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末期与大正时期留日学生的爱与性

　　撰文：栾殿武

　　人类的性行为同衣食住等基本行为一样，是人类最基本的生活行为。性欲是人的所谓“六欲”之一，是人类的生理需求和欲望，这些欲望与生俱来。但是，中国自儒教兴盛以来，由于宗教或道德上的缘由，性欲一直是受压抑的对象，一般经常被刻意隐藏，很少公开认真地讨论性行为。在纯文学作品中，除了一部分以外，一般都回避性描写。

　　有关明治末期来日本留学的留日学生的恋爱或性的相关研究很少见到。以往的学者，比如研究明治时期留日学生的先驱者实藤惠秀在《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稿》（日华学会，1939年）中提及了留学生们的生活，但是并没有涉及日常生活中的恋爱和性爱，其他的学者也未涉足这个课题。这里大概有两个原因：其一逛花柳街的内容，即使实际发生，一般人也忌惮留下白纸黑字的记录，即便是极为隐私的日记，对外公开时，这部分内容也是刻意回避的对象，因此缺乏值得信赖的史料。其二是从学术角度研究这个课题始终比较困难，同时很难获得学界的正当评价。但是，如果想要了解明治末期留日学生的真实生活，恋爱和性爱是不应回避的课题。

　　描写明治末期和大正初期留日学生的恋爱和性爱的作品有两部，一个是不肖生（向恺然）（1890～1957）的《留东外史》（1916），另一个是郁达夫（1896～1945）的短篇小说集《沉沦》（1921）。对比这两部作品，我们可以看到《沉沦》的主人公是一个内心孤独、多愁善感的青年，而《留东外史》则描写了留日学生的群像。《沉沦》通过“一个病的青年忧郁症的解剖”，揭示主人公内心灵与肉、伦理与情感的冲突与矛盾，大胆地写出了被情欲折磨的青年的心灵。《留东外史》则注重叙述故事，以周撰和黄文汉为主线，各种人物在东京这个大舞台上演绎出人生的悲喜剧。

　　《沉沦》模仿了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手法，开创了一个自我暴露的主题领域和近代浪漫抒情小说的先河，笔调新颖，具有强烈的艺术个性和现代精神。《留东外史》则沿用了《儒林外史》等传统小说的章回体格式，夸张并戏剧化地描绘了留日学生们的生活细节，属于娱乐性的通俗小说。两者在文学史上的评价和文学价值虽然有本质区别，但写于同一时期，表现的主题和描写的群体也相同。

　　因此，本文关注这两部小说的共同点，考察其中关于性爱与恋爱的内容，同时参考同时代的报刊报道留日学生生活等相关史料，探讨当时留学生的生活环境，注重他们在东京的都市体验，还原留日学生们的真实生活。

　　对于留日学生的研究，从近代史、思想史的角度考察的论著较多，而生活史方面的论述还不多见，本文着重于生活史，通过了解留日学生们的生活，理解当年留日学生的日本观。

　　郁达夫出生于1896年12月7日，家在浙江省富阳满州弄，是一个读书人的家庭。他自幼聪颖好学，1903年，郁达夫7岁时进私塾，1908年就读于富阳县立高等小学，1910年考入杭州府中学，随后又进入嘉兴府中学和美国教会学堂学习。1912年考入浙江大学预科，因参与学潮遭校方开除处分。1913年9月，郁达夫随长兄留学日本，1914年7月，先入第一高等学校预备校，1915年考入位于名古屋的第八高等学校第三部（医科），第二年转入第一部（文科）。旧制高中一般需要读三年，由于郁达夫中途由医科转文科，因此他在第八高中读了四年，名古屋的生活对他影响极大，也是他初期自传小说的舞台。

　　1919年升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系学习，在此期间，他阅读了大量文学书籍，尤以俄国和德国的小说居多。1921年，郁达夫与郭沫若、成仿吾、张资平、郑伯奇等人结成了文学团体“创造社”，开始文学创作。同年9月，郁达夫返回上海，着手《创造》季刊的出版，10月，他发表了第一部小说集《沉沦》，其中包括《沉沦》、《南迁》、《灰色的死》三篇小说，这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短篇小说集，轰动国内文坛。这三部作品描写了一个身在异国他乡，寻求异性的安慰且饱受忧郁和自卑感煎熬的留学生苦闷的心理。

　　向恺然名逵，字恺然，笔名为不肖生、平江不肖生。他出身于湖南省平江，自幼爱好文学和武术，1904年考入长沙的湖南高等实业学堂。两次留学日本，于1912年毕业于宏文学院。同年，归国后在长沙创建国技馆，教授武术。对于在东京的生活，他自述道：“不肖生自明治四十年即来此地……用着祖先遗物，说不读书，也曾进学堂，也曾毕过业，说是实心求学，一月有二十五日在花天酒地中，近年来，祖遗将罄，游兴亦阑，已渐渐有倦鸟思还故林之意，只是非鸦非凤的在日本住了几年，归得家去，一点儿成绩都没有，怎生对得住故乡父老呢? 想了几日，就想出著这部书作敷衍塞责的法子来。”

　　向恺然于1914年开始撰写《留东外史》，1916年5月出版了第1集，之后陆续出版到第5集，在中国国内引起巨大反响。1922年，向恺然又出版了《留东外史续集》。同年，《留东外史补》开始在上海周刊杂志《星期》上连载。此后，向恺然在上海以卖文为生，写下了多部武侠小说，其中《江湖奇侠传》和《近代侠义英雄传》是他的代表作。

　　《留东外史》是一部长篇小说，共90章，内容主要基于作者留学时的见闻，以黄文汉和周撰为正反角色，揭露了明治末期聚集在东京的留学生在动荡的清末晚期不思进取，沉迷于美食、赌博和女色。在《留东外史续集》中描写了逃亡到日本的革命党以及清廷官员落魄风尘的各种丑闻。

　　这部小说文笔流畅，人物众多，故事情节交织复杂，呈现出一个畸形的人格世界，十分有趣，一经问世，便受到人们的瞩目，在当时是畅销小说。据采访向恺然的文章介绍，《留东外史》有四成是作者的亲身经历，有三成是传闻，还有三成是虚构。尽管是小说，但是其中的情节并不是凭空臆造，而是根据事实的创作，可以说是部分再现明治末期和大正时期留日学生的生活志。

　　因此，出版之后受到广泛欢迎，同时，却惹怒了一些曾经在日本留学的政府官员。正因为如此，后来，向恺然以武侠小说作家闻名于世，而《留东外史》这部小说和不肖生这个笔名几乎被人们遗忘。

　　按照《留东外史》的分类，明治末期和大正初期在东京的中国人可以分成四类，第一类是官费或者自费留学生，在官立或者私立学校读书，“实心求学”的。第二类是经商的。第三类是得到官费，既不经商也不求学，整日游手好闲，在东京“讲嫖经，读食谱”的。第四类是二次革命失败，流亡到日本的，这些人多半有卷来的款项，人数众多。

　　大清国最早派出的留日学生是1896年，为了在日本顺利进行外交活动，驻东京的公使馆在江浙一带招募了13名年轻人到东京，由日本外务省委托嘉纳治五郎监督学习日语，学成后在公使馆做翻译，这就是近代中国最初的留日学生。1898年4月，浙江巡抚廖寿丰从求是书院和浙江武备学堂各选派了4名学生来日本留学，日本外务省委托高楠顺次郎监督求是书院的4名文科生，同年6月，高楠成立日华学堂，“专在教养清国学生。务使学生从速讲习我言语。諳熟我习俗。并修普通各科之学。而为治专门各科之地步。以期培成其材”，这些学生先学习日语，补习中学阶段的基础知识，然后进入高等学校进修。1905年是留学生人数激增的一年，因为满清政府实行新政，废除了科举制度，同时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了俄国，令大清国的知识分子们对日本刮目相看。另一方面，清政府和地方官员积极推动派遣留学生政策，地方政府设立奖学金制度，选派新式学堂的学生去日本留学深造。也就是说，当时的政府和地方官员都积极支持留学。特别是两广总督张之洞和浙江巡抚廖寿丰都是倡导派遣留学生的开明官僚。

　　据日本国立公文馆亚洲资料中心保存的资料显示，1905年达到8000名左右，1907年聚集在东京的留学生达到1万3000多人。那么这些人究竟在什么地方居住，如何在东京生活呢？

　　首先是学生和低级官员居住的“下宿屋”，即单身旅馆。第一高等学校、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的前身）、法政、明治、日本大学等学校聚集的本乡区、神田区以及邻近的牛込区、芝区内有很多下宿屋，聚居着众多的学生，其中还有本乡馆、龙涛馆那样的主要接待中国留学生的旅馆。这些下宿屋的房间通常分三帖、四帖半、六帖三种类型的单人房间，有的还有八帖的，厕所和澡堂公用。而且一般提供膳食，女佣们将饭菜放在小食案上，分别送到各个房间。如果有客人来访，还可叫客饭。除此之外，还为各个房间送开水，为学生们提供了必要的生活条件。

　　其次是贷间，也就是俗称“家庭寄宿”，有些家庭用空闲的房间招租，和下宿屋一样，提供饭食。不仅是留学生，很多日本学生因为下宿屋环境嘈杂，饮食条件不善而选择在普通家庭寄宿，这样不但可以体味到家庭生活的温暖，还能专心学习。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出租房间，可以获得一份收入，补贴日常开支。另外，明治末期的学生都是前途光明的知识分子，将来有可能为官从政或者从教，家有女子的人家希望从房客中挑选中意的学生做女婿，将来得到女婿赡养，嫁女防老，一举两得。比如夏目漱石的《心》中就是这样的女主人，她在日清甲午战争中失去了丈夫，靠抚恤金和女儿度日，主人公“老师”和“K”学生时代都是这家的房客，于是便演绎出了“老师”和“K”以及房东女儿的三角恋爱，“老师”在爱情和友情之间做出了痛苦选择，背叛了“K”的信赖和友情，选择了娶房东女儿，因此导致 “K”自杀，而“老师”则受到良心的煎熬而终生自责。

　　因为留日学生有经济实力，而且不了解日本租屋的行情，从他们身上可以赚到更多的钱，因此无论是下宿屋的老板还是贷间的房东最初都愿意接受留日学生，当时留日学生日常出没的神田街上经常可以看到房门口贴着纸条，上面写道：“有空房，清国留学生诸君来看了甚好的”。

　　第三是租房。也就是独门独户的一幢房子。租房居住比较自由，而且安静，但必须购置锅碗瓢盆等厨房用品，还要雇女佣做饭看家，所以费用比较高。留学生一般是几个人合租。鲁迅、周作人兄弟就曾和几个朋友一起租屋，正巧那幢房子曾经是夏目漱石一家住过的地方，为此留下了文学史上的佳话。

　　当时的留学生像鲁迅那样，如果能拿到官费，一般分三个档次。在帝国大学上学的，每年可以领到500日元，在官立专门学校读书的，可以领取450日元，在私立学校学习的，可以得到的官费400日元。自费留学的，主要靠家里寄钱资助，金额因人而异，但如果是富足家庭的子弟，有时一次就能收到200～300银元，有的纨绔子弟一拿到钱，便去赌博，出入料理店，挥霍浪费。

　　艺妓本来是在宴会上斟酒、弹琴、跳舞、玩游戏，为酒席助兴的角色，但是，在明治时期，有些艺妓在酒店陪酒助兴之后，随客人去人称“待合”的情人旅店卖淫的也十分常见。在东京，妓院由深川迁移到柳桥，政客、官员、财阀聚集到新桥，形成“花柳政治”，由此，花柳界生意兴隆。这是因为当时的政府高层大多数是萨摩藩和长州藩的低级武士出身，在倒幕运动中出生入死，酒和女人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维新之后，出入妓院也司空见惯。桂小五郎（木户孝允）在幕末曾经在京都结识艺妓几松，当他被新选组近藤勇追杀的时候，几松将他藏在箱子里躲过了一劫。维新成功之后，几松改名为木户松子，与木户孝允结为夫妻。伊藤博文的妻子也是艺妓出身。那些反幕的勤王志士与艺妓的特殊关系，已经成了流传后世的浮世经典，例如京都祗园的艺妓君尾舍命救井上馨和木户孝允，以后成了井上的妻子，西乡隆盛的女友则是名为“阿虎”的艺妓。至于伊藤博文，更是公然宣称“醉卧美人膝，醒握天下权”。他的妻子伊藤梅子本来也是出生于马关的艺妓。维新成功，明治政府迁都东京后，这批政府要员喜欢到东京的新桥游廓（妓院）寻欢，伊藤宠爱其中的艺妓阿仓，为了掩人耳目，便让阿仓到横滨开设茶屋富贵楼，于是这里成了伊藤的外宅。 

　　《留东外史》中有这样一个片段：纨绔子弟，名叫张孝友，他家拥有万贯家财。张孝友喜爱虚荣，指名要见当年东京一流艺妓万龙，万龙在明治末期号称“日本第一大美女”，当然，张孝友无法如愿以偿，只好退而求其次，指名档次略低的荣龙和京子。顺便说一句，万龙后来嫁给了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的法学士恒川阳一郎，在社会上引起轰动。恒川早逝之后，万龙又改嫁给冈田信一郎，冈田同样是东京帝大毕业的才子，当时在早稻田大学和东京美术学校执教。由此可以看出艺妓的名望，万龙不是那种倾心于钱财的艺妓。《留东外史》中的主人公黄文汉，曾独自一人徒步去箱根旅行，途中在大矶招艺妓饮酒作乐，晚上又和大矶的名妓千代子同裘共枕。但是，招艺妓陪酒作乐需要娴熟的日语并懂得诸多的规矩，因此，这不是当时留学生可以随便体验的，当年和留学生们接触的女人，更多的是公娼、私娼和铭酒屋的陪酒女。

　　1872年，太政官发布公告，布告天下解放公娼和艺妓，废除了公娼制度。但是，第二年又出台了《东京府旅馆与艺妓娼妓规则》（1873年12月10日），实际上，公娼和艺妓与解放令发布之前几乎没有任何变化。据矫正妇女风气协会的报告，1894年东京的娼妓艺妓人数如下：娼妓4808人，艺妓2597人，暗娼9860人。吉原、品川、新宿、板桥、千住在明治初年就是政府许可的著名红灯区，1876年，根津也设立妓院，到1888年，东京有六处红灯区，后来根津的妓院迁到洲崎。明治时期，太政官发布公告，内务省发布公文，曾经多次进行整治和取缔，但是，妓院改成出租宴会场，卖身钱变成预支金，总之是改个名字或者招牌，换汤不换药。有的观点认为官方整治之后，娼妓和艺伎变得更隐蔽了，暗娼则数量增加，而且性病蔓延，私生子增加，性犯罪增长，因此，官方取缔公娼变得有名无实，公娼制度不久便复活了。与此同时，民间成立了矫正妇女风气协会，开展了废除娼妓的运动，但是，其效果甚微。到了明治后期，吉原、浅草、新宿的出租宴会场，玉井、鸠街等地的铭酒屋，龟户的妓院等，这些地方名称各异，其实都是色情场所，色情业比政府取缔之前更加繁荣了。这是留日学生生活在东京的大环境，《宋教仁日记》中就有同乡李和生约他去逛妓院的记述。

　　《留东外史》中，黄文汉和郑绍畋一起去找暗娼，不巧正好和其他的客人相遇，双方争执起来，另外还有描写他们染上性病的情节。这里面描写的女性对于留学生们来说，只是发泄性欲的对象，她们是留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接触的异性，但并不是恋爱的对象。据《留东外史》第11章的记述，神田地区住着大约1000多名中国留学生，每月被警察抓捕的嫖客中，大概有20多起与留学生有关。

　　《留东外史》中有下宿屋老板勾结暗娼，默许其在下宿屋做皮肉生意的情节。风纪问题是下宿屋受到批评的重点之一。《留东外史》中描述了很多留学生在下宿屋和装扮成女学生的卖淫女同居的场面。当时，神田附近的下宿屋数量很多，竞争激烈，对于房客和女人同居很多采取默认的态度，有的下宿屋甚至还介绍暗娼，默许卖淫女出入，有些下宿屋为了吸引留学生，特意招聘长相较好的女佣。有些女佣为了赚钱不惜出卖肉体，明治末期的教育家井田竹治就曾经指出“女佣品行不良”。

　　黃尊三就曾在《留学日记》中写道：“忽朦胧中觉有人拉余被，并贴近余之身，梦中惊醒，电光灼灼中，见一女子，身裁面貌尚不俗，年在二十上下，问何人何为至此，女笑而不答，并欲关闭室中电灯，余起立阻止，婉词劝其下楼，彼见所欲难，遂恨恨而去，余始重复就睡，此余到东后第一次所遇，然余非无欲者，征尘甫下，辛苦之跡，与结发之情，尤耿耿于余怀也”。《读卖新闻》（1908年3月21日）的“清国留学生和下宿屋”中引述留学生的证言写道：“下宿屋也是朋友介绍的，那家很有问题，每到夜里就带来奇怪的女人到房间。我和三个朋友一起来的，其中两个堕落之后回国了。”

　　在日常生活中，留学生们接触最多的异性是下宿屋老板的女儿，以及下宿屋和中华料理店的女佣，还有租房之后照顾他们生活的女佣。当时，在东京市内有数量众多的下宿屋，竞争十分激烈，有的下宿屋和饭店特意雇佣漂亮的女佣来招揽顾客。

　　《沉沦》中的《灰色的死》这篇作品中，一位住在不忍池附近的24、5岁的留学生将新婚的娇妻留在国内，孤身一人在东京留学。新婚的娇妻受到婆婆的虐待，身患肺结核，不幸身亡。接到这个消息之后，他为了缓解寂寞，不去学校上课，每天泡在酒家，游荡在城市里。他将身上值钱的东西都拿到当铺，最后甚至将亡妻的钻戒也送进了当铺典当，借了160日元，这些钱只维持了半个月，最后仅剩了5日元。他来到经常光顾的酒家。

　　那一家酒家，开设在植物园的近边，主人是一个五十光景的寡妇，当炉的就是这老寡妇的女儿，名叫静儿。静儿今年已经是二十岁了。容貌也只平常，但是她那一双同秋水似的眼睛，同白色人种似的高鼻，不知是什么理由，使得见过她一面的人，总忘她不了。并且静儿的性质和善得非常，对什么人总是一视同仁，装着笑脸的。

　　（中略）

　　半月前头，他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听来的，只听说静儿“要嫁人去了”。他因为不愿意直接把这话来问静儿，所以他只是默默的在那里察静儿的行状。因为心里有了这一条疑心，所以他觉得静儿待他的态度，比从前总有些不同的地方。有一天将夜的时候，他正在静儿家坐着喝酒，忽然来了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静儿见了这男人，就丢下了他，去同那男人去说话去。静儿走开了，所以他只能同静儿的母亲去说些无关紧要的闲话。然而他一边说话，一边却在那里注意静儿和那男人的举动。等了半点多钟，静儿还尽在那里同那男人说笑，他等得不耐烦起来，就同伤弓的野兽一般，匆匆的走了。自从那一天起，到如今却有半个月的光景，他还没有上静儿家里去过。同静儿绝交之后，他喝酒更加厉害，想他亡妻的心思，也比从前更加沉痛了。（《郁达夫小说全篇》浙江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

　　留学生在异国他乡生活，会遇到语言、交际、经济、文化、饮食以及生活习惯等各种障碍，经常会陷于孤独。其中，就像这篇小说的主人公那样，遭遇到失去妻子这样的人生不幸，便感到更加孤独。因此，平时光顾的酒家越发显得具有温暖家庭的味道，而且酒家坐台的年轻姑娘自然也成为暗恋的对象。

　　明治时期的女性的职业选择很有限，受过教育的可以当小学老师，电话接线员等，其他的则只有去纺织厂做女工、缝衣工、女佣、还有陪酒女、娼妓。直到明治中期，贫穷的山村，贫困的人家为了减少家庭负担，一般让女孩子出外做女佣，只要包吃住，有一点零花钱就可以。女孩子从乡下来到东京这样的大城市，住在有钱人家，学习做家务和礼法，同时，期待着东家为她找一个合适的丈夫，如果干得出色，有时还能从东家那里得到一份嫁妆。这样，做工的东家便成为第二个娘家。但是，到了明治末期，找女佣的人家越来越多，于是，便出现了介绍女佣的人口雇役所，女佣的工资的市场价也定在每月1日元50钱，东家也经常更换。这样女佣和东家的关系也逐渐淡薄了。《留东外史》中就出现了租房时花钱让女佣陪睡的情节，而且，还有同居的留学生为了女佣而争吵的故事。

　　以上讲述的艺妓、暗娼、陪酒女、饭店的女招待、女佣等，虽然有一些和留学生恋爱，但是，对于留学生来说，绝大多数都是性欲的对象。当时，最吸引留学生的恋爱对象是女学生。刚刚来到日本的湖南留学生黄尊三在日记中如此记述了日本的女学生“时见日本女学生三五成群，游行街市，脚踏木屐，腰围红裙，身穿大袖荷服，发蓬鬆如云，比之中国女子，另有一种风度”。《留东外史》中最多的故事是尾随勾引女学生，与女学生热恋以及悲恋。例如，在第四章中描写了周撰勾引每天上下学时经过下宿屋附近的女学生；第二十二章和二十三章中，张全在大久保车站偶遇女学生东条文子，勾引到手之后两人去大久保练兵场约会。另外要提的是第二十六章至第三十章中张思方与山口节子之间的悲恋故事。

　　张思方9岁时曾随兄长在东京留学，民国元年，张思方获得留日官费，再次来到东京，此时年方17岁。张思方经朋友真野介绍，住在真野的姑父山口河夫家。在此遇到山口节子，双方坠入爱河，一同去横滨山下町唐人街订购中式服装，又去上野公园看樱花，才子佳人，是留学生们羡慕的对象。但是，节子的姨表兄藤本（仙台第三高中的学生）也爱恋节子。张思方身患脚气症，在热海疗养时，虽然和节子书信往来，但误会她要嫁给姨表兄，返回东京后便搬出山口家，入住本乡馆。次年4月，张思方在荒川堤上赏樱时，在酒楼偶遇节子，勾起往日的回忆。次日，节子来到玉津馆详细诉说了原委，并于当日在江户川投河自尽。张思方后从真野听说节子自杀，极为伤心，辞去官费回国。

　　《沉沦》的主人公是一个在旧制高中读书的21岁青年，他在19岁的时候考入第一高中的预备班（这是为中国留学生特设的班级），预备班毕业后，他顺利考入N市（名古屋）的第八高中，是一位前途无量的青年。他是一个文艺青年，喜爱英国诗人华兹华斯的诗句，在孤独彷徨中，他像普通的青年人一样，也思恋异性，也想从异性那里寻求爱抚和安慰。但是，由于他无法抑制自己的性欲，只能通过自慰来处理性欲，寻求一时的快感。作品中，有这样的描写。

　　熏风日夜的吹来，草色渐渐儿的绿起来，旅馆近旁麦田里的麦穗，也一寸一寸的长起来了。草木虫鱼都化育起来，他的从始祖传来的苦闷也一日一日的增长起来，他每天早晨，在被窝里犯的罪恶，也一次一次的加起来了。 

　　他本来是一个非常爱高尚爱洁净的人，然而一到了这邪念发生的时候，他的智力也无用了，他的良心也麻痹了，他从小服膺的“身体发肤不敢毁伤”的圣训，也不能顾全了。他犯了罪之后，每深自痛悔，切齿的说，下次总不再犯了，然则到了第二天的那个时候，种种幻想，又活泼泼的到他的眼前来。他平时所看见的“伊扶”的遗类，都赤裸裸的来引诱他。中年以后的妇人的形体，在他的脑里，比处女更有挑发他情动的地方。他苦闷一场，恶斗一场，终究不得不做她们的俘虏。这样的一次成了两次，两次之后，就成了习惯了。他犯罪之后，每到图书馆里去翻出医书来看，医书上都千篇一律的说，于身体最有害的就是这一种犯罪。从此之后，他的恐惧心也一天一天地增加起来了。有一天他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得来的消息，好像是一本书上说，俄国近代文学的创设者Gogol也犯这一宗病，他到死竟没有改过来，他想到了郭歌里，心里就宽了一宽，因为这《死了的灵魂》的著者，也是同他一样的。然而这不过自家对自家的宽慰而已，他的胸里，总有一种非常的忧虑存在那里。 （《郁达夫小说全篇》浙江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

　　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主人公在经受理性的压抑和性欲的放纵之间的煎熬，同时，他还深深地陷入罪恶感的自责。主人公是旧制高中的学生，也就是前途无量的年轻知识分子，但是，对于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来说，身边的异性比将来的名誉和金钱更重要。《沉沦》是中国近代第一部告白小说，主人公毫不掩饰地吐露自己的内心，坦诚表达自己的肉欲和罪恶感。这部作品记述了当年的留学生中情感的一面。主人公没有勇气表达对于女学生的爱恋之心，总是独自一人冥思苦想，在内心和周围对话。对于下宿屋老板女儿的单相思，由于偷看女孩子洗澡而变为一种罪恶感。他对于酒店里的侍女的性冲动也因自卑感而消失。这部作品，从头至尾都是一种自我内心的暴露，是主人公无法实践“爱”的主题的体现，故事缺乏周密的连贯性，表现出一种“物哀”的情调。

　　留学生群体由最初的少数精英阶段到速成阶段时便开始出现了堕落现象，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最早在《读卖新闻》上出现留日学生不检点行为的是1902年10月16日的晨报“街坊闲话”，其中嘲笑有的留学生被暗娼引诱上钩。1903年8月，留日学生的人数达到了1000人，为此，东京涌现了许多私立学校，接收留日学生。1905年，留日学生激增，到了8月，仅在学校登记读书的就已经达到2731人，等到了年底，人数竟然猛增至8700多人，鱼目混珠，于是，关于留日学生的报道也越来越多。

　　《读卖新闻》（1905年7月13日）中报道：“在本乡神田附近，最近很多姑娘充当清国留学生的外妾，专门牵线搭桥，玩弄奸计的家伙也日益增加。”

　　所谓外妾，就是留学生每月付6-8元，雇佣女学生做妾。《读卖新闻》（1906年4月9日）就曾经报道法政大学的学生康慕陶、张廷杨、邓永桂三人经人介绍，分别雇堀越和洋裁缝女子学校的学生小杉雪子、浅田玲子、南花子为妾，荒废学业。麴町警察署闻讯后，将三人传唤到警署，批评教育后让他们解除雇佣关系。当时，在留日学生中，这种被警署传讯教育的情况只是冰山一角。

　　对于留日学生的不检点行为，《东京日日新闻》（1906年4月26日）也指出留日学生因语言障碍，集中聚集居住在小范围区域内，缺乏和日本人，特别是中上层家庭交往，主要局限于本国人之间的交流，聊以慰藉日常枯燥的生活，而且没有父母和乡里的监管，便寻求淫秽的享乐。

　　女学生是日本近代出现的新的群体。日本从明治时期开始近代学校教育，小学时期是男女同班，到了高等小学时，便男女分校读书，实施女子教育。这是基于儒家经典的观念“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礼记》内则）而实施的。这一理念逐渐形成传统，直至现在，女子中学、女子高中、女子大学仍然存在。

　　早期实施女子教育的是基督教教会学校，1873年基督教传教解禁后，监督派、长老派、希腊改革派等各派传教士被派到日本，他们教授英语，在横滨、长崎、神户、京都、大阪、仙台等地开设学校。其中，东京附近的有菲莉斯女子学院（横滨，1870年）、樱井女子学校（东京，1876年）、青山女学院（东京，1894年）等。1899年2月8日《高等女子学校令》公布之后，1900年9月，津田梅子开设了女子英语私塾；12月，吉冈荒太和弥生夫妇开设了私立东京女子医学校；1901年4月，成濑仁藏开设了日本女子大学校；同月，私立女子美术学校开学。1902年，政府规定各个府县必须设立一所高等女子学校，1903年，官立和私立学校的在校女学生人数达到1,593人。据1907年统计，日本全国高等女子学校的数量达到133所，学生人数达到40,273人。

　　随着人数增加，女学生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女子教育也由最初的崇尚西洋的英语教育转向培养女德的贤妻良母教育，尽管如此，当时的报纸不断刊登各种报道，曝光“女学生的丑闻”，以此来攻击女子教育。例如1903年2月，《读卖新闻》刊载了小杉天外撰写的连载小说《魔风恋风》。这部作品描写了女学生的恋爱，追求时髦（骑自行车，穿蓝色长袜）的现象，在当时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女学生早晚上下学要乘有轨电车，于是，便有不良少年趁机递情书，跟踪尾随的行为日趋严重。《留东外史》就描述了不良清国留学生尾随勾引女学生的各种丑态，说明这种现象在当时极为普遍。

　　在此背景下，留日学生的不良分子引发了各种丑闻。其中报纸报道的有私生子的问题。《读卖新闻》在1907年6月28日就引用《妇女通信》的统计数字，分析了私生子的母亲的家庭背景，说明当时社会对这一现象比较关切。同年9月14日便出现了《清国留学生和婴儿》的报道。据悉，9月12日下午4时左右，帝国大学法科二年级学生黄汝鑑（25岁）怀抱产后2个月的女婴来到本乡警察署，声称是女佣芳子生下后，丢弃在家。经调查，千叶县出身的近藤仙子化名芳子，于前年8月上旬受雇于黄汝鑑，两人私通之后，仙子怀孕，妊娠7个月时在外另租了一间房，黄每月付6元照料仙子的生活，于8月10日产下一女婴。之后，黄中断支付生活费，仙子便于9月9日带着孩子来找黄商量善后事宜，11日被黄赶出家门，12日上午10时，仙子在妹妹的陪同下再次来到黄家，寻机将婴儿弃于黄家后离去。在警方的劝导下，黄汝鑑同意先付3元作为牛奶费，然后再付30元分手费。

　　类似的事件还有胡鼎元（26岁）经人介绍迎娶女学生悦子，打算衣锦还乡。因胡鼎元家境殷实，悦子的亲戚朋友便经常来借钱。后经其他留日学生指点，发现悦子曾经几次和其他留学生结婚。胡鼎元听后十分吃惊，马上搬到森田馆，打算和悦子分手。但是，悦子声称已经怀孕，需要赡养费。双方经过激烈的商谈，最后悦子赖在森田馆不走，无奈，胡鼎元付了400元才最终解决问题。

　　除此之外，还有因嫉妒而引起的情杀事件。《读卖新闻》（1907年3月16日）报道居住在早稻田鹤卷町的王文明（27岁）暗恋上文具商的妹妹金森小枝，因嫉妒挥舞菜刀砍伤小枝，致其面部受轻伤，她惊慌逃脱，王文明则被牛込警察署拘留。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那就是因贪恋异性而辍学的屡见不鲜。特别是将学资花费在放荡享乐上，荒废学业的事例在实际生活中并不鲜见。黄尊三在《留学日记》中曾经写道：“留学生中之不经济者，大都借此以度日，愈惜愈穷，既为经济所困，遂至荒废学业，比比皆是”。 《读卖新闻》（1909年1月26日）以“每月三百圆的美人”为题，描述正则英语学校的学生刘宏钲（24岁）看上牛込区北町著名的美女东重子，将学资全部用在女孩身上，以每月300日元将其据为己有，荒废学业，引起警察署的注意。至12月1日，刘经友人劝告，准备乘坐香港丸回国，但重子追至舰桥边，拉住刘不肯让其离去。朋友们无奈只好乘火车至神户送刘宏钲乘船。这些皆为中途辍学的事例。

　　在论述明治末期和大正年间留日学生的恋爱和性爱时，首先应该注意到当时日本社会的环境。如前所述，日本在明治初期便开始女子教育，东京和地方的中上流家庭的子女都集中到东京上学，早上和下午，女学生上下学便成了日常的风景。男生和女生的学校虽然不同，但是在路上相遇的机会很多，情窦初开的青年人思恋异性的机会也随之增加。

　　无论是《沉沦》中孤独的留学生，还是《留东外史》中的留日学生群体，对他们来说，女学生都是非常有魅力的恋爱对象。《留东外史》大部分故事都是围绕着女学生，有递情书，有跟踪尾随，还有日思夜想的苦恋。当年的中国有早婚纳妾的陋习，很多留日学生来日本之前都已经由父母决定了妻室，但是见到了身穿紫色褶裙、清秀活泼的新时代女学生，自然也会心动移情。女学生和男学生自由恋爱，在当时是极为新鲜的社会现象，受到社会的瞩目。同时，报纸不断刊登各种报道，攻击“堕落女学生”的报道也越来越多。1905年《每日新闻》自9月20日至11月17日，共分35期连载“女学生堕落物语”，其中最后一期列举女学生和清国留学生恋爱，例证女学生的“堕落”。媒体的关注也从侧面了解当时留日学生和日本女学生的恋爱人数之多。

　　当年留日学生恋爱和性爱的背景是具备官费或者家境殷实的经济实力，同时，他们远离故乡，住在下宿屋，日常不受监管，可以自由支配金钱，所以可以随便出入饭店和妓院。如前所述，当时，在东京有很多公娼和暗娼，警察对于妓院的监管并不严格。于是，公娼和暗娼便是留日学生比较容易接触的群体。

　　相比之下，留日学生们日常生活中接触更多的则是饭店的女招待和下宿屋的女佣，当时在中国国内，饭店端菜的是被称为“小二”的伙计，商铺和旅馆也都是男伙计，因此，来到日本之后，日常生活中接触异性的机会较多，对他们的刺激也随之增多。明治时代的日本虽然也尊崇儒教，但是在中下层社会，并不重视“男女七岁不同席”，“男女授受不亲”之类的道德教育，年轻的女性对于男子的诱惑也不强硬拒绝，就像《留东外史》中讲述的那样，日本女子的特性就是“不肯太给人下不去”。明治时代，由于教育的普及，以往民间的夜晚私通的习俗已经废除，女性有处女膜这样的医学知识也已经普及，但是，与同时代的中国女性相比，日本女性对于性的观念要更加开放。

　　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日本小说的影响。留日学生大批涌入东京的时期正是受法国自然主义文学影响下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兴盛时期，这些也对留日学生们带来巨大的影响。《读卖新闻》连载的小杉天外的小说《魔风恋风》当时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热潮，受到很多年轻人的追捧。其中赤裸裸袒露和大胆追求女性的描写同样给留日学生带来了刺激。

　　除此之外，日本特有的春宫画带来的性刺激也决不可忽视。与文字描写的小说相比，春宫画更直接刺激年轻人们的感官。菱川师宣、喜多川歌麿、歌川国芳以及葛饰北斎等著名的浮世绘画师都曾经画过春宫画，他们的作品在明治时代仍然流通。《留东外史》中就有李锦鸡拿出春宫画炫耀，被刘越石抢走的片段。春宫画的大胆构图刺激着这些年轻人的性冲动。

　　留日学生大多数是血气方刚的年龄，在早婚纳妾陋习盛行的环境中成长，一夜之间来到自由开放的东京，缺乏家长的监管，享受着自由环境。于是，在神田聚集的留日学生形成了特殊的“唐人街”， 他们在神田附近观看戏剧和电影，出入百货店、中华料理店和妓院，在城市的诱惑中体验充满刺激享乐气氛的都市生活，便出现各种丑闻。这大概也是鲁迅在1904年同样可以选择千叶医学专门学校和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的时候，决意要去远离东京的仙台读书的原因。

　　《沉沦》和《留东外史》虽然以恋爱和性爱为主题，赤裸裸地描绘了明治末期和大正初期留日学生的生活和心理，但是作品中并没有详细的性爱场面的描写，主要是对于个人和集体内心的暗部的告白和揭发。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留东外史》就是留日学界的荒淫与欲望的缩影。

　　至今为止，从文学方面研究留日学生时，主要注重鲁迅和郭沫若等以文学启发国民的精英阶层的“正面人物”。但是，人数高达1万多的留日学生并非都是肩负强烈的使命感，品学优良，善于自律的人物。在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环境中，沉迷于酒色，中途辍学，半途而废的人物也不在少数。注视这些凡人的生活是全面理解当年留日学生群体必不可少的部分。本文即是这个部分的一个开端。

　　（附记：依照现代的观点，本文引用中包含有一些歧视性词汇，但为了忠实于历史文献，本文未修改，按照原文引用。引用文中的文字均改为现今通用的简体字，引用的日文报纸和文献均由笔者翻译为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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