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篇 - 自由在落日中 (完结篇)

　　对于本科学生，一月是一年中最残酷的时节，因为每场考试都可能决定着你的未来。英国与国内不同，虽然通过考试完成课程最后都可以拿到毕业证，但毕业证与毕业证却是完全不同的。在英国，成绩优异的学生可以拿一等一毕业证，以后无论求职还是进修，基本都畅通无阻。差一点的可以拿二等一，找工作可能略受影响，但继续读书还是没问题的，再差的拿二等二，这不光找工作受影响，继续读书也希望渺茫，至于拿三等毕业的，说实话，这大学基本也就算白读了。

　　因为形势严峻，不少学生都会等到确实有把握时再参加考试，而非硬着头皮逞英雄。像我的队友吉米，他便一口气退了三门课，他说：“与其三年毕业，拿二等二找不到工作，还不如多上一年，努力拼一下二等一。不知道你知道不，我们土木工程学院有学生为了拼一等，三年的本科硬生生读了六年半才毕业！” 听到这，我不禁觉得还是在祖国读书幸福。

　　国内的本科说是四年，但其实上课时间也就两年多一点。第一年先军训，然后适应新环境，等适应了，差不多小半年也过去了。第四年实习求职，如果计划考研出国，那从第三年就得开始准备。很多人说现在大学生水平不如过去了，这里除了选拔机制不同外，很大一个原因就是现在的学生要自己求职，而以前是分配工作，学生基本不用操心，这一出一进，起码损失一年的时间。

　　英国大学学制三年，至于为什么是三年，当中原因众多。举个例子，中国高中文理分科，但这个分科只是泛泛的分科，而英国是完完全全具体到课的，如果你有意向未来从事西班牙语学习，那你高中时学的就是西班牙语，而在中国，即便你是文科班，也不会有学校给你开西班牙语课，因为高考没这个，学校也没这方面的老师，想学只能等大学。所以英国学西班牙语的学生，入学时普遍水平已经很高了，而中国大学的西班牙语学生，入学则需要从字母教起，虽然西班牙语字母多数和英语字母差异并不大。

　　此外，也许是受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影响，英国的学校普遍脱离群众，既不组织军训，也不组织学农，更没有支教和三下乡等活动。当然，人家国家金融立国，确实也没教可支，没乡可下。其实在国内时我也一直很疑惑，为何学校每次组织支教都要选假期进行？按说大学生放假了，小学生也应该放呀，后来一问才知道，小学生是放了，但为了配合大学生又全部叫回来了，也不知道小朋友心里面该多恨这帮大学生。

　　此外，以华工艺术学院为例，热衷参加支教的学生基本都是班里文化课垫底，专业课无望的学生，没能力靠真本事走到人前，便只好找山区的小朋友当垫脚石，借机接近组织，评优时多拿点钱。如此扭曲功利的初衷，是否真能给小朋友带来帮助，我持怀疑态度。

　　再仔细观察我们又会发现，英国大学似乎和社会各个阶级也都有尖锐的矛盾。举个例子，英国大学从来不鼓励学生购买教科书，取而代之则是去图书馆借书。这种政策其实对英国的印刷造纸产业是沉重的打击。相比较，国内的高校领导则更善于审时度势，每次收学费时都捎带手把课本费收了，这种管理一举两来，一来学生搬书锻炼了身体，二来也救活了一批出版社印刷厂。同样，英国大学和纺织制造业似乎也是积怨已久，所以两万多人的学校，竟然没有一套统一的校服，这事如果放在国内，我想相关职能部门一定会拿出各种配套方案，解大家的燃眉之急。

　　同时，英国大学的思想工作好像也没跟上时代的步伐。具体表现就是，他们只管课程教学，不管思想教育，不懂思想要常抓不懈，思想一抓就灵，思想阵地你不占领，别人就占领，从而造成学生思想的真空，只追求科学文化的学习，不追求思想的进步，为未来国家的动荡埋了伏笔。

　　这几天埃及的群众集会，让中国又回到了世界舆论的中心，至于原因是什么，没必要深究，我只想谈谈埃及。这几日英国广播公司一直24小时不间断报道埃及局势发展，《独立报》和《卫报》更是连篇累牍，喋喋不休，似乎看热闹的永远不嫌事大。通过阅读，我有几点启迪。

　　第一，埃及这次的群众集会其实是受突尼斯的影响，属于突发性，但埃及民众对这一切其实是早有准备，他们非常明白过程中的每一步需要干什么，应该干什么。其实很多国家也曾在不同时期出现过类似的群众集会，但基本上，民众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根本不清楚自己该干什么，所以政府一出缓兵之计，一切努力便前功尽弃。

　　第二，埃及民众能熟练掌握革命的方式方法其实并非偶然，因为他们这个国家历史悠久，近代又被英国占领教化过，加上旅游业发达，接受外来信息资讯较多，所以虽然看着在非洲，但其实各方面与世界都是同步的。但问题是，虽然信息资讯同步，但思想却有极大差异，英国人当年搞资产阶级革命，是以宗教的名义反对专制统治，大背景是文艺复兴带来的思想解放。美国的南北战争也一样，看上去是反奴，其实是依托思想上的大觉醒，去赋予更多人自由，最后创造更多的价值。

　　换言之，人类历史上每次重大进步其实都是基于思想的重大解放，而非仅仅斗争手段的健全和完善。而现今埃及的问题是，民众的思想没有变化，但对革命的手段却有了长足的了解和认识，结果便是用世俗的方式去反对世俗，搞不清他们究竟想要什么结果。如果向往的是世俗，何必要反现在的世俗，如果向往的不是世俗，又何必要用世俗的方式方法？

　　除了国际大事，我也很关注英国本土的大事，至于什么事可以算是英国本土的大事，我想过去的10天里大概有两件可以算。第一件是影子财相阿兰约翰逊突然辞职，爱德鲍尔斯走马上任，从而重创了工党的复兴计划。这件事为什么可以算大事，其实三句话就可以说清。

　　英国这国家主要两个党，工党和保守党。顾名思义，工党就是工人党，但它不是马克思主义工人党，而是资产阶级工人党。两者的显著区别是马克思主义工人党信仰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工人党主张社会主义。信仰具有排它性，不可能有人既是佛教徒又是基督教徒，不然你死了没地去。但主张没问题，你可以有多个主张，可以主张仁者爱人，也可以同时主张兼爱非攻。英国的工党不宣扬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但它认为工人阶级是社会多个阶级中最重要组成，所以社会于情于理都应当以工人阶级为主要侧重，然后制定政策和发展方向。

　　相对工党，保守党不能顾名思义。虽然名字有保守两个字，但从根本上讲，它其实是维护正义正统党，换言之，保守党认为存在就是合理，整个国家哪个阶层最重要，哪个阶层应该扮演主角，应当由时代市场决定，而不是一上来就分个三六九等。

　　至于工党复兴计划为何重创，其实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过去我们把丧失生产资料、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劳动者称为工人阶级，但现在时代变了，很多的人工作可能就需要一台电脑而已，这时你觉得自己带电脑上班，和用公司电脑上班，有很大区别吗？答案是没有。既然协同工作的时代已经来了，那何必要区分阶级呢？进一步讲，工人这词将来很可能像太监这词一样，永久的成为历史，被合伙人或持股人替代，既然工人都快没了，工人的党又靠谁复兴呢？

　　第二件大事是冬窗关闭前，切尔西花五千万镑买进了托雷斯，用于搭档德罗巴。利物浦则退而求其次，买进安迪卡罗和苏亚雷斯提升锋线实力。通过这次操作，切尔西的账面实力已可比肩曼联。按理说这只是足球俱乐部之间的一次转会操作，但为什么我认为它是大事呢，理由是这样。中国人看待体育和英国人看待体育其实是截然不同的，所以随之产生的影响也完全不同。中国人眼中的体育是一种消遣，一种热闹，偶尔带一些民族精神，类似女排五连冠，刘翔的第九道奇迹，十二秒八八，但并不多，多数时候我们其实是一个与体育绝缘的国家。

　　但英国人不一样，英国将体育视为生活的一部分，所以体育不仅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还改变了大家的思考方式，以及价值趋同。英国人最推崇的运动有三种，足球，板球，橄榄球。板球是典型的观察型运动，通过观察进行几率判断，有点像科学决策，多数东西看似偶然，但如果样本量够大的话，其实都可以算出一个置信区间，减少犯错失误的几率。

　　橄榄球是一种协作型运动，无论英式美式还是澳式，橄榄球不是单靠一个人可以改变比赛进程的，必须像板球一样，先进行观察，然后决策如何分配球，提升得分几率，但不一样的是，板球只要单层决策就行，橄榄球则需要复合决策。也就是说，橄榄球的每次得分，其实都是建立在多次决策且连续正确的基础上。

　　足球则是逻辑型运动，从场面上看，足球很简单，就是将球往门里踢，但表象后的本质其实非常复杂。足球场上的每个球员，其实都可以看作是一个点，两个点连接是一条线，三个点连接是三角形，四个点连接是四边形，中间还有对角线截线，那十一个点连接呢？表面看是一个十一边形，其实这十一边形里还包括了无数的三角形，四边形，对角线，截线。而且这些点还不是固定的，是不断运动的，而且每个点运动的速度还都不一样，每个点随着运动，还会产生无数新的几何图形。教练的工作便是让这些点尽可能的出现在能形成新的更多几何图形构成（传球线路）的地方。当你潜在的传球选择越多时，防守队员就越难防守，这时就有可能形成局部的多打少，形成了多打少，球就可以离球门更近，离球门近就更容易得分。

　　可以想象，常常关注板球的人，他的观察决策能力肯定会水涨船高，如果他碰巧还热爱足球，那就是完整的逻辑决策能力。如果他不喜欢足球，而是喜欢橄榄球，那就是协作决策能力。而这些能力，其实就是社会运行中的根本所需，如果每个人都有较高的逻辑，协作，决策能力，那社会运行肯定会更好，而体育比赛就是最便捷快速的获取的手段。

　　说到体育，顺便谈谈网球。今年澳网李娜为中国网球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让人开心，但决赛输了，还是让大家觉得有些遗憾。必须要承认，相比其它人种，黄种人的体能确实不是优势。平日我和黑人白人打球便深有体会，开场时我可以利用自己的速度打他们措手不及，第二节也可以共有攻防，旗鼓相当，但到了第三节，自己体能一下降，比赛的优势便彻底到了黑人白人一边。有时一场球打完，黑人也就额头上有点汗珠，而我则是全身湿透。很多时候我就在想，如果篮球的规则是只打一节，那中国和美国到底谁是梦之队，可能还真的不好说，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除了古希腊留下来的个别项目，基本都是欧美人发明的，所以比赛规则也都是按他们的身体特点设计。

　　最后一段说说电影。过去的一年全世界涌现出了很多精彩纷呈，又感人肺腑的好电影，如《国王的演讲》《孩子们都还好》《城中大盗》《冬天的骨头》《黑天鹅》《127小时》，《搏击者》。但我最喜欢的还是根据扎克伯格创业经历所改编的《社交网络》，从学校电影院的观影人数来看，这部电影已经超过了去年的《暮光之城》，可见大家对创业和财富的兴趣丝毫不比恐怖和浪漫低。看电影时我一直在想，如果我是扎克伯格我会怎么办。而且我也一直幻想，如果有一天我能去哈佛读书该多好，当然，这在理论上是永远有可能的。影片的每个角色都很有两面性，首当其冲的自然是扎克伯格，正因为这种两面性，才让人不知道他到底会走一条怎样的道路，故事又会有怎么的结局。其实生活就如电影，永远要为自己保留一点悬念，不要排斥害怕问题，因为很多时候，问题是一条路，而并非一堵墙，虽然路可能有些难受，但决定走了就是进步，走的远了，也就成了方向。

　　接下来的六周课业如山，不仅需要通宵达旦，还要起早贪黑搭乘火车，往返于艾威纽、温切斯特、海菲尔德三个校区之间。除此之外，周二周日晚间还得去看电影，对多数人来说看电影是一种放松消遣，但对于我来说，却比上课还累。学校放的电影基本都没字幕，所以我只能听懂六七成的对话内容，有时其它观众都笑了，我却完全不知笑点何在，只能记下笑点出现的时间，等散场后寻找字幕慢慢体会研究。

　　这学期针对国际学生的实际需求，校方安排了六周免费的英文课程，其中包含硕士论文撰写, 博士毕业论文撰写, 报告技巧, 批判思维, 以及日常生活英语。每位国际学生均可根据自身需求任选其二，我选了硕士论文撰写与批判思维，虽然课程的内容较为简单，但却非常实用有效，还可将作业的草稿呈递老师修改，算是一举两得。

　　学习的过程中我也体会到一点，中国人写东西形散而神不散，所以没什么规范，只能凭自己的造诣去发挥，所以即便同在一个屋檐下，大家的文章也会相差甚远，但以英国人为代表的西方人对写作做了非常明确的规定，这个规定涵盖了思维发展，写作格式，论点分布，也包括了评价体系，让一切东西有章可循，所以你只要按照老师的指引去练习，基本每个人都可以写出质量较高的东西。

　　新学期几乎每周五都有篮球比赛，但开赛时间却异常尴尬，为下午一点整。我上午通常都在温切斯特校区上课，即便铃声一响就往火车站跑，也很难准时赶到赛场，更何况火车虽然准点，但接驳大巴却基本没谱，有时饭都没吃，赶到了南安普顿，却苦等一个小时大巴不来，气的人七窍生烟。

　　来英国后，我总是在训练中磕着碰着，虽然每次都不算严重，但还是很影响训练。开始我归结为运气不好，因为在国内时我很少受伤，但后来我渐渐明白，根本原因还是力量不行。我的卧推力量是九十公斤，这在国内算优势明显，所以碰一下撞一下，基本都是对手受伤，但到了英国，大家的卧推基本都在一百公斤上下，所以没了力量优势的保护，频繁受伤自然难以避免。

　　转眼在英国生活已经八个月了，但我还是时常想起第一天下飞机时，眼前一片茫然的情景。过去的八个月中我始终争分夺秒的学习，履行自我完善，从身体到大脑，虽然有时会感觉很累，但其实也没什么，因为自打有了来英国的计划后，这一切便早在意料之中，我不知道人这辈子要吃的苦是不是也有一个总量，但我知道年轻时如果多吃苦，等老了再吃苦时就会适应很多。

　　因为李刚，爸爸一词突然成了网路上众人关注的焦点，这也让我想起了自己的父亲。过去的几年父亲消失得彻底，没有电话，没有信件，但听其他人讲，每逢电视上有我比赛的时候，他都会推掉一切应酬，早早坐在电视机前。

　　其实早在十几年前，父亲在我的生活中便成了一个模糊的概念，几年一次的见面，父亲都会尽可能的鼓励我，同时让我知道什么是责任，有时我也会回想起童年与父亲一起生活的时光，有时我也会去父亲曾经工作的地方走走，虽然往事并不如烟，但也永远回不去了。无论是在青岛读书的八年，还是在广州上大学的四年，我一直都没有生活在母亲的身边。有时放假回到兰州，母亲会和所有朋友打好招呼：“这个月我要陪儿子，任何活动生意都不要联系我，下个月再说”。我相信每个人见到母亲都应该是开心幸福的，但终归自己与母亲分别了这么多年，也许亲情不会变淡，但话题还是会减少，很多时候，我甚至不知道和母亲可以谈些什么，或是应该谈些什么。

　　一个人身处异国他乡，当一切顺利时，他不会对家庭，或是过去的生活有太多的思念，但当遇到困难时，不知该如何是好时，便会很想念曾经的生活与熟悉的环境，虽然过去的生活和环境其实也并不怎么样。就像这段时间，当看到设计一课程的成绩只有四十三分时我突然感觉好失望，但除了失望，又能怎么样呢。可能有的同学用一到两天完成作业便可以获得很好的成绩，而我用了整个假期，结果却依然如此。我会觉得这一切很不公平，但强调不公平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依然需要延续我的生活。这一切就像半个月前的一场篮球比赛，那天我感觉自己身体状况很好，手感也不错，我很想在对手和队友面前证明自己，证明自己配得上首发，配得上教练的认可，但上场还不到两分钟，大腿又拉伤了，我只能主动要求换下自己。坐在板凳上，内心的痛苦远胜腿部的疼痛，我不理解，为何运气总与我背道而驰。

　　其实很多时候我很清楚，我们这代人当前的不如意，其实并非我们所能解决。举个例子，高中时我认识一位学姐，身材中等，颜值中等，学习也中等，如果她参加高考，一般211十拿几稳，重点985肯定没戏，但她却另辟蹊径，参加创新竞赛，进了中国前几的大学，后来又去了美国顶尖的大学。其实她的路线绝大多数人都有复制的能力，但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复制条件和眼光，因为这个差距不来自我和她，而来自我的父亲和她的父亲，她父亲是大学教授，而我父亲是复员战士，所以为这种差距哀叹其实就很没必要，因为竞争从开始就不是公平的。

　　但毕业后，她的高盛之路也并不顺利，曾经无所不能的父亲，这时也开始一筹莫展。过去与我们相比，她的父亲方方面面都优秀而卓越，但到了国际上，她的父亲又显得平凡而普通。讲到这我想说，其实好与坏本就是相对的，所以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好父亲，或差父亲，我们之所以会看到父母辈的不足，是因为每个父母都在用尽全力，将子女送到他们所能达到的极致，过了极致，剩下的路便只能靠孩子自己。当然，能力不同，极限也不同，但大家要走的路却是相同的，而这段路你所能依靠的，则只有你自己。如果你奋发努力些，走的远些，那你曾经遇到的问题你的子女便不会再遇到，如果你逃避懒惰，原地迟疑，接下来的路将有你的子女替你去走。

　　上周课上，老师让我推荐一部最好的中国电影。思来想去，我没有推荐陈凯歌的《霸王别姬》或张艺谋的《活着》，我推荐了姜文的《鬼子来了》。

　　在中国，一部电影如果想称之为伟大，那必须同时具备庞大的历史架构，以及对人性的深入理解和剖析。《霸王别姬》讲了小环境对人的塑造与改变，放在大的历史环境下。《活着》则讲了大历史对个人命运的影响，主角却是一个小人物。《鬼子来了》则剥开层层外壳，试图告诉大家，中国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又是什么原因，促成了这种本质的形成。我想也只有这种作品，才能更好更完整的概括中国。

　　过去的一百多年里，中国的首都三次沦陷，虽然每次沦陷的原因都略有不同，但有一点却基本一致，就是中国人可以团结一致同仇敌忾，但充分必要条件必须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敌人到了黄河，我们保卫黄河，敌人到了华北，我们保卫华北，但问题是，黄河和华北并不是中国的门户，而是彻彻底底的大后方。当然，晚保卫总好过不保卫，也正为此，虽然我们的首都三次沦陷，但国却从来没亡。每次赶走敌人后我们都在欢庆胜利，但欢庆时却很少问自己一句话，为什么每次都要等到最危险的时刻？

　　主席说过，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这话什么意思，其实就是说敌人是物质的根本性质，而这个性质不会因为环境，地点，时间，空间的变化而产生变化。例如日本，它对于中国来说就是一个搬不走的邻居，不管你喜欢也好，讨厌也罢，它都在那里。对于日本，它最大的幸运便是美国船先去了，而不是英国船或西班牙船。如果是西班牙船先去，可能它现在和孟加拉国就不光是国旗像了。

　　我们总会难以理解，为何面对如山铁证，日本某些人还是百般抵赖。但要想通这些问题，只立足中国不行，必须要站得更高一点。

　　站高点我们会发现，实际上多数国家的多数人，活一辈子并不需要考虑太多问题，因为多数问题其实早有人帮你考虑好了。例如中国，在孔子孟子那个时代，便已经把类似礼义仁智信，温良恭俭让，忠勇孝悌廉这些普适价值考虑的差不多了，大家不需要过多的争辩这些东西对或是不对，只需要照着去做就可以。

　　但问题是，这些普适价值并不是天启，或人类与生俱来的，而是某些人根据某些地方的社会生活特点自己总结归纳的。换言之，普适价值叫普地或普国价值其实更准确，因为它确实有影响的范围。加上后来程朱的理学，陆王的心学，我们便将整个社会的所有伦理道德，行为规范，思想意识有了一个基本的范畴标准，但这个标准只是针对华夏民族，扩大一点，也就是儒家文化圈。如果一个国家没受到过孔孟程朱陆王的影响，或它自身也没出过孔孟程朱陆王，那它看待问题的标准与我们不同其实是正常不过的。就像南方人认为咸粽子好吃，北方人认为甜粽子好吃，其实甜粽子和咸粽子哪个好吃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唯一的标准就是你过去的生活经验和认识。也许你认为你是对的，但你不能用自己的认识去要求别人。

　　回到电影，中国历史上王朝更迭频繁，社会思想多向民本靠拢，因为华夏思想家们发现，皇帝这东西更迭是很频繁的，而不管谁当皇帝，老百姓都是老百姓，是非常稳定的。而日本天皇延续千年，更迭从未发生，所以皇道思想就变得不可颠覆。时间一久，克己复礼便深入了华夏民族的血液，而隔壁的大和民族，则成了忠君爱国，其结果便是，我们认为对的事，是合乎礼和仁的事，而他们认为对的事，是天皇安排布置的事。当伤害了礼和仁，我们便认为此事不对，但他们不这么认为，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天皇的旨意，我只是奉命行事，做我认为对的事。如果要追责，也应该是发动者承担，而非我们，既然发动者天皇都毫发无损，那我又有什么责任。

　　这可能就是电影《鬼子来了》中要表达的主旨，并不是为谁找借口，而是探究行为背后的原因，也只有搞清了病因，才能更好的治病。

　　紧张的六周终于过去，马上就是复活节假期，时间已经恢复到了夏令时，一切的一切都在说明，夏天终于要到了。

　　其实在英国的时间过得真的很快，九个月完全弹指一挥间。每周四我和彼得聊天，他谈起我们第一次在教堂见面时的情景，仿佛就如昨天。每次聊天，他都会问到我未来的打算，其实这个问题从到英国的第一天起我便在考虑，但直到今天，我依然没有一个最终的打算，我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或是想等什么，或许下一个选择就是决定我一生的选择，所以我必须要慎重。

　　对于彼得，他很少会考虑未来这件事，因为他身边的圈子就是这样，每个人都是一周五天上班，周六白天补补觉，晚上去去酒吧，周日一起做做饭，踢踢球，这就是他生活的缩影，放大一点，也基本是英国生活的缩影。多数人生活在一个很小的圈子，很小的环境，对于生活，他们不想改变，也不需要改变。彼得去过日本和香港，他赞叹那里的繁华喧闹，但他接受不了那里的生活节奏，所以每次谈起日本和香港时，彼得都是矛盾，因为他不确定究竟是英国人的生活出了问题，还是日本人和香港人的生活出了问题。

　　这几天我看了一些介绍中国人在海外学习生活的纪录片，最让我感动的是一部介绍中国人在日本生活学习的纪录片，叫《我们的留学生活-在日本的日子》，这部片子其实很早，大概十几年前我就听人提起过。那时的中国人出国有一种浓厚的背井离乡的色彩，似乎这一走就和过去的生活、亲戚、朋友全部一刀两断了。

　　片中有一位叫韩松的小伙子，刚到日本的时俨然一副公子哥模样，整日挑三拣四，牢骚不断。后来为了生存，每日必须刷碗糊口，也因为这种经历，他不光瘦了三十斤，同时也对人生有了截然不同的认识。大学放榜那天，他兴奋中又带着焦虑，壮起胆子看到明治大学商学部的录取榜上有他时，他感慨的说道：“人要实在，实实在在做人，实实在在做事，每天都要实实在在的。任何一个人，你到日本来走一趟，不光日本，美国法国留学一趟，你一下次就会理解我，这等于延长了你的生命，无论谁听了笑也好，不信也好，只要走过这一趟就会知道了，将来年纪大了，我会讲给我的下一代听，因为我有这个经历，所以我有资格说：‘我来过。’ ”

　　还有一部是介绍新西兰中国留学生的纪录片，叫《失速青春：奥克兰中国留学生的生存现状调查》。这部片子非常客观，从留学生，当地媒体，政府和学校等多个方面介绍了现今部分中国学生在奥克兰的生活现状。概括说来，那里的许多中国学生平日并不怎么上课，唯一感兴趣的便是炫富，然后吸引异性的目光，一些炫不过的就开始绑架比较有钱的学生，方法也并不高明。有些学生闲的实在没事，便买部车，开始飙车，最后的结果便是事故频发，人财两空。

　　许多女生生活在这种环境下，自然就选择了比较容易的挣钱手段，例如陪酒或卖淫。类似的故事我并不是第一次听说，许多从澳洲回来的朋友都曾跟我讲过，当中有一件我相信我会永远铭记。我小学时的班长原本是位很具艺术天赋的女孩，但去了澳洲后，却连番被班中女生羞辱。屈辱加上孤单，让她心甘情愿当了一位香港人的情妇，但谁知道，这香港人其实是位瘾君子，两年后我的这位老班长因吸毒过量永远的离开了我们。”

　　当然，这两个节目其实没有什么可比性，关于日本的纪录片里讲述的主人公其实都是成年人，出国的目的也是为了改变家庭或自己的生存现状，所以才义无反顾的去日本奋斗。而新西兰那个纪录片介绍的中国人基本都是官二代富二代，出国是因为在国内升学希望不大，结果出去反而害了孩子。在英国的中国学生，我认为比新西兰那个纪录片里所讲的略强，但也没强到哪去。已经第二学期了，上周上课时，我发现班里有两同学我过去从没见过，但看她们的打扮，料想她们来英国后，应该没少为英国经济复苏做贡献。

　　其实无论环境怎样，每个人首先要明白自己的位置，很多东西对我来说是奢侈品，但对别人可能就是日常消费，所以没必要用自己所处的位置去要求别人，更没必要去效仿别人。别人怎样是别人的事，我们没权利干涉，我们能做的就是管好自己，而中国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是管别人太多，管自己太少。

　　今天是最后一节课，明天是最后一场球赛，过后便是论文阶段，同学队友，可能就偶有碰面机会了。

　　过去的一年，我感触颇多，一年读学位确实短了些，但体会一种全新的生活其实足够了。我想这一年在英国的生活可能会完完全全改变我的人生，因为在一个利己的社会生活了二十三年后，来到这里，我才第一次感觉到人与人的距离原来可以这么近，不必恭维，不必察言观色，不用沉默是金，也不用担心有人打小报告。这里的生活让我彻底明白四件事，怎样做人，做怎样的人，怎样树立价值观，树立怎样的价值观。

　　也许我暂时还无法为自己的生活找到正确的答案，但我至少看到了正确的生活节奏，以及如何合理的安排时间，全情投入地度过自己的人生。

　　英国君主立宪，社会有等级划分，很多人天生就是皇亲国戚，但我从未见有谁对这些皇亲国戚恨得咬牙切齿。相反，大家还很尊重他们。在这里，可能很多人出身平凡，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可以很有尊严的生活，就像我们楼层的保洁大叔，或许他从事的工作无比平凡，但他拥有的权利却和这个国家的每个人一样多。

　　很多时候我们认为独立发展是崇高的，被人统治殖民是屈辱的，但现实情况却是，过去很多同胞逃港，现在很多同胞花巨资赴港产子，但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却基本没有香港人往过来跑。

　　同理，近代我国的民族工商业发展缓慢，但有了租界后，却可以飞速发展。这一切也许只是偶然，但偶然的背后肯定也有必然，在我看来必然可以分为两点，第一点是人，第二点是制度。人其实都是一样，都是中国人，没有任何不同，但人能发挥作用必须依赖制度的保障，而这就是我们百年来一直欠缺的。没有制度就没有公平的舞台，没有公平的舞台有钱有权的人懈怠，无钱无权的人茫然，结果便是上不行，下无效。

　　英国学校的收费确实很贵，特别是对于非欧盟学生，但我觉得这钱其实还蛮值，因为学校收费真的是为了改善办学条件和服务学生。第二学期开学后，我的英文写作依然有很大问题，学校便专门安排了一位老师，对我进行定期跟踪，还让我参加了皇家基金赞助的一对一写作课。有时相同的错误我总是屡屡出现，但老师始终不厌其烦，认真教导反复纠正，让我受益匪浅，也从内心深处很感谢学校无微不至的指导与帮助。

　　同样，假期时，每日去运动中心锻炼的人很少，但哪怕只有我一个人在训练，运动中心也会将场地中央所有的灯都打开。每次站在明亮的球场中央，我便会不由自主想起在青岛二中的那些时光，二中篮球馆外写着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十二个大字，但却根本不允许除校队和教职工外的学生使用。很多学生在二中读了整三年了，也没机会进去打一次球。

　　每次我去运动中心游泳时，即便整个泳池空无一人，但只要我跳入泳池，救生员便会立即出现在池边，直至我离开。而二中是青岛市唯一有室内泳池的中学，但这唯一的泳池一年却只有三个月有水，所以大部分时间校游泳队的训练都是以爬山为主。

　　其实每个人消费都希望得到物有所值的服务，而不是单纯便宜的服务，如果服务不到位，便宜其实也是浪费时间，但我国的大学似乎一直都没有走出这个围城，总是用最低收入家庭的消费能力，去制定多数公办大学的收费标准，结果便是低收入家庭的开支没有减少，中高收入家庭又觉得各方面都不理想。如果换个角度，用中等家庭的消费能力去制定收费标准，多出来的经费用于改善办学条件和贴补低收入家庭，兴许会让更多人满意。

　　现在英国的华裔学生很多，好处是你可以建立一些未来的人脉，坏处是中国太大，城市太分散，多数人脉建立了也基本用不上。很多中国学生虽身在英国，但基本不太与外国人交往，这很难说是好是坏，多和外国人交往对语言是很有帮助，确实不假，但交往过多人的价值观也确实会产生改变。其实价值观改变并没什么，但如果一个人的价值观和所生活的环境相差太远，那问题便显而易见了。

　　以大学为例，中国的大学肩负教育者和管理者的双重职责，而英国只有教育者一项，如果按照英国的方式去管理中国大学生，十有八九要被扣上不负责的帽子，但如果按照中国的方式去管理英国大学生，则百分百是践踏干涉人权。

　　当然，总体说来，多交往肯定要好过少交往，或不交往。在我看来，在英国最好的交友方式其实是艺术和体育，因为这两样东西不需要太多的表达和叙述，所以自身的优势和魅力不会打折扣。我没有参加很多艺术类的活动，但体育倒是参加了不少，借此也认识了很多朋友，他们给了我很多学习生活上的建议，让我对英国，以及英国社会有了更多层次的认识。

　　以前我觉得英国的社会形态很神秘，后来发现，本质上大家其实也差不多；每个人，每个家庭都希望生活的更好，然后便开始有条不紊的推进，但推进到一定程度时大家会发现自己的极限到了，然后交棒给下一代人。这就是个体的生命意义，当个体多了，就有了群体，然后有了社会，社会有时向外扩张，有时向内延伸，有时用科学技术提高生产力，有时伦理道理约束生产中出现的问题，道路从不平坦，但人们的步伐也从未停止，有时我们不太能搞清，促使社会不断向前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是自身的需求？还是光宗耀祖？还是对下一代的交待？

　　如果是自身的需求，那这个需求到底有没有边际？假设有边际，那我们现在又所处何处?

　　如果目的是为了光宗耀祖，那这显然和我们这个无神论国家是违背的，因为无神论的世界只有人和自然界，没有宗和祖生存的空间，既然没空间生存，那还干嘛要耀？

　　如果目的是为了对下一代有个交待，那这个交待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是比身边的人好就行，还是有一个具体的评价标准？

　　其实人都是模糊的，因为标准本就是模糊的，但相对中国人，英国人确实走的稍远一点，但这时英国人发现了，保证领先优势其实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是自己努力，然后达到标准，第二种是制定标准，让别人去努力。很显然，第二套方法明显一本万利，所以它成了主流。

　　换个角度讲，我们学习发达国家，应该学习其发展方法，并了解其评价标准，但不一定要遵循这个评价标准，因为标准不是真理，只是某个特定阶段的特定参考。我们承认地球是圆的，我们也承认分数高是好学生，这两者看似一样，但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第一件是客观事实，第二件则只是一部分人认为，至于这个认为是对是错，就取决于时代了。

　　改革开放三十年，社会阶级已渐渐明朗，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这就是事实。我相信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除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未来必将实现，但我也相信这一切不会在近期实现，所以听小平同志的话没错，一切从实际出发。

　　举个例子，英国人的婚姻就是鱼找鱼，虾找虾，乌龟找个鳖亲家。我是明星，我就找明星，好比贝克汉姆和维多利亚，我是环卫工，我就找星巴克煮咖啡的，或小区收水费。按社会阶层择偶好处显而易见，一来沟通容易，二来不存在谁算计谁。

　　过去中国人的婚姻也是门当户对，高干找高干，工人找工人，你要求什么，就先看清自己是什么，但这些年有些不同，因为过去大家只有社会阶级不同，财富差异并不大，但现在有人有知识，有人有金钱，有人有户口，有人有地位，这其中怎样换算，着实难道了不少人，也让很多人对自己有了错误的预估。

　　其实懂科学的人都知道，不同变量间该如何计算，例如法国人提出的，经济资本可以转化为文化资本，文化资本又可以转化为阶级资本，最后阶级资本还可以获得更多的经济资本，但问题是，中国多数百姓不懂这其中复杂的计算过程。

　　此外，英国的人口分布也很合理，建立人口分布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房价。你有钱，你就住斯坦福桥，西区的古董房不满意，你还可以去巴黎，去罗马，去阿姆斯特丹，或尼斯，马拉加，蒙地卡罗，总之好地方多了，只要你有钱。如果西区的房价承担不了，那就去相对便宜的东伦敦生活，如果东区还嫌贵，那就南安普顿布莱顿吧。这样人口不用任何行政措施，市场就给你分布合理了，发展自然也就相对容易。

　　但中国不一样，中国有一个城乡两元化，它把国民像切蛋糕一样，切成了两层，层与层之间很难流动。没人能否定城乡两元化对中国发展的贡献，因为中国没有任何殖民地，也没有黑奴，为什么三十年就能赶上别人一两百年的发展成果，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城乡两元化制度下造就的巨大的廉价劳动力策源地。

　　农村孩子二十岁来到城市，四十岁干不动了再回到农村，听起来有点残酷，但其实也算进步，因为和过去井下挖煤比起来，刷盘子洗碗搞装修确实没什么生命危险。这些进城务工人员一般也不想留在城市，因为他们自己也知道，这个操作难度太大，所以大部分人的归宿依然是离土不离乡。这看上去像是自觉，但其实依然是两元化的结果。

　　在中国大城市和农村之间，还有一部分人，他们是来自县级市和地级市的人。在现实的环境下，这些人多多少少有些不上不下，他们不是农民，也从来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他们是城镇户口，但他们的城市没有机场，没有地铁，也没有省委大院。他们向往大城市的生活，但来了后却发现，生活的艰难远胜喜悦。八九十年代大城市需要人时，大家较容易就可以留下来，这给了不少人一个假象，以为这是中国的常态，其实这是历史的偶然，但多数人看不到这一切，以为偶然便是常态。这些人里很多成功了，但即便成功，也要面对比别人难得多的生活、婚姻、工作。

　　一些奋斗无望的女性，便只好退而求其次，充当起了第三者的角色、好比我家隔壁的小区，就住了不少香港人包的二奶，这些人从不掩饰她们的真实身份，因为掩饰也掩饰不了。北京上海女孩当二奶的可能有，但我确实没见过，我看到的二奶主要还是来自湖南，湖北，四川等经济欠发达地区，对此我觉得社会不应过多谴责，起点本就不同，如何要求方式相同呢？

　　暑期事不多，忙里偷闲看了新《水浒》。这部电视剧中有一个亮点，就是胡东扮演的林冲。读过水浒的人都知道，林冲虽然名头很响，人称八十万禁军教头，但其实并非什么大人物，因为据历史考证，八十万禁军大概有五千多位教头，林冲只是其中之一。

　　如果不是高衙内的出现，林冲的一生应该和其它几千位教头没什么两样，都是在默默无闻中慢慢老去，但高衙内的出现改变了一切，唯独没改变的是林冲自己，林冲姑息迁就，幻想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即便身陷白虎节堂，林冲的幻想依然持续，幻想几年后自己依然可以与妻子重聚。

　　发配前林冲忍痛写下了休书，写的原因很简单，林冲认为有了休书深爱之人便可不受牵连，但事实是，无论有无休书，林冲走后他的妻子其实都没有活路。

　　山神庙上，手刃完仇人的林冲说道：“此乃天理昭然，护佑善人义士，因为这场大雪压到了草厅，让林冲躲进山神庙，才救了林冲性命，山神在上，林冲实在不愿杀人害命，只是苦熬做梦挣扎得回来，屈沉在小人之下，林冲实在让无可让，忍无可忍，今夜林冲何等扬眉吐气，光明磊落”。这一刻林冲终于明白，面对权贵，你的选择可以很多，但唯一不能选择的就是屈从。

　　权贵看似可怕，但其实也是人，只要你自己不把自己看低，其实彼此之间本没差别，这道理今天的人几乎都懂，法律不能让人平等，但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对于古代人，这道理理解起来有些困难。好比林冲，虽然也是府衙之人，又身怀绝技，但对权贵也是噤若寒蝉，结果呢？结果便是家破妻亡，自己也险遭毒手。

　　新水浒中常提及的一句话，就是：“奸佞当道，蒙蔽圣听。” 这句话不是宋朝人的原创，它至少被重复了上千年不止，但也就是这句话，决定了一百零八位好汉的命运。今天大家虽然都不说，但心里其实也都明白，没有昏君，哪来的佞臣？ 但那个年代，人们还是不去从这个角度思考问题，或是极力避免从这个角度思考问题，陈胜吴广说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但在宋朝，这个思想显然没有普及开来，那最后的结果便只剩下愚忠一条。

　　封建社会的君王继承就像掷色子一样，掷得好就是贞观之治，掷不好就是五胡乱华，所以老百姓常说看天吃饭，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旧水浒里对于招安这事只是定义为一个选择问题，而新水浒中，把它上升为一个路线问题，这个变化很了不起。打个比方，如果我们非要说水浒这书有什么教育意义，那它的教育意思就是详细阐述了如何在初始阶段寻找可行的持续发展道路，如果只是选择问题，那首先你是被动的一方，因为这个选择是别人制定的，你可以决定的只是选还是不选，但往往这种选择不是致命的，即便选错也还有回旋的余地，但路线问题就完全不同，这时主动权到了你手上，一切由你来决定，但问题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如果选错，一切便都结束了。

　　假设一下，如果梁山不受招安会怎么样？ 一，朝廷让韩世忠来清剿，并成功。二，对峙，相互无法拿下，但没过几年便是靖康之变。其实这一切就如七七事变、九一八、双十二、珍珠港一样，一切看似偶然，但偶然之所以能发生，其实全部建立在坚持的基础上。好比你家屋檐下有没有燕子搭窝纯属偶然，但这偶然的发生是建立在你有屋檐的基础上，如果你住的是地窝铺，燕子这辈子也不会来，但如果你把屋檐建大点，燕子来的几率就会大大提高。人不能决定偶然，但可以创造偶然发生的条件和环境，宋江如果想明白这个问题，《水浒》的结局应该会比《西游记》圆满。

　　平生不修善果，只爱杀人放火，忽地顿开金绳，这里扯断玉锁，钱塘江上潮信来，今日方知我是我。如果你不会游泳，换再多游泳池有什么用。

　　因为教育改革，原本三千镑的学费明年会涨到九千，所以大量的英国及欧盟学生都决定今年入学，但大学容量也是有限的，所以很多A-level成绩不理想的学生便站了悬崖的边缘，如果今年上不了，可能就永远没机会了。这两天我和一些英国人谈起这事，他们的观点基本差不多，虽说再穷也不应该穷教育，但面对当前的大环境，不改革又能怎样呢。

　　来英国后我始终有一事不明，因为我觉得在英国上大学很容易，特别对于国际学生，你也不用会英语，也不需要有什么高考或A-LEVEL成绩，只要找到一家靠谱的中介，花个千八百镑，二三流学校基本可以随便挑。但为何对本国学生却要搞得如此严肃？着实让我不解。当然，如果参考中国的情况，其实也可以理解，中国学生上普通大学都需要付出相当的汗水，但外国学生只要认识几个中国字，便可进入一流大学，并享受各种补贴。

　　既然国内形势如此严峻，那为什么英国人不去国外上学呢？其实类似问题我问过很多英国人，例如：“你们为什么不去美国读书？你们去美国应该比我们简单多了，为什么不呢？”

　　队友杰米这么回答我：“据我所知，我学院有一个要去美国读书的，不过那学生爸爸是英国人，妈妈是美国人，所以他去美国应该算留学还是算回家，我就搞不清楚了。”

　　说完吉米又问我：“你们温切斯特学院有吗，有几个？”

　　“没有”我回答道。

　　也许很多人会说，英国人不去美国是因为美国大学学费较贵，但我觉得根本的原因不是这个，因为中国大学的学费很便宜，也没见很多英国人要去。说到底，我觉得还是外面的世界对英国人缺乏吸引，而英国人对外面的世界，也缺乏兴趣。

　　有时大家在归结封建王朝走向落寞的原因时，总会提到一个点，就是闭关锁国。例如清朝，大清在康熙时期经济总量还领先世界，并以天朝上国自居，但没过几年，便被世界远远甩在了身后，以至于时至今日，依然没有赶上。现在的英国似乎就在走大清的老路，国家看似开放，老外也很多，但精神世界却是自上而下的自我封闭，无论外国人说什么，讲什么，他们永远自我感觉良好，认为别人的想法幼稚而可笑。

　　在工业革命之前，英国是全世界比较穷的地方，那时整个欧洲的GDP大概占世界的百分之十，再分到英国头上，估计有没有百分之一都是问题。一六六六年，伦敦人口超过十万，而同时代，中国百万人口的城市十几座，虽然城市规模不能完全反映经济水平，但城市规模基本可以反映发展程度。

　　那时的英国不是城邦制国家，但受限于城市规模，它始终也建立不起郡县制。没有郡县制，便只能发展庄园经济，开展不了大型工程。没有大型工程，生产效率就很低，生产效率低，人民的日子便不会好过。但这一切其实是把双刃剑，中国的生产效率持续提高，便让人误以为技术的提升是无止境的，也是唯一的，结果便一门心思抓技术，而忽略了科学，而英国恰恰相反，从开始便知道技术提升之路难走，转而研究科学，结果后来居上。

　　而现在的英国就如曾经清国，看到的依然是自己在擅长领域内的优势，看不到的是，你所擅长的领域其实早已不是优势领域。

　　从到英国的第一天起，我便不断思考着自己的未来，有过申请牛津的打算，但当自己真去牛津看过后，我发现现实中的牛津与想象中的其实完全不同。

　　以前我对牛津的学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印象； 第一种就是奥斯卡王尔德和道格拉斯那种上流社会的公子哥，他们是完美主义者，完美到说话必须要以一个梦为开始，不然就没办法说，因为现实总是有着种种的不完美的。

　　第二种印象就是乔治奥斯伯恩和埃德米利班德那种，你很难给他们一个准确的定位，他们自信，但又狡猾，他们粗暴，但又优雅，他们扮演政客时，表现的是平民的率真，但回归生活时，散发出的却是贵族的典雅。你总希望找一两个词去概括他们，但你发现永远也概括不了。

　　但去牛津看过之后，我发现牛津的学生其实完全没有想象中的腔调，他们和我们并没有不同，无论智力还是气质，唯一的差别就是他们的父母比我们的爹妈略懂考学的游戏规则，所以起跑线上赢了半步。

　　我曾问过身边的一些朋友，我说你们A-level都是四个A，为什么不去牛津剑桥？小牧师克瑞萨说：“牛津压力比较大，我喜欢轻松一些，就选了华威。”

　　女作家索菲说：“我姐姐去了牛津，我不太想和她读同一所学校。其次，牛津的课程比较传统了，华威比较新，感觉更适合我。”

　　款爷安迪格雷说：“我爸妈让我去牛津，我们也去牛津参观了，但我喜欢约克多些，其实也没理由，我父母就同意。”

　　英国有一个网站叫学生室，这网站的形式就类似百度贴吧，只不过讨论的议题仅限升学而已。我仔细看了看上面关于升学择校的观点，总结一下，大致如下。

　　上名校追求卓越，这一点无论中国学生，还是英国学生，其实没有任何不同，不同的是大家如何理解名校，如何理解卓越，或是当名校和卓越冲突时，谁先谁后。

　　众所周知，中国和英国无论是国家层面的发展历程，社会形态，意识形态，还是个人层面的生活方式，家庭构成，就业选择，本质上都是截然不同的，其结果便是两国人的思想从根本上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举个例子，英国人在择校时基本不考虑城市因素，但对于中国人，大学所在何地却是极其重要的，因为中国大学的卓越，远不是自身卓越那么简单，而是要依仗城市的发展，但英国大学完全不存在这个问题，英国原本面积就小，加之东南西北发展差异极小，所以在哪上学，对英国学生的未来人生没太大影响。

　　此外，英国学生对专业的认知选择也要比中国学生细致深刻的多。中国学生如果有多间学校可供选择时，主要参考便是院校排名，但英国学生完全不同，他们会逐一研究每所学校的课程构成，然后选自己最感兴趣的。

　　为什么两国学生会有如此大的不同，其实原因几句话就能说清。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对人的评估比较简单，主要看便于量化的硬性条件，例如学历，年龄，工作经验等，但英国不同，英国高等教育历史悠久，多数国民硬性条件差异不大，如果只是简单的量化筛选，其实作用微乎其微。

　　几十年前学术界开始流行科学管理，但问题是人不是机器，同样一个人，你表扬一句或批评一句后，他的工作效率是截然不同的，但机器完全没这种问题。所以用量化指标去衡量评价人，是相当不科学的。我们认可北大清华的学生总体比兰州大学的学生优秀，但问题是个体呢？这个总体推导不出个体。同样，印度的经济总量超过瑞士，那印度人的生活水平就超过瑞士吗？肯定不是。结论便是，中国社会总体的作用最大，而个体次之，英国个体作用更大，而总体次之。

　　前段时间我联系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原因很简单，几次去伦敦，有意无意间总是路过政治经济学院，加之我从小到大一直在城乡结合部读书，所以对这种身处闹市的学校便格外感兴趣，但看了政治经济学院的课表后，我立即放弃了，因为课程基本都是围绕哲学展开，和我的未来人生规划压根没有交集，但如果没有在英国的学习生活，我可能不会从这个角度考虑问题。

　　我一直有去美国的想法，但想法却从未变成行动。去美国再读硕士意义不大，读博士时间成本又太高，中国人读书讲求学而优则仕，换言之，读书是手段，当官才是目的，但去了美国，这辈子恐怕就只剩学而优，继续学一条路了。

　　老家三阳川有这么一个规矩，但凡在外边出人头地的，荣归故里时可以去卦台山挂一块匾。这匾对当官的要求很低，只要县团级就可以，但对文化人和军人却要求极高。仔细想想，这要求其实很合理，天水自古人杰地灵，文化人里出过李白，军人里出过李广、姜维、李渊、李世民。我不知道多自不量力的人，才有胆量将自己的墨宝与这些上古先贤挂在一起，但天水历史上政治家出的不多，特别是推翻了封建统治后，县团级差不多就顶着天了。所以按照爷爷的建议：“你就算诗写的比李白好，你也不可能自己宣传自己吧，总得有杜甫这样的人帮你写，‘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才行吧。但现在没杜甫了，谁帮你写呢？就算你仗打的比李广好，但没有王昌龄帮你写‘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也没人知道你呀。所以还是县团级稳妥，好好奋斗几十年，退休时应该能混上，但就怕那时要求又提高了，要厅局级了！”

　　但我想说，我这代人想为自己读书，想为自己生活，既然结局都是可怜荒垄穷泉骨，又何必一定要曾有惊天动地文呢。

　　最近的我如同两年前一样，想干的事情太多，但时间太少太少。

　　整个九月，我几乎每日都在埋头苦学中度过，虽然很累，但内心感觉异常充实。中国人的学习其实可以一分为二，一部分是为了求知求存，以便日后赚钱养家，另一部分则是为了谋求心里的踏实，对得起含辛茹苦的爹妈。

　　从小到大，老师总喜欢和我们讲两件事；第一件是不好好学习，以后就要扫大街，第二件是不好好学习，你以后对得起谁。长大后我们明白了，扫大街之梦实现起来并非老师说的那么简单，因为环卫局也是公务员编制，对应试能力及为人处事要求极高。

　　而对得起谁这事，就更一言难尽了。以英国为例，世界多数国家都将人一生的成功与否和对社会的贡献挂钩，但中国却简单得多，因为中国社会评价人成功与否基本只和钱挂钩，简单说就是贫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

　　我仔细想了想，然后罗列了几种我所知道能赚大钱的工作；例如，职业球员，歌手演员，地产开发商，煤矿老板，房屋中介，医药代表，但我发现这些工作无一例外都与学习无关。换言之，听老师的话好好学习，一定程度上就是最对不起父母的做法，因为你需要家庭持续为你投资，而如果不学习的话，这种投资其实早已结束。

　　有人说学习会获得日后更高的工资收入，但问题是，这种假设必须建立在房子不涨价的基础上，如果不信，我便以我班为例。一毕业便向家里要钱买房的人，无疑是最明智的，因为那时天河区的房价不过一万出头，问家里要四十万，按揭买套一百平方的轻轻松松，即便不想住了，出手也能赚一百多万，不但能还了父母的钱，甚至连自己的养老金也赚出来了。

　　不笨不傻的是读研两年后赶紧问家里要钱买房的，虽然两年后四十万首付只能去花都买一百平方了，但花都终归也是广州，以后也会通地铁的，无非就是子女的学区差一些。

　　最傻的就是听了老师的鸡汤，执迷不悟埋头读书，想靠自己交首付的。结果便是时机错过，房价翻倍，最后父母的钱一分没少花，房贷还多背了一百多万，给家庭造成了更沉重的经济负担。说到这，谁对得起父母，谁对不起父母，我想其实一目了然。

　　说这么多，并非觉得学习没用，而是为别人学习没用，如果从一开始你的学习就不是本意，而是为了父母，那最后的结果只能是没用。如果从一开始你就知道你学习是为了什么，那你一定知道什么对于你最重要，既然你已经有了最重要的，又何必介意那些不重要的呢。

　　昨日在伦敦见到万同学，是离开二中七年后首次与同窗碰面。虽然弹指间七年已过，但落座后彼此间并没有丝毫的陌生，万同学依然黑黑瘦瘦，脸上坑坑洼洼，我依然调侃她的黑黑瘦瘦，以及脸上的坑坑洼洼，但丝毫没有恶意。二中是青岛最好的高中，但我与万同学的二中时光其实都不快乐，我的不快乐是因为我，她的不快乐还是因为我。

　　我这人出身低贱，家在天水三阳川毛家村，从历史上讲，我们毛家村是人类始祖伏羲氏画八卦的地方，算是华夏文明的发源之地，但从现实讲，毛家村也确确实实穷的可以，甚至到了二十一世纪，家里有冰箱洗衣机的一只手也能数的过来。而最惨的是，天水这地方和老少边穷哪哪都不挨，所以既没政策的倾斜，也没上级关照，只能艰难的自力更生。

　　后来到了青岛，我住在崂山脚下一个叫沙子口的渔村里，村里人基本以捕鱼为生，但凡上过中专的，在村里都算不折不扣的知识分子，按说我的人生轨迹应该和二中扯不上半点关系，因为没市区户口，压根就没资格报考市内中学，但人生有时就是这么的出其不意，一系列机缘巧合后，我居然走进了二中的校门，这事在村里的轰动程度，丝毫不亚于一年前北京申奥成功。

　　万同学与我截然相反，她是地地道道的青岛人，她家里没别的，穷得光剩下钱了。因为家境殷实，万同学自幼出门便有奔驰和凯迪拉克代步，不像我奶奶给我买的那辆悍马，周一装的新电池，周二就趴地上不动了。

　　万同学初中时，家里就在北京买了房子，想努把力让万同学进四中或人大附，但后来因为爹妈都抽不开身，便让万同学又回了青岛，进了二中。成为同窗没几日，万同学便递了张纸条给我，想和我“认识认识”，但我态度相当坚决，我说：“虽然我家境穷，但穷不代表我品味就差。穷人是能将就，但在感情问题上，再穷的人也不会将就，因为这事不仅要对自己负责，还要对下一代负责。”

　　这一番话，让万同学恨了我整整三年。

　　我原本以为万同学会知耻后勇奋发学习，用一张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狠狠扇我一个耳光，但万同学并没有这么做，她没颓废也没奋起，而是改换了一种方式生活。小时候老师总教导我们，对美的认识要一分为二，高端美是心灵美才华美，低端美才是外表美模样美，但现实却是，连低端都无法满足的情况下，谁又会考虑高端。

　　万同学想明一切后说道：“美丑是爹妈给的，不会以个人意志为转移，这点我非常清楚。我也知道，自己确实不符合大众审美，但无论符合与否，追求个人幸福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那我该尝试就尝试喽，虽然结果我一开始就知道。但有时我还是想问世界一句，到底是谁，制定了美与不美的标准？他们制定的依据何在？如果全世界多数人参照这个标准都是不合格的，那制定这个标准的目的又何在呢？还有，美与不美这个标准是固定的？还是持续变化的？如果是变化的，谁推进它的变化？又是怎样推进它的变化？”

　　听完万同学的话，我思考了很久，我发现这个世界上的事其实可以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努力就可以改变的，类似学业和财富，一部分是努力也改变不了的，类似肤色和种族。学业和财富的提升可以压缩肤色和种族的占比，但它无法替代，因为它们终究是完全不同的两部分，换言之，如果评价体系不改变，个人努力对命运的影响和改变始终也是相对的。

　　吃饭时万同学说道：“我对你的记忆，基本就停留在高一那年，到了高二高三，感觉你几乎就不在教室出现了，不是训练就是比赛。”

　　我点了点头说道：“刚来二中时我也想着好好学习，但二中的环境确实和我之前所处的完全不一样。我之前在姜哥庄的白珊学校就读，那学校是私立学校，中国学生和韩国学生几乎一半一半，所以老师不会要求大家要统一思想，对组织要绝对服从，但二中不一样，二中是重点中学，是培养未来接班人的，所以任何不同的思想都不可能被允许。

　　有时二中的老师会很疑惑，为什么我们会这样想问题，但为何老师不这样想问题，我们其实同样疑惑。我们认为凡事应该看结果，如果结果好，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小平同志也是这么说的。但老师不这么想，他们认为早起就要早读，中午就要午休，如果你把这一切倒过来，就是无组织无纪律，目中无人。但我们想说的是，高考最后看的是成绩，不是看你几点起床几点午休。

　　老师纠正思想的过程，类似历史上一波波的政治运动，先搞班级整风，再来大鸣大放，说班内出现了一些问题，需要开班会讨论，任何人如果发言，就是猖狂向组织进攻，任何人如果不发言，就是消极对抗。一句话，只要想扣，帽子总还是有的。

　　扣完帽子，老师又让大家相互揪斗写秘密报告，唯一与历史不同的就是没搞文攻武卫。折腾到最后，老师突然发现班内十有七八都是问题份子，感觉有点多，便换种方法解释道：“我们出发点是好的，过程也是对的，就是扩大了，所以现在需要给一部分同学平反。”

　　从整到平历时一年，也许一年在人生中有很多个，但高一却只有一个，而我们的高一就在这种荒诞的方式下度过了。从发生到结束，我和万同学都是以受害者的角色出现，我因为过去和韩国人一间学校，通敌是妥妥的，万同学则是死灰复燃的资本家子女，但我们从未屈服，因为我们明白，黑暗永远是暂时的。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於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万里腥膻如许，千古英灵安在，磅礴几时通。胡运何须问，赫日自当中。

　　随着年纪的增长，我其实挺为那些老师惋惜的，虽然他们也活了一辈子，但却没有一天在为自己活，他们在家听父母的，在学校听老师的，参加工作后听领导的，活了一辈子，一天没听过自己的。他们对自己的认识和定位，就是别人手中的工具，别人如何指挥，他们如何执行，活了一辈子也不明白，人应该自己决定自己，而不是听从别人，自己不假思索的盲从。

　　人都有自己的思维，会做自己的决策，也许别人比的你文化知识丰富，但没人比你更了解自己，学生已是健全的个人，有能力思考自己的方向，并为之奋斗，如果凡事都要唯命是从，那是西藏的农奴，不是新时代的学生。

　　我花了很多时间搞清这其中的关系，但我也知道，多数人不可能有这么多时间精力去想清这种问题，所以思想引导还是有巨大市场的。换言之，有时老师可能也没错，他们希望多数学生能按照他们的思维去成长，日后少碰壁，但问题是，人类最大的差异就是个体差异，况且学生是生活在将来，而不是现在和过去。

　　还有十天就要回国了，至于接下来的安排，可能要与家人商量后才会决定。在英国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其实也不短，虽然因为物价差异，来英国后我的物质生活水平急剧下降，但大脑却非常自由，让我可以安静地思考自己感兴趣的事物。

　　英国和中国有许多不同，但最大的不同其实还是百姓心理的不同，中国社会是一个比较没有安全感的社会，领导担心提拔不上去，群众担心下岗领不到工资，所以大家都生活的比较焦虑，除了挣钱增加安全感，基本没工夫考虑别的。按马斯洛所说，多数中国人显然还处在对生存的忧虑阶段，而英国人面对的主要问题则是自我价值的实现。

　　英国是议会制，议会这东西别的不说，至少它有两点很好；第一，将国家的一切透明化了，老百姓只需打开电视，便可了解国家未来的方针，以及方针产生的过程。这极大拉近了人民与国家之间的距离，增强了相互的信任。第二，议会制就像一个压路机，它把整个社会压的很扁很平，而很扁很平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看上去都差不多。

　　举个例子，人类个体差异是很大的，有人一米六高，有人一米七高，也有人像姚明一样，接近两米三高。如果挨个问大家，淋浴室花洒应该装多高，相信大家都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回答，即便求个平均数，装个一米九高的花洒，潘长江和姚明用起来还是会很不方便。

　　而英国的议会其实就是在解决诸如此类的问题，既然大家身高有差异，人性又天生利己，花洒无论装多高都有人不满意，那就索性别站着洗了，大家蹲着洗好了。蹲下后大家的身高差异确实减少了很多，但差距依然存在，那就更进一步，大伙躺着洗。也许这不是最佳的解决方案，但至少能让大家在心理上感到平衡。

　　孔老夫子说过一句话，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很多人理解这句话以为说的是平均主义，其实在我看来，这话不是这个意思。从孔子的世界出发，无论大家小家，其实都会面临两个问题，一个是寡，一个是不均。如果用现在的语言去解释，寡的问题类似发展水平低，或生产力水平低，但因为高与低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所以寡并不是一个大问题。不信可以打个比方，零一年的中国和壹壹年的中国相比各方面相差甚远，但生活在零一年的人并不会因此而烦恼，因为他们不知道壹壹年的中国是怎样的，他们只知道九一年的中国。

　　通过和过去的比较，他们会感觉很幸福，所以很多时候仅仅谈寡，其实意义不大。但不均这事却相关面很广，如果想达到均这个目的，首先需要有规章制度和法律法规遵循才行，这就对立法提出了要求，然后还需要执法和司法，确认制度真的被遵循。进一步讲，均就是万法之祖。

　　换个角度总结下我们会发现，生产力提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急也没用，也没必要急。但有一点却很明确，就是只有生产提高对我有利时，我才会想方设法去提高，而有利的基础，其实就是法律法规的保障，而法律法规的保障，其实就要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但我之前说了，人从来就是不平等的，月娃子是人，青壮年也是人，你给月娃子一天半斤米他可能撑死，但你给青壮年一天半斤米他可能饿得够呛，所以平等不是简单一刀切，而是排除差异和干扰量后，大家真正的共性。只有建立在共性平均的基础上，社会才会发展，生产力才会提高，而议会做的，其实就是找共性。找到了共性，社会就有了平衡平和的基础，虽然这道路是非常曲折的，而且艰难。

　　以埃德米利班德为例，他是英国最大反对党工党的党魁，因为角色限定，他时常需要去反对现行的NHS(全民医疗)制度，以及现行的大学收费标准，但议会上的反对并不是乱拆台，而是找到现行政策对共性的违背或不足之处，然后激发更多人的归属感和社会认同感。还是以涨学费这事为例，涨学费看似让很多学生失去了读书的机会，不够公平，但实质其实不是这样，不涨学费就需要全社会负担高等教育支出，大家谁也跑不掉，但涨了学费就是谁读书谁负担，其实减轻了更多人的负担。但有一点，同性并不意味着正确，譬如涨学费这事，其实就是牺牲长远利益获取眼前利益，只不过这是没办法的事，所以只能天公不语对枯棋。

　　今时今日，许多国人开始开眼看世界，但看完后他们不幸地发现，自己生活在世界上问题最多，矛盾最尖锐，生存环境罪恶劣的国度。我特别能理解这种情绪。举个例子，意大利人看他们自己的国家时，他们首先会谈到的是贝鲁斯科尼的贪财好色，以及他领导下那个效率低下资不抵债的政府，感觉意大利简直无可救药。但当中国人看意大利时，看到的却是芬迪、阿玛尼、罗伯特卡瓦利、杜邦加纳、兰博基尼，感觉意大利完美无线，无可替代。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差，其实很容易回答。首先，每个人看一件事物，首先看的都是与自身的相关性。我们不生活在意大利，也不是意大利人，所以意大利的外交内政民生百态我们或许会看到，但我们会想，这和我的日常生活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我们即便看到，也不会为这些事去辗转反侧寝食难安。我们只在意与我们生活有联系的，例如意大利的时装、手包、巧克力、匹萨饼。所以我们心中的意大利，永远是完美优雅的。

　　但当我们看自己国家时，我们会忽略那么无可争议的优势，例如青岛的啤酒，西湖的龙井，贵州的茅台。然后我们还会放大一些起步阶段的不足，例如高铁撞车，三鹿奶粉，这些问题是很严重，是要解决，但问题是，国家就如一颗苹果树，是不是有两颗果子烂掉了我们就要把树砍了？我想应该不是，因为这棵树如果没有贡献，它绝对不会存在到今天。发现问题谈问题的同时，我们不应对贡献视而不见，既然看其它人时我们可以有所选择，为何换到自己时就不是了呢。

　　我经常浏览一个叫虎扑的篮球网站，最日他们成立了一个基金会，计划捐助云南大理巍宝山乡的孩子一批物资。物资中包括了图书、服装、还有一个篮球架，但怎样送到巍宝山乡却成了问题。顺丰不顺了，三通一达也不通了，万般无奈之时，大家想起了平日不招待见的中国邮政，打电话过去，工作人员立即回答：“当然可以。”

　　国家有时就如家庭，有的爹妈话多，有的爹妈话少，有的爹妈能耐大，有的爹妈条件有限，多数爹妈都会想尽一切办法，拿出自己最好的一切给子女，但在子女眼里却可能根本不满意，还会质问父母，为何别的小孩有的，我却没有。子女只有到为人父母时，才会理解爹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