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芳芳 与香港电影史同步

　　“一年四分之一时间过影艺生活足够了，要不然会忘记影圈以外的世界有多大，忘记自己的渺小。”

　　“24小时，我耳朵里有三种声音，哗哗哗的瀑布声，混着打桩的声音，加上蝉鸣——上百只公蝉叫春。有时候耳鸣山呼海啸，真的想跳出窗外一了百了，可是住得太低摔不死，瘫了更麻烦”萧芳芳 图/大食

　　作者/张明萌 编辑/雨僧（本文原载于《南方人物周刊》 ）

　　1995年，荷兰鹿特丹电影节举办了“萧芳芳作品回顾展”，主办方制作了萧芳芳的卡通短片用于宣传。短片中，萧芳芳的头接上了卡通的身体，一直往前跑。带着《爱情万岁》参展的导演蔡明亮回忆，“一看就想笑，可是看着看着，又觉得很感动。他们在办你的回顾展，而你一直往前跑，一直往前跑，一直往前跑。

　　童年，萧芳芳接受传统的中国教育，因拍戏辍学，母亲请了傅雷、陈定山、粉菊花等22位师友为她授课。

　　6岁那年，萧芳芳为负担家计，参演《小星泪》进入影视行业，后来以一系列孤女形象深入人心，由她演唱的《世上只有妈妈好》传唱至今。进入青春期后，家庭教育开花结果，她因会跳舞、识武功、懂骑马，成为一名全能演员，主演多部“师妹下山”的粤语武侠片。少女时代，时装片成为主流，她因高挑身材与姣好面容成为此类影片的代表人物。她与演员陈宝珠的影迷大战更甚于今日的“饭圈”。

　　她在60年代香港粤语片黄金时代大放异彩，后来因两次出国错过了下一轮黄金时代。第一次回国，她成为当时影视行业第一个拥有学士学位的艺人。她自编自导自演了《跳灰》，以写实手法拍摄缉毒题材的警匪电影，被誉为香港新浪潮的前奏。她与同事共同塑造了可圈可点的喜剧人物林亚珍，描写一位留学博士重新融入香港社会的故事，大获成功。

　　第二次回国，她以苗翠花一角为内地观众熟知。最风光的是她凭借《女人，四十》摘得香港电影金像奖、台湾电影金马奖、柏林影展等多个最佳女主角奖。《麻雀飞龙》后，她不再拍戏。

　　2010年，CNN亚洲史上最伟大演员评选，萧芳芳是唯一入选的香港女演员。焦雄屏说她是“与香港电影史同步的电影演员”。

　　2011年2月28日，香港文化中心坐满了观众，他们一边观看修复版《彩色青春》（陈宝珠、萧芳芳主演），一边高喊“宝珠姐”“芳芳姐”。这喊声穿越45年的时空，是一代人对青春的缅怀。世上只有妈妈好

　　1958年，导演卜万苍根据同名法国小说改编拍摄了《苦儿流浪记》。大户人家的长女小梅因家庭卷入财产之争被遗弃，由农户捡回卖给老艺人，从此开始四处流浪的卖艺生活。老艺人死于饥寒交迫，小梅被老花匠救活。不久，老花匠意外破产，小梅又开始流浪。后来她遇到一位善良的妇人，最终发现那是她的亲生母亲。

　　影片大获成功，参演的老牌影后胡蝶和一众明星都很出色，但最大的风头被饰演小梅的萧芳芳抢去，那年她9岁。

　　童星萧芳芳出演的角色大多比小梅更苦。当时的作品常以内地生活和逃难为背景，她的角色个个家庭破落、历尽艰辛。她在《红颜劫》中饰演女孩俞蓉蓉。俞蓉蓉生病，母亲出去找吃的被车撞倒。俞蓉蓉在家等死，母亲在医院垂死。“连我妈妈都说怎么苦成这样。”

　　这一时代背景与萧芳芳的个人经历暗合。两岁那年，萧芳芳随父母从上海来到香港，父亲萧乃震是留学德国、研究化工的学者，曾任中国实业银行常务董事，到香港后，生意失败，最后因胃癌离世。家道中落，孤儿寡母陷入愁苦。母亲成丰慧毕业于上海美专，后来靠帮香港电影明星夏梦等人设计服装上的钉珠花过日子。萧芳芳常常看着母亲钉到天亮，拿衣服换钱回来，那一天的伙食费才有着落。

　　1953年，朋友见她母女过得辛苦，建议萧芳芳去拍几天戏。她与另一个小孩严昌（后改名秦沛）参与了黑白片《小星泪》的拍摄。她演小反派，工作人员把墨汁涂在她鼻子下当流血，“那股难闻的墨味我现在还记得。”有一场戏她有一大段台词，凝神静气说完后所有人都拍手，“原来观众的掌声是这么悦耳，听一次就会上瘾。”

　　11岁之前，她出演了11部电影。大部分观众记得的，是亲人的死亡、贫困环境对善意的践踏与萧芳芳脸上的泪痕——拍《苦儿流浪记》时，为了逼真，她都是真挨打，眼泪亦是真实的苦痛。

　　萧芳芳记得，当年拍国语片的大多是内地来港的外省人，生活艰苦，缺乏安全感，对小孩没有耐心、没有爱心。拍《苦儿流浪记》时，每天去片场途中都要不停地祈祷，今天不要给王引骂，不要受其他大人的气。“我母亲在，大家就对我好得很，母亲不在，他们就另一副面孔。我才10岁，已经看到人间的虚伪和势利。”

　　台北艺术大学剧场艺术研究所暨剧本创作研究所所长黄建业认为，萧芳芳早熟的童星形象或许是时代赋予的，20世纪50年代的电影创作者和观众，把自身感受的伤痕和悲苦叠加在一位美丽的孩童身上，“时代太早太急切地为她选择了一个忧患的代言身份。”

　　母亲为萧芳芳的成长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她请了四名家教，两个教中文，两个教英文。早期的中文老师是翁灵父，翁的曾祖父翁同龢是清末军机大臣，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叔叔幽默风趣，对我日后演喜剧有很大的影响。后来14岁开始就由方世琦老师每个星期来给我上课，他教我诗词歌赋，教我欣赏现代文学。也因为他，我开始喜欢写东西。”萧芳芳回忆。

　　英文老师司马烈是在北京出生、山东长大、剑桥毕业的英国人。每周四带萧芳芳出门，边教她英文边教她游泳、骑马、开车、礼仪.看到报纸上萧芳芳与人握手的照片，会告诉她握手时眼睛不看着对方不礼貌，花一个下午时间和她练习握手。也教萧芳芳莎士比亚的作品，鼓励她去国外念书。萧芳芳认为这无形之中给了自己演员方面的训练，她至今记得司马烈说：“你是公众人物，你有很大的责任。一般人的生活接触面不广，喜欢从银幕上寻找人生。做演员的责任，就是扩展人生。”

　　母亲与傅雷是好友，常常通信，傅雷在信中鼓励萧芳芳多看书。“妈妈常抱怨说我太文静，三枪放不出个屁来，吃电影这行饭怎么行。傅雷说沉默寡言是好事不是坏事。我感激他了解我，在精神上引导我。他死后我才用心看他写的东西，透过他，我知道除了电影，外面的世界很大。”

　　成长阶段，母亲是萧芳芳最大的保护伞。16岁时，她第一次跟母亲去谈合约，四位男士为了压她的报酬，说尽刻薄难听的话。听到一半萧芳芳去厕所大哭，而母亲毫无惧色不肯退让。导演宋存涛回忆，当时大家私下都称萧芳芳母亲“萧太后”。电影人吴思远多年后提到萧芳芳，第一反应是“萧太后实在厉害”。傅雷伯伯教书法

　　"从15岁到21岁老是受气，没停过"

　　1960年，参演武侠片《青城十九侠》之后，萧芳芳在一系列师妹下山的电影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与当红演员于素秋披着披风、背着宝剑，行侠仗义，成为一代人的集体回忆。

　　此时，粤语片的工业制作、发行和上映面临急剧变迁，独立公司涌现，新马发行公司登陆香港，粤语片院线增至四条，电影工业大步迈进，明星制度也因此更新——战后出生的一代成长为青少年，香港社会逐渐工业化，很多贫穷女孩进工厂挣钱，看粤语片是他们的最大消遣。港片不能再靠老牌影星，必须换上全新的青春偶像。

　　萧芳芳因转型成功、形象出众迅速成为60年代年轻人的偶像。这位上海来的姑娘常由英文老师带着在街上骑摩托，清新又洋派。在60年代出演的上百部电影中，萧芳芳的形象包括但不限于喜剧或文艺片中的清纯玉女、武侠片中的复仇女侠、歌舞片中跳着AGOGO的新潮女孩，全都洋溢着青春偶像的魅力。萧芳芳60年代参与时装电影剧照

　　1960年至1968年，香港平均一年诞生百余部粤语片和近百部国语片，1962年总产量多达303部。当红演员一天赶两三组戏，一连几宿不回家是常态。陈宝珠、萧芳芳、谢贤等人是新马片商你争我抢的名字，电影公司只要争取到其中一人的片约，便可立刻收取订金开拍。这9年，萧芳芳共出演209部电影。“大家都盼着这样的日子，老天爷赏饭吃，偷着乐呗。”

　　与萧芳芳齐名的陈宝珠同样尝试了各种影片类型。陈宝珠父母都是粤剧名伶，她从小登上粤剧舞台，更本土、更亲和，在香港有更广泛的群众基础。《彩色青春》后，陈宝珠身价更进一步，1967年的《影星周报》甚至有《宝珠身价五百万》的假新闻。萧芳芳回忆，当时谢贤片酬最高，港币一万多至两万，其时一套房子的售价也不过万元。

　　陈宝珠演古装粤剧片必女扮男装反串小生，在悲剧《七彩胡不归》和喜剧《玉郎三战女将军》中，萧芳芳饰演她的情人。陈宝珠的男装扮相吸引了大量影迷，萧芳芳则成为她们“共同的敌人”。直到1995年，还有影迷告诉萧芳芳，当年在工厂上班，被人揪到一旁，一定要她表态喜欢萧芳芳还是陈宝珠。

　　萧芳芳回忆，在公共场合，常有陈宝珠的影迷让她签完名就往脸上扔。影迷成群结队在片场围过来请她签名，其实是为了掐她。“这些影迷都处于青少年的骚动期，满腔愤懑要找目标发泄。那时候社会比较压抑，宝珠女扮男装，他们就可以集体投射情绪了。我扮宝珠的女朋友，这下惨了，成了他们嫉恨的对象，拿我当作目标发泄。我那时候不明白，从15岁到21岁老是受气，没停过。”

　　五六十年代演艺圈新旧交替，圈中人流行结拜的风气，有“十兄弟”“九大姐”“八牡丹”， 冯素波、沈芝华、陈宝珠、萧芳芳、薛家燕、王爱明及冯宝宝亦于1964年在尖沙咀金冠酒楼办了结拜仪式，组成“七公主”。左起：大公主冯素波、二公主沈芝华、三公主陈宝珠、四公主萧芳芳、五公主薛家燕、六公主王爱明、七公主冯宝宝

　　1968年萧芳芳转拍粤语新文艺片，先后参演了导演楚原的《冬恋》、《紫色风雨夜》和导演龙刚的《窗》。萧芳芳演盲女，父亲被歹徒抢劫误杀，歹徒良心发现，冒充表哥照顾盲女，最后盲女复明，发现表哥冒名顶替，是杀父仇人。这是萧芳芳在多次采访中都会提到的电影，她说这时才知道怎么演戏，还开玩笑说：“演了盲女以后我眼睛就老是不舒服。”

　　该片男主角谢贤成了萧芳芳的男友。谢贤多次对媒体回忆，萧芳芳会跟他讲：“你读读书好吗？”“我觉得读书你读吧，我还是享受我的人生。”萧芳芳记得，一次在谢贤车上，她提到要去留学，谢贤不赞成。萧芳芳立即请他停车，说：“咱俩分手吧。”下车走人。

　　读书是萧芳芳多年的愿望，她常因未受过正规教育而自卑。与母亲多次商讨，两人终于达成一致：母亲推掉八部片约放她走，她自己负担美国那边的学费。

　　为筹措学费，萧芳芳在美国花了三个月时间随片登台，走遍了美国的唐人街。最后一站拉斯维加斯，结束后终于垮了，睡了30个小时，同去的干姐姐还以为她暴毙了。她在纽约大学读预科，每天查字典到三四点。“到了美国我才开始找寻自己，那时青少年时期已过，我比别人找寻自己晚了好几年，不过环境不认识我，我很高兴。外面世界那么大，自己那么不重要。在香港我自我膨胀得要命，在美国才总算可以过正常的生活。”

　　最终，她被美国西东大学传播理论系录取。接到通知的那天，她高兴得把衣柜里所有衣服扯出来往空中扔。母亲在电话里说：“我没想到你能考进大学，我本来想你出去碰碰钉子死了心回来。恭喜你终于踏进了你的梦想。不过，以后少做这么奢侈的梦。”

　　1960年，萧芳芳参演武侠片《青城十九侠》

　　《跳灰》与林亚珍

　　1975年，从英国留学归来的导演梁普智找到萧芳芳，邀请她她一起当导演。当时她正与第一任丈夫秦祥林办离婚，急需一份忙碌的工作让摆脱眼前的不愉快，便一口答应。

　　1974年廉政公署成立，1975年警队编制扩大，大毒枭吴锡家也在这一年落网。一位香港警务人员想改行干电影，乐意提供黑社会贩毒资料。他们找的摄影师是手提摄影高手，擅长随时随地捕捉真实影像。他们的参与加强了影片的写实风格。1976年，这部名为《跳灰》的影片上映，为香港电影带来了全新的风格。黄建业认为，《跳灰》堪称香港新浪潮电影的前导之作。

　　1977年，TVB喜剧节目《点知咁简单》邀请萧芳芳主持。她与导演陈家荪商量，创作了一个全新的喜剧人物林亚珍——一位留学美国、取得博士学位的女性。林亚珍中性打扮，为人真诚坦率，因为长得不美、说话太真，在重新适应香港社会的过程中困难重重。剧本最初设定的林亚珍形象是扎两条小辫子，戴眼镜，龅牙，一脸雀斑。萧芳芳觉得这个造型不可爱。她上街找了一顶蘑菇头般的假发、一副1000度圆框厚眼镜、一个大手袋、一把雨伞，穿好衣服，嚼着口香糖进了摄影棚。工作人员都没认出她，陈还在控制室大喊：“去把芳芳叫来！”

　　原本林亚珍只在13集电视特辑中出现一次，看到观众反应不错，萧芳芳和陈家荪便在每一集都加入林亚珍的剧情。“当时香港有新一代人的崛起，他们在国外念书，毕业以后大量回流，和林亚珍的状况类似。又可能由于林亚珍的言行举止不受社会陈规的约束，那股劲儿很合年轻人胃口，才会那么受欢迎。”

　　香港浸会大学电影学院总监卓伯棠回忆：“林亚珍”三个字家喻户晓，深入民间。萧芳芳当时已经是香港喜剧首屈一指的女明星，形成“男有许冠文，女有萧芳芳”的局面。

　　80年代初，萧芳芳减产，除改编成电影的《林亚珍》系列，全身心投入的只有电视剧《秋水长天》和电影《撞到正》。

　　1980年，萧芳芳与无线高层张正甫结婚，恩爱至今。1985年，张正甫赴澳大利亚任职，萧芳芳放下手头工作同去。而此时的香港电影，正迎来新的黄金时代。上世纪70年代末，恋爱中的萧芳芳与张正甫

　　女人四十

　　1995年，许鞍华执导、萧芳芳主演的《女人，四十》获柏林电影节银熊奖最佳女演员奖，萧芳芳成为张曼玉之后第二位获得该奖项的中国女演员，但她并不满意自己在影片中的表现。金马奖领奖时她说：“感谢许鞍华导演，把我演得不好的片段都剪掉。”

　　影片中，萧芳芳饰演四十多岁的女人孙娥。在家里，她是太太、是母亲、是媳妇。老公懦弱，儿子不懂事，还有患有老年痴呆症的公公需要她照顾。她在贸易公司任业务部主任，老板聘请了懂电脑的年轻女人，对她构成威胁。重重压力下，她唯有大事小事一肩挑，无法应付也得应付。

　　影片始于一双大眼全神贯注的特写镜头。萧芳芳神情凝重。镜头拉远才发现她是在市场里买鱼。她在那儿站了很久，等那条鱼死去，因为死鱼价格只有活鱼的三分之一。趁着有人喊鱼贩接电话，她闪电般出手猛击鱼头，鱼死了。萧芳芳回忆，当时和鱼贩饰演者文隽对戏，临时想到把鱼拍死更能凸显孙娥的性格。

　　1988 年从澳大利亚回国后，演戏变成萧芳芳的重要工作。“我在不断用各种方法试验多年来积累的一鳞半爪的所谓演技理论。”她出演的角色以喜剧为主，一年只接一到两部戏，与同期连拍9组的郑裕玲、一年拍13部戏的梁家辉相比只能说处于半退休状态。“一年四分之一时间过影艺生活足够了，要不然会忘记影圈以外的世界有多大，忘记自己的渺小。”

　　由于严重的耳疾，她无法长时间工作，签合约时一定会注明，每天拍戏不得超过七小时。拍《女人，四十》时，双耳完全失聪，因神经细胞坏死产生严重耳鸣。她饱受折磨，不敢去人多的地方，偶尔上街算是难得的奢侈。她学会了读唇语。李连杰回忆，拍《方世玉》时，萧芳芳会要求他对着自己说话，不要侧头，因为她看不到。

　　“24小时，我耳朵里有三种声音，哗哗哗的瀑布声，混着打桩的声音，加上蝉鸣——上百只公蝉叫春。有时候耳鸣山呼海啸，真的想跳出窗外一了百了，可是住得太低摔不死，瘫了更麻烦。”（笑）这种痛苦她极少向人提起。张曼玉回忆，一同拍关锦鹏短片《两个女人，一个靓，一个唔靓》时，萧芳芳很乐观，让身边的人都不觉得失聪是一桩悲剧。张曼玉说她羡慕萧芳芳，“她有自己的事业而且把两个女儿管得很好。”

　　1996年，萧芳芳凭借电影《虎度门》再获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奖和亚洲影展最佳女主角奖。同年拍完《麻雀飞龙》后，她彻底告别电影行业。次年，她获得美国瑞吉斯大学硕士学位，并于同年成立护苗基金，保护及避免儿童受性侵伤害，此后她在公众场合露面，多与护苗基金有关。

　　2009年，香港电影金像奖将终身成就奖颁给萧芳芳，颁奖词是这么写的——“超过五十年的演艺生涯里，每一个阶段都能成就经典，每一个演出都可以感动观众……芳芳姐努力不懈的专业性精神，关爱社会的高尚情操，绝对是我们的榜样，值得我们一再表扬。”2009年4月19日，萧芳芳获得第2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

　　2017年8月，70岁的萧芳芳第一次回到苏州甪直萧宅。这座清朝民宅是她祖父萧冰黎的产业，现已成为甪直古镇景点之一，二楼是萧芳芳演艺馆。萧宅与教育家沈柏寒故居沈宅毗邻，300米外是萧冰黎在“五高”教书时的同侪叶圣陶的纪念馆。

　　（参考资料：《香港百年光影》《香港电影传奇——萧芳芳和四十年香港电影风云》《映像中国》《陈宝珠VS萧芳芳》《香港电影的秘密 : 娱乐的艺术》，感谢何钻莹、杨滢玮、鄢靖雯在采访中提供帮助。实习记者李艾霖、李丽贤、梁翰文、苏碧滢对本文亦有贡献。）

　　独家对话萧芳芳：再晚一点封刀，到处去做宣传，会把我累死

　　作者/张明萌 编辑/雨僧（本文原载于《南方人物周刊》 ）

　　萧芳芳拖着小箱子，施施然走来。箱子里是她自备的拍摄道具：一把折伞，几张白色抹布。她本想翻出珍藏许久的反光板，没找到，用白色抹布代替——“你看，放下巴会反光的。”她一袭红衣，是带有现代设计感的中式服装。香港设计师邓达智奉萧芳芳为偶像，理由之一是“芳芳姐始终把中式服装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加上她很高的衣着品位，在重要场合总是尝试不同种类的中式服装，香港明星没有第二个这样”。

　　她远远地叫出我的名字，问好，然后递来一台平板电脑和一支电子笔，“有什么话就写在上面。”科技进步后，她终于不用再靠读唇语与人对话。

　　给她拍照时，她打趣说：“我都七八十岁了，演戏也是二十年前的事，你们访问我做什么？”

　　可眼前的她哪有一点老态？身高1米65，腰细、肩窄、腿长、脸小、眼睛大、下巴尖——无数女星的梦中配置。不喜欢拍侧面，因为对鼻子不满，不够高挺。最近又多了一份不满——眼袋出来了。她有些焦虑，因为“人老了才会长眼袋”。

　　眼神数十年未变，凝神时，很容易让人想到《女人，四十》的结局：阿娥上天台收衣服，看到一大群鸽子，一个回头，画面定格。音乐响起，休涕泪，莫愁烦，人生如朝露。

　　萧芳芳担心年轻人不认识她，事实上，她过得更像一个年轻人，追热门综艺，看《我就是演员》，喜欢里面科班出身的演员，认为他们比自己演得自然。因为喜欢周迅，还看了《如懿传》。多年来，她一直遗憾自己没有接受过专业的演戏教育。2000年左右，她看了《雍正王朝》，折服于康熙扮演者焦晃的演技，得知焦晃来香港，约他吃饭，谈了四个小时如何演戏，从此成为好朋友。

　　看了综艺《忘不了餐厅》，里面记录了几位患阿尔兹海默症老人在餐厅的生活。她找到位于深圳龙岗的店面，心里安定了：以后我老年痴呆了有地方去了。

　　她说现在要多说话，因为听不见，太久不说话连语法都会忘记。

　　这些年萧芳芳减少了公众活动，偶尔出现都与护苗基金有关。如今她接受采访需要极大的心理准备：耳朵听不见，只能靠书面语对话。在户外，声音的振幅会以波状震动进入她的大脑。拍照几分钟，耳鸣不合时宜地冒出来，让她烦躁。出门一次要几天才能缓过来。考虑到她的身体，我们的采访以邮件进行，见面只是为了拍照。

　　黄昏将近，酒店放起了音乐，萧芳芳突然问：“现在在放音乐吗？”年轻时的萧芳芳

　　用“芳芳”这个名字100天就会见效

　　人物周刊：您幼年开始拍电影，六岁已经出演舞台剧，那时对登台表演有什么感受？

　　萧芳芳：开心得不行，因为演戏的时候就不用上学，还有妈妈陪着、戏组的人哄着，多逍遥快活。

　　上学太没劲。小学老师是个红毛绿眼、会说广东话的天主教洋修女，壮得像堵墙，动不动“铁尺伺候”。一次我把耶稣的“稣”写成“苏”，那还了得，刚想逃去厕所，“墙“已经堵在我面前大吼：“伸手！”手掌还没摊开铁尺已砍将下来，击中手指骨节，疼得我全身发颤差点跪下，费好大劲才忍住没哭出声。妈妈从来没打过我，却给这洋婆子抽，心里好委屈。

　　听大人说，修女不跟人结婚，她们嫁给耶稣还是上帝了什么的。这堵“墙”开口闭口耶稣爱世人，为什么我给她老公名字戴顶“草帽”，就虐打我？狗仗神势，可恶！

　　人物周刊：您在一次采访中说，当时已经很清楚是为了生活拍戏，而不是因为母亲喜欢你拍戏才去拍戏。那时您还是小孩，您是怎么理解“为了生活拍戏”这种沉重话题的？

　　萧芳芳：那年头，吃了上顿没下顿，交不出租就又得搬家。朋友见我们母女的囧况，劝我母亲，说，有部戏《小星泪》正需要一个小女孩，让明明（当年我的小名）去拍一天戏，先解决眼前的问题再说吧。我听懂了，这是要我去做一件事叫“拍一天戏”，让我们娘儿俩吃顿饱饭。嗯，我乐意，肯定比上学好玩儿。

　　就这样去拍了一天戏。片场里人人对我好，很有耐性地教我做这做那，导演叫一声“看麦拉！”（Camera！开机），我就照着做；怯生生小呆瓜一个，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别说“儿童演戏自带灵气”了，就连儿童的活泼劲儿都给吓跑了。只觉着妈妈陪我“拍一天戏”，娘儿俩能吃饱，幸福。

　　演戏天赋？会有发展？这可不是我娘说了算。关键是会不会有别的导演“钦点”我演戏。碰巧50年代，家庭伦理片大行其道，让我给赶上了。从“拍一天戏”到“拍几天戏”，再到拍很多天……就此踏上影艺生涯的不归路。

　　其实一切都凭时来运到。长得不俊，常被妈妈逗:“塌鼻子大扁脸，天下难选！”骂我还是夸我？不清楚。反正雷霆雨露都是娘恩。后来长大了，不知多少人劝我把鼻子隆高。我非不，就是不想在演艺界混。

　　人物周刊：《梅姑》这部戏让您一举成名，严俊导演为您取了艺名“芳芳”，这个名字的由来是怎样的？

　　萧芳芳：名字不是严俊给我起的，是妈妈的好朋友杨伯母，一位姓名学家 “算”出来的。她问妈妈，求财？求名？还是求什么？妈妈不假思索回道，求名。几天后，杨伯母捎来了我的新名字“芳芳”。她断言，用了这个名字100天就会见效——扬名，但必须多写多叫。

　　“多叫”由妈妈负责，“多写”的任务归我。这下好了！有事没事妈妈就叫“萧芳芳”“萧芳芳”，我的妈！像叫魂似的。我呢，不停地重复写这三个字，一页一页纸疯狂地写，像犯了什么大错罚写字！繁体字“萧”的笔画特繁复，甭提多累多无聊了。

　　折腾到101天，妈妈收到消息，说，日本派人在香港电影界打听一个演过《梅姑》叫“Fon Fon”的小女孩，那女孩儿在《梅姑》中的演出获得1956年日本举办的东南亚影展最佳童星奖（后来改称亚太影展）。那年我8岁。

　　人物周刊：《苦儿流浪记》作为时代经典流传至今，和胡蝶搭戏对当时的你来说有没有压力？拍摄过程中有什么至今还能记得的细节？

　　萧芳芳：胡蝶阿姨不愧是中国电影史第一位“电影皇后”,她一出现，那种什么世面俺没见过的高雅气派，就能让你眼前一亮。可她却温文亲切、特接地气,剧组人人都爱她。跟她一起拍戏觉得安全、温暖。倒是跟实力派演员王引叔叔搭戏，第一天就压力山大，吓得我直哆嗦。不知道是冷得发抖，还是给他吓的，反正够呛。

　　香港不下雪，要拍有中国北方风味的冬天，第一天开镜就在日本积雪最多的山上拍雪景。这在当年来说可是创举啊。为省制作费，那几场戏的剧组成员大多数是当地日本人。

　　五天半的戏全在零下30度、雪深过膝的雪山上进行。王引叔叔和我带着两条狗一只猴子，在不同的雪景走来走去。寒风像刀刃，把我当“凌迟犯”，还带着吓人的响声“唰唰”削个没完，刀刀钻骨，疼死了。王引阴着脸，一个劲儿地骂别人的娘，吓得我老摔跤。两只狗也连摔带爬地尽磨叽，老远传来扩音筒一遍又一遍的“NG”，就这样从日出折腾到日落。熬到最后一天，王引开始骂祖宗了。我打定主意振作起来，只要他冲我骂一声我娘，我就跟他拼命！萧芳芳与王引

　　《苦儿流浪记》制作严谨，导演卜万苍永远像一个慢动作的视频。唯一记得他说过的话是“慢……慢……泼，慢……慢……泼……”大概安徽天长人管“拍”叫 “泼”吧。好家伙，一 “泼”就“泼”了1年零8个月。演戏的狗和猴子都换了。狗累病，猴子累死。王引和我也都累得不行。有幸王引从来没骂过我，也没说那句会刺激我跟他拼命的骂我娘的话。

　　好些年后才懂得王引当年的委屈。但凡有经验的演员都忌讳跟两类物种搭戏——动物和儿童，他偏偏得跟两条狗一只猴子一个儿童演对手戏一年多，真够他受的！哈哈！1973年，美国西东大学，妈妈参加萧芳芳的毕业礼

　　母亲的开明和傅雷的教导

　　人物周刊：您母亲曾聘请数位家庭教师为您补习文化教您英语，还让您跟随粉菊花先生、王仁曼先生、傅雷先生、张大千先生学习京剧、芭蕾、书法、国画，当时学习的频率是怎样的？

　　萧芳芳：从未跟王仁曼学过芭蕾舞。妈妈带我去一位俄国芭蕾舞老师那儿上课。可惜学校离我们家太远，学了几个月就去不成了。60年代初，画家张大千伯伯访港，妈妈带我去拜望他，给他看我学画竹子的习作。他老人家慈眉善目、乐滋滋地一个劲儿对我们母女说“耗”“耗”“耗”，后来才知道，是四川话“好”“好”“好”。看来我的画“耗”不到哪儿去，所以没收我为徒，哈哈。不过他特给面子，在我的画上题了几个字，妈妈兴奋得不行。

　　傅雷伯伯是妈妈的知交，他来信经常列个书单，让妈妈买给我读，或是寄来几本碑帖叫我练毛笔字。妈妈写信跟他说，“芳芳打三枪也放不出个屁来，吃电影这行饭怎么会有出息。”傅伯伯却回道：“芳芳沉默寡言其实像乃震，演电影的少女有此性格是一种安全，你千万别怪怨她……这种做学问的‘沉默’和‘庄重’确实应当鼓励的。”

　　傅伯伯把我多年来不爱说话的“缺点”变成有潜质的优点，我感动得哭了。从此，我用心看他推荐的书，重读他翻译的巨著——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傅雷家书》是我床头的“圣经”，意志消沉的时候看几行，就能激励我的斗志；悲哀绝望的日子翻几页，就能抚慰我的创痛。

　　傅雷伯伯对艺术家的定义是我毕生努力追求的目标，“做艺术家先要学做人。艺术家一定要比别人更真诚 ，更敏感，更虚心，更勇敢，更坚韧，总而言之，要比任何人都less imperfect。”

　　1957年至1968年，妈妈先后给我找了22位老师，让我习文习舞习画习唱歌习京剧习礼仪。射箭我没学，是误传。拍戏没我戏份的“假日”，她就安排我上各类的课。

　　人物周刊：在您成长的时代，大部分女生缺少独立思考的环境，没有独立选择的机会。而您在演艺事业的选择上、读书的选择上、爱情的选择上，给人的印象都是独立的。这种独立是怎么来的？

　　萧芳芳：庆幸有个开明通达的母亲。她特懂她女儿的个性要“放养”，对我什么时候“严”什么时候“慈”，拿捏得当。

　　严在：坐立言行守规矩、干活学习得尽力、结婚之前不失身。在家必须说国语，一说粤语，上来就给我吃个栗子。

　　慈在其他的事儿总放手让我做。打16岁开始，拍戏收工之后，我爱干嘛就干嘛去。约朋友打保龄球、看电影、去“夜总会” 跳舞——当年跳舞的场所叫夜总会，都有乐队伴奏的。舞的种类纷繁，男女舞步都得配合得当，哪儿像现今蹦迪，乱扭瞎蹦一通。夜总会凌晨3点打烊，我到家4点，妈妈从不甩脸子，还准备好夜宵陪我一起吃。到后来，我反而不好意思太晚回家。高明啊我的娘。

　　可能是她经年累月对我的这份信任，让我磨出一点胆子、一点自信、一点闯的精神吧。

　　长大了慢慢明白过来，像我这种不适合“圈养”的个性，如果在香港殖民地教育制度之下成长，准会被赶出学校。说白了，大英帝国对殖民地教育的套路始终离不开“培训奴才”。太庆幸自己在那个“日已落”帝国的教育制度以外成长。

　　翻开第一章，苗翠花死了

　　人物周刊：1960年到1966年您共出演两百多部电影，您当时的生活是怎样的？您如何保持对电影艺术的热忱？

　　萧芳芳：1953年到1968年，一共演出209部电影。开头七年都是“国语”片，那会儿“普通话”这词儿还没传来香港。1961年转拍粤语片，正值新加坡、马来西亚两国和台湾观众对粤语片尤其武侠片狂热追捧。平均每年出品30部影片，1963年甚至多达61部。演员一天赶两三组戏，好几宿不回家是常态。大家都盼着这样的日子，老天爷赏饭吃，偷着乐呗。可角色的模式化让我越演越郁闷。

　　到了我倚窗发呆、等胸部来的年龄，西方青少年文化浪潮席卷亚洲，掀起了粤语时装歌舞片热潮。因为酷爱跳舞，我又提起了劲儿，日以继夜地在片场瞎唱瞎蹦跶。可演技是怎么回事？依旧是瞎子摸象！

　　直到跟楚原和龙刚两位导演合作，我才明白了“演技是需要技巧的”。楚原启发我对喜剧浓烈的兴趣，龙刚引导我窥见演技的方向。可是，心中想离开电影圈的冲动愈来愈强烈。其实打13岁开始，我就意识到水银灯生涯不是我要的人生。最烦剪彩、拍照、出席任何做“明星”的活动，一门心思想出国念书、闯另一番天地。什么天地？没想好，反正绝对不能再这样耗下去，是时候跟妈妈说，再不让我去念书，会怨她一辈子。1968年，妈妈爽快地退还八部电影的订金，成全了我。

　　楚原导演在《钻石大劫案》拍摄现场给萧芳芳讲戏

　　人物周刊：回顾您当时的作品，我们发现虽然作品很多，但似乎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代表作。

　　代表作还没拍呢。（笑）唯一喜欢的是跟谢贤合演、龙刚导演的《窗》，喜欢那个盲女的角色。也因为龙刚“导”我“演”的方法，敲开了我脑子里演技的黑洞：让我感受到入神忘我、天机自动的境界。可叹功底差，这种境界时隐时现，不归我掌控，哈哈哈！

　　人物周刊：您因1993年出演《方世玉》中的苗翠花为内地观众熟知，苗翠花的许多细节，例如拿铁架烫头发，和方世玉念口诀练武，都让这个角色生动鲜活，哪些细节是您赋予这个角色的？在您看来，苗翠花是怎样一个女性？

　　萧芳芳：答应了演苗翠花就开始找资料。许鞍华很好，马上捎来一本《方世玉传》。兴奋得不行，可翻开第一章，方世玉跪在她母亲墓前哭坟。苗翠花死了！哈哈！幸好导演和编剧都想苗翠花这角色带点喜感，正中下怀。最紧张的，并非能不能掌握苗翠花这个角色，你想想，跟身手凌厉的全国武术冠军李连杰搭戏，好家伙，倘若连个像样的架势都摆不出来，那我不成了“一颗老鼠屎”了！导演接受了我的要求，让我提早飞北京加入剧组练功。恰好一位功夫了得的女教练跟我特别投缘，很有耐心地每天教我练拳，因为她，我才能把学的那两下子在戏里适当的当口用上。因为老板李连杰能玩、爱逗，我跟他搭戏就撒欢地演，才有了跳脱、出格、古代母子像爷们儿的感觉。因为导演元奎、策划许鞍华给我很大的空间，对我推心置腹地信任，我才越演越来劲儿。大概任何演员一铆上劲儿，灵机就不止一动。

　　好！就把自己“禁闭”起来。除了练拳、聊戏、拍戏、跟大伙儿吃饭之外，一步也不踏出酒店房门，专心打坐、压腿、练拳、琢磨苗翠花。老板李连杰怕是憋了好一阵子实在忍不住，终于问我，你一个人呆在房间好几个月，干嘛呢？我说，忙得不行哟！（笑）

　　大概谁也没料到，这部片子在香港的票房会超过三千万。

　　人物周刊：《女人，四十》中您的表演让观众印象深刻，但您不太提起这个角色，为什么？

　　萧芳芳：对这个角色我兴趣不大。让我兴奋的是1995年柏林影展最佳男演员是我心目中的男神——美国演员保罗·纽曼。我的妈呀！突然能跟贴心偶像有这么一回“佳缘”，简直是人生最大的惊喜，让我晕了好几年啊！

　　说实话，《女人，四十》实在演得不怎么样。获奖全靠运气。柏林影展的评委就十个人，碰巧那年看你顺眼的占多数，你就得奖了呗。

　　人物周刊：有一种说法，如果您晚十年出道，或您再演十年，您的成就会比现在令人瞩目，您怎么看这个说法？

　　萧芳芳：小女儿说我不干电影的时机不早不迟刚刚好，说得对。再晚一点封刀，别的不说，就折腾着到处飞去做宣传，也会把我给累死，她不允许我这么早死。（笑）2013年7月10日，香港，萧芳芳抱着大女儿张凯琹所生的外孙

　　“一个孩子的成长，需要整个村庄的力量”

　　人物周刊：您在退出影坛后创立了护苗基金。为什么将目光聚焦在儿童群体，并且主要是保护及避免儿童受性侵伤害？

　　萧芳芳：70年代初在美国遇到移民去那儿的童年好友，去她家蹭饭，聊着聊着她哭了，说“我15岁被一个长辈强奸……” 我吓死了。她又说“从此我就像一块又臭又烂的脏布……”我们俩相对无语哭了一宿。

　　好心疼她。原本阳光、自信、爱笑的一个女孩，经过这次事故，变得完全失去了自尊自信，对人尤其男人的信任完全崩塌，还患上了抑郁、焦虑症，因心理疾病而导致一身的病痛。后来结了婚，没几年就离了。她说，前夫一碰她，她就恶心、发抖。是她，还有后来接触的性侵受害孩子，让我了解到性侵对孩子的伤痛至深至远，创立护苗基金就是想帮助18岁以下求助无门的儿童和青少年。

　　国外的调查研究显示，大多数受害孩子不敢吭声，因为怕被人耻笑、唾骂、斥责。他们被猥亵被强奸被鸡奸，倘若得不到及时的心理支援和辅导，长期的心灵创伤会引发一连串的心理、生理疾病，更甭提自暴自弃、自杀、性病、未婚先孕、将来婚姻的性生活失调。有的铆足了勇气说出来，却因为大人不懂得处理而不了了之，让孩子更加觉得错在自己。

　　人物周刊：护苗基金已经21周年了，您觉得做得好的和遗憾的部分是什么？

　　萧芳芳：我1998年51岁终于成功改行，任职香港玛丽医院儿童/青少年心理辅导师，可把我乐开花了。可是上天却另有安排，突然拿走我全部听觉，戴助听器也不管用。听不见，辅导个啥？

　　这个打击太猛了。上天好狠啊！那会儿护苗基金已经创立两年。哎，只好收拾起碎了一地的心和梦想，辞职——这辈子还是头一回递信辞职，专心做护苗基金去!

　　护苗基金团队都是有心有脑的专业人士，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总算提高了社会人士对性侵的关注和警惕，把大家不能说、不敢说的禁忌撕开了一道小口子。制作了一系列的《课程》巡回香港各中、小以及智障学校，教导学生什么是“性侵犯”，怎么防范，怎么对性侵说“不”。至今，《护苗课程》已经接触了807133名学生。还设立了“护苗热线”，为受害人、侵犯者和他们的家人提供支援和辅导服务。已经有越来越多家长打电话来举报自己的儿子性侵妹妹、表妹，要求安排辅导专家教导儿子正确的性观念和性态度，这是令人鼓舞的现象。

　　最闹心的是网上色情资讯泛滥，造成更多儿童被性侵的陷阱。许多个案是长辈看了色情网，性侵亲生女儿、继女、侄女、外甥女、学生。青春期的哥哥则对妹妹、表弟表妹、学弟学妹下手。

　　人物周刊：面对现在性侵儿童的状况，我们应该怎么去改善？

　　萧芳芳：性教育最好是从幼稚园开始就纳入学校的常规课程，社会的法例也得跟上。香港回归22年，一直沿用英国法例，英国不停地更新儿童性侵法，香港却裹足不前，旧的一套法例根本没法保障孩子安全成长的权益。其实从报警到警察写口供到受害人录口供到搜证到法庭审判，整个过程，受害人所接触的每一位专业人士都极为关键，都会影响受害人说的话以及法官的判决。

　　比如2017年轰动香港的“吕栏后案”。吕小姐是香港跨栏运动健将，她23岁生日凌晨在社交网发文，揭发十多年前遭教练性侵，全港哗然。香港特首公开夸赞她的勇气。警方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终于说服她报警。2018年，裁判官判教练无罪！裁判官说“事主的证供存在疑点”，但又说“法庭的裁决不一定反映事实”！这等于是让所有想报警的性侵受害者噤声。真让人揪心。

　　护苗基金随即给香港律政司写了一封信为吕小姐提出检控上诉，却被驳回。如果审讯这起个案时请一位性侵问题专家提供意见，就不会存在所谓“证供疑点”。

　　非洲谚语说“一个孩子的成长，需要整个村庄的力量”。任何社会保护儿童免被性侵，必须有全方位的配套和措施。不知道我有生之年能不能看见这一天，这是我最不安和担忧的事。

　　人物周刊：最近在看什么书？最喜欢的书是什么？

　　萧芳芳：正在看《易中天中华史》、石悦的《明朝那些事儿》。也在重读常小琥的《琴腔》和陈忠实的《白鹿原》。爱看文笔利索、情感细腻、幽默灵动的文章，提气。

　　重读又重读的，是傅雷伯伯翻译的巴尔扎克著作。同时跟两个超凡的心灵神交，从他们思潮的激荡中得到触类旁通的领悟，这是天上人间的幸福。

　　人物周刊：一次采访中您提到，很不喜欢总是“我我我”，因为老是提到自己，人就会变得看不清自己。是什么事情让您有这样的感悟？

　　萧芳芳：80年代，巧遇我丈夫张正甫的一位老外朋友托德（Alexander Todd）。托老是闻名世界的化学家，1957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先后在欧美各地顶尖学府任教。张正甫恭贺他又得了什么享誉国际的奖项时，他竟然说：“没什么，不出几天，就没人记得这事了。”我大为震撼。托老功高望重却一点儿没把自己当盘菜，让我见识了“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的大格局。自知达到他这种境界，还得持续修行，毕竟虚荣心的突袭很难防啊。

　　人物周刊：如果您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您会问什么？

　　萧芳芳：1917年，19岁的周恩来给他小学同学写了一句“临别预言”——“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他的在天之灵是不是看见了中国正在腾飞？

　　人物周刊：这个问题您现在的答案是什么？

　　萧芳芳：他必须看见………就宽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