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讲述人的邪恶，也记录人的美德｜回响书单 · 七月

栏目：人物资讯时间：2023-08-07

　　原标题：既讲述人的邪恶，也记录人的美德 | 回响书单 · 七月

　　题图：ITSALLONSIDEUS

　　我们挣扎着从被春眠中苏醒，世界已不复从前。走出岁月静好的茧房，我们看到公权力无限越界，看到有病的人看管没病的人，看到假消息假数据满天飞，看到骄蛮的暴力当街横行，看到以强制怀孕为正义……这个世界怎么了？

　　悲愤中，我们试图通过新书来寻求答案，从春眠期积攒的好书中总结了 “生活与公共生活”“暴力之后”“男性特权如何伤害女性”“有病的人”“中国人的统治与权力”“苏联及其遗产”以及“传记能否使人免于绝望？”七大主题，构成本期书单，期望能够从中找到修复世界的良方。

　　愿希望犹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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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讲述人的邪恶，也记录人的美德

　　回响书单 · 七月

　　文 | 风之回响

　　来源 | 风之回响RESONANCE

　　# 生活与公共生活

　　在一个思维和心灵日益被操纵的世界里，批判性地阅读社会、政治和文化信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必要。

　　政治之“罪”无处不在，但公共生活绝不可能离开“爱”。

　　变革或许正始于那些第一手记录或原始证据的公开。

　　修复一个人的世界，也是在修复整个世界。

　　不论国内外，数年前还无法想象的事件正不断发生，而这只是世界变局的开端。怎样描述和思考现下的局面？人们将如何参与其中？世界是否仍有修复的可能性？这些难题一一摆在试图进入公共领域的思考者面前。许多人认为人文学科日益式微，但它们几乎是我们得以省思自身状况的唯一工具。《人文学科与公共生活》（[美] 彼得·布鲁克斯，译林出版社，余婉卉译）这部文集汇聚了文学、哲学、政治、法律、社会学等不同领域的杰出学者对于人文阅读与公共伦理的讨论：在一个思维和心灵日益被操纵的世界里，批判性地阅读社会、政治和文化信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必要。金观涛的最新著作《消失的真实》（中信出版社）用“真实性哲学”的概念回应当下人文精神衰落、社会价值基础混乱、真假难辨的世界。他认为除了科学的真实性，还有人文的真实性，即主体通过对自然语言的理解，使他人的观念或过去发生过的社会行动可以在主体心中一次又一次地重演。在一个健全的现代社会，两者缺一不可。《社会学的问题》（拜德雅，上海文艺出版社，曹金羽译）收录了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的 21篇访谈、讲座和会议论文，这些言说面向非专业读者，向他们传授社会学的思想方法：“我们必须将问题掌握在自己手中，你们可以获得理解这些事情的智识资源，不要让你们的义愤、盲目剥夺了自己使用理解工具的可能，做一个知识分子不是一种病。”他告诫读者：不要认同一种思想，而要成为一种思想方法的主人。

　　在人文学科中，政治学研究直接面向公共生活。刘瑜的新书《可能性的艺术》（刘瑜，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提示我们，当面对影响生活、塑造日常社会行为的一整套政治制度时，能否“想象另一种可能”？在比较政治学的视野下，她通过分析南非的转型、智利经济政策的选择、美国的社会运动以及韩国的观念变迁等，帮助普通读者认识政治创造可能性的各种途径，理解社会与政治发展的制衡关系，最终在浩瀚的可能性中理解我们自身。然而，更加美好的政治生活是可能的吗？人们为什么又会违背“真实”“公正”诸原则，频频在政治生活中采用欺诈手段？《非道德的政治》（[以]本-艾米·沙尔夫斯坦，三辉，南京大学出版社，韵竹译）从比较文化的视角，聚焦政治领域的一个普遍又引人关注的现象：政治为何且如何是非道德的。政治之“罪”无处不在，但公共生活绝不可能离开“爱”，包括与爱有关的关怀、团结、同情等。《政治与爱的秩序》（[美]埃里克·格雷戈里，三辉，商务印书馆，李晋译）向读者呈现了奥古斯丁关于爱的秩序观念所蕴含的公共价值，回应自由主义者把爱视为公民政治德行可能引发危险的传统观点，提出将爱提升为公民德行，这与女性主义思想中的“关怀伦理”也是一致的。

　　如果说20世纪的中心议题是：我们的集体生活应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那么如今我们更要追问的是：数字技术将如何影响我们的政治体系？《算法的力量》（[英]杰米·萨斯坎德，理想国，北京日报出版社，李大白译）指出，有些技术将过滤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塑造我们的想法、影响我们的感受、指导我们的行为，另一些技术会迫使我们去做原本不愿做的事情。强者用算法统治弱者，决定社会正义的方方面面。面对算法过滤下的信息世界，人们需要掌握更多工具以保留一丝清醒。《拆穿数据胡扯》（[美]卡尔·伯格斯特龙，中信出版社，胡小锐译）一书揭露使用数学、科学和统计语言包装的谎言，告诉我们在接受信息时如何识别和破除“科学的胡扯”，质疑数据制造的虚假结论。 Seen and Unseen: Technology, Social Media, and the Fight for Racial Justice（《可见和不可见：技术、社交媒体和争取种族正义的斗争》，Marc Lamont Hill, Todd Brewster, Atria Books）则呈现出技术对于公共生活更积极的一面：视觉媒体的力量如何改变了种族叙事。以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为代表的即时性网络技术如今让普通人能够以更直接的方式揭露不公正，变革或许正始于那些第一手记录或原始证据的公开。

　　认知改变世界，终究要依靠行动。《以色列的慈善事业与社会参与》（[以色列]哈伊姆·达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孔德洁译）强调社会参与和社会行动的紧迫性和重要性：社会参与程度是检测社会健康、力量和温度的首要证据；社会行动修复社会的扭曲和缺陷，且是对政府行为的补充。身为以色列慈善组织“奥法姆”的创始人，作者指出：“修复世界”并不需要通过革命或巨大的行动，只需要微小的、谦卑的、持续的行动。修复一个人的世界，也是在修复整个世界。持续付诸实践的动力，有时来自对他人的关怀与热爱，有时也可以来自愤怒。《好不愤怒》（[美]丽贝卡·特雷斯特，新星出版社，成思译）围绕女性愤怒这一包括女性自身在内的许多人消极看待的情绪状态，实际如何引发重要的社会变革展开论述，提醒我们所有人，在政治生活中尊重并鼓励个体表达真实感受的重要性。

　　#暴力之后

　　刽子手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继续与受害者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

　　我们承认“异识”，也就是要警惕话语霸权。

　　尝试遗忘只会让流亡加倍绵长，而结束这痛苦的方法只能是去恒久地记忆。

　　友爱与协作也同样深存于我们的本性之中，文明或许并不是一层薄薄的外衣。

　　2022年过半，许多人在上半年目睹甚至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暴力，在身体或精神上留下创伤。然而纵观历史，残暴几乎是人类常态，庞勒的观点似乎令人难以否认：人类文明的厚度非常之浅，只是表面覆盖的一层薄薄的膜。《与屠刀为邻》（[法]让·哈茨菲尔德，理想国，北京日报出版社，龙云译）一书在关于卢旺达大屠杀的叙述中，杀人者与被杀者彼此并不陌生，他们是邻居、同事、朋友、爱侣甚至家人，但一夜之间，他们拿起了屠刀。屠杀结束，刽子手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继续与受害者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这部“卢旺达大屠杀三部曲”合订本在走访众多幸存者与屠杀者的基础上，力图从各个角度还原大屠杀的真相，直面残酷中的复杂人性。《刚果战争》（[美]贾森·斯特恩斯，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郭丹杰译）讲述了自1996年起九个非洲国家卷入的战争，它鲜见外界关注，也常被简单归结于非洲的野蛮落后或西方列强的无耻贪婪。该书作者拒绝简化问题，强调冲突的复杂性，以阿伦特的见解作为出发点，审视这场战争的特殊性，质问是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催生了此种暴力？

　　人类历史上的暴力形形色色，其中必然有非理性的成分，但有些却源于理性，暴力根源究竟是什么？理性和非理性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祭牲与成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周莽译）原书名为《暴力与神圣》，是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人类学家勒内·基拉尔的一部跨学科研究著作，针对人类早期社会中“活人祭神”的行为提出，人类族群中普遍存在一种“替罪羊”机制，它并非宗教自身的产物，杀死“替罪羊”可以将对内的暴力隐患释放到族群之外，从而保全族群内部的和平稳定。法国后现代思想家利奥塔的代表作《异识》（拜德雅，上海文艺出版社，周慧译）提出，语言的异质性和不可通约导致事实上并不存在一个可以支配所有领域的元叙事或共识，我们承认“异识”，也就是要警惕话语霸权。例如，犹太人悲惨历史的真实性不应以实证主义的方式被证实或反驳，恰恰相反，纳粹的恶果正是理性传统的一部分所带来的。 Broken Icarus: The 1933 Chicago World's Fair, The Golden Age of Aviation and the rise of Fascism（David Hanna，Prometheus）则讲述了1933年世博会上举世瞩目的航空技术与法西斯主义的崛起之间千丝万缕的关联，揭示技术如何被用来为战争暴力及个人野心服务。理性与非理性的博弈或许在人类历史上从未停止，《希腊人与非理性》（[爱尔兰] E.R.多兹，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王嘉雯）从古典学的角度对“希腊文化是理性主义的胜利”这一传统观点进行反驳，认为没有一个社会可以免除“原始的”思维模式，希腊文化同样也受到非理性力量的影响。

　　“暴力之后”，该以怎样的态度和行动来面对难以启齿的过往？《加害人家属》（[日] 铃木伸元，中信出版集团，陈令娴译）关注到的是一个以往被忽视的群体：施暴者的家属——他们如何反遭暴力对待，而愤怒的受害者和旁观者也因此成为施暴者。作者提供了一个看待犯罪的新视角，也梳理了各国应对这一伦理困境的具体措施。当暴力结束，人们要去选择遗忘还是记忆，才能换取未来的和平？《必需的遗忘与不容推卸的记忆》（[德] 克里斯蒂安·迈耶，文化发展出版社，萧律语译）指出，自古希腊人以来，世界一直依赖遗忘，唯有犹太人说“尝试遗忘只会让流亡加倍绵长，而结束这痛苦的方法只能是去恒久地记忆”。直到纳粹暴行发生后，保持记忆以阻止重蹈覆辙才成为主流信念。

　　恶的历史书写不尽，“性恶论”“自私的基因”广为主流学者和大众所接受，《人类的善意》（[荷]鲁特格尔·布雷格曼，湛庐，北京联合出版公司，贾拥民译）反其道行之，试图扭转这种叙述，作者质疑广为人知的津巴多监狱实验，讲述历史上人类在灾难中普遍展现出的善良、正直和乐观，提醒生活在负面消息中的人们，正因为人性具有难以预知的复杂面向，友爱与协作也同样深存于我们的本性之中，文明或许并不是一层薄薄的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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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男性特权如何伤害女性

　　反堕胎运动如何炮制冷酷无情的女人／柔弱无辜的婴儿之间的二元对立，企图以生命至上的名义把女性牢牢束缚在“传统意义上的女性商品”的提供者的藩篱中？

　　美国最高法院推翻“罗诉韦德案”所保障的堕胎权，举世震惊。就像急于回应“受精卵有人权，女人没有人权”的质疑一般，近来引进的《应得的权利：男性特权如何伤害女性》（［澳］凯特·曼恩，明室Lucida，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章艳译）用几乎一整章的篇幅，揭露了反堕胎运动如何炮制冷酷无情的女人／柔弱无辜的婴儿之间的二元对立，企图以生命至上的名义把女性牢牢束缚在“传统意义上的女性商品（例如性、护理、养育、生育）”的提供者的藩篱中，从而揭示出其背后的厌女本质。除了堕胎问题，本书还以许多其他日常情境为例，展现了父权制社会的厌女症传统，和默认男性理应得到且只有男性有权得到“传统意义上的男性商品（例如权力、权威、对知识的掌控）”的男性特权观念。

　　这里有两个“女性商品”的实例。 Sexed Up: How Society Sexualizes Us, and How We Can Fight Back（《骚货：社会如何性化我们，以及我们可以如何反击》, Julia Serano, Seal Press）揭露了父权制社会如何将女性矮化为男性的性资源。作为跨性别和双性恋人士，Serano在多元性别世界中游走的经历，使她比一般人能够更敏锐地捕捉到人们对不同性别个体的不同态度。显然，相较于作为男性时的“他”，人们更经常以性吸引力的多寡来评判作为女性的她，而这些评判往往极具冒犯性，且无视她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

　　当“骚货”变成“孩子他妈”之后，厌女传统继续发威。 Essential Labor: Mothering as Social Change（《基本劳动：作为社会变革的母性》, Angela Garbes, Harper Wave）反思了贬低母职的社会传统。Garbes指出，人们总是将母亲看护孩子视为天经地义，却很少给予系统性的社会支持，且总是贬低甚至无视母职的价值。孤立无援地长期承受着不被认可的看护工作，这正是女性生育后的普遍状态，也是大量女性愤怒的源泉。

　　同样是堕胎问题的讨论，《关怀伦理与移情》（[美]迈克尔?斯洛特，译林出版社，韩玉胜译）提及了选择权还是生命权之外的第三种逻辑，即移情。这是一种关怀伦理的进路。斯洛特指出，由于一般认为关怀伦理的基础移情更多地是女性的思维方式，使得父权制将关怀伦理从道德哲学领域边缘化。本书结合了哲学、心理学、教育学与女性主义理论，是一本为关怀伦理重构、完善的正名之作。

　　与斯洛特所不满的道德哲学边缘化“女性的”移情相类似，当代“法国女性主义三巨头”之一露西·伊利格瑞批评西方哲学无视性差异、抹杀女性的传统。在《性差异的伦理学》（[法]露西·伊利格瑞，三辉，南京大学出版社，张念译）中，她解构／重构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斯宾诺莎、梅洛－庞蒂和列维纳斯的哲学经典作品，从这些男性文本中挖掘女性的独特之处以及两性的共通之处，从而展露并填补古今哲学正典的性别盲区。

　　那么，父权制和厌女传统究竟是如何发展出来的呢？《乐园之丘：权力诞生与被剥夺的历史》（[荷]米尼克?希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王晚名译）展现了女性因其生理特征而获得然后后被剥夺权力的图景。通过挖掘世界各地的神话传说，希珀指出，曾几何时，女性因独具生育能力而倍受推崇，但随后被男性所篡夺，从而开启了持续至今的污名、贬低、压制女性的传统，从而揭示出女性艰难处境背后的厌女症和父权制及其背后的底层逻辑。

　　来看几个实例。《有恨意但不离婚的妻子们》（[日]小林美希，中信出版集团，阿夫译）讲述的是日本大量已婚女性对丈夫怨恨到希望对方早点去死却不肯离婚的现象。通过对妻子们的访谈，小林勾勒出了其中的缘由：日本社会对育儿的社会化支持严重不足，同时崇尚女性婚育后退出劳动力市场，使得已婚已育女性难以在社会上独立立足，而不得不依靠丈夫生活，因此离婚并凭借微薄的收入独自将孩子们抚养长大并不是一个可行的选项，反倒是遗族年金制度——丈夫殉职后遗孀可以得到巨额抚恤金——成了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即使丈夫们愿意甚至期望更多参与育儿，职场文化却榨干了他们的时间和精力，让他们有心无力。

　　是不是等到孩子们长大成人，自己也迈入老年的妻子们就熬出头了呢？《燃烧未尽的晚景》（[日] 斋藤茂男，浙江人民出版社，高璐璐译）从看护失智家人、追求性生活、被抛弃三个角度描摹了日本老年女性群像，给出了否定的答案。斋藤指出，女性相夫教子为家庭操劳付出了大半生后，本该是享受老年生活的时候，如果家人不幸罹患失智疾病，照护的重担会继续压给她们，而社会也默认这是属于女性的活。即便如此，她们仍旧渴望追求自我，这在斋藤的笔下以追求性生活的方式展现了出来。另一些更凄惨的老年女性被社会的变迁所抛弃，最后选择自我了断。

　　尽管表象不尽相同，国内老年女性的际遇与日本有着本质上的类似之处。《海上凡花：上海工人新村妇女日常生活》（叶子婷章羽刘希，上海文艺出版社）以一群居住在上海工人新村的“阿姨妈妈”为主角，勾勒了她们的人生轨迹和日常生活。这些女性蜗居在中心市区老破小中的老破小，普遍家境困窘，却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是社区抗疫的中流砥柱。但回溯她们的人生经历，无一不受制于她们的性别，而这种束缚仍在母女关系中代代流传着。正能量的表象之下，本书罕见地将一个平时失语的群体放到了聚光灯下，让世界得以窥见她们的真实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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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病的人

　　尽管种种身心疾病对于患者及其家属来说都是破坏性的，但能够对整个社会产生破坏性影响的疾病非流行病莫属。

　　一名新生儿呱呱坠地，但早产的她患有唐氏综合症和肠梗阻，只有立即手术才有活下去的希望。考虑到她的将来，孩子的父母决定放弃她，任由她死去。资深记者斋藤茂男偶然得知了这件事，随即对此事进行了跟踪采访，连载的新闻报道在日本社会激起轩然大波。高速发展的社会中，身为残疾儿童意味着什么，抚养残疾儿童意味着什么？《为了生命闪耀之日》（[日]斋藤茂男，浙江人民出版社，陈星竹译）是孩子诞生之初的部分报道以及后续采访的集结，思考了效率至上的泡沫经济时代高科技迷思所带来的对生命的过度干预和轻视，表达了对此类病态现象的忧虑。

　　一方面，人们过于在意身体健康，另一方面又往往忽视心理上的健康。《少年抑郁症：来自17个家庭的真实案例》（于宏华，台海出版社）探讨的是青少年抑郁症的问题。本书汇集了17个青少年抑郁症案例，以患者或患者父母自述的方式，讲述了患病、发现、治疗的艰难历程，并附以医生的针对性建议。从这些案例可以得知，这些病患的根源无一例外在于原生家庭扭曲的教养方式。

　　《你的苦痛，与我相关 : 一位全科医生的平行病历》（陈妙玲，新民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则从医生的视角探讨了生命和疾病。作者陈妙玲是一名医学家庭出身的全科医生，先后在大学校医院和社区医院看诊。这两类医院不像大医院那样繁忙，因而给了陈妙玲更多反思的余地。本书讲述了陈妙玲行医中遇到的形形色色的病人，他们处境和病情各异，结局也各异，平静的叙述展现了小小病房中折射出的人间百态。

　　尽管种种身心疾病对于患者及其家属来说都是破坏性的，但在耶鲁大学历史与医学史荣休教授弗兰克·M.斯诺登看来，能够对整个社会产生破坏性影响的疾病非流行病莫属。《流行病与社会：从黑死病开始的瘟疫史》（[美] 弗兰克·M.斯诺登，后浪，中央编译出版社，季珊珊程璇译）脱胎于斯诺登在耶鲁开设的本科生课程，该课程旨在回应人们对种种新发流行病的忧虑。以此为问题意识，本书从医学史角度梳理了从古至今西方社会经历过的种种流行病，以及这些流行病在社会、科学、文化、公共卫生政策等方面的影响，并反思当前世界公共卫生政策缺陷的教训和警示。

　　若论20世纪第一流行病，恐怕非艾滋病莫属。艾滋病因其传播方式，再加上恐同观念的叠加影响，一度被严重污名化。为了对抗艾滋病大流行，国际组织ACT UP做了大量工作，最终推动了公共卫生政策和民众观念的变革，大大提升了艾滋病患者的生活质量和预期寿命。但是， It Was Vulgar and It Was Beautiful: How AIDS Activists Used Art to Fight a Pandemic（《既粗俗又美丽：艾滋病行动者如何运用艺术对抗大流行》, Jack Lowery, Bold Type Books）指出，ACT UP在美国的活动参与人数极少，却能取得极大的成就，得益于其内部的艺术家群体“狂怒”（Gran Fury），是他们的艺术作品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甚至在群体解散后持续发挥着作用，也为应对现在与未来其他流行病提供了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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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人的统治与权力

　　地方治理的主力在正式官僚系统之外。就这个意义上而言，州县并不是皇权的州县，而是州县官的州县。

　　基层官员如何嵌入官僚系统，在上下级之间、在刚性的命令任务和柔性的自主空间之间进行统治？

　　鸿留在大陆，在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中饱受摧残，甚至曾经最亲密的姐姐钧也成了不能提及的禁忌。

　　一般认为中国历史上的专制统治逐步加强，到了明清达到顶峰。但这并不是说明清皇权已经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恰恰相反，面对来自中央的权力，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民间都有相当大的弹性空间。《小天命：生祠与明代政治》（[美]施珊珊，万有引力，广东人民出版社，邵长财译）通过研究明代平民为地方官员设立生祠的现象，揭示出平民借由生祠评价地方官员从而实现政治参与、抗衡专制集权的历史侧面。本书突破了同类研究中就信仰论信仰的窠臼，首次将民间信仰与政治统治相结合，展现了平民恭谨顺从表面下对抗统治者的暗流。

　　如果说在中央层面清代的专制集权比起明代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话，在地方层面，正如《清代地方政府》（瞿同祖，新星出版社，范忠信、何鹏、晏锋译）所揭示的，皇权不下县。这本再版名著指出，清代地方政府的运作仰赖的是体制外的力量，地方治理的主力在正式官僚系统之外。就这个意义上而言，州县并不是皇权的州县，而是州县官的州县。

　　和清代相比，当代的地方治理又有哪些现代化的变迁呢？《县乡中国：县域治理现代化》（杨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以1300多天的田野调查为基础，展现了作为权力毛细血管的当代县乡及其下级政府运作的微观逻辑。在中央权力已经渗透到地方各个角落的当下，本书点面结合，借助丰富的案例，探讨了基层官员如何嵌入官僚系统，如何在上下级之间、在刚性的命令任务和柔性的自主空间之间进行统治。

　　面对统治者，《走出帝国：王清福的故事》（[美] 苏思纲，上海文化出版社，卢欣渝译）提供了一个被统治者反抗不合理统治的个案。王清福是主要生活在19世纪下半叶的赴美华人。彼时正值美国排华思潮的高峰期，种种偏见和歧视之下，王清福首先站出来带头反抗，走在了争取在美中国人权利的前线。这本王清福的传记生动刻画了这名堪与马丁·路德·金比肩却鲜为人知的民权领袖的形象，对于无论是美国少数族裔民权运动还是海外华人抗争史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然而，即使有反抗，有被统治的艺术，在战争和国家机器面前，个人终究显得那么软弱无力。 Daughters of the Flower Fragrant Garden: Two Sisters Separated by China's Civil War（《花香园的女儿们：中国内战中离散的两姐妹》, Zhuqing Li, W. W. Norton Company）通过一对姐妹的经历，展示了权力对个人命运的碾压性影响。本书主人公钧和鸿是作者李竹青的嫡姨母。作为出身于福州名门的同母姐妹，她们在世外桃源般的家庭豪宅“花香园”里成长度日，几乎形影不离。但战争的炮火终究还是裹挟了这个家庭，长大后的钧在战斗中被困金门，最后流落台湾，而鸿则留在大陆，在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中饱受摧残，甚至曾经最亲密的姐姐钧也成了不能提及的禁忌。同根生的一对姐妹，最终被塑造成了两个迥异的人。

　　同样是再版名著的《羌在汉藏之间 : 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王明珂，上海人民出版社）则展现了一种不那么显性的权力关系。本书结合了大量历史文献和长达9年的田野调查，勾勒了位于华夏边缘的西南少数族群羌族的过去与现在，不仅追溯了羌族如何在历史与“历史”中逐渐成型，也剖析了羌人夹在东西两大族群（汉族和藏族）以及南方一众小族群之间的各种社会认同与区分、权力与互动，以及借由华夏边缘族群所映射出的汉人的华夏文化认同与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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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苏联及其遗产

　　苏联遗产死死笼罩着两代人。

　　在其中，既有能源和航运的成就，也有环境和人伦的惨剧，既有举国体制下的壮阔工程，也有强大祖国面前柔弱无力的强制劳工和强制移民。

　　此次俄乌战争让世人认识了马里乌波尔。作为马里乌波尔三部曲的第二部，《暗影中的人》（[德]娜塔莎·沃丁，新星出版社，赵飘译）讲述了沃丁与其苏联强制劳工出身的父亲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父女情。父亲生于俄罗斯，在乌克兰与母亲结婚，随后双双被作为强制劳工送往纳粹德国，此后一生都在德国生活。两大极-权国和无国籍难民加上失去妻子的四重创伤扭曲了父亲的人生，扭曲了他对女儿的爱，也扭曲了女儿的成长岁月。苏联遗产死死笼罩着两代人。

　　在世界的另一个角落，苏联遗产呈现出另一幅面貌。位于中亚的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五个“斯坦国”曾经是苏联的西南边境，苏联的统治和倒台给那里留下了怎样的痕迹？在《中亚行纪：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之旅》（[挪威] 埃丽卡·法特兰，理想国，河南文艺出版社，杨晓琼译）中，法特兰背包走遍了中亚五国，目睹形形色色的光怪陆离，与形形色色的人交谈，了解了当地女性形形色色的生存现状，从而汇聚出了这样一本后苏联时代光怪陆离又令人扼腕的中亚的风土报告。

　　若论苏联遗产，或许苏联留在伏尔加河上的诸多水电站更是绝佳的切入角度。《伏尔加河上的水电站：苏联水利建设的得与失》（[俄] 布尔金·叶夫根尼·阿纳托利耶维奇，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华盾译）梳理了整个苏联时代伏尔加河水利工程的全貌，在其中，既有能源和航运的成就，也有环境和人伦的惨剧，既有举国体制下的壮阔工程，也有强大祖国面前柔弱无力的强制劳工和强制移民。

　　那么，能够形成如此强大影响力的苏联是如何诞生的呢？战争史畅销书作者安东尼·比弗的新作 Russia: Revolution and Civil War 1917-1921（《俄罗斯：革命与内战，1917-1921》, Antony Beevor, W&N）详细描绘了1917至1921年间沙俄政权崩溃、苏俄成立前后的一系列战争和早期共产主义政权建设的过程。本书秉承比弗一贯的作风，将关注重点放在军事上，从而呈现出一系列波澜壮阔而万分残酷的战争场景。

　　时隔20年，苏俄已成长为苏联，不再是当初那个新生政权，而是成为足以扭转世界大战局势的强国，那次战役就是血流成河的巴巴罗萨行动。厚达一千多页的煌煌巨著《巴巴罗萨行动：1941，绝对战争》（[法]让·洛佩 [格鲁吉亚]拉沙·奥特赫梅祖里，译林出版社，张竝译）详细介绍了整场战役的始末。作为战争史著作，本书不仅仅点面结合，宏观与微观结合，生动描绘了战争本身，还剖析了苏德两国的文化传统和时局处境，为读者提供了战争的历史与政治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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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记能否使人免于绝望？

　　传记作家“既讲述人的邪恶之举也讲述人的美德，其道德效果是，使人类免于绝望”。

　　《第九交响曲》如何问世于以压抑和极端保守的民族主义为特征的年代，贝多芬又如何以交响乐章对当时的倒退倾向提出独一无二的抗辩。

　　精神与思想的解放有赖于无休止的内部斗争，它能对抗我们自身之中使我们变得狭隘而非开放、以确定性取代探索追寻的一切。

　　“通往地狱之路，常由善意铺就”“爱国主义是恶棍最后的避难所”，这些至今常被人引用的经典格言最早出自十八世纪英国著名诗人、散文家塞缪尔·约翰生。他一生与病痛、贫困和内心冲突相伴，却在困境中几乎以一己之力编纂出首部具有影响力的英文词典，其对传记功用的构想也改变了现代传记的发展历程。他曾指出，传记“讲述的是我们周遭的事情，讲述的是有用的事情”，传记作家“既讲述人的邪恶之举也讲述人的美德，其道德效果是，使人类免于绝望”。

　　约翰生自己的声名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好友鲍斯威尔为其立传，这部传记奠定了鲍斯威尔“传记之父”的地位，此后也涌现出大量关于约翰生的回忆录和传记。美国作家沃尔特·杰克逊·贝特的《约翰生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李凯平译）曾于一九七八年同时斩获三项大奖，作者在前人著作的基础上，打破人们对约翰生的固有印象，刻画出一位现代人约翰生，给现代的男男女女带来启迪，引导并提升人性的精神。

　　约翰生和鲍斯威尔之间的密切交往，与他们当时共同加入的一个超小规模“俱乐部”不无关系，俱乐部的成员分别是对后世文化影响极为深远的评论家、传记作家、政治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包括埃德蒙·柏克、爱德华·吉本、亚当·斯密。《重返昨日世界》（[美]利奥·达姆罗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叶丽贤译）一书以这一团体为主角，描绘这群人物的生活与交锋，书中对约翰生和鲍斯威尔二者的生平均有大量丰富生动的记录。

　　《约翰生传》所属的文学纪念碑书系近期还出版了另两部重磅传记作品，分别是由德国卡夫卡研究者莱纳·施塔赫所著《卡夫卡传》（[德]莱纳·施塔赫，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黄雪媛任卫东译）三部曲中的两卷：《关键岁月·1910-1915》和《早年·1883-1910》，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五卷《文学的巅峰，1871-1881》（[美]约瑟夫·弗兰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戴大洪译）。《关键岁月》聚焦影响卡夫卡创作的关键年份，透过作者对其当年生活场景和精神困顿的生动呈现，我们或许能从其中找到卡夫卡作品在今日仍能引发强烈共鸣的线索。《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五卷描写了作家人生的最后十年，他在这十年间写出了《少年》《作家日记》及其登峰造极的杰作《卡拉马佐夫兄弟》，他的作家生涯以及作为俄罗斯精神代言人的一生也到达了巅峰。

　　创作者与时代的关系总是为人乐道，创作者的伟大之处常在于洞察并超越时代。自传性音乐随笔集《我成长的音乐时代》（[日]大友良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尹宁译）来自日本新即兴音乐和地下音乐的代表人物大友良英，他的音乐之路也伴随着一部20世纪下半叶的音乐发展及社会变迁史。《第九交响曲：贝多芬与1824年的世界》（[美]哈维·萨克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朱明月译）讲述自由与欢乐的典范《第九交响曲》如何问世于以压抑和极端保守的民族主义为特征的年代，贝多芬又如何以交响乐章对当时的倒退倾向提出独一无二的抗辩，而同一时期文化史上的其他重要角色，如拜伦、普希金、德拉克洛瓦、司汤达、海涅等人又怎样用各自的方式表达其艺术理念和政治观点。作者指出，回顾这些艺术家以及他们在那个时刻的存在状态会有助于提醒读者：精神与思想的解放有赖于无休止的内部斗争，它能对抗我们自身之中使我们变得狭隘而非开放、以确定性取代探索追寻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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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讲述人的邪恶，也记录人的美德 ｜ 回响书单 · 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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