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轶峰：明清史的大时代特征与明清史研究基本问题

　　

　　

　　本文作者赵轶峰教授

　　摘要

　　明清中国处于人类历史深刻转变的“大时代”，中国自身历史主题与全球历史变迁主题交融纠结，呈现空前复杂局面。研究这样一个特殊时代的历史，现代性发生、帝制时代收结、中华文明内聚运动构成基本问题系列。现代性起源研究需对现代性本身做清晰界定，清理各种“中心主义”，呈现明清现代性发展的表现与特点，探索现代性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帝制收结研究需厘清明清国家体制功能与政治文化特征，阐释经济体制与发展水平，呈现社会组织方式与生活情态，评析时人价值与信仰方式及知识状况，解释该时代“盛世”之含义。中华文明内聚运动研究需考察该时代中华文明的空间布局与结构、藩封体制、族裔认同、国家整合，以及前述各项的交错关系。基于明清史学科特性，相关研究应注重实证考察，积极借鉴社会科学而不追求社会科学化，宏观与微观研究并重。作为已经国际化的一个学术领域，明清史研究需承担理解当下人类处境的部分责任，为重新审视当下时代人类社会基本制度之合理性基础、局限与潜能提供一些历史经验资源。

　　关键词

　　明清史；大时代；现代性；帝制；文明聚合；方法论

　　明清史研究明、清两个王朝统治时期的中国历史。把明、清两个王朝作为一个时代来研究，主要着眼点在于社会演变，不在王朝兴衰，因而明清史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根本上说，是关于一个特定时代中国人民、社会、国家各方面经验的综合史，不是王朝断代史。传统史学偏重的王朝国家政治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远不是全部。作为一个长达五个半世纪的历史时段，明清承前启后，在中国历史上是几千年帝制终结的时代，在世界上是早期全球化发生发展的大时代。这个时代去今不远，是现代中国所由形成的直接背景和基础，因而是理解现代中国要最低限度上溯而及之的时代。业师李洵先生一向主张对明清史做通贯的研究，把明清时代看作中国历史上一个“独立”的时代。他指出：“这是中国古代社会与近代社会的结合部。在这个时代发生了中国古代文明与近代文明接轨的尝试，中国与世界接轨的尝试，东西文明文化统合的尝试，以及新旧社会相递变的尝试。这个时代的历史不应该仅仅被理解为明清两个朝代的历史，也不是习惯上常说的那种‘断代史’，而是一个特殊的作为一个整体时代的历史。历史上的朝代兴亡是一回事，具有特定历史过程内涵的时代是另外一回事。”因而，他主张持一种“明清学”的意识来研究明清史。

　　

　　李洵著《明清史》

　　明清时代留存的文献、遗存特别充沛，可以展开非常具体、细腻的各类研究。由于文献、遗存丰富，也由于该时代的语言、习俗、文化对于当代中国人说来比更早时代易于理解，明清史是最有条件用常知常识（common sense）加以直接理解的一段历史，并非必须依赖掌握“绝学”的少数专家辗转诠释才能间接理解。这意味着，明清史与现代人的思想、观念紧密对接，现代学术的绝大多数方法在关于这个时代的研究中都可以适用——这是历史学能够全面施展其认识功能的领域，也是最能有效运用跨学科理论与方法的领域。与此相关，明清史在当下已经是高度国际化的历史学分支，与之相关涉的理论、思想、研究范式层出不穷，国际化的争鸣也分外热烈。在这种情况下，整体地审视一下明清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的基本特色与基本问题以及相关理论方法的特点，应该有助于充实明清史研究的学科体系。本文就此提出一些初步看法，期待同仁指正。

　　

　　李洵

　　一、明清时代的特殊性

　　明清中国处于人类历史上深刻转变的一个“大时代”。这是中国现代社会之前的最后一个历史阶段，也是早期全球化和早期现代化发展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国社会的种种发展变迁卷入了全球大变迁的宏大历史过程，中国自身特有的历史主题与全球历史变迁的主题交融纠结，在中国历史上呈现出空前复杂的历史画卷。明清作为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既是中国性的，又是全球性的。从偏重特殊性的角度来看明清时代的历史主题，可以看到三个基本线索：中国现代性的发生、中国帝制时代的收结、中华文明内聚运动的基本完成。从一般性角度看，则明清时代延续着先前时代乃至整个中华文化传统推演下来的大量制度、观念、生产和生活方式。特殊的宏大历史过程并不包容全部历史现象，但可以作为把握这个时代特征的主要着眼点。

　　（一）现代性的发生

　　中外学术界对现代性（modernity）的含义曾经做出大量阐释，其中包含许多分歧，但分歧并不掩盖共性，现代性毕竟是被作为一个从特殊性角度来界定与工业化时代之前社会不同的当下社会之基本特质的概念来使用的，是着眼于与前现代社会差别的对现代社会基本属性的概括。现代化（modernization）则是从历史演进着眼来看的现代性展开过程，其核心内涵与现代性一致。即使现代性可以呈现为多少相互差异的具体面貌，但是在以下方面应是共同具备的：发达的市场经济体系、机器制造业为基础的产业体系、公民拥有主导权的独立且开放的政治制度与法律体系，以及与前述经济、政治、科技、社会状况相适应的系统化的价值观、世界观和思想方式。这些方面在历史上是相互关联地发生、发展起来的，是一个整体性的系统。因而，考察现代性的发生，必须注重社会的整体结构，而不能满足于找寻性质上与现代社会某些单一要素契合的社会成分。对于历史学说来，实然历程比逻辑可能性更具根本意义。所以，现代性发生问题既是一个关于属性的问题，也是一个关于结构、趋势与经验的问题。

　　

　　

　　几乎所有人文社会学科都要面对现代性问题，历史学研究的特殊角度是，辨识、阐释、呈现其在特定社会体系中的经验历程。其实，虽然现代性要在稍晚时候才成为高频率使用的概念，但中国现代史学在发展的早期就已经开始探索这一问题了。20世纪30年代展开的社会史论战，在主要讨论当下中国社会性质及其历史渊源的语境中，探讨的核心问题其实就是历史上的中国社会与当时认识的现代社会的关系，以及如何全面走向现代社会的问题。当时研究的目光从国家起源、亚细亚形态、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表现及其分期，及于资本主义社会因素在中国历史上的表现等等。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大多数历史学家认同了中国曾经发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而且绝大多数学者认为明清时代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生和发展的历史时期，也即中国现代性发生的时代。围绕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追问与阐释，主导中国大陆学术界明清史研究30余年。在此期间，西方学术界虽然既不采用也不支持“资本主义萌芽”为核心概念的研究，但是因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其实是考察现代性发生问题的一种路径，西方学术界关于现代中国源起问题的大量研究在基本问题指向角度看与中国学术界的研究其实是一致的。正因为如此，在“资本主义萌芽”概念使用频率降低的情况下，关于现代性发生问题的研究很快形成新的热潮，而且成为中外明清史研究交流对话的一个热点。

　　卷入世界大变迁的明清中国直接孕育了现代中国，明清史研究的基本目标之一，就是认识现代中国的缘起。如果不能阐释现代性在明清中国的情状，就无法透彻说明历史中国与当下中国如何关联，无法说明现代中国的社会特色。当然，研究现代性并不意味着认为现代性是绝对合理的或者是一切历史的归宿。在这个问题上，后现代主义批判思潮已经对将现代性绝对化的观念进行了深刻反省，揭示了现代性本身的诸多矛盾和局限。现代性要被作为一个特定时代的历史经验问题来看待。这段经验深刻改变了人类社会的面貌，相关的研究迄今尚未完成。明清史中的大量史事在现代性的视角下可以展现出深刻的意义。

　　

　　彭慕兰著《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

　　（二）中国帝制时代的收结

　　现代性发生是明清时代一项重要历史内容，但绝对不是全部内容。明清中国是更早时代中国文化精神、制度体系、社会结构与习俗推演出的新的一幕，其中大量内容不在现代性范围，或者与现代性关系模糊不清。立足于中国社会自身演变经验来看，明清中国最具有涵盖性的历史过程是帝制时代的收结。帝制时代上承与欧洲轴心期时代对应的春秋战国时代，下接现代社会。作为如此漫长的帝制时代的最后一个历史时段，明清时代实际呈现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筛滤累积下来的最后状态。明清史既是帝制时代的收结期，也就是整个中华前现代传统的收结期，这是从结果来回溯整个前现代中国历史而做通体透视的最佳节点，中国历史上任何其他时期都不具备这个特点。

　　帝制是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大变革的直接后果，其在国家制度方面的主要特点是以郡县制、官僚体系、皇帝制度为核心的中央集权体系。中国历史的一大特色就是国家系统的优先发展，国家权力体系界定社会、经济、文化各种基本关系，中国的土地制度、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乃至文化形态此时都与帝制国家体系构成顺应性的结构关系。因而帝制之内涵是综合性的，是一个关于社会基本形态的概念，而不是仅指国家机关类型的概念。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20世纪初，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反复的政权更迭、聚散离合，但是社会基本组织方式皆以前述帝制为权力框架。这种体制在中国历史上绵延两千多年，明清两朝约占其最后四分之一的时长，是帝制体系之组织功能、文化精神达到顶峰，中国传统文化也达于极致的时段。因而，明清是观察中国历史内在逻辑的具有特殊意义的时代。

　　帝制不等于帝国。帝国作为一个概念附带强力扩张性的含义，主要通过对外政策加以界定，帝制则是从国家内部组织方式角度界定的。帝制体系可能具有扩张性，也可能不具有扩张性，这在中国历史上各有事例。这种体制在中国历史上能够延续两千多年之久，根本原因在于其比单纯的奴隶制或者封建制都远为复杂，且社会统御力更为强韧。这种体制在文化精神方面，主要依托于儒家思想为主的观念体系，在公共权力管理方式方面，采取中央相对于地方、国家相对于社会的集权体制，在政府机关组织架构方面，采取皇帝—官僚—郡县三足鼎立结构。与此相应，其社会精英以专业化的国家管理人员即官僚士大夫为主体，而非以世袭贵族为主体。在这样的基本结构需求基础上，衍生出培育和选拔职业官僚的学校——科举制度、从中心到边缘控制力辐射递减的藩服与朝贡体制、社会基层利用宗法纽带和自然社区组织起来的融合纳税、治安、互助综合功能的乡里组织等等。这一体制在明清时代还在相当完整地发生社会组织功能，而且可以看到很多方面在继续发展。在这个意义上说，明清中国社会绝不是停滞或者凝固的。明清时代中国的社会结构与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卷入全球现代化发展、与西方社会发展潮流对接后发生什么。即使在19世纪中叶的剧烈冲撞和社会转型一百多年之后，那种历史基本情状仍然构成当下中国社会各种演变机制的远因，所以，明清史研究必须要系统查考和呈现明清时代国家体制与社会结构的演变经历与情状。

　　

　　1909年的末代皇帝溥仪（右）与其父醇亲王载沣、弟弟溥杰

　　（三）中华文明内聚运动的收结

　　现代中国是经由漫长的文明聚合运动而形成的国家。这并不是所有现代国家形成的唯一道路，许多历史上的文明共同体在演变过程中中断、解体、重构、被征服，许多文明在进入现代国族国家状态间发生分化重组，通过单一民族社会组织的国家化进入现代国家状态。以往历史学在阐释现代国家形成理论时，主要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形成的经验作为基准，对通过文明聚合运动形成的现代国家阐释不足，甚至视为另类。这是中国历史学要特殊努力的领域，也是明清史研究的主要论题。

　　文明有两种基本含义，一是作为性质，指与野蛮相对应的社会属性，包括制度的、伦理的、行为意义上的社会属性；另一个是作为社会共同体，如称中华文明、玛雅文明、安第斯文明、西方文明、基督教文明、阿拉伯文明等等。所有这些文明都大于国家，都包含变化的内部格局，同时也具有制度、文化共性特征和内部依存性，从而与其他文明相区别。人类前现代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文明体系发生作用的格局中展开的，但是现代史学理论伴随现代国族国家理论一起兴起，当国家理论被用来作为回溯前现代社会历程的概念框架时，文明在历史上曾经发生的结构性意义被严重淡化，历史上由文明聚合而形成的现代国家之历史的逻辑也难以得到充分的阐释。只有当现代国家理论难以说明当代人类处境中的某些问题时，文明才被某些人寻找出来作为分析的工具。现代中国是一个文明共同体整合而来的国家，其形成的原理和某些特性需要运用文明视角结合现代国家理论来加以说明。

　　

　　塞缪尔·亨廷顿著《文明的冲突》

　　文明是比国家更具有持续性的共同体。文明之内可能出现多个政权体系。中华文明的初曙时代，就是无数政权分布的状况，在演进中形成中原核心区，并形成围绕该核心区的文明聚合运动。这种运动的根源主要在于中原区域农业社会和交通条件的优越性。率先发达的农业社会比半农耕社会、采集经济社会、游牧社会更易于积累社会财富，逐渐形成对于其周边地区的发展优势，形成更大规模的国家体系和竞争力。这一运动以亚洲大陆为舞台，最适合大规模农耕社会发展的中原地区成为政治聚合的中心区。“问鼎中原”“中原逐鹿”意味着获得中华文明核心区的政治统摄地位。这种统摄权威也是在核心区最为强健，愈到边缘区愈弱化。所以，中国历史上的中原王朝的边缘区经常变动，有聚散有离合，但朝向核心区内聚是总体的趋势。这种运动的突出表现是相对于中原的北方半农耕或游牧社会与中原的贸易、制度文化交流与交融、藩属关系，以及战争。后者，即战争，短时段视野下看是基于差异，长时段视野下看是基于关联，是聚合运动的形式之一。到了明清时代，中华文明的聚合已经进入关键时期。主要在清代，中华文明内聚运动达到了国家行政管理版图与中华文明范围基本重合的程度。这一过程与西方带动的早期全球化、资本主义兴起原无直接关系，是中国历史变迁特有的历程，但到了这个时代也发生交结。明清时代是中华文明内聚运动基本完成的时代，这一运动的每一步推演都伴随着大量社会变迁现象，都在推出中国的新状况，因而明清中国有自身特有的历史主题。由于中国宏观历史经验的这种特殊性，明清中国历史运动不是通过现成理论法则可以推导出来的，是需要通过具体探索相关问题来逐步澄清的。

　　除了前述三个基本线索外，这里有一个额外的问题。在现有历史学分期体系中，明清史包含1368年至1840年共472年的“古代”，和1840至1911年共71年的“中国近代史”。在这样的概念中，明清史连接了两个基本社会形态或者说两个大历史时代。这是其他任何历史断代都没有的情况。这种情况除了进一步确认明清史的特殊性和作为转变时代的性质之外，也带来一些困难。分期法与历史学的领域、专业划分有关。研究明清史1840年以前部分的学者是从事“古代史”的，研究明清史1840年以后部分的学者是从事“近代史”的，而研究古代史和研究近代史的问题意识与方法都有很大差别。这实际上影响到对明清史的整体考察。很多“明清史”著述会在进入“近代”之前止步，不去跨越那个“古代”与“近代”的分界线，研究“近代史”的学者，大多也不深究1840年以前的清史或明清史。近年来，颇有将全清史贯通来编纂的著作，但参与撰写者分任各段者为多。其实，中国史学界采用的“古代”概念偏于宽泛，“近代”以前即1840年以前的时代都被统归“古代”，而西方学术界所说的“古代”（ancient）特指古希腊、罗马时代，其后是一个漫长的“中世纪”（medieval，middle ages）。中西历史多有不同，无需刻意统一用法。但是，研究者应该注意到，“古代”的宽泛用法在语义上提示明清中国的“古代”色彩，甚至可能提示中国历史停滞性或某种古老形态“长期延续”的意识。明清固然不便径称现代，但也不是纯然的“古代”，而是一个大变革时代，是最终走入现代的时代。这个问题涉及学术界已有习惯，不便多议，仅建议相关学者再加推敲。

　　

　　中世纪的城堡图

　　二、明清史研究基本问题

　　明清时代的特殊性使得相关研究必须直接研究一些特殊的论题，否则就无法说明这一学科领域的整体性和问题系统，因而也就无法形成关于这一时代的总体认识。基于前述关于明清时代特殊性的看法，可以直接提出三个方面特殊且又具有基本性的论题，各论题又涉及若干分支性问题。

　　（一）中国现代性的起源

　　如前所述，明清中国处于现代性在全球展开的时代，其与外部世界的关联程度远远超过以往且快速变动。到明清时代的后期，中国发生了历史上空前重大的社会体制和文化变革，塑造了现代中国的基本面貌，也改变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方式。这一宏大历史过程作为明清历史的一大主题，要求任何从总体上就明清史提出看法的尝试，都需要对中国现代性起源和发展问题做出说明，包括阐释现代性在明清时代发生发展的轨迹和命运。事实上，自现代历史学兴起以来，国内外明清史研究的所有重大论说，都以某种方式对这个问题做出回应，也就是说，事实上现代性起源在所有关于明清史的成体系理解框架中都是基本问题。例如，中国明清史研究中讨论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是从经济生产关系中资本主义要素的角度来考察的现代性起源问题。虽然局限于要素或“萌芽”来研究不足以全面阐明现代性在中国的起源和历史命运，但这种研究对于认识明清时代赋税、财政、货币、市场、贸易以及雇佣劳动关系中的新质因素乃至本土经济现代性的样貌有巨大意义。基于这种研究所达到的基本共识之一，是明清中国社会仍在发展而非陷入停滞，这至今是研究明清经济、社会史和中国现代性起源问题的基础。在现代性起源层面来看，中国明清时代经济、社会领域中已经发生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性质可契合的成分，并且具有形成趋势的态势，但是现代性发生是超出经济史范围的问题，需要在经济、文化、政治、社会、思想、科技各个领域都加以实证考察并进行综合来认识的问题。由于西方中心主义长期流行且欧洲现代社会发生先于中国，关于现代性发生的理论都以欧洲历史为参照。此类理论在用来论证中国历史的时候，难免把欧洲历史作为标准、尺度，中国自身历史就被理解成为停滞的。例如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John K. Fairbank）在介绍他自己最后一部著作中关于明清部分的主题时就表达了这样的预设。另如马克斯·韦伯所提出的基督教新教伦理促成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学术，用某种特定宗教伦理决定论来阐释资本主义发生，而基督教新教是西欧特有的信仰方式，展开之后还是一种关于资本主义是西欧历史特殊现象的论说。这种情况在20世纪中后期开始有所改变，沃勒斯坦（Immanuel Maurice Wallerstein）、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王国斌（R. Bin Wong）等人都在尝试创立经济现代性在15世纪前后的亚洲展开的论说，这在突破欧洲中心主义方面有积极的意义。

　　

　　费正清著《费正清中国史》

　　中国现代性起源问题不是一个单一问题，而是一个问题簇，即一系列相关问题的组合。其中最少包括以下问题：

　　1.界定现代性、现代化，并将之与可能混淆、纠结的其他概念加以区分。在这个问题上，以往曾经发生一些需要反思的经历。比如过度聚焦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甚至雇佣劳动关系来找寻现代性，是比较狭窄并与决定论纠缠的方式。再如以生产力水平或GDP来判断社会变迁的趋向和水平，虽在纯经济学意义上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讨论，但在历史学角度看也出于对现代性做狭隘理解的思维路径。现代性比资本主义经济、人均生产力水平外延更宽，是一种综合的社会状况属性。关于明清现代性的研究，必须突破过度聚焦于经济资本主义的思维取向，而将问题域度拓宽。与此同时，还需要防止把现代性概念过度泛化，防止把性质模糊不清的各种变化都当作现代性的表现或者“社会转型”来看待。界定一种论说的核心概念不是拟出定义就完成的事情，需要同时提出阐释性的论说，需要说明诸如“早期现代化”与“现代化”如何区别，现代化路径的差异性中的因果关系，现代化发生的一般条件、机制如何，现代性与资本主义究竟是何种关系，如何看待现代性发生过程中的内生与外烁作用等一系列问题。在这些方面的每一步进展，都可能有力推动明清史研究的深入。

　　2.清理各种“中心主义”。基于现代性起源和发展的不同步性，欧洲中心主义论说曾经占据与现代性相关的各类问题研究的支配性地位。在这种观念主导的研究中，明清中国的历史总体上说是停滞或变态的，思考的方向是中国为什么没有能够与西方同步发展，结论也基本是教训性质的。在现代性是欧洲社会特有产物的论说中，中国的现代性滞后最终会被归结为文化问题，从而接近于一种宿命。还有一些研究者强调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性，致力于找寻资本主义在中国发生的必然性，强调本土也有内生性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这有助于反拨西方中心主义，但是无法解决中国资本主义为何晚于欧洲的问题。历史学是关于已然之事的研究，价值立场并不决定一切。从已然事实的角度看，中国现代性发展成为主导性历史趋势的时间的确晚于欧洲，因而才有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的危机和剧烈社会转型，这种时间差无需否认。西方中心主义的核心问题并不在于其认为西方在某一特定过程中曾经占据主导地位，而在于认定西方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恒定中心，认定西方历史过程是评价人类历史过程的尺度，在于将非西方社会在现代性发生过程中滞后于西方这一事实扩大成为西方文化社会恒定地优于非西方社会的判断，在于对非西方历史经验意义的漠视。通过明清史研究来清理西方中心主义的路径，不在于把中心移位——如把中国或亚洲说成中心，而在于彻底检讨单一文化系统中心主义的逻辑和事实依据，从而更公允地解析非西方式历史现象、过程的发展意蕴。

　　

　　沃勒斯坦著《现代世界体系》

　　3.梳理和呈现明清现代性发展的表现、特点与历程。迄今以来大量明清史研究实际属于这类研究。中国大陆学术界争论多年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就是聚焦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对中国现代性发生发展及其特点的研究。西方学术界主流不采用“资本主义萌芽”概念，但用不同话语方式实际关注了同一方向的问题。因为如此，学术界普遍不再采用“资本主义萌芽”概念之后，“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中的大量实证性成果依然构成明清史研究的有效证据。采用“现代性”为核心概念进行该方向的研究，可以激活原有研究，同时扩展视野，沟通中西学术界的相关进展。这并不意味着研究“现代性”在明清中国的历史表现是比研究“资本主义萌芽”更便捷的事情，相反，这意味着进入更复杂的问题阈。实际上，在人类文明史的较早时代就可以看到诸如商业、货币、雇佣关系、税收、资本、借贷、分工、殖民地，甚至民主政治等等社会要素，问题在于，此类经济元素在没有组合成为支配性结构和趋势的时候，可能与其他社会因素组合而涌向与现代性不同的其他方向。所以，关于现代性发生、发展之表现的研究，需要兼顾要素与结构，而重心应该在结构与趋势方面，如此才可能具体、真切地认识中国现代性的起源。

　　4.探索现代性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关系。现代性发展对于原有的社会说来是一场深刻的变革，传统是否及如何孕育了现代性，或者如何接纳了现代性，中国传统文化遭遇现代性的时候——具体地说就在明清时代，发生了什么，旧传统如何演变成为新传统？这都是无法回避的问题。这类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是儒学、儒家文化与现代性的关系。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狄百瑞（William T. de Bary）、李约瑟（Joseph T. M. Needham）、杜维明、葛兆光等在这方面都做了重要的工作，而尚待考察的问题仍然很多。这种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向是对于民间组织、文化、信仰、习俗、日常生活的研究。近年明清史研究中社会史、历史人类学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为深入探索现代性的社会和民间表现、经验与遭遇创造了更好条件。又如，通过特定的事件、人物、制度、现象等等来考察现代性与传统的关系也是可行且必要的。这种研究背后的重要追问是，现代性社会转变固然是在欧洲率先成为一个连续历史过程的，但如果那并不证明诞育现代性是欧洲文化的专有属性，其他文化、文明与现代性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如何解释非欧洲文化发生现代性的滞后，明清中国遭遇外来强势现代性冲击时所发生的回应、调适、改塑凭依的文化资源究竟是什么？从明清中国的历史演变中可以获得哪些历史经验？

　　

　　李约瑟

　　5.为阐释后发现代性历史经验提供历史背景资源。现代性无论从何而起，毕竟在15世纪以降的几百年间蔓延全球。对于全球绝大多数地区而言，即使存在本土现代性或多或少的准备，但这毕竟还是一种突然来临的社会体制及文化意识改变过程。全世界各地社会在现代性兴起的几个世纪间无不参照现代性的进程而调整了自己或者被调整。在思想学术界早已开始思考所谓“后现代”问题的时候，其实一个更值得研究的问题是如何认识后发现代性的历史经验。这不仅涉及中国，也涉及所有非西方国家。迄今只有依附论者在这方面做了比较深入的思考，但其主要参照，虽然涉及中国，却是拉丁美洲国家，并且把重点放在探讨拉美现代化发展的国际体系困境方面。中国近年的快速发展所依托的背景和资源，与拉美国家不同，且与明清时代留下的遗产有关，也与参酌原发现代性社会经验教训有关。后发现代性究竟具有何种性质和潜力，如何看待后发现代性带来的新局面？这是重要性丝毫不亚于现代性发生问题本身的课题。这种研究当然不是明清史可以完全承担的，但离开明清史的相关研究肯定难以真正透彻。现实与历史是衔接的，现实状况不断向历史研究者提出新的问题和思考方向。从中国后发现代性经验为思考核心来回溯明清时代历史的研究，可能会提供某种关于非欧洲式现代性的知识。

　　

　　马克斯·韦伯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二）中国帝制时代如何收结

　　帝制自秦以降运行两千多年，如何看待其间得失，这是中国历史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梳理、考察、叙述、呈现、阐释这种经验，是中国历史研究应有之义。明清时代，这种体制运行已至最后的巅峰状态，是对之进行综合研究的最佳时段。相关研究范围宽广，以下方面较为突出。

　　1.明清国家体制、政府功能与政治文化。帝制并非一成不变。明清时期的皇权趋于加强，贵族政治在明初、清初都曾回潮，先秦就已形成的丞相制到明初被永久终结，前所未有的内阁制度在明朝俨然成为中枢，八旗在清朝成为支撑皇权的主要军队，明清律法相比前代有所损益，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新局面。明清两代的国家机关组织方式、君臣关系、君权行使的方式、边疆战略、士大夫与宦官等在国家机关中的角色，两朝政治文化气息等等，也在帝制框架内呈现出一些前所未有的新色调。清代还有诸如八旗之类明朝所没有的制度。明清两朝都维系了两个半世纪以上的统治，表明这两个王朝的统治功能最少不低于先前历朝。这意味着，帝制体制的行政功能在明清时代并没有明显降低，没有呈现出自我消亡或自我否定的迹象。因而，我们不能简单预设既有体制在明清时代是处于自我瓦解过程中。在晚清遭遇西方列强直接挑战之后，这个体制的巨大弊端才进入危机状态。在反复尝试的自强、洋务、改革、变法过程中，帝制没有找到其在现代社会中的位置，被迫终结。彼时，推动其终结的革命，远不及明王朝终结时所发生的农民战争更具有暴力性——个中缘由尚无充分解释。晚清的改革与革命，既是审视帝制体系功能、特质、支点、弱点、弹性、局限的轴心性课题，也是研究帝制时代各种结构与成分如何消亡或者嵌入现代社会的基本对象。在把晚清视为“近代”的语境中，改革、现代化、革命是最突出的主题，这有重大意义，但如增加帝制终结机制这一主题，又可以发现许多新的论题，进而实现关于中国帝制体系终结的完整叙述。

　　

　　魏丕信著《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

　　2.明清经济体制、生产方式与生产力水平。经济史是中国现代历史学最重视且成果最丰厚的分支。明清经济史因为资料丰富以及与当代相衔接又是经济史研究的热门，梁方仲、傅衣凌、全汉昇、何炳棣、吴承明、李文治、帕金斯（Dwight H. Perkins）、施坚雅(William Skinner)等名家辈出。在素多累积的基础上，近年明清经济史研究不断出新。以往明清经济史偏重考察生产关系、土地制度、赋役制度、人口，晚近研究更多关注生产力，而且尝试建立明清经济状态与当下中国经济结构趋势的关联。加拿大学者伊懋可提出的明清中国经济“高水平陷阱”论，美国学者黄宗智提出的“内卷”说，彭慕兰提出的“大分流”说，李伯重提出的“近代早期江南经济”说等，都在这方面提出引人注目的主张。基于大幅度增加的可利用文献资料和新的经济学理论，近年关于财政体制、赋税结构、仓储系统、政府财政效能、货币形态与货币供给的研究更为细化。以往的研究强调明清时期封闭的农业经济自给自足性征，其指向是说明中国经济落后的因由。近年的研究则揭示出明清经济的市场面相、经济法规之精神、农商并为基础的性质和半开放的特质等更深层面的情况。此类研究不仅细化和确认了以往明清经济史研究已经看到的明清时代商品货币经济活跃的一般状况，而且进一步揭示出，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帝制国家制度与政策绝非全面冲突，而是形成了非常复杂的契合关系，其间颇有帝制体系与商品经济并同发展的迹象。这些发现，综合起来，其实已经在构成关于明清经济的崭新理解，其进一步深化，可能形成系统性的新看法，甚至可能推出中国经济史的新理论，对现代中国的经济历史溯源提供更贴切的知识参照。

　　

　　黄宗智著《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

　　3.明清社会结构与生活情态。除了经济环境、经济结构外，明清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日常生活情态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结构指处于国家权力机关之外的组织性社会关系，主要包括阶级、社会分层、族群分布、区域差异、城乡关系、性别角色、宗族、社区、民间组织、帮会、乡约、里甲、保甲、寺院、私人企业等等。这些非政府体制的组织性结构与政府体系一起构成社会秩序网络，是社会日常运转中每时每刻发生作用的基本细胞和子系统。生活情态是社会结构与组织日常运行的情况状态。这二者通常被视为社会史研究的对象。但是，以现代学科来区分历史研究领域而划分出来的所谓“专门史”都伴随着特定的视角，因而全都不可过分拘泥。在运行的社会中，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各个领域相互连通，无法彻底分开。比如社会分层（social stratification），既是社会的，也是政治的，也是经济的，也是法律的，还是观念性的。所以，研究明清社会结构与生活情态，既要借助社会学、社会史的理论与方法，也尽可以做政治角度、文化角度的考察，最终都要进入综合的历史叙述中。明清时代那些非官方的社会组织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与政府权力和平共处并接受政府管控，一起演绎日常社会生活的秩序逻辑，但在极端情况下，也与政府对抗，甚至成为社会秩序的颠覆力量。明清社会结构的新异性中，宗族组织活动的普及是一个受到学术界特殊关注的情况，一般将之与儒家文化的下移甚至国家政治领域的一些变动相关联。虽然关于宗族在其发达地区社会生活中的存在形态和组织作用已经有比较详细的研究，但对于宗族分布的不平衡性还缺乏理论化的阐释，对明清宗族繁兴与现代性的关系也没有清晰的论证，宗族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也有待更深入的考察。阶级关系是较早时期明清史研究的一个重点，阶级间的矛盾性曾经被夸大为历史发展的恒定动力，这是有所偏颇的。近年的研究则颇有讳言阶级的意味，连同明清时代多次大规模民间反叛运动也难得有人再加研究，这是矫枉过正。明清社会肯定是以多种方式分层的，阶级差别真实存在，阶级冲突有时非常尖锐。阶级矛盾和社会分层的研究并不需要把阶级斗争设定为恒定的发展动力，还有许多其他的研究方式可以采用。比如对社会分层状况、变动因由和趋向、社会有序与失序的机制等等问题进行考察，都有意义。回避阶级关系和社会分层，实际上无法理解明清社会。明清社会的另一个突出的新异性表现是社会流动性变化。其中既包括人口的跨区域流动、跨职业流动，也包括跨阶层流动。由科举制度提供的纵向流动只是这种社会流动性原因中一个比较传统的机制，由社会身份固化的松弛和市场经济造成的社会分化与重组是更重要的机制。在与社会分层相关的许多问题上，明清两代并不尽是顺向的演变关系，其间有非常复杂的曲折状况。比如，社会分层在清代发生了与八旗制度相应的深化、人的依附关系再度增强。所有时代和所有社会体系中，都有一些在既定体制中比较稳定地拥有国家权威之外的话语权、决定权地位的人群，一般称为社会精英（elite）。明清时期的社会精英一般被认为是缙绅，在野的则称为“乡绅”，这是与科举功名与士大夫身份相关的一种社会身份。学术界对缙绅、乡绅曾经非常注重，将之理解为基层社会支配结构的主要社会成分。近年的研究注意到，在缙绅、乡绅之外，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角色亦很突出，明清时代呈现为一种绅商并为“精英”的结构状态。明清中国是一个地域空间广大的体系，社会结构研究的另一方面是地方社会差异性。关于徽州、华南、华北、长城沿线、西南等地的社会史和历史人类学方式的研究在这方面有很大的突破，尤其是其田野调查所发现的资料可能为未来更深入的研究提供条件。

　　4.明清时人的价值观念、信仰方式、知识状况。明清思想文化的研究历来为学术界重视，无论中西明清史学界，在此方面皆成果斐然。在帝制体制收结的角度来研究这一问题系列，主要追问的是明清时人的价值观、信仰方式、知识状况所显示的中国帝制乃至整个文化传统在抵达现代社会前夜达到了怎样的状况，在观念、信仰、知识与世界大变迁带动的社会大转型之间做一番互视，以求获得对于这一文化传统更深一层的认识，同时获得对中国现代历史命运更深一层的理解。其实，新史学发展起来之后，许多历史研究者已经在做这样的工作，梁启超、章太炎、胡适、鲁迅、萧公权、狄百瑞、列文森都是先驱。李约瑟在完成其巨著《中国科技史》之后陆续写作汇集而成的《文明的滴定》也表达了这种研究意识。他研究的中心当然是科学知识和技术，但他把科学技术置于与制度体系、价值系统、哲学、思维方式交织为网络的视野下来思考问题，因而其著作带来启发。马克斯·韦伯也从儒教、佛教、道教与资本主义契合度分析角度思考了类似的问题。他的方法论虽因夸大伦理的社会变革作用而遭受批评，但是其说包含的那种认为一种新的社会体制兴起必须伴随价值观和信仰方面变革的思想，也是富有启发性的。目前有关明清思想文化知识的研究成果众多，尤其在有关理学、心学、礼仪制度、经世思潮、天学、汉学、中西文化交流、传教士东来、晚清变革思潮方面成果尤多。在此基础上，如果更明确地把握这个时代作为帝制时代收结期的特殊性，相关研究皆可触发新的认识。比如，通过对庶民信仰方式的考察，可以查见其对于经商致富其实认可多于鄙夷，明清庶民伦理与商品经济并无根本冲突，完全可以契合。又如，明清士大夫出处之际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始终纠结，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现实主义作用超过理想主义，儒学虽仍受推崇，但已很大程度上形式化。清代主奴关系意识侵蚀官场，儒家士大夫的理想主义逊于明代，清代有学术而少思想创见与此有关。再如，明清两代皆有就当时而言实现治理高度有效性的君臣，其思想、举措的社会治理意义还可深论。

　　

　　李约瑟著《文明的滴定》

　　5.明清时代的“盛世”。中国帝制时期历代皆有国势足以安边、社会秩序稳定、经济繁荣、政治相对清明、民生相对安谧的时期，以往习惯称为“盛世”或“治世”。明清时代也有此类时期，表面看是历代兴衰治乱轨迹重复上演，但如考虑前文所说明清时代的特殊性，则此时盛世有与前代盛世意义不同处。明代只在前期有几次为时较短且不甚明显的治世，不论，清代出现的持续一个世纪的康雍乾“盛世”，非同小可。这场“盛世”终结时，已经是18世纪末，半个世纪之后就是那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因而这场百年“盛世”的规模、时长和发生的时机意味着，中国的帝制体系虽有层出不穷的弊端，但直至18世纪末也没有发生自我瓦解的过程，因而才可能推出“盛世”，所以倘若没有西方列强的强势冲击，则这种体制还会延伸。这个时代的盛世之所以实现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基础究竟如何，恐与史学界长期概括的明清时代那个封闭、自给自足、小农经济为基础、正在瓦解的“封建社会”未必一致。相关的解释，会对重新认识中国历史发挥重大作用。

　　

　　《时局图》

　　（三）中华文明内聚运动的遗产

　　明清时代正当世界史上所谓现代国族国家（nation state）成为唯一主权国家的时代。这种体系被广泛认同之后，所有不符合国族国家标准的社区、社群、社会共同体都难以顺理成章地宣称独立主权。但是这种国家概念和国际秩序体系有利于单一民族组成国家，不利于包含多民族的国家获得国际认可。如前所述，中国是一个通过几千年文明内聚运动形成的国家，始终是包含多民族在内的共同体。这一内聚运动在明清时代仍在进行，且有重大进展，在清代实现文明覆盖地域与国家管理区域范围基本重合的局面。这种局面根本改变了中华文明共同体内部的族群空间关系，是中国前现代历史发展的特有形式，是中国历史最宏大的结构性变迁过程。该过程超出政治、经济、社会一般发展变化的范围，因而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都不能单一提供充分解释，理应是历史学进行事实与理论结合探讨的论题。这种内聚运动在中华文明形成前期就已开始，各时代皆有发展。因为明清是这一过程完成的时代，所以明清史研究必须澄清其基本表现，尤其是中华文明聚合运动对中国现代国族国家特性所投射的历史背景和衔接关系。以往关于明清边疆史地、明清边疆经略、多民族国家统一性的研究已经成就斐然，从文明聚合的角度再加透视，应能够通贯古今，提升论证的理论严谨性。相关研究可以分解。

　　1.明清时代中华文明的空间布局与结构形态。文明是最大的社会共同体，其中可能包含多个政权。前现代社会的政权并不神圣，聚散离合，变动频数，这与现代国家有深刻不同。所以，古代史不能盯着一个政权体系来研究。就中国的实际情况来说，应该以文明共同体为基本单元来研究。现代历史学习惯于把当下的国家作为基本单元来看古代史，这样叙述出来的就是今日国族国家的往事——结果成了原点。其间，历史上大于和小于现代国族国家空间范围的情况都要暧昧处理，否则可能引起国族他者的质疑。但结果不是原点，历史是逐渐推演过来的，其间有大一统，也有多政权并立；有相对稳定的核心区域，也有波动盈缩的边疆区域。研究这类现象的时候，运用文明史的方法，可以理顺许多问题。就明清时代而言，明朝国家政权控制区小于其前的元代，也小于其后的清代，但是从文明史的意义上说，元明清政权的空间基本都在中华文明聚合运动的空间范围。历史上的多政权、多族群并立、竞争状态必须在超政权体系的视野下才能看到其背后的关联和结构。明清时期的中华文明之总体空间范围、梯次结构、差异与关联的方式，是要重新审视和叙述的。在这个系列中，清代长城军争线的消失是应该特别重视的。长城是先秦时代就开始经营的大体分隔农耕暨核心区与游牧或半农耕区暨北部边缘区的军争线。明朝为维护这一界限持续耗费巨额经费和人力，最终被拖垮。清朝则将此界限的军争性质彻底消除，这在表面看去是清朝以边疆少数族裔入主中原带来的自然结果，放在中华文明史演进历程中来看，是一个划时代的巨变。从此以后，“中原”王朝兴衰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关联要素，即应对北方游牧、半游牧民族军事挑战，保持重兵防卫北方态势的战略必要性基本消失。长城沿线成了一个农耕拓展、族裔融合、南北经济文化密切交流的区域。以此为前提，清朝获得了前代罕有的财政腾挪空间，得以经营西北，推动国家行政管理范围较大程度地与文明覆盖区域重合。清朝实现这一变化，是先前历代中原与北部边疆沿线内聚、融合累积势能的结果。明清两朝的连续性与转折性，要观照这一问题才可能说清，现代中国疆域与国族国家形成的内在逻辑也需要观照这一问题才能说清。曾经有人将长城视为所谓“中国本部”（China Proper）的北部边界，进而主张现代中国应局限在长城之内。这种论说的失当，在中华文明聚合的论证中可以廓清。

　　

　　2.明清时代的藩封体制。藩封体制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最晚在周初已经大规模展开，而其延续，直到帝制时代结束。这样漫长的一种大规模的管属体系与现代国家体制深刻差异，却又是中国历史的一个持续不断的线索。其背后，正是中华文明聚合的漫长历程和逻辑。明清中央政权体系全面直接管辖区是“行省”系统，相当于当时的“内地”。边疆人口稀少而需布置区域性军事机构带管民政。边缘且有地方族裔自治传统地域，采用土司方式治理。更远且地域空间更大的区域朝廷封其统治者为王，世袭自治。这种体制，仿上古五服系统之意，可能辐射到更远范围，形成“外藩”。此类外藩在国族国家形成时代做何归属，抑或独立，取决于当时具体时局、人事。外藩亦以受封为标志，如不受封，则不在此体系之内。又因为明清皆自居大国，非藩封者如欲同明清政府往来，需以“朝贡”为名，如此形成外交话语和行为惯习。与这种等差的格局相应，中国历史上就“华夷”辨识及其关系论辩不息，论辩的核心问题，其实是中华文明聚合中的自我与他者关系。以往研究藩封，大体局限在政权支配关系或者中外关系方面，从文明内聚角度考察藩封体制尚有很大展开空间。

　　3.明清时代族裔认同、国家整合、文明内聚的交错关系。文明是超过族裔（ethnic group）规模的社会共同体，中华文明是多族裔社会围绕华夏核心区不断聚合演变的文明。族裔本身以及各族裔之间的关系是变化的，变化的重要原理就是内聚运动的发展。内聚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种方式进行，而衡量其程度的重要尺度就是现代社会观念非常注重的“认同”（identification）。在中华文明传统中，内外尺度主要不是人种或者族裔性的，而是文化性的，“所谓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亦《春秋》与善之法”。所以，种族、民族不是中华与否的界限，文化认同才是界限。明代其实所谓“华夷”之间始终发生融合，清代则北方满蒙等少数族裔已经认同中华，同时保持着与中华文明内部其他族裔的一些文化差异。中华文明核心区政权并非一个族裔独占。明清两朝，一个是汉族居政治主导地位的，另一个是少数族裔居政治主导地位的。明之前的元朝也是少数族裔政治主导的。少数族裔政治主导的王朝推动聚合的势能可能更大。中华文明内聚运动在帝制时代收结之际的最后一个王朝是少数族裔居政治主导地位的清朝，这对现代中国兴起的方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前述情况的历史学阐释，虽然已经不少，但是未经研究的问题也不少，且分歧尚多，有待深化。

　　

　　焦竑著《玉堂丛语》

　　前面讨论的基本问题都是从明清时代特异性出发提出的宏观层面问题，除此以外，明清时代继续发生各断代都有的内容。如环境变动、王朝治乱兴衰、政策得失、各类人物、文化与信仰之形态、科技成就、学术与思想方面的表现、社会组织方式的样貌、重大事件、国际关系状况、文献系统、艺术表现，乃至民生日常状态、节奏、气韵等等。历史学研究过去发生的事情，凡能由研究者界定出加以研究的意义的往事，都可以成为历史学的合理论题。故前述基本论题远不能涵盖明清史所有问题。提出这些论题是因为，对于一个时代的历史学研究，必须辨识、澄清和阐释该时代最重大的历史演变线索。这样的线索与其他方面的研究是相互辅翼而不是相互冲突的。

　　

　　刘志伟著《贡赋体制与市场——明清社会经济史论稿》

　　三、明清史研究的方法论意识

　　历史学是人类所掌握的最古老的学问之一，但是到现代社会发展起来的时候，这种学问与社会形态一起发生了深刻变化，故现代历史学虽与传统历史学前后相继，其观念、方法、视阈、问题系统以及现实观照的方向皆有不同。其最显著的差别在于，现代历史学在很大程度上与现代哲学及各门社会科学紧密关联，因而受哲学社会科学新思潮、新理论影响至深且巨。在这样的转变中，以问题为中心的专题研究替代以记述为中心的编纂学成为历史学家工作的主流，史学家的视野空前宏阔，追求创新，注重理论阐释，研究的范式也经常转变。明清史作为历史研究的一个分支领域，自然分享现代历史学的基本特点。发展至今，凡明清时代近6个世纪间所有事情，无论庙堂政治、林下舆情、典章制度、文化学术、民生日用、器物技艺、疆域邦交、环境资源等等，皆为研究对象。各种理论、方法，凡有助于梳理、分析明清时代史事者，也无不用于明清史研究。在历史学已经如此多元、多样化的情况下，研究特定领域的历史学者，需要在发散式思维与保守式思维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以开放心态对待古今中外一切相关思潮，又需对任何进入自己研究视野的理论方法有所审视，加以鉴别，不事盲从。一个学者或者可以随波弄潮，竟有成绩，一个学科的学术共同体却需有些定力，需要从本学科特殊性角度出发，对当下历史学主要理论倾向不断做出评析，否则不可能达到很高的水平。当下史学理论思潮众说纷纭，恰是一个锻炼历史学研究者思想开放性与定力的时代。在这一方面，笔者认为以下三点值得治明清史者仔细斟酌。

　　

　　爱德华·霍烈特·卡尔著《历史是什么？》

　　（一）坚持实证研究

　　此点针对后现代主义思潮可能对明清史研究形成的影响而言。追求真相，主张“直书”、书写“信史”，是中国历史学的传统。即使历史学家的作品并非皆能达到那种标准，但凭借可能发现的一切证据来辨识往事之真相，是历史研究的基本目的。因为中国史学早有这样的传统，所以当西方实证史学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时候，中西史学迅速结合，形成中国现代史学的新传统。中国历史学研究迄今所取得的绝大多数成就都是这一新传统的结果。新史学的代表性学者如顾颉刚等人，对历史学家认知和书写过程中有主观因素的介入早就有很深刻的认识，但他们并不因此而认为实证研究不再可能，由此导致的是更为严谨的探寻历史真相的理论和方法。这一传统并非没有缺陷，在历史观层面，受机械的进化论历史观影响比较显著，在认识论层面，对历史认识的相对性考虑不足，在方法论层面也有种种局限。这些问题，其实在20世纪中前期开始就被逐步注意，因而才有历史学理论方法的不断调适。到了20世纪后期，现代性本身以及启蒙理性的绝对性受到质疑，后现代主义批判成为思想学术最强劲的思潮，连带在史学理论界出现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这种哲学在确认实证主义或客观主义史学的缺陷时，对历史学的基本性质进行了颠覆性的重述，以至于达到深度曲解历史学的程度，成为历史研究各个领域的研究者都必须从自己研究实践立场加以回应的问题。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的大致逻辑是：历史学家无法直接观察其研究的对象，只能通过文本从事间接研究，而文本是经人选择和主观建构过的，所以历史学家所能认知的并不是实在的真实，而是他们自己选择作为历史事实的东西。“历史是以历史学家对事实加以选择排列，使其成为历史事实开始的”；历史是“过去的事件跟前进中出现的将来的目标之间的对话”；历史学家达到认知和叙述客观性的诉求是如同“把果冻钉在墙上”的一种难以实现的“高尚的梦想”。历史学是“诗性”的，与文学没有根本不同。历史学发生了“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此类言说在讨论历史学家达到绝对客观性的困难时，回避甚至否认了历史学追求以往事实、真相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因而消解了历史学实证研究的意义，同时为历史解释和历史书写的随意性扩大了合理空间。此种论说倘若成立，不仅前文所论明清史研究的基本问题都无研究的必要，迄今为止明清史研究界所做工作的绝大部分内容也都是缺乏意义的事情，明清史研究要把主要精力转移到如何“建构”和“书写”研究者的所谓思想上面去。然而历史却并非如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家所申说的那样只存在于观念或者文本中。任何研究明清史的学者都知道明清史是绵延五个多世纪的大量史事构成的中国人的经验，而且这种经验的一些后果伸展到后来，直至当下而与我们这些研究明清史的人直接关联。明清时代发生的大量事实可以依据传世文献和大量历史遗存以及后果来做清晰的考证，绝非只能做诗性的建构，任何人的研究结果也要接受同行关于其可靠性、公允性的评价。明清史研究需要研究者的思想，但其根本意义却不是由研究者借诸明清史的名义来“发明”自己的思想，而是澄清明清时代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以事言谓之史”。对于历史学家而言，无事实则无思想，虚构事实即误导思想。判断事实要靠证据，为此明清史研究者需要研究大量文献和实物，要做实地踏查。文献学、档案学、版本目录学等等，都是因为实证研究的需要而形成的工具学科。后现代批判思潮在认识现代社会局限方面振聋发聩，在透视现代社会制度、观念方面甚为锐利，大有助于克服各种类型的现代性或现代化迷思，但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对于历史学实证研究的解构是过分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现代历史学发生的一种“内卷”现象。其间因由，大可研究，但今人不可因其晚出且有哲学格调，便以为高深，盲目追随。

　　

　　彼得·诺维克著《那高尚的梦想——“客观性问题”与美国历史学界》

　　（二）积极借鉴社会科学而不追求社会科学化

　　此点相对于晚近明清史研究中的一些高影响力范式或论说而言。现代历史学从兴起之时开始，就与社会科学密切关联，以尽量科学的方式探寻历史中具有普遍性、规则性的原理、现象、属性，一直是现代历史学的诉求之一。这种诉求在20世纪逐渐累积成一种强大的历史学与各种社会科学，包括但不限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地理学等等结合的传统，形成各种学科交叉的研究方式，有力推动了明清史研究的发展。其中，明清经济史研究得益于经济学最多，成果极为丰厚，而且相关交流的国际化程度也最高。通过与社会学、人类学结合而形成的明清社会史和历史人类学研究在20世纪末以来快速发展，成果也非常显著。南开大学的明清社会史研究，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学者为主的“华南学派”的历史社会学研究是突出代表。有关徽州、江南、福建、山西等地区域社会和商帮的研究则综合运用社会史学、经济学、人类学等多种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不断扩展研究文献，呈现新的认识。与政治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分支结合来推进明清史研究的努力也早在进行。总之，借鉴社会科学进行明清史研究显然是非常有效的研究方向。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思考，从逻辑上说，既然明清史研究的诸多重要发展极大地得益于借鉴社会科学，那么，明清史研究中的一些瓶颈也可能与借鉴社会科学有关。这涉及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差别，涉及历史学的认知功能可以在怎样的程度上着落于与社会科学的结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既是科学，无论其具体对象是什么，探求的最终目标都在于普遍性，因而也都具有强烈的理论化追求。历史学则虽然也要思考普遍性，也要在可能的条件下做理论性的疏通，但却要特别注重人类实然经历的具体性。对于历史学说来，具体经验与普遍性之间是概然的关系，理论化的历史认识都是经过很大幅度转化的，即使在形成理论性认知之后，具体经验还是不可忽视，还是可能成为不同理论的基点。尤其是在微观实证研究中，历史经验都是独一无二的。在独一无二的具体经验中获得有意义的认识，不能全靠归纳、演绎，不能依赖法则，需要包含感悟、智慧与良知在内的直观。所以历史学是可以很大幅度上运用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知识来研究的人文之学，是关于经验的知识，不是彻底的社会科学，当然更不是自然科学。何兆武先生就曾指出，“历史学是一种人文知识，而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那种科学”。历史学在条件具备的时候尽量归纳现象背后的规律、法则，在条件不具备的时候，并不强求规律、法则，也不仅仅凭借规律、法则来断言发生了什么和什么情况下必然发生什么。所以，历史学与各种社会科学学科的结合或者交叉，都只在一定限度内有效，超过适当的限度，就会强事实以就理论，曲解或者演绎历史，适得其反。历史学的认知方式并非优于其他一切学科，但却有独到的价值，正如哲学、文学、艺术、科学各有不可替代的认识功能一样。故历史学需要借鉴社会科学，却不可在借鉴中失去自我，不可以转变为其他学为目标。历史学凭借证据考索事实，“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材料之内要使他发见无遗，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社会科学则允许依托理论模式，在证据链缺断时推论补充。故经济学家每每能言历史学家不肯轻易断言之事。这在诸如明清时期人口数字、海外白银输入量、人均GDP、中欧经济水平对比等等问题上，皆有例证。历史学强调具体性，故即使基于肯定的判断所做的进一步推论也极慎重，社会科学则可能做更大幅度的推论。于是历史学似乎天然带有一种偏保守色调，这并非缺陷，而是特色。历史学就是人类知识中最稳健的门类。如上所说的差别并不妨碍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形成紧密的关系，明清史也并非只有历史学家才可以研究，但凡是声称属于历史学性质的研究，就需要把握历史学的特质。明清史研究所能提供的并不是关于明清历史的终极认识，而是从历史学立场所能提出的关于明清历史的认识。有关明清史的认识，也并非皆为历史学性质的认识。

　　

　　《傅斯年全集》

　　（三）把握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的关系

　　此点就晚近史学研究旨趣的分歧而言。历史学研究人类以往经历，所涉内容丰富复杂，巨细斑驳，故理论上说，研究者当不避宏微，凡于认知以往经验有意义、有必要者皆可考究。然而单一研究者兴趣、知识结构、研究条件、关注重点必须有所局限，否则无法深入，故有偏重宏观问题和法则而探讨者，有偏重具体问题而研究者。晚近史学界围绕历史研究的宏观与微观取向差异，形成许多辨析。其间宏观研究曾被与所谓“宏大叙事”关联到一起，遭致讥讽；微观研究则被称为“微观史学”，视为新颖潮流加以推崇。其事不久，复有批评历史学已经“碎片化”者。此类讨论对于明清史而言，自然也有密切关系。中国明清时期是世界历史上巨大变迁时代，宏大议题不可回避；该时代去今不远，文献充备，微观精细研究条件比其他时代优越得多，所以明清史的宏大与细微研究都是推进方向。宏观研究最需警惕的，是预设过多。宏观课题关涉事实内容亦多，研究者难于从原始资料入手逐一推究，势必较多借鉴他人成果，其易生之弊在于陷入预设而不自知。微观研究精雕细刻，纤毫毕具，其弊在可能一叶蔽目而不见泰山。对“宏大叙事”的批评有其见地，但不可因而将宏观研究污名化；对微观史学的推介有可取处，但也不可走到放弃宏大论题而以微观课题为历史研究的基本方向的地步。属于宏观研究范式的“全球史”兴起，其实大致与对“宏大叙事”的批评流行共时，可见历史学研究方式的进展依赖百花齐放而不是一脉单传。全球史研究范式对明清史有特别突出的价值，原因是明清处于早期全球化的时代，相关研究特别需要全球视野。这种研究的优长在于突破国家、地域、族裔单元的局限，注重从跨国家、地域、族裔互动的视角观察全球性的各种关系和变化，因而能够看到在单一国家、地域、族裔历史研究视野下难以看到的情况。但是与所有研究范式一样，全球史也有所见有所不见。其所不见，就是对各个国家、社会内部具体情况的详明考察，因而在讨论宏大历史过程的时候，容易招惹外因论色调。此外还应该看到，全球史兴起与20世纪后期全球化热潮相关。全球化与历史上曾经发生的所有宏大历史过程一样，有利有弊，不是人类历史的终极目标，也不是绝对价值的体现。全球化兴起早期曾经摧毁诸多原住民社会和文化多样性，其晚近发展也有消解地方社会与社群特异性而将人类世界导向过度齐一化的作用。如能对全球化本身的历史性或局限性有所认识，就可以对全球史研究的适用度做谨慎把握。宏大或者微观本身并不决定研究成果是否可取，取精用弘，宏大与微观都可成为有效的探索路径，失离分寸，也都可能走向偏颇。

　　

　　本文作者著《在亚洲思考历史学》

　　中国新史学兴起以来的明清史研究已经历一百多年历史，其间最明显的经验就是与时俱进。现实社会的发展、遭遇的问题，会不断促使历史学展开新的思考；学术各领域的新成果也会折射到明清史研究中，形成新的推动。由是，明清史研究的理论、方法、范式、进路，乃至问题取向，从来不曾固着一处。因而，明清史作为一个学科领域，必须以开放的心态面对各种纷至沓来的理论方法资讯，择善而从，与时俱进。在人类社会面临百年不遇之大变局的时代，明清史作为早已国际化的一个学术领域，也需要承担一部分为人类理解当下处境从而做出更明智选择的责任。与19世纪下半叶中国人所面临的情况比较，当时最急切的事情莫过于推动中国融入现代化的世界各国之林从而实现自强，当下的事情则是重新审视这个现代化世界基本制度的合理性基础、局限和潜能，从而探索合理的调适之路。明清史研究应能为这种探索提供一些历史经验和思想的资源。

　　

　　[原文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作者：赵轶峰，东北师范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

　　编辑：若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