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导论（第二版）-王思斌-高等教育出版社-019期

　　第六章 社会工作的理论基础和知识体系

　　第二节 社会工作的理论基础

　　社会工作的理论基础，一方面包括来自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他们被频繁吸收进社会工作专业的实践中，另一方面也包括社会工作者在长期的实践中总结发展起来的系统的工作方法和干预模式，即“实务理论”，他们是专业人员的行动指南，同时促成了社会工作目标的实现。

　　影响社会工作实践发展的外部理论，来自于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即“外界理论”。

　　1.涂尔干和道德福利

　　当社会事实特别是道德规范继续独立于个人存在，它们只有在转变成个人的内在意识之后才能有效地指导和控制个人行为。他指出，个人的需求只能受外界即社会的控制，社会对个人的限制使维护共同的社会目标成为可能。如果打乱了社会秩序，社会对个人意愿的控制就会失效，涂尔干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失范”。涂尔干指出，社会变迁会引发社会成员的失范行为。在涂尔干看来，任何动摇以往生活方式赖以生存的社会结构的急剧变革，都会为失范创造条件。他认为经济繁荣刺激了人们的欲望，从而引起失范的危险，其原因在于经济繁荣会使人误认为可以自行其是；而贫困本身对穷人也具有一定的约束作用，它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穷人的欲望，因此，贫困可以防止穷人自杀。因为在涂尔干看来，人越贫困，追求无限需求的欲望就越小；

　　涂尔干提出应建立一种职业行会体系，他可以发展出比家庭更持久和更有效的互助功能，而由于贸易的需要，这些福利的职业体系在某种程度上会替代家庭。涂尔干指出，工业社会，关心年轻人的教育问题和保护公众的健康、发展公共卫生服务、对社会救助进行管理和发展交通通信事业等成为核心领域；

　　在涂尔干看来，基于职业的“中介协会”应取代地方机构，同时限制中央权威的权力。涂尔干认为国家太远离个人而无法承担诸如社会保障、工业卫生和雇用妇女及儿童的重要福利功能。他认为应该靠道德教育而不是改变社会服务的方式来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应建立职业协会而不是实施平等性的社会政策（如再分配项目）来解决社会问题。在贫困问题上，涂尔干认为个人应接纳自己的贫穷处境，这被视作“道德上的守卫者”（个人对自己的处境负责）。

　　2.斯宾塞和社会福利

　　主张采取不干涉主义。国家可能被赋予的唯一权利是保护个人的权利和抵御外部侵略。国家的义务不仅要保护每一个公民不受邻居的欺侮，而且要保护每一个公民和整个共同体不受外部的侵略。不管出自社会福利或其他什么理由，国家一旦干预契约式的协议，就会破坏社会秩序，或者导致工业社会退化到专制和军事社会；

　　他认为政府的济贫措施违背了人的本性。他相信道德教育的作用，并声称对社会福利而言，好的品德比知识更重要，而好的品德就是通过个人的努力实现自身的福利。他认为帮助穷人和弱者是以牺牲强者和自律的社会成员的利益为代价的，这样做的后果会使社会的道德水平每况愈下。提高社会福利的成本，其后果则只能是使劳动者更不情愿成为纳税者；

　　穷人要得到救助则要付出代价，即自食其力，过度慷慨的福利服务只会摧毁一个社会的道德体系。

　　3.韦伯和国家福利

　　韦伯认为社会学的一个任务是为实践活动提供规范和理想，他坚持认为社会学家应将它们的价值取向明确；

　　韦伯认为，科层制度的权利虽然要在大众民主体制下发挥作用，但它的扩张会对个人自由产生威胁。作为权利社会化关系的一种工具，科层化自身成为那些控制科层组织的人的一种权力工具，因此，要防止科层权力的扩张就要加强议会权威在政策决策过程中的作用。社会福利政策的重要性只是辅助性的，韦伯对国家福利扩张的担忧在于，正规组织的统治会损害个人自由，并影响到人类精神本身。在他看来，世界上民主统治的国家虽然存在科层腐败，但其成功远胜于道德制度本身。韦伯认为，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应建立在利他主义的基础上，伦理的考虑是这一学科与政策实践的基石。他指出，政治经济学是服从于政治目的的（“政治的仆人”。）因此在思考有关民族国家的经济政策的价值问题上，韦伯提出判定政策的终极标准是国家意志（“国家理由”）。

　　功能主义理论、社会冲突理论、社会交换理论、符号互动学说、结构化理论、社会建构理论。

　　帕森斯功能主义理论，它使社会工作者重新看待社会系统各部分的功能与社会问题之间存在的联系，其中个体人格的建构同社会秩序之间的关联、个人利益与社会化目标之间关系的协调等都为社会工作者解决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现在普遍的一种观念是，发挥不同功能的社会系统的各部分应该为实现同一社会目标相互支持，共同担当社会福利服务的责任；

　　社会冲突理论对社会工作的影响表现在左派社会政策批评学者和旨在促进社会进步与改良的社区工作的实践运用中。社会冲突论的思想影响了社会工作者如何看待权力关系、资源分配中的国家与个人之间利益冲突以及社会不同阶层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社会工作者在西方社区工作实践领域正确引导和使用冲突的策略在过去乃至现在亦不属鲜见；

　　符号互动主义理论认为，专业人员在提供服务之前和提供服务过程中，都必须与受助者保持有效与频繁的交流，对受助者的认知与行为方式应做详细探索，从而在彼此信任的互动过程中建立有效的工作模式，提高解决问题的效率；

　　福柯的权利—知识理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ethnomethodology）。

　　精神分析的主要贡献表现在：

　　1.个人的精神健康是可以被了解的，而人类的知识可以用来减轻人类的痛苦；

　　2.人类的行为经常会被无意识的因素所控制；

　　3.童年成长的经验，对成年人的性格、生活有深远的影响；

　　4.有助于人们深入了解“人如何焦虑”这一问题；

　　5.透过梦的分析，抗拒和移情作用等，我们可量度出人的无意识功能。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主要内容：

　　1.用于解释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理论；

　　2.人格建构理论；

　　3.有关俄狄浦斯情结与童年早期经验的理论；

　　4.梦的分析学说。

　　弗洛伊德认为，成人力比多的执着，是精神病的体制成因，它同个人偶然的创伤经验共同形成了精神病的原因。精神病人的力比多是附着于他们的幼时性经验之上的，这些经验在成人的生活和疾病中占据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弗洛伊德认为，在分析治疗过程中，应重视幼时（儿童期）的性经验。另外，弗洛伊德还指出，儿童时期的创伤经验是导致精神病的一个重要原因。他认为，儿童过分的压抑自己的性欲，结果是害多利少。弗洛伊德认为所有的梦都是有其特别含义的，都可用来进行分析病人的心理历程和精神症状，他认为，第一，梦有原因；第二，梦的部分内容被记忆；第三，潜伏的内容是梦的原因（压抑部分）；第四，记住的与潜伏的部分之间存在某种联系，通过自由联想来连接无意识的冰山。

　　1.对人性的看法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行为是由非理性的力量、无意识动机、生物和本能的冲动以及六岁以前某些心理性事件来决定的。他对人性的看法是功利主义的，即生命的目标在于获取快乐和避免痛苦。他指出人类族群最大的挑战是自身如何控制好自己的侵略冲动。这是因为人类的不安和焦虑同他们认识到人类族群可能灭绝的知识有关。

　　2.关于人格的建构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认为人格包括三方面，本我、自我和超我。三者中“本我”代表人最原始的一面，它是个体的生物属性，潜存着人的各种欲望和动机，它是一种原动力并以“享乐原则”行事，驱使人朝向某一目标。弗洛伊德强调“本我”在自我服务过程中的支持生命的本能。“自我”是自己可以意识到的“我”的一部分，是性格的核心部分。“自我”的主要特征在于同外部世界现实的联系与接触，它是统治控制和指导人格发展的“执行者”，是维系“本我”“超我”和外部世界秩序的“交通警察”。“自我”在本能和环境之间起着一种协调中介的功能，它受“现实原则”支配，指导人进行合乎实际和逻辑的思考，并在此基础上确定满足需要的行动规划。“超我”可以说是人格的一个司法部门，它代表着人类的道德规定，它表现的是一种理想而非现实的原则。“超我”是人性格中社会性的我，受环境因素、父母的教导、社会习俗，伦理、道德和文化等陶冶而成。它可以被视为一个学习的过程，在其中人们学到善恶之分、是非之别、社会价值，并作规范和自律的标准，从而成为个人行为的指南；

　　“本我”的主要作用在于保存自己；“超我”的作用是配合社会常规和道德标准等原则，控制和监督自己的行为，以适应社会生活；“自我”一方面要处理人的本能欲望，另一方面又要符合“超我”的标准，以期发挥自己的功能。

　　3.无意识和梦的分析

　　在临床心理治疗实践中，治疗者需对无意识的证据进行收集。弗洛伊德认为这些证据包括以下几个元素：梦、口误、遗忘催眠后的语言、自由联想、投射技术的产物（用参照物本身的价值影射自身行为）以及病人的症状。弗洛伊德认为，无意识成为神经官能症的基础是因为个体意识到自身的动机并能使其选择一种行为方式。

　　弗洛伊德认为，所有的梦都是具有特别含义的，都可以用来进行分析病人的心理历程和精神症状。弗洛伊德非常强调梦与病人在儿童时期的经验之间的关联。

　　4.焦虑与人的心理防卫机制

　　焦虑指的是人在精神上处于一种紧张状态，其发展结果是个体会选择一种行动适应或试图解除这种状态。焦虑从本我、自我和超我三者之间的冲突发展而来，其功能是为即将来临的危险提出警报。焦虑分为三种，即现实焦虑、神经焦虑和道德焦虑，现实焦虑是指一种对于外部世界危险的恐惧，焦虑程度同现实的威胁有关。神经焦虑和道德焦虑由人内部权力平衡的威胁引发，他们对“自我”发出信号。神经焦虑是害怕本能不受控制，引发受惩戒的行为。道德教育是对良知的恐惧，人们通常会在具有品德的前提下，对违背道德的行为感到内疚；

　　人除了以积极的方式面对问题外，通常还会发展出一套消极的方法来逃避道德的困境或摆脱神经焦虑，从而解脱情绪的暂时困扰以达到心理上的平衡，这种应对问题的策略或方式在精神分析理论中被称为“心理防卫机制”，这些机制主要包括否定、抑郁、解脱、认同、合理化、转移、理想化等。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根本矛盾在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而决定资本主义制度性质的生产关系必将面临不可克服的矛盾和危机，资本家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社会发展的前景是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代替，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必将消亡，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将取得全面胜利。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传统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矛盾及其发展趋势的看法过于简单化，忽视了对资本主义体制内部本质特征的认识。

　　1.哈贝马斯的批判学说

　　哈贝马斯认为，进入晚期资本主义阶段以后，自由竞争、劳动—资本平等交换的意识形态陷入了崩溃边缘，而资本主义却没有为新的发展找到一种可以信赖的思想武器，在意识形态上出现了危机，这使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面临深刻挑战。哈贝马斯看来，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是由于以下原因造成的：1.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进入了一种有组织的发展阶段，其表现是市场作用被逐渐削弱，资本集中和跨国公司正在兴起，使资本主义进入了一种“组织市场、商品和劳务”的发展过程，国家机构不能只像过去那样仅限于维持资本主义再生产所需的一般条件，而是必须积极介入资本主义的各项生产活动。但是目前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已不能满足这种新形势的要求2.资本主义社会大量失业的出现和“滞胀”的长期存在，使国家的正义作用受到质疑。

　　2.马尔库塞的批判学说

　　马尔库塞认为，在现在的资本主义里，虽然工人的生活和福利待遇大大得到改善，但是危机却频繁出现，其根本原因是因为个人批判力和个人自主性的丧失。传统上具有批判力的工人阶级被同化，他们失去了抵抗能力不再具备解放力量。资本是劳动异化，劳动成为商品，人成为劳动的工具，承担着无意义的工作。而福利制度成为资本主义内部的一种安抚机制，马尔库塞认为资本主义的根本缺陷在于资本家对利润要求不断扩大，而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都是有限的，无止境的扩大再生产需求所引发的生产过剩，同工人阶级购买力的缩减形成了巨大反差，竟然造成深刻的经济危机。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的再生产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生态危机，追求利润的。参与极端忽视了对环境的保护，造成了环境的巨大破坏。在意识形态领域人的爱的本能与攻击本能之间的矛盾重重，使得人与人之间关系变得尔虞我诈，争权夺利，社会道德丧失。人性沦丧在物质商品和服务生产极大化的福利和家里个人的生活成为强制性的资本主义社会管理的牺牲品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摩擦冲突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冲突是边缘人士生活在社会底层社会冲突不可避免。

　　3.奥菲的批判学说

　　其著作的主要内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发达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是通过经济、管理和规范亚系统的自组织复合起来实现的；

　　2.资本主义制度是不稳定的并呈现危机的趋势；

　　3.社会政策试图通过调节劳动力和促进商品生产来解决制度的危机；

　　4.福利国家趋向于使资本主义面临瘫痪；

　　5.在社会福利资源由国家扮演支撑角色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将逐渐变得松散，走向解体。

　　他的论述中最常被引用的一个陈述是：资本主义的矛盾在于他既不能与福利国家共存，也不能没有它。在奥菲看来，福利国家是一个核心，他既支撑也威胁着资本主义的存在。他认为，福利国家既不是不平等阶级斗争的一种模棱两可的产品，也不是完全发展的社会公民权的结果。在奥菲看来，就资本主义与福利体系的关系而言，福利国家仅仅是一种技术制度，而作为一种政治现象福利国家时常处于官僚化和制度理性之间的不可解决的冲突中。最明显的结果是福利国家使公民政治化，而国家的命令和干预功能需要个人主体的协同或参与；

　　奥菲抓住了福利国家的两重性：一方面他要为资本家的利益服务，另一方面他又要为工资劳动者带来真实和永久的利益。奥菲和奥康纳认为，资本主义福利服务通过资源和利益的流动及逆流动，再生产出不同质和量的社会关系。他们表现为不同社会利益群体和政治团体之间的角力关系。在奥菲看来，在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内部，个人需求是外部强加的。他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正处于解组（disorganized）的过程中，其合法性受到挑战，因为他不能满足个人的需要；

　　奥菲认为，福利国家是资本主义国家建构的核心，它既不是不平等的阶级斗争的产物，也不是公民权发展的问题。福利国家作为一种独特的政治现象，作为官僚化与制度理性之间持续的张力存在，它使公民日趋政治化。

　　4.奥康纳的批判学说

　　资本主义国家必须完成两项基本但又相互矛盾的功能：积累和合法化，即资本主义必须为资本的利润积累维持和创造条件，而同时又要保持社会和谐的条件。为满足这两项功能，就要涉及到两类国家支出：一是社会资本，它对私人资本起间接作用；二是国家费用，它对私人资本不起生产作用；

　　奥康纳指出，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在于其现代性和启蒙。同时，当代的诸多社会问题都与对“自然”的概念化有关

　　女性主义（Feminism）出现于20世纪40年代，而在60年代成为西方工业社会广泛出现的社会运动。女性主义思想可以分为三大类：自由女性主义（Liberal Feminism）、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Socialism Feminism）和激进女性主义（Radical Feminism）。上述三种女性主义都具有共同的信念：福利国家是满足男性的需要和利益的建构，社会中妇女被男性剥削和压迫，女性成为依附品并且在劳动领域被排斥。在私人领域（家庭）中，男性占主导，家庭劳动主要由女性承担却不被承认；在经济领域里，男女同工不同酬；在政治领域里，男女的权利受到不平等对待；在个人生活领域中，女性被视作工具，受到歧视，社会中存在对妇女角色不公平的界定。

　　1.自由女性主义

　　它主要关心的是妇女平等权利问题，尤其是关心妇女在教育、职业等领域中的权力和地位。它认为在历史上妇女被剥夺了受教育和工作的权利，公共空间以男人为主导，女性成为男性统治世界里的边缘群体。文盲、家庭妇女成为女性的代名词，其基本假设来源于传统的家庭分工和女性的照顾角色，“个人的也是政治的”成为女权主义运动的口号

　　局限性：

　　1.它对国家的看法是简单化的，认为国家由资本家和男性统治2.它忽视了女性自身的生活，而只关注他们在公共领域的位置3.它按照男性的方式来确保女性平等的权利，而忽视了女性本身的特点和需要（将男性和女性视为对立的双方）；

　　4.它所使用的策略仅仅使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妇女受益，而未能使广大的妇女从中得到帮助。

　　2.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

　　在父权制的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女性担当着一种特殊的生物、社会再生产角色。家庭劳动（无工资）是资本主义的一种补充，它减轻了产出下一代生产者和服务生产者的成本。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低工资强化了女性在婚姻中的依赖性。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可取之处在于它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过程和性别关系同妇女的从属地位联系在一起加以考虑；不足之处在于它的分析具有某种程度的决定主义的色彩，它认为是由于资本剥夺劳动而贬低了女性的社会地位。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倡导改革和政策上的变化，主张将女性视为总体的社会成员而非男性的依附品来对待。

　　3.激进女性主义

　　激进女性主义把妇女看做在社会中被男性压迫的角色，这种压迫以两性的生物差异为根基。在婚姻中两性是相互对立的个体，女性被男性支配。

　　它的理论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引起其他女性主义群体对强奸、家庭暴力等重大社会问题的关注；

　　2.由对男性的敌对性批判引发出由女性自身为妇女提供特定的社会服务；

　　3.对女性是资本主义生产形势下的依附品这种简单判断的矫正，认为其忽视了两性间的本质差异，认为理解女性的位置要从女性同男性的家庭关系和性关系方面入手。

　　这些批评主要包括：

　　1.它忽视了女性间的差异，过于一般化；

　　2.它将男女两性的不平等关系简单地归结于生理上的因素；

　　3.它将男女两性的位置推向一个难以设想的境地，因为人们很难设想去改变生物学的基础及其导致的后果。

　　自由女性主义认为，福利国家是组织经济和社会关系的一种方式，妇女通过使用福利国家的社会服务从而减少社会不平等。同时，福利国家本身也发展出一种更具同情心的社会舆论方式。性别歧视立法、社会保障机制的建立和对同工同酬的推动成为对妇女需要做出反应的一种信号，福利国家为扩展妇女的经济和社会权利提供了可能性的位置；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认为，福利国家明显地在采取政策支持家庭模式、性别关系模式并维护资本主义自身的功能。福利国家满足的是男性的舒适、权利和优越性。国家的社会政策强化了家庭的模式，而且出发点也是这样；

　　激进的女权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福利国家不断发展是为了维护一种基于男性统治的性别关系模式，它更关注的是良性的性别关系而非统治的社会背景。它认为，整个国家是由男性主导的，福利国家只是一种维护男性优势的机制；

　　女性主义对福利国家总体的态度表现为：

　　1.认为福利国家本质是模棱两可的，出发点是试图将女性纳入公共空间去平权、扩大社会有活动的范围，但结果反而强化了女性的家庭角色，这从福利国家的家庭政策即可看出；

　　2. 未能考虑妇女的特殊需要，女性的低收入状况难以使很多妇女不受贫困的侵扰，国家未能考虑妇女在家庭和工作之间的平衡需要，认为照顾是女性的天分和责任，国家对女性照顾者的关照是不够的，而把它视为个人的私人事务；

　　3.福利国家成为一种福利控制的力量，社会政策的目的在于强化传统的家庭形式和性别角色；

　　4.福利国家对不平等的关注有限，未能提供足够的帮助。

　　女性主义对西方福利国家的社会政策的批评：

　　1.大众忽视了社会实践和制度建构中的性别特质，社会政策采取的是一种“性别中立”的取向；

　　2.妇女一直被边缘化，她们被排斥在福利议事日程之外。

　　社会政策应该是：给妇女选择的权利和自由；强化平等的社会机制；使所有阶层的妇女受益；考虑两性的差异；社会政策应有所区别；将妇女视为完整的公民而非一种可利用资源来对付；家务劳动同有薪工作一样重要；做家务劳动的女性应视为工作着的公民。

　　1.现代性与后现代的内涵

　　1.现代性的知识体系仍在发展；

　　2.后现代主义的论述可被视为现代性的一个置换或变种。

　　现代性是指事物的一种寄存和变化着的状态。

　　现代现象是指传统的社会制度的理念在现实性的冲击下，影响到个人和社会的生活形态及品质并发生某种转变。

　　后现在是对现代性、合法性确立的挑战和反驳，是对“确定性”“公理”和一切主导话语体系的解构、分化和重组。

　　现代性现象主要发生在三个领域：

　　第一，政治层面；

　　第二，经济层面；

　　第三，文化层面。

　　现代性是指一种生活状态，它是对当下知识状态的总结，是一种诠释与总结。后现代则强调对现代性的反省和批判，它具有某种颠覆性与反叛性。

　　沃·威尔什指出，后现代具有五个主要特征：

　　1.后现代是人们看待世界的观念发生了根本变化的时代，其标志是机械论世界观已经陷入了不可克服的危机；

　　2.后现代是一个告别了整体性和统一性的时代；

　　3.后现代是一个彻底的多元化已经成为普遍的基本观念的历史时期；

　　4.后现代的基本经验是完全不同的知识形态、生活设计、思维和行为方式；

　　5.反对任何统一化的企图。

　　利奥塔认为，现代性依靠了哲学的元话语来获得合法性，而人类启蒙叙述可以理解为理性精神与价值论述，在说话者与听者之间达成协议或默契。后现代便是对现代确定的传统的批驳，对既已确定的公理和主导话语体系的挑战、解构、分化和重组

　　后现在的主要贡献：

　　1.倡导多元化的思维方式，主张开放，倾听一切人的声音；

　　2.倡导创造性；

　　3.倡导对世界的关心和爱护，包括怎样建立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反对绝对的二元；

　　4.推崇生态主义和绿色主义；

　　5.重构人与自然的关系。

　　2.后现代主义思潮对社会工作的影响

　　后现代主义思潮对社会工作者而言：

　　它提醒专业人员在澄清和分析受助者的叙述时，应该注重（服务对象）的权利，并肯定服务对象自身的解释权。在分析过程中，专业人员要注重对服务对象日常生活的解释，注重个人的经验，反对一般化的理论解释。在实践过程中，应该试图在工作中解构“专家—病人（服务对象）”的权利依附关系，主张社会工作者倾听服务对象的声音。

　　后现代主义的出发点在于：

　　抛弃陈规性的假说，批驳方法论上的俗套以及排斥结论性的知识断言。它关注的是情境，展现的是背景，而对问题的解决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冷静态度，以避免任何可能的实践误区。后现代主义主张解构现已建立起来的范式和标准，强调的不是重新确立，而是重新认识思考，强调发展出一切可能的新的批评观念，强调认识非主流的理论、事物和社会现象，强调重新设置既已定论的文本，倒置读者的文本关系，主张非决定的、多元的理论系统，破除一切可能的陈规俗套。

　　实务理论是用来直接实现社会工作目标的理论与行动模式，又叫“助人模式”（或助人的理论架构）。社会工作的实务理论包括一系列的助人理念、评估、计划、干预和事后评价的方法，这些实务主要致力于两个目标：社会系统的变迁和人格系统（人际关系）的变迁。格林伍德曾指出，科学理论是描述的，而实物理论则是规定性的。社会工作实务理论有两种亚理论，即评估理论（assessment theory）和干预理论（intervention theory）。

　　进行社会工作专业评估的条件：

　　1.专业核心关怀的共同概念，它们使社会工作者能在一个全面的范围内思考和分析问题；

　　2.由于干预是建立在有效和正确理解问题的基础之上，因此，评估必须能保持一致性的用于对现象、条件和情境的认识；

　　3.评估必须依赖一套一般化和前提性的知识体系，以帮助实践者来从事这一专业活动。

　　社会工作实践中的评估理论主要包括：问题的界定和分析、受助者的人格系统的评估分析、受助者的需要分析以及对受助者所在环境的分析的相关理论和概念等。

　　干预理论主要是指社会工作者如何通过行动来影响受助者的人格、环境和社会系统，从而实现社会工作治疗和社会改革的双重目标。

　　这一理论综合了治疗原则、项目（计划）发展、变迁（或改变）过程及结果评估。社会工作的干预致力于两个系统的改变：一是微观系统的改变，包括个体行为如何改变家庭的重建、小组（或团体）生活的促进等；二是宏观体系的改变，包括复杂组织机构的改变，如社区组织、福利机构的制度改良、社会改革、经济与社会福利体系的整合发展等；

　　干预理论的核心是“问题解决”的方法和模式，其重点是如何运用一系列概念和工具来面对不同的系统和问题，将人与自然联系起来，从而制定并有效推行相关的行动计划，具体的干预过程包括项目（计划）的制定、推行、监督和结果的评价等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工作；

　　社会工作领域的干预理论或实践模式主要包括：

　　1.心理—社会治疗模式（the psychosocial therapeutic model），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末的美国，主要特点是将心理学应用于个案工作中，揭示受助者的精神状况和社会环境之间的关联。20世纪30年代后又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心理—社会治疗派的个案工作，到40年代，该派强调“人在环境中”的观点，着重指出个人的行为是同时由心理和外在的社会因素造成的。心理—社会治疗派的个案工作是当代个案工作的主流，其中戈登·汉密尔顿和夏洛特·托尔是该流派的佼佼者

　　2.功能派个案工作（the functional casework），它由奥托·兰克教授在1930年首创，其主要观点是认为个体的行为是其冲动力、理智、感受和意志平衡作用的结果，其中意志是主要原动力，功能派社会工作强调“能动性功能”（agency function），其理论基础包括心理、社会和过程三个方面。功能学派个案工作是社会个案工作的传统四大学派之一，其影响后来扩展至小组和社区领域

　　3.问题解决模式个案工作（the problem-solving casework）1950年由美国得海伦·皮尔曼创立，该派的主要主导思想是：（1）人的一生是解决问题的过程，人从生到死都必须面对不同的问题并尝试去解决它们（2）人生的目标是在寻求和获取。社会工作者的职责是帮助受助者消除心理焦虑，进而增强自我功能，针对受助者过去和现在的状况对未来生活的影响，专业工作者为其提供适当的服务4.行为修正模式（the behavioral modification casework），由A·施瓦兹和弗朗西斯·特纳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行为修正学说的基本观点是，人或动物都期望特定的令人满意的行为，而反对造成不适的行为。因此，行为会经常改变，行为在这里被假设成习得的经验。行为修正的对象不仅是行为失调者，还对正常行为者发挥作用，使其改变行为以符合环境的需要。除这四种主要的干预模式外，其他还包括任务中心治疗模式（the task-centered treatment model）、危机干预模式（the crisis intervention model）、一般系统模式（the general systems model）、存在主义模式（the existentialism model）、完型治疗模式（the gestalt treatment model）、生命模式（the life model）和交流互动分析模式（the transational analysis model）。

　　理解受助者及其系统的问题、需要和所在环境及文化的含义，是社会工作者在不同层面上进行有效干预的前提，而干预的过程又为改善未来的评估工具和方法提供了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