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文铖：杂学、思想与诗意的交融

　　迄今为止，张清华共出版了四部散文与随笔著作：《海德堡笔记》《隐秘的狂欢》《怀念一匹羞涩的狼》《春梦六解》。四部作品中的主体部分大概都属于文化散文，或学术随笔，其中就文体而言，比较接近于散文或大散文的，是《海德堡笔记》和《春梦六解》两部。

　　张清华的散文，营造的是“有我之境”，处处可见其人的胸襟、气度、涵养和性情。这个“我”个性突显而又人格厚重，同时显现出多重文化身份：是学识驳杂的学者，喜欢引经据典，惯于理论思辨；是关注社会人生的知识者形象，时时反思传统，批判国民性弱点；还是才华难掩的诗人，总在生命感慨中注入充沛的诗意。三重文化身份交织，赋予了他的散文以独特风格：知识和灵性兼备，理性和文采俱足，洋洋洒洒而收放有度，味道醇厚而毫不滞涩。

　　学者之杂与文字之魅

　　作者曾多次与我谈及，散文写作看似轻易，但最需文化修养，文章要写得好，需涉猎更多“杂学”。在一篇随笔中，他曾以人的体格作喻，认为写作者需要“吃肉喝奶，更兼取杂粮”，才能营养良好。“杂学”之难在一个“杂”字，作家要想涵今茹古，不仅要阅读经史子集，还要遍观稗闻野史，文字方见纵深和余地。浏览一下新文学史上的文章大家，鲁迅、周作人、林语堂、丰子恺、梁实秋、钱锺书、汪曾祺、张中行、余秋雨，这些声名显赫者，哪个不是博学之士。周作文写散文，一度一段接一段地引用，连缀起来，稍加点染，一篇稿子就成了。世人觉得这样做太省事，讥之为“文抄公”。可是，难道就没人想过，能把恰当的文字摘录到恰当的去处，这需要有何等的“杂学”功力？

　　了解张清华学术经历的人，就知道他的知识结构也有一个“杂”字：他最早在高校任教时。曾一度讲授世界文学，对域外文学颇下了一番功夫；他曾因为参与研究课题的需要，而系统梳理过古代文学，并在多部著述中参与撰写古代部分的内容；多年来以讲授中国现当代文学为业，大量阅览时人作品。再加上他平日里喜好历史、哲学、文化，手不释卷……这样的经历让他的知识不能不“杂”。读《春梦六解》，就能强烈地察觉到他的通文达艺。《贾瑞之梦，抑或风月宝鉴》一篇，所涉的著作诗文大约就有这些：美国人马克·彭德格拉斯特的《镜子的历史》、佛家的《摩诃僧祇律》、曹雪芹的《红楼梦》、霭理士的《性心理学》、陈其元的《庸闲斋笔记》、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薄伽丘的《十日谈》、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程国彭的《医学心悟》、祝味菊的《病原》、吴承恩的《西游记》、严复的《原强》、雨果的《克伦威尔·序》《巴黎圣母院》、戴逸的《光绪之死》、博尔赫斯的《镜子》、欧阳江河的《玻璃工厂》、张枣的《镜中》，还有艺术史上一些重要的画作：丢勒的《青春、老年和死亡寓意画》、巴尔东的《镜中的骷髅》等等，可谓门类繁复。考据属于文献学的方法，是标准的“掉书袋”，当然需要“杂学”支撑。一般地说，考据从书本到书本，比较枯燥，非专业人员很少喜欢。可也不尽然，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像汪曾祺那样的写文章高手，居然以考据入文，而且能写得活色生香。他的《四方食事·（二）切脍》《城隍·土地·灶王爷》《葵·薤》等，就是这样的妙文。《春梦六解》也有此种手笔，多篇文章中间穿插小考证。他引用《诗经》、司马迁的《史记》、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李善为张衡《思玄赋》所作之注中的资料，考证“玄鸟”究竟为何物；引用《山海经》、汉代纬书《龙鱼河图》、李昉的《太平御览》等书中的资料，考证“玄女”的身世。读书多了，视野自然显得宽广，联想挪移的空间就阔大，广采博引，各种材料即能被调动到一处。这就好比调制鸡尾酒，不同的酒类饮品勾兑一处，不同层次的味道配置起来，醇厚而丰富之美就出来了。

　　作为学者，张清华当然不是一个“词典式”的知识收集者，对于建构理论，他有本能的冲动。在他看来，不能洞察人类的潜意识世界，就无法破解大量现代文学作品的秘密，因此他对精神分析理论一直情有独钟。修炼日久，有时不免抡起理论的镰刀收割一番，于是写出了《探查“潜结构”:三个红色文本的精神分析》《春梦，革命，以及永恒的失败与虚无：从精神分析的方向论格非》这样的大块文章。《春梦六解》一书的总体理论背景也是精神分析，春梦、白日梦、刻意遗忘、遗精之梦的运作机制、伪装、化装、代偿功能、俄狄浦斯情结……这样的术语随处可见。但是，他竭力避免把自己的文章弄得学究气十足，尽力让一切趣味盎然，或操弄“元叙事”，或插科打诨，不惜搞出些许后现代的味道。没有注释，没有大段引用，更没有晦涩冗长的阐释，他只是让理论的高汤渗透到《春梦六解》这锅菜里。但是，出于职业的惯性，于不经意间，他还是施展了自己理论构建的才能，对传统的精神分析方法做了补充和发展。在《梦的解析》中，弗洛伊德只提出“伪君子的梦”这样一个术语，没有更深入的论述。张清华则从现实剖析入手，把这个干瘪的术语填充起来，丰富起来，直到画出一个活生生的病态灵魂。他发现有一类疯子，其之所以失常，不是因为潜意识的泛滥，而是因为“超我”过于畸形和强大，“在支配着他们身上的‘善的冲动’，驱使着他们去‘扮演一个好人’”（《克劳狄乌斯之梦》）。他又自此事实出发，对克劳狄乌斯这个残忍的野心家装扮贤明的君主、正直的丈夫和慈爱的继父的角色的原因，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关于“政治梦”的论述，是张清华的另一个理论创见。无论是在史书上、文学作品中还是在现实生活里，“政治梦”可谓俯拾皆是——亚里士多德曾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政治动物”怎么会不做“政治梦”呢？但是奇怪的是，一向对学术极为敏感的弗洛伊德，竟然对这一现象置若罔闻。张清华翻检了一下《水浒传》，发现不仅宋江这样的小吏做“政治梦”，就连李逵这样的粗人也做“政治梦”。他分析了“还道村受三卷天书，宋公明遇九天玄女”那一回，惊愕地发现“梦遇女神”的情节，居然是理解《水浒传》主题的关键，正是这个情节解决了梁山聚义的政治合法性问题：一是强调宋江的造反“授自天命”，一是暗示了“替天行道”的理论出处，为以后的投降朝廷埋下伏笔（《宋公明与黑旋风之梦》）。“伪君子的梦”“政治梦”是张清华长期研读精神分析的额外收获，在事实上弥补了弗洛伊德的两个理论缺口。古代作家已经着手揭示人类精神的深层秘密，现代作家更是希望找到心灵的“原子”，对人类潜意识领域的探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精神分析理论的每一点推进，学术价值都不容低估。

　　像这种理论建构毕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更多的时候，学者的创见产生于解决具体问题的过程之中：他人忽视之处的洞察、崭新问题的发现，或者既有观念的质疑。张清华谈论历史，往往把历史幽暗处暴露出来，别具慧眼。关于刘邦的身世，历史是这样记载的：刘邦的母亲“梦与神遇”而受孕——这显然是一个“春梦”；而恰在此时，丈夫刘太公刚好目睹一条蛟龙伏在太太的身上。张清华洞察到这段叙事的深意：丈夫目睹了妻子与虬龙交媾，但是虬龙“是来自上天的使者，自然有交配的特权，凡人妒忌它不得”；妻子亦不是苟且的坏女人，而是为神垂爱的圣母；“自高祖始，后代的血统，已然改换为了龙子龙孙”（《宋公明与黑旋风之梦》），从此获得了高贵的出身。一个事关刘邦身世的伦理难题，就这样化解了。这段故事出自《史记》，是寻常史料，人人可以得而见之。很多人读过并无特殊感受，张清华却“于天上看见深渊”，于别人易于滑过之处窥破了历史叙述的秘密，这可以算得上具有“史识”了吧。张清华是一个以文学研究为专业的学者，对于自己学术领域内的问题和现象更为敏感。中国文化里带有道德理想主义激情，乱伦之类的丑行，很难获得社会舆论的宽宥。但是，一旦走进文学王国，无论是乱伦，还是土匪，都能为人们接受。于是，他做出这样的判断：“艺术，或者文学，是从最古老的时期，就已获得了一种‘豁免’，它们受命可以在世俗伦理的规限之外，以虚构或隐喻的形式，表达出那些在世俗中非法或僭越道德的东西，而不会招致责罚。它们以此可以使人不断从艺术或文学的叙述中，重返原始的乐园。”（《浮士德之梦》）社会追求的是秩序，要求成员遵守法律和道德；文学追求的是人性真实，人性可能延伸之处都被认定是合理的。有关“文学道德豁免权”的分析，对于文学本质的确认具有重要意义，这个结论无疑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作为一位学者，就要把学术研究当成自己的职业。既然是在从事一种职业，就要恪守职业精神。学者的职业要求是“保持知识领域的独立游戏规则”[1]，捍卫知识生产的严肃性，保证知识不断向真理趋近。在这一点上，张清华是非常自觉的。围绕着文学与人性、阶级性的关系问题，上世纪二十年代末鲁迅与梁实秋曾发生了一场论战。鲁迅的一篇论战文章《“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后来甚至走进了中学教科书。多少年以来，我们都带着倾向性宣判了鲁迅的胜利，梁实秋的观点却很少被认真对待。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一文中，梁实秋这样写道：“一个资本家和一个劳动者，他们的不同的地方是有的，遗传不同，教育不同，经济的环境不同，因之生活状态也不同，但是他们还有同的地方。他们的人性并没有两样，他们都感到生老病死的无常，他们都有爱的要求，他们都有怜悯与恐怖的情绪，他们都有伦常的观念，他们都企求身心的愉快。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2]言之凿凿，今天读来都觉得颇有道理。张清华对鲁迅极为推崇，但在人性论问题上却坚定地站在梁实秋的一边。他斩钉截铁地宣布：“人类的文化和文明可能会有‘进步’，但人性，我以为则是永恒的，包括人性的一切弱点。尽管道德作为历史范畴会不断变化，但人性则永远不会有根本改变，它不会随着物质的丰富和文明的增长，而变得更为崇高。”（《解梦后记》）在前人的基础上，他对人性做了更为深入的思索。文学就是用来表现人性的，“文学的使命，假如说真正存在着一个永不过时的属性的话，那么就是对于人性的观照、发现、悲悯和宽宥”（《解梦后记》）。人性最深的根基是自由，可以通向善，也可以通向恶。文学要表现真实的人性，不仅要表现善，也要表现恶；如果处处经过“道德过滤”，文学就会丧失探索人性和生命的力度。因此他又认为，文学“若说有真谛或三昧，那这真谛在歌德和曹雪芹看来，怕不是对善的褒扬，而是在于对恶的赦免，这才是它最深刻的力量”（《浮士德之梦》）。这是对文学本质的重新探究，也是对文学史上那桩公案的世纪回响。作为一名学者，出于对学术自治性的恪守，张清华克服了历史惯性，以理性精神和冷峻判断站在真理这一面。

　　有博杂的知识，有理论构建的兴趣，有穿透表象的理性思维能力，有恪守知识自律的学术伦理——透过这些散文，我们看到一个作为学者的张清华的形象。

　　知识者的思考与追问

　　以“知识分子性”来界定张清华散文写作中的文化身份感，可能有一点犹疑。何谓知识分子？这类人首先要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但更主要的，是以社会良心的身份出现，有独立的思考和判断。知识分子是一个历史概念，在西方有一个完整的谱系，从曼海姆“自由漂浮的知识分子”，到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再到赛义德的“业余者”，一路传承下来。中国古代的“士”，与现代知识分子约略有些相似，中国真正出现现代知识分子，应该是从鲁迅开始的。他早年以《摩罗诗力说》等文称颂“精神界之战士”，实际上就是在呼唤现代知识分子。从价值取向上看，我愿意把张清华放到当代的知识分子谱系中加以考察。鲁迅曾借助日本人的说法，将知识者的著述分为两类：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张清华的散文，从内容上看也确实包含着这两种类型。

　　所谓社会批评，指的是那些对社会具体事件予以评价干预的文章。张清华这类文字数量不多，但从中能读出他参与社会的热情。比如，他对中西大学的办学方式做了比较，发现西方大学多居于中小城市或隐身乡下，而中国大学多集中在核心城市。在他看来，这种差距暴露了中国大学的积弊：沿袭传统的社会权力与资源配置模式，导致人才和学术权力过分集中，学术活力匮乏，学术效益低下；同时，因为学术生产和管理的官场化，便容易滋生腐败。当然，作为知识分子，他并不想就事论事，而是诉诸深度思维，把社会问题归因于文化上的积弊（《隐居的大学》）。

　　文明批评离精神领域更近，通常既包含文化反思，又涉及国民性批判。《春梦六解》以梦为靶心，以精神分析为通道，勘察的是人性，叩问的是文化。张清华的人性探索，总是带着哲学思辨色彩。比如他在《关于狗的哲学》中认为，“狗性说到底是人性的折射，人驯化了狗，也就把狗变成了人的一个影子——用哲人的话说，就叫‘人的力量的对象化’，或者‘主体生命的感性显现’”[3]。由此，他以我们驯养的狗的奴性，暗讽人的奴性：狗是被人类虐待的对象，又可能是“狗仗人势”的恶犬，这是狗身上表现出的“主奴人格”。关于“主奴关系”，黑格尔曾做过哲学思考，鲁迅对此深恶痛绝，他曾反复声讨：“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概比暴君更暴。”（《坟·暴君的臣民》）“做主子时以一切别人为奴才，则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南腔北调集·谚语》）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是一致的，人如何对待他人就会如何对待自己，没有人格平等便只能在主子和奴隶之间摇摆。张清华的深刻之处在于，他借助哲学思维，把狗看成人的一面镜子，在狗的奴性中看到了人类的根源。

　　在张清华看来，梦绝非纯然的生理过程，而是本身就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容。《春梦六解》中描述的六种类型的梦，在整体上反思和批判了男权文化。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其一是揭示男尊女卑观念造成的畸形文化无意识；其二是男性作为权力主体的人格异化。关于中国的男权问题，很多学者已经从女性主义角度做了持续研究，但是，如果没有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理解，参透男权的奥秘也并非易事。《春梦六解》对于“宝玉之梦”的分析，说明男性借助话语权，操纵着叙事，于无形中贬抑女性。无论是在警幻仙子的安排之下，可卿与宝玉肌肤相亲的“春梦”里，还是在袭人与宝玉“初试”一节里，叙事模式都是一致的：“女人的主动诱惑总是在先，男人的色欲不过是对女性‘教唆’的回应（《贾宝玉之梦》）。”张清华还罗列《聊斋志异》中《董生》《凤阳士人》《胡四姐》《侠女》等作品的片段，指出这些情节无不合乎“欲火不起男人之身”的叙事模式。在“西门之梦”中，男权的恶劣性质进一步显现。西门庆不断纵欲的背后，是男性“妻妾成群”的梦想。皇帝是男权的集大成者，他借助权力，用法律或礼教的形式把梦想固定下来，把纵欲无度解释成了政治需要。《礼记·昏义》说君王通过协调女人们之间的关系，“以听天下之内治，以明章妇顺；故天下内和而家理”。按照同样的逻辑，从王公大臣，到地主士绅，中国众多“小皇帝”都在做着同一个梦。“西门之梦”作为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一直延续着，在格非的《人面桃花》里化成“冒险党”的纲领。像张季元者，一边从事反清复明的政治斗争，终至舍生取义；一边来到水边庄园与表妹同居，并觊觎她的女儿陆秀米，做着“妻妾成群”的梦。这些分析，剖示了欲望与文化的关联，暴露了文化与政治的缠绕，可谓是入木三分。在《春梦六解》的另一些散文中，张清华思考的重心从性别霸权转移到权力问题上了——男性是这个社会的权力主体。无论是克劳狄乌斯的“伪君子的梦”，还是宋公明与黑旋风的“政治梦”，都与权力息息相关。前者是期望借助“超我”表演，装扮成道德高尚之人，侧面证明权力的合法性；后者则是以“神女入梦”的模式，确认“权自天授”，正面宣扬权力的合法性。在传统社会中，政治文化在整个文化生态中处于核心地位，男权又在政治文化中占有绝对主导权。《春梦六解》由精神分析入手，反思男权文化，可以说击中了传统文化的靶心。

　　当然，张清华的文化反思还远不止于这些。他个人曾在海德堡大学做客座教授，有过遍游欧洲的经历。这样的经历，使得他有能力让东西文化互为参照，做双向审视，更清晰地看到各自的优点和缺点。他肯定中国人在认识方法上比西方人丰富，但认为相对于西方人的“憨厚”，中国人与其说是深沉、灵敏，不如说是复杂或“狡猾”（《遥想辜鸿铭》）。通过比较德国人与中国人对待乌鸦的不同态度，他批判我们具有“待见喜，厌见忧”的民族情绪，无论现实多么恶劣，都要虚构出吉祥喜庆的气氛（《乌鸦与喜鹊》）。在西方，少数中国人不守规矩，投机取巧，破坏民族声誉，他沉痛反思：“我们民族的历史再长，文化再悠久辉煌，智慧再高，人与人之间再有人情味，只这不讲规则的一点就完了，足以使我们一败涂地（《咫尺天涯》）。”法西斯曾经让全人类陷入巨大的灾难，而德国就是法西斯的策源地。他身处德国，不由得思考起这场浩劫的历史教训。希特勒的崛起不是偶然的，重要的原因，他是一名充满蛊惑力的演说家，具有把“思想直接转化为群众的意志”的能力。这个转化的过程就是语言施展侵蚀力的过程，“语言也会把‘思想’转化成为灾难，它的华丽和伪饰的修辞，更容易让人上当受骗”（《特里尔印象》）。法西斯战争，像历史上的其他灾难一样，无辜的人民是真正的受害者，“人民不光是一个虚词，需要时就成了法律和正义的代名词，就成了假其名、借其力的借口，不需要时，人民就成了苦难的收敛者和真正的替罪羊”（《雨雪中的纽伦堡》）。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张清华关注的不是一己之私，不是一草一木，也不是某个特殊集体的利益，而是以知识分子所特有的普遍主体的人格，承担起无边的责任。就像利奥塔所说的那样：“‘知识分子’更像是这样的思想家，他们把自己居于人类、人性、民族、人民、无产阶级、创造物或其他诸如此类的地位。也就是说，他们把自己等同于被赋予普遍价值的主体，并从这个角度分析形势，开出处方，为主体的自我实现，或至少是这种实现过程的进展，提出建议。”[4]正是站在这样的立场上，张清华带着形而上的热情和理性的原则，批判社会弊病，检点国民劣根，关注民族命运，反思人类历史，承担着看护社会正义和追问人类良知的角色。

　　感性、气韵与诗意花园的营造者

　　张清华十分讲究“文气”。关于这一点，韩愈在《答李翊书》中的论述堪称经典：“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抽取出三个关键词：“气盛”“言之长短”“声之高下”。端详着这三个词语，我忽然悟到，张清华散文中充盈的“文气”源于他作为诗人的独特气质。

　　张清华自称是“未成名”的诗人，但实际已经出版多部诗集，《我不知道春雷是站在哪一边》《形式主义的花园》，还有刚刚问世的《一只上个时代的夜莺》《镜中记》。诗歌创作的经验让他具备了独特的修养和气质，因此无论写评论还是作散文，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把诗的基因注入或植入其中。翻开他的散文，可以发现诗的踪影无处不在。《春梦六解》中的六篇散文正文前面都有一段题辞，其中征引诗句的就有三篇：《宝玉之梦》引用宋玉的《高唐赋》，《克劳狄乌斯之梦》引用博尔赫斯的《俄狄浦斯和谜语》，《西门之梦》引用李煜的《菩萨蛮·铜簧韵脆铿寒竹》。未进入正篇阅读之前，读者先被诗的氛围笼罩了。行文之中，征引的诗句如草丛中的花朵，随风俯仰，闪烁不定。如《宝玉之梦》一篇，就集有《金瓶梅》中借李瓶儿思念西门庆的一首艳词、勾栏女李桂姐的一段唱词、李昌祺《剪灯余话》中的“旧日豪华事已空，银屏金屋梦魂中”……兴之所至，他还会赋诗一首。在《贾瑞之梦，抑或风月宝鉴》中，他创作了冷峻超迈的《风月宝鉴》；在《浮士德之梦》中，他写出了热烈奔放的《一步之遥》：

　　……

　　是这样精准，精致，有时他们的肢体

　　紧紧相贴，任摩擦的热与力，都在舒放中

　　升华，且节制。听，这旋律中的对话

　　玫瑰绽放，进退自如，两个声部如胶似漆

　　那致命的隐喻，已经在嵌入和抽离中

　　完成了——单纯如冰雪的能指。[5]

　　中国古代文人写作时，小说、散文中常夹杂诗歌，或自作，或他引，或来自对他人作品的改写。起初，这种文体互渗的形式可能是文人借以炫才的产物，到了后来，则已演化成行文的常规。对于张清华而言，这种文体互渗亦是常见的，更重要的，是他带着诗人的气质行文，不时让诗歌元素融入散文的血肉。

　　当代作家中最讲“文气”的莫过于汪曾祺了，他对韩愈“气盛言宜”的观点更是奉为圭臬。每次谈及“文气”，他必定把韩愈的那段名言引用一遍，不厌其烦。他还结合贴身经验，给出了自己的理解：“他所谓‘气盛’，照我的理解，即作者情绪饱满，思想充实。”“一个人精神好的时候往往会才华横溢，妙语连珠；倦疲的时候往往词不达意。”[6]我觉得若谈张清华散文的“文气”，汪曾祺所说的“情绪饱满”四个字最为关键。张清华的散文总是“情绪饱满”，一脉贯通，让人想起苏东坡《文说》中的那段话：“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7]他的“情绪”不是浪漫主义式的直抒胸臆，而是与思想和智慧联系的快意，一种超越庸常之后的震颤、深邃与厚重，可以称为“哲理的情绪”。

　　比如，在动物园，“我”看到身背铁链的狗熊，于是逆向思维，联想起人类的生存意义：“一根锁链显得很重要，有了它，生存便获得了目的、秩序和意义。只不过对人来说，它需要稍稍显得‘抽象’一些，有时要紧一些，把意义突显出来，有时又要松或者虚一些，以给点疏散闲情逸致的时间罢了。但稍微松过了点，这人就又有点不知所措了。”（《冬日闲情》）——这是玄思之后的会心。

　　再如，面对浩瀚的中国历史，他找到了“众妙之门”：“我对他们说，中国人的非凡之处，其形而上学的高迈之处，正在于他们永远是深邃的生命本体论主义者，他们以历史的追问起，以人生的认识终，出儒入道，此乃真历史主义者也，否则那追问和叩问，那上下的求索有何意义？”（《文明得“不好意思”》）——这是感悟之后的骄傲。

　　还有，在暮雨的迷离与怅惘之中，他领悟了乡愁隐藏的内核：“事实上乡愁是一种真正的绝望，一种生命里同来俱在的愁思，乡愁不是空间的，而是时间的，它的方向是遥远的过去；乡愁不是恋物，而是自恋，它所牵挂的不是那片实际上常常显得抽象的祖居之地，而是悲悼自己的生命、身世与韶光。”（《暮雨乡愁》）——这是洞察之后的感喟。

　　……

　　这些情绪并非来源于一事一物的悲欢，而是对日常情绪的超脱，是智性的体验和超越的欣悦纠结在一切的复杂情感。哲学与诗歌两面一体，理性与情感彼此融合，不禁让人感慨那个遥远的诗哲谱系，又有了当代的追随者。

　　西方有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对语言的力量极为推崇，巴别塔的故事就是例子，上帝也忌惮不同族群讲同样的语言。对于语言的魔力，中国人也很早就认识到了，《淮南子·本经训》上说：“昔者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对于文学创作而言，语言就更重要了，任何一个有成就的作家，都会对语言高度重视。关于韩愈的“言益”，汪曾祺这样阐释：“他提出一个语言的标准：宜。即合适，准确。世界上有不少作家都说过‘每一句话只有一个最好的说法’，比如福楼拜，韩愈则把‘宜’更具体化为‘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语言的奥秘，说穿了不过是长句子与短句子的搭配。一泻千里，戛然而止，画舫笙歌，骏马收鞭，可长则长，能短则短，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中国语言的一个特点是有‘四声’。‘声之高下’不但造成一种音乐美，而且直接影响到意义。不但写诗，就是写散文，写小说，也要注意语调。”[8]作为一名优秀诗人，张清华对语言节奏与韵律的敏感自然超乎常人。我的一位同事曾告诉我，她会购买张清华出版的每一本书——不是要读通内容，每晚读上几页，品味一下语言就足够了。我只摘录一段放在这里，让我们鉴赏一下它的诗性品质：

　　至于那春秋大梦，在下以为，若不能与人生的悲欢离合、生死残败相遇合，也难有这般的深远含义。繁华世界，淫乐故园，似一枕黄粱，登时灰飞而烟灭。这是吾族先人，在无数野史稗记中，所要反复叮嘱我们的。虽说也并无多少引登彼岸与论述终极的哲学高度，但训谕肉身凡胎，悟化人间万象，教导隐恶扬善，宣示正义归宗，总还是有些意义的罢。[9]

　　这段话中，多用四字句，譬如连珠，天然带有一种整饬感。时而长句和短句夹杂，急促与舒缓交替，呈现参差之态；时而铺排而来，各句犹如对偶，展示“双峰对插”之势。骈散结合，伸缩有致，诗性十足。

　　张清华把诗人的气质带进了散文的创作之中，他以诗人的身份驱遣笔墨，又把“哲理化的情绪”诉诸笔端；情之所至，文段字句，如泰山出云，杂花生树，时而金鼓喧阗，时而林籁泉韵，换羽移宫，自然有了“句之长短”和“声之高下”。

　　散文是最基本的文体，但是，要达到一定境界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散文的妙处在于“散”，没有“散”就没有“聚”，就像一个凹镜，镜面张开得足够大，焦点才会足够炽热耀眼。一个散文作家，他的知识、思想、情感、语言体量足够大，才能为自己的作品提供抵达特定境界的能量。张清华作为一名有着充分准备的写作者，以学者、知识分子和诗人三重文化身份介入散文世界，以阔大的人格和深厚的修养，镂月裁云，为我们熔铸出一篇又一篇的锦绣文章。

　　注释：

　　[1]陶东风主编：《知识分子与社会转型》，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页。

　　[2]上海文艺出版社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理论集（1927-1937）》第2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47页。

　　[3]张清华：《海德堡笔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2页。

　　[4]转引自陆杰荣：《后现代·知识分子·当代使命——论利奥塔的“知识分子之死”的理论实质》，《哲学动态》2003年第6期。

　　[5][9]张清华：《春梦六解》，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47页、225页。

　　[6][8]季红真主编：《汪曾祺全集·谈艺卷》第 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438-439页、439页。

　　[7]李道英编：《唐宋八大家文选》，南海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3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