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璇、甘聿群：人类学影响下的台湾考古教育：兼论考古学学科定位

　　造成上述考古学科定位差异的原因，既有历史偶然的因素，也与两岸考古出土材料的性质和整体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风气相关，必须放到更大的历史脉络下理解[14]。崔格尔曾指出，世界存在多样类型的考古学传统，而不同的考古学传统与一地的历史背景和其政治经济脉络相关，应将考古学史的讨论看作是一种思想史的研究，既受学科内部逻辑的影响，更离不开学界外部的社会因素[15]。正因为影响考古学科发展的因素相当复杂，考古学实践的范式无论在空间还是时间上都是多样的，近年来有学者反思线性的学术史论述模式，提醒学界注意学术发展过程中区域学术传统的多样性，并意识到学术传统本身也会随时间不断转化[16]。以往学术史的讨论往往偏重介绍个别学者或学术单位的影响，容易忽略孕育学术的社会背景，更不关心各别学术传统在不同世代学者之间如何被传承、维系乃至转化。考古学学科定位的问题，不只是学术史中的理论问题，也是当代实践的问题[17]。“实践” 既包括学者的具体研究方式，也牵涉到考古教育现场的内容。

　　如果我们把学术发展视为一动态绵延的过程， 高校教育实扮演了学术传统的 “ 再生产(reproduction)” 环节， 牵涉到考古学材料积累、知识延续、学统传承等学科的整体动向，故“ 考古学的教育对于考古学研究的开展与前景至关重要”[18]笔者认同考古学教育应当受到考古学者的重视并纳入研究范围[19]，因为学科教育过程与学术发展史密不可分，一方面当代考古高校教育的实践情况既能代表考古学发展的历史结果，展现不同地区考古学传统发展的特殊性；另一方面，考古学教育深切地影响了下一代考古人的视野，对考古学教育的比较研究，将能够揭示考古学学科未来发展的可能道路[20]。

　　本文有别于先前大陆学者关于台湾考古学的研究多着重于文献探讨的特点[21]，特别以人类学式的参与观察和体验为契机[22]，再通过文献回顾、资料分析等方法， 以台湾考古学教育为切入点，整合多角度的新材料，先梳理台湾考古学史的历程，再介绍台湾当代考古教育情况，尝试打开台湾考古学学史研究的新视野，同时希望能从两岸案例的比较，凸显人类学传统下的考古学实践存在的异于历史学范式的特色。

　　1.

　　台湾考古学教育的历史进程

　　对于学术史的研究，不能脱离每个时代的社会史而讨论[23]，台湾的考古学专业发展脉络也无法脱离一个多世纪以来所经历的时代背景。台湾考古学教育的发源地——台大考古人类学系（1982年改名为“人类学系”），继承了日殖时期台北帝国大学（以下简称“ 帝大”）的传统，1949年后注入了史语所的新血液，这成为台大人类学系创建的两大传统[24]，而在20世纪70年代，欧风美雨逐渐吹落到台湾，加上台湾考古学自身发展的时代需求，西方的考古学理念、本土化的关怀和公众意识都不断冲击台湾学界，并为考古学教育提供了理论指导，更借由教育影响着下一阶段考古学的发展方向。

　　在长期过程中，考古学学科的实践不只受到学术内部的逻辑作用，也受到各种历史因素、社会环境的影响，最突出之处是人类学在不同阶段对台湾考古学教育产生不同内涵的影响。

　　日本殖民者带来的研究基调（1896年~1949年）

　　考古学在台湾肇始于日殖时期，以1896年栗野传之丞在台北芝山岩采集到石器为标志，次年伊能嘉矩、宫村荣一也在台北圆山调查到贝丘（即台湾所称“ 贝冢”）遗迹，其后鸟居龙藏、森丑之助和鹿野忠雄等开始在台湾各地展开调查，使得台湾史前文化进入学者和公众的视野[25]。1928年，土俗人种讲座（以下简称“ 讲座”）正式成立于帝大文政学部之下，成为台湾第一个与考古学相关的正式单位，资料的搜集和整理于此有了系统化的依据[26]。1931~1932年，移川子之藏、宫本延人与宫原敦在垦丁遗址的工作，是为台湾考古第一次正式的发掘，在此之后，以国分直一为首的学者，直至台湾光复初期依然进行着各种调查和研究工作[27]。

　　上述考古学者，往往兼具民族志撰写者和人类学家的身份[28]，日语中的“先史学” 其实就包括考古学和民族学的双重意涵[29]。这一时期的考古学研究，与人类学调查相同，必须置于日本帝国主义“南进” 扩张和现代性追求的背景下理解，殖民者旨在建立有利于治理殖民地的知识体系，是站在观看“ 他者” 的视角对异文化进行“学术探险”，并非以认识台湾自身土地的历史为核心关怀[30]。因此，考古学即便有了自主的研究，重心却仍与民族学调查捆绑而使其被边缘化，区域偏重原住民活动的山区（日人所称“ 蕃地”），也始终无法将田野方法规整化处理，更没有太多详细的发掘报告出版，远不足够建构台湾史前史发展脉络[31]。而且，讲座类似今日所谓的“研究室”，在帝大的编制中为研究单位而非教学单位，每位讲座教授有很大的自主权，学术活动基本上是围绕着研究人员和行政人员进行，而不是以培养学生为目标[32]，非日籍学生在考古学领域不会被留用，更减低台湾本地学生投身考古事业的意愿，故十多年下来，帝大栽培出有考古学背景的台生数量并不多[33]。

　　1945年台湾光复后，讲座改组为民族学研究室，国分直一、宫本延人等日籍学者在国民政府“知识的接收” 政策下继续留用，协助整理从讲座接收的民俗学、考古学标本，更较过去积极地培养当地学生[34]。国分曾在台大开设“ 考古学”“ 台湾先史时代概说” 等课程，并利用假日带学生到遗址调查，何廷瑞、宋文薰、刘斌雄和陈奇禄等都是修课学生[35]。这些人才成为战后台湾第一代的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为日殖时期所留下考古学材料的整理和学术传统的继承发挥了不少作用。

　　讲座被视为台大人类学系的前身，留下了精细化的操作和管理的态度，更立下台湾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紧密结合的传统，讲座搜集到一大批丰富的考古学标本和民族学收藏，至今仍然是台大人类学博物馆重要的研究和教学资源，为了发表和研究这批材料，《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应运而生，该刊现在仍是台湾人类学界重要的学术刊物之一[36]，同时日本学者在台湾建立的方法基础与术语名称，如今也依然影响着台湾考古学界[37]。

　　史语所团队创制的学科范式（1949年~1972年）

　　1949年8月，在傅斯年、李济等人的主持下，台大考古人类学系创立起来，此后十四年由李济兼任系主任[38]。虽然一般认为殷墟传统有浓厚的编史倾向，但实际上，其中也蕴含着一股人类学的“ 暗流”，在来台之后继续发挥[39]。李济和先前创立讲座的移川子之藏正好都毕业于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二人研究取向相仿，而日殖时期留下的良好传统和陈列室，可以接续发展”[40]，使得台湾考古学的人类学传承未经中断。拥有人类学知识背景和近代科学精神的李济，在考古学研究中是一位“兼顾各科地位” 的人类学家而非“狭隘的考古专家”[41]，并且在考古学研究中处处彰显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特色。这样的理念明显反映在台湾考古学教育上，表现为台大课程架构移植于北美通行的人类学架构[42]，将考古人类学、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和语言人类学并置，李济亲自讲授“ 考古人类学导论”“ 史前史”“体质人类学” 等偏向人类学方向的课程[43]。在李济的规划中，台大人类学系负责台湾考古的研究和人才培养，史语所则继续安阳以来中原考古和古史的钻研[44]。因此，这一阶段的台大考古学专业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讲座成立以来考古学和人类学相依的传统和以台湾为研究核心对象的设定。

　　虽然李济在理念上区隔了史语所和台大的职能定位与研究范畴，但是在实际上，由于傅斯年本身就是台大校长，台大的老师更多为合聘而来的史语所研究员，两个机构人事高度重叠，操作上难以清楚划分。正如同迁台之前，史语所曾经对北大的史学体系（含考古学）进行过改造[45]，迁台后也基本主导了台大考古学教育的授课内容和田野训练。台大早期考古学课程的教师多是史语所研究员，课程常以中原考古和上古史作为授课主题，董作宾教授“ 中国古文字学” 和“ 商周史料研究”，高去寻主讲“ 中国考古学” 和“ 中国古器物学” 课程，李宗侗则出任“ 中国上古史” 的课程教师[46]。除了课程讲授，史语所也和台大联合进行大马璘、圆山遗址的发掘工作[47]，自1952年秋起，石璋如开始长年负责教授田野实习课[48]，带领台大学生进行田野调查与发掘，把1930年代李济等人在安阳发掘的文化层位学、年代学和器物类型学等方法教给了台湾新一代的考古人[49]，逐步建立起全台各地的文化史发展序列。

　　这一阶段，在殖民遗绪的人类学基础上，史语所和台大为台湾考古学增添史学色彩，中原考古成为台湾学界的研究重心[20]。李济并非有意剥离考古学和历史学，而是为中国考古学的“史学特征” 注入来自美国文化历史学派的人类学力量[21]，史语所的其他同仁则也是结合新史学的影响和自身学术背景，为考古学教育尽心尽力。而随着1970年代的到来，新一代考古人不断反思、学习和创新，考古学教育逐渐远离史语所的历史学的学科定位，回归此阶段 “ 细水长流” 又“ 暗潮涌动” 的人类学道路之中。

　　海归学者引领的时代特色 (1972 年至今)

　　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殷墟前十五次发掘研究日臻完善、史语所实证主义史风和史料学方法悄然转向和新一批考古学者海外学习归来，台湾考古学开始寻求学术研究和教育教学活动的新出路，把从西方引入的各式理论和技术应用于台湾岛内考古的研究。

　　台湾考古界“理论多元化” 和“技术国际化”[22]的标志性事件，当属张光直和宋文薰在1972年主持开展的 “台湾省浊水溪与大肚溪流域自然史与文化史科际研究计划”（以下简称“浊大计划”）[23]。该计划通过跨学科（即台湾所称“ 科际”）合作的方式，从不同的视角讨论浊水溪、大肚溪流域的人文史，对台湾考古学界的影响相当深远，不仅将文化生态学、聚落考古学的概念引入台湾，更将花粉分析、陶器切片分析、碳十四测年等当时欧美盛行的研究方法化为己用，从此增加了台湾考古研究和教学的主题和方式[24]。1974年，李光周将新考古学的概念引入台湾[25]，在垦丁遗址进行了与浊大计划类似的工作，即在某一区域进行精细化的调查，并引入各种自然科学分析技术，以期理解该区文化的全貌[26]，这影响了不少年轻的学者和学生。浊大计划作为台湾考古的重要转折点，不仅代表着理论和方法上的转向，该计划挟其丰沛的资金和田野机会，孕育出当代台湾考古中流砥柱的学者，他们逐步取代殷墟学者扛起台湾考古学大旗。而随着北美新考古学的引入，人类学与考古学的关系更被进一步强化[27]，这一阶段台湾学者的研究兴趣和教学内容更加多元，从原本对遗址和器物的关注，添加了更多关于考古学理论以及人和环境、社会组织、聚落形态、生业方式等议题的探索[28]。

　　与浊大计划几乎同时，台湾考古学研究自1970年代之后渐渐呈现出本土化的趋势，深刻地影响了之后台湾考古整体的学科发展和教育形态。1974年，台大考古人类学系首度由宋文薰开设“台湾考古” 课程，传承1970年代之前累积的台湾考古成果，到1990年代，台湾本岛的考古已成主流且近乎唯一的研究对象[59]。这既与台湾考古累积材料逐渐丰富有关，也受到国外考古学界对太平洋、东南亚和台湾史前新认识的影响，台湾学界开始把目光聚焦台湾本岛，并把史前台湾置于更大的东亚、东南亚区域脉络下理解[60]。另一方面，台湾考古的研究兴盛，背后有更大的社会和政治背景，吻合当时整体的学术氛围。1987年“解严” 后，台湾整体社会氛围转变，对学术界的箝制逐渐松绑，本土化研究有更自由的发挥空间，在1980年代末，包括社会科学和历史学在内，学界集体掀起一股探讨台湾本土的热潮[61]。对考古学而言，关注本土性的研究和教育主题，实际上也是置于人类学模式中的。虽然台湾已经着手培养原住民的人类学者和考古学者，但从事台湾考古学研究的绝对主流是汉人[62]，与大陆考古学带有浓厚追溯中华文明渊源的学科使命相较，台湾考古研究的对象是人类学意义上的“他者”，而非“ 共同的祖先”，纵使研究对象是地理学意义内的“本土”，但在考古学视角下的研究仍是一种人类学的异文化视角。

　　综上所述，台湾考古学从其日殖时期的滥觞到对史语所传统的继承与改造，再到近些年来对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吸纳，途经不同时代背景、知识结构学者的传承，逐步合流而走上了人类学的道路，并在考古学教育的过程中不断被呈现、实践与再生产。大陆许多学者在讨论考古学与人类学关系时，通常将其简化理解为宾福德(Lewis Binford)等新考古学者“考古学作为人类学(Archaeology as Anthropology)” 的倡议63。然而，人类学对考古学的影响并不是过程学派兴起后才开始的，早在人类学诞生之初，考古学就和人类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相互启发彼此的学术发展64，台湾考古学史的发展历程也显示，早在新考古学被引入台湾之前，已存在深厚的人类学根基。在近百年的学术发展史中，考古学、人类学的学科内涵也非恒定不变，而是随着时代思潮和盛行的理论倾向而注入新的样貌[65]。宾福德等过程考古学者等凭借的，只是人类学众多思潮中功能主义和演化论等特定范式[66]。

　　本文对人类学采取较宽泛的定义，而不触及个别区域或时间脉络下人类学的专门内涵，以“人类学” 描述一种基于社会科学理论、田野观察方法对异文化进行研究的学科，其核心是对他者的兴趣以及对比较观的重视[67]。笔者强调这种人类学式的思维自一开始就持续影响着台湾考古学界，其影响的内涵随着人类学学科发展以及不同的历史社会情境而不断转变。在日殖时期，殖民者基于对探索异文化的兴趣和政治动机，将人类学调查和考古学调查紧密结合于浩大的“学术探险” 项目之中；国民政府迁台后在李济的主导下，人类学四大分支的授课框架在台大被正式确立，早期培养的第一批考古专业人才，也都撰写过文化人类学的相关研究[68]；在浊大计划启动之后，学成归来的学者不断引入北美新的人类学范式，包括新考古学对通则和跨学科整合的呼吁。人类学范式的影响在当代的教育实践中更有着深刻的作用。

　　2.

　　台湾考古学教育的当代实践

　　目前在台湾进行考古学专业训练的教育机构不多，台大人类学系长期以来都是台湾唯一的考古学研究教学机构，也仍是台湾唯一从本科（即台湾所称“大学部”）到硕博士阶段能提供完整考古学校内课程和田野实习教育的高校[69]。台湾新竹清华大学（以下简称 “清大”）则在1987年成立人类学研究所，在人类学组下设考古学方向，也面向高年级本科生推出考古学学程以供选择[70]。此外，招收考古学研究生的高校还包括2015年创办的台南成功大学 (以下简称“ 成大”) 考古学研究所，而在暨南国际大学东南亚系人类学硕士班[71]、佛光大学文化资产与创意学系[72]、逢甲大学历史与文物研究所[73]和台南艺术大学艺术史学系[74]也零星开设有考古学相关课程。

　　延续1949年以来的传统，不属于高校体系的史语所与台大学术往来依旧密切，史语所的不少考古研究员依旧在台大授课，如林圭侦、陈维钧等学者都维持每年在台大人类系开设一门课的频率[75]，现今，他们也和清大、成大等高校建立教学上的联系。除了允许研究员到大学兼课、联合指导学生等途径，史语所更通过强大的学术实力，以举办研讨会、学术讲座和设立博士后流动站等学术活动[76]，影响着台湾考古教育的发展。

　　目前，台湾考古学教育在实践层面上显示出了和大陆地区不同的人类学特色。

　　依托人类学的学科建制

　　最初台大“考古人类学系” 的命名，在该系早年毕业生、人类学家李亦园的眼中，是因为李济“突出他的考古专业，所以将考古放在前面”[77]，并非是人类学与考古学学科地位旗鼓相当的表现。台大考古人类学系从创办之初，就是按照人类学四大分支的架构而设置的，但1982年“考古人类学系” 改名为“人类学系” 之后，更体现了文化人类学的重要性渐渐高过考古学、考古学各方面都从属于人类学这样微妙的转变[78]。

　　除了上文所述的因袭考古学教育的历史因素之外，影响台湾考古学学科定位更为重要的，是台湾地区考古学与人类学的材料性质。在考古学领域中，台湾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比大陆短暂许多，出土的考古材料主要和原住民相关，而这群人在台湾缺乏系统化的文献记载[79]，只能通过人类学、民族学的方法获得，因此在台湾考古学研究的一大面向“是对古代原住民历史文化的直接研究”[80]。丰富的原住民文化为考古学的发展提供了广泛的民族志材料，提供有关过去社会的类比(analogy)[81]。与大陆众多的史料典籍一样，民族志成为台湾考古学研究绕不开的文献材料，为考古学研究提供诸多启示，导致考古学难以和文化人类学割裂，故在高校的专业教育中，人类学理论、民族志相关的课程亦占较大比重。以台大人类学系的必修课程设置为例，至 2018~2019 学年结束为止，即便是选择考古方向的学生，也必须研修至少4门与文化人类学理论相关的课程和2门民族志课程，一共8学分，占了近四成的专业必修学分(18/47)[82]；而在开设的44门选修课中，如果不纳入关于考古文化遗产和考古教育展述的2门课，考古专业的课程仅有11门，其余75%基本上全和文化人类学理论或民族志有关。

　　这样的学科设计显示人类学重视比较观点和追求广博视野的特色，人类学传统下的考古学者也被期待全面具备人类学四大分支学科的基础素养。曾任台大人类学系系主任的李光周曾勉励本科生，即便早已确定要投身考古学专业，在选课上仍不要太偏颇，因为“人类学有它的整体性”[83]。由此可见，置于人类学下的考古学教育，让考古学的学生具有较强的社科理论背景以及较广的跨文化比较视野，但同时考古学的独立性和历史人文学科的训练则相对弱化，这也让台湾的考古学教育在课程设计、教学方式都异于和历史学关系较近的大陆考古专业训练。

　　重视史前和科学的专题课程设计

　　中国大陆高校考古学教育的经典体系，是开设以时间为线索的所谓“六大段式” 的中国考古学必修课程，即旧石器时代考古、新石器时代考古、夏商周考古、战国秦汉考古、魏晋隋唐考古和宋元明考古的纵向课程[84]，在对各个时期考古学面貌有基础的前提下，再推进分区域、分器类和分特殊专题的课程。这种课程体系固然有其局限[85]，但其背后的教学理念，是以此将考古学作为一门以时间逻辑为基础的历史科学，来研究具备内在连续性的人类文明。

　　而台湾的考古学课程设置则因其人类学的学科属性，从社会科学的视角出发，让学生从不同切入点来认识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并不以特定时空脉络作为考古学教学的内在逻辑，在课程设置上以各种专题作为主线，呈现出较为松散开放的布局。与文化人类学盛行的“都市人类学” “生态人类学” 和“政治人类学” 等课程设计类似，台大考古学专业开设“性别与女性主义考古学” “地景考古人类学” “社会考古学”“行为考古学” 和“家户考古学” 等。以人类历时性发展为核心的课程也被视作专题课程，其重头戏素来都是史前考古学，真实反映了台湾学界历史考古学研究的边缘地位。以台大为例，必修课程中包括了梳理台湾史前发展文化序列的“台湾考古”、讲授大陆旧石器时代到殷墟时期的“中国考古” 和放眼世界史前文明的“世界史前史” 课程。而进入历史时期的考古，无论是台湾本土、大陆地区亦或是世界范围，则几乎没有触及。在台湾各高校的人类学系课程架构中，文献史学与其他人文学科和考古学进行跨界互动的情况颇为罕见，整套培养计划中更重视的是能和史前考古紧密结合的科学技术手段和理论视野。台大考古学专业积极与台大地质系地理环境资源系合作开设了“地质考古学”“人文地理信息科学” 和“环境史” 等课程，更与牛津大学、台大理学院、医学院共组研究团队试图发展考古学生化分析的研究议题[87]。当然，考古学与这些自然科学结合也与过程主义考古学的流行相关[88]。

　　上文述及，在台大建立之初，与历史学结合的中国青铜时代研究是考古学课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台大人类学系也曾聘用在中文系、历史系有教职的董作宾任教，但在他1955年赴港任教后[89]，古文字和古代史几乎就淡出了台大人类学系的训练体系。就目前台大的情况来看，考古学专业开设的器物研究课程集中于陶器、石器等史前遗存，其他大多是由与艺术史研究所开设，如 2019~2020学年的“西周青铜艺术专题” 和“出土陶瓷研究” 课程。而 “商文明及其周边” 和“中国古代史专题” 的课程则由历史系开设，古文字、出土文献的研究学者更是无一涉足对考古学专业学生的教学，多设置于中文系内。虽然台湾学者近年也开始呼吁重视历史时期考古，并强调历史时期考古能为历史学和人类学做出贡献[90]，但在学科训练中考古学偏离其人文底色，而具备较浓厚的社会和自然科学色彩，仍是短期难以改变的。

　　结合“讨论-报告” 授课和短期田野实习的教学方式

　　上述专题式的训练方式，除了反映在课程架构的擘画之外，以讨论–报告课取代大班课的上课形式也与此呼应，这是在1962年就开始的尝试[91]，目前哪怕是考古学的本科教学阶段，这一方式也是主流。讨论课上课方式的核心在于能够让师生以较平等的方式进行讨论，由老师课前指定若干篇相关的文章，课堂上分派同学报告，再进行讨论。这些课堂指定阅读的文章紧扣课程主题而非特定区域或时序。例如台大“陶器分析” 的课程可能阅读以美国西南地区、玛雅文化的材料为基础讨论的文章，“性别与女性主义考古学” 一课所包含时间范围横跨旧石器时代到 20 世纪，凡是能够从考古学讨论性别议题的研究都可能成为课堂必读材料。

　　除了课内教学，台湾考古学教育中对学生的田野实习相当重视，李济在 1958 年的一次问答中提到，当时在台湾的考古发掘计划 “大部分是为了训练同学们的考古经验”[92]。台大本科生的“考古田野实习与方法” 为大学三年级一学年的课程，第一学期为课堂讲授田野考古的理论和方法，紧接着利用寒假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参与田野发掘，开学后则是整理寒假发掘的材料，并练习撰写发掘报告。

　　台湾田野考古实习的逻辑和大陆大体一致，但发掘方法依遗址性质的不同以及带领实习的老师风格不同，水平人工层位法、自然层位人工分层法、哈利斯网格法(Harris Matrix) 都有使用。在台湾并没有类似大陆《田野考古工作规程》一类的章程，而是让不同的学者基于自身训练背景和研究兴趣的不同，自行决定采用的发掘方式。

　　众所周知，“后冈三叠层”[93]在1931年的发现标志地层学在中国考古学上的成功应用，而1940年代，苏秉琦在斗鸡台的发掘成果[94]奠定了中国考古学类型学研究的基础，地层学与类型学被视作中国考古学最为重要的两大方法论。然而梁、 苏二人均没有渡台，在台湾考古学界的影响力较弱，类型学的研究方法在台湾考古学的教育和研究上并没有传统，且类型学一直是史语所传统中忽略的一个方向[95]，也不是1970年代以来西方考古学中方法论的主流，故台湾考古学界研究只将其视为资料最初步的手段，在上课和实习中所占比重相当低，这或许是两岸考古在训练学生的实践方面的最大差异。

　　并置本土研究和国际研究的研学主题

　　1970年代以后，学者们对台湾考古认识的逐渐增加，这也反映在高校开设课程的内容与比例上。如今台湾考古学已经建立起史前史的序列，成为台湾考古学学生最基础的知识结构谱系，而在史前分区域的考古学研究的教学中有分区更细致的现象，台大有“台湾东北部考古学探讨”，清大也开设过“台湾西南部史前文化专题研究” 等课程。台湾考古已成为高校教育的主体内容[96]，而教育内容和主题更直接影响之后学生的研究兴趣，经统计，台大人类学系2004年至2019年共52篇考古方向的硕博士论文，其中49篇都聚焦在台湾考古方面。

　　当研究重心从中原考古转向台湾史前史之后，史前时代与台湾互动关系密切的区域也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事实上，由于台湾岛独特的地理位置，考古学研究离不开与其他地区交流的议题。对于台湾和大陆东南沿海、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屿之间互动关系的讨论，最早从日殖时代就受到学者的注意，但直到90年代台湾和太平洋西南区关系逐渐密切，才开始有台湾的学者到这些区域进行调查或专题研究[97]。加上世界考古学界对贝尔伍德(Peter Bellwood) 等学者所提出南岛语族“出台湾说” (Out-of-Taiwan theory) 的关注[98]，使得台湾与澳大利亚、新西兰考古界的交流渐渐“成为话题”[99]，海陆间的人群流动、岛内外的贸易网络和文化交流、早期农作物的传播、南岛语族的迁徙、史前东南亚地区交换网络等等成为近三十年来学术界关注的议题[100]。有关台湾周边区域知识的教学在考古教育中也逐步扮演重要的角色。台大近年开设“东南亚考古”“大洋洲考古”“琉球考古” 等课程，算是实践了张光直“不但要教中国考古学的课程，而且…… 增加日本考古学、东南亚考古学，与大洋洲考古学的课程” 的教学愿景[101]。

　　基于人类学伦理自觉的公众活动

　　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以其丰富生动、具体可感的特征，在台湾的义务教育和公共考古活动中逐渐铺展开来，已经初步成为“公民素质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102]。近30年来，由于大规模基建项目兴盛，遗址屡被破坏的窘境纷纷刺激考古学者走出学术象牙塔，努力唤起大众保护遗址的意识[103]。1991 年“十三行事件” 就是考古队积极投入推广教育并和民间团体合作守护遗址的案例，在台湾文化遗产保护史上留下重要的一页[104]。张光直当时也呼吁，考古学者有责任让社会大众了解考古学的重要性，应拨出时间做公众考古的宣传工作[105]。现在台湾的考古学者和相关从业人员对于面向公众的教育仍亲力亲为，不少学者更视公众考古为改善考古学知识不受社会整体重视的当务之急，长期通过和不同的公众对话和互动，公众考古也能丰富考古学研究的课题和方法[106]。

　　人类学传统下的台湾考古学家似乎会更从社会责任的角度，强调学者对公众分享知识的义务[107]。在台湾，以高校考古学专业师生主导的公众考古活动如火如荼的开展，不只是受考古学后过程思潮影响或面临文化遗产遭受破坏的应对措施[108]，更是拥有人类学知识背景的考古学师生对伦理议题的讨论和反思。台湾考古学者普遍认为考古学作为人类学的分支，应遵循人类学的伦理规范，并把文化人类学有关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伦理的讨论，扩及到对考古学者社会责任的要求[109]。面对后现代主义和去殖民的浪潮，当代的人类学者重新检视学科自身依附于殖民主义的渊源，不断反思知识与权力、研究者与“当地人”、家乡和田野之间复杂的关系，并企图透过实践和知识的分享建立一个更平等、更有现实意义的学科[110]。人类学学科蕴含的强烈反身性和批判性[111]以及对于社群伦理和公共责任的敏感意识[112]，连带敦促考古学者重视当地社群、分享知识，更让公众考古成为人类学系学生训练的“必修课”。一方面，高校的教授和研究单位的研究员，会常态化地进学校、博物馆或文化中心进行考古学演讲，甚至主动组织面向民众的讲解活动，彰显台湾考古学者对投入公众活动的高度自觉。例如成大考古所在2019年1月12日举行“台中市定遗址考古展示教育活动”，便是由刘益昌教授亲自进行导览[113]。另一方面，高校在培养学生成为合格考古学者的时候，公众考古的理论和实践也占据一定比重，如台大定期会开设“公共考古学：理论与实践” 课程。台大、清大和成大等考古系所每年都会参与“新北市考古生活节”，由学生策划布置摊位，向民众介绍考古学。在台大必修的服务学习课程中，服务内容亦包括各类考古和人类学的推广活动，例如到小学协助考古课程的进行、筹备给高中生的知识推广营队、经营考古学教育网站和在台大人类学博物馆为民众导览等等。台湾考古学者也意识到“公众考古并不仅仅是以考古学家为中心的考古科普，而应该是以公众为中心的双向互动”[114]，近年更有人类学系学生主动发起和原住民部落合作，主办考古营队、建置社区文物馆，甚至受当地人委托开展相关研究等等[115]，文物返还、博物馆与原住民、公众考古等亦是课堂常讨论的主题，台大近几年更积极举办多场相关的学术讲座、活动和展览，学生不分方向多少都会参与其中，让公众考古(无论主动发起或被动要求) 成为学生训练过程的一部分。

　　台湾考古的教育发展历程，既有受其学科内部自身发展的轨迹影响，也无法脱离台湾一世纪以来整体的社会和政治史。整体来说，对比大陆地区，人类学影响下台湾考古专业训练的方式以多元理论和科技手段研究台湾地区及其周边的史前文化，重视互动性特征的动态研究， 备岛屿特色和国际视野，强调现实意义和公众考古的参与…… 凡此种种，无不体现了人类学的理论、方法与精神。

　　3.

　　两岸考古学教育的未来展望

　　张光直早在1980年代就振臂高呼 “台湾考古学者该与福建和东南亚交流了”[116]，这一口号与要求在今天看来依旧必要且重要，而且不应当仅仅局限于福建地区，台湾与大陆的考古学者都应该有更密切、真诚和有效的交流，为两岸考古学的发展营建更光明的未来。最近二三十年，随着两岸关系的发展，考古学也逐步恢复沟通与交流，如湖北建成海峡两岸考古教学交流基地并成功举办了两届夏令营[117]，台湾中兴大学也举办过两岸考古的学术座谈会[118]。然而，这些还是远远不够，两岸考古学人对彼此的了解程度还十分有限甚至可以说陌生，对于彼此学术的发展脉络和最新进展罕有能整体把握的学者，这应当是未来最迫切需要改变的第一步。在此基础上，至少有两个方向是值得为之努力的。

　　求同存异，借鉴不同教育体系的优势

　　台湾考古学的人类学取向是各方面综合的结果，而大陆历史学取向的考古学，实际上也是学科本土化发展的结果[119]。两岸的学术传统差别必须放在各自的历史背景和区域材料特色下来理解，而不同的学术传统内部有各自的优势和限制。两岸考古学家们都逐渐意识到各自考古学教育体系下的一些不足，如李亦园敏锐发现“ 将考古放在人类学中，在学术发展上也出现一些困难”[120]。由于考古学在台湾几乎没有学科独立性，使得在学科建制、资源配置、教师队伍、学生容量和课程设置上多有所限制。以台大为例，台大考古人类学系成立后的第一个十年内培育了一批优秀的人类学者，但只有张光直一人成为考古学家[121]；现在台大每一届毕业的考古学专业本科生不超过20人，能最终投入考古学行业的比例也不高；截至2019年，台大人类学系专任教师一共13位，考古学仅有5位，长期以来都维持1/3左右的比例[122]。相较之下，大陆近年则有考古学专业从原先从属的系所中脱胎出来独立成学院的趋势[123]，如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和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等等，即便是考古学曾隶属于人类学系的厦门大学，2019年3月还是将同属于人文学院的人类学专业和考古学专业分开，将人类学纳入新成立的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使考古学与人类学更加泾渭分明。随着考古学在大陆成为一级学科，在教师队伍与学生数量上都较为可观，其地位学科建设中也愈发受到重视。不过学科专业化却也可能对考古学本身的培养造成一些局限，与学科专业化必须同步进行的是跨学科视野的培养，如俞伟超曾呼吁改革中国考古学教育，吸收自然科学工作者进入人才队伍[124]，并呼吁把考古学、历史学和人类学三门学科相结合125。

　　在教授内容与关注议题方面，大陆与台湾考古学教育分别在历史学与人类学传统下展现相异的面貌。目前台湾考古学教育不采纳以史学为核心的人文式的学科训练方式，而是采用人类学专题式对不同理论视野、区域比较以及科技方法。台湾近年也有学者开始检讨历史时期考古在台湾受到冷遇的原因，多数认为这和台湾有文字的历史时期相对短暂以及社会上长期认为台湾“ 无史” 的偏见有关[126]。从高校教育的角度切入，不难发现考古学者在现行人类学系的培养过程中，普遍存在重视史前、忽略历史时期的倾向，这或许也能解释为何历史时期考古学短期内难以壮大。历史时期考古学有其独特的方法和关怀，比起史前考古，需要更多艺术史和历史学方面的训练[127]。随着近年台湾学界对历史时期考古学的兴趣渐升，相关课程架构或许该有相应的调整，加入人文学科的关怀。

　　另一方面，大陆考古学界对文献或历史学的强调，可能也会限制研究者的视野和思维，如对人类行为和社会演变的相对忽视，并降低汲取新理论资源的兴趣[128]。李水城也强调人类学知识对学习考古、研究历史的重要性，希望在课程架构中“有计划地加强文化人类学的训练”，并提议在建有实习基地的村落中进行社区文化调查、民俗传说采集等文化人类学式的田野工作，有助于让本科生的田野实习训练更全面、思路更灵活[129]。诚如张光直所言，受过人类学训练的考古学者有两大优势，即“把考古资料当做‘人’ 的活动遗迹而不仅只当做器物本身来看”，以及在从考古遗物研究古代社会的时候，人类学的比较视野与理论框架让考古学者有更多可参考的“蓝图”[130]。借鉴人类学关注生态环境、政治经济结构、意识形态、文化习俗等社会各层面的整体性视野，也能够让学者在构建文化谱系之外，真正“透物见人” [131]。

　　与台大人类学系自本科教育开始即重视考古学、人类学理论的训练模式不同，大陆高校在本科教育阶段在理论方面的课程比重低，在研究生阶段课程的深度与广度也有待提升[132]。适当的理论背景有助考古学者建立现象之间的联系，能够对人类知识产生更深远的贡献；对前沿理论和科学方法的忽视也会限制大陆从地方考古单位到高校整体田野和研究工作的发展[133]。有学者因此呼吁应在大陆高校考古专业中强化理论的训练和研究[134]，而这方面正是台湾考古教育的强项。如果日后大陆的考古学课程设计则能参考台湾多样的开课专题，引入各式理论思维以及社会责任的意识，且更重视学科整合、强调国际视野那么两岸的高校考古教育便能以互鉴的方式尽可能规避各自存在的问题。

　　休戚与共，面对新挑战并共担社会责任

　　两岸都与本世纪初的北美考古学界相似， “考古工作相关的社会、政治和就业环境在过去20年间发生巨大变化的同时，考古学的课程结构和教学内容则相对来说停滞不前” [135]，两岸虽然对考古学学科定位和道路选择存在差异，因而呈现不尽相同的教育模式，但在面对当代考古学教育的发展和挑战上，两岸有着同样的困境和职责，携手共谋出路是必要的。

　　最为显著的挑战是面对基建工程导致的抢救性发掘（即台湾所称“抢救考古” 或“契约考古”）引发的一系列教育问题。一是专业教育，即基建考古的项目导致考古学教育单位开始为抢救性发掘改变训练学生的方式，甚至田野实习也是配合着赶工期的基建考古进行，这使得田野实习的效果大打折扣，也造成高校考古学教育比以往更强调技术面向[136]。二是公众教育，基建考古项目牵涉到的人群和利益关系也越趋复杂，使得考古学者不得不走出学术的象牙塔和各式各样的“公众” 交流[137]，这些公众的教育背景、价值取向、对考古学的了解和兴趣都不尽相同，为考古学如何获得更好的工作环境和更高的社会认可提出难题。

　　当然，公众教育面对的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在于公众日益蓬勃的文化需求，这也促使考古学者意识到自己并不只是研究过去，同时也是社会的一份子，对生活于现在乃至未来的人群，具有相应的责任和义务[138]。在大陆，许多学者也赞同考古学家有责任要对公众教育贡献力量，强调考古学要注重研究结果的公众表达，这也能促进公众对文化遗产的重视和保护[139]。

　　另外，受过考古学专业训练的毕业生难以获得适材工作的现象在两岸也日益突出，这部分原因与相关法律尚未健全、用人体制不够完善和人才教育同质化有关[140]，更为重要的困境则是考古工作者的薪资待遇与社会身份并不如预期，造成许多考古专业毕业生最终转行，造成人才市场供应短缺。改变考古学的“冷门” 就业环境也应当是两岸考古学家们需要积极应对的。

　　两岸一度因历史原因而造成学术上的不理解进而失去诸多互相学习和切磋的机会，这是相当遗憾的。若两岸能对考古学发展历程进行反思、对教育现状积极正视、对今后的交流合作加强投入，如此，未来便可期。

　　结论

　　作为全球考古学学生的通用教科书，科林·伦福儒（Colin Renfrew）和保罗·巴恩（Paul Bahn）在《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引论中探讨考古学多样的学术传统，分别介绍了作为人类学、历史学和科学的考古学[141]。崔格尔也指出世界存在不同的考古学倾向，他特别强调了历史学和人类学传统下考古学的差别，并主张这些不同的范式影响着学者们如何看待考古学材料以及过去，而这种考古学科定位的差异与一地的政治社会背景密切相关——他注意到在历史学传统下进行的考古学研究，如亚欧大陆各国， 其关怀常常是自身民族史的书写，考古学的价值在于提供能实证、补充文献的历史材料，而史前考古则被视为历史学的延伸，崔格尔将之称为“民族主义考古学(nationalist archaeology)” [142]；而考古人类学则兴盛于北美、澳洲等具有殖民历史的地区，考古学研究的是原住民，而非当代主流人群的过去，故研究过去的考古学人类者，以及研究当代社会的文化人类学家，都以研究“他者” 为最终关怀，他将之称为殖民主义考古学(colonialist archaeology)[143]。

　　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大陆与台湾的考古，两者分别代表了上述两种考古学传统的差异。有别于大陆考古学与历史学关系较紧密、以时间序列作为研究和课程设计架构的特色，台湾的考古学由于其研究材料的特质，始终离不开人类学，更偏向于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关注不同的议题以及材料背后普遍的理论意义，考古学的课程设计也倾向以社会科学式的专题而非时间顺序作为安排，公众考古的自觉性也更加显著。不同于大陆，台湾考古由于研究的对象主要为原住民的过去，学者们始终以异文化为关怀，而不是基于研究自身古史的兴趣，这也反映在偏重人类学理论、民族志材料和史前考古的课程架构上。上述考古学教育的特质离不开其复杂的历史背景、区域的材料性质，应将其放到学科的历史脉络和学术传统下理解。

　　诚从学理上来看，学科定位似乎只是形式问题144，“考古学究竟应当定位在历史学还是人类学并不重要，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研究的思路和入手的方法”[145]，但从实践层次来看，考古学定位以及延伸出的高校教育培养过程，却会影响到考古人的视野、问题取向等方方面面[146]。前文已企图呈现人类学影响下的台湾考古学教育，无论在培养计划、课程主题、上课方式与关怀视野上，都呈现出迥异于大陆高校的考古学教育样态。如果想要为台湾考古学增添几分人文历史学的底蕴，或是让人类学想象力渗透到大陆考古学界，并不是简单的在台湾或大陆高校分别开设一两门“史学导论” 或“文化人类学概论”等零星课程就能达成的。学术视野的转换以及范式的突破，仰赖学者自觉地超越惯常的思维，更需要高校考古教育在课程设计与架构上根本的调整，而两岸行之有年的教学经验正好可以互相参考。笔者以为，学术传统的差别并不只是抽象的概念论辩，而是具体牵涉每一个学术界成员(包括老师与学生) 如何看待自己的学科并付诸实践，而这种学科定位和研究视野与高校时期奠定的知识基础密切相关。来自学术史和教育现场的分析暗示着，考古学的历史学和人类学取向，并不仅仅是简单的学科分野或定位而已，背后牵涉一整套的教育体系、研究兴趣和立足知识点的差异，这些都需要在实践过程被严肃对待。

　　考古学作为交叉性极强的学科，理想上应兼顾“历史学的历时性视角与人类学的共时性视野”[147]，既是人文科学也是社会科学[148]。考古学的学科定位以及高校教育中的课程建置，很大程度都受到学术史传统以及学科发展的社会背景影响——这样的学术传统界线却是人为的，不应该因为学科划分而模糊彼此的共性和参考价值，更理想的考古学应当要突破学术传统的限制，兼采各家特长[149]，如此，有朝一日方才能够达到不分人类学、历史学之别的 “全息考古学[150]”理想吧！

　　致谢：本文写作过程中受到孙庆伟、邓振华、游逸飞老师的指导和赵春光、陈立宏的帮助， 谨在此深表感谢！

　　注释：

　　[1] 徐坚：《暗流：1949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 第1~14页，科学出版社，2012年; K.C.Chang,Archae- ology and Chinese historiography. World Archaeology, Vol.13, No.2, 1981, pp.165.

　　[2] 臧振华：《台湾考古》， 第27~29页，艺术家出版社，1999年。

　　[3] a 陈胜前：《思考考古》，第144页，三联书店，2018年；b 陈淳：《考古学前沿研究：理论与问题》， 第6，387~408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c 桑栎：《考古学定位问题的反思》，《东南文化》2015年第2期， 第23~25页；d 陈淳：《考古学的理论与研究》，第1~2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年；e 燕生东：《后现代史学语境下的考古学》，《东南文化》2007年第1期，第23~29页；f 王婧：《作为独立学科的考古学：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学科体系之比较》，《东南文化》2001年第9期，第13页。

　　[4] 夏鼐主张“(考古学和历史学) 二者都要研究人类古代的历史(广义) 为目标，但是方法不同而利用的材料不同…… 考古学是一门历史科学，它的研究的目标、对象和观点，都和那基本上以文献为根据的狭义历史学一样。”参阅夏鼐：《什么是考古学》，《考古》1984 年第10期，第931~935页。严文明定义“考古学研究的对象就是从人类起源开始的整个古代社会，包括古代社会的历史、文化和人类本身。因此考古学在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科学。” 参阅严文明：《考古学初阶》，第2~16页，文物出版社，2018 年。李伯谦认为“ 考古学是历史科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根本目的在于研究人类历史的过去。” 参阅李伯谦：《俞伟超与中国考古学学科建设》，《感悟考古》，第268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李学勤主张 “考古学…… 是广义的历史科学的一部分……其目的在于重建已被湮没遗忘的古代历史。”参阅李学勤：《东周与秦汉文明》，第1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

　　[5] a 张之恒：《中国考古学通论》，第1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b 栾丰实主编：《考古学概论》，第4~5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年；c 夏鼐、王仲殊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 考古学》，第 1 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年；d 王巍主编：《中国考古学大辞典》，第1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 年。

　　[6]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On the historiographical ori- entation of Chinese archaeology. Antiquity, Vol.63 ，1993 ， pp 839 -849; Bruce Trigger, Alternative Archaeologies: Nationalist, Colonialist, Imperialist. Man (New Series),Vol. 19, No.3 , 1984, pp.359.

　　[7] K.C. Chang, Archaeology and Chinese historiography. World Archaeology, Vol.13, No.2, 1981, pp.165.

　　[8] 李光周：《学考古学的一些态度》，《人类与文化》第10期，1978年，第7页。

　　[9] 刘益昌：《台湾的史前文化与遗址》，第1~3页，台湾省文献文员会与台湾史迹源流研究会，1996 年。

　　[10] 依据北美经典人类学教科书的定义：“Archaeological anthropology” reconstructs, describes, and interprets human be- havior and cultural patterns through material remains. 该书也为台湾人类学( 包括考古) 专业师生熟知。参阅 Conrad Phillip Kottak, 2010 ， Anthropology: Appreciating Human Diversity, 14th ed. McGraw-Hill. New York, pp.1-254.

　　[11] a桑栎：《考古学定位问题的反思》，《东南文化》2015年第 2 期，第23~29页；b 陈淳：《考古学的理论与研究》，第44 ~57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年；c 王巍、荆志淳、安志敏等：《“ 考古学的定位” 学术研讨会笔谈》，《考古》2002 年第 3 期，第 81~89 页；d 王婧：《作为独立学科的考古学：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学科体系之比较》，《东南文化》2001 年第9期，第13~16页。

　　[12] a 陈淳：《考古学前沿研究：理论与问题》，第79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年；b Matsuda, Akira and Kat- suyuki Okamura, 2011 ，“Chapter 1 Introduction: New Perspec- tives in Global Public Archaeology ”. In: Katsuyuki Okamura

　　and Akira Matsuda (ed.). New Perspectives in Global Public Archaeology. Springer, New York, pp.2.

　　[13] 严文明：《考古学初阶》，第196页，文物出版社，2018年；b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On the historiographical orientation of Chinese archaeology. Antiquity, Vol.63 ，1993 ， pp.840.

　　[14] 如张光直就曾认为倘若中国第一个由国家主导的大规模田野工作不在具有丰富文献材料的殷墟，而选定一个史前遗址，中国考古可能就会往“社会科学” 取向的考古学方向发展。然而笔者欲指出学术史发展的复杂性恐怕远非如此，除了历史因素，一地研究材料的特性和社会背景，也会影响学术的走向。崔格尔亦主张各地考古学传统的发展不是纯粹就历史偶然性可以解释的，而是具有深层的结构性原因。参阅 Bruce Trigger, Alternative Archaeologies: Nationalist, Colonialist, Imperialist. Man (New Series),Vol. 19, No.3 , 1984. pp.355 -370; K.C.Chang, Archaeology and Chinese historiography. World Archaeology, Vol.13, No.2, 1981, pp.156-169.

　　[15] a 陈胜前：《思考考古》，第221~223页，三联书店，2018 年；b 陈淳：《考古学前沿研究：理论与问题》，第3~15 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年；c Bruce Trigger, Alterna- tive Archaeologies: Nationalist, Colonialist, Imperialist. Man (New Series),Vol. 19, No.3, 1984, pp.355-370.

　　[16] 徐坚：《暗流：1949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第16~17页，科学出版社，2012年。

　　[17] 王巍、荆志淳、安志敏等：《“考古学的定位” 学术研

　　讨会笔谈》，《考古》2002 年第 3 期，第84 页。

　　[18] 陈胜前：《学贵根底 道尚贯通—— 考古学课程设置问题与对策》，《南方文物》2011年第2期，第38页。

　　[19] Don Henson， 2017,Archaeology and education. In: Gabriel Moshenska (ed.), Key Concepts in Public Archaeolo- gy. UCL Press, London, pp.43-44.

　　[20] 陈胜前：《思考考古》，第167页，三联书店，2018 年。

　　[21] a 刘斌、 张婷：《海峡两岸考古学术语的异同及原因研究》，《文博》2017年第4期， 第65~77页；b 袁俊、 韦杰璇：《1949年以后台湾地区考古学的发展历程—— 以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为视角》，东南文化》2016年第3期， 第13~22页；等等。

　　[22] 本文两位作者在台湾大学人类学系暨研究所分别接受本科系统学习和研究生交流项目，亲历台湾考古教育现场，并都有在大陆高校接受考古学教育的经历。

　　[23] 徐坚：《暗流：1949 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第27页，科学出版社，2012年。

　　[24] 陈有贝：《大学考古教育与当前社会、法令址问题》，《人类学视界》2012年第11期，第2页。

　　[25] a 臧振华：《台湾考古》，第26页，艺术家出版社，

　　1999年；b 臧振华：《台湾考古研究概述》，《文博》1998 年第4期，第54页。

　　[26] 米沢容一著、王怡文译：《台湾考古学史》，《人类与文化》第25期，1989年，第57页。

　　27 a 李匡悌：《岛屿群相——台湾考古》，第12页，(台北）“中研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2018年；b 臧振华：《台湾考古》，第26~27页，艺术家出版社，1999年；c 臧振华：《台湾考古研究概述》，《文博》1998年第4期，第 55 页。

　　[28] Kwang -tzuu Chen, The Protection of Archaeological Sites in Taiwan.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of Archaeolog - ical Sites, Vol.13， 2011，pp.59.

　　[29] 陈伟智：《知识的接收—— 国分直一与战后初期的台

　　湾研究》，《台大历史学报》第61期，2018年，第 99 页。

　　[30] a 蔡 培 瑜 ：《 日 据 时 期 台 湾 高 等 学 校 的 创 立 与 发展—— 基于台北帝国大学的研究》，《教育与考试》2012 年第3期， 第63~64页；b 张隆志：《从“旧惯” 到“民俗”：日本近代知识生产与殖民地台湾的文化政治》，《台湾文学研究集刊》2006年第11期，第35~36页；c 吴文星：《东京帝国大学与台湾“学术探检” 之展开》， 黄富三、古伟瀛、蔡采秀编：《台湾史研究一百年：回顾与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筹备处，1997年，第23~40页。

　　[31] a 刘益昌：《台湾考古学与原住民研究》，《台大考古人类学刊》第66期，2006年，第76~77页；b 米沢容一著、王怡文译：《台湾考古学史》，《人类与文化》第25期，1989年，第56页；David Yen -Ho Wu, A Short History of Archaeo- logical Studies in Taiwan from 1895 to 1949: with a Bibliog- raphy. Asian Perspectives, Vol. 12, 1969, pp. 105-112.

　　[32] a 周婉窈：《台北帝国大学南洋史学讲座、专攻及其战后遗绪（1928—1960）》，《台大历史学报》第61期，2018 年，第33~39页；b 欧素瑛：《战后初期台湾大学留用的日籍师资》，《国史馆学术期刊》第6期，2005年，第154~155页。

　　[33] 胡逢祥：《史语所迁台与1950—1960年代台湾的人文学术建设》，《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第71~72、76页。

　　[34] a 欧素瑛：《战后初期台湾大学留用的日籍师资》，《国史馆学术期刊》第6期，2005年，第173页；b 米沢容一著、王怡文译：《台湾考古学史》，《人类与文化》第25期，1989年，第58、63页。

　　[35] 陈伟智：《知识的接收——国分直一与战后初期的台湾研究》，《台大历史学报》第61期，2018年，第111~116页。

　　[36] a 黄建秋：《台湾早期人类学博物馆》，《东南文化》1988年Z1期，第193 页；b 李济：《〈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发刊词》，张光直编：《李济文集（ 卷五）》，第135~13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

　　[37] 刘斌、张婷：《海峡两岸考古学术语的异同及原因研究》，《文博》2017年第4期，第74页。

　　[38] a 臧振华：《台湾考古研究概述》，《文博》1998年第4期，第56页；b 臧振华：《台湾考古》，第27页， 艺术家出版社，1999年；c 李光谟：《李济先生学行记略》，第433~487页，张光直编：《李济文集（卷五）》，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39] a 徐坚：《暗流：1949 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 第20~21页，科学出版社，2012年；b 陈淳：《考古学前沿研究：理论与问题》，第6、387~408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年；c 李水城：《考古学与文化人类学》，《正业居学：李水城考古文化论集》，第2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年。

　　[40] 黄克武、潘彦蓉：《李亦园先生访问记录》，第46 页，（台北）“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2005年。

　　[41] 张光直：《〈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编者后记》， 第 422页，《中国考古学论文集》，三联书店，1999年。

　　[42] 黄克武、潘彦蓉：《李亦园先生访问记录》，第46 页，（ 台北）“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2005 年。

　　[43] a 张光直：《 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创立四十四周年》，《考古人类学随笔》，第111页，联经出版社，1995年；b 胡逢祥：《史语所迁台与1950—1960年代台湾的人文学术建设》，《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第72页。

　　[44] a 刘益昌：《台湾考古学与原住民研究》，《台大考古人类学刊》第66期，2006年，第78 页；b 刘益昌：《石璋如先生与台湾考古学》，《古今论衡》 第12期，2005年，第105页。

　　[45] 尚小明：《中研院史语所与北大史学系的学术关系》，《史学月刊》2006年第7期，第83~85页。

　　[46] a 黄克武、潘彦蓉：《李亦园先生访问记录》，第50、55页，“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2005年；b 张光直：《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创立四十四周年》，《考古人类学随笔》，第111页，联经出版社，1995年；c 胡逢祥：《史语所迁台与1950—1960年代台湾的人文学术建设》，《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 期，第72页。

　　[47] 李光谟：《李济先生学行记略》，张光直编：《李济文集（卷五）》，第433~487页，人民出版社，2006年。

　　[48] 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编：《石璋如先生口述历史》，第302~303页，九州出版社，2013年。

　　[49] a 孙庆伟：《著史与分期——李济与邹衡的殷墟文化研究比较》，《追迹三代》，第433~436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b 刘益昌：《石璋如先生与台湾考古学》，《古今论衡》第12期，2005年，第103页；c 刘益昌：《台湾考古学与原住民研究》，《台大考古人类学刊》第66期，2006年， 第78页；d 臧振华：《台湾考古》，第27~29页，艺术家出版社，1999年。

　　[50] 陈玛玲：《由〈考古人类学刊〉看考古学在台湾的历史留痕》，《考古人类学刊》第 66 期，2006年，第9页。

　　[51] 查晓英：《李济考古学方法论中的史学特征》，《考古学报》2014年第2期，第272页。

　　[52] 张光直：《台湾考古何处去》，《考古人类学随笔》，第78~79页，联经出版社，1995 年。

　　[53] 张光直：《台湾省浊水溪与大肚溪流域考古调查报告》，《“中央研究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十七》，第 6~14 页，（台北）“ 中央研究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1977 年。

　　[54] a 臧振华：《台湾考古》，第30~33页，艺术家出版社，1999 年；b 刘益昌：《台湾考古学与原住民研究》，《台大考古人类学刊》第66期，2006年，第82页。

　　[55] 李光周为李济的养子。其相关事迹与新考古学在台湾的发展参阅 a 张光直：《台湾新考古学的播种者：忆李光周先生》，《人类与文化》第23期，1987年，第9~10页；b 张光直：《台湾考古何处去》，《考古人类学随笔》，第73~74页，联经出版社，1995年。

　　[56] 米沢容一著、王怡文译：《台湾考古学史》，《人类与文化》第25期，1989年，第61页。

　　[57] 李光周：《学考古学的一些态度》，《人类与文化》第10期，1978年，第7页。

　　[58] 臧振华：《中国考古学的传承与创新》，《学术史与方法学的省思——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研讨会论文集》，第151~172页，(台北) “中央研究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2000 年。

　　[59] 张光直：《台湾考古何处去》，《考古人类学随笔》， 第76 页，联经出版社，1995 年。

　　[60] 刘益昌：《导论：台湾考古学近年研究及意义》，《台湾史前史专论》，第10页，(台北) “中央研究院”、联经出版社，2015 年。

　　[61] 庄雅仲、陈淑容：《研究台湾：解严后台湾的“本土” 学院政治》，《成大历史学报》第45号，2013年，第253 ~278页；b 张萌、刘相平：《台湾“台湾史”研究谱系及其史观嬗变述论》，《太平洋学报》第24卷第9期，2016年，第77~81页。

　　[62] 依据梅豪方(Frank Muyard)的统计，目前台湾活跃的专业考古学者中，只有一位出身Sakizaya原住民族， 其余皆是汉人。参阅Frank Muyard, Taiwan Archaeology and In- digenous Peoples: Cross-perspectives on Indigenous Archaeology and Interactions Between Archaeologists and Indigenous Communities in Taiwan. 洪丽完编：《考古、历史与原住民》，第215页，顺益台湾原住民博物馆，2016年。

　　[63] a 陈淳：《考古学的理论与研究》，第12~1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b 徐坚：《暗流：1949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第402页，科学出版社，2012年；c 王婧：《作为独立学科的考古学：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学科体系之比较》，《东南文化》2001年第9期，第13页。

　　[64] 容观琼：《考古学走与人类学相结合的道路——再论

　　文化人类学知识与考古学研究》，《东南文化》1990年第3期，第74页。

　　[65] Christopher Gosden, 1999, Anthropology and Archaeology: A changing relationship. Routledge, London, pp.1-11.

　　[66] Christopher Gosden, 1999, Anthropology and Archaeology: A changing relationship. Routledge,London, pp.6.

　　[67] 关于人类学学科的介绍，参阅 Conrad Phillip Kottak, 2010, Anthropology: Appreciating Human Diversity, 14th ed, McGraw-Hill，New York.

　　[68] 陈玛玲：《由〈考古人类学刊〉看考古学在台湾的历史留痕》，《考古人类学刊》第66期，2006年，第11页。

　　[69] 陈玛玲：《台湾考古100年》，《科学发展》第457期，2011 年，第173页。

　　[70] 参阅台湾新竹清华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官方网站相关

　　页面：https://www.anth.nthu.edu.tw/.

　　[71] 可参阅台湾暨南国际大学东南亚系官方网站相关页面 https://www.dseas.ncnu.edu.tw/course/super_pages.php?ID = course2&Sn=4.

　　[75] 可参阅台大课程网 http://nol.ntu.edu.tw/nol/guest/ index.php.

　　[76] 李匡悌：《岛屿群相——台湾考古》，第12页，(台北)“中研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2018年。

　　[77] 黄克武、潘彦蓉：《李亦园先生访问记录》，第46~47页，(台北)“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2005年。

　　[78] 胡逢祥：《当代台湾民族学研究的兴起》，《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第70 页。

　　[79] 臧振华：《台湾考古研究概述》，《文博》1998年第4期，第53页。

　　[80] 张光直：《台湾史必须包括原住民的历史》，《考古人类学随笔》，第84页，联经出版社，1995年。

　　[81] 陈淳：《考古学前沿研究：理论与问题》，第90~106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

　　[82] 台大人类学理论相关必修课包括：人类学、文化人类学、人类学史（一、二）；与民族志相关必修课包括世界民族志与区域民族志（东南亚、汉人、南岛、大洋洲、日本和西南少数民族六选一）。

　　[83] 李光周：《学考古学的一些态度》，《人类与文化》第10期，1978年，第7~8页。

　　[84] 严文明：《 中国高等学校的考古教学》，《考古学初阶》，第197页，文物出版社，2018 年。

　　[85] 陈胜前认为这“既不符合学生的学习能力，也不符合考古学发展的历史”，参阅《学习考古》，第123页，三联出版社，2018年。

　　[86] 可参阅台湾大学人类学系暨研究所官方网站相关页面：http://homepage.ntu.edu.tw/~anthro/introduce/introduce_intro. html; 陈玛玲：《台湾考古100年》，《科学发展》第457期，2011年，第175页。

　　[87] 陈胜前：《思考考古》，第54页，北京三联书店，2018年。

　　[88] 石璋如：《殷虚发掘员工传》，第414 、418~419页，（台北）“中央研究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2017年。

　　[89] a 刘益昌：《导论：台湾考古学近年研究及意义》，《台湾史前史专论》，第32~35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联经出版社，2015 年；b 赵金勇：《“台湾历史考古” 专号导言》，《台大考古人类学刊》 第76期，2012年，第1~4页；c 臧振华：《什么是历史考古学》，《人类与文化》第26期，1990年， 第50页。

　　[90] 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编：《石璋如先生口述历史》，第317~318页，九州岛出版社，2013 年。

　　[91] 李济：《安阳发掘之回顾》，张光直编：《李济文集（卷五）》，第18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92] 梁思永：《小屯、龙山与仰韶》，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梁思永考古论文集》，第91~98页，科学出版社，1949年。

　　[93] 苏秉琦：《斗鸡台沟东区墓葬》，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1948年。

　　[94] 陈洪波：《史语所的实践与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兴起（1928—1949）》，第4页，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

　　[95] 可参见台湾大学人类学系官方网站相关页面：http:

　　//homepage.ntu.edu.tw/~anthro/member/faculty.html.

　　[96] 刘益昌：《导论：台湾考古学近年研究及意义》，《台湾史前史专论》，第10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联经出版社，2015年。

　　[97] Peter Bellwood, A Hypothesis for Austronesian Origins. Asian Perspectives, Vol. 26, No. 1, 1984~1985， pp. 107 - 117；洪晓纯：《从中国东南沿海到太平洋——由考古学新证据看南岛语族史前史》，陈光祖、臧振华主编：《“东亚考古的新发现”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第279~330页，（台北）“中央研究院”，2013年。

　　[98] 张光直：《台湾考古何处去》，《考古人类学随笔》，第75页，联经出版社，1995年。

　　[99] a 刘益昌：《导论：台湾考古学近年研究及意义》，《台湾史前史专论》，第12~29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联经出版社，2015 年;b Frank Muyard，Taiwan Archaeology and In- digenous Peoples: Cross-perspectives on Indigenous Archaeology and Interactions Between Archaeologists and Indigenous Communities in Taiwan. 洪丽完编：《考古、历史与原住民》，第224~225页，顺益台湾原住民博物馆，2016年。

　　[100] 张光直：《台湾考古何处去》，《考古人类学随笔》，第77页，联经出版社，1995年。

　　[101] 杭侃：《让考古资源成为素质教育的一部分》，《学习时报》2019年4月5日第6版。

　　[102] 奚淞：《从抢救十三行遗址到历史的归属感——访臧振华先生》，《人类与文化》第28期，1993年，第51~62页。

　　[103] 李秉霖：《保存的政治与展示的经济：十三行遗址的博物馆化》，台湾新竹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104] 张光直：《台湾考古何处去》，《考古人类学随笔》，第76页，联经出版社，1995年。

　　[105] Frank Muyard，Taiwan Archaeology and Indigenous Peoples: Crossperspectives on Indigenous Archaeology and Interactions Between Archaeologists and Indigenous Communities in Taiwan. 洪丽完编：《考古、历史与原住民》， 第223~224 、232~233页，顺益台湾原住民博物馆，2016年。

　　[106] 如辛普森（Faye Simpson）在英国与北美的案例比较中注意到上述态度的差别，参阅 Faye Simpson, 2009, The Values of Community Archaeology: A Comparative Assessment. PhD Thesis, 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 the University of Exeter, pp.38,94.

　　[107] Wang Tao, 2011, Public Archaeology in China: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In Katsuyuki Okamura and Akira Matsuda (ed.). New Perspectives in Global Public Archaeology, Springer, pp.45.

　　[108] 陈玉美，《研究者与其研究对象：以考古学为例》，《田野考古》第1期，1990年，第9~23页；Frank Muyard, Taiwan Archaeology and Indigenous Peoples: Crossperspectives on Indigenous Archaeology and Interactions Between Archaeologists and Indigenous Communities in Taiwan, 洪丽完编：《考古、历史与原住民》，第254页，顺益台湾原住民博物馆，2016年。

　　[119] 王铭铭：《反思运动及其理论挑战》，《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第201~204页，三联书店，1997年；Tasal Asad, 1973, Anthropology and the Colonial Encounter. Ithaca Press, London; Akhil Gupta and James Ferguson, 1997, Discipline and practice: “The field” as site, method, and location in anthropology. Anthropological locations: Boundaries and grounds of a field scienc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alifornia, pp. 1~47.

　　[110] 林开世：《什么是“人类学的田野工作”？知识情境与伦理立场的反思》，《考古人类学刊》第84期，2016年， 第88~96页。

　　[111] 对于人类学家该更积极地投入公共事务的呼吁，从90年代开始就有不少讨论，参阅 Nancy Scheper-Hughes, Making anthropology public. Anthropology Today, Vol.25, No.4,2009, pp.1-3.

　　112 Christopher Gosden, 1999 ， Anthropology and Archaeology: A changing relationship. Routledge, London, pp. 11; Yannis Hamilakis, Archaeological Practice as Intellectual Activity in Postmodernity. Journal of Mediterranean Archaeology Vol.12, No.1, 1999, pp.60-79.

　　[113] 陈玛玲：《台湾考古100年》，《科学发展》第457期，2011年，174页。

　　[114] 可参阅成功大学考古学研究所网页 http://archaeolo- gy.ncku.edu.tw/index.php?option =module&lang =cht&task = pageinfo&id=852&index=1.

　　[115] Frank Muyard, Taiwan Archaeology and Indigenous Peoples: Cross -perspectives on Indigenous Archaeology and Interactions Between Archaeologists and Indigenous Communities in Taiwan. 洪丽完编：《考古、历史与原住民》，第223页，顺益台湾原住民博物馆，2016年。

　　[116] 陈胜前：《思考考古》，第77~78页，三联书店，2018年。

　　[117] 参阅 a 台大人类学系“坑底人”：《第六届大专生洄游农村竞赛成果报告：曲冰遗址动起来》https://ruralyoung.swcb.gov.tw/Upload/Outcome/f94e1212ec47447b85463d3ca4f015f1. pdf；b 甘聿群、黄立元：《遗址、部落与大学：公共考古学在曲冰》（2018年7月）第一届台湾考古学年会海报发表；c 毛卉如：《从佳平旧社陶片初探看原住民考古的发展》（2019年9月），台湾人类学与民族学学会2019年年会口头发表。

　　[118] 张光直：《台湾考古学者该与福建和东南亚交流了》，《考古人类学随笔》，第97~99页，联经出版社，1995年。

　　[120] 李水城：《考古学与文化人类学》，《正业居学：李水城考古文化论集》，第20~22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121] 黄克武、潘彦蓉：《李亦园先生访问记录》，第475页，（台北）“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2005年。

　　[122] 可参见台湾大学人类学系暨研究所官方网站相关页面http://homepage.ntu.edu.tw/~anthro/member/faculty.html

　　[123] 高星：《考古学与人类学：关于构建中国人类学体系的思考》，席焕久、刘武、陈昭主编：《21世纪中国人类学的发展》，第5页，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年。

　　[124] 李伯谦：《俞伟超与中国考古学学科建设》，《感悟考古》，第27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125] 俞伟超、苏东海、马承源等：《世纪之交的思考：考古、文物、博物馆》，《东南文化》2000年第1期，第 6~8页。

　　[126] 赵金勇：《“台湾历史考古” 专号导言》，《台大考古人类学刊》第76期，2012年，第1~4页。

　　[127] 卢泰康：《艺术史学与历史考古学》，《人类学视界》第11期，2012年，第26~27页。

　　[128] 陈淳：《考古学前沿研究：理论与问题》，第12、78~82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年；Lothar Von Falkenhausen, On the historiographical orientation of Chinese archaeology. Antiquity, Vol.63, 1993, pp.845-846.

　　[129] 李水城：《考古学与文化人类学》，《正业居学：李水城考古文化论集》，第21~2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7年。

　　[130] 张光直：《考古学与“如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中国考古学论文集》，第4页，三联书店，1999年。

　　[131] 陈淳：《考古学的理论与研究》，第3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132] 桑栎：《考古学定位问题的反思》，《东南文化》2015年第2期，第28页。

　　[133] 陈胜前：《思考考古》，第177~182页，三联书店，2018年；桑栎：《考古学定位问题的反思》，《东南文化》2015年第2期，第28页。

　　[134] 桑 栎：《考古学定位问题的反思》，《东南文化》2015年第2期，第28页；刘莉也曾在访谈中指出理论在高校研究的重要性，参见王巍主编、乔玉执行主编：《追迹：考古学人访谈录Ⅲ》，第167~16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135] George Smith、Susan Bender 著，郑滨、方辉译：《北美考古学会与“开启21世纪考古教育新篇章”》，《南方文物》2009年第2期，第123页。

　　[136] Cristóbal Gnecco1 and Adriana Schmidt Dias, On Contract Archaeology. Histor Archaeol Vol.19, 2015, pp.688; Colin Renfrew, The Great Tradition versus the Great Divide: Archaeology as Anthrop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 gy Vol.84, No.3, 1980, pp.295.

　　[137] 臧振华：《台湾考古研究概述》，《文博》1998年第4期，第58页；Kwang-tzuu Chen: The Protection of Archaeological Sites in Taiwan,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of Archaeological Sites, Vol.13, 2013, pp.59.

　　[138] 刘益昌：《台湾考古学与原住民研究》，《台大考古人类学刊》第66期，2006年，第84页。

　　[139] a 陈淳：《考古学前沿研究：理论与问题》，第605~609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b 俞伟超、张爱冰：《考古学新理解论纲》，《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第162~163页。另外许宏、杜金鹏、刘国祥等学者都曾经在访谈中表示自己对公众考古的重视，参阅：c 王巍主编：《追迹：考古学人访谈录Ⅱ》，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68~ 170页；d 王巍主编、乔玉执行主编：《追迹：考古学人访谈录Ⅲ》，第39~40、137~14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140] a 陈胜前：《思考考古》，第84页，三联书店，2018年；b 陈有贝：《大学考古教育与当前社会、法令址问题》，《人类学视界》2012年第11期，第2~3页。

　　[141] 科林·伦福儒、保罗·巴恩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译：《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第11~16页，文物出版社，2004 年。

　　[142] a 徐坚：《暗流：1949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第22页，科学出版社，2012 年；b Bruce Trigger, Alternative Archaeologies: Nationalist, Colonialist, Imperialist, Man (New Series), Vol. 19, No.3, 1984, pp.358-360.

　　[143] Bruce Trigger, Alternative Archaeologies: Nationalist, Colonialist, Imperialist ，Man (New Series), Vol. 19, No.3 , 1984, pp.360-363.

　　[144] 高星：《考古学与人类学：关于构建中国人类学体系的思考》，席焕久、刘武、陈昭主编：《21世纪中国人类学的发展》，第9~10页，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年。

　　[145] 陈淳：《考古学研究入门》，第1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146] a 桑栎：《考古学定位问题的反思》，《东南文化》2015年第2期，第24页；b 陈淳：《考古学的理论与研究》，第33~3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c Bruce Trigger, Alternative Archaeologies: Nationalist, Colonialist, Imperialist. Man (New Series), Vol. 19, No.3, 1984, pp.122.

　　[147] 余西云：《中国考古学理论的演进》，《江汉地区文化变迁》，第311页，商务印书馆, 2017年。

　　[148] 陈淳：《考古学的理论与研究》，第5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149] a 高星：《考古学与人类学：关于构建中国人类学体系的思考》，席焕久、刘武、陈昭主编：《21世纪中国人类学的发展》，第9~10页，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 年；b 燕生东：《后现代史学语境下的考古学》，《东南文化》2007年第 1期，第49~54页。

　　[150] 俞伟超、张爱冰：《考古学新理解论纲》，《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第162页。

　　本文原载《南方文物》202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