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思] 孙慕义：谈医学伦理与人文精神

　　受访者：东南大学医学人文学系教授和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主任孙慕义教授

　　采访者：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张春海

　　问：医学人文精神曾经是受到关注的问题。您认为，医学领域的人文精神有哪些独特之处？又如何落实于实践之中？

　　答：医学领域的精神属性不能等同于一般的科学产业的普遍文化精神，因为它直接关涉着人的生存状态，它始终非常具体、纯粹与强烈地体现和表达生老病死、痛苦和欢乐，根本性地决定和影响人的生命与生活质量；这种精神最能凸显出职业责任人和医务人员的施爱的行动和良善的心，同时考验他们的平等意识和无私奉献的职业品质。他们的职业行为直接与病人的生命安危联在一起，因此，尤其要通过具体的平凡的日常工作实现和叙述他们的博爱精神。

　　医学人文精神最初应源于基督教神学的“爱德精神和神贫主义”。医乃仁之术、“爱你的邻人”乃是一种神圣的律令，如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或者“他所欲便施与人”的法则。医学对于所有的人都应一视同仁，神贫精神告诫我们，尤其对那些弱势群体和弱者，必须公正对待，公平正义或普世一等，是生命伦理的基本原则之一，即是说，医学人文精神饱含“没有差等的爱和关怀”，这也是爱德精神在医学中的具象化。爱德精神是我们人类一种达到我们意识所能容纳的最大强度的极其强烈的动力和惟一的道义基础。

　　医学人文精神落实在实践中的问题，是所有与之相关的各方各领域的重要任务，更应是生命政治范围内的一场革命。这个议题很复杂，不仅限于医药卫生界，可以说是全民性的、全社会的文化和道德教育使命之一；是一项伦理系统工程，我一直坚持要开展一次医学人文运动；结合国内异常紧张的医患关系的现实，各级主管部门和高层决策人应作为一项核心工作纳入工作日程。

　　当下，我们面对着信仰十分阙如的历史断代，资本和技术主体化，使医学人文精神遭遇着挟持与裹夹，我们还没有一种很有效的教育手段和挽救我们民族的精神或信仰危机，这也是二十一世纪的人类难题。它与人类整体的命运相关联，我们的文化和医学科学缺乏一个精神的总体导向，只重视经济指标、只重视金钱收益、只重视物质生活和器械、药物以及自然科学技术本身的提高、生产、创造与研发，忽视服务对象的人性本质，忽视人道主义和医学人文精神；虽然理论上告别了单纯生物医学模式，但我们并没有完全脱离“失人性化的医学”。

　　不懂得如何筹划我们富有人道思想和人文精神的未来，没有一个系统的医务界以至于全民的医学人文和生命文化教育规划，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来说，是很危险的。

　　问：当前，一些学者将医患关系紧张、医学科研可能带来的风险及个别医学研究者的造假，归结为医学伦理的缺失。您认为，这是否表明我们乃至世界医学界，应当重视人文精神？医学界的人文精神，应有哪些独特的内涵？

　　答：你列举的这一系列现象，显然不是孤立的，也不仅仅是我们国家独有的，只是我们国内当下表现更突出、更集中一些而已。但这不能完全归结于医学伦理的缺失；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和社会化难题，原因很多。当然，个中医学伦理的教育缺失和医学人文精神迷失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我们这个民族的缺欠在于，太擅长致力于表面文章，言行不一，其实我们并不缺乏道德资源，丰富的民族伦理和德性的传统文化一直挂在我们的口头上，但我们一经遭遇具体的问题，就难以掩藏我们那种“只扫门前雪”的劣根性，讲起孔儒之学和《论语》口若悬河，背后却难以控制自己的自私、贪婪的负性人格。至于医患之间的张力过大，因素很多，近几年在中国大陆境内频发的的医学暴力事件，每一个都是个案，而连接在一起，则是一个整体的社会暴力冲突集合，客观构成反社会的生命政治弄潮与身体伦理的逆流，是对于社会变革、经济转型、人际关系畸形变异以及社会严重分配不公的暴力反扑；是底层与弱势群体长久忍受贫穷、冷遇、丧失人格尊严，并在强大的等级（或新生阶级）权利机制、体制重压之下的呻吟与呐喊。是对于生命政治表层核心结构，即医疗体制、机制、法制以及德制的挑战与申诉，是对于中国现行医疗改革进程中伦理和价值判断的应答，是对于社会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按劳分配”道义原则的制度的批评、鞭挞与以犯罪行为作为手段的对抗；是一种混合于生存危机、家庭破碎、社会保障漏洞、身体痛楚、精神变态、性压抑、以及不平等的心理叙事与情感宣泄。

　　医患关系之间的传统文化模式已经被打破，新的模式与新的医疗秩序没有有效地建立，医疗以资本作为主体和全社会以经济作为发展的目标，严重忽视与冷落医学人文教育和疾病文化教育；媒体过多渲染太平盛世与浅层的祥和，造成底层与弱者的极度反感，而官场的腐败、医生的不自觉的中产角色意识以及高新奇医学、贵族医学等争相追逐之中，压制或夺获了城市化过程中付出巨大生存、生活、生命代价的群体的权利和基本生活需求，特别是部分农民与农民工，他们成为时代和社会的弃儿，始终在媒体装点得幸福模型边缘之外挣扎，教育、住房、婚娶、基本人性需要以及国人的基本由经济和财富支撑的繁琐面子礼仪，压得这些人难以为继，甚至整体社会性绝望，强势的发展动力剥夺了他们的美梦，只余留下一个个噩梦缠身；唯有去寻求可发泄的口岸，表述自己的无限愤懑和人性原始的哀告，结果，伴随着身体的极度痛苦和生命价值的归零感，医务界和医务人员成为最易于突破的空间与对象，成为随之付出代价的牺牲品；温岭事件实际上与上海爆炸、厦门公交等恶性事件，同出一音。

　　至于医院管理与卫生主管部门是否失职，是否应该建立科学的医患沟通体系与有效的调节机制，我认为，应一切以保护医患双方的利益为前提，康德“以人为目的不以任何人为工具”的话语是包括医务人员在内的，只是在发生冲突时，医务人员更应首先控制自己，这是职业伦理的需要；但是必须在微观上，建立一种维护医院行医环境和医务人员自身安全的整全的组织形式和保障机制，应由政府作为当务之急，作出决策。

　　谈到医学人文精神内涵。我们有白求恩精神和南丁格尔的榜样，这也是医学人文精神的表达；中华民族古训： “医乃仁术”为大医精诚所致。《孟子·梁惠王上》云：“无伤也，是乃仁术。”仁术也是爱之术，人道之术，也是精益求精之术。有利无伤害，是医学伦理的国际通用原则，以病人利益为最高利益，也是《希波克拉底誓言》的基本精神。四书里的【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至善”；意为无论明明德还是新民，都必须“止于至善”：仁术至善，即指我们医务人员以精到的医术行天理、天道，以亲民，以善和爱这一医学伦理之核心作为我们为医的“大道”。我们的医道是人世间之大道，是替天行道，是人间正道，古人认为， 医道乃为天德，元·王好古《此事难知·序》中说：“盖医之为道，所以续斯人之命，而与天地生生之德不可一朝泯也。”中华民族以“道”作为我们的信仰，道学、道统、道家深刻影响我们的医家操守；孔子《礼记》告诫：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兴大道、行大道、循大道，即我们的医之道，也即天之道。医生的天职，是帮助延续人们的生命健康。这种道所体现出来的德和天地长养万物的大公无私之德相一致，它是佛性随缘而生利他妙用的生生之德。作为医生，一刻也不应缺少这种德。此“大道”集合了中华民族儒释道传统的内在精华。同时，叙事了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的名言“头上的星空，心中的道德律“，即“天”和“大道”。

　　我认为，具体来说，当前，医务人员应该在强化自己人文意识和责任感、学习法制知识、自我道德教化的同时，克服惟技术主义、遏制追求个体自由、享乐、攀比、自负的心理；低调叙事、平等待人，学会奉献与感恩；要重视和善于发现病人的人性、超敏感心理特征以及其社会经济地位和家庭境况，掌握保护自己的技术与机术，以应付突发事变。

　　问：医学伦理学为代表的人文内容，走入或者融入医学，使“柳叶刀”不至于遗失人文性，您觉得目前主要障碍何在，又如何消除？

　　答：“柳叶刀”不失人文性，这句话很好，这也是医疗改革的根本，其障碍主要由三个，总体体制、社会环境、医学人文教育。

　　医疗改革应包括应对这种医学暴力的考量；新农合以及我们提倡的家庭医疗账户不是一个很恰适的模式，问题很多，根本的改革，依然在于加大政府的投入，我认为中国真正在医疗和卫生上的投入，应该达到GDP 18-20%；目前的卫生行政机构和组织，存在很多违背国家行政管理逻辑的缺憾，政府功能失效，很多部门由于专业差异和思维习惯、知识背景、权力行为定式差异，会变成无所作为、不可作为、难以作为的空头官员。此外，卫生部最高官员必须具有医学背景、熟谙卫生经济活动规律的管理专家担任。

　　虚伪的流行的差等的新文人认肯的所谓国学和儒家伦理或变形的新新儒学，使我们民族面临信仰信念的危机，我们本有的洁净之心和朴素无华的那种自觉，理智、良心、正义感正在野性的贵族的梦幻中被撕成碎片，逐渐消弭于荒蛮的野地上；社会人与人之间的陌生、冷漠与麻木，是对于眼下拜物主义和文化时尚的最大讽刺，真诚、友爱、良善、朴实、勤俭的民风正在流失，追求奢华、享乐、自私、健康迷信、物质欲望、金钱至上；科学发展无科学，三个代表不代表，和谐社会不和谐，实用主义、机会主义、急功近利、单纯追求效率，崇尚贵族文化而鄙视个人内在修养，主流媒体和文化产品极力追求票房，在所谓“幸福”的伪装下，夸张与放大人类为享乐制造的各种科学和工业成果以及奢华的生活方式，整个生活被光怪陆离的灯影、美女、美食、豪车、豪宅、名品所萦绕；我们的灵性和精神被仄逼近一个狭窄的洞穴，一切都被富人哲学的励志符号所遮蔽，我们的整个民族正陷于一种缺乏高远心志和信仰依托的物化漩涡。

　　应开展全民的医学人文和身体伦理教育，救死扶伤、感恩立德、爱人如己、尊医重生。医学院校必须加大医学人文课程比重，医务人员应把医学人文教育列为最重要的职业培训科目和考核依据。这些观点，可以参考2003年我草拟的《南京宣言——关于中国人文医学发展战略与学科建设》中的一些观点和建议。

　　问：近年来，后基因组、人类胚胎干细胞等生命科学、医学研究，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对伦理观提出了更多的挑战。其中，您个人最关注哪项新技术？医学伦理应当如何坚守、弘扬人文精神，应对这类挑战？

　　答：生命伦理学的复兴一直与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相偶联，几乎每一项高新奇生命技术都涉及到伦理问题，生命伦理研究和生命伦理政策也应与其紧密配合，为其健康发展提供辩护；生命伦理法则和律令应该有效地为生命科学技术保驾护航，为建立有益于人类社会和文明进步的良善的、整全的科学秩序，应该提供指导和设定伦理界域，制定研究和应用的伦理规范和法律、法规，并对生命科学和医学界普遍进行有成效的医学人文和生命伦理学教育。任何自由都是有限的，我们在生命伦理学语境中所说的“宽容与允许”原则是有条件的，同时，我们坚守的这项使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

　　人类的技术进步是无法阻挡的，我们处于人类第二次觉醒和思想启蒙的新时代，在我们为所谓生命科学技术文明的成就所陶醉时，当我们失去往日那种努力精进、节制清洁、艰苦奋斗、谦虚谨慎、远离享乐以及沉思与冷静时，我们应该进行一次深刻的、生死抉择的反省。用医学人文精神的沐浴洗净和摆脱那种损害人类尊严、浮躁、喧嚣与自负的作风，特别应该对科学家的创造冲动给与保护的同时，亟待建立行之有效的生命科学伦理规范，应由高层管理者组织，邀请各方面人士，共商科学大计。后基因组计划中，存在诸多复杂的、未解的伦理难题，涉及人类美好的未来，应花大力气进行真正地考量，制定伦理规则和法条；此刻，我尤其挂虑我们那些天真的孩子，他们在如此环境下成长起来，如果没有医学人文精神，缺乏道德的理性辨识能力，我们的明天将如何？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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