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化理论论文优选九篇

栏目：人物资讯时间：2023-08-07

　　异化理论论文第1篇

　　一、“异化劳动”概念解读

　　异化(alienation)一词来源于拉丁文的alientio和alienate，表示脱离、转让、出卖、受异己力量统治、让别人支配等义。在近代，欧洲哲学家霍布斯是第一个提出异化概念的哲学家，霍布斯认为，国家本身就是一种异化(他主张人性本恶，认为人与人的关系像狼一样，总是处于战争状态)，异化主要是指转让。法国的哲学家卢梭的异化思想反映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发表的《人权宣言》中，他主要从经济、政治和伦理道德的角度阐述了这一思想，把异化看成是人们利己主义的结果。而真正从政治上探讨异化，并达到一定程度的是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在他的伦理学和社会理论中，汲取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积极因素，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异化概念。他认为，异化的社会往往使人们行为的结果也发生异化，良好的愿望并不产生良好的结果。由此可见，在近代，异化概念是唯物主义或启蒙学派的哲学家们用来表达反封建社会政治观点的一个工具。真正把异化概念纳入唯心主义轨道，还是从德国古典哲学开始的。首先使用异化概念的是费希特。在他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的基本范畴一“自我”和“非我”中，异化是个基本概念。在哲学史上，黑格尔在本体论中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异化概念。他认为异化是绝对观念向自然和社会的外化和退化；异化是正源的对象化或物化和客观化；异化是对客体的认识和改造。在德国古典哲学中，费尔巴哈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异化观，建立了自己的人本主义的异化观；马克思从英国古典经济学特别是从黑格尔关于劳动和异化的思想中得到启示，认为人的异化归根到底是劳动的异化，这是人的一切异化的基础。只有把人的异化最终地归结为劳动的异化，才能展示人的异化的秘密，进而揭示出社会不平等的根源。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出发，分析了人类生存的基础即劳动对人的实际作用，从而揭示了人的异化的本质，提出了一个崭新的概念——异化劳动，在历史上第一次确定了异化概念严格的确切的含义，赋予了这个概念以社会经济的实质内容，树立了一个正确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新起点。

　　二、马克思异化劳动思想概述

　　总的来说，《手稿》是马克思从经济学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进行的初步分析。马克思把哲学的研究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结合起来，这使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同资本家尖锐对立的经济现实，看到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劳动价值论同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深刻矛盾。《手稿》有关异化劳动的论述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马克思根据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主要是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论述，通过对工资、资本和地租的考察，研究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结构和规律(中心是劳动和资本的对立)。第二部分，马克思从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前提出发，把异化和对劳动的分析结合起来，运用异化理论对社会基本阶级关系进一步作了分析，指出上述对立和矛盾的根源在于劳动的异化，得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结论，这是人本主义哲学的本质批判。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总的批判，为他剖析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确定了出发点，即“我们是从国民经济学的各个前提出发的”[1](P42)。而所谓的前提就是“把私有财产，把劳动、资本和土地的分离，以及工资、资本利润和地租的分离，还有分工、竞争、交换价值概念等等，当作前提”[1](P42-43)。其实质也就是异化劳动。马克思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对“异化劳动”进行了规定。

　　(一)从生产结果看，劳动者的劳动和他的劳动产品相异化。马克思认为劳动产品是劳动的结晶，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劳动产品本应该属于工人，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异己的东西，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独立力量，是同劳动对立的”[1](P44)。就是说，工人劳动的产品不仅与工人相脱离，而且变成与工人相对立的东西，劳动所带来的后果就是“劳动为富人生产了珍品，却为劳动者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却为劳动者创造了贫民窟”[1](P46)。

　　(二)从生产过程来看，劳动者和他的劳动行为本身相异化。马克思认为，劳动本来是人的本质，是一种区别于动物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人在劳动中肯定自己，满足自己的需要，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智力。而异化劳动则使劳动变成了外在于人的东西。“因此，劳动者在自己的劳动中并不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并不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并不自由地发挥自己的肉体力量和精神力量，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到损伤、精神遭到摧残。”[1](P45)马克思还指出：“劳动的异化性的一个明显表现是，只要对劳动的肉体强制或其他强制一消失，人们就会像逃避鼠疫一样地逃避劳动。”[1](P47)转(三)从人的类本质上看，人的类本质与人相异化。这是马克思根据异化劳动的已有的两个规定推导出的第三个规定。马克思认为“人是类存在物”[1](P48)，人的类生活、类存在就是劳动，即自由自觉的活动，这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最根本的标志。人类通过改造对象世界，使人类的类本质对象化，在改造无机自然界得到表现和确证。在异化劳动状态下，人对人的类本质的体现完全发生了变化。“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剥夺了他所生产的对象，从而也剥夺了他的类生活、他的现实的、类的对象性，而把人对动物所具有的优点变成缺点”；“异化劳动把自我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单纯的手段，从而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1](P51)。由于劳动产品的异化使人不能确证其类本质，劳动本身的异化则是把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变成仅仅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于是造就了人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人的类本质变成人的异己的本质，人变成了丧失类本质的人。

　　(四)从人的社会交往看，人与人关系相异化。马克思认为：“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这一事实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人从人那里的异化。”马克思又进一步指出，“人的异化，一般说来，就是人同自己本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同其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1](P52)。

　　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必然同他人相对立，也是他们中每个人都同人的本质相异化。他指出，如果劳动产品对工人说来是异己的，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如果说劳动者的活动对他来说是苦恼，那么，这种活动就必然给别的什么人带来享受和欢乐”[1](P53)。至于这“别的什么人”不是神也不是自然界，而是由异化的、外化的劳动所生产出来的资本家。从而，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这样，马克思就解决了开始时所提出的任务——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学当作不言而喻的前提(私有财产)的任务。

　　马克思这里的整个思考线索是：从资产阶级经济学肯定的事实出发，分析了他们所说的劳动其实不过是异化劳动，然后由劳动的自身异化理解了人类的自身异化，理解了阶级关系和私有财产的本质马克思指出，劳动的对象化不等于异化，只有在私有制条件下，才表现为异化，从而把劳动异化和私有制联系起来，因而要消除异化就必须消灭私有制；异化是现实的、客观的，异化借以实现的手段本身就是实践的，异化劳动概念及其四个规定就是对现实劳动异化的概括。马克思通过对异化劳动的分析研究，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暂时性，论证了历史必然性。

　　三、异化劳动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

　　虽然，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思想是一个不成熟的理论，其中还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较深。但《手稿》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的作用和地位是不容抹杀的，其核心概念劳动异化导引着马克思以后理论研究的思维方式和方向，劳动异化理论正是不成熟的马克思思想向成熟的马克思思想过渡的中介和桥梁。异化劳动理论的历史作用主要在于为马克思以后发现并创立剩余价值学说和唯物史观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异化劳动理论把生产劳动看成社会历史的基础，为唯物史观找到了科学的理论前提。以往历史观的根本缺陷之一，是不能理解物质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因而不能理解人类历史是个自然史过程，不能发现社会历史的客观规律。相反，异化劳动学说却已开始把对社会历史问题的研究转向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生产劳动，找到了理解全部人类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从本质上揭示了人与动物的独特差别；并用这种观点说明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发现人类历史所以会发展到私有制社会，是劳动自身性质发展的结果。

　　异化理论论文第2篇

　　“异化”在近代西方是一个哲学和社会学的概念，意为事物向对立面转化。德国哲学家费希特、黑格尔、费尔巴哈分别从“自我意识”、“绝对精神”、“宗教”等意义上引入和使用了“异化”这一概念。在马克思看来，异化是一个具有辩证法思想的概念，它指的是这样一种现象：人们自己创造的某种东西，反过来支配和控制了人自身。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和哲学手稿》（以下称《手稿》）中多次使用这个概念，用以说明“劳动异化”现象，即劳动者创造了资本（财富），但是反过来却要受到自己创造的东西——资本的控制。以此来审视，人类创造的文化以某种方式奴役并控制人类自身，便是文化的异化。《手稿》中，马克思立足于劳动实践这一人类本真的存在展开了丰富和深邃的文化异化的思想，我们应该好好去探究。

　　一、马克思“文化异化”思想的逻辑起点

　　马克思对“文化异化”问题的阐释，是从对人的本质、文化的本质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探寻开始的。而对人的本质与对文化的理解是一个相互制约、互为认证的过程。“在马克思之前，哲学家只承认理性或精神是人的本质，所以他们只能把纯粹的精神产品、理性产品理解为文化，也只能在这种狭窄的文化视野中观照和展开人的本质。”[1]马克思则扩展了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他把“实践”纳入人的本质和文化思考之中，从而超出了把精神产品视为唯一文化产品的狭隘观念，大大拓展了文化的视域。

　　（一）从人与劳动实践的关系本文由收集整理中探寻文化的起源。马克思在手稿中没有直接界定文化，但在对世界进行的划分中，把文化作为一个特殊的类划分出来。被马克思加以区分的世界，即自然界、人、“人化的自然”。手稿中，马克思首先肯定了人与自然一体的状况，把自然称之为“人的无机的身体”，而在经过改造之后，自然界就“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而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

　　马克思不只是从结果来看人的创造，而且还注意到活动本身的意义，即“这种生产是人能动的类生活”，也就是说，是一种创造性的生活方式，这样，从过程到结果，一种有别于自然的文化形式得以显现出来。马克思讲的“生产”和“改造对象世界”，无疑都是指劳动实践——人所特有的活动。马克思通过“劳动”，摆脱了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形成了对文化研究的唯物史观的视野。

　　（二）文化的本质即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马克思是在人与文化的互动关系中理解文化的本质的。文化形成的过程即是人对自然进行改造的过程，同时，人在这个过程中证明了自己的智力和能力，能够自由地实现自己的目标，使人由自在的生理需求者提升为自为的创造主体，如手稿中所说，“劳动是……人的自为的生成”[2]163。马克思继而通过“两个尺度”指出人的自然属性在人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发生了新的变化，无论就其内容还是形式说，人的自然属性都在长期“人化”过程中形成了人类文化的新质。人在劳动中确证了自己的本质力量，人在劳动成果中体验着快乐与自由，因此，马克思说，“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从实践方面来说，人的本质对象化都是必要的”[2]126。文化的必要性也从人的提升的角度得到确认。劳动——这种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形式，一方面创造着人的世界，另一方面也创造着人本身，人创造文化的同时，文化也在塑造着人。可见，马克思把文化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看成是劳动的外化。所以其异化劳动的理论也理应蕴含着“文化异化”思想。

　　二、马克思“文化异化”思想的主要观点

　　马克思认为，实践是人类的生存方式，劳动作为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是人类的本质特征。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实践却背离了人的本质，劳动沦为一种与人的本质相异化的力量。物质世界人的本质的异化必然带来精神文化世界的本末倒置。在《手稿》中，马克思从批判现实的劳动异化和人本质异化的状况，进而上升为对文化异化的批判。

　　（一）文化作为人的创造物，却成为束缚人的精神和创造的异己力量。手稿中，马克思说道：“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的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大，他本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3]52从劳动者与劳动活动的关系而言，本来，劳动是人的创造性活动的发挥形式。只有在劳动中，人才能与对象建立关系，人才能把自己的本质力量表现出来。从人所获得的自我肯定和欢乐而言，劳动是一个重要的来源。但是，在私有制的形式下，劳动者通过劳动并不能得到物质财富的满足，而是遭受从物质到文化的摧残，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带给工人的却是物质的赤贫和精神的匮乏。这样，在本质上，“工人自己的体力和智力，他个人的生命，就是不依赖于他、不属于他、反转过来反对他自身的活动。这就是自我异化”[2]951。文化作为人的创造物，成为反过来压迫工人、束缚工人的精神和创造的异己力量。

　　（二）文化作为自由自觉的活动，却成为个人生存的工具和手段。这是从劳动者与自己所应该具有的人的类本质的关系而言。所谓“人的类本质”，也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东西。马克思在手稿中讲人作为“类存在物”时，强调的正是人的基本机能，即劳动行为。马克思在对比人与动物时指出：“在对客观世界的改造过程中，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的生活，因而生产劳动实际地证明了人是“类存在物”。但是，在异化劳动中，由于“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取了他生产的对象，也就从人那里夺取了他的类生活”，“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的能力——变

　　成人的异己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2]97。结果，“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性行为，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是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却觉得自己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2]94。这样，劳动本来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但异化使之成为仅仅维持生存的手段。由于人只剩下动物性的生存，“人的类本质”也就丧失了。

　　（三）文化作为对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却使人沦为物的奴隶。马克思认为，文化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一种确证，“从主体方面来看，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毫无意义，不是对象，因为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一种本质力量的确证”[3]87。文化创造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通过文化创造活动，人们能够获得自我肯定的欢乐，可是在私有制条件下，所有人，包括工人和资本家都沦为物的奴隶，也就是沦为自己创造的文化的奴隶。如果说工人是因为自己创造的劳动产品被剥夺而被异化，那么资本家则是因为无偿占有工人的劳动成果，“不劳而获”而异化，“忧心忡忡的、贫穷的人对最美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经营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独特性；他没有矿物学的感觉”[3]87。在资本主义社会，穷人疲于奔命无力欣赏美，富人穷于享乐无心欣赏美，这种文化不是对人的肯定而是对人的能力的抵制和瓦解。物质至上的文化成为人们自我发展的桎梏，人丧失了价值理念和价值追求，成为随波逐流的流浪者，成为物的奴隶。

　　三、“文化异化”的产生原因

　　马克思并非只停留在对异化现象的描述和批判上，他继续追问是什么原因使劳动，使文化发生了异化。在手稿中，马克思追问：“我们已经承认劳动异化、劳动外化这个事实，并对这一事实进行了分析。现在要问，人怎么使他的劳动外化、异化？这种异化又怎么以人的发展的本质为根据？”[3]63

　　（一）文化异化的社会原因——强制性、固定化的社会分工。马克思认为，首先，强制性的分工是导致异化的直接根源，“也就是说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是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4]86。分工的不同使得每个人的活动就不同，这些活动联合起来产生统治人的力量，这种力量由于分工的程度不同和生产力的发展不同，所以形式也不同，以前是政治权力，后来是神权，现在又是资本的力量，但是无论是哪种力量都不以人的意志转移，反而支配人的行为意识使人们盲目的相信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控制着自己，相对应的就产生了对宗教、权利、金钱的追逐。其次，马克思还认为固定化分工导致劳动的异化。“当分工出现后，这个人就有了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推动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4]85分工的出现使得一定的人只能从事一定的、专门的社会生产；与此同时，个体从事一定的生产不能满足自己的全部需求，因而只能让渡自己创造出的社会产品的所有权，而通过与别人交换得到自己所需的产品。因而，分工的强制性和固定化必然带来工人与生产资料以及劳动产品的分离，造成人性的消解和人的片面发展，最终导致了异化的产生。

　　（二）文化异化的制度根源——私有制及资本对文化的统治。如果说固定化的分工从生产力的层面上指示了异化产生的根本原因，那么私有制则是从生产关系的层面上说明了异化的产生源于特定的生产方式。在手稿中，马克思指出，“与分工同时出现的还有分配，而且是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支配”，“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4]84。马克

　　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具有抽象、空洞和颓废的显著特征，因而文化不具有提升精神的功能，某种程度上甚至存在着倒退性。就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如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所阐述的，“资本主义生产就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在物、资本肆意横行，成为一切主宰的资本主义社会，人性被物化和奴役，“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和片面，以至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所拥有的时候……总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尽管私有制本身也把占有的这一切直接实现仅仅看作生活手段，而它作为手段为之服务的那种生活是私有制的生活——劳动和资本化”[2]124。私有制本身就内在地包含着束缚文化自由发展的条件。

　　（三）文化异化的人本原因——人的需要的歪曲与异化。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而是为了追逐利润，“每个人都千方百计地在别人身上唤起新的需要，以便迫使他作出新的牺牲，使他处于一种新的依赖地位，诱使他追求新的享受方式，从而陷入经济上的破产”[2]132。在私有制条件下，“需要”成为无止境的物欲追求和享乐，人们的需求越多，就越成为欲望的努力，人们的劳动，文化创造活动不再是人的本性的展现，而仅仅成为低层次的需要。对于资本家而言，是生产出离奇古怪的需要，而对于穷人来说，则是生产出粗糙、简单甚至野蛮的需要。在这样的情境下，在马克思看来，人们的任何一种感觉不会再以人的方式而存在，也不再以非人的方式，甚至不再以动物的方式存在。因而，我们可以得出人的需要的歪曲和异化也是异化发生的重要原因，它也是文化异化产生的人本根源。

　　四、“文化异化”的克服之路

　　那么，怎样才能克服对象化关系中的异化现象，克服文化异化呢？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不同于黑格尔，也不同于费尔巴哈，他从社会关系着眼，因此，马克思提出的解决之道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3]81可以说，马克思在批判异化对人性的消解时，也正面阐述了自己的真正的文化价值理念。即人在通过劳动实践，更好地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时，也应该越来越获得对自己本质力量的自觉意识，充分地发展自己的本质力量——全面而非片面地占有自己的人性特征，“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一个内在的世界和外在世界相统一的世界，这也就是先进文化的目标所在。

　　异化理论论文第3篇

　　关键词：文化差异；日常交际；礼仪

　　中国正以飞速的发展与世界接轨，跨国交际日益增多。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接触越来越多。中（东）西方文化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由此也对交际礼仪方面有一定的影响。在中（东）西方文化都非常重视人际交往。但交往的观念交往的方式都有着明显的差别。

　　一、打招呼

　　中国人路遇熟人总爱寒暄道：“吃饭了吗？”“到哪儿去？”“上班呀？”等。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种有礼貌的打招呼用语，而若你跟西方人这样打招呼“Haveyouhadyourmeal？”“Whereareyougoing？”他们则会认为你想请他吃饭或者干涉其私事，会引起误解。西方人见面，通常招呼道：“Hello！”“Howdoyoudo！”“Niceday,isn’tit？”

　　二、感谢

　　对于别人的赞扬，中国人通常表示谦虚，并有一套谦虚之词，象“惭愧”、“哪里”、“寒舍”、“拙文”等。而西方人总是高兴地回答“thankyou”以表接受。中国人用“谢谢”的场合较西方人少尤其是非常亲近的朋友和家庭成员之间不常说“谢谢。”而西方人整天把“thankyou”挂在嘴边，即使是亲朋好友和家庭成员之间也常如此。中国人收到礼物时往往放在一边，看也不看（生怕人家说贪心）。而西方人收到礼物时要当着客人的面马上打开并连声称好。

　　三、招待客人

　　中国人殷勤好客，一杯杯地斟酒，一遍遍地上菜，客人不吃不行，不喝也不行，使西方人觉得难以对付。而西方人的习惯是：Helpyourself，Please！中国人送客人时，主人与客人常说：“慢走！”“小心点！”“再见，走好啊！”“你们进去吧！”“请留步”等。而西方人只说：“ByeBye！””Seeyoulater！””Seeyounexttime！””Goodnight！”

　　四、节日礼仪

　　中国和英语国家的文化差异还显著地表现在节日方面。除中国和英语国家共同的节日（如,NewYear’sDay）处，双方还各有自己独特的节日。中国有theSpringFestival,theDragonBoatFestival,Mid—AutumnDay.等，英语国家有”Valentine’sDay（情人节），Easter（复活节），Aprilfool’sDay（愚人节），ThanksGivingDay（感恩节），ChristmasDay（圣诞节）等。中西方节日的风俗习惯也很不相同。在节日里，对于别人送来的礼物，中国人往往要推辞一番，表现得无可奈何地接受，接受后一般也不当面打开。如果当面打开并喜形于色，可能招致“贪财”的嫌疑。而在英语文化中，人们对别人送的礼品，一般都要当面打开称赞一番，并且欣然道谢。

　　五、词汇语言的文化

　　英语词汇在长期使用中积累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所以在教学中要注意对英语词汇的文化意义的介绍，以防学生单纯地从词汇本身做出主观评价。比如red一词，无论在英语国家还是在中国，红色往往与庆祝活动或喜庆日子有关，英语里有“red—letterdays”（节假日）。尤其在中国，红色象征革命和社会主义等积极意义，但在英语中“red”还意味着危险状态或使人生气，如“redflag”（引人生气的事）。还有当看到商业英语中的“inthered”，别以为是盈利，相反，是表示亏损，负债。

　　在教学中，文化教育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教师应该采用灵活多变的方法提高学生对文化的敏感性，培养文化意识，使他们能主动地，自学地吸收并融入新的文化环境中。比如：加强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比较，将中西文化在称呼，招呼语等等谈话题材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自觉自然地渗透到教学中。又如：利用多种渠道，多种手段，吸收和体验异国文化。可以收集一些英语国家的物品和图片，让学生了解外国艺术，历史和风土人情等。

　　总之，中西方的文化存在着很多差异，在英语教学中不能只单纯注意语言教学，而必须加强语言的文化导入，重视语言文化差异对语言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在实际中正确运用语言。

　　六、文化等级观念

　　中（东）方文化等级观念强烈。无论是在组织里，还是在家庭里，忽略等级、地位就是非礼。尽管传统礼制中的等级制度已被消除，但等级观念至今仍对东方文化产生影响。在中国，传统的君臣、父子等级观念在中国人的头脑中仍根深蒂固。父亲在儿子的眼中、教师在学生的眼中有着绝对的权威，家庭背景在人的成长中仍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另外，中国式的家庭结构比较复杂，传统的幸福家庭是四代同堂。在这样的家庭中，老人帮助照看小孩，儿孙们长大后帮助扶养老人，家庭成员之间互相依赖，互相帮助，密切了亲情关系。:

　　在西方国家，除了英国等少数国家有着世袭贵族和森严的等级制度外，大多数西方国家都倡导平等观念。特别在美国，崇尚人人平等，很少人以自己显赫的家庭背景为荣，也很少人以自己贫寒出身为耻，因他们都知道，只要自己努力，是一定能取得成功的。正如美国一句流行的谚语所言：“只要努力，牛仔也能当总统。”（Ifworkinghard,evencowboycanbepresident.）在家庭中，美国人不讲等级，只要彼此尊重，父母与子女可直呼其名。他们的家庭观念往往比较淡薄，不愿为家庭做出太多牺牲。

　　当然，中西方文化的不同导致的礼仪上的差异还有很多，比如服饰礼仪、进餐礼仪，秘书礼仪等等，由于篇幅等多方面的制约，在此不能一一深入探讨。总之，中西方之间有各自的文化习惯，由此也产生了不少不同的交往习惯。因此，随着我国进入WTO经济的发展和对外交流、贸易的不断增加，我们不但有必要在与外国人交往或者前往别的国家去之前，了解对方国家的礼仪习惯，而且必须加强专业礼仪人才的培养，提高全民礼仪意识，这不仅是对对方的尊重，也给我们自己带来了便利，不但能避免了不必要的麻烦与误会，还能在现代社会的多方竞争中争取主动，取得良好的结果或效益。

　　参考文献:

　　【1】邓炎昌，刘润清，《语言文化即英汉语言文化对比》，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1994

　　【2】方文惠主编，《英汉对比语言学》，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

　　【3】胡文仲，《文化与文学》，《外语教学与研究》，1994年第1期

　　异化理论论文第4篇

　　关键词:旅游翻译;文化差异;跨文化交际;策略

　　一、引言

　　根据世界旅游组织(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的预测,到2020年,中国将超过其它国家,成为世界第一大旅游目的地国,这是一个良机,能够让世界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扩大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增进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让中国真正地走向世界。那么,如何既让外国游客更好地对我国五千年灿烂的历史文明有所了解,又使他们在有限的时间里接受中国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诗词典故,景点传说等,就涉及到跨文化交际下的旅游英语翻译。旅游宣传资料中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因素,文化差异给汉英旅游翻译造成较大的困难,因此,要以功能派翻译理论的核心一“目的论”为指导,来探讨汉英旅游翻译的原则,提出有效的翻译方法和策略,从而准确、生动、形象地译介旅游资料,推动我国旅游业的发展。

　　旅游文本翻译的内容包罗万象,跨文化交际的例子比比皆是。在旅游翻译中进行跨文化译介不仅具有理论意义,更有实际意义。优秀的旅游译本能让祖国大好河山由静态变为动态,使悠远流长的历史故事沁入外国读者的心田,唤醒外国游客对中国名胜古迹的深切向往,从而激发他们不辞万里的旅游行为。然而,目前在汉英旅游文本翻译中存在着很多问题。文军和高存以问卷调查的形式对外国游客理解英译旅游文本的情况作了调查,发现汉语旅游文本英译出现的错误有拼写、遗漏、语法、中式英语、用词不当、累赘、文化误解等若干类型。因此,汉语旅游文本的英译亟待有效的研究和探索。根据美国着名翻译家尤金,奈达的理论,要真正出色地做好翻译工作,掌握两种文化比掌握两种语言甚至更为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讲,旅游翻译是一项高层次的综合思维活动,译者不仅应使两种语言对接成功,更要使两种文化的内涵对接成功。

　　二、中西文化的差异

　　文化是一个民族知识、经验、信仰、价值、态度、等级、宗教以及时空观念的综合。不同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心理、思维方式和审美观念。中华民族主张“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强调客观融人主观,喜欢借景抒情、托物言志,书画、建筑、诗歌都讲究神似重于形似。所谓“我看青山多妩媚,青山看我亦如是”的道理。反映在语言上就有了汉语行文辞藻华丽,情感横溢,讲究声律对仗、音韵和美的特点。此外,受中庸哲学思想的影响,中国人的美学观念别强调平衡美,除了极为频繁地使用对仗这一修辞格,还大量使用四字词组。在这方面,西方民族则迥然不同,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使西方哲学保持物我分离,二元对立,在主观和客观的物象关系上,更多注重模仿和再现,体现了“天人各一”的思想,直面物体本质特点,再现事物原貌。这种趋势反映在语言表达形式上,就出现了英语重形式、重写实、重理性的特点,形成了其句式构架严整、表达思维缜密、行文注重逻辑理性、用词强调简洁自然、描述突出直观可感的风格。因此,中文旅游资料中极为主观,有关感受的描写,在英译时可以倾向于选择细节。

　　三、文化差异对旅游翻译的影响

　　(一)由文化空缺和文化冲突造成的汉英翻译的不对应性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不同的地理环境、历史条件、、社会习俗使两种语言的词汇出现非对应和非重合的现象,它们之间没有语义共鸣,有的只是语义空缺或语义错位。也就是文化空缺所产生的词汇空缺以及文化冲突导致的词汇冲突,这些词汇我们称之为“文化负载词”(culture-loaded or culture-bound words)。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形成了语言的特殊性,象“阴阳”、“五行”、“气功”、“八卦”等词汇,严格来说,在英语中找不到对应的词。象“饺子”、“粽子”、“元宵”等食品也没有相应的词来翻译,如果勉强将“饺子”翻译成“dumpling”,此词指英美人常食用的一种水果馅或肉馅的食品,与中国的饺子并不相同,意思要宽泛得多。再如文化上的缺失,“粽子”可以解释成“s pyramid-shaped dumpling made of glutinous ricewrapped in bamboo or reed leaves (eaten during the DragonBoat Festival)”,但是,外国朋友如果不知道屈原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不知道龙舟节的来历,不知道为什么要在那天吃粽子,粽子的内涵意义仍然没有传递过去。又如“秦始皇”仅仅译成“Qin Shihuang”,可能外国游客就无法理解,如果适当补充历史背景,增译为“Qin Shihuang,thefirst emperor in the Chinese history who unified China in theyear B.C. 221”,就更容易被外国游客所理解。因此,许多专家主张以音译加注的方式来保留这类词汇的特殊文化联想意义。译者在翻译时要克服的不仅有语言障碍,而且有文化障碍,正如王佐良(1989)先生所说的“译者处理的是两种文字,面对的却是两大片文化”。

　　;(二)译者对旅游文本中的背景知识理解欠缺造成的误解

　　例如,杭州的导游翻译在向国外游客介绍风景名胜时,首先遇到的是如何翻译风景地名的问题。杭州有名的风景都有其历史渊源和文化背景,翻译时稍一不慎,便会产生错误。如人们往往将虎跑泉的“跑”字念成“pao”,结果虎跑泉的英译成了“Tiger Running Spring”。其实,“跑”是多音字:一个念pao(即跑步的“跑”),另一个念pao(意为兽用爪扒土)。虎跑泉的“跑”应念作“paO”。相传唐代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有位法名性空的高僧云游至今日的虎跑寺,想栖禅于此,但一直苦于无水,准备迁走。夜里忽然梦见神仙相告:“南岳有童子泉,当遣二虎移来。”次日清晨,性空果见有二虎“跑地作泉”,泉水涌出。于是,他就建寺居住,并把此泉起名为“虎跑泉”。因此,虎跑泉可直译为“Tiger-clawed Spring”。

　　外国游客在中国除了游览和娱乐之外,还少不了吃。中华民族的“食文化”博大精深,仅就菜式的取名而言就颇为多姿多彩。例如,有一道菜式叫“金华玉树鸡”。古语“华”和“花”相通,如果照字面翻译,那便是“Chicken cooked with golden flower and jade tree”。可是,菜中既无花,更无树,这样的翻译肯定会令人听后摸不着头脑。原来,浙江金华以产火腿而着名。青菜形似玉树,这道典型的菜肴不过是“火腿青菜鸡”罢了,向外宾介绍, 可译为“Sliced chicken and ham with greens”。

　　四、旅游文本翻译中文化差异的处理策略

　　旅游文本翻译的日的是向外国游客介绍景点情况,传递相关信息。从目的论理论出发,译者在翻译中可以根据译文预期的交际功能,结合译文读者的社会文化背景、对译文的期待和感应力以及交际需要等,来决定具体的翻译策略和手法,不必因拘泥于与原文对等而影响译文在译语文化中的交际功能。因此,在翻译旅游资料时应该以中国文化为取向,以译文为重点,尽量保留中国文化信息。在翻译过程中,既要忠实于原文又不拘泥于原文,要从游客的角度出发,对信息进行适当调整。可采用的策略主要有如下四种:

　　(一)增添

　　增添是指为了使外国游客更好地理解某些字、词、名而增加一些相关资料,对旅游资料中的一些人名、地名、朝代、历史事件以及典故等做出背景资料的增加和说明。

　　例如“林边有一个洞,叫白龙洞。传说《白蛇传》的白娘子曾经在这里修炼。”译为“Near the forest is the WhiteDragon Cave which is said to be the very place where LadyWhite, the legendary heroine of The Story of the WhiteSnake, cultivated herself according to Buddhist doctrine.”白娘子是何许人也?她为何在此修炼?若不加以说明,游客实难理解。

　　再如“元宵节那天,大红灯笼高高挂。”译为“Duringthe Yuanxiao Festival, also caUed Lantern Festival, whichfalls on the 15th day of the first lunar month, red lanterns(Lantem Festival exhibition began in the Han Dynasty, about2,000 years ago. some people believe its origin to be relatedto Buddhism) can be seen everywhere.”这份旅游文本英译文中对“元宵节”和“灯笼”的补充解释,便于外国游客对元宵节有更为透彻的了解。

　　增添还可采用音译和意译相结合的方式,这种方式常用于地名和景点名的翻译。例如“第三个殿是永佑殿,原是雍正皇帝为皇子时的起居之所”译为“The third mainhallis called Yongyoudian, or the Hall of Etemal Blessing. Itused to be the bedroom of Emperor Yongzheng when he wasstill a prince.”音译让游客了解该地名的汉语发音,意译则形象生动,加深了游客对该地名含义及来源的理解。

　　在采用增添这种策略时译者必须遵循的原则是:所补充的内容必须是十分必要的,而且措辞也应简练,切不可喧宾夺主。

　　(二)删减

　　在旅游文本中大量隽句的反复引用使得原文更为流畅和充满感情,但如果直接翻译为英语,则难免有多余之嫌。因为在对风景的描述中,大量的描绘没有实际上的意义,仅仅是为了增强语言的节奏或增加感情等,这时我们就要运用删减这一翻译策略,对中文文本进行合理加工,把原文翻译成简明清新的英语。

　　例如“(黄山)巨松高数丈,小松不盈尺,或耸立挺拔,似擎天巨人;或凌空倒挂,似雄鹰展翅;或虬根盘结,如蛟龙人海……”译为“Pines on the mountain cling to the rocksurface instead of taking r[！]oots in soil. The ancient pines infantastic shapes rise high into the sky, or hung upside down.”原文的描述用词讲究,给中文读者很大的想象空间。译文删减了原文的排比句式和四字词语的叠用,选词朴实直接。少了渲染,却是忠于原文,读者易于接受,事半功倍。

　　再如阳朔兴坪的一段导游文本“这些山峰,连同山上绿竹翠柳,岸边的村民农舍,时而化入天际,真是‘果然佳胜在兴坪’。”译为“These hills and the green bamboos andwillows and farmhouses merge with their reflections in theriver and lead visitors to a dreamy world.”中文文本的最后一句“真是‘果然佳胜在兴坪”,是对前面描绘的烘托,而译成英语则显多余,因前几句已细腻地描绘了兴坪的佳境,译成“dreamy world”则能起到引人人胜的作用,且英语翻译读起来自然、流畅。

　　(三)改写

　　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是直线式,多采用演绎推理;而中国人是螺旋式思维,多采用归纳推理。在展开一个话题时,汉语往往迂回曲折,先分说,再总括,多用掉尾句;而英语则开门见山,先总括,再分说,多用松散句。翻译时有必要对原文的结构加以修改,使其与西方读者或游客的习惯相吻合。

　　例如“在四川西部,有一处美妙的去处。它背倚岷山主峰雪宝顶,树木苍翠,花香袭人,鸟语婉转,流水潺潺。这就是松潘县的黄龙。”译为“One of Sichuan’s finestscenic spots is Huanglong (Yellow Dragon), which lies inSongpan County just beneath Xuebao, the main peak of theMinshan Mountain. Its lush green forests, filled with fragrantflowers, buhbling streams, and songbirds, are rich inhistorical interest as well as natural beauty.”译文用两个句子改写了原文,并且将“松潘县的黄龙”放在了句首,这样更符合英语的写作方式,也更符合西方游客的思维习惯。

　　另一种改写是关于历史古迹的资料,常会出现古代纪年、古地名、古官职,应改写为公历、现地名、现职务,否则会令外国游客迷惑不解。例如“战国初年,诸侯割据,各霸一方”,这句话中有古年代、古官职各一个,可以改写成“At the beginning of penod of Warring States (475BC-221BC), the dukes and princes crowned山emselves kingsand carved up the country.”

　　(四)解释

　　解释是指增加的部分是对字、词、句的字面意思加以解释。例如“这是定陵,是朱翊钧和皇后孝端和孝靖的寝陵。”若译为“This is Dingling,山e tomh of Zhu Yijun and hisempresses,Xiaoduan and xiaojing.”外国游客恐怕很难理解这句话的意思。若加上解释,译为“This is the tomh ofthe thirteenth emperor of Ming Dynasty、Vhere he was buriedwith his two empresses.”这样游客一听就十分明白。

　　再如我国云南傣族的“泼水节”以泼水的方式祈求快乐祥和。若只译作“Water Sprinkling Festival”,外国游客只能体会到相互泼水的意思,对于节日的由来、意义不甚了解。如果译成“Water Sprinkling Festival-a big festivalfor the Dai nationality to wish everone happiness bysplashing water to one another.”对于特殊的民族风情稍加解释,这样外国游客理解中国风俗文化就会更深刻全面。

　　异化理论论文第5篇

　　关键词：关联理论文化意义差异翻译归化异化

　　近年来，语用学的众多理论被应用在翻译研究上，如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Grice的合作原则、Leech的礼貌原则等。本文将结合语用学中Sperber和Wilson提出的关联理论（Relevance Theory）分析翻译的本质和译者在翻译中的作用，然后结合Gutt的《关联与翻译：认知与语境》分析对英汉两种语言间具有文化差异性的翻译时所做的策略选择。

　　一、关联理论

　　1986年，Sperber和Wilson在Relevance：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一书中详尽地论述了关联理论的交际观和关联原则。关联理论描述了话语本身和语境的关联性，核心是关联原则。他们指出语言交际是一个认知―推理的互明过程，对话语的理解就是一种认知活动。

　　具体来说，关联理论把话语的理解看作是一种包含“示意”（ostentation）和“推理”（inference）两方面的认知过程（cognitive process），是一个涉及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的示意―推理过程（ostensive-inferential process）（何兆熊，2003：433）。所谓“示意”，是指说话人把信息意图展示出来这一过程，而所谓“推理”，则指听话人根据说话人的示意行为，结合语境假设，求得语境效果而获取说话人的交际意图这一过程。

　　演绎推理的重要依据就是获取信息和语境的最佳关联（何自然，1997：139）。说话人的意图能被听话人识别，是因为双方对认知环境具有共识。交际能否成功取决于交际双方对彼此的认知环境能否达成“互明”（mutually manifest），达成了“互明”就能获取“最佳语境效果”，在信息和语境之间找到“最佳关联”（optimal relevance）。

　　关联理论所强调的“认知原则”认为“人类的认知往往力求以最小的心理投入获得最大的认知效果”（Sperber & Wilson，1986：30），即人类认知倾向于同“最大关联”（maximal relevance）相吻合。而“交际原则”则认为，每一个示意的交际行为都应设想为它本身具有“最佳关联”，其关联的程度取决于话语所具有的语境效果和处理话语时所付出的努力。正如何自然所说，“最佳的关联性来自最好的语境效果，人们对话语和语境假设的思辨、推理越成功，话语的内在联系就越清楚；话语内在的关联性越清楚，人们在思辨和推理过程中无须付出太多努力，就能取得好的语境效果，从而正确理解话语，使交际获得成功”（何自然，1997：139）。

　　二、关联理论和翻译

　　Gutt首先将关联理论应用于翻译研究中，指出翻译是一种言语交际行为。因此翻译也是一种示意―推理性质的交际行为，不同之处仅在于翻译是一种跨文化、跨语言的示意―推理行为。更准确地说，翻译行为包含两个示意―推理过程，翻译的全过程涉及三个交际者，即原文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

　　在第一个示意―推理过程中，原文作者向译者示意其交际意图，而译者则根据原文的语境信息、原文作者提供的语言刺激（话语）以及关联原则对原作者的交际意图进行推理理解。在这个过程中，译者是听话人。在第二个示意―推理过程中，译者的身份是发话人，他根据原语篇、自己对原文作者的交际意图的理解和把握，以及译文语言环境和他对译文读者的期待的估计，向译文读者示意信息，而译文读者则对他示意的信息进行推理解释。将关联理论引入翻译使译者在翻译中的重要作用凸现了出来。译者从一个“没有发言权、身份低微的语言复制者”变成一个交际活动中“直面译语读者进行交流的交际者”（Gutt，1991：199）。关联理论认为，语境就是“理解某个话语所使用的各个前提的集合，语境并不局限于交际双方直接的外部环境、前面紧邻的语段，还包括对未来的期待，科学假说，，对趣闻逸事的记忆，对文化的各种假定，对说话人思维状态的种种信念。所有这些在话语理解过程中都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Sperber & Wilson，1986：142）。译者的任务就是要实现语言信息和文化语境的最佳关联。关联理论认为，在言语交际中，任何人的话语都有明示（explicature）和暗含（implicature）两个意义，语言交际双方不但要了解对方的明示，更要互明对方的暗含，这样才能了解对方的交际意图，实现交际目的。但是，同一文化语境中的人一般不会说出有关意图的所有信息，对于那些交际双方都能不言自明的信息成分往往隐去而不予明说，这就构成了语义暗含。因此，不同语言间的文化差异会造成“文化缺损”（cultural default），从而产生译文读者的理解困难。因此，译文能否为读者提供最佳语境效果成为翻译能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条件。译者应对译文读者的认知语境作出正确的假设，充分考虑译语环境下译文读者的认知能力，对导致“文化缺损”的原文明示信息推敲其暗含，以消除歧义，并将自己从原文中建构的心理认知图式选用恰当的译文形式准确转达给译文读者，在译文中营造译文读者所需的语境效果，与读者达成最大程度的认知互明，也只有这样才能给译文读者提供充分的语境效果而达到最佳关联（顾韵，2006：68）。

　　三、三种文化差异

　　1.文化差异在词语联想意义上的表现

　　源于不同的文化源头致使包含在语言词汇中的意义不同。不同文化会赋予同一种对象的不同联想意义。例如，“龙”（dragon）这种动物在英语和汉语中所引起的联想就不相同（何善芬，2002：164）。

　　在英语中，dragon的意思：1）凶猛的人；严厉警惕的守护人；2）专制的力量；罪恶势力；3）撒旦，魔鬼。如the old dragon（魔鬼），dragonish（凶暴的），dragonnade（使用军队迫害）等。

　　在汉语中，“龙”的意思：1）人君；2）才俊之士；3）饰以龙形的；4）高大的马，骏马。如“龙腾虎跃”、“龙争虎斗”、“生龙活虎”、“龙凤呈祥”等。

　　可见，词汇在不同的语言中，有其不同的文化内涵及其指称意义、联想意义、象征意义。

　　2.文化差异在习语上的表现

　　英汉两种语言的差异，使其语言中的大量习语并不能在意义上一一对应，尤其是在语境的联想上差异较大。例如：“When in Rome，do as the Romans do.”对于中文读者来说，他的认知语境中也许就不存在“Rome”这一概念。在翻译时，考虑到译文的受众，在中文表达时就要进行适当的调整。又例如中文里有“壮得像头牛”和“犟得像头牛”的表达，但是英文对“壮”和“犟”这种性格特质的联想明显是其它动物，在英语里有“as strong as a horse”和“as stubborn as a mule”。如果在翻译时未能注意到这一点，就会使译文读者无法理解。

　　3.文化差异在文学色彩上的表现

　　在翻译中，涉及文学典故时，文化差异性是最大的，也是译者最应小心处理的地方。翻译中，在尽量保存原作风貌的前提下，掌握好灵活度，既不过死也不过活，即追求所谓动态对等；熟悉两种语言文化的差异，并能尽量完成“搭桥”任务，使译文读者得到大致相等的反应。

　　“难道这也是个痴丫头，又像黛玉葬花不成？”因而又自笑道：“若真也葬花，可谓东施效颦了：不但不为新奇，而且更是可厌”。

　　“Can this be another absurd maid come to bury flowers like Taiyu?”he wondered in some amusement.”If so，she’s Tung Shih imitating Hsi Shih.”（Hsi Shih was a famous beauty in the ancient Kingdom of Yueh，Tung Shih was an ugly girl who tried to imitate her way which isn’t original but rather tiresome）（杨宪益译《红楼梦》第34回）

　　显然英语读者的认知语境是很少会包含中国的历史典故“东施效颦”的。因此不可直接简单地把人名音译。杨先生为了在译文中提供最佳语境效果，先将“东施”和“西施”音译再增译，既传神又达意，有效地消除了理解障碍，与译文读者达成了认知环境中的互明，使他们很好地理解“东施效颦”这一充满民族色彩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含义。

　　四、对具有文化差异性的语言的翻译策略

　　Gutt（2001：132）认为化“暗含”为“明示”的方法有两种，即“间接翻译”（indirect translation）和“直接翻译”（direct translation）。前者注重保持“认知效果的相似性”（depend on resemblance in cognitive effects），后者注重保持“语言特征的相似性”（depend on resemblance in linguistic properties）。这也就是翻译界常说的顺应译语文体规约的归化性处理，以及保留原文特色的注释性异化处理。

　　1.归化处理

　　要为译文读者提供最佳语境效果并找到最佳关联，最常用的就是译语文化为导向的归化性处理手法。在这一过程中，原文的异域色彩大多尽数丧失，而着重保留原文实质性信息，以消除理解障碍，为译文读者提供最佳语境效果。译者应对源语与译语间的这种共知环境的差异有清楚的了解并恰当地加以利用，明了哪些隐于明示之后的暗含需要明示，哪些不必重复，并能知道如何找到译文与读者的最佳关联。如：

　　多年以后，我给我的孩子又讲这只猴子的故事，讲到他被救了之后，保护师父历经艰险去西天取经。……孩子说，他干吗要跟着一个什么都不会的笨师父去取一本不知道拿来做什么的破经呢？他应该再大闹天宫。

　　Many years later，I started to amuse my kid with the same story of the monkey.After he was saved，he underwent the formidable ordeals while protecting his master and performing his duty...He asked，“What’s the point of accompanying a good-for-nothing master on his trip to get those worthless scriptures?He should have rebelled again.”

　　上例中“去西天取经”和“大闹天宫”的表达十分生动，在于激活汉语读者的心理认知图式，与话语产生相关联想而获得最佳语境效果，但因为英语读者的认知环境中没有这一类中国文化的特有表达方式。在译文中如果加上这些形象表达可能会使译文读者不知所云，甚至导致误解，导致原文没有的含义，所以译文中省去了原文形象“去西天取经”和“大闹天宫”，而只用简单的“performing his duty”和“rebel”表达了汉语的语境效果，充分顾及了译文读者的认知能力和文化心理。

　　其实，在翻译英文谚语过程中，这种用汉语读者所熟知的形象或意境替换原谚语中的形象或意境比比皆是。例如，The shepherd would rather lose the wool than the sheep.（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如果一味地照搬原文形象和表达方式，完全不顾译文读者的认知背景和差异，就会因为给读者提供了太多的新信息，从而给他们带来超负荷的阅读负担，导致读者对译文失去兴趣或者不理解，导致交际失败。

　　2.异化处理

　　除归化性处理之外，在译文处理过程中，还有一种是保留原文特色的注释性异化处理。我们可以通过直译加注的方式保留原文的形象表达，也就是Gutt所说的“直接翻译的阐释法”（the interpretation of a direct translation）（1991：187）。阐释法能为译文语境提供部分所需的信息，以努力保留原文所有的“交际线索”（communicative clues）。但注释会打断译文读者阅读的流畅性，增加过多的处理努力。较好的办法是在该形象前面或后面加上一个说明该形象的一般性词语，这样既可以保留原文形象，又不会打断读者阅读的流畅性，还可以为读者提供最佳语境效果，更好地帮助他们理解该形象，有效实现译文功能。例如：

　　中国传统年画如今已成为中外人士的热门收藏品。人们通常在新年即将到来的五天前把木刻年画贴在自家的窗户或大门上以祈福新年。

　　Traditional Chinese New Year pictures――always a popular folk art in rural areas――have now become a hot collector’s item for both Chinese and foreigners.The woodcut New Year pictures are usually put up on windows or walls five days before the New Year’s Day to express good wishes for the coming year.

　　中国传统年画的寓意，大多数中国人都能心领神会，但外国人却无法将其字面明示信息和中国的过年文化联系在一起。译文的阐释性直译提供了充分的语境效果，使译文读者产生了像中国人一样的联想，实现了原作者意欲表达的意图。尽管行文多少有些累赘，但读起来异域色彩浓郁，不会使读者生厌。

　　五、结语

　　综上所述，关联理论对翻译的实质具有一定的解释性，同时对与具有文化差异性的语言的翻译的指导作用也是不言而喻。在实际的翻译过程中，译者应该充分领会原文作者的意图，认识到原文和译文语言在文化意义上的差别，正确判断译文读者对原文文化的认识程度，再采取相应的翻译策略：归化或异化，为译文读者提供最充分的语境，以达到最佳的跨文化交际效果。

　　参考文献：

　　［1］Gutt，Ernest-August.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Cognition and Context［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1991/2004.

　　［2］Sperber，D.& Wilson，D.Relevance：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1986/2001.

　　［3］Newmark，Peter.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4］顾韵.从关联理论解读翻译策略［J］.大连大学学报，2006，（3）.

　　［5］何善芬.英汉语言对比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6］何兆熊.语用学文献选读［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异化理论论文第6篇

　　论文关键词：翻译，异化，归化，伦理

　　1、引言

　　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 1953～）美籍意大利学者，首次提出“异化”和“归化”两个概念，并引入翻译学研究中。异化翻译是一种保持原有的“异国情调”和道德伦理价值，风俗或习惯，尽量贴近原作者的写作目的，以及所在国家的意识形态等。归化翻译是一种为了适应本国的价值取向或本国读者群体，而采用一种符合本国的意识形态和伦理价值观，尽量使用本国的通俗易懂的本国语言的表达方式翻译外来作品，往往这些国家在经济、政治或军事上处于霸权地位，导致文化上也处于权利优势。这在20世纪初尤为明显，当时英美国家使用的英语语言处于话语霸权的位置，所以在全世界范围来看，从外文译成英文书籍数量之少，简直和英语译入外文的书籍无法媲美，只能是望尘莫及。这就体现出翻译中的文化霸权地位和话语权利的问题。而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在翻译外文时采取归化翻译策略，目的就是体现出本国的价值观和伦理观，让英语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体现的是一种“民族中心主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甚至一个译者，在不同时期为了不同的目的会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异化或归化的翻译策略就是最好的例证。

　　2、翻译与伦理的关系

　　伦理何为？“伦理”一词在中西方出现的时间各不相同。从英文词源来看，ethics来自希腊文ethos，是品性、品格以及风俗习惯的意思，内在意义是关于人的行为规范和原则等。直到公元前4世纪，伟大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创立了研究道德品行的学问英语专业毕业论文，称之为伦理学。后来，西方伦理学看作哲学的一个分支，并加以科学化，主要研究探讨什么是好的善的，什么是坏的恶的，及关于一个人的行为是正确的或错误的一个道德标准。对于西方的伦理，可以这样理解：“言乎风俗习惯，略近吾国所谓礼，言乎品性气禀，略近吾国所谓性；曰伦理学，曰道德哲学，殆犹吾先哲之互理学道学。”［1］在中国，伦理思想更是源远流长，伦理思想从先秦开始萌芽，到西周时期中国伦理思想正式诞生，再到秦汉时期伦理思想进一步强化和发展，以至于后来伦理学又经历了魏晋玄学、儒道佛相争，宋明理学等发展，中国的伦理思想体系进一步深化和系统。以中国古代儒家为例，从孔子提出的“仁”开始关注道德的原则和规范，孟子将仁义作为道德的根本准则，提出“五伦”，到董仲舒的“三纲”等，无不涉及伦理道德的问题，有人说中国的哲学的核心思想就是伦理，所以也可以说中国哲学就是伦理哲学。

　　翻译是什么？许多学者曾给出翻译这样的定义。尤金A奈达（Eugene A. Nida）和查尔斯R 奈伯（Charles R. Taber）将翻译定义为原语中的信息在译入语中找到最贴切的自然对等，首先是意思对等，其次是风格对等论文格式范文。［2］奥廷格（Oettinger）把翻译定义为把一些符号或文字表达转换为另一些符号或文字表达的过程。［3］约翰C卡特福德（John C. Catford）则认为翻译是用一种语言中的对等文本材料去替代另一种语言中的文本材料。［4］而这些定义只是从文本层面看待翻译，没有看到翻译的真正本质特征。直到近代，许多学者发现翻译不仅是一种简单的语言的转换过程，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的交流。翻译不仅承载着文本意义，更多的是一种伦理的价值观的问题。翻译活动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一种在社会各个要素的影响下的社会活动。在翻译过程中，承载着不同文化伦理价值的语言文字不仅仅面临着意义的转换，也必然面临着不同伦理价值体系的冲突和融合。［5］既然翻译不是简单、单纯的语言符号转化的过程，而是在一个大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的文本操作的过程，包括译本的选择、译者的心理因素、出版者的干预和读者的接受与否等等因素。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会受到文本内和文本外各种因素的限制。吕俊曾就翻译发表过这样的言论，他认为，翻译活动必定包含着准则和规范，有道德和义务的要求，所以翻译是伦理的具体体现。同时翻译活动还是文化和语言之间的交换活动，由于涉及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以及文化地位的差异，使翻译需要伦理学的指导，也是翻译活动本身对伦理学的需要。另一方面，语言本身也存在伦理因素，因为在长期使用一种语言过程中，人们的习惯和伦理的关系也必定沉淀在语言当中，既然翻译是以语言为媒介的活动，那么势必要考虑伦理的因素。［6］伯曼认为英语专业毕业论文，翻译要回答三个问题，即为什么翻译，翻译什么，如何翻译，这些问题是翻译理论史最中心的问题。［7］既然翻译是一种在语言信息甚至是文化的交流转换的活动，势必涉及到翻译什么，为什么翻译，翻译采取何种策略，什么决定译者采取何种策略等等问题，上述翻译概念都是无法回答的，只有翻译伦理可以解释和回答。由此可知翻译与伦理学关系密切，而作为翻译中的两种策略方法---异化和归化，与伦理学之间的关系更是千丝万缕。

　　3、异化和归化翻译中的伦理思想

　　异化和归化作为翻译的两个策略，译者是翻译实施过程的主体。韦努蒂认为必须把翻译与特定的文化环境相联系，与外国文学的接受情况的具体时期相联系，或与本土价值体系相联系，才可以界定“归化”或“异化”（Venuti,1995a:272）早在德国浪漫主义时期，德国的译坛就逐渐分化为两派：一派是归化派，即路德式翻译传统，注重译语的通俗和流畅，以易于被大众接受为翻译标准；另一派是异化派，即浪漫主义翻译传统，注重艺术的理性探讨，坚持精英主义的立场以“诗化”和艺术化为翻译的最高境界。这个时期有许多的理论家提出的理论都涉及到这两种策略。庞德的自主性翻译论，庞德认为翻译的自主性一般表现为两种形式：“阐释型翻译”和“其他类型”，前者是异域文本的“伴随物”，而后者则具有一定美学独立性，这里的“其他类型”是指译者完全创造出了一首新诗，甚至是某种程度上的原创型的写作（Pound,2004:86-96）。又如施莱尔马赫的二元论，1813年，在拿破仑战争时期间，施莱尔马赫在柏林发表了“论不同的翻译方法”的演讲，其中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翻译论：“翻译只存在两种方法：要不译者尽可能让作者安居不动，把读者领向作者；要不译者尽可能让读者安居不动，把作者领向读者。两种方法可谓完全迥异，译者采用其中之一时必须严格遵守。若将两种混合，则会产生混淆，则会产生令人难以置信之后果，作者与读者可因此而终不得相见（Venuti,2004a:48）下面主要是讨论译者在这两种翻译方法中的道德伦理反映。在翻译的过程中，采取什么样的翻译策略，“异化”或“归化”，译者除了受到自己的道德伦理价值思考的影响外，还受到中间人（赞助人、出版商等）和译本读者的影响。

　　译者是文本选择中起决定作用的重要环节。一个译者必须能够很好的判断作品；他不仅应该确定原文的文学质量，而且也应该确定它在道德上的严肃性。［8］译者本身采取何种翻译策略也与译者的伦理观息息相关。一方面，译者出于某种政治心理，一味的迎合、追随主流意识形态的归化，可以说是趋炎附势的表现，导致瓦解和消除了主体性，以主体性的灭绝为代价，寻求与译入语体系规范的一致。但另一方面英语专业毕业论文，作为归化的主体，译者面临不至于使文化或意识形态冲突表面化的任务。（孙艺凤：《翻译规范与主体意识》，《中国翻译》，2003年第3期，第3-9页）异化翻译就是保留异国情调，但是不可避免的会有些异域特色与本族语言、文化及伦理价值观的冲突和矛盾，也不符合本族读者的阅读习惯，语言习惯以及道德习惯。这样的译者一般是处于文化劣势的地位，属于弱势文化的一方。但是为什么译者还要采取这样的翻译方式呢？而归化翻译就是根据自己的目的和愿望，用一种合乎本族道德伦理价值观和符合本族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方式，对原文会做出删除或增加，但是势必不利于本族文化、社会的发展，无法注入新鲜的活力来促进其发展。不论是采用异化的翻译方式还是归化的翻译方式，一定有其目的性论文格式范文。

　　在我国，翻译出现过三大高潮期，即公元2-7世纪的佛经翻译；16世纪的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传播和19世纪的西方思想的传入。这三次翻译浪潮中都是或是采用异化翻译法或是采用归化翻译法，而译者、中间人和读者都是有什么目的呢？在这之中，起到主要作用的当属译者和中间人。在这个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采用的是归化法，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国盛力强的时代，对于周边的一些小国无论在军事还是文化上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引译佛经完全是统治者为了禁锢百姓思想，奴役百姓意识，为了更加巩固国家的统治，采用归化法把佛经按照本国的伦理价值思想，译者完全也是按照统治者的意愿翻译佛经，达到国家机构统治民众的目的。统治者作为中间人，决定了译者的地位，按照归化的方法翻译译本，按照当时中国的道德伦理规范翻译作品，从而达到译者也就是统治阶级的愿望。后两个时期采用的是异化法，当时的中国处于四分五裂或是处于外忧内患的时代，中国处于劣势地位，一些仁人志士为了挽救国家存亡，当时的道德伦理要求他们必须这么做，爱国情结激发他们运用手中的笔杆。唤醒人民大众学习西方的反抗精神，团结一致抵御外来侵略，促进国家的统一富强，他们采用异化的方法，保留原文本的异国情调，让本族的人们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和知识，正是引进这些异国的陌生性，让我们看到了以后的新中国。又如，当代翻译理论家严复，翻译《天演论》时，对于进化论的理解和诠释明显受制于自己个人的伦理价值影响，他认为进化论可以解释一切事物的变化发展，相信只要通过自己的奋斗和努力，就会“人定胜天”。他当时翻译的主要目的就是开启民智，救国兴邦英语专业毕业论文，所以采用异化的方式，在翻译的过程中，根据自己的伦理价值观和理解，进行了合理的删减，增添，吸收外来异域文本中积极的精神，鼓励国民学习效仿。类似的还有民国时期的洋务派、维新派的翻译策略等等。无不彰显着不同时期的译者采取不同翻译策略的伦理价值观。上述举例例证了无论是译者采取何种翻译策略，我们都无法评论那种是“好”的翻译或“坏”的翻译，因为他们都是一个人根据自己的伦理价值观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从而达到一定目的，或有利于国家民族的发展，或彰显自己的思想意识，因此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去衡量异化或归化翻译的好坏与否。

　　4、结语

　　在翻译过程中，承载着不同文化伦理价值的语言文字不仅仅面临着意义的转换，也必然面临着不同伦理价值体系的冲突和融合。［9］译者处于何种地位何种身份何种国家意识形态决定了其采取相应的何种翻译策略。无论是异化还是归化翻译，当中无不渗透出关于道德伦理的价值规范，译者或是中间人，甚至是读者，都会有不同的道德伦理价值体现。归化为了维护话语权利，国家统治稳固或文化霸权地位，异化为了彰显“异国情调”，学习外来先进思想，有什么样的道德伦理规范决定什么样的译者行为规范及翻译策略，由此采用不同的异化或归化翻译策略从而达到不同的目的。所以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对于异化和归化这两种翻译策略的讨论还会继续，相信会有更长远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黄建中：《比较伦理》，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8页。

　　［2］E.A. Nida & C.R.Taber: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Brill, 1969, p.12.

　　［3］A. Oettinger: AutomaticLanguage Translation Lexical and Technical Aspects,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to Russia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104.

　　［4］J.C. Catford: Alinguistics Theory of Translat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p,20.

　　［5］彭萍：《伦理视角下的中国传统翻译活动研究》，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第5页。

　　［6］吕俊：《跨越文化障碍---巴比塔的重建》，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70页。

　　［7］Antoine Berman: TheExperience of the Foreign: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in Romantic Germany, S. Heyvaert, Albany, trans: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992, p.41.

　　［8］刘重德：《英国彼得纽马克谈翻译理论与技巧》，见《西方译论研究》，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年，第15页。

　　［9］彭萍：《伦理视角下的中国传统翻译活动研究》，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第5页。

　　异化理论论文第7篇

　　［关键词］弗洛姆；消费异化；资本增殖；价值缺位；生态文明；生态消费

　　［中图分类号］B15［文献标志码］A［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2.04.004

　　

　　埃里希?弗洛姆（ErichFromm，1900—1980）是美国著名的人本主义哲学家和精神分析心理学家，原籍德国，曾执教于法兰克福大学，是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弗洛姆对资本主义社会消费异化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认为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但它使人向非人化方向发展，人与物、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都被异化，因而是病态的消费异化的社会。学界对弗洛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弗洛姆与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关系、弗洛姆的社会心理分析和社会改造理论及人道主义与人学思想等方面，但都没有对弗洛姆异化理论的具体内容及成因作系统探讨，也较少涉及它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问题。本文拟在分析弗洛姆对资本主义社会消费异化现象的批判及其成因的基础上探讨弗洛姆异化理论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一、弗洛姆对资本主义社会消费异化现象的批判

　　总体上，弗洛姆认为，人类有“自我保存的需求”和“生存的需求”，人性是一种潜能、创造性和理性，对自由、幸福的欲求是人的天性，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性格模式。如果一个人按照人性的特性和规律去充分发展，他就可以达到精神的健康；如果一个社会以符合人性的、满足真正的个人需要为基准，它就是健全的社会。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个不健全的社会，它以人的病态化为代价来换取经济发展，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就是人的异化。弗洛姆在《健全的社会》一书中对资本主义造成人的病态化及消费异化现象进行了深刻批判。弗洛姆认为异化主要是心理学问题，是一种心理体验。所谓“异化”，就是一种认识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人把自己看做一个陌生人”［1］(P106)。弗洛姆认为，在现代社会，异化几乎无处不在，“它存在于人与他们的工作、与他所消费的物品、与他的国家、与他的同胞，以及与他自身的关系中”［1］(P109)，消费异化就是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已经在物质上进入了富裕社会，但人被异化的范围也更广泛了，已经由生产领域延伸到消费领域。消费本来是满足人们生活需要的手段，但消费的这一功能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被异化了，消费被赋予了其他意义——一方面，它成为人们在劳动中失去自由的一种补偿，成为人们逃避现实痛苦与不幸的避难所；另一方面，统治者对消费进行操纵和控制，使消费成为一种实施社会控制的工具。消费异化使消费的主体、客体和消费行为都发生了异化。

　　1.人所创造的世界成了人的主宰者

　　弗洛姆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人造世界，然而人却感觉不到自己是一个创造者，反而成为自己创造出来的世界的奴隶。人所释放出来的力量越强大，人就越感到作为一个人的渺小和无能。在劳动分工越来越细、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社会组织越来越庞大的工业社会中，人所创造的世界没有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和确证，人所生产出来的消费品也没有成为人发展自我、实现自我的必需用品，它们反而成为人的偶像和控制人、奴役人的上帝，物欲驱使使得生产者成为消费行为实现自己的必需手段，人不过是消费得以实现和持续的环节，人对物的消费异化为物对人的消费，消费异化成为社会存在的重要特征。“人所创造的世界却成了人的主宰者。在它面前，人俯首帖耳。他竭尽全力地安抚它，巴结它。他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的成果反过来成了他的上帝。”［2］(P159)

　　2.商品使用价值被遮蔽

　　在消费社会里，商品的炫耀价值走向前台，商品的使用价值越来越微不足道。当一个人说到“300万美元的物品”的时候，主要关心的并不是它的用处、外观或具体特征，而是在说它作为一种商品所具有的能用金钱数量形式来表达其交换价值的品质。弗洛姆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金钱代表了一种抽象形式的劳动和努力，它不必是“我”的劳动和“我”的努力，因为“我”能通过继承或欺诈或运气或其他方式得到它。“如果我有钱，我就能够得到一张精美的油画，即使我可能没有一点艺术鉴赏力；我能买到最好的留声机，即使我毫无音乐感。”［1］(P115)在消费社会里，商品的使用价值被遮蔽，商品的价值被异化，失去了其本真的意义。

　　异化理论论文第8篇

　　一、服务价值链概念

　　服务价值链是企业通过服务活动创造价值的动态过程，形成一条循环作用的闭合链。内部服务质量推动员工满意度,员工满意度推动员工忠诚度,员工忠诚度推动员工生产力,员工生产力推动外部服务价值创造,外部服务质量推动顾客满意度,顾客满意度推动顾客忠诚度,顾客忠诚度推动企业盈利能力，盈利能力和成长能力又推动内部服务质量。

　　“客户”是企业的外部客户，“员工”是企业的内部客户，只有兼顾内外，同步提高外部服务质量和内部服务质量，推动企业的服务价值链，企业才能获得最终的成功。内部服务质量即员工的工作环境质量，如人员的选拔、培训机制、奖酬等。外部服务价值是顾客对企业服务的心理感受，包括服务质量、服务效率、员工服务的态度和能力等。企业不只是卖“产品”，还要了解顾客的需要，为顾客企提供一整套解决方案。内、外部服务价值的提升可以充分发挥内部资源和获得持续的外部资源，有助于企业长远发展。

　　二、饲料行业服务价值链的增值模式

　　饲料企业为其客户提供多样式的差异化服务，主要进行以下几种服务增值模式:(1)内部服务增值模式：企业通过改善员工的工作环境来提高内部服务质量，以达到提高员工满意度、忠诚度和生产力的目的。它只是服务价值链的企业内部环节。(2)技术服务增值模式：这是饲料企业广泛采用的一种服务增值模式。主要是指企业在为其客户提供饲料后，又根据顾客的需求，对顾客进行技术培训、技术指导等相关技术服务的增值模式。(3)品牌服务增值模式：饲料企业的下游养殖户，大部分都没有能力去开拓市场，打造其自己的品牌，产品也难以体现它的市场价值，并且分散的养殖户群体没有很强的议价能力。为解决养殖户难题，饲料企业整合自己和下游养殖户产品的品牌，赋予养殖户使用其品牌的权利，为其产品增值。(4)金融服务增值模式：饲料企业向银行提供担保，为养殖户解决资金难题。(5)信息服务增值模式：饲料企业可以整合其信息资源优势，收集和分析最新市场信息，然后将其反馈给用户，指导其按需求生产。(6)渠道服务增值模式：饲料企业为其养殖户进行回收服务或为其寻找其他销售渠道，解决养殖户的销售问题。一个企业可以整合多种服务增值模式以实现差异化战略，实现内部服务、技术服务、信息服务等的价值整合，最终形成企业的服务价值链。

　　三、通威服务价值链增值模式分析

　　四川通威股份有限公司，是以饲料工业为主的大型农业科技型上市公司。通威公司分别从内部服务和外部服务入手，打造通威特色一条龙式服务价值链。

　　1.内部服务。通威从三个方面提高内部服务质量。（1)创造公平竞争的工作环境。通威在员工的选拔时既看文凭，又看水平，考虑到员工的潜在发展潜力。同时公司采取各种制度措施使绩效考评、报酬系统、晋升机会等企业管理的各个方面公平，使员工踏实工作。（2）创造追求进步的工作环境。通威重视员工的职业发展，对员工实施系统培训，重视培训考核，强化培训效果，强调主观能动性，给员工晋升的平台和空间。（3)创造关爱员工的工作环境。通威关爱员工的身心健康和成长，创造文化、娱乐等条件，使员工之间形成相互关爱、团结互助的氛围。.外部服务。通威集团整合其信息、技术等资源优势,实现技术服务、渠道服务、金融服务和品牌服务的价值整合,最终形成外部服务价值链。通威卖给顾客的不只是饲料，而是一整套的解决问题的方案。(1)技术服务:通威倡导科学的养殖模式和饲养方法。散发养殖技术手册、举办技术讲座、进行现场技术讲解等多种方式对养殖户进行养殖知识的宣传和培训；通威对生猪养殖提供全程跟踪技术服务，记录猪成长过程中饲养、防疫、饲料及用药等各类信息，实现猪肉产品无公害化。(2)品牌服务:通威对下游养殖户的鱼类全程监控，保证质量，使成鱼以“通威鱼”品牌进入市场;(3)金融服务:公司向银行担保，为农户解决资金短缺问题。在全省首创了生猪安全生产体系和风险保障体系，设立风险保障基金，当合作社社员在饲养过程中猪病死，按当日市场价的30%给予补偿;（4)渠道服务:分散的养殖户群体没有很强的议价能力和渠道拓展能力。通威对其产品进行回购或帮他们找销路，以高价格卖产品。

　　四、结束语

　　饲料企业的下游养殖户一般受资金、技术、信息等因素的限制，不能实现其科学养殖和规模养殖，进而限制了饲料企业的发展。如何能更好的解决这些问题，能够为养殖户提供哪些增值服务已经成为饲料企业探索的重点。通过整合多种服务增值模式，打造饲料企业服务价值链，饲料企业才能获得超过一般水平的竞争力，才能够或得长足发展的差异化优势。

　　异化理论论文第9篇

　　[关键词] 翻译实践；归化；异化；探讨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07-103-1

　　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语言植根于文化，文化影响着语言。唯有深刻理解两种语言的文化差异，才能跨越语言鸿沟，从而使翻译中的问题迎刃而解。自从有了语言，有了交流的需要，翻译就应运而生。翻译作为人们了解不同文化，不同背景的主要手段，是一种词汇的双向流动，必须要考虑到东西方的思维差异和文化差异。异化与归化作为主要的翻译策略一直是翻译界讨论的焦点问题。“归化”与“异化”的说法已经突破了语言本身的束缚，“将语言层次的讨论延续升格至文化、诗学和政治层面。”本文旨在从翻译实践中探究归化与异化理论的具体应用。

　　一、两种翻译理论：归化及异化

　　（一）归化理论

　　奈达从圣经翻译的角度出发提出了“最贴近的自然对等”的“归化”理论并提出了“功能对等”和“读者反映论”的观点。“归化（domestication）”主张译文应该以目的语或译文读者为归宿，也可以说是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他认为“译文基本上应是源语信息最切近的自然对等”，读者反映应该是译者最主要的考虑因素。面对持“异化”翻译观点的学者提出的质疑， “归化”论认为“把源语的语言规范强加给目的语，一般来说是不现实的；同样，试图把源语文化的体系强加给目的语文化也是危险的。”归化翻译以删除原语文化特征的方式来避免文化冲突。

　　（二）异化理论

　　“异化（foreignization）”是以源语文化为归宿，保留原文的语言与文化差异，以原文作者为中心，要求译者向原文作者靠拢。异化论的代表人物是韦努蒂。他提出翻译“目的是要发展一种翻译和实践，以抵御目的语文化占指导地位的趋势，从而突出文本在语言和文化这两方面的差异”。他主张在翻译中不要消除语言和文化的差异，而是要将源文化淋漓尽致的体现出来，让读者在最大程度上体会到“异国风情”。同时也要相信读者有能力通过“异化”的翻译了解从源语文化移植到目的语中的内容。

　　二、归化与异化理论的具体运用

　　东西方的文化差异主要来源于不同的生活环境，包括地理、政治及经济环境，不同的生活习惯和价值观念，同时，也是文化差异的一个重要方面。比如说，东方以佛教、道教为主，而西方以基督教和天主教为主，因此在翻译佛祖、上帝一类的词汇时就要考虑到读者的接受能力。

　　英语谚语是深深的植根于人们的生活当中的，是人们智慧的体现和文化的反映。由于东西方相似的经历和意识，我们可以在很多谚语当中找到相似的表达方式和思想意图。例如：“Many hands make light work.”翻译为人多好办事。“Strike while the iron is hot.” 翻译为趁热打铁。但是绝大多数的谚语需要通过归化或异化的翻译方法来实现文化交流的目的。归化翻译以传达谚语内容为主要出发点，可以舍弃原本的一些容易造成误解的比喻或是和文化息息相关的内容，让读者可以更好的理解谚语的真正意义。例如：在翻译 “Every Jack has his Jill.” 时如果按照异化的方法翻译为“每个杰克都有他的吉尔。”那么读者将会不知所云。这时，我们就需要了解杰克和吉尔在英语文化中的真正意义，采取归化的翻译方法，在目的语中找到相应的表达方式。杰克和吉尔泛指男人与女人，所以翻译为“人各有偶。”更为恰当。在翻译 “Speak of devil and he will appear.” 时如果将 “devil” 一词翻译为 “魔鬼 ”，那么整个谚语的意思和感彩都发生了变化，这时，翻译为“说曹操，曹操到。”更为恰当。类似的例子还有将 “East or west， home is best.” 翻译为“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但是，我们要注意了解“异域风情”是我们翻译谚语的主要目的，谚语是我们了解西方地域文化，人文风情，宗教习俗的重要途径。因此保留原语生动形象的语言形式和浓烈的民族文化色彩是翻译工作者的一个重要任务。例如，在翻译 “A bird in the hand is worth two in the bush.” 时，我们可以采用异化翻译为“双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还可以归化翻译为“十赊不如一现。”但是归化译法中舍弃掉了原文生动的形象，虽然也能够为人们所接受，可是却无法保留谚语的味道，失去了耳目一新的感觉。

　　总之，归化和异化没有绝对的优劣高低之分，两者相得益彰，互为补充。前者主要以目的语为出发点，以读者的感受与理解作为主要的考虑因素。后者主要以源语为出发点，以将异国风情介绍给读者为主要目的。翻译策略的选择要结合翻译的目的，类型，具体的实例和语言环境，以求最大程度的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

　　参考文献：

　　[1]陈殿兴.信达雅与翻译准确性的标准[A].见：罗新章.翻译论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上一篇：未成年人节目管理规定.doc
下一篇：记忆力下降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怎么改善能让记忆力提升？

异化理论论文优选九篇

最近更新人物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