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祖谦（南宋时期理学大家）

　　家世显赫

　　

　　吕祖谦画像吕祖谦出生于宋高宗绍兴七年三月十七日（1137年4月9日）。他出身官宦世家。九世祖吕梦奇，唐末五代时东莱人，曾任后唐户部侍郎，乃吕蒙正、吕蒙亨之祖父；八世祖吕龟祥，殿中丞，知寿州，遂家于寿州；七世祖吕蒙亨，官至大理寺卿，其从父兄吕蒙正，为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状元；六世祖吕夷简、五世伯祖吕公弼、五世祖吕公著，皆曾入朝为宰相。高祖吕希哲，自其以下，包括曾祖吕好问、伯祖吕本中、祖吕弸中、父吕大器等，皆为朝廷命官。如此一代一代连续不断地在朝为官，在宋以前和以后的历朝中不多见。

　　吕氏家族除官位显赫外，学业上也颇有建树，清人王梓材在校订《宋元学案·范吕诸儒学案》所加按语说：

　　“谢山（按指全祖望）《札记》：‘吕正献公家登学案者七世十七人。’考正献子希哲、希纯为安定（按指胡瑗）门人，而希哲自为《荥阳学案》。荥阳子切问，亦见学案。又和问、广问及从子稽中、坚中、弸中，别见《和靖（按指尹焞）学案》。荥阳孙本中及从子大器、大伦、大猷、大同为《紫微学案》。紫微之从孙祖谦、祖俭、祖泰又别为《东莱学案》。共十七人，凡七世。然荥阳长子好问，与弟切问历从当世贤士大夫游，以启紫微，不能不为之立传也。”

　　足见吕氏家学之深厚。全祖望的计算尚不准确，吕氏家族当入学案（指《宋元学案》）的，七世尚不止17人。所以《宋史·吕祖谦传》说：“祖谦之学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献之传。”

　　吕祖谦原籍寿州（治今安徽凤台），生于婺州（今浙江金华）。建炎年间，其曾祖父吕好问携全家避难南迁，诏提举临安府（今浙江杭州）洞宵宫，封东莱郡侯，卒于桂州（遗骨后移葬于婺州武义县城东明招山）。其祖父吕弸中始定居婺州。当时，学人多称其伯祖吕本中（1084年—1145年）为“东莱先生”，吕祖谦则称为“小东莱先生”。到了后世，一般均称吕祖谦为“东莱先生”了。少时科试

　　

　　吕祖谦立像吕祖谦在《除馆职谢政府启》中，对自己作了如下概括：“自其少时既夺移于科试，及乎壮齿，又堙废于隐忧，竟失全功，徒怜初志。”这是颇合实际情况的。吕祖谦儿时，随父亲在福建任所，他先从师于林之奇，后随父至临安，又从师于汪应辰和胡宪。林之奇字少颖，一字拙斋，学者称三山先生，是吕祖谦伯祖吕本中的门弟子。据《宋元学案》称，吕本中“教之以广大为心，以践履为实，称高弟”。从这个意义上说，吕祖谦又成了他伯祖吕本中的再传弟子，足见其在学业上，受其伯祖影响最深。据《宋元学案》称：“先生于学，博综诸家。”这对吕祖谦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胡宪字原仲，是著名学者胡安国的侄子，从胡安国学，因居住在籍溪，故自号籍溪先生。“先生质本恬淡，而培养深固。平居危坐植立，时然后言。望之枵然，如槁木之枝，而即之温然。虽当仓卒，不见其有疾言遽色。人或犯之，未尝校也。”这些个人修养，亦对吕祖谦有很大影响。科试绝伦

　　绍兴十八年（1148年）四月，吕祖谦祖父吕弸中致仕，吕祖谦得恩补为将仕郎。

　　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吕祖谦改为迪功郎，监潭州南岳庙。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吕潜为右迪功郎，授严州桐庐县尉，主管学事。但吕祖谦并未看重这些官职，他甚至并没有去上任，而一心要走科举入仕的道路。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他的妻子韩氏去世。

　　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吕祖谦终于实现了他的愿望。这年四月，先考中博学宏词科，接着又中进士。孝宗特下诏“减少二年磨勘期（内外文武官员考课，由吏部与各道观察使复验，任期满后，根据考绩结果升降），直接又政事堂差遣”。吕祖谦由此而特授左从政郎，改差南外敦宗院宗学教授。任职期间，吕祖谦在政务之余，为不少大臣和相知友好代写了许多奏表，阐述了他本人的政治、经济、军事等主张。初入仕途

　　

　　吕祖谦像乾道二年（1166年）十一月，吕祖谦母曾氏去世，归葬婺州。由于为母亲守丧，他只得居明招山，以教授学子为业，四方之士争相趋往其门下。次年八月，吕祖谦以太学博士补严州学教授。

　　乾道五年（1169年），吕祖谦再娶韩氏（为原配之妹），并到严州任所。

　　乾道六年（1170年），吕祖谦升任太学博士，并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在进见孝宗奏对时，吕祖谦劝勉孝宗留意圣人的学说。并上奏道：“恢复中原的大事在此时应当确定规模和方略。陛下若广揽豪杰，臣等愿意精加考察，使其确指经营谋划之实，孰为先后，让妄言空谈不敢在陛下面前呈现，然后再与几位大臣定成算而次第行之，这样大义可以伸张，收复大业就可以实现。”

　　次年（1171年）五月，第二任妻子韩氏又去世，所生女亦夭折。

　　乾道八年（1172年）春，吕祖谦担任秘书省正字，点检试卷，参与了主持礼部考试工作。期间结识了陆九渊。二月四日，礼部考试尚未完全结束，吕祖谦突然接到其父病危的家报，等到后抵家时，吕大器已撒手西去。为服父丧，吕祖谦再次离职，结庐于武义明招山侧。讲学布道

　　乾道九年（1173年），吕祖谦还处于服丧期间。问学诸生又重新集结于门下，规模不小，前后达三百人之多。对于问学诸生，吕祖谦罄陈所学。同年，刘清之、陆九龄也来登其门，与之研讨文章义理，相处甚欢。陆九渊对吕祖谦丧中讲学颇有异词，以为这将损害“纯孝之心”。劝其散遣学生。在此同时，汪应辰也来信希望他不要在哀苦过度之际，再为讲学耗费精力，免得弄垮身体。吕祖谦接受了他们的意见，但又感到“四方士子已经聚成规模，难以突然遣散”，因此将讲学活动坚持到了年底。

　　淳熙元年（1174年）吕祖谦遣散所有间学诸生，独居明招山旁守墓，潜心于学。是年五月，父丧服除。六月复官，主管台州（今浙江临海）崇道观。期间陆九渊从杭州专程来到金华造访吕祖谦，吕祖谦对他的哲学观点赞善不已。八月至九月中旬，吕祖谦相约潘景愈从金华出发前往会稽游玩。顺畅心情之余，顺便到探视健在的外祖母。二人沿途或坐船、或步行，途中遍游名山古寺，参观了王羲之故宅和兰亭。到达会稽后，又偕同伯舅叔及几个表弟泛舟鉴湖。吕祖谦还特地拜访了名儒苏仁仲，并从他那里得知不少古书善本，对此吕祖谦大喜过望。回到金华后，吕祖谦又起游兴，打算去一趟大台雁荡山。正待成行，朱熹来信称其准备至金华与他同游雁荡。鉴于此，吕祖谦取消独游计划，在家等待朱熹。

　　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因故爽约，不能前来金华。于是吕祖谦从金华出发，前往福建，访问朱熹。到达崇安后，被朱熹留住在“寒泉精舍”十多天。期间，两人共同研读了北宋理学家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等人的著作，并一致感到四人的理学著作广大宏博，对于初学者来说，不容易在短时期内掌握其精髓。为此，二人共同摘编了周、张、二程等著作中的若干条目，汇编成册，题名为《近思录》，权充初学者的入门教材。鹅湖之会

　　主词条：鹅湖之会

　　淳熙二年（1175年）五月底，朱熹与吕祖谦抵至江西信州（今江西上饶）鹅湖寺。吕祖谦为了调和朱熹“理学”和陆九渊“心学”之间的理论分歧，企图使二人的哲学观点“会归于一”，于是充当发起人和组织者，出面邀请陆九龄、陆九渊兄弟前来与朱熹见面。六月初，陆氏兄弟应约来到鹅湖寺。

　　作为会议的主持者，吕祖谦在会上没有明确表态。对于朱、陆双方的观点，“甚有虚心相听之意”。但是吕祖谦内心还是倾向朱熹的“教人”之法，认为二陆的主张过于疏阔。吕祖谦评价朱熹和陆九渊：“元晦英迈刚明，而工夫就实人细，殊未可量。子静亦坚实有力，但欠开阔。”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会后，吕祖谦利用自己对二陆的影响，积极协助朱熹做二陆的转化工作。吕祖谦认为“讲贯通绎”是治学教人的根本法则，不可以轻易予以否定。他指出陆九渊的错误在于因人废理。谓：“大抵陆子静病在看人而不看理。”在吕祖谦的耐心开导下，陆九龄放弃了鹅湖会上所坚持的观点。至于陆九渊始终没有为吕祖谦劝说所动。不过，也没有因此产生龃龉。起复修书

　　淳熙三年（1176年），守丧期满，因礼部侍郎李焘的推荐，吕祖谦升任秘书省秘书郎，并兼国史院编修官与实录院检讨官。到职后，吕祖谦奉命重新修定《徽宗实录》。他发现旧稿中错误甚多，需要大力整顿，然而期限紧迫，故而不得不全力以赴。次年间，吕祖谦一直忙于修定此书，而很少有空做其他事情。“史事期限迫促，殊无少暇。”

　　淳熙四年（1177年），《徽宗实录》修定完毕，呈送宋孝宗。趁此机会，吕祖谦面呈奏表，希望他认真总结北宋王朝覆灭的惨痛教训，励精图治。不要再发生上下内外相侵夺的现象。恳请孝宗虚心以求天下之士，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视前代未竟的事业为己任，激励朝中士气而振作声威，以避免重蹈宋徽宗的覆辙。不久，吕祖谦升迁为著作郎兼编修官。同年，吕祖谦又娶芮氏为妻。

　　淳熙五年（1178年），吕祖谦奉诏编修《皇朝文海》。此书乃根据宋朝诸家文集，旁采传记他书而成。共有一百五十四册。原版本的《皇朝文海》错误较多，但吕祖谦编修此书，极为认真，他采摭精详，故得到孝宗嘉许。特赐名为《皇朝文鉴》，又命翰林学士周必大为之序，赐赏吕祖谦银绢三百匹两。英年早逝

　　淳熙六年（1179年）七月二十八日，其妻芮氏去世。

　　淳熙八年七月二十九日（1181年9月9日），吕祖谦病故，享年四十五岁。

　　嘉定九年（1216年）正月，宋宁宗赐吕祖谦谥号为“成”。

　　嘉熙二年（1238年），宋理宗改谥吕祖谦为“忠亮”。后追封开封伯。

　　景定二年（1261年），配享孔庙。

　　

　　《吕祖谦年谱》尽管吕祖谦一生屡遭不幸，但在学业上体现的那种宽宏函容和兼收并蓄的精神，仍使他独树一帜，成为南宋一位重要学者和思想家。清代学者全祖望在校补《宋元学案》的过程中，很能发现吕祖谦为学的特点，他说：“宋乾”他还说：“小东莱之学，平心易气，不欲逞口舌以与诸公角，大约在陶铸同类以渐纪其偏，宰相之量也。”这确是吕祖谦的风格和为学特点，而表现这一风格和为学特点的，莫过于他促成了朱、陆的“鹅湖之会”。

　　所谓“鹅湖之会”，是指以朱熹为首和以陆九渊为首的两个针锋相对的学派，于淳熙二年（1175）在江西信州鹅湖寺举行的一次辩论会，这是我国哲学史和思想史上一次重要的聚会，为时三天，于当年六月八日结束。《象山全集》所附《年谱》，引有陆九渊门人朱亨道的一段话：“鹅湖讲道，切诚当今盛事。伯恭盖虑陆与朱议论犹有异同，欲会归于一，而定其所适从，其意甚善，伯恭盖有志于此。语自得，则未也。”吕祖谦自己亦曾回忆此事说：“某留建宁凡两月余，复同朱元晦至鹅湖，与二陆及刘子澄诸公相聚切磋，甚觉有益。元晦英迈刚明，而工夫就实入细，殊未可量；子静亦坚实有力，但欠开阔耳。”一个“就实入细”，一个“欠开阔耳”，一褒一贬，判然分明。足见就总体来说，吕祖谦是倾向于朱熹，而对陆九渊是有所批评的。

　　

　　吕祖谦半身像吕祖谦十分注意读史。朱熹对吕学有所评述。一次，门人黄义刚向老师“问东莱之学”。朱熹便回答他：“伯恭于史分外仔细，于经却不甚理会。”又一次，朱熹问他的门弟子吴必大：“向见伯恭，有何说？”必大回答：“吕丈劝令看史。”朱熹对此很不满意，发议论说：“他此意便是不可晓！某寻常非特不敢劝学者看史，亦不敢劝学者看经。只《语》、《孟》亦不敢便教他看，且令看《大学》。伯恭动劝人看《左传》、迁《史》，令子约诸人抬得司马迁不知大小，恰比孔子相似！”这里朱熹的意见显然十分偏颇，既不劝学者读史，也不劝学者看经，甚至连《论语》、《孟子》“也不敢便叫他看”，而只令“看《大学》”一种，也不过是自己的一己之见，并没有什么十足的道理可言。

　　吕祖谦既重视读史，他劝人看《左传》、读《史记》便是理所当然的了。吕祖谦十分重视通史，他留下的未竟史著《大事记》12卷（通释3卷，解题12卷），就是一部本拟“起春秋，后讫于五代”的编年体通史。可惜天不假年，他只写到汉武帝征和三年便去世了。不过，从他留下的这部分书看，这是一部严谨的史著，连对吕祖谦教人读史颇有微词的朱熹也不得不承认，“其书甚妙，考订得子细”。这部书，每个事目都注明出典，如周敬王四十一年（即鲁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孔子卒”。便注明：“以鲁史、《左传》修。”每条都如此，一丝不苟。本书另附通释3卷，解题12卷。吕祖谦说：“《大事记》者，列其事之目而已，无所褒贬抑扬也。熟复乎通释之所载，则其统纪可考矣。解题盖为始学者设，所载皆职分之所当知，非事杂博、求新奇，出于人之所不知也……凡所记大事无待笺注者，更不解题。”可见解题就是笺注读这一条应当掌握的知识。仍以上条“孔子卒”为例，解题说：“鲁史、《左传》皆书己丑。杜预曰，四月十八日乙丑，无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误。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至是年七十三。”这的确都是“职分之所当知”的事。而通释，则正如陈振孙所说，是“经典纲要，孔孟格言，以及历代名儒大议论”。“学者考通释之纲，玩解题之旨，斯得先生次辑之意云”。

　　

　　问津书院讲师吕祖谦画像吕祖谦于读史极下功夫，有《十七史详节》273卷传世。诚如清代四库馆臣所说：其书“所录大抵随时节钞，不必尽出精要”。看来这是吕祖谦读史时随手抄出的，具有选本性质，故得流传。

　　另一较有影响的史著是《东莱博议》，又称《左氏博议》，虽是“为诸生课试之作”，却多有吕祖谦的真知灼见。全书共4卷，选《左传》文66篇，分析透彻，议论明达，不少地方，阐发了他卓越的史学思想。如在《曹刿谏观社》一文，吕祖谦便盛赞了史官的直笔。他说：“当是时，人君之言动，史官未有不书者。为君者视以为当然而不怒，为史者视以为当然而不疑，此三代之遗直也。其后管仲之戒齐桓也，曰作而不记，非盛德也。管仲之所言虽是，而已开作而不记之端也。又其后，周王之私犒晋使也，曰，非礼也，勿籍。周王之所举已非，而且显然戒史官以勿籍矣。然一时之史官世守其职，公议虽废于上，而犹明于下。以崔杼之弑齐君，史官直书其恶，杀三人而书者踵至。身可杀而笔不可夺，鈇钺有敝，笔锋益强。威加一国，而莫能增损汗简之半辞，终使君臣之分、天高地下，再明于世，是果谁之功哉！”又说：“使其阿谀畏怯，君举不书，简编失实，无所考信，则仲尼虽欲作《春秋》以示万世，将何所据乎？无车则造父不能御，无弓则后羿不能射，无城则墨翟不能守。大矣哉，史官之功也！”这种对古代史官的高度评论，在理学大盛的南宋，可谓不同凡响，反映了吕祖谦重视史学、重视文献有征的求实精神。

　　吕祖谦在任史官时，曾参与编修《徽宗皇帝实录》200卷，又曾奉旨校正《圣宋文海》，这就是由他重新编选的《宋文鉴》。这部书共150卷，所涉诗文集800余家。其书“断自中兴以前”，保存了北宋大量的诗文。吕祖谦曾对他的侄子吕乔年说：“国初文人尚少，故所取稍宽。仁庙以后，文士辈出，故所取稍严，如欧阳公、司马公、苏内翰、黄门诸公之文，俱自成一家，以文传世，今姑择其尤者，以备篇帙。或其人有闻于时，而其文不为后进所诵习，如李公择、孙莘老、李泰伯之类，亦搜求其文，以存其姓氏，使不湮没。或其尝仕于朝，不为清议所予，而其文自亦有可观，如吕惠卿之类，亦取其不悖于理者，而不以人废言。”都可见吕祖谦在选文时的良苦用心。此书初成，朱熹并无赞辞，但晚年经过仔细研读，却说：“此书编次，篇篇有意……其所载奏议，皆系一代政治之大节，祖宗二百年规模，与后来中变之意思，尽在其间，读者着眼便见。”足见本书的编选是极有功力的。

　　周必大：祖谦涵养久，知典故，不但文字之工。

　　

　　吕祖谦画像朱熹：①学如伯恭，方是能变化气质。②伯恭是宽厚底人，不知如何做得文字似轻儇底人。

　　陈亮：乾道间，东莱吕伯恭（吕祖谦）、新安朱元晦（朱熹）及荆州（张栻）鼎立，为一代学者宗师。

　　脱脱：祖谦学以关、洛为宗，而旁稽载籍，不见涯涘。心平气和，不立崖异，一时英伟卓荦之士皆归心焉。...其所讲画，将以开物成务，既卧病，而任重道远之意不衰。居家之政，皆可为后世法。

　　全祖望：小东莱之学，平心易气，不欲逞口舌以与诸公角，大约在陶铸同类以渐化其偏，宰相之量也

　　纪昀等：祖谦虽与朱子为友，而朱子尝病其学太杂。其文词闳肆辨博，凌厉无前，朱子亦病其不能守约。...祖谦於《诗》、《书》、《春秋》皆多究古义，於十七史皆有详节。故词多根柢，不涉游谈。所撰文章关键，於体格源流，具有心解。故诸体虽豪迈骏发，而不失作者典型，亦无语录为文之习。在南宋诸儒之中，可谓衔华佩实。

　　白寿彝：吕祖谦关心朝中大事，。”他对南渡之后50年，“文治可观而武绩未振”的情况极为担忧，

　　周必大：祖谦涵养久，知典故，不但文字之工。

　　吕祖俭：公之问学术业，本于天资，习于家庭，稽诸中原文献之所传，博诸四方师友之所讲。参贯融洽，无所偏滞。公之言行，求正于有言之君子，以诏来世。（《宋故朝请郎直秘阁主管亳州明道宫吕公祖谦圹记》）

　　朱熹：①学如伯恭，方是能变化气质。??②伯恭是宽厚底人，不知如何做得文字似轻儇底人。③伯恭有蓍龟（喻德高望重的人）之智而处之若愚，有河汉之辨而守之若讷，胸中有云梦之富而不以自侈，词章有黼黻之华而不易。??④盖其德宇宽洪，识量闳廓，既海纳而川渟，岂澄清而挠浊。矧涵濡于先训，绍文献于故家，又隆师而亲友，极探讨之幽遐。所以禀之既厚而养之深，取之既博而成之粹。宜所立之甚高，亦无求而不备。故其讲道于家，则时雨之化；进位于朝，则鸿羽之仪；造辟陈谟，则宣公独御之对；承诏奏篇，则右尹《祈招》之诗。（《东莱先生祭文》）??⑤以一身而备四气之和，以一心而涵千古之秘。推其有足以尊主而庇民，出其余足以范俗而垂纪。然而状貌不逾于中人，衣冠不诡于流俗。迎之而不见其来，随之而莫睹其躅。矧是册青，孰形心曲。惟尝见之者，于此而复见之焉，则不但遗编之可续而已也。（《吕伯恭书像赞》）

　　陈亮：①乾道间，东莱吕伯恭（吕祖谦）、新安朱元晦（朱熹）及荆州（张栻）鼎立，为一代学者宗师。（《陈亮集》卷二十一）??②惟兄天资之高，地望之最，学力之深，心事之伟，无一不具，其来未已群贤调谢，然山峙兄又弃去，我存局以，一代人物，风流尽矣。（《又祭吕东莱文》）

　　陆九渊：窃惟执事（吕祖谦）聪明笃厚，人人自以为不及。乐教导人，乐成人之美，近世鲜见。苟有所怀义不容，黙天下事理，固有愚夫愚妇之所与知，而大贤君子不能无蔽者。（《与吕伯恭》）

　　刘清之：我从公游十有七年，取友天下，谁如公贤？众所同病，公独无是。古人所难于公，为易崇深，愽大精粹，明通具此，众羡亦莫如公！公之所学，欲至圣处。欲告于上，陛辞弗能欲语，何敢出二言以异之？（《吕太史伯恭祭文》）

　　陈傅良：公绍绝学之遗，统缅潜心于一贯，立六艺之要，津渉九流而弗畔。既超乗于先得，亦加鞭于后倦。可谓明古人之大体，而能通当世之变。泛观人物，粤自秦汉，功臣擅其气略，儒雅隆于辞翰，通人焉草草，法士焉断断。以余观公，与夫专善偏长之士，岂可同日而论也哉！若乃推本皇家讲求文献，尝以为艺祖造邦，上基周室，而仁皇继体之际，庶几羞道于管、晏，痛小雅之未复，先群疑而独辨。推公之志，欧富韩范，缉熙宁之坠绪，振元祐之余筭，又将防同错综，招擕集散，回万牛于绝手，六辔以徐按合，一代之玉石，出中原于涂炭，盖又渡江，诸老皆有遗恨者也。??（《祭吕东莱文》）

　　尤袤：惟公渊源之学，浩养之气，纯全之行，刚毅之志，高视古人，不论今世。濂溪、河南，其道未坠。公生百年，独探其秘。障阳末流，折衷六艺。斯文是赖，绝学有继。人言相门，必复其始。公所抱负，表表愈伟。谓当亿龄，世济其美。??（《祭吕东莱文》）

　　辛弃疾：惟公天质之美，道学之粹，操存之既。固而充养之，又至一私欲，未始萌于心极，万变不足以移其志。故不力而勇，甚和而毅泯，爱憎以无迹，更毁誉而一。致宜君上益信其贤，而同异者莫得窥其际也。任重道远，发轫早岁。遗外形体，辍寝忘味，事物之来若，未始经吾意迨。夫审是决疑，则精防正大，中在物之理，而尽处物之义。私淑诸人，固已设科，不拒闻者。心醉道行，志得抑将，使君才并用而众志咸遂也。乃若生长见闻，人物门地，高文大册，博览强记，虽皆过绝于人要之。盖其余事，厥今上承伊洛，远沂洙泗。谓曰：朱、张、东莱，屹鼎立于一世，学者有宗圣传。??（《东莱先生祭文》）

　　黄震：东莱先生以理学辨朱、张，鼎立为世师，其精辞奥义，岂后学所能窥其万分之一。然尝观之，晦翁与先生同心者，先生辩诘之不少恕；象山与晦翁异论者，先生容下之不少忤。鹅湖之会，先生谓元晦英迈刚明，而工夫就实入细，殊未易量；谓子静亦坚实有力，但欠开阔。其后象山祭先生文，亦自悔鹅湖之会集粗心浮气。然则先生忠厚之至，一时调娱其间，有功于斯道何如邪！??（《东发日钞》）

　　脱脱：祖谦学以关、洛为宗，而旁稽载籍，不见涯涘。心平气和，不立崖异，一时英伟卓荦之士皆归心焉。...其所讲画，将以开物成务，既卧病，而任重道远之意不衰。居家之政，皆可为后世法。（《宋史》）

　　王守仁：道间与季通讲论，因悟向来涵养工夫全少，而讲说又多强探，必取寻流逐末之弊。推类以求，众病非一，而其源皆在此。然非如近日诸贤所谓顿悟之机也。向来所闻诲谕诸说之未契者，今日细思东莱之言，吻合无疑。大抵前日之病，皆是气质躁妄之偏，不曾涵养克治，任意直前之弊耳。（《遗言录》）

　　胡应麟：宋诸诗人掩于文者，宋文景、苏明允、曾子固、晁无咎；掩于词者，秦太虚、张子野、贺方回、康与之；掩于书者，石延年、蔡君漠；掩于画者，王番卿、方与可；掩于儒者，朱仲晦、吕伯恭。（《诗薮》杂编卷五）

　　纪昀等：祖谦虽与朱子为友，而朱子尝病其学太杂。其文词闳肆辨博，凌厉无前，朱子亦病其不能守约。祖谦于《诗》、《书》、《春秋》皆多究古义，于十七史皆有详节。故词多根柢，不涉游谈。所撰文章关键，于体格源流，具有心解。故诸体虽豪迈骏发，而不失作者典型，亦无语录为文之习。在南宋诸儒之中，可谓衔华佩实。（《四库全书总目》）

　　查慎行：东莱不以诗名，而应制乃尔称题，有专家所不及者。合前后三章观之，儒者气象可见。

　　王崇炳：①先生之学，以涵养性情为主，大概有志于程伯子（颢）之为人。然明道本源了彻，精言粗语，皆归第一义谛。先生尚隔一间，惜乎无年，需以岁月，岂不足以入室乎？（《吕东莱先生本传》）②且其学，近裹切己，责涵养实践，不贵争辩，于洙、细为近。其为人，闳靡平粹，志在经世，而耻苟合，其为文，波流云滴，珠辉玉洁，为一时著作之冠。其释经，研精覃思，婉转归己，拔义于训话之卜，读其书可知矣。（《《重刻吕东莱先生遗集叙》》）

　　全祖望：①小东莱之学，平心易气，不欲逞口舌以与诸公角，大约在陶铸同类以渐化其偏，宰相之量也。（《宋元学案·卷五十一·东莱学案》）??②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门庭径路虽别，要其归宿于圣人则一也。

　　白寿彝：①吕祖谦关心朝中大事，极力主张抗金。他曾上书说：“恢复大事也，规模当定，方略当审……臣愿精加考察，使之确指经画之实，孰先孰后，使尝试侥幸之说不敢陈于前。”他对南渡之后50年“文治可观而武绩未振”的情况极为担忧，希望能从根本上予以改变，其用意显然是十分深刻的。可惜吕祖谦在从政的18年间，屡被他所说的“隐忧”所困，未能充分发挥他的才干，实在令人叹惋。②尽管吕祖谦一生屡遭不幸，但在学业上体现的那种宽宏函容和兼收并蓄的精神，仍使他独树一帜，成为南宋一位重要学者和思想家。（《中国通史·第七卷·中古时代·五代辽宋夏金时期（下册）》第五十三章）

　　冯友兰：①伯恭介朱、陆之间，颇多调停。然吕氏虽传洛学，而原明所师，如定安、泰山、盱江、荆公甚众，居仁亦曰：“学问做得主张，则诸子百家长处，皆为吾用。”故吕氏家教，又在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不知中原文献之传，乃伯恭之所以异于朱、陆两家者也。且南渡以后，学者剽正心诚意为浮谈，而视治国平天下为末务。虽攘斥二氏，其不切世用，亦与二氏何别矣。伯恭《周礼说》曰：“……”此岂独当时救弊之言，亦儒者明体达用之学，道所应尔。不然，孔门问政之言，其多与问仁等，岂骛外之谓乎？③少时性极褊，后因病中读《论语》至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有省，遂终身无暴怒。其《与朱子书》亦规以“争较是非，不如敛藏持养”，即其学养可知也。（《中国哲学史》）

　　田浩：吕祖谦的史学和经学是后世金华学派的基础。学者几百年来把金华学派归在浙东史学和经世之学范围里，除婺州金华外，此派的大本营还包括浙南的温州和浙北的明州（今宁波）。把这三处的主要学派统称为“浙东学派”甚为恰当，因为这三个地区的学者在当时是都深受吕祖谦思想的影响，并且这些学者都有共同的归属感。（《朱熹的思维世界》）

　　刘玉民：吕祖谦以其渊博的学识、宽广的胸怀、独具魅力的人格等在南宋学坛上纵横捭阖，与当时的各家各派展开了深入而广泛的学术交流。在学术交流过程中，他不惟尊贵，不计富贫，不论长幼，皆以平等温润之态度对待之，从而赢得了各界的广泛尊重和积极响应，推动了南宋学术的繁荣和发展。并且在与南宋诸儒学术交流过程中，吕祖谦亦汲取百家之长、陶铸百家之说，使自身“吕学”体系更加完善，内容更加宏博，终成著作等身、德泽后世之一代学术宗师。（《吕祖谦与南宋学术交流》）

　　

　　吕祖谦作品吕祖谦著有《东莱集》（《东莱吕太史文集》）四十卷传世，另有《古周易》1卷、《书说》35卷、《吕氏家塾读诗记》32卷、《春秋左氏传说》20卷、《春秋左氏续说》12卷、《东汉精华》14卷、《丽泽论说集录》10卷、《历代制度详说》12卷、《古文关键》2卷、《近思录》、《易说》、《周易音义》、《周易系辞精义》、《东莱书说》二种、《东莱博议》、《大事记》、《吕氏唐鉴音注》等。《四库全书·两宋名贤小集》录其诗一卷，《全宋诗》亦录有其诗。墓址

　　吕祖谦墓，位于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武阳镇明招寺南300米。其墓丘长约30米，下宽23米，上宽15米，有拜坛三级，墓碑尚存。1989年12月12日公布为浙江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5月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浙江金华武义县吕祖谦墓纪念会议

　　2005年11月18日，吕祖谦暨浙东学术文化国际研讨会开幕式、浙江省文化研究工程重大项目《吕祖谦全集》首发式在浙江师范大学举行。理学

　　吕祖谦的世界观颇为杂博。他既认为理或天理是世界的本原，又规定心总摄万物，而使自己的哲学具有两个最高范畴。他非常推崇程颐的理学观点，对其学术代表作——《伊川易传》赞赏备至，这是他以“理”为第一本原的依据。其受程颢主观唯心主义影响颇深，这又是他以“心”总摄万物的理论渊源。只是他由于英年早逝，尚未来得及象陆九渊那样对“心学”观点进行系统的发挥，也没有来得及将“心学”与“理学”完全熔铸浑然一体，从而在其哲学最高范畴上，呈现“理”、“心”并重的状况，而在认识论上则既主“明心”，又重“格物穷理”。吕祖谦在将“理”膨胀为哲学最高范畴的同时，又通过万物“旨吾心之发见”论将“心”上升为万物的另一开始，从而使其本体论呈现二元论趋势，故而只能将其视为是介于程颖之学和陆九渊“心学”之间的一种学说。

　　吕祖谦的“理”不仅是天地万物的根源，还是事事物物的普遍法则。吕祖谦认为天理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都有它的表现形式，是内在本质对立面的一种外在现象，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种规定性。他认为人们应当顺应自然和历史的潮流，明确等级之分，安守自己的本分。吕祖谦还认为要想使人们把天理流行于人类社会的普遍法则内化为自身的规范，必须经由“心”对天理原则的体认，也就是对一系列“礼”的体认。这“礼”就是孝、忠、友、义等伦理观念，其不外乎是“心”之所悟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吕祖谦把这些有封建等级色彩并需要人用“心”体认的伦理纲常上升到“天理”的高度，也初现了理与心融合的端倪。

　　吕祖谦的哲学体系属于唯心主义，但它的辩证因素值得重视。吕祖谦继承了自先秦以来的“有对”论，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矛盾地存在着的。世界上没有矛盾的对立面的事物是没有的，这是天下所有事物所呈现的总趋向，亦是“天下之理”的生动体现。发展变化是辩证法的总特征之一。吕祖谦注意到了事物的发展变化。他坚持认为“不息”（即运动）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吕祖谦还指出：整个世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事物与事物之间是普遍联系的，因此当一事物在其将要发生剧变之时，总是要通过其他事物的变化而显示其"朕兆"的，这就要求人们要知“微”，及时掌握事物变化的征兆。吕祖谦的这些理论，标志着其辩证思维已超越了前人，而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上。

　　吕祖谦的认识论和其本体论一样，是极为“杂博”的。朱熹的认识论以格物致知为主要内容，陆九渊以明心为首要，吕祖谦则是兼而有之。在认识论上，吕祖谦强调“反求诸己”、“反视内省”。其逻辑是“圣人之心万物皆备，不见其外”，而吾胸中自有圣人境界“”，因而人们要探索自然和社会的奥秘，把握客观事物的内在规律，则不必求诸于外，求诸内心即可。他首先突出了“心”在认识论的作用，主张“守初心”，而与陆九渊的“明心”说相契合。同时吕祖谦又认为穷理须格物，其中有一个涵养过程。这与朱熹的“格物致知”的认识论是一致的。而在和永嘉，永康学派人士的接触过程中，又受到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影响，亦提出了唯物主义认识论之见解。易学

　　吕祖谦易学继承了程颐的义理易学思想，认为“伊川《易》都不偏”。赞伊川之易学，表明在以理解《易》方面，吕氏易学与程氏易学具有相通性。但吕祖谦通过象数而阐发义理的思想，则与程氏易学忽视象数的思想有别。吕祖谦在治《易》的过程中提出的经传相分、“天下惟有一理”、两仪既生亦有太极、天道有复、“刚柔相应”、天地恒久之道运行不已、至理无妄、顺天理之自然等思想和解《易》方法在宋代易学史上占有一定的重要地位，并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吕祖谦的易学学说通过“理”对《周易》的诠释，建构了一幅宇宙生成论和本体论的世界图式“至善”的“天理”是宇宙的本源、本体，乾坤之理，乾施坤受，相互对待、相互依赖、相互激荡，促使世界万物生成长育并生成世界。吕祖谦认为，“天理”是活泼的永恒的存在体，万物生成之前，它先于万物而存在万物既生之后，它含藏并统摄于万物之中，此为“理一分殊”。“至善”的“天理”是纯全中正、完满自足的，由不得丝毫的人心、人欲的夹杂其间，因此人们不必挖空心思、费尽心机去追求“天理”，而只需要将自己的本心、本性自然发见便可以体认“天理”，并以此作为宇宙世界的法则的和人伦日用的准则。

　　吕祖谦以“心学”的视角去审视《周易》，这不仅体现在他在《易说》中以“心学”的理路诊释了某些卦爻辞，更体现在他建构并论证了形上的“本心”自然发见而为宇宙的生成图景和模式。除此之外，吕祖谦还以“心学”的视角探讨并从正反两方面论证了他对卜筮的看法：卜筮不是“人心”在作祟，而是“本心”的自然流露，即卜为心卜，筮为心策。由上述得知，吕祖谦认为是即“心”即“神”即“天”即“理”的，故而，“心”、“神”、“天”、“理”在吕祖谦那里是合一的。这是吕祖谦不苛求对方“学之所短”，而认真汲取别人“学之所长”之学术雅量的体现，是他潜心与各学派皆有深入交往的结果，也是吕祖谦意图融会朱陆的理学、心学之争的滥觞，体现其“博杂”的学术特点。实学

　　吕祖谦的经世思想涉及到各个具体领域和方面。吕祖谦的“博杂”不仅有突破正宗理学的倾向，甚至还有超出“吕氏家学”的地方，由于他主张学以致用，这种“博杂”正好表现了其可贵之处。吕祖谦极具独立精神的政治观、经济观、世界观、辩证法、认识论、伦理观，使他与同时代的思想家拉开了距离，也使自己的学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吕祖谦出生于官宦世家，其思想学说都是为封建统治服务。当南宋统治岌岌可危之时，他意识到理学与心学的性命义理学说还不足够，必须用功利之学来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吕氏家学中也不乏有注重修养方法的致用思想，吸取了功利之学的一些进步观点。吕祖谦认为，朱陆之学及功利之学虽有分歧，但都有利于封建统治，各学派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一致的。因此，吕祖谦大胆地尝试对三者的融合，对各家学说兼容并蓄。他游刃有余于各家之间，吸取了各家学说中的精华成分，从而构筑了自己的学说体系，也为当时南宋政权提取了综合各家之说强有力的理论基础，以应对政治及经济危机。

　　吕祖谦的经世思想重在吸收，具有浓厚的折衷调和色彩。它的吸收并非只是简单综合，而是将各种学说贯通起来，融入自己的理论体系之中。吕祖谦继承了吕氏家学“不名一师，不主一说，兼取众长”的治学风格并充分发扬。由于和永嘉学派有相当深的关系，故而吕学本身也具有明显的经世思想倾向。吕祖谦引永嘉、永康代表人物登堂入室，且主张实事求是，必然要批判一切虚妄迷信，批判各种错误思想主张和不合理的制度。不仅对当时而且对后世的学术复兴和思想解放运动，都起着振聋发聩、开风气之先的作用。史学

　　吕祖谦的史学观是其整个思想体系之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充分体现了他务实之学风以及经世致用的为学特点，对后人影响颇大。

　　吕祖谦读史、治史，史学观点往往针对时弊，有补于世，且在治史上有自己的态度和方法。其治史态度主要表现为：一、精密以求的严谨态度。二、直笔无隐的实录精神。三、求真考信的执着精神。四、推崇史官的崇史之心。

　　治史要有一定的方法，吕祖谦的治史方法则主要体现在他所提倡的观史顺序和观史方法上。吕祖谦认为，只有把史书文本进行多角度、多层面、极其深入的分析之后，才能说读懂了历史。他指出，读史当先看统体，再看机括。即综合一代、一国、一君治乱兴衰的整体来观察，并且去探究其中为何会发生如此变化的成因。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一本史书的着眼点都应放在哪里，吕祖谦对此有庖丁解牛般的清晰认识，他认为应该：首先要看本纪，接下来再逐一研究人君地位、时代兴衰、事业难易、规模大小、治道粹驳、措置得失、任用贤否、事意本末、情理血脉、情事同异、史法褒贬、议论当否，可谓周全。

　　除此之外，吕祖谦指出观史要有身在其中之感才可以。他在治史时设身处地的把自己想象成史中人物，把自己的行动与实际的历史人物的行动做一番对比，这样便可以得出两个结果，孰优孰劣，一看便知。在遇到同样的或类似的情况时，解决问题的方案就可以参照历史。这样，历史也就能和现实紧密的结合起来，其鉴戒意义也就显露出来了。教育

　　吕祖谦是热心教育的学者，在他延续数十年直至病逝而止的教学实践和思索中，始终贯穿着他的基本教育心理思想，即“性善论”和“学知论”。

　　吕祖谦主张要学，要经由讲学才能将那被蒙蔽的“知与理”实现出来。他指出学习是一个反复体会、体验的过程。为此，学习者就要：有充足的时间保证用于学习；广阅博览，积累学习素材；对所获学习材料进行深思涵养，以求融会贯通、释然心解，乃有所得。提倡实用，不仅是吕祖谦对学习意义的看法，也是他所主张的学习方法之一。即在使用中巩固、体会知识，边学边用，边用边学，在学中用，在用中学，如此学用结合才能掌握真知。正如他所说：“涵泳义理日用间”（《答潘叔度》）。

　　吕祖谦还明确提出“讲实理、育实材而求实用”的教学指导方针。他坚持以“德教为本”，指出首先要加强被教育对象的道德教育，使人们自觉自愿的放弃个人私利而效忠国家。这是因为他认为道德比智力、才能更为重要。不仅要对学生进行“三德三行”的教育，还要联系国家的政治法令的得与失进行教育，以培养学生日后驾驭国政、通揽全局的本领。同时还要培养学生处理政务的实际能力，在治理国家。筹措朝政的过程中懂得如伺整救补阙，对国家之本末源委知道得一清二楚。吕祖谦认为受到这些严格训练的一旦用就可以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吕祖谦认为只有不迷信权威，不给自己预设框框，学习才会有大长进。他甚至直接跟学生们讲犯错误的好处，“学者不畏有病，畏无病。如作文，作出后方见工拙如做官，做出后方见是非。有工拙、有是非，因是不及浑然无失之人。吕祖谦要求学生不止要会重复前人说的话，敢于跳出前人的窠臼，还要求学生们要有自己的见解和语言，这是他主张“实理”的充分体现。

　　吕祖谦兄弟在丽泽书院时，常邀永嘉学派的薛季宣、陈傅良、叶适和永康学派的陈亮等来书院切磋、探讨学问。他注重对理想人格的塑造，通过讲学来启发学生的道德自觉，从而促进学生自觉地投身于道德实践，从而还手订规约，规定“凡与此学者，以讲求经旨、明理躬行为本。肄业必有常，日记所习于簿，多寡随意”。“凡有所疑，专置册记录，同志异时相会，出所习及所疑，互相商榷”。在丽泽讲学期间，书院已有确定的教材，且大多是他针对实际教学所亲自编定供生徒学习，如《左氏博议》、《春秋讲义》、《间范》、《伊川易传》、《程氏易传》、《易》、《诗》、《春秋》、《己丑课程》、《己丑所编》、《书》、《礼传》、《孟子》等。这些教材较多已用于此前的严州州学教学，体现出其教育体系己经相当成熟。

　　丽泽讲学，不论是在时间上，还是从教学的深度上，都是吕祖谦教育实践中最为重要的部分。朱熹是在吕祖谦丽泽讲学后的19年里，才成为“南宋时代最著名的老师”的。材料表明，吕祖谦教学丽泽期间，所在的金华是当时受教育者心中的最理想的求学之地。吕祖谦在教育上所造成的旋风并不是一阵刮过。他去世后，弟子门人散布四方，其中许多人又在各地办书院继续传播吕祖谦的理论。这样使得吕祖谦教育的影响在规模上及时间的连续性上不断增大、加强，吕学后传和信徒遍及全国。继吕祖谦创建丽泽书院后，宋、明、清三朝又出现二十余所“丽泽书院”，分布在浙江、湖南、山东、山西、广东、广西、甘肃等省，在创下同名书院数量的最高记录。诗歌

　　据《全宋诗》所收，吕祖谦的诗歌保留下来的共一百一十五首。其中题名挽章的有四十二首，赠别酬和诗三十一首，应制诗三首，咏物诗两首，咏史诗两首，画赞一首，其他写景抒怀诗三十四首。从诗歌的思想内容来看，主要有两大类：一是追忆亡者、歌颂友情。二是感触自然、抒写情怀。前者多见于那些代人写作的挽章和赠别酬唱之作，在形式上常为格律谨严的五、七言律诗后者表现为风格清新的写景抒怀诗，诗歌体裁多用短小的绝句形式。在这些为数不少的挽章里，有代人而作的，有应约而作的，更有真情而发的。他善用真情着笔，追忆亡魂，字字痛切，感人肺腑。

　　南宋时期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和同时期众多爱国文人一样，吕祖谦时时刻刻关心着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苦难。他的送别诗里也往往夹杂着忧国爱民的情绪，从而具有了多重主题。乾道七年（1171年）在写给丘宗卿的《送丘宗卿博士出守嘉禾以视民如伤为韵》中，吕祖谦不仅表现了借别之情，而且以“视民如伤”为韵，告诫友人要勤政爱民，体恤民情。全诗慷慨激昂，笔力酣畅，勉励友人，情真意切。黄东发评曰“此戒乘快无恻忐之心也”。

　　作为理学家，吕祖谦在生活中，同样注重对人生哲理和道德境界的体认，他的诗歌也不免时时沾染些理性主义的色彩。因此，他的诗歌中更值得关注的是那些摆脱了理学束缚，更富于文学色彩、清新可诵的写景抒情小诗。绍兴二十六年（1155年），吕祖谦随吕大器于福州任所，创作了一系列写景抒情的小诗，《清晓出郊》、《城楼》都完成于这时期。“落月窥瓮偏，殷勤唤人醒”（《清晓出郊》），吕祖谦笔下的“落月”仿佛也是懂人情的，“窥”“唤”两字赋得小诗生意盎然，描写初夏野外郊游，颇具生活气息。七绝《富阳舟中夜雨》则恰似一副意态潇洒的泼墨山水，一“烟波”、“溟鸥”、“蓬笼伙夜雨、“幽人”层层点染出八月的秋意”，境界开阔。

　　其祖父吕本中论诗重黄兼苏，江西诗派因以得名，晚年提倡句律流转圆美的活法，在创作实践中矫正了当时诗坛瘦硬艰涩的流弊。吕祖谦从小就跟随吕本中，在少年时期的耳濡目染之下，吕祖谦深受其诗艺的影响。在他的诗歌创作中，流转轻快的句子，自然凝练的语言，曲折深刻的构思，恰是“活法”融会之处。如，“明床小放前溪入，澄绿光中独岸巾”（《题刘氏绿映亭二首》）、“润花雨过红群湿，倚竹风斜翠袖寒”（《次韵叶丞相陈尚书游南园》）、“野花照水开无主，谁信春归已两旬”（《西兴道中二首》）。这些诗句运笔炼字浑圆流畅、抒情写景自然天成、意象描摹生机灵动，读来清新可人，充分体现了其“圆美”的美学思想。散文

　　南宋时期是古代散文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散文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了最常用的文体。作为颇有影响的古文家，吕祖谦的散文有奏议、书札、题跋、游记、墓志等等，无论在数量上还是意义上都远远超过了他的骈文。从内容上看，吕祖谦的散文大致可以归为言事论证之文和记人叙事之文两天类。从艺术风格上看，也相应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辩驳凌厉，二是曲折详整。前者主要表现在奏议、书札等言事论证之文中，后者则是碑记、墓志等记人叙事之文的总体风格。从语言风格上看，吕祖谦的散文以实用为出发点，古雅而平正。吕祖谦语言风格与同时代的道学家迥然有异，其书信较短，一句是一句，三言两语即交代一件事情，语言极为精炼，但也不乏晦湿，往往是藏头掖尾、语未道尽，读起来给人以淳炼而稳实之感。吕祖谦的一些讲学著作本身也是优美的散文集，如《东莱博议》虽以阐发义理为主，但说理透彻、结构严密，文势纵横、笔锋犀利，不营于一篇篇精彩短小的议论文。

　　吕祖谦散文以记叙一类为多，既包括写景记游的游记、亭台记也包括叙人抒情的墓志、祭文。淳熙五年（1178年），朱熹重建白鹿洞书院，并邀请好友吕祖谦写了著名的《白鹿洞书院记》。文章着力追溯了白鹿洞书院的理学源流，褒扬了朱熹兴学之意，风格详实，章法工整，为其代表性佳作。又如《横山吴氏佚老庵记》，全文围绕“佚急”为中心，借用阶者、途者、塾者的对话道出“佚老”的三重境界，接着通过主客问答得出结论：一人一室之佚为私佚，只有一乡之佚才是仁者追求的理想境地。文章结构起伏，层层铺垫，极具宋人散文擅议论的特点。

　　吕祖谦的散文不仅长于议论，同样兼擅写景和抒情。他的一些山水游记生动活泼，几乎可以同其他唐宋古文家的记游精品相媲美。如《入越录》，摹景状物，记事抒情，清新俊逸，趣味盎然。吕祖谦将乡村的美景、日出的奇丽、回转的山岩、涌动的松涛描摹得有声有色，上接《水经注》，近承柳宗元山水游记的传统。语言大抵以平实质朴为主，却不乏文采斐然之笔。如九月十四日观鉴湖落日，落日熔金，水色澄鲜，霞光澹荡，营造出一一个水天光影的世界，如梦如幻。吕祖谦描绘山川风物，城邑邱墟，细笔雕琢，美不胜收，文字幽眇芳洁，自成趣境。《入越录》将途中所见娓娓道来，情深味永，真切晓畅，行文洗练，新妙可爱，极具审美价值，摆脱了理学家散文议论说教的习气，颇值鉴赏品读。

　　占卜灵验

　　据《齐东野语》记载：绍兴末年间，在临安城三桥上，有一人名叫韩慥，专门收钱替人算卦。绍兴三十年（1160年）春，曾逮（曾仲躬）、吕祖谦到韩慥住所拜访他，已经有一人先在。吕祖谦问其姓氏，答道是宗室子弟（姓赵）。接下来韩慥依次三人为谈论命数，他先说赵某可官至郡守，以后将因多子更加显贵。轮到曾逮，则说：“命数很好，家世殷实，颇具文学才干，将来也有官职，但唯独缺的一样就是终身不能及第。”最后到吕祖谦，韩慥问他：“你为什么要来临安？”吕祖谦回答：“是为了赴试。”韩慥接着问：“你去年未能发解（应贡举合格者，谓之选人，由所在州郡发遣解送至京参与礼部会试），今年怎么可以参加会试呢？”吕祖谦再答：“赴博学鸿词科。”于是韩慥告诉他：“你命中是要中词科的人，但是不在今年，之后三年间两试都会得第，而且将是第一等。”吕祖谦叩头谢过，韩慥最后说：“你将要名满天下，可惜没有福分。”不久之后他说的话都灵验了，曾逮官居侍郎，但始终未取功名；吕祖谦于三年后连中两科成为进士，并成为一代大儒，却最终英年早逝。

　　提拔后进

　　乾道八年（1172年）春，吕祖谦以国史馆编修充礼部考官，曾指认出陆九渊的卷子，令其中第。当时蔡幼学参加补试夺魁，也参加了这年会试，吕祖谦看到一份卷子很工整，说：“姑且让小蔡再读书积累声望三年。”便将它放在帐顶。不久，吕祖谦因病请辞，众考官见到帐顶上有一份草卷，认定是吕祖谦特别喜欢而想放在前列的卷子，于是定其首选。蔡幼学果然是这年的会试第一。

　　家族展开表格

　　学系

　　吕祖谦作为乾淳之际的学术领袖，门人弟子众多。吕祖谦门人及后学很好继承了吕学的学术精神与学术特点，注重实学，不空言义理，以广大为心，不执一偏，使得吕学由元至明，四百年间传承不绝。展开表格

　　学术交流

　　南宋中期，诸子学术争鸣把两宋学术推至峰顶，推动此期学术频繁交流的重要学者就是吕祖谦。他团结和吸引了一大批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派别的学人，相互之间切磋交流、碰撞融合，他以独得“中原文献之传”之学术优势，以广大之心、践履为实之学术精神，为南宋学术繁荣作出了突出贡献。

　　吕祖谦与湖湘学派之交流，既有对胡安国学说之继承，又有与张栻之学术交流，使湖湘学派之性理说日臻完善，对张栻学说体系构建起到推动作用；与朱熹之学术交流，对朱熹理学体系之完善皆有赞襄之功；陆九渊在他的引领下与朱熹等人结识，终使心学与朱学、吕学鼎立于世；他把永康学派代表人物陈亮引进道学，对提高陈亮的学术威望至为重要；与薛季宣、郑伯熊、陈傅良、叶适之学术交流，永嘉学者既得奖掖又得培植之功，使永嘉学派之事功学得与朱陆分庭抗礼；与曾布、陆游、尤袤、王十朋、周必大、辛弃疾等文苑诸贤之交流，使文学深深烙刻“义理文学”之时代特色；与李焘、袁枢等史苑诸贤之交流，使南宋史学以“义理史学”彰显于世。展开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