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小说叙事中的21个关键词

　　内容提要：王小波善于发掘语词的内涵和力量。他的小说中，通常是一组概念相互作用。无论对理解王小波的思想还是叙事，这些词都具有重要意义。比如在《革命时期的爱情》里，他使用随机、中彩、神奇等词共同讨论个体与时代之间的关系。在未来乌托邦小说中，使用直露、影射、叵测、合作等词表现人物的政治处境。为了表现特殊时期的人物状态，梦游、发愣、渗着、装傻、想入非非、装神弄鬼等一系列词语也具有深刻的内在关联性。此外还有不少专有名词。正是通过对关键词的定义和再定义，小说的中心主题、思想主题才被最终揭示出来。

　　关键词：王小波 小说 叙事 关键词

　　在《庸见词典》中，福楼拜以词典的形式，简短幽默地给不同字词以充满个性的释义。而在《福楼拜的鹦鹉》第12章，朱利安?巴恩斯以同样活泼生动的方式，为福楼拜本人写下一篇以词条贯穿的词典。在《小说的艺术》第6章，米兰?昆德拉概括了他的创作最重要的71个词，对我们理解昆德拉的作品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文章的本意是以类似的形式简要概括王小波小说中的关键词，但是为了尽可能还原王小波使用该词的不同方法和情境，最终只能以这样一种不那么简洁的方式呈现。而且，由于昆德拉对王小波的影响，我在整理时也必须注意其中的关联性，做出解释和补充。

　　我选取了21个（组）典型的关键词案例。这些语词不全是哲学性的，有的是概念性的，有的只是一种形容、一种描述。我在选取这些词时，不是按照出现频率，也不完全按照它的重要性，而是综合考察王小波有没有赋予该词一些特别的含义。所以，我把一些惯用的词汇排除在外，如记忆（遗忘）、沉默、智慧、性爱、有趣等。它们显然十分重要，王小波也不吝篇幅去描绘它们，它们是许多小说和杂文的中心主题。但是，由于它们的意义过于广泛，牵涉更多文学传统和思想史的问题，相较起来，缺乏一些只有王小波才能赋予它们的异质的元素。出于类似的原因，我也把“交待”“磨屁股”“平常心”等某一时期的通用词汇或容易理解的俗称排除在外。还有一些关键词，只在某些意义段的局部集中出现一次。比如《2010》第六章中的“荒唐”，王小波理解的荒唐与疼痛有关，“我”在受鞭刑时领悟到，荒唐就是怎么理解都不对，我们生活在疼痛之中，无路可逃。这些局部关键词虽然有讨论的价值，但通篇来讲，作用仍太过有限。另有一些关键词是在比较强烈的反讽意义上说的，比如《万寿寺》中的“忠诚”“友谊”，《红拂夜奔》中的“善良”。这些词很有意思，但必须在语境中才能凸显其使用的巧妙，所以也暂不列入讨论。

　　随机（random），概率

　　在《革命时期的爱情》里，除了题目中的“革命”和“爱情”作为主题词，另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随机”，有时直接写作英文。随机是个数学概念，也是个统计学概念，牵涉概率论、事件发生的可能性，等等。考虑到王小波与数学、统计学、社会学随机抽样的接触，他提出这个概念是不奇怪的，奇妙的地方在于，他是如何把这个看似与革命无关、也与爱情无关的概念，变成小说的主题词的。

　　首先，随机代表着偶然性、不可预期。对个人命运而言，王二在革命时期遇到的一切都令他困惑，像掷骰子一样，纯属偶然，不具备再现性。随机产生迷茫，因为世界之不可认识，无法用经验推断、归纳。同时，由于王二本身的被动性，随机并不能把他从集体意志中解放出来，反而使他陷入时时刻刻的忧虑和怀疑之中。

　　其次，随机又代表着在系统中，隐含着一种统计学的规律，因此一定程度上存在必然性。在革命的大环境中，尽管对微观的、具体的个人来说不是0就是1，在人群之中却有着宏观的概率。只要样本足够大，一切事物都有一定概率可能发生。更重要的是，这个概率还会受到总体趋势的影响，发生变动。在革命和爱情的逻辑里，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受激情驱动。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形容爱情如霍乱一样将人感染，使人陷入迷狂。王小波挪用了马尔克斯的书名，用革命时期替代霍乱时期作为小说的背景。就像霍乱一样，革命既是时代背景，又具备着极大的感染力（感染性），它会改变所有处在其中的人。因此，理解命运的随机性在一个可能面临危险的社会中极为重要，一个人不能因为暂时幸免于难而感到安全，更不能迫害那些受到感染的人，因为迫害会造成感染的加剧，最终迫害别人的人自己也成为社会的病人。然而比起在瘟疫或战争中感受命运的无常，在朝气蓬勃的革命队伍中，人们很难理解命运的随机性。革命最大的破坏性就在于这种敌对和冷酷。借助于随机与概率，王小波除了强调革命使人迷狂的一面，又用极强的理性谈论每个人可能面临的处境（总体社会的情况）。

　　因此，理解随机性，也就是理解人类共同的命运。小说中的人物也分为两类，一类是能理解随机的人，如“我”和我老婆；一类是不理解随机的人，如×海鹰、迷信的中国大厨。在同一时期，随机既是偶然也是必然。偶然本身是难以认识的，只有在概率论的背景下，由于偶然的不幸会不断重复，一切又是可以认识的。在此，我们必须区分“可能性”和“重复”。在随机的世界中，可能性产生困惑，重复产生理解。

　　偶然与必然也是米兰?昆德拉常提到的概念。描写特蕾莎与托马斯的感情扭结时，昆德拉连续用了6个偶然，烘托命运之玄妙。但是，人应该如何认识这些机缘，到底是“一次等于没有”（轻），还是陷入“永恒轮回”的必然之中（重）。昆德拉是从个人生活内在的矛盾来写，王小波则把个人放回到集体的卡池，注意到个人与集体中的其他个体，在随机面前面临的命运转变。

　　中彩（正彩，负彩，头彩，开彩）

　　王小波把一些影响命运的特殊事件比喻成中彩，就像买彩票中奖一样。中彩是一系列概念。首先，中彩分为正彩和负彩，在革命时期，正彩意味着占据话语的优势地位，负彩意味着被看作需要教育、改造的对象。×海鹰总是中正彩，王二总是中负彩，总是中负彩的人会成为受虐狂，总是中正彩的人会成为施虐狂。在美国，正彩意味着发财，比如迷信的大厨想靠买彩票中正彩，“我”发现搞发明中不了正彩，靠自己的才能编软件也中不了正彩。负彩和正彩的区别在于，“前者一期期开下去，摸彩的人越来越少，给人一种迟早要中的感觉；后者是越开摸彩的人越多，给人一种永远中不了的感觉”1。因此，革命时期的随机，与发财致富的随机，是原理相同、机制不同的两件事。以摸小球为例，前者中负彩没有定数，只要一遍遍摸，凡摸出来的都是负彩，越到后来小球越可能被摸出来，最终所有的球都会被摸出来变成负彩；后者中正彩只有一定数量，掺入正彩中的普通小球却越来越多，越摸中正彩的可能性越小。人们热情地参与这两件事，对前者是相信不幸一定不会降临到自己身上，对后者是相信幸运一定会降临在自己身上，这恰恰与事实本身相反。革命时期是个负彩时代。即便是中过正彩、看上去似乎会永远中正彩的人，早晚也要中负彩。

　　其次，最大的负彩也可称为头彩，比如蜻蜓被电死，武斗学生被人当胸刺穿，抑或是成为阶级敌人。中头彩是“无路可逃”的，是“命里注定”的，是“无与伦比的刺激”。当“我”在臆想中强奸×海鹰时，也以为中了头彩，但幸运也不幸的是，“我”中的是另一种彩。《万寿寺》里，薛嵩接到到湘西来做节度使的任命时，他也以为自己中了头彩。等他到了湘西，才发现在这蛮荒之地建功立业的荒谬。

　　最后，为了宣布中彩结果，需要开彩这一充满仪式感的行为，因此中彩也可以称为一种“开彩的游戏”。“革命的意思就是说，有些人莫明其妙地就会成了牺牲品……如彩票开彩，指不定谁会中到。”2相信中彩有道理可言，也可以说是对这个“开彩的游戏”保持一种“虔敬的态度”3。当革命时期结束时，“我”的迷茫表现在，既怀疑自己是否中过了头彩，也怀疑是不是还没到开彩的日子。

　　神 奇

　　神奇类似于奇迹，但我们较多把它当作形容词使用，较少直接用作名词。神奇指一种能为生活赋予超常意义的东西，就像某种启示，人们总在寻找神奇。“我”小时候曾以为转筒子里有一个神奇的世界，执迷于爬转筒子；×海鹰从革命电影中的虐恋场景出发寻找神奇，并从“我”身上看到一种施虐的气质，从而展开一段关系。

　　因为世界之不可理解，“我”就像掉进兔子洞的童话人物。王小波引用《爱丽丝漫游奇境》说，“一切都越来越神奇了”4。也就是说，一切变得越来越难以理解了。“我”唯一的出路就是想入非非，“想入非非就是寻找神奇”，“既然活在世界上，不管怎样都要挨打，所以做什么都没有了意义。唯一有意义的事就是寻找神奇”。5寻找神奇也就是对生存之痛苦和无趣的虚幻的解脱。“每个中了某种彩的人都要去寻找神奇。”“人一旦中了一道负彩，马上就会产生想中个正彩的狂想。”6因而，神奇和正彩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意思。所谓神奇的诀窍，就是如何能够中正彩，这对于中国人来说是最重要的问题。可是无论怎么找寻，“奇迹却总是不发生。我竭尽心力，没找到一丁点神奇。这个世界上只有负彩，没有正彩”7。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成为了悲观论者。

　　对一些人来说，AI可能是神奇，美国可能是神奇。由于革命时期的经历，“我”知道这世上根本没有神奇。

　　游戏（我的游戏）

　　席勒的“游戏说”提供了对于文学起源的一种解释。席勒认为，“只有当人是充分意义的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他游戏的时候，他才是完全的人”8。当我们谈论游戏的时候，需要同时考虑两点：一、和自由的联系；二、和规则的联系。但是和理想化的游戏说不同，王小波的“游戏”是相对于“假正经”的姿态，是一种主动选择的“轻”，包含其政治立场。

　　当王小波指称游戏时，也就是把严肃的社会规则转变为一种虚拟的设定。首先，游戏中的一切都是人为的、短暂的，尤其是游戏中的规则和输赢。比如在“得分游戏”中，目的是在规则中取得高分，获得胜利：“上学就是在老师手里得高分，上场就是在裁判手里得高分，到了美国，这个分数就是挣钱。”⑨但是由于“这个规则老在变。假如没有一条总的规则的话，就和没有规则是一样的了”，“有关这个总规则的想法，就是哲学”⑩。得分游戏和革命时期的中正彩颇有相似之处。《关于格调》也写到艺术作品的得分游戏，最后总要得到高大全。当社会规则变成游戏规则时，它就不再神圣、理所当然，而是可被质疑的。

　　其次，游戏是一种角色扮演。这种扮演并不真实，常常具有夸张和戏谑的效果11，尤其是性游戏，在小说中反复出现，比如“我”和×海鹰的虐恋游戏，“我”和小孙的情人游戏，医生和病人的游戏，鱼玄机和彩萍的性窒息游戏，红线和小妓女的同性恋游戏。当游戏是被动发生时，“我”对“我”的角色有一个认识的过程——虽然知道自己被扯进了游戏，扮演着反面角色，“等到知道自己是狠心的鬼子之后，还是不免恍然大悟了一下”12。此外，由于游戏具有虚假的性质，玩游戏时意思常常是反的，有意思的是，现实中由于常常发生类似的颠倒，现实反倒看起来更像是游戏了。

　　第三，有一些游戏的规则是讽刺性的。比如《三十而立》中印度师兄的把戏：“这个游戏的基本规则就是人家叫你干啥，不要拒绝；遇上不舒服不好受的事应该忍受，不要抱怨。”13《万寿寺》中丧失记忆游戏的规则：“没有适当的提示，我什么都想不起来。有了适当的启示，最好是确凿的证据，我就会什么都想起来。”14前者是对于荒谬的配合（类似“合作”），后者是一种荒谬的态度（类似“辩证法”）。

　　王小波用游戏暗示生存的荒谬。《白银时代》周遭有一种“游戏气氛”，“我”的写作也像是游戏文章。《未来世界》中审查让阅读变成“口”和标点符号组成的字谜游戏。

　　第四，游戏关系到谁来主导及参与度的问题。小说有时会强调说这是“我的游戏”，或这不是“我的游戏”。比如“我”武斗时对投石机的狂热，只有投石机真正属于“我”。当校园里有了枪炮后，再也不是我的游戏。“我”回家去了，又变成了个悲观的人。相对于做投石机，“我”一直期待姓颜色的大学生像杜拉斯那样写出一部《情人》式的小说，因为她是个“感性天才”，而这些不是男人的游戏。对于×海鹰对秘密工作与虐恋的兴趣，“我”则十分不屑。后来“我”又做了机械狗，但一点都不喜欢，因为那不是“我”的狗。“我”只有为自己做事，才能感到幸福。

　　因此，游戏意味着一种游戏者主动选择的趣味性。《红拂夜奔》里把洛阳城比作“旧的游戏”，把长安城比作“新的游戏”。正是由于在“旧的游戏”里输了，李靖在“新的游戏”里才会依恋旧的赌法。这解释了长安城为何是洛阳城的重复。不幸的是，皇上一下子看透了这是李靖和红拂“两个可怜虫的古怪游戏”15，叫人吓了他一下，李靖立刻蔫掉了。可见，尽管李靖用游戏的精神面对世界，最终的结局常常是刻板的、无趣的、失败的。

　　“我”从童年时代出发寻找神奇，最后也要回到“我”生长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当“我”和老婆在美国时，“我”感觉不属于那里，换句话说——到美国寻找神奇，这不是“我”的游戏。

　　梦游（如梦方醒，恍然大悟）

　　梦是人类潜意识的反映，它具有现实的成分，但往往是荒诞的、变型的，当某些超现实的事情发生，我们也说一切犹如梦境。《革命时期的爱情》中，“我”目睹大炼钢铁的奇幻场景时，以为是为我独有的梦境，欣喜若狂，等到知道不是梦，就无比失望。

　　《似水流年》中，现实太过匪夷所思，以至于李先生总是怀疑一切是场噩梦，或者是印度师兄的把戏（骗局）。但他又不能完全相信一切全都不是真实，真假交杂，难以分辨。《2010》中“我”在受鞭刑时也感到世界的不真实，像谁编的故事。《黄金时代》中陈清扬更企图将自己哭醒。

　　这些梦不是“梦里不知身是客”的逼真的梦，而是明知自己在荒诞之中，只能把一切解释为梦境。但是对另一些人来说，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活在“梦”里。《未来世界》借用“梦游”来说明这一种情况：一方面，越是伟大人物，越容易梦游，必须静悄悄地等他醒来；另一方面，有时你负有提醒之责，但你无法判断一个似梦似醒的人是否在梦游。这是两种不同的危险情境，且都是被动的、制约于他者的，是下位者揣度上位者的意思，这是做梦的人给他人带来的灾难。对于渴求清醒的人来说情况正相反，《寻找无双》中写王仙客重逢彩萍时感觉似梦似醒，叙述者接着赞扬了王仙客的怀疑。对梦的反思和对狂热的怀疑，代表着人对真实的追求。

　　《革命时期的爱情》中，王小波借用弗洛伊德的歇斯底里，形容人们如在梦中的迷狂。若要从梦中醒来，非得直接的刺激不可。就像被狐仙附体的妇女被针扎了一下就能醒来，参与武斗者被“一杆大枪从前心穿到后背”16，自然也会醒来，或者成为阶级敌人。凡是中了头彩，针扎到自己头上，都不难醒来，可是已经晚了，那时他已经成为“电流下的蜻蜓”。王小波形容这种醒来为“如梦方醒”，借由从梦中醒来，比喻从糊涂、被蒙蔽（错误的认识）、不明事理中刚刚醒悟过来。

　　文中与“如梦方醒”类似功能的词语还有“恍然大悟”。“恍然大悟”在《革命时期的爱情》中大量使用，其他小说却很少出现。“如梦方醒”是“恍然大悟”的加强版，“恍然大悟”是生活化的，“如梦方醒”则专指一种已经大难临头的临界状态的“恍然大悟”。它在古代小说中也时有出现，对现代小说来说，“如梦方醒”不算是一个常用词，对它的运用，显然是王小波有意经营后的效果。它一方面容易理解，字面意思清晰可知，与做梦的情境非常贴合，一方面又较为文绉绉，在王小波口语化的语言情境中具有陌生化的效果。当作者一遍遍重复“如梦方醒”时，就如同给这个词一遍遍盖上钢印，所有的类似情境都叠加在这个词的表意之中。

　　除了荒诞的梦，小说中也有正面的梦。正面的梦类似想象、想入非非、寻找神奇，为的是逃避现实，得到自己匮乏并渴求已经的东西。《红拂夜奔》中写芸芸众生需要做白日梦，因为现实世界太无趣。不幸的是，梦想往往会以失败告终。“我”最常做的“梦”还是“我”在现实之中，“我把这个梦叫做真实”17。“在梦中见真实”和“在现实里梦游”两相对照，颇有些亦真亦幻的荒谬之感。

　　与“如梦初醒”“恍然大悟”相反，形容另一种向反面的醒悟可以用“当头棒喝”一词。就像《红拂夜奔》中李靖受到的一砍，《寻找无双》中王仙客听了宣阳坊诸位的谎言后，信以为真，犹如受到“当头棒喝”，愈发把梦里的事情当作事实。“我”也曾经被表哥唬住，自以为做了亏心事，他没头没脑的一句话就把“我”震慑住了。

　　发 愣

　　发愣是对无趣的抗拒，是对认同某种观点、融入某种气氛的逃避，也是对肉体和精神被控制的消极抵抗。小说中比较典型的几个场景就是开会、上班、被管教时，因为作为被安排者、被决定者，形势是如此显然，除了让精神放空抽离，没有别的抵抗方法。《革命时期的爱情》里，为了不被×海鹰看清“我”在想什么，“我”只好发愣；×海鹰要求“我”开会时别发愣，“我”无论如何也做不到。“假如人犯了错误，可以用别的方法来惩办，却不能令他不发呆。”18《白银时代》里写上班，到处都不是发愣的地方，只能对单色电脑发愣。“人不该发愣，除非他想招人眼目。但让我不发愣又不可能。”19

　　发愣也是一种思维的暂时卡顿，因为无法理解眼前发生的事情。《红拂夜奔》写道：“现在应该解释的是我为什么老是愣愣怔怔，这是因为我老觉得自己遇见的事不合情理，故而对它充满了怀疑。”20而且，对一件事为什么发生，为什么没有发生，常常要发两回愣，两者都不可理解。

　　发愣既可能是一种迟钝呆滞（发呆），也可能是想入非非，或是一种出神状态。和被关在某个地方，无趣时发愣相比，出神的状态更加思维集中。但它不是柏拉图或新柏拉图主义的出神状态，不是为了在短暂的瞬间达到的极致的迷狂，也不是神秘主义的灵魂出窍，而是通过一种身在此、心在彼的割裂，表达对庸俗现实的逃离，从而投身于另一个想象世界或思想的世界。有时人因为对抽象的事情过于专注，以至于在世俗生活中呈现出一种呆相。“在我看来，世界上的一切疑难都是属于我们的，所以我们常常现出不胜重负的样子，状似呆傻。”21比如李先生如一只呆头鹅、停了摆的钟。

　　渗 着

　　在一些北方方言里，“渗着”大略指磨蹭、拖延、耽误时间的意思。和其他关键词不同，“渗着”只出现在一个场景，但这个词极其形象，且与发愣有一点关联。具体的情形是：十三四岁时“我”看见颐和园里的情侣，呆头呆脑，处于一种“渗着”的状态。紧接着他用这种状态形容革命时期的人：“在革命时期所有的人都在‘渗着’，就像一滴水落到土上，马上就失去了形状，变成了千千万万的土粒和颗粒的间隙；或者早晚附着在煤烟上的雾。假如一滴水可以思想的话，散在土里或者飞在大气里的水分肯定不能。经过了一阵呆若木鸡的阶段后，他们就飘散了。渗着就是等待中负彩。我一生一世都在绞尽脑汁地想：怎么才能摆脱这种渗着的状态。”22就像昆德拉用“眩晕”形容人的软弱，“渗着”则表达出人与命运僵持的悲观状态。如果说王小波的小说中有哪个词切中灵魂的要害，大概就是“渗着”了。

　　装 傻

　　装傻在小说里十分关键。《似水流年》里有两种选择，要么当傻×，要么做亡命之徒。“我”和线条年轻时要当亡命之徒，但那些真的当亡命之徒的人受愚弄死了，可谓人生最大的悲哀。可是若要装傻，就像刘老先生，明明绝顶聪明，却故意装傻保平安，连脸面也顾不上，久而久之弄假成真，也不过是勉强保全其身。等“我”到了不惑之年，发现所有人都在和“我”装傻（装丫挺的），无论是线条、小转铃、医药公司，还是我妈，所以“我”有时也得装傻。《2015》里，小舅被抓到习艺所，他不得不装傻，因为不装傻就太过肉麻，难以忍受。当学员被拉去测智商时，小舅故意答错题，可是教员们却不允许他得低分，因为装傻不利于他的思想改造。他假装被电死了跑掉，直到再次被派出所抓住。小舅在此的装傻并不是一个负面行为，他内心是清醒的，还总想逃出去，因此他的“装傻”仍被看作是“耍狡猾”。至于他在小舅妈面前直愣服管、束手就擒的样子，作者没有用装傻形容，也很难看出他的内心了。

　　在故意装傻这方面做到极致的就是李卫公李靖了。《红拂夜奔》里，李卫公年轻时拼命证明自己是聪明人，老了又要拼命装傻。为这种前后矛盾的情形，王小波做了形象的比喻：“李卫公年轻的时候想要证明自己是聪明的，那种心境一定就如率领着一支军队面对一座富庶的城池，急于攻进去。而到他已经证明了自己很聪明，又想装傻时，就如孤身一人受到千军万马的围困，哪怕钻狗洞，装猪装狗也要逃出去。”23可惜他在死的一刻漏了馅，王小波辛辣地挖苦道，这说明装傻不能掉以轻心，最好死后还能继续装傻。李卫公装傻的首要原因当然是安全问题，政局善变，皇帝之心善变。另一个原因则是他自身内在的变化，他老了以后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不再想拼命去解决数学问题，也不再想做那些古怪发明，他想要做事、变革一切的冲动骤然消失，从前有趣、有意义的事情现在都变得无聊。这也说明，随着岁月的流逝，装傻难免会往真傻发展了。

　　王小波是把装傻作为中国人的劣根性来写的。在杂文集序言和《思维的乐趣》中，他把反对愚蠢当作一件和每个人都相关的重要的伦理（社会伦理）问题，并强烈批判了装傻这种恶习：既然“傻”有时成为一种威慑，聪明人也会为了占便宜而装傻，于是装傻成为一种风气。他反对愚蠢，不是反对天生的笨，而是因为这世上“大多数愚蠢里都含有假装和弄假成真的成分”24。一个人即便出于善良之心，却用一种“后天的低智”行事，也算不得无辜。《人性的逆转》写人们在吃苦以后颠倒逻辑，变得“糊涂”，也是一种从装傻变成真傻的过程。

　　在昆德拉那里，傻接近于一种无思想的状态。他认为直到19世纪，福楼拜才真正发现了何为“傻”：“现代的傻不是意味着无知，而是对既成思想的不思考。”25在王小波这里，装傻和失忆类似，都反映了一种普罗大众群体出于功利主义对主流话语的迎合。“装傻与失忆的群体”和“沉默的大多数”有所重合，前者是批判性的，后者又把他们当作一种当下暂时没能力发声的潜在的力量。

　　想入非非

　　王小波一直推崇想象对于现实的超越，他在小说中有一个对想象的标定性词语，叫作“想入非非”。在革命时期，想入非非就是寻找神奇。《红拂夜奔》第一章第三节起首，更把想入非非解释为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把它当作和性欲一样重要的自我动因来处理。它既是对有趣的追求，也是人自身思维活跃的体现、个体自我意识的体现。但是对统治者来说，想入非非是危险的，因为它总要超出既定的话语，难以掌控。洛阳城禁止想入非非，李靖逃出了洛阳城，又建造了长安城，长安城同样禁止想入非非。但长安城规则的建立，本身就是巨大的想象，“想要防止想入非非，必须由最擅长想入非非的人来制定措施”26。当长安城终于建成，李靖自己建造的镣铐终于锁在自己身上，他不能再想入非非，只能装傻。如果说李靖是装傻，虬髯公则彻底灭绝了想入非非，也就是变成鱼，变成非人，一种彻底的退化。相对应的，虬髯公推崇一种彻底顺从的“鱼德”，以教化民众。想入非非是发愣、渗着、装傻等几乎所有负面词汇的另一面。最终，想入非非只能是一种潜行——《红拂夜奔》最后写道：“我就是这样一天天老下去了。从这个样子你决看不出我每天每夜每小时每一分钟都在想入非非。”27

　　在《迷信与邪门书》中，王小波有理有据地重申了想入非非作为一种猜想，对完善知识体系的作用。他把可靠的知识、不可靠的猜测，以及想入非非当作三种有不同用处的东西：可靠的知识是根本，猜测的验证可以扩大知识的领域，从想入非非（怪诞的想象）中也能得到启迪，明理的人有能力区分。唯一的例外是迷信。王小波把作为陋习的迷信排除在正当的想入非非之外，他更厌恨的其实是故意装神弄鬼、弄虚作假，无论被包装为何种形式。王小波的想入非非是隐藏着一种道德判断的——有趣、理智（理性）、诚实、具有社会责任感。前两件是对想入非非者来说，想入非非追求的是趣味而非利益，在想入非非的同时也要保持理智，分辨得出真假；后两件是对试图传输想入非非的观念的人来说，无论是巫婆神汉跳大绳者，还是部分所谓的知识分子，靠欺骗他人、宣扬伪科学牟利，都是恶行。

　　装神弄鬼

　　装神弄鬼类似于装傻，但比装傻更为神叨，也可以说是功利主义的、负面的想入非非。比如和女人发生关系前假装说“我爱你”，李卫公打仗时假装自己是人瑞，却是个假人瑞。类似的词如昆德拉所说的“愚弄”，“愚弄”有恶作剧的意思，指“可笑的欺骗”，是一种“不认真对待世界的积极办法”28。但装神弄鬼并不可笑，装神弄鬼更认真，且是有利可图的认真。善于装神弄鬼的人总能得到好处，李卫公发现装神弄鬼这个做人的门道后，仕途一帆风顺。“这个门道就是做假。……这样干了以后，他还能得到一种把大家都骗了的快感，因为这种缘故，他才能够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下来。后来才发现，除了装得精神抖擞，他装病装死也是一把好手。”29事实上领导早已识破了李卫公的小聪明，留着李卫公只是想暂时利用他而已。李卫公的装神弄鬼还不算真本领，虬髯公“装到了后来，连自己本来的样子都忘掉了”；“虬髯公的脸就像死了一样，别说没有笑容，连哭容都没有。至于坚持到底，根本就是他的本性”30。

　　装神弄鬼是一种骗术，不仅在迷信中如此，但凡把假的说成真的，或故意否定生命生存的常理，都是装神弄鬼。而且就像装傻一样，装神弄鬼也会养成惯性，最后不装不行了。如果说李卫公前期装神弄鬼，后期以装傻为主，那么，虬髯公就是装神弄鬼的集大成者。

　　人瑞（数盲症）

　　人瑞一般指长寿老人或德高望重者，并不经常使用，类似的词语中，长者、老先生、人杰、人才倒用得平常些。人瑞的另一个通常的联想是指称金圣叹。

　　人瑞原本是作褒义，但王小波是以讽刺的态度定义人瑞的。成为人瑞，也就成为了管理者或享受某种特殊待遇者的一部分，从此过上道貌岸然、实则全无趣味的生活。在《红拂夜奔》中，“人瑞”是个极其重要的关键词。在第三章开头，他特意强调人瑞指的是一类人而不是某个人，并把人瑞与人才相区分，代表不同的价值取向。显然，人才是实干家，人瑞则近乎吉祥物，专门替领导背书。还有一部分人瑞，原本就是社会愚昧造就的怪胎。悖论的是，另一部分人，无论是李卫公，还是“我”，虽然具有实干家的本事，也都在努力成为“人瑞”。“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也在变成一个‘人瑞’的中途。……我现在夜以继日地努力，正是要证明自己是个怪物。因为不能证明我是个怪物，我就什么也不是了。”31证明费尔马定理的成果被承认后，“我”终于成了人瑞，过上了人瑞的生活。但究其根底，“我”和李卫公的人瑞是假装的，真正的人瑞应该是永远积极为统治者服务的，哪怕被领导派人砍了一刀，也不会蔫掉，反而愈发努力工作。或者就像虬髯公那样，彻底变成“非人”的存在。但虬髯公本人严格来说还不是人瑞，比人瑞更高一级的是“头头（领导）”，虬髯公应属此列。

　　从统治者来说，人瑞有另一层面的意义，那就是任何事情最终都变成一件好事，从而巩固统治：“现在有一个王二因为一种未知的理由、用一种未知的方法证明了费尔马定理，领导上也把它看成是好现象，把我的证明看成了一种成果，把我本人看成了一位人瑞。活着遇到了太平盛世，我们是多么的幸福呀。”32这里倒是使用了人瑞作为社会之“祥瑞”的本义。

　　人瑞和装傻、装神弄鬼都有一定联系，装神弄鬼是装傻的升级，成为人瑞是装神弄鬼的结果。《2010》里的数盲症患者也类似于人瑞，得了数盲症，也就是成为人瑞，按另一套反逻辑的思维做事了。

　　微笑（无端微笑，蒙娜?丽莎式的微笑，惨笑）

　　微笑是个常用词，但是在王小波的小说中，值得被单独拿出来说。“微笑”和仅仅说某某“笑”是完全不同的，就像金宇澄《繁花》中的“不响”，“微笑”也可以表达大量情绪。

　　《革命时期的爱情》集中谈了微笑的问题。“我”在被帮教时，总有无端微笑的毛病。这个笑是因为“我”想入非非，×海鹰却误以为“我”在嘲笑她，愈发气愤，“我”也因此愈发倒霉。后来他形容此种微笑是蒙娜?丽莎式的微笑，容易得罪人。革命时期不该微笑，尤其在不应当发笑的时候发笑，会让人死得“惨不堪言”，所以大家总是哭丧着脸。《2015》引用米兰?昆德拉的话“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33，他把上帝的笑和叵测联系在一起，这上帝也应该挨批。

　　无端微笑除了想入非非，也可能是惨笑，和长痔疮的惨笑一样。痔疮、磨屁股都是受虐的象征，无端微笑就是人在受虐时发出的惨笑。“人在无端微笑时，不是百无聊赖，就是痛苦难当。……这些笑容都是在笑自己，不是在笑别人。”34这种不幸的惨笑也可能被别人当作乐趣，比如×海鹰兴致勃勃看“我”割痔疮，痔疮成为制服我的咒语，使“我”“变成端坐微笑的蒙娜?丽莎”35；公园里的野鸳鸯被抓住时，“脸上也带着可怜巴巴的微笑”36。

　　几个世纪以来，人们都在探索蒙娜?丽莎的微笑背后的秘密。既然无端微笑和蒙娜?丽莎的微笑联系起来，因此也和不解之谜这个词关联起来。不仅“我”的微笑对×海鹰来说曾是不解之谜，×海鹰的微笑对“我”来说也曾是不解之谜，但“我”不能说×海鹰的笑是无端微笑，她的笑必定背后是有理由在里面的。这是“一种古怪笑容，皮笑肉不笑，好像一张老牛皮做的面具，到了在大会上讲话时，就把它拿了上来”37。当“我”被×海鹰管教时，她也时常露出这种皮笑肉不笑。王小波形容微笑是“拿到脸上”，如同面具，也就是用一种外在于自己的东西去掩饰真实的情绪。后来“我”明白，×海鹰的微笑和“我”的惨笑一样是不得已。

　　微笑除了被动地源于受虐，有时候微笑本身也会暗示一种受虐倾向，李银河的《虐恋亚文化》中写道：“狄奥尼斯是受虐者的保护神，戴着一个微笑的面具。而尼采说过：‘每一个深刻的灵魂都需要一个面具。’”38当×海鹰想要打“我”但被“我”制服时，她笑着向“我”攻击，但那模样又像是在哭。《万寿寺》中，红线吓唬女刺客受酷刑，女人“微笑不答”。“她坐在那里，面带微笑，心神恍惚，就像一个人要哼歌时的样子。”39即便当刺客变成头颅被挂到树上时也是一样，“微笑了一下，想道：我成了长颈鹿了”40。同样，薛嵩清洗了男刺客人头上的血迹，“那颗人头脸上露出了微笑，并且无声地说道：谢谢。此后那颗人头就混迹于一群人之中，被大家传递和端详”41。人头的微笑让人联想到施蛰存《将军底头》最后吐蕃人头的微笑，不过吐蕃人头带有嘲弄意味，刺客的微笑则是自我的微笑。这种微笑就和另一些人面临死亡时的“撑拒”很不一般（“撑拒”也是个有意思的词，虽不是王小波生造，但很不常用，王小波用在小说里，也具有把它专有名词化的倾向，表现苗寨的被处决者在临死前的强作抵抗）。

　　《万寿寺》中有很多种微笑，除了受虐的微笑，还有狡黠、奸诈、另有隐情、神秘莫测的意思。这种时候，蒙娜?丽莎似的微笑在薛嵩那些不可靠的雇佣兵身上变得格外刺目。杂文《积极的结论》在谈论幽默感时，讽刺一些非常“有幽默感”的中老年人，面露蒙娜?丽莎式的微笑，老奸巨猾。不过当刘老先生面露蒙娜?丽莎似的微笑，从肚皮下拉出一只填鸭时，倒是丰富了人物的形象，增添了他的可爱。

　　笑在黑色幽默中，既是痛苦的面具，也是对痛苦的轻蔑。虽然都是面具，这种笑容不同于太宰治迎合世人又自我贬抑的假笑，而是一种沉浸在自身、不可抑制的笑容。受虐者常戴着微笑的面具，不管是想入非非时的神情，是不怀好意的阴笑，还是对自我处境的惨笑。王小波将之比作蒙娜?丽莎的微笑，是对简单处理“微笑”这个词的拒斥，暗示了其内在心理动因的复杂性，及其社会表现功能的多义性。微笑是幽默的反面，在微笑中并没有笑声。

　　当然，微笑在小说中不全是不幸，比如《革命时期的爱情》里我老婆看上“我”，就是因为“我”“面露神秘微笑”，这就非常“叵测”了。在《白银时代》“我”变成一种总是不笑的形象。

　　昆德拉在《玩笑》中，也展现出类似的时代特征。他把笑、幽默与个人主义联系起来。当时人们的生活面貌，一方面得有笑吟吟的外表，欢天喜地，绝不能带有阴郁、悲哀的色彩；另一方面，这种快乐是不能容许任何取笑和嘲讽的，“那是一种严肃的欢欣鼓舞，它被豪迈地称为‘胜利阶级的历史性乐观主义’——在一种凛然的苦行主义中的兴高采烈”42。主人公在大学学习小组被评价为个性中有“个人主义残余”，就是因为他“老是有一种特别的笑”，“那笑的样子让人觉得，你笑的东西只有你知道”43。主人公欠缺严肃的幽默使他显得与众不同，也埋下悲剧的祸苗，果然，他因为在明信片中开了个玩笑，命运发生翻转，他被勒令退学，到矿下劳动。

　　厌 倦

　　厌倦类似《我的阴阳两界》里的阳痿，是一种对自我、对生活、对世界的消极态度。革命时期“我”先是被老鲁抓，再是被×海鹰管教，厌倦极了。后来×海鹰想用“我”揍她一顿来补偿“我”，可“我”既没有爱也没有仇恨去报复她。厌倦是一种爱恨都已丧失的状态，直到最后连厌倦都厌倦了厌倦。

　　厌倦是阶段性的，其疗愈也带有无可奈何的意味。过去“我”曾厌倦我爸爸和×海鹰，后来再没有厌倦过任何人和事。“过去我绝不肯把做过的事重做一遍，现在却在写好几年前做过工作的报告。”因为“人生的道路还相当漫长。我不能总是心怀厌倦吧”44。

　　《未来世界》还写到对话语的厌倦，最后演变成一种奇特的黑话。比如将“重新安置综合征”简化为“综合”。“所谓综合，是指安置以后的一种心理疾病，表现为万念俱灰，情绪悲观，什么都懒得干。各种症状中最有趣的一条是厌倦话语，喜欢用简称。”45与之相似，“精神文明建设”可以简化为“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总公司”简化为“八”，“重新安置后人员”简化为“贝”，公司向我们训话就变成了只剩部分偏旁的“八贝米”。《未来世界》最后说“我”“‘比’掉了”，和“痿掉了”其实一样。所谓“比”，即是变成“没了味的老屁”的意思，又指代“同性恋者”。这种简称类似《一九八四》中的新话，但减少话语在《未来世界》是主动的，在《一九八四》是被动的。

　　这类文字游戏可以作多重解读，除了厌倦，还有反抗、拆解、寻求替代物重新定义其能指或所指的意思。它既是安置后的病征，也是其身心的表达。因此，这些“黑话”的作用恰恰和“新话”相反，是一种对既有话语的解构，用偏旁取代汉字，就像用片面的表征取代事实，强化其语词的讽刺性和不完整性。从厌倦中也可以看出，王小波总不愿意把一种状态写到极端，当他厌倦现实的时候，既包含着对反抗现实的厌倦，也包含着对一切话语的厌倦。

　　煽情（肉麻）

　　“肉麻”和“煽情”在情绪上类似于米兰?昆德拉所说的“媚俗”（刻奇），甚至可以说，它就是对媚俗的中国版转译。媚俗有时是私人感情的过分（甜腻、烂俗、温情化），有时是过于崇高（过度赋义）。媚俗是一种功利主义，其表现的美学是虚假的，道德是虚伪的。王小波在《摆脱童稚状态》中就将“煽情、媚俗”和“追求表达生活的真谛”对立列举。《似水流年》中指出：不敢写出真实的似水流年，就是媚俗。事实上，即便没有达到追求表达生活的真谛、写下全部的似水流年的高度，避免煽情、媚俗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保有平常心。

　　和“媚俗”相比，使用“肉麻”“煽情”的场景较为生活化，从字面上也不那么具有精英批判立场。“肉麻”在字面上指肌肤感觉麻痒，引申为“因轻浮或虚伪的言行所引起的不舒服感觉”。肉麻引起轻微的不适感，借用王小波电击蜻蜓的故事，你可以想象一个轻柔的电流穿过蜻蜓翅膀，看起来没有更大的危险，煽情则是一套电击有利于蜻蜓生长的宣讲。小说中“煽情”是直接作为反讽使用的，比“肉麻”更为强烈。它们一般分为三种情境：（1）煽动感情，但这感情有虚伪、表演、夸张、自恋或不应当的成分；（2）在煽动感情的同时，调动了情欲，尤其在感化、训化的过程中表现出受虐性；（3）煽情的伦理（宋明理学），高调加虚伪，推崇反人性的崇高。

　　伟大友谊（伟大的爱情）

　　伟大是一个具有崇高感的词汇。由于在革命时期的过度使用，伟大又具有了革命化的含义，充满时代印记。“伟大的”是一个微妙的修饰语，李银河将马尔库塞的“大拒绝”翻译成“伟大的拒绝”，体现了她对“伟大的”的理解和运用。王小波写“伟大友谊”“伟大的爱情”，事实上，在革命时期的非个人化的语境下，“友情”和“爱情”这两个词，其寓意正是对“伟大”的拒绝。

　　“伟大友谊”主要指“我”和陈清扬。在《黄金时代》中，“伟大友谊”几乎成了专有名词（中间没有“的”），可以有多种看起来不符合语法的用法，如“敦伟大友谊”“重温伟大友谊”。首先，“伟大友谊”象征着一种同甘共苦的同志情谊。其次，“伟大友谊”有种叛逆和同盟之感，除了形容新中国的同志，我们还可以用之形容地下党同志之间。这时，“伟大友谊”是一种共谋，他们怀着一种与别人不同的理想，为理想而付出。因此，尽管《黄金时代》是批判“文革”的，在某些浪漫主义方面，具有革命文学的特征（尤其是“革命+恋爱”小说的色彩）。第三，如果不从革命文学理解，友谊也就是传统文化中的义气，就像梁山聚义那样。“我”找陈清扬发生关系时就是以此为借口。因此，“伟大友谊”实际指向最后一种含义，即作为性爱的一种冠冕堂皇的代称。无论是性的需求，还是爱的奉献，都借由“伟大友谊”这一没有情爱色彩的同志话语表达出来。

　　相比“伟大友谊”的反复强调，“伟大的爱情”只在《红拂夜奔》出现过一次，指的是红拂同情李靖，被李靖的魅力吸引，成了李卫公夫人，并且为殉夫而自杀。可见“伟大的爱情”指一种女性对男性的献身，不管是求爱时的献身，还是死后的陪葬。其实当陈清扬的谜底揭开后，“伟大友谊”事实上也是“伟大的爱情”，但“伟大的爱情”精神上更是“伟大友谊”，《三十而立》中线条对李先生的献身也有类似的意思。《立新街甲一号与昆仑奴》里，小胡把我俩的结合形容成“伟大胜利”。

　　王小波在小说中经常用伟大形容事物。在具体的情境中，伟大代表着他的态度，有时是质疑的反讽，有时是肯定的自豪。但是落在别人头上，伟大又是一种讽刺，比如小舅妈说小舅：“伟大！伟大！不伟大能犯在我手里吗？”46伟大代表着程度上的最高，以及一种更本质、更永恒的存在。事实上，当红拂殉节时，她没有想到李靖，而是期待与死亡会面、感受死亡，因为“死亡是最伟大的情人”47。这时伟大带来的崇高感不再是社会价值的崇高者，而是一种更本质的、超出卑劣现实的意义感。我们的生活的发明权也“属于更伟大的人物、更伟大的力量”48。

　　一般来说，伟大是渺小的反义词，王小波却将伟大与善良也对立起来。比如李靖的转变，他先前善良而不够伟大，逃出洛阳城后，不善良但很伟大。另一方面，一个伟大的人总要用他的想法来绑架民众，教化民众要善良，事实上却使人变得愚蠢，而蠢人是办不成事的。他引用亨利?菲尔丁的话：“既善良又伟大的人很少，甚至是绝无仅有的。”49

　　相较于王小波将“崇高”等正面词汇有意变为负面词汇，强烈批判“虚伪的崇高”50，伟大一词具有表意的双重性。它既可以加强肯定，也可以加强否定，它既可以表达话语层面的伟大，也可以表达实质的伟大。后者是毋需向他者证明的，只来源于自我价值判断、自我价值实现，而非功利的评判或宣传。它的正面与反面，取决于事物本身的真诚与虚假。而且，由于反常的搭配才能引起陌生化的效果，使用伟大一词，反而容易将微小的事物变重要，将重大的事物变平常。因此“伟大”的出现，恰恰提醒了读者跟随作者，再次进行内在价值判断和真伪判断。而当话语存在刻意修饰时，它指向的是其中最本质的一部分，就好像“伟大友谊”虽然借用了话语层面的革命同志之情，实则是对个体性爱的肯定。

　　白银时代（热寂）

　　白银时代本应是传说中的过去，在小说中却是可以见到的未来。“希腊神话里说，白银时代的人蒙神的恩宠，终生不会衰老，也不会为生计所困。他们没有痛苦，没有忧虑，一直到死，相貌和心境都像儿童。死掉以后，他们的幽灵还会在尘世上游荡。我想他们一定用不着回答这样的问题：什么是真正的小说。”51王小波所描述的白银时代和古希腊传说中的白银时代不同，他省略了白银时代的另一个特征——晚熟的白银时代的人们陷入无理智的放肆之中，最终白银时代也被神所放弃。在王小波的小说中，“白银时代”是宇宙“热寂”之后的世界。热寂是宇宙的死亡，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宇宙一步步从有序走向无序，当宇宙的熵达到最大值，再没有活动着的能量可以发出，宇宙将陷入一片黑暗。王小波借此强调的是一种人与人无差别、无个性的状态，象征一个看不到个体的未来乌托邦，一切停滞、冰冷、苍白。当卡尔维诺谈论熵的时候，注意到的是无序中的某些区域性的有序，比如晶体。但是在王小波这里，他是让熵的无序达到极致，从而这个最混乱最无序的状态，也变成了最“有序”的状态，因为这种“有序”即是一切的死灭。王小波之所以用白银，因为银导热性最好，在一块银子上，温度没有差别，“未来世界是银子的”，也就是说，未来的世界是无差别的、无趣的，有趣的灵魂在白银时代只能在窒闷中死亡。

　　直 露

　　直露即不加遮掩地描写一些被认为不应当描写的东西，比较典型的就是性描写。在《未来世界》中，“我”给我舅舅写传记，记述了我舅舅与小姚阿姨以及F的故事，其中有大量性描写，犯了直露的错误。“我”因为直露出格，被叫去上学习班，一帮小说家、诗人、画家都来讥讽“我”，嘲笑“我”的“直露史学”，“我”有口难辩，十分狼狈。《万寿寺》中找到从前的约稿信，也有让“我”少写一点直露描写的劝诫。所有对王小波性描写的批评，都可以在王小波对直露罪名的讽刺中找到回应。

　　表面上看，直露讨论的是能不能描写性的问题。实际上，直露讨论的是能不能如实描写生活、能不能揭露真实的问题。因为在生活中，性总是实际存在的，如果要真实描写生活，就不能不描写性，“我舅舅干出了这样直露的事，我又有什么办法呢”52。这就是为什么王小波要为“我”安排一个史学家的身份，而非一个单纯的小说家。给个人写传记，和给时代写历史，都会遇到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的问题，直露的错误也不只是性的直露。反过来说，能不能揭露真实又涉及能不能虚构的问题，因为小说家的虚构和史学家的直露一样具有破坏力，且虚构的意图比描绘现实更难以解释。不能虚构与不能直露，正是写作者的两难。后来“我”发现，做史学家也不够，只有做哲学家，才能用高深玄虚的语言规避审查。

　　其次，借着性描写，直露讨论了能不能从心所欲、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的问题。小说中我舅舅和“我”有一组对称的难题。对我舅舅来说，他有心脏病，如果他想活，就不能做很多事情，包括不能做爱；如果他不想活，做什么都可以。我舅舅一直很想活，但看到小姚阿姨的身体后马上变了主意，不想活了。对“我”来说，如果出格，就会招致麻烦，如果不出格，就什么都不能写。“我”突破禁忌去写就像我舅舅突破禁忌去爱一样，既然爱欲可以大过死亡，写作的欲求也会压倒自我保全的念头，所以“我”必然会犯直露的错误。

　　影 射

　　当直露不被允许，真实只能用一种曲折的方式表达出来。影射代表着许多事情内在有着一致的逻辑，比如《红拂夜奔》写道：“先到或后到凤凰寨，待遇就会有些区别。当然，你若说我在影射先到或后到人世上，待遇会有区别，我也没有意见，因为一部小说在影射什么，作者并不知道。……这说明，薛嵩还有更深的用意。”53王小波这段话特意否定了作者意图的影射，并且把影射的责任，从作者挪到了人物头上，以“薛嵩的用意”作结。《未来世界》写道：“众所周知，我们周围到处是窃听器。我想知道我舅舅和小姚阿姨在新婚之夜说什么，有关部门也想知道我们在说什么。我这样写，能不是影射、攻击吗？”54这段话又是借着“写”说“不能写”，借着影射说影射，撇清作者的为难之处。和直露一样，影射也同样不被允许。由于公司的思想教育研究会的检举，在直露之后，我又犯了影射，这一回可惹了大麻烦，“我”被重新安置。围绕着重新安置，就是《未来世界》下半部“我自己”的主要内容。

　　叵 测

　　在直露和影射之后，叵测是最坏的一种。叵测有点类似想入非非，但更暗黑一些，假设在想入非非的同时存在坏心、有恶意。前面写到蒙娜?丽莎式的微笑，假如别人认为这个微笑中不怀好意，也可以说是心怀叵测。但是王小波并不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叵测的。王小波使用叵测时，总是以一种反讽的语气，把它当作一种荒谬的罪名。在《2015》里，我舅舅叵测，舅舅画的画也叵测，就因为叵测在碱厂受到小舅妈的管教。直到“我”最后发现我舅舅的画之所以让人头晕，不是因为叵测，而是因为它有可被分析的数学道理，我舅舅才被放了出来。

　　另一方面，在男女关系中，叵测也是重要的。《未来世界》中，F对我舅舅来说是叵测且不可抗拒的，这是一切问题的关键。《2015》中小舅妈惦记上小舅，也是因为她看见小舅的画，感到叵测，产生性欲。小说的结局写道：“假如小舅继续叵测，他就不可能真正爱上小舅妈，为此要狠狠地揍他，但和他做爱也非常的过瘾；假如他不再叵测，就可以爱上小舅妈，此后就不能打他，但和他做爱也是很烦人的了。”55叵测突出了男女关系中的神秘性和悖论色彩。

　　在《白银时代》（小说集）中，《白银时代》主要讨论性描写，《未来世界》讨论直露和影射的问题，《2015》则以叵测为关键词。关于写作，从直露，到影射，到叵测，越来越难以捉摸。“我”在营救小舅时想到：“艺术的真谛就是叵测。不过这个答案和没有差不多。世界上没有人知道什么是‘叵测’，假如有人知道，它就不是叵测。”56小说借用“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说“这上帝就很叵测”57。如果了解昆德拉原本的语境就知道，上帝的笑并不意味着否定人类的思考，绝圣弃智，而是看到人在思考中反而远离了世界的真理、自我的真理，“人从来不是他想是的那样”58。而这正是小说家所抓住的人的境遇，昆德拉把小说艺术来到世界当作上帝发笑的回声。上帝的笑是叵测的，因为它看见人的荒谬性，而艺术的真谛就是呈现此种荒谬，因此很难不给人叵测之感。反过来说，人类的思考也是叵测的，因为它永远无法真实地认识世界、表现自我。因此，人思考的同时也伴随着对思考本身和现存观念的质疑。另一方面，上帝的笑蕴含着某种幽默的精神，一个拒斥叵测的世界，一定也是拒斥幽默的，而小说的智慧正是在幽默精神中产生。《2015》最后的结局是，2015年作为作家的“我”，仍在“思考艺术的真谛”，也就是说，“我”仍在思考，到底什么是叵测。

　　类似于“直露”“影射”与“叵测”，《一九八四》中有“脸罪”（通过表情举止的细微反常判断一个人有罪，可见×海鹰脸上“微笑的面具”的重要）、“独活”（个人主义）等罪名。其反面的能力即是“犯罪停止”（罪行停止），指一种“在产生任何危险思想之前出于本能地悬崖勒马的能力”59。就像前面所说的装傻，“犯罪停止意味着起保护作用的愚蠢”，不仅如此，还需要“对自己的思维过程能加以控制”60。与之相反，“叵测”就像“随机”一样，代表着一种反机械控制、不可测的态度。

　　合 作

　　“合作”是《未来世界》中重要的关键词。所谓合作就是强调人的被动性、可操控性。比如F的工作就是在公园里处罚抽烟者，当对方不服时，F就会要求对方合作。王小波补充道：“‘合作’这个词，在上个世纪被用得最滥了”，如合作社、合作化，“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要你束手就擒之意。最后演化为甜蜜、nice的同义语，是世纪末的事。F的工作，就是检查每个人是否合作。我舅舅想，也许她会发现一个更合作的人，从此不来了。这样想的时候，心里有点若有所失。但这是他多心，很少有人比他更合作——换言之，很少有人比他更甜蜜、更nice，因为他是个没有心的人”61。“没有心的人”和我舅舅的心脏病正好对应。当一个人彻底合作，也就意味着内在性的消失、生命力的空洞和消亡。

　　于是“合作”变成我舅舅的性格。比如明明在自己家里，却想着对闯入者合作。他甚至在新婚之夜也很合作，被动接受，让小姚阿姨有所作为。“合作是个至高无上的范畴，它是不分时刻、不分男女的。它是一个‘接受’的范畴，有所作为就不是合作。”62他和F的情况则更加严重，他总是“准备合作”，根据对方的需求和指令做出反应。一旦他不知道对方的指向，就陷入一种无所适从的恐惧中。终于F醒来，他就按照命令脱衣服，发生关系。

　　“我”的情况也是一样，当“我”的稿子给报社带来麻烦，“我”从内心里不想合作，但是又不得不合作。这种被动的合作，唤起了我舅舅和“我”的性征，性的不由自主和身心的不由自主相互呼应。但是，由于男性性征的凸显，性的被动之中又含有一种微妙的主动。这是一种被动的主动、不由自主的主动，形象地展现了合作者的尴尬处境。

　　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讨论了“合作分子”的概念。在纳粹时期，合作具有“自愿为一个邪恶的政权服务”的意思，在现代社会，对大众传媒、商业广告、遗忘自然、失德行为加以赞扬的人，可被称为“现代性的合作分子”63。王小波的批判性没有昆德拉强，他笔下的“合作”主要呈现为一种自我反讽。

　　积 习

　　与习惯相比，积习更强调了习惯累进的过程。积习反映了人的本性，以及一种经历生活的固化状态，类似昆德拉用不同关键词对每个人物进行编码，以反映他们各自的存在本质。它常常隐含一种批判性，或微妙的讽刺意味。有三种用法：（1）习惯，癖好，由于生活经历养成，积习难改。从个人选择来说，癖好无可非议。但从个性来说，王小波使用积习这个词，突出了人的固执，甚至顽固不化的意思。比如穿黑皮衣是“我”自幼的积习，李先生的积习是用“科学方法论”来思考问题。（2）虽然出于积习，表达的是与积习相反的意思，或积习已发生改变，受到社会压力而不再坚固。改变有好有坏，比如《寻找无双》中“我”改变了表里不一的积习，《沉默的大多数》中“我”改变了沉默的积习。这就仿佛是《我的阴阳两界》从阳到阴再到阳。（3）类似于动物的刻板行为，对痛苦的逃避。它代表着痛苦的漫长，以及受创伤的程度。在无可奈何的生活中，人物只能通过试图把自己哭醒（陈清扬）和把自己吹胀（小舅）这样荒谬的形式来摆脱现状。《万寿寺》则更具有抵抗意味，虽然恢复了记忆，“我”还想回到长安城（诗意的世界）里，这已经成为一种积习。

　　注释：

　　1 2 3 4 5 6 7 9 10 12 16 18 22 34 35 36 37 44 45王小波：《革命时期的爱情》，《王小波文集》（第1卷），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332、219、332、239、239，239、241，254、244、245、323、238、232、305、260、260、226、258、285、525页。

　　8董问樵：《〈浮士德〉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62页。

　　11和王小波相比，昆德拉在《玩笑》中虽然指出所有人都在扮演角色，但并不认为是游戏。他强调的是当这些未成熟的年轻人装腔作势，采用那些流行的方式和样子行事时，带来的历史的童稚化，并引发灾难。

　　13王小波：《三十而立》，《王小波文集》（第1卷），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132页。

　　14 39 40 41 53王小波：《万寿寺》，《王小波文集》（第2卷），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55，65、124、66、70、32页。

　　15 17 20 23 26 27 29 30 31 32 47王小波：《红拂夜奔》，《王小波文集》（第2卷），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420、395、391、305、422、495、410，438、409，339、485、480—481页。

　　19 51王小波：《白银时代》，《王小波文集》（第1卷），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402、443页。

　　21王小波：《寻找无双》，《王小波文集》（第2卷），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643页。

　　24王小波：《序言》，《王小波文集》（第4卷），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25 28 58 63[捷]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孟湄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58、138、154、121页。

　　33 46 55 56 57王小波：《2015》，《王小波文集》（第1卷），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600、603、486、606、600页。

　　38李银河：《虐恋亚文化》，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278页。

　　42 43[捷]昆德拉：《玩笑》，蔡若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35、36页。

　　48王小波：《〈黄金时代〉后记》，《王小波文集》（第1卷），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393页。

　　49王小波：《思维的乐趣》，《王小波文集》（第4卷），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24页。

　　50他原本也可以这样运用伟大，比如在昆德拉的《玩笑》中，“伟大的爱情”“伟大感情”就完全是讽刺性的。

　　52 54 61 62王小波：《未来世界》，《王小波文集》（第1卷），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501、486、496、498页。

　　59 60[英]奥威尔：《一九八四?动物农场》，董乐山、傅惟慈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206、207页。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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