些都是大志，而有理想存在才能为此奋斗。

　　在职场上，你若没有一个奋斗目标，就不可能进取的往上爬，到最后只能沦为龙套，成为别人的牺牲品。

　　所以不管毁灭世界，还是成为第一首富，你都必须心存志向，以此为目标。[37]

　　这条办公室法则把余则成所追随的共产主义信仰、吴站长所信奉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利益原则、马奎和陆桥山所追求的荣华富贵以及李涯对国民党政府的赤胆忠心、“毁灭世界”以及成为“第一首富”，都被统统化约为没有任何差别的“大志”、“理想”。而这些“大志”和“理想”所最终要成就的不过是一个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过程中的“成功人士”。

　　在职场伦理的意义上，余则成和李涯恰恰代表了办公室政治两种截然相反的典型。前者只为升官发财，不择手段的往上爬;而后者则恪尽职守，是所有老板梦寐以求的好员工。不过值得我们玩味的是，虽然陆琪介绍余则成“职场成功之道”的书“火遍大江南北”，其中不乏对李涯这类员工的挖苦讽刺。但真正为电视剧观众所爱戴的却正是那位“不求立功受奖”的李队长。

　　由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电视剧《潜伏》在意识形态运作最为成功的一点，就在于它把各种截然对立的“信仰”（如共产主义、三民主义等）顺畅的改写为对资本主义社会职场伦理的尊重和拥护，而这一改写又在不知不觉中为观众所接受。

　　电视剧《潜伏》在“信仰”问题上所呈现出的复杂性，显示出新世纪以来谍战片热潮所蕴涵的多重意识形态运作。一方面，文化主管部门以罕见的方式对这部电视剧予以高度赞扬，将它的热播视为“主旋律”重新受到观众认可的标志。而另一方面，《潜伏》的主创人员则试图在这部电视剧中延续了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流行的“去政治”式的历史哲学，采取与“官方”不合作，甚至对抗的姿态。然而在新世纪的历史语境下，这两种相反的意识形态运作却各自呈现出暧昧的一面。

　　

　　《潜伏》的主创人员因为觉得以“去政治”的方式塑造余则成这个人物“有敏感的东西在里面”，主动将这部分情节加以删削，并多次在播放过程中修改结尾。这一事实无疑表明，导演姜伟在面对表达政治意识和通过审查、获得商业成功的两难选择时，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后者。

　　而文化主管部门对这部剧的“热捧”，则有一个不能忽视的背景——建国60周年。在《潜伏》刚开始推向市场时，出品方广东南方电视台并没有将其作为“献礼剧”加以宣传。只是在这部电视剧受到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由衷热爱后，文化主管部门才将其作为“献礼剧”的典型来推广。因此，与其说有关部门看重电视剧中的“信仰”故事，不如说他们更重视《潜伏》的社会影响力。

　　而更加耐人寻味的则是观众的反映。正如上文所分析的，《潜伏》中的信仰被观众填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职业伦理等内涵，从而一方面将“主旋律”式的意识形态宣传消解于无形，另一方面则使得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流行的对于“官方”的抵抗与不合作姿态被成功解构，变为一种无效的意义实践。这一现象表明，新世纪的中国观众不再像八、九十年代那样选择一种拒斥“官方”的姿态，也没有完全认同于主流意识形态宣传，而是将自己的身份认同定位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兢兢业业、恪尽职守的职场成功人士。

　　从这个角度来看，《潜伏》中的“信仰”正像余则成的间谍身份一样多变莫测，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表述与“去政治”式的历史表述的失效，似乎暗示着一种新的身份认同正在浮出水面。

　　1、王彬彬：《禁欲时代的情色——“红色电影”中的女特务形象》，《雨花》2009年第2期。

　　2、同上。

　　3、素素：《各有因缘》，《平生情意》，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

　　4、这里使用的“去政治化”一词借用了汪晖先生在《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一文中的观点。

　　5、傅迪：《“禁欲时代的情色”与卑琐心理的自白》，《中华魂》，2009年第1期。

　　6、刘小枫：《我们这一代人的怕和爱》，《这一代人的怕和爱》，华夏出版社，2007年1月，

　　7、如《末代皇帝》等。

　　8、http://culture.163.com/06/0331/17/2DIDR36S00281MU3.html

　　9、参见贺桂梅：《人道主义思潮及其话语变奏》，《人文学的想象力》，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

　　10、http://ent.sina.com.cn/v/2004-04-21/1103371027.html

　　11、近年各大电视台播出的谍战剧中有大量剧作是对50-70年代谍战片的改编，如《英雄虎胆》、《保密局的枪声》以及《敌营十八年》。而某些号称原创的电视剧如《潜伏》在情节上也从《永不消逝的电波》、《保密局的枪声》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谍战剧如《春天的十七个瞬间》、《无名英雄》等中抽取了不少元素。而电影《风声》的两位导演虽然可以强调自己并未借鉴国产早期谍战片，但高群书导演也承认“早期的‘反特片’……留在我脑海中的印象已经够用了”。虽然谍战剧改编的母本未必在社会主义文化上有“红色经典”那样崇高的位置，但创作这些谍战剧的基本思路则与“红色经典”改编剧有相似之处。因此我们可以被理解为对“红色经典”改编剧的轮回。

　　12、http://epaper.tianjinwe.com/cskb/cskb/2006-12/28/content_111555.htm

　　13、于音、吴金玲：《〈潜伏〉成谍战剧新宠“潜”进去被征“伏”》，2009年4月13日《新闻晚报》。

　　14、王止筠：《陈国富：〈风声〉观照极端环境下的人性》，2009年9月24日《中国电影报》。

　　15、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陈强、张永强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3月第2版。

　　16、戴锦华：《〈青春之歌〉——历史视域中的重读》，《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

　　17、张先国、万一：《主旋律赚足收视率——〈潜伏〉是部没有泡沫的影片》，2009年4月17日，《新华每日电讯》。

　　18、《〈潜伏〉：谍战剧的一大突破》，2009年4月28日，《文艺报》，第5版。

　　19、黄冲、黄荷：《潜伏的信仰浮出我们的水面》，2009年5月2日，《中国青年报》。

　　20、同上。

　　21、《无底深海说潜伏》，北京电视台。

　　22、戴锦华：《谍影重重——间谍片的文化初析》，《电影艺术》，2010年第1期。

　　23、同上。

　　24、《〈潜伏〉创事纪》，姜伟、华明，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8年12月。

　　25、高小立：《〈潜伏〉好看在哪儿》，2009年4月23日，《文艺报》。

　　26、《广电总局高度评价〈潜伏〉》，《广告人》2009年第6期。

　　27、Miro1983：《一个李涯倒下去，千万个小狐狸站起来》，http://tieba.baidu.com/f?kz=725087831

　　28、黑色chalice：《知君用心如日月》，http://tieba.baidu.com/f?kz=728258570

　　29、整编74师师长：《永远的李涯》，http://tieba.baidu.com/f?kz=715100393

　　30、可爱的绿树：《为了李涯看潜伏》，http://tieba.baidu.com/f?kz=724841609

　　31、XUNING0426：《李涯：深陷迷局的殉道者》，http://tieba.baidu.com/f?kz=730950627

　　32、可爱的绿树：《永远的白衬衫》，http://tieba.baidu.com/f?kz=728221092

　　33、黑色chalice：《牙签~》，http://tieba.baidu.com/f?kz=724776395

　　34、Liarneverlie：《一个人的西西弗——献给李涯》，http://tieba.baidu.com/f?kz=587164589

　　35、酷乐布丁：《梦醒人独醉，残留一滴泪——李涯》，http://tieba.baidu.com/f?kz=665073512

　　36、陆琪：《“余则成”叫你办公室生存法则20条》，http://club.china.alibaba.com/forum/thread/view/119_26449006_.html

　　37、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