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曲)目介绍

　　        粤剧剧目数量众多，题材广泛，岭南文化色彩浓烈，且善于吸收外地、外国优秀文化艺术为己用，其思想内容和编剧手法与时俱进。据粤剧史家的不完全统计，粤剧在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积累了一万一千多个传统剧目和新编剧目，其中的优秀之作，为各个历史时期粤剧艺术的革新，为名戏班、名艺人的艺术风格和艺术特色的形成，提供了先天条件。此外，还有数量相当可观的一批没有文字剧本的“提纲戏”，由历代艺人口传身授流传下来。

　　 

　　一

　　        粤剧传统剧目十分丰富。大致由四方面组成：一是源自宋元南戏、元明杂剧及明清传奇剧目，如《西厢记》、《搜孤救孤》、《李仙刺目》等。二是“外江班”入粤时带进来并在本地流传的剧目，如“江湖十八本”等。三是广府班艺人吸取外江班本、提纲戏，在艺术实践中反复加工、重新编排所形成的剧目，如“新江湖十八本”、“大排场十八本”等。四是根据本地民间传说、地方掌故、稗官野史编成的剧目，如《梁天来》、《王大儒供状》、《山东响马》等。

　　        传统剧目主要是反映帝王将相、草莽豪杰、才子佳人以及村巷闾里人们的生活际遇，其中大量剧目反映了人民的思想感情，具有鲜明的人民性，但也有不同程度的封建说教。由于受社会现实影响，戏班在不同历史时期上演传统剧目时，其题材选取的侧重点和思想内容的倾向是有所变化的。如清道光、咸丰年间，广东的民族矛盾和阶段矛盾日深，各地经常发生农民暴动，影响所及，广府班编演了很多官逼民反、上山聚义、劫富济贫、除暴安良的剧目，如《黄花山》、《黄彦章撑渡》、《大反鸡林国》等。清人俞洵庆在《荷廊笔记》中说：“本地班之戏，最足坏人心术，而粤东之多盗，半由于是。”俞是清廷的卫道者，他的话正好反证此类戏起到了鼓舞人民向清朝统治者作斗争的作用。

　　 

　　二

　　        清末民初，粤剧出现了被称为“开戏师爷”的专业编剧者。一些文人学士感于时政也参与到编写剧本的行列中来。有才华的艺人兼职编剧也日渐增多，新剧目的创作日益活跃。

　　        广东是辛亥革命运动的策源地，革命志士运用包括粤剧在内的戏剧形式进行革命宣传鼓动一时成为风气。为了使古老的粤剧艺术适应这时代的需要，兴起了从剧目入手的粤剧改良活动。晚清，一代学者运用传统杂剧和粤剧班本的形式撰作了一批案头剧本，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主张，如《新罗马传奇》、《广东新儿女传奇》等。辛亥革命前后，一批新学志士和志士班演员，撰写改良新剧，组织志士班粉墨登台。粤剧职业戏班群相仿效，从搬演到编演有爱国倾向、反映现实社会生活的新剧。在辛亥革命前后近二十年间，产生了一批表现辛亥革命时期的重大事件，以及以移风易俗、激励爱国为宗旨的新剧。其题材大概有四类：一是歌颂历史上英雄人物，宣扬爱国主义，激发人民起来反对清廷封建统治。如《文天祥殉国》、《袁崇焕督师》等。这类剧目中有些原是传统剧，但改编时注入了新思想。如人寿年班于宣统元年（1909）编演的《岳飞报国仇》，因其强烈感染力而被《中国日报》赞誉为“石破天惊”。二是反映现实革命斗争，号召人民投入反清运动，如《温生才打孚琦》、《徐锡麟刺恩铭》、《云南起义师》等。三是反对封建迷信和烟（鸦片）、赌、嫖陋习。如《盲公问米》、《与烟无缘》、《赌仔回头》、《嫖客自叹》、《警晨钟》等。四是揭露贪官污吏的腐败和剥削阶级的罪恶，同情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如《地府革命》、《骂城隍》、《贼官现身》、《虐婢报》、《火烧大沙头》等。这场由志士班首发，有广大粤剧艺人参加，以剧目为中心的粤剧改良活动，对粤剧艺术从内容到形式的变革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不仅促进粤剧在表现题材时更加灵活多样，还由于地方题材剧目大都以广州方言俗语和广东地方音乐元素入剧，从而使粤剧的地方化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省港班兴起后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文化对我国的影响剧增，“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潮迅速传播，市民阶层的审美情趣发生了变化，对粤剧的传统题材和古朴的艺术形式渐不满足。粤剧自身也面临各类艺术品种尤其是电影的挑战、冲击，甚至一度出现危机。为了求生存，谋发展，以及戏班争取更大利润的需要，一场粤剧变革求新的热潮便应时而起。而首当其冲的便是剧目。当时各戏班争相网罗编剧家，竞相编演新剧目。太平剧团专门设立编剧部，开启了建立粤剧编剧机构的先河。当时的专业编剧工作者以及艺人和其他文化人兼任的编剧工作者多达近百人，湧现了一批很有才华的优秀编剧家。他们发扬志士班时代粤剧改良的精神，吸取话剧、歌剧的分幕、分场的编剧方法，并根据艺人的艺术特色“因人写戏”，或改编传统剧；或把传统提纲戏整理成曲白齐备的剧本；或采撷历史故事、神话故事、民间传说以及现实生活故事编写新戏；或将外国电影、戏剧、小说和其它剧种的剧目改编为粤剧。新编剧目数以千计，粤剧舞台上琳琅满目。代表一时风气的剧目有《泣荆花》、《姑缘嫂劫》、《白金龙》、《苦凤莺怜》、《佳偶兵戎》、《海盗名流》、《贼王子》、《璇宫艳史》、《刁蛮公主戆驸马》、《神经公爵》、《斗戏姑爷》、《胡不归》等等。这些新编剧目的题材和思想内容大都具有贴近时代、贴近民众，千方百计满足观众变化着的艺术欣赏情趣和审美要求的特点，即使是改编自外国作品的剧目如《白金龙》、《璇宫艳史》、《贼王子》等，也都是借外国题材、异域生活，经过民族化的处理，反映当代中国人的思想感情，意志愿望，以达到惩恶扬善、移风易俗的目的。这个时期粤剧艺术发生的一系列重大而深刻的变革，同剧目创作的这些特点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九·一八”事变至抗日战争期间，粤剧界激于民族大义、爱国热情，编演过不少讴歌爱国、斥责汉奸，反映人民抗御外敌呼声的剧目。如觉先声剧团编演的《岳飞》，以及《貂蝉》、《王昭君》、《杨贵妃》、《西施》等“四大美人”戏。该团在1938年演出《貂蝉》时的说明书上写道：“欲国不亡，先振人心，戏剧更负社会教育之重责，系哀乐盛衰之机枢，欲使吾民兴爱国之热忱，挽狂澜之既倒，不有斯作，何认洽衷，观者取其正义而扩其精神，抗战兴邦，赖此多关。”可见其创作演出的目的显然是为了配合抗日战争的。太平剧团在香港沦陷前编演《洪承畴》等剧，在剧中痛斥无耻卖国投敌的行经。万年青剧团编演《十万童尸》，借古喻今，用《赵氏孤儿》的故事，影射日寇惨无人道地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总之，这个时期粤剧艺人编演的表现爱国抗日思想的剧目，多不胜数。抗日战争胜利后，影响比较大的新编剧目有具有讽刺时政含义的《甘地会西施》以及《情僧偷到潇湘馆》等。

　　        20世纪20至40年代，粤剧剧目题材广泛，数量甚多，但一些戏班为了在艺术商品化的激烈竞争中吸引观众，并在不良的社会风气影响下，也粗制滥造了不少从内容到形式都甚为低俗的剧目。

　　 

　　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重视粤剧事业。艺术团体和编剧工作者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指引下，贯彻执行“现代剧、传统剧、新编历史剧三者并举”的剧目政策，对传统剧目在批判地继承的基础上进行整理改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一批传统戏成为保留的优秀剧目。在新编历史剧方面，也编演了一批较有影响的优秀剧目。创作的现代戏剧目，题材广泛，数量可观，其中不乏精品。建国前已成名的老一代编剧家笔耕不辍，建国后又涌现了一批新一代编剧工作者。

　　        50年代初期，粤剧滥编、滥演的问题比较严重，不少演出剧目粗制滥造，内容芜杂。有关部门在“改戏、改人、改制”工作中，组织力量，对旧有剧目进行审查，鉴定了准许演出、经修改才准上演和暂时停演的剧目。与此同时，编剧工作者积极投入当时称为“新粤剧”的剧目撰作，为农村土地改革、城市民主改革、移风易俗以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宣传教育服务，也促进了粤剧舞台的净化。新粤剧一部份根据北方解放区的流行剧目改编，如《九件衣》、《白毛女》等。更多的是根据现实生活题材编撰，如《珠江泪》、《愁龙苦凤两翻身》、《牛仔裤》、《三打节妇碑》、《木头夫婿》、《翻身雪恨快人心》、《李新玉》等。

　　        1953年，在粤剧剧目工作上，提倡作家深入生活，勤奋读书，钻研技巧，在创作中坚持从生活出发，反对粗制滥造，反对每个戏必须拼凑“六条台柱”同时登台的形式主义。从1953年至1957年间，先后整理出《二堂放子》、《平贵别窑》、《昭君出塞》、《苦凤莺怜》、《秦香莲》、《梁天来》、《马福龙卖箭》、《三帅困崤山》、《七状纸》等优秀传统剧目；创作改编了《搜书院》、《柳毅传书》以及《红花岗》、《刘胡兰》等优秀的历史剧和现代戏。发掘传统剧目工作也颇见成效。1954年，广东省、广州市戏改会派出粤剧传统剧目工作小组，到粤西搜集记录粤剧传统古老剧本《闵子御车》、《贺寿》、《三娘教子》、《附荐何文秀》等一百二十三个，从中挑选三十个剧目分十集出版了《粤剧传统剧目丛刊》。广州市群众艺术馆也组织老艺人挖掘演出了《白门楼》等三十多个传统折子戏。

　　        1958年到1965年，粤剧剧目工作道路曲折，但成果可喜。受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的影响，编剧人员心有余悸。1958年又受“大跃进”放文艺“卫星”和“以现代戏为纲”口号的影响，粤剧舞台剧目贫乏，色彩单调，质量下降。1959年周恩来总理作了《关于文化艺术工作两条腿走路问题》的重要讲话。随后“现代剧、传统剧、新编历史剧三者并举”的剧目政策得以确立，粤剧剧目重现繁荣。发掘传统工作尤其取得重大成绩。1961年，中国剧协广东分会、广东省文化局联合成立广东省粤剧传统艺术调查研究班，这是粤剧历史上一次动员人力最多，经历时间最长，有组织有计划地对粤剧传统艺术及历史资料进行全面发掘的工作。几年之中，仅就剧目方面就编印了《粤剧剧目纲要》两册，收录了从清代至1949年的剧目纲要1565个；《粤剧传统剧目汇编》25册，收录清代至民国初年剧本132个。广西编剧工作者也发掘整理出418个濒临失传剧目，并编印出版。1962年秋后开始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1963年提出今后文艺工作的主攻方向是“写现代”、“演现代”，于是发掘传统剧目工作无法继续，新编历史剧的创作也停顿下来，1964年中以后，舞台上只剩下清一色的现代剧。在这几年的曲折道路中，粤剧也还产生了一批优秀剧目，如整理传统剧《三件宝》、《赵子龙催归》、《十奏严嵩》、《搜宝镜》（又名《一捧雪》），创作改编历史剧和现代剧《荆轲》、《关汉卿》、《寸金桥》、《李香君》以及《山乡风云》等。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66年，在大批粤剧新编剧目中，《搜书院》、《关汉卿》、《山乡风云》最能体现粤剧创作和改革的成果，是这个历史时期粤剧最优秀的代表作。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十年中，传统剧目不能演出，现代戏创作在“主题先行”、“三突出”、“三陪衬”之类的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钳制下，也只能产生一批概念化、公式化的作品。

　　 

　　四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特别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的改革开放时期，粤剧创作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又开始复兴。

　　        为了繁荣戏剧创作，文化部重新确认“三并举”的剧目政策，国家、省、市文化行政部门和文化艺术团体制订了一系列激励艺术创作的制度和措施，如定期举办国家级、省级、市级的艺术节、会演、调演，建立永久性的国家、省、市三级权威奖项，定期举办羊城国际粤剧节，广州市还成立振兴粤剧基金会。出版部门为作者提供多种多样的作品发表园地。所有这些都为粤剧剧目创作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粤剧编剧工作者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勤于学习，投入生活，出现了思想活跃、创作活跃、勇于创新的局面，创作了一批思想内涵丰富，艺术特色鲜明的剧目，不仅受到观众欢迎，还获得各个级别的奖项。

　　        历史故事剧的创作，遵循唯物史观，注重人性和人民性的发掘以及表现手段的创新，出现了一批立意新颖、多采多姿、生动感人的剧目。如《三脱状元袍》、《梦断香销四十年》、《昭君公主》、《吴起与公主》、《南唐李后主》、《顺治与董鄂妃》、《睿王与庄妃》、《金陵残梦》、《女驸马》、《草莽英风》、《双雄闹殿》等。这个时期，编剧家特别重视广东地方历史题材的创作，《魂牵珠矶巷》、《一代情僧》、《伦文叙传奇》、《锦伞夫人》等剧目，就是其中佼佼之作。

　　        现代戏题材十分丰富，有反映民主革命斗争的作品，如《粤海忠魂》；有用新的视角表现20世纪50年代民主改革的剧目，如《兰苑恩仇》等。多数的剧目则是反映“文化大革命”时期和改革开放后广东、广西的社会生活。由于作者挣脱了形而上学、教条主义、公式化、概念化的思想束缚，在作品中真切而理性地揭示社会矛盾，着意写真实的人，在时代性、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结合上颇有造诣。影响较大的作品有《白燕迎春》、《情系“中英街”》、《土缘》、《月到中秋》等。

　　 

　　五

　　        香港是粤剧流行的重要地区。新中国成立前，香港与内地的粤剧事业融为一体，戏班自由往来演出，艺人相互组班登台，编剧家流动于两地，剧目更是供共同选用的。这种状态到20世纪50年代初才结束，内地与香港的粤剧才各自发展。

　　        香港是资本主义经济高度发达的地区，又是华洋杂处，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华洋杂处。多元艺术的竞争十分激烈。这种状况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愈加突出。香港的粤剧为了生存发展，既要秉承香港社会固有的中华民族的传统观念和习俗，亦要适应观众在西方文化熏染下的不断变化着的审美情趣，求新求变。因此香港的粤剧剧目除保有与内地一致的共同的文化特征外，在题材选取、思想内容和编剧手法方面具有更强的开放性、融合性、多元性、创新性和商业性。

　　        1949年前后，内地不少人移居香港，刺激了香港娱乐业的发展。戏班纷起，名伶云集，对编剧的需求相应增加。老一代编剧家在编写新戏的同时，还培养编剧新人。这个时期，除上演传统剧和三十年代剧目外，有大量改编自外国电影、歌剧的粤剧剧目，其中较有影响的是改编自意大利普契尼同名歌剧的《蝴蝶夫人》。然而，比较受欢迎的却是苦情戏和感官刺激性强的剧目，如新编的《凄凉姐妹碑》以及《肉山藏妲己》等。这与经历了八年抗战，饱受了战争离乱之苦后，人们对战乱仍有余痛有关。

　　        1952年后，香港由于一度出现了经济不景气以及一批知名艺人、编剧家先后返回广州发展等原因，香港粤剧趋淡。为了扭转颓势，粤剧界从提高剧本质量入手，编写新兴剧目，以图重振班业。首先，编剧家配合剧团逐步采行两小时演出的改班制，把原有的一些剧本去芜存菁，变成两小时内全部演完的“戏肉”，适应香港快节奏的社会生活。另方面，配合伴奏乐队体制和舞台的灯光、音响、美术的革新需要进行编剧，剧本为各项艺术革新留下合理的空间。而最为重要的是编剧家因应观众欣赏心态的改变，以新的视角选取历史故事题材，提炼蕴含时代意味的思想内容，并根据主演者的艺术特色，编写了一批文学性较强，桥段引人入胜，曲牌顺畅，唱、白通俗又富文采的剧目，其中以生旦为主角的爱情戏和家庭伦理剧居多。从50年代中期以后的近二十年间，香港的粤剧市场虽然是盛衰交织，但这个时期所产生的优秀剧目，却影响深远。如《帝女花》、《紫钗记》、《再世红梅记》，这三个为“仙凤鸣”、“雏凤鸣”剧团撰作的剧目，对这两个剧团艺术风格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一经上演，就深受观众欢迎，其影响还远播东南亚和美洲的粤剧艺坛，数十年历演不衰。此外，《万世流芳张玉乔》、《梁祝恨史》、《一把存忠剑》、《光绪皇夜祭珍妃》、《双仙拜月亭》、《雷鸣金鼓战茄声》、《凤阁恩仇未了情》、《无情宝剑有情天》、《碧血写春秋》等也是各具特色，颇有影响的剧目。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香港的粤剧事业受内地改革开放和粤剧团体艺术改革成果的积极影响，香港回归后，特区政府又加大了对粤剧事业的支持，出现新的气象。这个时期，香港成长起新一代的编剧家，粤剧名伶也积极投身编剧。一方面，更加重视对粤剧传统艺术的继承，着力挖掘传统剧目，利用民俗文化节日，连年搭台演出“神功戏”，把已多年少演的《玉皇登殿》、《香山大贺寿》、《天姬送子》等传统例戏搬上舞台。1992年，又策划举办“两广南派粤剧汇展”。与此同时，进行探索性、创新性的剧目创作，产生了《唐宫恨史》以及根据莎士比亚名剧《马克白》改编的《英雄叛国》和根据同名京剧改编的《曹操与杨修》等剧目。

　　        20世纪60年代以来，香港学术界和粤剧界合作，开展了包括剧目在内的粤剧艺术研究和资料搜集工作，出版了一系列著作和资料集，对粤剧的继承优秀传统，开展改革创新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