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野春风：庄学本少数民族女性影像与文化研究

　　摘要：庄学本于1934—40年间，在中国川、青、甘、康诸省少数民族地区长期从事民族调查与影像拍摄。在其众多的考察、创作主题当中，各民族女性的社会地位、服饰形象、婚姻生活等，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拍摄与书写的影像——文字民族志报告，既表现出其对各民族女性同胞的博爱情感与道义关怀，也成为当代学人与公众了解八十多年前中国西部边陲少数民族女性文化最宝贵的文献资料。

　　关键词：庄学本；少数民族；女性；影像文献；民族志

　　庄学本（1909—1984）为20世纪最重要的中国边疆摄影工作者之一。他于1930—40年代在四川、西康（后并入四川）、青海、甘肃等地少数民族世居区域拍摄图片，长期刊载于《良友》、《中华》、《东方》等民国时代知名的期刊画报，拥有广泛的读者群。1941年，他曾在重庆、成都、雅安三地举办“西康影展”，西康省主席刘文辉亲自作序，观众逾十万，国民政府要员与学界名宿纷纷题词礼赞，多份刊物发表影展专号，风头之盛一时无两。

　　在以摄影成名的同时，庄学本还曾以“开发西北协会调查专员”、“西康省政府参议”等半官方身份，在西陲藏边从事民族文化考察与民族问题研究活动，并陆续发表或出版过《羌戎考察记》、《青海土人的文化及其地理分布》、《丹巴调查报告》、《西康夷族调查报告》、《康藏民间故事集》等民族学人类学领域的文字作品。他于学术领域取得的成就，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同样为学界所尊重，曾先后成为中国边疆学会与中国民族学会会员，并于1948年被选为中国民族学会候补理事。庄学本在1950年后的生活跌宕起伏，与摄影创作及学术活动都渐行渐远。直到上世纪末，中国摄影界重新“发现”了这位久已被淡忘的摄影家及其数千幅西部边地摄影作品，庄学本的生平与志业才再次回到公众视野，并从学界获得了“影像人类学先驱”的称号。当然，考其艺术与学术成就，“先驱”之桂冠确为实至名归。

　　庄学本在他游历川、康、青、甘的漫漫旅程中，遭逢的险境与奇遇不胜枚举，如与阿坝墨桑土司华尔功臣烈结拜为兄弟、陪同九世班禅大师返回西藏、在凉山彝区险被掳为“娃子”等，他镜头所猎的雪山草地、寺庙法会、婚丧嫁娶等奇景更是引人注目，且多有影像民族志的学术价值。值得注意的是，从最早进入岷江流域的羌寨，到最后离开藏汉杂居的康定，庄学本始终对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女性持有一贯的拍摄兴趣与习俗文化研究的热忱。如果我们在他广泛的影像与文化调查主题中，拎出一条有温度、有深度的贯穿线索，那么，透过一幅幅照片凝视我们的各民族女性，以及散落于其旅行日记或调查报告中的女性生活与文化记录，无疑带给我们极美的视觉感受，丰沛的时代语境与宝贵的文化信息。

　　一、女性肖像与历史情境

　　庄学本自1933至1939年在藏边地区的游历与摄影，拍摄了数千幅以上的图片，其中最引人瞩目者，当为他在各地为羌、藏、土、彝、东乡、摩梭等少数民族成员拍摄的肖像照。摄影研究者李媚认为：“肖像是摄影中最具有检验力也是最有难度的摄影方式，那些面孔总能让人窥破一个摄影者与被摄影者的关系、摄影者的心理与姿态。……搜寻记忆，似乎还没有哪位中国当代摄影家的肖像作品像他（庄学本）的这些作品一样对我具有那么深刻的震动。我想即使就仅凭这些作品，庄学本就有足够的资格成为中国摄影史上重要的大师级人物。”在庄学本的少数民族肖像作品中，又以女性肖像照最为出色。如《良友》杂志之《新西康专号》（1940）封面彝族少女像、《羌戎考察记》（四川民族出版社，2007）封面嘉绒少女弹口弦像、《庄学本全集》（中华书局，2009）封面羌族女性侧面像与嘉绒少女像等，都是庄氏的摄影代表作。虽然大多数女性肖像作品都没能留下被拍摄对象的姓名与身世，但依然有少数留影者，因为自身的名望或后人的追寻，在历史的语境中存续了她们的生命故事。

　　（一）羌戎女子的青春肖像

　　1934年，时年24岁的庄学本第一次涉足羌族与嘉绒藏族世居的四川岷江流域，他与当时从东部城市进入西南边地游历的知识青年相仿，“热切企望能在国疆边缘扮演知识的发掘者与沟通者的角色，将国族知识带入边疆，并将边疆的落后情况带给国人。同时我们也可由此体认这些志切革命的青年心目中的国家蓝图——一个政治统一、社会有序、经济科学进步的中国。”在他以旅行日记为蓝本出版的《羌戎考察记》中，除了观察和记录沿途羌、藏、汉族的民生与民俗，正值青年时代的庄学本也并未刻意掩饰他对异性的兴趣。他专门记下五六个羌民丫头“逼视着我突然的一阵訇笑，笑声有些异样，我们至今还莫名其妙他们的笑因，原因在我们身上发现的呢？还是她们天真的流露？”在书中，庄学本还专设“羌女怕羞，不肯照相”一节，讲述他在理番（今理县）县城见到羌族女子，“很希望把她们的倩影摄入我的影盒”，但屡遭拒绝，究其缘由，“有的说是迷信，以为照了相就要倒霉，有的说她们是怕羞，恐怕照出来不好看。但终于被我设法偷偷的摄了一影，说起来真是好笑呢！”这种言行举止中对青年异性兴趣的流露，也显示出初入边地的庄学本尚未受到学术标准的规训，保有一种本能的激情与新鲜感。

　　在嘉绒藏族聚居的八石脑村，庄学本受到盛装藏族少女们的歌舞欢迎，又有了为她们摄影的强烈愿望，“当每个丫头坐上去照相时，面部都表现不自然的神情，使我的摄影机中得不到一张活泼生动的半身像。”但是，在通宵歌舞狂欢之后，庄学本将连夜冲洗出来的照片分发给她们，“丫头们第一次见到她们自己的嘴脸印到纸上，都异常的兴奋，她们对于照相发生兴趣了。”庄学本从这次拍摄嘉绒藏族女性的经历，认识到照片作为“礼物”，对于熟悉当地社会，增进彼此情谊，以及更为平等、深入地进行影像记录的重要价值。此后，在当地社区的照片拍摄——冲印——馈赠——再拍摄的工作流程，成为庄学本在西部少数民族学地区从事民族志摄影的主要方法之一。

　　庄学本作品中最著名的两幅嘉绒藏族少女肖像，都是1934年在理番县内拍摄的。新版《羌戎考察记》封面选用的“弹口弦少女像”，根据四川省阿坝州文化研究者徐吉廷先生的实地寻访，少女名为杨德芳，应是庄学本本次考察聘请的翻译兼干事杨青云（藏名索囊仁清）的一个侄女。“2007年，杨德芳在米亚罗管账，当她看到《羌戎考察记》后很高兴，并买了几十本送人，她还给别人说封面照片是她在3、4岁时照的。老人于2008年去世。”另一张更为脍炙人口的“什谷屯贵族少女”肖像（《庄学本全集》下卷封面照），是什谷脑守备杨继祖的女儿包慧卿。她自幼秀外慧中，少女时代曾在成都省艺专学习音乐。“1952年前后，包惠卿考入西南民族学院读书，1955年后在阿坝州民族干部学校任教。州政府从刷经寺搬迁到马尔康后，她在马尔康乡下教书，1957年被划为右派，1958年开除公职，1960年病故。”包慧卿短暂的人生以悲剧告终，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的遗产，只有这幅少女时代的照片，凝视着人间，成为纯真不逝的永恒经典。

　　（二）藏族贵妇的历史写真

　　1.果洛康干部落头人之妻阿赛

　　1934年的川青边地考察期间，在时人以为蛮荒凶险的廓落克（果洛）草原，庄学本却曾经感受到藏族部落女子的善良与美好。如在廓落克的康干部落，庄学本曾与部落头人康克明的妻子阿赛（庄写作阿雪，藏名写作那媜王慕）共度了数日时光。时年23岁的阿赛是拉扑楞寺第五世嘉木样活佛丹贝坚赞（汉名黄正光）的二姐，自幼生活在里塘汉藏杂居地区，谙熟汉语，远嫁果洛部落之后，难得有外来汉人的到访，故对于意外出现的庄学本颇多亲近。“土妇尝肆汉文通汉语，故有汉人习。当吾侪下帐时即来问候，举止颇落落，年仅二十许，生二女，是甘肃番兵总办黄慧中（黄位中）之女。”庄学本与阿赛互致礼物，交谈甚切。“土妇好喜垂晚在溪中濯马，令众奴牵之，彼即以水泼马，马惊跃则奴辈随之下溪，一而再，观者哗笑，亦草地之春色也。惟其开通亦少见。”

　　自抵达康干翌日，庄学本即与阿赛来往频繁。晨间“坐而闲谈，述其家世”，午后庄则为之摄影，“土妇乃盛装来，穿獭皮裘，竟体蔽珊瑚珠，戴珊瑚冠，背后飘缎带上缀琥珀，珊瑚大者如拳，细者如珠，珠光宝气，灼灼射人，总其价值约在万金，华贵诚不亚于江南之贵妇人。”庄学本为之拍摄一幅端庄坐像，身旁是同样盛装、神态幼稚而眼神明亮的女儿。他还按照当时流行的人类学摄影方式，拍摄了阿赛正面、侧面与背面三幅相片，以展示当地藏族贵妇的华丽服饰，又请求她骑马留影，阿赛无不应之。到了晚上，“土妇为余下一红帐房作洗相用，番人俱因未尝见，故集满帐，虽伸手不见五指，惟均不愿去。土妇能唱汉歌，在黑暗中唱泗州调打牙牌一阕，音调悠扬，如闻乡音，几忘置身于寂寞野番之草地中。”庄氏在康干部落逗留五日，辞行之时，“土妇为余牵笼上骑，已见其泪盈于眶，淫淫欲出，余亦不禁为之黯然终日。……及返首视之，尚见土妇痴痴帐外，若有所思，余深恐为人识破，乃忍心前弛。”

　　在庄学本经年累月的旅行日记中，唯此篇意味深长，似有一种朦胧的情愫，或如他自己所言：“盖彼既生长汉邦，远适番地，荒野寂寞，辄动乡思，兹见汉人，果视如家人，聚首未久，忽赋骊歌，自当挥泪也。而余以彼例已入山数月，所见者番蛮野人，今遇此境，亦不禁悲从中来。惟吾侪匹夫家国之命脉绝续，非作儿女态时也，乃策马不顾而行”。当代影视人类学者鲍江评论道：“庄学本镜头里的阿赛，男孩子气坚毅如昔，但天真已不再，神情显得凝重、忧虑，让人不忍对视。此时的阿赛历经马家军阀兵炙欺凌，她的心绪，作为匆匆过客的庄学本未必能够完全体会，甚至可能存在美丽的误会，但庄学本用镜头与文字写下的阿赛、自我以及彼此的相遇与相处，它所揭示的跨文化相处之道启迪我们后学——‘诚’是成就影视人类学经典不可或缺的前提。”

　　2.甘孜孔萨女土司德钦汪姆

　　庄学本影集中另一位留影甚多，且在康藏现代史上深具影响力的藏族女性，是四川甘孜县（时在西康省辖下）孔萨女土司德钦汪姆。庄氏与女土司相遇的时间，已是1937年11月下旬，他作为九世班禅归藏护送行署的摄影师，自1935年启程，已在青海、甘肃浪迹两年，此时因班禅滞留玉树，中日战争爆发，不得不独自踏上返乡之路。庄学本于11月28日抵达甘孜，在县政府举行的接风宴上认识了德钦汪姆等藏族各部落土司：“这里的酋长是一位妙龄的‘西番’女子，名叫德钦汪姆，很能干大方，颇受她的人民信仰。她的祖母是过去西康著名的女土司，她的叔父是寺中的活佛。”

　　庄文骏先生（庄学本之子）曾写道：“我在扫描父亲照片时，发现父亲给一个女土司拍下了十多张不同角度的照片。我当时很疑惑：“父亲为什么为这个女土司拍了这么多？原来父亲在南下时，到甘孜孔萨时，见证了一场历史罕见的为爱情而进行的战争。……父亲见证了这一切，并留下了丰富的影像资料，后来资料上关于这个女土司的记录，都是使用父亲留下的照片。”所谓“为爱情而进行的战争”，是指德钦汪姆与班禅行辕卫队队长益西多吉（后更名为孔萨益多）之间的婚事，以及由此为导火索引发的“甘孜事变”；藏学家降边嘉措在其传记作品《最后一个女土司》中，也曾将庄氏列为这场恋情的见证人之一：“可惜心性耿直的庄学本没有发现益西多吉和德钦旺姆正暗生情愫，否则他一定会给他们拍摄一张合影照片的。”但益西多吉随班禅行辕到达甘孜并与德钦汪姆相识是在1938年1月末之后的事情，根据其日记，彼时庄学本早已抵达康定甚至成都，不应再有机会“见证”他们的爱情，更遑论此后的纷争与战事，不知降边嘉措先生就此事件的信源为何？

　　虽然未曾真的见证“爱情战争”，但庄学本与德钦汪姆之间，应当是建立了较为深厚的友情，否则，庄氏不会为她拍下十余张照片，其中既有德钦汪姆的个人肖像，也有她与友人在一起的合影，几乎每一张照片中的德钦汪姆都面带笑容，意态闲适。特别是一张距离很近的特写相片，德钦汪姆没有任何华贵的配饰，素颜而微笑地凝视着镜头以及相机后方的庄学本，其温柔、无邪的神情，能够让后世的观看者感受到她内心的纯净。

　　上述嘉绒、果洛与康巴藏族女性肖像，虽然只是庄学本在1930-1940年代西部民族摄影中少数的个案，却能体现出庄氏摄影的艺术成就与学术内涵。从摄影艺术的角度，正如当代摄影研究者李媚所言：“那一张张面孔具有巨大的凝聚力，只要凝视就会被深深地打动，哪怕目光只是匆匆掠过，你都无法不驻足停留。我们被触动的是内心的柔软之处而不仅仅是眼球。”从影像民族志的视角，庄学本的肖像摄影带有鲜明的时代语境，能够成为中国近现代边疆历史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阿赛与德钦汪姆的两组照片，分别对应着她们身处的时代旋涡与曲折的个人命运，前者的人生与果洛藏族部落的苦难纠结在一起，后者则即将迎来那位改变她生命历程、引发各方混战的班禅行辕卫队长。她们留在庄学本影像与文字中那些平和、甚至亲昵的神情和举止，几乎能被称为她们一生中最美好、安宁的时刻之一。

　　李媚曾有一个疑问：“庄学本的图片有一种摄影人梦想中的境界：自我的消失。我很难想象当那些人们与他双目相对的时候，他们是怎样超越了眼前陌生的照相机和这个汉地男人，而独自存在的？”如果以人类学的观念去理解，我们其实会发现，包括阿赛与德钦汪姆在内，这些影像的留存者并非超越了这个汉地男人，而是与他达成了某种心理上的和谐或信任。鲍江在评价庄学本与阿赛的拍摄关系时认为：“与拍摄对象以诚相待，在田野现场与拍摄对象即时分享拍摄成果，这是庄学本作品的成功之道。通过与相关文字对照，影像反射性由隐变显。这样的呈现传递给读者的就不仅限于通过拍摄对象特殊装束彰显、流于表面的所谓‘他者性’，它还包括以拍摄者与拍摄对象‘相处之道’为核心的作品创作过程及其跨文化语境，甚至还包括在此过程中拍摄者心迹的流露。”简而言之，在面对被拍摄者时，庄学本并没有“自我的消失”，而是用诚意与尊重，成为一个值得对方信赖与托付的伙伴，达成一种“跨越文化藩篱的‘心心相印’”。

　　二、女性文化调查与处境关怀

　　除了肖像摄影之外，庄学本在其1934-1940年的川、青、甘、康考察活动中，主要的精力还是投诸边地各族群的社会考察与文化记录，社会组织、政治结构、婚姻家庭、物质文化、信仰仪式等均在其关注的范围之内，也正因如此，庄学本的摄影才被当代学界普遍认为是中国影像人类学的先声。在繁多的调查内容当中，西部少数民族女性的文化特质是他一贯重视的内容，特别是1935年，他第一次游历结束后返回上海，遵从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丁文江的要求，学习人类学的基本知识与体质测量方法后，庄学本逐渐敛去多愁善感的少年心性，开始在沿途的边疆部落考察活动中，自觉运用学术视角，进行带有民族志色彩的影像记录与文字描述，其调查与创作历程也进入了人生的第二个阶段，而各族女性的服饰装束、婚恋生活、社会身份等，依然是庄学本田野摄影与文化调研的重要主题。

　　（一）女性服饰与妆容文化考察

　　近代以来，由于边疆民族与汉族之间的不断交往，其服饰往往形成男装多混同于汉人装束，女性服饰则固守本民族或部落传统之基本形制，故考察一族服饰特征，往往以女性一方居于主位。民国摄影家关注少数民族服饰者虽不乏其人，但庄学本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迄今，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尚收藏庄学本图片约642幅，多为羌人、戎人（嘉绒藏族）与彝人之服饰形象与生活图景等，为该馆最重要的图片藏品，也是当代服装学者研究20世纪前半叶中国西部民族服饰文化的珍贵影像资料。

　　虽然在其1934年的羌戎果洛之行期间，庄学本便出于摄影者本能地关注并拍摄了羌族、嘉绒藏族与安多藏族的服饰，甚至对阿赛等贵族女性的衣饰不吝“珠光宝气，灼灼射人”的赞叹，但直到他于1935年受聘担任“护送班禅回藏专使行署”摄影师之后，才开始进行带有民族志意义的系统性观察与记录。庄学本于1936年农历春节时期进入青海省互助县的土族聚居区，考察土人的社会民俗。当时他便注意到：“土人服饰异常奇特，和蒙古人及番人均截然不同，妇人的头饰用红线、五色布、红绒球和小铜铃做成马鞍形、簸箕形、蜂翅形、三尖形、烧饼形，分别称马鞍头、簸箕头、蜂儿头、三尖头或三义头、烧饼头或干粮头等种种。每一条山沟流行一种头饰，颈间套着白贝壳的项圈，背后又拖一个五彩料珠盘成的圆碟。民和县的土人特别，都是小脚、红裙珠冠，额前一只珠凤，行动时脚下袅袅婷婷，珠凤颤颤飞舞，据传这是宋朝丹阳公主的新妆。”

　　庄学本于青海各地拍摄了不同类型的土族女性头饰，并在其撰写的《青海土人的文化及其地理分布》书稿中，专辟“衣饰”一节，对土族服饰（主要是女性服饰与头饰）进行了十分详尽的解释，如“蜂儿头，土名 Gis Notail（即“扭达”—本文作者注），又名凤儿头，用椭圆纸板二扇，上缀红绳为冕，用铜簪斜插，耸立脑后，如蜂儿展翅，故名蜂儿头。此种头饰以互助东南哈拉直满沟华林庄为最习见。簸箕头，土名 Bugi Notail ，又名马鞍头，亦用纸板做成马鞍形之头饰，四周用红绳为冕旒，戴法同蜂儿头。此种头饰以互助沙塘川塘巴堡一带最为习见……”等，又附有多幅他亲笔手绘的头饰图形，可谓图、文、影并茂，足堪为服饰研究者参详。庄学本曾于1937年初二度访问青海土族聚居村落，进行系统的民族学调查与拍摄、测量、搜集文物等工作，就在他最终离开当地不到一年，即1938年后，“青海军阀马步芳强行改变土族服饰，从此这些式样繁多的扭达不再流行，现已在民间绝迹。此后，土族妇女常把头发梳成两根长辫子，垂在背后，末梢相联，头戴饰有丝锦的毡帽或礼帽。”由此可见，庄学本很可能是亲眼见证并记录土族妇女传统头饰的最后一位外来文化调查者，他所拍摄的土族妇女头饰图片，或已成为后人了解该民族传统服饰文化的视觉文献孤本，具有极为宝贵的影像民族志价值。

　　1936年5月，庄学本随班禅行辕来到甘肃夏河拉扑楞寺，举行规模盛大的时轮金刚法会。在此期间，庄学本正好可以如鱼得水似地拍摄四方而来的藏人服饰：“五光十色最使人注目的是他们妇女各种奇异的装束，每一种装束足以代表他们每一个部落。”《良友》杂志1936年的123期以《从兰州到拉卜楞》和《西陲之民族》为标题，专门发表了庄学本的西游行纪以及他在拉卜楞寺法会期间拍摄的藏人衣冠形象，共计两页17幅图片，图文并茂地展示了前来膜拜班禅大师的不同地区男女服饰的特点，如拉卜楞妇女“头上梳了几百根小辫子，她们的辫套从腰以下缝上五十个铜元，富的用银盾和银元”；松潘的妇女“满头全是苹果形的琥珀，额前再绕几转嘛呢珠般的珊瑚珠链”；隆务族妇女的“背后很像带着一个木枷。辫梢上挂着一根三尺长的木板，上面钉七个银盾，下面飘五条红带”；卓尼族妇女“多数衣服褴褛，戴着大耳环，辫子分成三股，上面密缀着长条的铜珠”；西康的女子“都梳一根大辫子，腰间束一片花布裙，而里塘的妇女就特殊了，贵属的太太们在头的左右两角覆两个圆的金盾”。除了逐一拍摄各部族妇女的全身照与特写外，庄学本还专门邀请拉卜楞、西康、里塘及松潘妇女合影一张，以对比她们头饰与服装的差异。这些影像细节与文字描写，为1930年代的川、甘、青藏区女性传统的服饰文化，留下了非常细致而生动的文献记录。此后数年间，庄学本任西康省政府参事时，亦曾专题拍摄与文字介绍丹巴嘉绒藏族、大凉山彝族、泸沽湖摩梭人等族群女性服饰特点，如他在《西康夷族调查报告》中，庄学本亦设置专门章节介绍彝人服饰，其中尤以女性服饰之陈述最为细致，包括头帕、帽子、发辫及耳饰、盛装的头饰、上衣、裙子、其他的饰物、披风等部分，且根据地区与支系的差异，有更多彝族分支的服饰细节介绍。在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收藏的庄学本图片资料中，便以彝族服饰照片最为丰富，共计387张，可以与庄氏的文字表述参阅互文。

　　除女性服饰之外，庄学本对西部少数民族妇女的特殊妆容等习俗与文化也有所关注，在这其中，又以他对藏族女性涂面风俗的影像记录与文字描述最具典型意义。在其记述1935-37年“九世班禅归藏”行程的《青康旅行记》（手稿），讲述玉树藏族服饰的章节中，庄学本写道：“年轻妇女的脸上很多涂着酱黑色的藏糖，一块一块的黑斑等于回族的面幕遮盖了她们的美容，反使人望之却步。据传这种装饰是古代藏王的命令，以防止喇嘛的不守清规。”1940年，庄学本在其毕生最盛大的一次摄影展览“西康影展”中，也展示了一幅名为“涂面”的照片，图片说明与上文略同，又补充了“涂面之另一意义谓高原朔风多励，涂之以滋润肌肤云”。

　　当然，在庄学本成千上万幅照片当中，“涂面”并非代表作，也很少受到特别的关注，直到当代中国藏学研究者张亚莎进行藏族历史文献中“赭面”习俗研究时，因“古代有‘涂面’（赭面）习俗的民族主要分布在青海省的西南及西藏自治区的北部与西部（即藏语称之为‘羌塘’的地区），青海省西南玉树地区藏族曾流行过赭面习俗的结论，主要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和出土考古文物得来，却缺乏现有的民族学调查资料”，而庄学本在青海玉树拍摄的“涂面”照片，或正是“是至今仍活着的民族学方面的佐证……尤其是对于研究证据链条的完善，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在此，我们真的应该深深感谢庄学本先生当年非凡的功绩以及他所留给我们丰厚的遗产！”

　　（二）女性生活方式与社会地位考察

　　庄学本自踏上西行之路，便对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女性的生活、劳作、婚恋与社会地位等问题多有关注。他虽然不是一位“女权主义者”，但或许是在上海、南京等沿海大都会度过了青年时代，视野较为开放，抑或他长期合作的《良友》、《中华》等时尚刊物具有早期的妇女平权意识，庄氏在其1930年代中后期的西部旅行、调查与创作期间，确有一般的外来考察者不常具备的意识，即通过女性的社会身份理解一个族群的文化整体特征。

　　庄学本于1934年初涉羌寨、戎村以及果洛藏族部落时，无可避免地带有一种对他者的猎奇目光，故其早期的摄影与文字书写，多发乎性情，较少深入的调查研究。也因如此，他出版的第一本著作《羌戎考察记》被当时的学界人士讥讽：“可以说是羌戎区的游览记录，而不能称为‘考察’，因为‘考察’两字，无论用在哪一方面，都需有一副专门的知识或技能。而庄君除照相技术而外，其他都谈不上也。”即便《羌戎考察记》在学术领域之价值尚可商榷，但庄学本毕生奉行的民族平等与文化包容精神，以及对边地民族妇女的同情，却已体现无疑。他在书中专设《勤劳的戎女》一节，认为“丫头是很能勤苦的，她们完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田中的工作清闲时，手中终是不停的打羊毛线，无论坐跪立行，无不如此。勤劳的精神，实堪令人钦佩。就是在咂酒作乐的时候，她们都还在绕毛线，真所谓娱乐不忘工作呢！”他将其在川西北藏区的观感以《今日之吐蕃民族——一个男惰女勤的社会》之图文发表于《良友》杂志，称：“在川省西北——松潘黄胜关以西，西戎之四土以北——有俗称西番民族者，即古之吐蕃部落也……习俗男惰女勤，一切帐内帐外工作均由妇女任之，无论耕种、畜牧及种种劳作均属妇女。男子则性惰闲游，故婚姻多用公妻或入赘制。如非统治者仍为因袭之男子土官，则实一女性中心社会也。” 他并以八幅妇女劳作的照片，展示“西番”（即安多藏族）所从事的翻地耕犁、木材运输、手工织造、缠结毛线、鞣制羊皮等工作，“均由女子任之”。对于果洛地区藏族的性别分工，他大抵也持同样的观点：“男子除当兵和狩猎而外，专做偷窃别人牛羊之举，几成习惯。女权极高，随时可以命令男人。家务皆由其操持。晨起，将所有牛羊放往有水草之地，中午始归，然后挤乳烧柴，与丈夫吃。”总之，川边果洛之行带给庄学本最大的文化震撼之一，是女性的操劳辛苦，及其社会地位的实际高企，最终感叹这一社会事实“与中原等地适得其反”。

　　1935年末，庄学本应聘担任班禅归藏护送团队摄影师，前往中国西北地区旅行考察，并肩负为中央研究院等学术机构搜集标本、资料之使命。他在青海所进入的第一个少数民族社区——土族村落中，不单注意到女性头饰的多样性，更将“女勤而男惰”的评语再度抛出：“他们的习气还和游牧社会相仿佛，家庭和田中的工作都依赖女子为中心。懒惰的男子除了耕地意外，一切田中事家中的事都不去过问。”庄学本进而发现土族女性有“十五做阿姑”的习俗：“未嫁的女子到了十五岁，向父母天地跪拜磕头，将背后两根发辫的尾梢连结起来，就称‘戴天头’，此后她们被人艳称为‘阿姑’。‘阿姑’的恋爱，就能享受到自由的权利，父母兄弟都不能顾问。阿姑在外面找情人，或者带了情人回家，都很自由。阿姑生了子女，就算母家的子女，姓母家的姓。……也有少数的阿姑，她们因为情人太多，她陷在情海中不能自拔，她就戴了‘天头’住在母家，以便应付。”他又观察土族青年男女“桃色的夜会”：“在这样热闹的黑暗中，男女间喁喁情话，耳鬓厮磨，视为常事，有时女子假作不高兴的时候，形如烈火的男子把阿姑摔在地上，胡摸一阵。但阿姑多是天足，也有相当的膂力，时常她们联合二三个阿姑，去玩弄一个俏皮的男子，抱头拉足，互相合作，把他摔在地上，拖他几丈。又怕他的报复，就一哄散去。”土族对女性在男女交往与性生活方面的宽容程度，令庄学本颇觉异样，以为在封建的中国社会，发现了一个两性择偶相对自由的特别境域。“故土人之家庭以女子为中心，通行招赘，或戴天头而不嫁，遗产因亦多女子继承。”相对于性伦理更为保守的汉族社会，中国西陲的土族、藏族社群展示了一种更为自由、开放的性观念。

　　1937年，因班禅回藏行程在青海玉树遇阻，加之中日战争爆发，庄学本归乡无望，翌年竟意外成为西康建省委员会参议，得以考察丹巴嘉绒藏族、大凉山彝族以及泸沽湖畔的摩梭人社会。1939年，庄学本发表《丹巴调查报告》，言及丹巴人看重生育，“凡未受孕女子及妇人仅能穿围腰，受孕以后，始准穿裙子。是丹巴女子生育不仅在生理上起变化，即服饰上亦需相当变换。在民俗学上，实含有特殊意义。”他随后又深入越嶲、冕宁、昭觉、盐边等彝族聚居地，考察彝人社会生活的整体样貌，其艰险程度尤过于此前的数次行程。他观察在彝族家庭之中，主妇须从事“种庄稼、织毛布、打毛线、缝纫、煮饭、抱小孩、喂牲畜、砍柴等工作”，女儿“八九岁以上负放牛羊、抱弟妹的工作，十四五岁以上帮助母亲的一切工作”，可知女性是彝族家庭生活的主要维系者。与周边民族相比，彝族（特指黑彝）妇女的社会地位较高，据庄学本的考察，黑彝妇女“在战争进行中可以出来调停及有承继父母遗产之权，所以许多凶猛的丈夫能殴打其父兄，而不敢得罪其妻子，并且妻子殴击丈夫的事件反易发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彝族女性牵连着两个家族，“俗称‘女子发五十根是娘家的，五十根是婆家的’，就能明了她们在家族社会中的重要了。”

　　由此在婚姻领域，彝族家族之联姻看重财礼，买卖婚很发达，“所以他们颇有不重生男重生女的风尚，因为女儿的财礼是一大笔收入，而儿子的财礼相反的是一大笔支出”。正是由于财礼负担的沉重，在彝族社会，流行着“转房”的习俗，即丈夫死后，寡妇只可在男性家族中转嫁他人，“转房不问夫之弟兄或长幼，惟视男方之人选而定”。林耀华在其《凉山夷家》书中，亦曾记述“转房”制度，认为转房习俗的社会功能在于解决人口和性欲问题，“我看到它是彝家妇女享有的一种权利，却忽略了它同时也是妇女亡夫家支强加给她的义务。”而庄学本在其调查报告中，却早已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混乱的转房，还是基于经济，即买卖婚的不良结果。所以寡妇如欲另醮他姓，只要她能偿还彩礼，也可以冲破这层罗网（冕宁黑夷1200两），但是这笔大的经济数目，不是一个妇女所能筹措的，因此多数不幸的妇女，只有冤屈在这种混乱制度之下，但是多数节烈的妇女，因不满于配偶的悬殊，而出于自尽的亦有所闻。”庄学本此前曾游历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多年，对各民族妇女不公正的命运一直持有同情的态度，故对“转房”制度，绝未看成彝族女性的“一种权利”，而是看到了她们的人身枷锁与流转之痛。

　　离开大凉山彝区之后，庄学本又前往木里与永宁麼些（摩梭）村寨。前者为一近乎封闭的“喇嘛王国”，后者则是有母系社会存续的部落。他记述：“环（泸沽）湖多是麼些的山村，他们以捕鱼耕种为生，操劳的都是女子，家庭组织也以女子为中心，男子除了当喇嘛外，在家帮着妻子工作，所以有‘女儿国’之称。”他在其日记中亦记载渡船中两位摩梭老妇的言谈：“言其未婚之状，其历史由来甚久。一妇生九子，无夫；一妇有数女。无女之老妪其言下颇以天下重女之慨，因女子交一男友即可得财物银钱，以银钱可以购骡子为家争财云。”惜庄学本未在泸沽湖多做停留，也没有撰写专门的文章或报告，进一步探讨摩梭人“以女子为中心”的家庭生活与社会组织。

　　结语

　　庄学本自1934年入川边考察，其后七年间奔走于中国西部边陲，行摄于村寨部落，书写于昏灯帐下，完成了一部部兼具民族学调查与影像人类学记录性质的民族文化著作，其丰厚的内涵迄今仍值得我们钻研不已。庄学本在其长期而复杂的考察过程中，延续了对各民族女性的影像拍摄和文化探究，特别是将其融入民族文化的整体情境当中，而不只是猎奇或求美。从他的影像档案与文字表述中，我们能够相对完整、细致地获知上世纪三十年代羌、藏、土、蒙古、撒拉、东乡、彝、纳西（摩梭）等各民族女性的服饰妆容、社会地位、劳动分工、家庭生活、情爱婚姻、人生仪式等文化特征，其丰富、系统的民族文献价值超越了同时代大多数图像与文本，很多作品已成为我们理解彼时彼地彼族群女性文化唯一的信息来源。尤为珍贵的是，庄学本镜头摄取的少数民族女性形象，都以一种“无邪之美”凝望世人，有着对人物最典型、生动、感人的形象写真，从中也反映出拍摄者本人对各民族女性同胞的博爱情感与道义关怀。而这些影像又与他在文章、报告、书稿中流露出的对女性追求自由平等、摆脱封建束缚的赞美相呼应，其人道主义精神可谓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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