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由：《北平日记》与被隐没的日本红学家目加田诚（下）

　　三、目加田诚的《红楼梦》翻译

　　（一）目加田诚与松枝茂夫译本《红楼梦》

　　松枝茂夫（1905—1995）是第一部《红楼梦》百二十回日语全译本的译者。其译本摒弃日本传统的汉文训读体，采用口语体，使得日本的《红楼梦》翻译到达了一个新高度。而目加田诚对这一译本的贡献，似还不为学界所熟知。

　　

　　《红楼梦》松枝茂夫日文译本

　　松枝茂夫比目加田诚晚一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中国文学科。1940年，目加田诚因九大研究室人手不足，特地去东京请来松枝担任讲师，用松枝的话说：“在大学毕业后的第十年，终于安定了下来。”

　　在九大工作期间，松枝完成了四册《红楼梦》的翻译，1940年3月、10月出版第一、二册，1941年出版第三册，第四册完成后，因被视为“无关紧要”之书而被禁止出版。目加田诚不仅为松枝的翻译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还以校正者的身份提供了不少帮助。

　　当时，松枝虽翻译了部分《红楼梦》，却仍有许多疑问无法解决，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再一次惊骇于自己不自量力地做了一件荒唐的事。”

　　这时向其伸出援手的是目加田诚。他对译文进行了三次校正，前后花了半年时间，松枝说当时的校稿充斥着红色的校正文字。

　　此外，目加田诚在早稻田大学的学生德田武回忆，目加田诚说曾教授松枝《红楼梦》的读法，两人在九大每天都有交流，这些对松枝理解、翻译《红楼梦》也有影响。

　　而目加田诚对松枝茂夫的帮助更体现了一种难能可贵的仁厚的君子之风。据目加田诚学生高桥繁树回忆，目加田诚曾向他提起在北京三度读《红楼梦》并认真考虑要翻译，但得知松枝茂夫已经开始翻译后就放弃了。

　　以他的积累，是有可能做出一部质量上乘的译本的。可为了成人之美，他选择了做幕后的助手。而松枝仅提到他帮忙校正，并未提及他放弃翻译计划，可能是根本不知道对方曾有这样的打算。

　　

　　左起滨一卫、目加田诚、八木秀一郎、小川环树于八道湾周作人大宅门前合影（1934年12月）

　　除了高桥繁树的记载外，管见所及，目加田诚本人及其后学在文章中都未提及这项计划，也不曾提到他对松枝译本的贡献，可见目加田诚不欲以此自炫，也不愿给松枝增添心理负担。且目加田诚在松枝供职九大期间，停止了《红楼梦》的授课，直到1951年松枝出版了《红楼梦》全译本后，他才重新开课，这可能也是在有意避嫌。

　　一个不夺人所爱，一个不隐人之善，可以说目加田诚与松枝茂夫皆有君子之风。这份君子情谊亦是《红楼梦》日译史上的一段佳话。而“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此后目加田诚转向对《诗经》《楚辞》的日语口语译，做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研究以及精细流丽的注释”，获得了日本学界的认可。

　　（二）目加田诚《红楼梦》翻译管窥

　　目加田诚虽放弃了原本的翻译计划，但在一些论文中，他有所摘译，可从中一窥其风格。

　　在《两个宝玉》中，他主要摘译了《红楼梦》第二回、五十六回、一百一十五回中的部分文字。

　　

　　《目加田诚著作集》

　　从底本上看，亚东初排本属于程甲本系统，重排本属于程乙本系统，虽不知道目加田在北京使用的是哪一种，但他在第二回、五十六回所用底本应是有正戚序本，而一百一十五回则可能用的是程乙本系统。

　　如有正戚序本第二回原文是“政老爹便大怒了，说将来酒色徒耳。因此便大不喜悦。”“大怒了”亚东初排本、重排本皆作“不喜欢”，“大不喜悦”亚东本皆作“不甚爱惜”。而目加田诚的翻译是“政様は大そう怒られ、此奴は将来道楽者になり居るだろうといって、非常にご気嫌が悪かったそうです。”“大そう怒られ”即“大怒”，“非常にご気嫌が悪かったそうです”即“很不愉快”，这些都与有正本相符。

　　而一百一十五回部分，初排本原文是“略略的领悟了好些”，重排本则是“略略的领悟了些须”，目加田诚的译文是“いささか領悟したつもりです。”いささか即“略微”，未译出“好些”之意。

　　当然，由于这一部分初排本、重排本异文不多，是据初排本还是重排本，还难以遽断。不过可以看出目加田诚受胡适、俞平伯等的影响，认为脂本系统更接近作品原貌，故前八十回的文字皆依据属于脂本系统的有正本。而松枝前八十回使用有正本，后四十回用程乙本，与目加田诚取向大体相同。

　　从翻译风格看，与《国译汉文大成 红楼梦》不同，目加田诚完全摈弃了传统的训读译法，使用了口语体的翻译方式。

　　

　　《中国文学论集：目加田诚博士古稀记念》

　　首先是尽量使用相应的日语词而非日本汉字词来翻译，如第二回译“温柔和平，聪敏文雅”为“やさしくておだやかてよく気がついて品のいいこと”（温柔平静、细心周到、人品好），而国译本则保留了原文作“温柔和平聪敏文雅で”，旁标假名“おとなしやかで”（沉稳安静），松枝译本为“おとなしくてやさしく、聰敏文雅”（文静温柔、聪敏文雅），可见目加田诚的翻译日本口语的风味最浓。

　　又如第二回“那年周岁时”，国译本的翻译是“那年週歲の時”，配合所加假名改写为“その誕生祝ひのとき”（那个生日会时），因“誕生祝ひ”无法表示周岁的意思，译者只能另出一注释“生れて一年目の誕生日祝”（出生第一年的生日会），显然训读译为了尽量保留原文，翻译时有点束手束脚。而目加田诚就直接译作“初めての誕生日に”（第一个生日时）。

　　除此之外，他会依据自己的理解，从语义、语气、语调等方面对原文进行补充，使得译文更为流畅，更符合日语表达习惯。如：

　　

　　桑田剪纸贾宝玉

　　原文：“（略）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你到好笑不好笑？将来色鬼无疑了。

　　国訳：「我は女兒を見と、我便清爽するが、男子を見了と，便ぐ濁臭て逼人」と、儞こんな說は好笑不好笑か。

　　结合所标假名为：「私は女を見ると、すぐさっぱりするが、男を見ると、すぐ臭くてむっとする」と。あなたこんなことはけしからんことではございませんか。

　　目加田诚：「私は女の子を見ると気持ちがさっぱりするが、男を見ると汚く臭くて、胸がムカムカする。」というのです。なんとおかしいではありませんか。

　　在翻译“我便清爽”时，目加田诚加上了“気持ち”（心情），因为“さっぱり”在日语中有多种意思，可以形容心情轻松畅快，也可以说食物、性格清淡，还可以表示打扮利落潇洒，而在小说原文里“清爽”是形容心情，加上“気持ち”更容易理解。

　　而翻译“浊臭逼人”，目加田诚也特别加上了“胸がムカムカする”（胸中作呕），补足小说原文中的隐含之意。“你到好笑不好笑？”国译本的翻译是“あなたこんなことはけしからんことではございませんか。”（你说这事奇怪吧）目加田诚不用“あなたこんなこと”（你说这事），而直接说“なんとおかしいではありませんか”（多么好笑啊），翻译更加直接，更符合日语表达习惯。

　　在翻译“便将那世上所有之物摆了无数，与他抓取”时，目加田诚译为“あらゆる物をやたらに並べて、そのお子様につかませて御覧になると、まあどうしたものか”（把各种东西拿过来摆着，让那公子来抓，一看，啊，他拿了什么呢），划线部分是译者新加的，语义更为完整。而松枝译本也补充了极其相似的一句“御覧になったらばですな、どうしたことか”，不知是否有目加田诚校正的原因。

　　

　　吴少云绘《贾宝玉夜探潇湘馆》

　　四、目加田诚的《红楼梦》教学与研究

　　1935年回国后目加田诚就开设《红楼梦》课程，主要有1935年第一、第二学期，1936年第一学期，1952年、1953年第一、第二学期，1955年、1956年第一、第二学期，1957年第一学期。

　　他的教学特点在于细致、准确地阅读理解、翻译小说文本。1954—1958年，松崎治之在目加田诚的指导下学习中国文学。他在《回忆目加田诚先生》中提到“特别是清代小说曹雪芹《红楼梦》的演习，学生只有三四人，在先生的研究室受业。”

　　演习是日本中国文学科中一种特别的教学方式，先将相关作品文本分配给学生，学生从作者、写作背景、相关版本的异文、文本的语音、语义、典故、日语全文翻译等方面进行准备，写成讲稿，在课堂上分发，进行口头汇报，再由老师指出纠正其中的问题，并讨论一些可能的研究思路，其他学生也可以提问质疑。

　　

　　《世说新语》

　　这是一种认认真真、老老实实、一字一句的文本细读方式，可以提升学生处理文本的综合能力。

　　目加田诚的《红楼梦》演习课非常严格，松崎治之提到在解释文本中的典故时，不允许从相关辞书或者其他书中直接转引，必须要查原典原文，找到相关用例，提出自己的解释。这可以让学生不仅懂得典故的意思，也在求解的过程中，熟悉更多相关文本。

　　在目加田诚的影响下，九州大学出现了一些《红楼梦》研究者，如小西升、目加田さくを、合山究等，其中合山究《红楼梦新论》（汲古书院1997年）从《红楼梦》与明末社会思潮的关系等入手，对《红楼梦》的主旨提出新说，引起中日学界的关注。

　　目加田诚本人的《红楼梦》研究特点也在于以细致准确的文本理解为基础，从微观上考察故事情节、人物设置意图等，从宏观上思考如何看待《红楼梦》等中国古典小说的价值、主旨，如何在小说研究中把握中国文学的本质。这主要体现在《关于〈红楼梦评论〉和〈人间词话〉》《关于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两个宝玉》等文中。

　　《关于〈红楼梦评论〉和〈人间词话〉》是目加田诚第一篇关于《红楼梦》的文章。其主旨是将《红楼梦评论》与《人间词话》对比，以见出王国维中国文学研究思路、研究方式的转变，进而探求把握中国文学本质的合适的研究方法。

　　目加田诚一直关注王国维，读过《宋元戏曲史》，在北京爱上《人间词话》，购买载有李长之《王国维文艺批评著作批判》的《文学季刊》（1934年1月第一卷第一期）以及清华学校研究院所编、悼念王国维的《国学论丛：王静安纪念号》（1928年4月第一卷第三号）等。这使得他对王国维的学术转变有着敏锐的观察。

　　

　　《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

　　他认为《红楼梦评论》是直接用欧洲的思想阐释中国文学，其效果并不好。王国维由于自身感性、忧郁的性格而醉心于叔本华悲剧哲学，进而认为《红楼梦》体现了叔本华所说的“第三种悲剧”——“由剧中人物的位置决定的不得不然的悲剧”，因此，他完全用叔本华哲学阐释《红楼梦》。

　　目加田诚认为这是不合理的，因为曹雪芹并不是受叔本华思想的影响而写作的。《红楼梦》也并没有王国维所说的那种出世、摆脱欲望的解脱思想。其创作动机、意图可以用“葬花”来概括，作者的心是葬花之心，是在追怀伤悼那如花开花谢般稍纵即逝的无常的少女之美。他看到了人类的缺点，却仍爱那转瞬即逝的美好。

　　

　　《洛神赋》

　　与这次失败的尝试不同，《人间词话》是王国维用受过西方思想洗礼的眼睛，再次回归到对中国文学本质的探讨上来。他看到文学是能触摸人类心灵的真实的东西，而不是一种文字游戏。这不再是对西洋思想的生吞活剥，而是将其吸收融化，呈现出自我的面貌，而这也正是目加田诚所推崇的研究方式。

　　他认为如果不能挖掘中国文学的本质，那么研究是没有意义的。与传统汉学家不同，他所处的时代是日本推行西化的时代：

　　我们从高等学校到大学，头脑中处于支配地位的是西洋思想。对历来的中国文学研究不熟悉的我们，提起中国文学最先想到的是小说戏曲，这是因为说起近代文学，首先就是小说戏曲。然后就从西洋小说的视角来看中国小说。结果当然会失望。我也曾彷徨过，倾心于思想史，埋首于文字学，这种不满足的情绪在词中得到了满足，全无反思的沉溺于词中，至今不改。然而，我还是想走到文学的大道上，抓住中国文学的本质，让根源于人性深处的东西浮现出来。

　　王国维学术研究的转变引发了目加田诚的共鸣，即在西方思想的影响下，我们应该如何研究中国文学，如何看待中国文学的本质。

　　这一思考延续到50年代他对《红楼梦研究》《水浒传》的讨论中。他先后发表《关于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泷泽马琴与〈水浒传〉》（《文学》1953第21卷）《〈水浒传〉解释的问题》（《文学研究》1954年第50辑）等文章，认为尽管《红楼梦》揭示了封建社会的矛盾，批判了丑恶的大人世界，但不能单纯地将其主旨看作主人公对封建礼制的反抗，它只是批判那些不理解、践踏少女们的美好的人，而宝钗和黛玉以及其他少男少女都是吃人的封建礼教的牺牲者，这也呼应了俞平伯的“钗黛合一”论。

　　

　　《屈原》

　　《〈水浒传〉解释的问题》指出李贽与金圣叹出于不同的哲学思想、人生际遇，对《水浒传》的“忠义”问题作出了截然不同的解释。《泷泽马琴与〈水浒传〉》则指出泷泽马琴不能理解李贽等人的“童心说”，其《新编水浒画传》将《水浒传》看作劝善惩恶之书，保留七十回以后的内容，以表现“好汉”们的悲惨命运出自因果报应，又遗憾于《水浒传》惩恶旨趣不明，而写了《八犬传》。

　　借助这些文章，目加田诚指出文学批评是无法脱离各个时代的环境和思潮的，不宜对古代的文学批评、文学作品持以今责古的态度。如果不尊重历史发展的现实，就容易倾向于机械的、形式僵化的批判。而尽管各个时代的解释不同，《红楼梦》等小说之所以能一直获得大众的喜爱，原因可能在于用大众语言进行的活泼的描写、能够唤起民众情感共鸣等等，这些可能是值得我们继承的文学遗产。

　　

　　《诗经》

　　如果说这些是宏观层面的研究，那么《两个宝玉》则聚焦于具体问题，他关注作者为什么设定了与贾宝玉在性格、容貌方面几乎完全一样的甄宝玉？由于前八十回中没有明确的交待，而后四十回又系续写，这个问题一直以来都没有确切的答案。

　　目加田诚认为甄宝玉并不是“真的”曹雪芹，贾宝玉也不全是“假的”幻设，他们都既有作者的影子，又都非作者真身，是有真有假、非真非假。甄为贾之影，贾为甄之影，二者形成互观关系。曹雪芹像一个忍不住不停地观看自己的形象以及自己“分身”的人，并且他时常脱离旁观者的身份，化为书中“分身”。全书的写作也是回忆与空想交杂，呈现出一个超越了真假的世界。这样的创作方式源于作者一事无成、半生潦倒的苦闷和寂寞。

　　后四十回将甄宝玉作为贾宝玉的对立面去写，误读了甄宝玉，也误读了贾宝玉、曹雪芹。现在的甄宝玉不是作者的影子，也不是贾宝玉的影子，而是高鹗自己的影子。

　　不管目加田诚的说法能否令人满意，但他认为《红楼梦》的叙事、描写、人物设定超越了真假对立的关系，从作者的创作心理上考虑人物设置的目的，对我们仍有启发。

　　结 语

　　综上，《北平日记》为我们了解“红学家”目加田诚的《红楼梦》阅读经验提供了绝佳的窗口，从中也可以观察到20世纪二三年代《红楼梦》东传日本的途径、方式、影响等等。抗日战争爆发前的北京，因着《红楼梦》，因着与中国学人充满温情厚意的交流，对目加田诚来说尤为美好。

　　

　　《唐诗散策》

　　抗战爆发后，他重回北京，却目睹了日军的横暴，痛心地表示这样的北京他再也不想来了。新中国成立后，他再次来到北京，又为中国人民建设新中国的热情所感动。在日本反复研读《红楼梦》的过程中，那美好友好的北京也会时时浮现在他的脑海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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