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曾庆雨 ｜ “隐读者”对《金瓶梅》性书写的影响及其他

　　原标题：曾庆雨 | “隐读者”对《金瓶梅》性书写的影响及其他

　　摘 要：明代小说除了历史、英雄、神魔、世情四种题材类型外，还衍生有另外一个题材类型的小说——艳情类小说。明代四大奇书之首的《金瓶梅词话》，为

　　中国世情题材小说的开创之作，它与专事写艳情系列本无干系。可因作品中有若干涉及两性性行为描写的内容，使得《金瓶梅词话》一直占据着我国古代性文学

　　鳌头的位置。兰陵笑笑生在既有对世情社会表现时，还选择通过类似艳情（色情）的“性”事书写，加深了世情人伦故事的力度，并以此提炼出自然属性、本体

　　意义、符号指代这三个方面对《金瓶梅词话》主旨形成的作用。

　　关键词：《金瓶梅词话》的性书写 ，隐含读者 ，主题形成

　　我国古代小说创作题材的选取，经历了一个从史传记述走向现实生活描写的过程。而专注于写两性间“性”事内容，甚至以此作为创作主旨的文学作品，当

　　以明中后期为最盛。

　　由此形成了中晚明文学在演绎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小说和世情小说这四种题材类型后，生出了另一种类型题材选取的体系，“这就是艳情小说系列”

　　[1]。

　　尽管这一系列每每在文学史记述时，会因时代和社会境况的需要，出现有意或无意地选择性解读，甚至是选择性误读，而这欲说还休的姿态，时至今日依旧

　　保留，壁垒难有击破。

　　可是，采取禁封或是忽略的态度，并不能消弭这个系列曾经存在的事实。既然文学的书写是一个时代人的心态与世风的形象化记载，它就必然地带有该社会

　　的烙印。

　　不管后世的评判认为它是否具有所谓的积极、正面的价值存在，文本能够经年留存本身，就已经自带光环，自证其已有的价值意义。今人若选择“不予正

　　视”，这显然是一种幼稚的态度。

　　明代四大奇书之首的《金瓶梅词话》小说，因其对晚明社会中人情事理的深度刻画，而成为中国世情题材小说的开创之本、担纲之作。

　　按说，它本不应该与专事写艳情故事的这一分支系列扯上什么干系。可长久以来，《金瓶梅》因文本中有若干涉及两性性行为描写的内容而名声昭著，“艳

　　名”远播，还历时久远。

　　这使得《金瓶梅词话》一直占据着我国古代性文学鳌头的位置，且没有之一。

　　《金瓶梅》与世情和艳情（或色情）文学两两均沾，很难分割清楚的文本存在状态，造成了历时长久的学术纷争不断。

　　仅就这部小说的性质判定一端，时至今日，仍处于难以分说明白的混乱局面。产生出世情说、色情说、写实说、现实说、宣欲说、戒欲说等等，不一而足。

　　纵观种种观点提出的因由，皆因受众自身阐释立场的不同，故所得出的结论差异性就很大。可这些名目繁多的各种观点和说法，是否真能符合作者在建构作

　　品叙事体系时的本来原意呢？作者又是否有过他（她）对其创作时“隐含的读者”在某种程度的对话与接受呢？

　　对于这些问题，目前学界尚未出现较为认真的介入。因为，在对文学作品批评的传统方法与语境中，一部文学作品与之相关联的，具有“人”的属性的理解

　　习惯是很简单的问题。

　　所谓的“人”，仅限于作者和读者。二者的区别只在于，前者是书写，后者是阅读。这对于一个存在的具体文本而言，两者只有功能的不同。这种局面的形

　　成是很自然的。

　　对一部小说而言，作者亦为叙述者，或曰讲述人；读者即为接受者，或叫听讲人，仅此而已。可当“隐含的读者”的视角进入，并且作为文学批评方法之一

　　种时，对小说文本的批评却出现了别有洞天的一方运用空间。

　　所谓“隐含的读者”（下文简称为隐读者）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德国著名的接受主义美学家沃尔夫冈·伊瑟尔首先提出的理论概念：

　　“他（指隐含的读者）预含使文学作品产生效果所必须的一切情感，这些情感不是由外部客观现实所造成，而是由文本所设置。

　　因此隐含的读者观深深根植于文本结构之中，它表明一种构造，不可等同于实际读者。”[2]

　　从伊瑟尔的论述中可知，“隐读者”是指作者本人设定的、能够把文本从构思到具体形成为文本的全过程中，叙述者心中虚拟的，或说预想的非实体读者。

　　这种预想中的读者，时而扮演作者生活经验积累的记述人，时而扮演作者思想的运力元，时而是故事发动的牵引者，时而又是虚拟人物行动时的陪衬人。

　　“隐读者”随着创作者的需要而适时变换着身份和角色，“隐读者”决定着作者在写作文本时的情感，以及作者所需要具备的思维特质在其文本构建完成

　　后，显示出来的全部样貌。

　　“隐读者”是作家结构文本时一种无形的原料存在，即如同素材、故事、情节、人物、环境等等，它们是建构一部作品不可或缺的非物质形态的存在。

　　换言之，作者在写作文本时，已经有意识地设置了创作思维中具有指向性的“那个读者”的存在，它们是非实体存在的事实性读者。

　　诚如梁启超所言：“凡作一书，必先问吾书将以供何等人之读，然后其书乃如隰之有畔，不致泛滥失归，且能针对读者以发生相当之效果。”[3]

　　这清楚地说明，作者写作文本的过程是一个不断与心中预设读者做出交流和互动的过程。 这个过程决定了文本写作所选择的素材类型，还有整体故事情节

　　的结构布局，以及所写人物情感表达的个性特征具备等等。

　　这些前期的创作心理和文本营建，对于长篇小说的写作而言是必不可少的程序。正因如此，作者一方面会为创作而有意识预设“隐读者”的存在，另一方面

　　又在创作时会下意识地受到预设“隐读者”所带来的诸多方面的影响。

　　这种影响往大处说，有诸如对材料的搜集和取舍，对故事情节的安排和线索剪裁，对故事发展节奏的张驰，或对某个人物、事件的褒贬等等。

　　往小处说，有诸如对文字的斟酌、润色，甚至对书写方式的选择，包括抄录对象文本的选择等，作者都会或多或少地受到“隐读者”的影响。学者赵毅衡曾

　　指出：“‘隐含读者’是‘文本结构期待的读者’。”[4]

　　如此说来，《金瓶梅》既是中国第一部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叙事文学文本，[5]作者在文本书写中也具有“隐读者”存在，而这类被作者（讲述人）所预设的

　　非实体读者（参与者），它们会植根在文本结构形成的全过程中。

　　作者创作文本的过程，即是一个不断与自己脑海中预设的虚拟“隐读者”进行交流和互动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作者与“隐读者”相互间交流程度的深浅，决定了该文本写作所选择的整体结构布局，以及全部描述特征的情感表达需求。

　　相信《金瓶梅词话》的写作过程也不例外。既如此，分析“隐读者”存在对该文本批评的影响有作用吗？答案是肯定的。

　　因此，兰陵笑笑生在构建文本时就必需对“隐读者”要做出深层次的预设，我们一旦分析出他对“文本结构期待的读者”怎样预设，预设的根据又是什么等

　　问题，并且对这些问题能做出相应的解答后，便有望对长期以来该文本所存在的定性问题能得到更加清晰地对待。

　　《金瓶梅》研究在历经了几百年的是是非非之后，阐释者对文本创作主旨的定性判断，一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产生出不同的观点。依照周钧韬先生的总结，

　　可大致分为三个时期：

　　一是“古人大体认为《金瓶梅》是一部‘淫书’”；二是“近人提出《金瓶梅》是一部真正的社会小说的观点，但没有为其摘掉淫书的帽子”；三是“自上

　　世纪七十年代开始，金学界提出了二十多种说法。……这二十多种说法中，值得注意的有四说：

　　1.‘反封建说反腐败说’。

　　2.‘新商人悲剧说’。

　　3.‘人生欲望说’。

　　4.‘情色的温床’”说。

　　该文罗列出在16个层面上有关性书写的内容，并指出四个方面的价值，继而提出：“《金瓶梅》是一部性小说”，并认为是“对晚明社会性纵欲风气的全方

　　位揭示”[6]。

　　周文学术视野开阔，对今人有意避讳谈《金瓶梅》性描写问题的研究态度亦有所批评。可问题是那些影响文本性质的“性”事书写，作者究竟意欲何为？周

　　文没有做出进一步分析。

　　通过文本细读可见，兰陵笑笑生预设这个文本“隐读者”的层面十分广泛。

　　他在与“隐读者”对话时是理性的，这一点通过看他对两性秘事描写中，已实际上放弃了过多的行为想象，表现出的是一种小心翼翼、以免滑向色情笔触的

　　谨慎态度便可证明。

　　所谓对比产生思想，对比产生鉴别。把《金瓶梅》与当时流行的艳情或色情小说系列做一比较，便知所说不谬。

　　这种书写的情状，既可视为兰陵笑笑生对“隐读者”的参与度及指向性做出的引导，也可视为是预设的“隐读者”应对了兰陵笑笑生的书写策略后产生出来

　　的效果。

　　既然“隐读者”是作者对自我心中“期待的读者”的设定，这些非事实存在的“读者”便一直隐藏在作者创作文本的时时刻刻里。

　　那么，决定作者预设“读者”的类型就只能是与作者自身的认知环境、知识结构层次和书写能力强弱等方面有关，才能起到作用。

　　这个概念可用一个比喻加以说明：作者形同一名旅者，他通过截取一段行程的镜头来反映即时的感受和想法。这时能与之分享镜头感的只能是同行的旅人。

　　该比喻说明，作者只能在他所熟悉的场景（认知环境）社会谱系中（镜头内容）选择文本的预设“隐读者”（同行旅人）。而文本在结构（知识层次与写作

　　能力）完成的过程中，预设“隐读者”与作者之间产生了互动与交流，从而达到所成。

　　因为作者与“隐读者”只存在于一个共同的文本参照（现实生活）谱系中，这包括他们共同的社会规范，即与“隐读者”和文本将来会共同面对的现实中存

　　在的实体读者。

　　因此，作者、“隐读者”、实体读者三体构成了文学批评中“人”的实际指称，这三者之间，他们所共有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等认知的因素，以及作

　　者曾经阅读过的各类文字性作品，都会转化为众多信息能，起到对作者创作文本的暗示作用，这便是通常意义上说的“心灵的投射”。

　　当然，这些因素，以及各种阅读投射，都会或多或少地保留在作者的意识域之中，并会投影在作者所书写的文本当中。

　　这种对作者的投影与反射作用，不是，也不可能是完全的复制，而是作者在结合写作的文本叙述需求后，对已有的文字信息涵养和已有知识结构做出的选

　　择、组合、加工之后，使得该文本能形成新的样貌，建构出新的形式，传递出新的信息。

　　这些新样貌、新形式和新信息，则促使文本与“隐读者”之间的交流成为可能，并得以完成。这说明创作与抄袭机制是有根本的差别。

　　作者在书写时间中与“隐读者”之间经常发生的这种内部言语交流的过程，往往需要对词汇加以各种选择性的组织，并且有所斟酌。

　　而这种语汇的组织，必需要一定的技巧与方法。伊瑟尔把这种在创作文本中组织材料（素材）显现的形式、技巧、结构等等称之为“叙事策略”。

　　就叙事文本而言，叙说的策略限定了预设“隐读者”能够想象的范围，确定了引导“隐读者”的参与程度和指向规定。

　　与此同时，“隐读者”也需要对这些叙事策略进行应对。比如，对讲述逻辑的反向推定，这种情况一旦出现，就会发生故事情节脉络的阻断，叙述过程的混

　　乱，或者人物性格、行为的前后矛盾、对立等等。

　　《金瓶梅词话》在书写的叙事策略中，兰陵笑笑生所预设的“隐读者”应具备有结构文本所需要的辨识意义和解读意义。以下具体分析这两个意义对文本主

　　题形成的重要性：

　　1、辨识意义

　　兰陵笑笑生对材料（素材）选择和组织，采用直接与《水浒传》故事单元挂钩。

　　这说明作者叙事策略的指向既非拱顶之端的乌衣高堂，也非魏晋以降的神魔幻像，与唐传奇中的佳人故事依稀仿佛，而更实质的是江湖儿女。

　　作者采用继承长篇章回体书写形式，把个人的生活经验，以单元结构的方式，浓缩到一个个的家庭生活记述中来，并由此牵连出一个时代的三教九流，众生

　　百态。

　　作者选择描写市井人家的鸡零狗碎，后院女人的飞短流长故事为题材，并非唯“情色（色情）”描写方可叙说，这是《金瓶梅词话》与同时代类似题材叙事

　　策略的一大差别。

　　《金瓶梅词话》之前、之后的类似素材，有不少也可以不通过“情色（色情）”来讲述故事，刻画人物。这一点从版本各异的《金瓶梅》现存文本状态即可

　　得到证明。

　　因为，即便删除过于直白的“仅占全书百分之二、三而已”[7]的一万九千六百一十六字的性事书写内容，也并不影响《金瓶梅》总体的构架和叙述过程的完

　　整。

　　既如此，兰陵笑笑生为何在撰写文本时一定要写入那些性事描写的文字呢？是为了表现他在这方面文笔的稔熟吗？学人许建平的说法或许可以做一个参数：

　　“就叙事的方法而言，《金瓶梅》性文字的明显缺陷是公式化、雷同化。处处穿插着似骈非骈，似词非词的打油诗，……又由于这些文字多是从他处抄袭来

　　的，不但文字粗鄙低劣，甚至有的驴唇不对马嘴，写夏天的却挪用到了冬天，冬天事又插入一段夏天”[8]。

　　很显然，与其同时代的艳情（色情）小说家对性事书写的笔法相较，《金瓶梅》在这方面的笔力有所不逮，虽不能说乏善可陈，可也不乏可笑的地方。

　　不论是写床笫缠绵，还是感官刺激，《金瓶梅词话》在文字处理上确实是可圈可点。

　　台湾学者胡衍南认为，万历本《金瓶梅词话》对这两方面的描写在文字功力上应是十分精彩的，反倒是后来崇祯本的改编，使得这些鲜活的文字苦涩干瘪了

　　[9]。

　　但若把《金瓶梅》与堪称色情杰作的《肉蒲团》《痴婆子传》相比看，《金瓶梅》在性事书写上可谓战战兢兢。

　　兰陵笑笑生若是专意为写色情，那《金瓶梅词话》有关性行为描写的文字实在算不得出类拔萃，至少是不够鳌头的级别。

　　尽管笑笑生对性事描写的文字处理并不擅长，没能使其对性事书写达到文本中其他情节描写那样的精致和细腻程度，也没能形成较高艺术层面的文学情感触

　　动，比如类似于“瓶儿之死”一节那样的高水平显现。

　　或退一步说，仅仅是感官刺激描写的较高水平都做得不够好，但兰陵笑笑生还是很执拗地把这些内容写进了文本当中，并企图以此来勾起人物各群体行为的

　　方方面面，使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刻画人物形象的效果。 作者的苦心经营，应该说还真是产生了一定的成效：

　　“作者笔下的性行为文字，有韵文，也有散文。那些大白话的散文，……大概正因为其真，所以也最能活现人物的性格，揭示人物间的关系，展露人物心

　　理，显示丰富的生活内容，成为书中货真价实的文字。少了它，人物的关系、面貌就模糊不清，更难活起来。”[10]

　　由此可见，作者这样勉为其难的书写，明显是要有所针对，尤其当我们认为兰陵笑笑生是一个有思想的作家时，更不能忽略其文本创作的旨意与他预设的

　　“隐读者”之间交流的存在性。

　　这种存在性甚至引导，或说规定了写作者对《金瓶梅》文本出现的“镶嵌”（抄用）同期文本，袭用他人文本材料的选择意向和行为的产生，这也似可说明

　　《金瓶梅》何以存在着一定量的曲词文本的袭用现象。

　　2、从解读意义上看

　　纵观中国文学发展史，对男女两性关系中最为隐秘的部分，以直白写出或公开议论进行文本创作，当以明代文学中的艳情系列表现得最为集中和猛烈。

　　据相关统计资料得知“明代艳情小说大约有三十余种”[11]。中、晚明文学在创作题材的选择上，出现了一大批充满情欲性事描写的作品，文体上以小说创

　　作尤为突出。

　　这类作品亦成为历代艳情文学之冠，诸如，《如意君传》、《绣榻野史》、《痴婆子传》，以及风月轩（又名玄子）的《浪史》，邱濬的《钟情丽集》，广

　　野居士的《巫山奇遇》，以及《天缘奇遇》、《肉蒲团》等等，并以《金瓶梅》为压轴[12]。

　　而彼时的戏曲创作和流播方面也很突出，仅以汤显祖态度严肃，精心编写的《牡丹亭》一剧来看，精致的文笔中亦有着香艳的片段出现。

　　虽说在崇祯三年（1630）到十三年（1640）的十年之中，市井书坊间大量刊行各种版本的《西厢记》剧本，尤其在演出中受到很多拥趸追捧的《娇红记》、

　　《玉簪记》等，亦被纳入到了色情禁演的名册中[13]，可是更多真正带有色情意味的弹唱小曲，歌舞表演，其时在城镇乡村间依然是十分流行的。

　　关于这方面的材料，在明人小说、笔记中也多有记述。

　　在诗词创作方面，李梦阳等前七子诗文运动后，一贯以严肃道统面目自诩、视官方主流价值传播为己任，且对其他文体持有睥睨姿态的诗文创作终于出现了

　　裂变。

　　明中期，江南名士祝允明（1460-1527）颇具“标题党”之嫌的《艳体诗册》，曾经是广为流传的。到了万历年间，更出现了被誉为“艳体圣手”的王彦泓

　　（1593-1642）名副其实，个性十足的诗集《凝雨聚》共四册，流播甚广，大有一时洛阳纸贵之状，其影响波及到了对日本近现代诗歌的创作内容与方式。[14]

　　通过上述可知，各类不同文体出现了同类题材的选择，对这一现象的勘察，使人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兰陵笑笑生在创作《金瓶梅词话》伊始，在建构整个文本

　　的历程中，他与“隐读者”之间的共鸣。

　　其共同点在于：他们同属一个社会规制所形成的认知结构和社会心理谱系。但也有令人疑惑的一点，一般而言，作家写作当是选择避短扬长，这是写作的一

　　种本能，可兰陵笑笑生却用不很擅长的性行为书写，作为他建构整部文本的基线，这岂不是一种“扬短”吗？

　　那么，《金瓶梅词话》结构思考的叙事策略，会否不仅仅是因为看到社会现状有所触动，或者因个人遭遇产生悲愤而抒发，而是有着与当时某种思潮的涌

　　动，或是人心的焦虑相关联呢？

　　又是否可以考虑，作者是以创作小说文本的方式，来回应他自身与社会之间各种思想情感方面的困惑呢？这文风与世风的因果纠缠，究竟孰是因孰为果呢？

　　之所以提出这样多的疑问，那是因为这些问题在《金瓶梅词话》的文本中都有着程度深浅，思想各异的涉及。

　　这也恰好透露出作者与“隐读者”之间的对话存在是一个事实，同时也证明了他们两者之间对话的指向性是十分明确的。

　　既然《金瓶梅》中的“性”书写是该文本中已经存在的事实，那么作者对于笔下各类性事描写的具体内容，以及相关联到的人物设计必然是有所考虑的，相

　　信作者也有过下笔犹如千钧重的徘徊时期。

　　虽然我们没有具体的材料可以证明兰陵笑笑生在构建文本时，引入一定数量的性描写只是为了能统摄“酒、色、财、气”的劝诫主旨，但“就是《金瓶梅词

　　话》开头，亦即在主体故事展开之前，一阙引词和一则入话故事，在此作者明明白白告诉我们，一部《金瓶梅》写的就是‘情色’二字。……值得注意的是，作

　　者在引词入话中，根本没有说到与朝廷黑暗、官吏腐败有关的话题，也没有说到商人发迹变态的话题。这说明在作者头脑中，根本就没有写反封建反腐败，写商

　　人发迹变态等观念。”[15]

　　如此看来，不善写性事而写，不以写性为的而写，难道仅仅是因为作者创作该文本的主旨就是要对“酒、色、财、气”所倾注的事理与人情进行统摄？（这

　　一点被后来阐释者解释为起到劝诫和教谕的作用。）

　　但这种说法显然不是兰陵笑笑生建构《金瓶梅词话》文本叙事策略的全部内涵。

　　倘若，兰陵笑笑生真是把写“情色（色情）”作为文本构建的终极叙事策略的话，那么，他将面临书写方式的选择有二：要么，专注于市场书坊的流行趋

　　势，以感官刺激度高的两性性事书写为主，以便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获取可观的润笔回报。 这正是当时很多写手（以区别于作家）的选择；

　　要么，自己立意高远，专注于批判以文本虚拟角色的“人”在以“性”为欲望追求，以名利场中的身心迷惑和挣扎，以凸显道德的突破与往还，以及与之有

　　关的生命伦理、人生价值等问题为思考而表现。

　　很显然，现今我们阅读到的《金瓶梅词话》文本内容证实，作者做出的选择是后者。

　　需要特别说明的一点是，在涌动的书场和书商中，对于两性性事内容的书写和传播热情，已然构成了《金瓶梅词话》写作时预设“隐读者”的环境成分，也

　　构成了作者与“隐读者”之间的对话内容。

　　倘若还原《金瓶梅》的写作时代，要理解“情、色”二字之于文本结构和叙事策略的重要性，这也并非不可为之事。

　　关于《金瓶梅》文本的创作时间学术界有着不同的认定，而认定的根据大多源于该文本所书写的内容，并由此进行举证：“遂有嘉靖说、隆庆说、万历说，

　　中间跨越半个多世纪。”[16]

　　从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到崇祯皇帝最后覆灭的二百多年中，嘉靖到万历间，大约经过半个余世纪，而恰恰是这半个多世纪，明王朝处于人文思想极其新

　　锐、活跃的时期，文坛创作进入到了一个推陈出新的阶段。时下以程朱理学为表征的官方主流意识形态，受到了来自阳明心学为缘起的新思想的挑战。

　　在中国历史上，有关于人欲的问题首次成为人们最为关注的一个思想问题。[17]

　　明代文学对“性”事以及相关文化书写的热情，在那个时代如此爆棚，这不仅导致了文学题材的选择竟然做出如此高度集中的反映，更加之书场、书市和印

　　制技术的发展成熟，书籍商业的消费热点刺激等等。

　　当然，仅限于这样的解释，或说认知未尝不可，但仍过于着眼对外在环境因素的强调，而忽略了时人对流行趋同性的认可和选择的主观意愿成分。

　　明代中晚期阶段，王阳明“心学”思想极为流行，之后又有李贽为代表的后泰州学派思想影响显著。李贽曽明白提出“人欲即天理”的观点。

　　李氏著述广为流传，影响巨大。这似乎可以解释，为何一时之间的晚明社会，凡属有关于两性“性”事的内容书写，皆能炙手可热，形成一时文坛创作题材

　　选择的热点，并受到书刊市场一路追捧，蔚为奇观的原因。 只是盛名之下，其实难“懂”。

　　真正能解读李贽思想者，不仅在明代寥寥无几，就在之后的时代中也为数不多。 这可从李贽身后文坛的萧条，以及写作内容向官方传统儒学主流价值观的

　　主动回归得以证明。 但是，《金瓶梅词话》的出现，恰如是一种对一个时代归结似的孤鸣一般。

　　兰陵笑笑生对“人欲即天理”之论说，确有颇具深度的思考和本质性的领悟。 唯其如此，他才能不顾自己写作的短板，而把两性间的“性”事书写，作为结

　　构文本的基线，作为文本中人物行为和命运格局的牵引之一端。

　　那么，人欲与天理之间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关系？

　　人欲之始，可分为本能欲和物质欲两类。在人与生俱来，属于生而有之的欲望中，生存欲与生殖欲是人的最基本的欲求，故称之为本能欲。

　　人在本能欲得到满足后，外部世界的财富占有，美色动心等所谓的物质欲，则是通过相应的物质刺激所产生。

　　作为地球生物中唯一具有复杂情感的人类而言，不论是与生具有的本能欲，还是后来受外界物质刺激后产生出来的物质欲，皆会令人生出恋恋不舍的感情。

　　而所谓“人欲即天理”中的人欲，指的是人本能欲的内容。

　　人的本能欲不仅生而有之，且是上天赋予，不是外界激发所产生的，故称之为“天理”。

　　所以，人被外部世界刺激产生的各种“酒、色、财、气”的欲念，并不是“人欲”的本质内在，更不属于“天理”，而是外附的欲念。

　　既然生殖是本能欲，与生殖有关的性欲当属于人欲的本原点之一。所以，西方哲学家认为，“性欲是一种最激烈的情欲，是欲望中的欲望，是一切欲求的汇

　　集。”[18]

　　西语中的一句格言更为直白：“生活中的一切都和性有关，除了性本身。性关乎权利。”（引自《HOUSE OF CARD》，2016版）

　　以此论来关照《金瓶梅词话》的创作建构，兰陵笑笑生则必然要选择剖析“性”的本质来看懂“人欲”与“天理”的相互关系。这是《金瓶梅》文本叙事策

　　略的思考所在，也是他对抄录相关内容材料的筛选、对目标文本选择判断所在。

　　因此，作者在移用《水浒传》武松故事单元的同时，他不仅把潘金莲与西门庆人物之间的性行为描写有所细化，还大量补充了与潘金莲发生实质性关系的男

　　性人物，如陈经济；以及写出让潘金莲抱有强烈性幻想的人物，如武松。

　　在这些涉及到两性关系内容的故事中，作者着笔最多，写得最为详尽的当属潘金莲和西门庆之间的性事描画。

　　可不论是“醉闹葡萄架”（第二十七回），还是“兰汤邀午战”（第二十九回），一直到“西门庆贪欲丧命”（第七十九回），潘金莲与西门庆之间的性行

　　为，大多被写成是狂野而残忍的。

　　作者以文学书写的方式给文本完型后，后来的实体读者才可以看到人性中最龌龊、最肮脏、最痛苦的一面，即在两性的性关系中，以最亲密的家庭关系为包

　　裹，从而掩饰起来的那种性征服、性虐待、性压榨、性交易和性暴力等，非人性正向，非文明的丑恶的两性关系展示。

　　而这类反人类文明、反人类道德的两性关系产生的性行为，往往也是最隐蔽的人间恶行。

　　这种带着家庭遮蔽性的两性丑陋行为，很少会被社会观察到，也很少会被文学严肃地反映出来，也很少会受到伦理范畴中人性本质的追究和拷问。

　　兰陵笑笑生与他的“隐读者”在人欲的可控与膨胀，在伦理的底线与突破，在人的自然属性与人的社会属性析辩和对话中，似乎一直处于一个相互博弈和绞

　　杀、彼此争论又相互借鉴的状态中。

　　压抑人的本质属性肯定是不道德的，然而泛滥无度的本能欲追求，难以满足的占有欲望，并将这种欲望作为一个人社会身份地位，甚至是人生终极价值的实

　　现目标，同样是不道德的。

　　作者就在这样溢满了痛苦思辨的文本叙述书写中，使实体读者能从文本中真实看到，以两性“性”事为标志的物欲是如何膨胀，如何泛滥，以及因这种欲望

　　的贪婪无度之后，惨烈的人生之悲，以及轮回无尽的恶果。

　　作者这种书写的方式，从趣味到主旨显然与当时众多宣扬情欲放纵，沉迷于性快乐的艳情作品大相径庭。

　　兰陵笑笑生与众不同的叙事策略，可视为是作者与预设“隐读者”在相互交流之后所产生出来的文本状态。

　　亦可由此推想，在他和“它（隐读者）”之间讨论的中心之一，便是有关两性感官的愉悦是否就是人的“性”欲的全部意义。

　　在经过一番追问之后，作者采用了以新的人物形象孟玉楼的植入，把叙说故事的空间维度，由《水浒传》转移到属于《金瓶梅》的新空间结构中来[19]，并

　　通过这一新的人物形象出现，引导出吴月娘、李瓶儿等若干与《水浒传》无关的人物，以此来进一步扩展文本的叙事体量，也更好地阐释“性”的其他属性问

　　题。

　　在有关“性”事书写内容的铺排上，孟玉楼、吴月娘与西门庆之间的性关系处理，文本反映出来的是作者对人类社会家庭中比较正常的性行为诉求的肯定。

　　孟、吴、西门之间对于“性”的欲望，根本上是符合人类社会繁衍后代，子孙绵延的共同伦理范畴需要的。故而，作者用笔简练且趋于干净。这是作者对于

　　人之有“性”本能欲的认可。

　　这样的两性“性”事是人伦之大道，是人类生命延续的必要，无可厚非。文学文本书写这样的内容，本就是理所当然。

　　就算是比较特殊的李瓶儿，对她一生经历过的两性关系中的“性”事书写，作者的态度也是同情多过贬责，且最终让她定格在以情为要，符合社会伦理要求

　　的婚姻范围中。对此后文还将有较为详细的分析。

　　在写西门庆与王六儿、林太太，以及青楼的各色女子，还有西门府中仆妇们之间发生的种种性关系时，作者的着意点在于两性关系与社会问题层面的剖析揭

　　示上，更多凸显以两性关系的“性”事作交易手段。

　　作者用笔主要集中在西门庆与王六儿之间，他们不仅是财、色交易，更引出了贪赃枉法的命案。

　　这便有了后来实体读者在对文本阅读后，产生出来有揭示社会黑暗，吏治混乱，反映社会问题等的一系列观点。

　　作者与“隐读者”之间对于两性间性交易的看法，也涵盖在了西门庆与妓家女子和府中仆妇们之间发生的各式性关系描写中：

　　有的交易是权钱利益链产生的（如西门庆的大丫鬟们被送入翟府），有的交易是官场人际关系中产生的（如西门庆暗中给赴任官员们招妓），还有的交易是

　　由于行业竞争中产生的（如郑爱月与丽春院之间的明争暗斗）等等。

　　可不论是什么性质，什么内容或什么目的交易，这些性行为的发生都是以“性”事作为筹码。

　　这些涉及两性内容的各种故事的出现、各个情节的组合，以及对人物行为心性的同异选择和描写，均有着作者与“隐读者”之间的讨论与交流，甚至相互的

　　砥砺存在，才得以形成今天文本中人物故事的样貌。

　　所以，该文本建构出来的内容，若确实具有深厚的社会问题反映，广泛的社会多层面覆盖的话，那便是作者创作意图的原本所在。

　　《金瓶梅》以人物形象塑造方式对两性间的性关系做出了从伦理的正常态向非伦理的异化态的细致考察，并且把作者和“隐读者”之间的思考与对话，延伸

　　到了文本中，在由两性组合而成的家庭、婚姻、财产、子女、朋友等等最基本的社会伦理问题上，最终结构出一个给实体读者具有开放性批评可能的选择。

　　对于几百年来有关《金瓶梅词话》的批评若是做一个分类陈述，可套用鲁迅先生的句式：文学者看见世情，伦理者看见悲悯，宗教者看见轮回，理学者看到

　　道统，禁欲者看见淫荡，从商者看见资本，从政者看见权势，性学家看见房中术，社会学家看见两性利益博弈。

　　可不论实体读者具备哪种属性的阅读视角，他们都会有“作者与读者的感情仍旧没个着落”[20]的失落感，那便是悲悯无泪，轮回不果，人欲不达，淫荡少

　　足，资本无恒，权势难永，房中泄恨，两性无情的怅惘感。

　　人生的种种希望和期盼，人伦应有的私密空间需求与人性中掩藏着的龌龊和肮脏情结，不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正向的与反向的，它们都不可调和，也不

　　可无视。

　　这样一种冷酷的讲述，造成了实体读者在选择阅读初始，便每每感到所预期的各种心理指向与目的，皆不能得到慰藉和完满。

　　如果仅以人物形象塑造来全面地完成两性关系的终极实现和得到而言，这个人物形象非李瓶儿莫属。在李瓶儿与西门庆的关系中，存在有十分强烈的变化过

　　程。

　　从一开始西门庆为财，李瓶儿为色的错位交集，到两人对性快乐的共享和沉溺，再到他们之间两性关系的失落、重拾，直至走到了婚姻家庭中，以及孩子的

　　出生。他们双方从由男女的性爱痴迷，渐渐升华为亲情的互爱。

　　尽管文本中李瓶儿以悲剧收场，可这正好说明作者对“性”与“欲”的理解是透彻的。

　　性欲不是人欲的全部，也不是原罪。使得性欲变成罪恶的是贪婪，是物质欲的无限膨胀。

　　人类文明的出现，便是从人的物质欲中培养出一种被称为精神欲的欲望，这是抗御物质欲极度膨胀的重型铠甲。

　　人唯有精神欲的不断攀升，才会变得情操高尚，境界高尚，人格高尚。所以人的精神欲亦属天理，人的精神欲亦合人道。

　　从本能欲的人，到物欲的人，再到精神欲的人，这便是本我，自我，超我三重境界的区分。 从“本我”到“超我”，人生境界的转变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有时甚至是以生命的牺牲为代价。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作者与“隐读者”之间通过对话、交流、争论，进而达成共识。这使得创作意图从一个构思到终于完型，最后以相对完整的实体形态存

　　在提供给实体读者。

　　在这一系列的书写过程当中，不论兰陵笑笑生是通过陈述的方式，或是抄录、“镶嵌”的方式，在既有对世情社会表现时，还是选择通过类似艳情（色情）

　　的“性”事书写来加深世情人伦故事的力度，并以此提炼出三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性”是人与生俱来的自然属性，无善恶之分。“性”具有社会伦理方面的重要作用，即繁衍子孙，传宗接代，延续文明。

　　第二，“性”所具有的本体意义在于它属于人类最原始的身体快乐来源之一，即生理或感官的感知享乐存在。

　　人类以此为据，产生出不同时代，不同社会文化体征生存过程里，作为个体的人对社会伦理要求的“性”事须是以情感为前提，以家庭为载体的一种契合。

　　当然，在社会反伦理阶段也会出现相背离的属性。

　　第三，“性”所代表的符号意义，在社会变异中发生了正负两极的指代性，由此便出现了对“性”之本义的异化，甚至恶化，即在特定情形下出现的性暴

　　力、性压迫、性索取和性交易等反人伦的性行为，以及对性文化的禁忌和封杀等社会管制行为。

　　由此可知，《金瓶梅》中具有艳情笔触的“性”事书写，不论是仿拟或错漏的描述，还是刻意的抄袭“镶嵌”，其目的都是为了文本结构完成后，使实体读

　　者能够更多关注“人欲”与“天理”的问题。

　　作品明显是为这些实体读者而写，兰陵笑笑生寄望于实体受众能对两性关系的本质做出一种全面，而非选择性的解读和领会。这一点当今已经有学者注意到

　　了，故提出《金瓶梅》明显受到了当时“心学”思想的深刻影响[21]。

　　而在《金瓶梅》接受史上，第一位体察到《金瓶梅》关于“人欲”问题思考，并企图做出全面解读的人，当属清代张竹坡无疑,这或许就是“伟大也要有人懂

　　得”（鲁迅语）的含义。

　　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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