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心学大智慧!《传习录》下卷全文译文
明·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王陽明的门人钱德洪于安徽宁国水西精舍刊刻《传习 续录》(在此之前,钱的同年曾才汉已先于湖北荆州刊刻了《遗言》,钱在此基础上进行删定而定《传习 续录》刻本)。此刻本即今本之下卷。
次年,钱德洪统前三录付黄梅尹张君刻于湖北蕲春的崇正书院,分上、中、下三卷,《传习 录》始成规模。
·戒惧恐惧在心念·
陈九川录
陈九川(公元1495——1562年),字惟浚,号明水。江 西临川人。授太常博士。因谏明武宗南巡,廷杖五十。后又任礼部郎中,受诬下狱。后复官,周游讲学。见《明儒学案》卷十九。
【原文】
正德乙亥,九川初见先生于龙江 。先生与甘泉先生论格物之说。甘泉持旧说。先生曰:“是求之于外了。”甘泉曰:“若以格物理为外,是自小其心也。”九川甚喜旧说之是。先生又论“尽心”一章,九川一闻却遂无疑。后家居,复以格物遗质。先生答云:“但能实地用功,久当自释。”山间乃自录《大学》旧本读之,觉朱子格物之说非是。然亦疑先生以意之所在为物,物字未明。
【译文】
明正德十年(公元1515年),九川(惟浚)在龙江 首次与先生见面。其时,先生正与甘泉(湛若水)先生探讨格物学说。甘泉先生一再坚持朱熹的见解。先生说道:“这样就是在心外寻求了。”甘泉先生说:“若认为寻求物理是外,那就把自心看小了。”我对朱熹对见解持赞同态度。先生接着谈到了《孟子·尽心章》,我听后,对先生关于格物的阐释再也没有疑问了,后来,我闲居家中,就格物问题他又一次请教于先生。先生回答道:“只要能实实在在地用功,久而久之,自会清楚明白。”我小住山中,自己抄录了《大学》古本来读,于是,觉得朱熹的格物学说不太正确。但是,先生主张意的所在处是物,我觉得这个物字还不够明朗。
〔评析〕
湛若水(公元1466~1560年),字元明,称甘泉先生,广东增城人。29岁从学于陈献章,深得器重,视为衣钵传人。弘治十八年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编修,与王陽明交往甚厚,二人“共以偈明圣学为事”。在仕官之余也和王陽明一样,“凡是迹所至,兴建书院”,传播江 门心学。嘉靖十九年(1540年),致力于讲学著述。
【原文】
己卯归自京师,再见先生于洪都。先生兵务倥偬,乘隙讲授,首问近年用功何如?九川曰:“近年体验得'明明德’功夫只是'诚意’。自'明明德于天下”,步步推入根源,到'诚意’上再去不得,如何以前又有格致工夫?后又体验,觉得意之诚伪必先知觉乃可,以颜子'有不善未尝知之,知之未尝复行’为证,豁然若无疑。却又多了格物工夫。
又思来吾心之灵何有不知意之善恶?只是物欲蔽了。须格去物欲,始能如颜子未尝不知耳。又自疑功夫颠倒,与诚意不成片段。后问希颜。希颜曰:'先生谓格物致知是诚意功夫,极好。’九川曰:'如何是诚意功夫?’希颜令再思体看。九川终不悟,请问。”
先生曰:“惜哉!此可一言而悟,惟浚所举颜子事便是了。只要知身、心、意、知、物是一件。”
九川疑曰:“物在外,如何与身、心、意、知是一件?”
先生曰:“耳、目、口、鼻、四肢,身也,非心安能视、听、言、动?心欲视、听、言、动,无耳、目、口、鼻、四肢亦不能。故无心则无身,无身则无心。但指其充塞处言之谓之身,指其主宰处言之谓之心,指心之发动处谓之意,指意之灵明处谓之知,指意之涉着处谓之物,只是一件。意未有悬空的,必着事物。故欲诚意,则随意所在其事而格之,去其人欲而归于天理,则良知之在此事者,无蔽而得致矣。此便是诚意的功夫。”
九川乃释然破数年之疑。
【译文】
明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九川自京都归来,在洪都(今江 西南昌)再次见到先生。先生军务缠身,只得抽空给九川讲授。首先询问九川近年来用功的情况。九川说:“近年来领悟到'明明德’的功夫仅是'诚意’。从'明明德于夭下’,逐步追溯本源,只到了'诚意’上,诚意之前为何又有格物致知的工夫?后来经过体会,我认为意的真诚与否,必须先有知觉才可以。自颜回'有不善未尝知之,知之未尝复行’的话语中能得到说明,所以,我确信不疑。但是其中又怎么多了一个格物致知的工夫。我又考虑到,我心的灵敏岂能不知意的善恶?只是因为被物欲蒙蔽了。只有格除物欲,才能象颜回一有不善马上会知道。于是,我怀疑我的功夫是否做反了,以至与诚意没有直接联系。后来我问于希颜(王守仁弟子),希颜说:'先生主张格物致知是诚意的工夫,十分正确。’我说:'诚意的功夫到底指什么呢?’希颜让我去作深入的思考。但我还是不能领悟,特请教于先生。”
先生说:“真可惜啊!一句话就能说明这个问题,你列举的颜回的事正是。只要理解身、心、意、知、物均是一回事就行了。”
九川仍疑惑地问:“物在外,与身、心、意、知怎会是一回事?”
先生说:“耳目口鼻及四肢,是人的身体,若没有心岂能视、听、言、动?心想视、听、言、动,若没有耳目口鼻及四肢也不行。因此讲,没有心就没有身,没有身也就没有心。从它充盈空间上来说称为身,从它主宰上来说称为心,从心的发动上来说称为意,从心的灵明上来说称为知,从意的涉及外来说称为物,都是一回事。意是不能悬的,必须牵涉到事物。所以,要想诚意,就跟随意所在的某件事去'格’,剔除私欲而回归到天理,那么,良知在这件事上,就不会被蒙蔽而能够'致’了。诚意的功夫正在这里。”
听了先生这番话,九川积存在心中的疑虑终于消除了。
〔评析〕
陽明先生以“正心”、“诚意”来代替“格物”的观点,使许多学者仁人深受教益,但也遭到一些人的反对。这些人认为,王陽明的“格物”说只是些主观意念活动,只能称为“物格”,而不是探索客观事物的“格物”。并指责王陽明对《大学》“格物”的解释,即“使事物各得其正”和“为善去恶是格物”,违背了《大学》以三纲本主体以八目为功夫的宗旨。
【原文】
又问:“甘泉近亦信用《大学》古本,谓格物犹言造道,又谓穷理如穷其巢穴之穷,以身至之也,故格物亦只是随处体认天理。似与先生之说渐同。” 先生曰:“甘泉用功,所以转得来。当时与说'亲民’字不须改,他亦不信。今论'格物’亦近,但不须换'物’字作'理’字,只还他一'物’字便是。”
后有人问九川曰:“今何不疑物字?”曰:“《中庸》曰:'不诚无物。’程子曰:'物来顺应。’又如'物各付物’'胸中无物’之类皆古人常用字也。”他日先生亦云然。
【译文】
九川接着又问:“甘泉先生最近深信《大学》的古本,他认为格物犹如求道,又认为穷理的穷犹如穷巢穴的穷,要亲自到巢穴中去。因此,格物也只是随处体认天理。这好象与您的主张逐渐接近了。” 先生说:“甘泉肯用功,所以脑筋转弯也快。从前我对他说'亲民’无须改为'新’民,他也不相信。如今,他说的'格物’也基本上正确了。但不用把'物’改成'理’,'物’字无须改变。”
后来当有人这样问陈九川:“如今怎么不对'物’疑虑了?”九川回答说:“《中庸》上说'不诚无物。’程颐也说'物来顺应’,'物各付物’,'胸中无物’等等。可知'物’字是古人常用字。”后来有一天,先生也这样说。
〔评析〕
甘泉先生(湛若水)心学的形成经历了一个由“宇宙一气”开始,经过“理气一体”,“道、心、事合一”而最后得出“万事万物莫非心”的结论,因此和王陽明一样同属于明代中叶的心学阵营。由于受程朱理学影响较深, 甘泉先生的修养方法主张立志、 除习 心和 “随处体认天理”,内外并进,知行合一,下学上达兼顾,最后使本心自然流露。但在理学本质上,和陽明心学一样,都主张自我反省、自我体验。
【原文】
九川问:“近年因厌泛滥之学,每要静坐,求屏息念虑,非惟不能,愈觉扰扰,如何?”
先生曰:“念如何可息,只是要正。”
曰:“当自有无念时否?”
先生曰:“实无无念时。”
曰:“如此却如何言静?”
曰:“静未尝不动,动未尝不静。戒谨恐惧即是念,何分动静?”
曰:“周子何以言'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
曰:“无欲故静,是'静亦定,动亦定’的'定’字,主其本体也。戒惧之念,是活泼泼地,此是天机不息处,所谓'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一息便是死,非本体之念即是私念。”
【译文】
九川问:“这几年因厌恶泛览博观,常常想独自静坐,以求摒弃思虑念头。但是,不仅不能达到目的,反而更觉得心神不宁,这是什么原因?”
先生说:“思虑念头,怎么能打消它?只能让它归于正统。”
九川问:“念头是否有没有的时候?”
先生说:“的确没有无念之时。”
九川又问:“既然如此,因何说静呢?” 先生说:“静并非不动,动也并非不静。戒慎恐惧就是念头,为何要区分动和静?”
九川说:“周敦颐为什么又要说'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呢?”
先生说:“没有欲念自然会静,周敦颐说的'定’也就是'静亦定,动亦静’中的'定’,'主’就是指主体。戒慎恐惧的念头是活泼的,正体现了天机的流动不息,这也就是所谓的'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一旦有停息也就是死亡,不是从本体发出的念即为私心杂念。”
〔评析〕
“戒慎恐惧”一语出自《礼记·中庸》。历来学者特别是东汉郑玄多从消极防范的意义加以解释,王陽明也不例外,即认为是谨慎言词,如临深渊,战战兢兢之意。
【原文】
又问:“用功收心时,有声色在前,如常闻见,恐不是专一。”
曰:“如何欲不闻见?除是槁木死灰,耳聋目盲则可。只是虽闻见而不流去便是。”
曰:“昔有人静坐,其子隔壁读书,不知其勤惰。程子称其甚敬。何如?”
曰:“伊川恐亦是讥他。”
【译文】
九川又问:“当用功收敛身心的时候,若有声色出现在眼前,还如同平常那样去听去看,只怕就不为专一了。”
先生说:“怎么能不想听,怎么能不想看?除非是死灰槁木,耳聋眼瞎之人。虽然听见看见了,只要心不去跟随它也就行了。”
九川说:“从前有人静坐,他儿子在隔壁读书,他却不知道儿子是否在读书。程颐赞扬他很能持静。这里怎么回事?”
先生说:“程颐大概是讽刺他。”
〔评析〕
听有声音的音乐的人,耳朵会变聋;听没有声音的音乐的人,耳朵会听得清楚。耳朵不聋也听不清楚的人,与神明相通达。这也许就是专一的功夫吧。
【原文】
又问:“静坐用功,颇觉此心收敛。遇事又断了,旋起个念头去事上省察。事过又寻旧功,还觉有内外,打不作一片。”
先生曰:“此格物之说未透。心何尝有内外?即如惟浚今在此讲论,又岂有一心在内照管?这听讲说时专敬,即是那静坐时心。功夫一贯,何须更起念头?人须在事上磨炼做功夫乃有益。若只好静,遇事便乱,终无长进。那静时功夫亦差似收敛,而实放溺也。”
【译文】
九川又问:“静坐用功时,特别感觉到此心正在收敛。但若有事情发生就会间断,马上即起个念头到所遇的事上去省察。待事情过去后回头寻找原来的功夫,依然觉得有内外之分,始终不能打成一片。”
先生说:“这是因为对格物的理解还不够深刻。心怎会有内外?正如你现在在这里讨论,岂会还有一个心在里边照管着?这个一心听讲和说话的心就是静坐时的心。功夫是一贯的,哪里需要又起一个念头?人必须在事上磨炼,在事上用功才会有帮助。若只爱静,遇事就会慌乱,始终不会有进步。 那静时的功夫, 表面看是收敛, 实际上却是放纵沉沦 。”
〔评析〕
心灵上那种真正的宁静,是一种境界。尽管在品德情操上已经修炼到很精微的程度,可是一点也不表露出来,这是一种“静”的境界;虽然睿智足以洞察一切, 却能保持沉默和冷静, 一声不响, 这也是一种 “静”的境界……
【原文】
后在洪都,复与于中、国裳论内外之说,渠皆云物自有内外,但要内外并着,功夫不可有间耳。以质先生。
曰:“功夫不离本体,本体原无内外;只为后来做功夫的分了内外,失其本体了。如今正要讲明功夫不要有内外,乃是本体功夫。”
是日俱有省。
【译文】
后来在洪都时,九川又和于中、国裳探讨内外的问题。于中、国裳俩人都说身体本身有内有外,但内外都要兼顾,功夫无分内外。就这个问题,三人向先生请教。
先生说:“功夫不离本体,本体原无内外。只是因为后来做功夫的人将它分成内外,丧失了本体。现在正是要讲明功夫不要分内外,这个才是本体的功夫。”
这天里,大家都有所心得。
〔评析〕
本体的东西是不能造作的,然而可以转化。天地万物,同在一个空间。但本体各不相同。人在一起共处,追求是相同的,行为不同;私欲是相同的,知识不同,这些就是人的本体表现。
【原文】
又问:“陆子之学何如?”
先生曰:“濂溪、明道之后,还是象山。只是粗些。”
九川曰:“看他论学,篇篇说出骨髓,句句似针膏肓,却不见他粗。”
先生曰:“然,他心上用过功夫,与揣摹依仿、求之文义自不同,但细看有粗处。用功久,当见之。”
【译文】
九川又问:“陆九渊的主张该作如何评价?”
先生说:“自周敦颐、程颢之后,也就只有陆九渊了,只是稍显粗犷了些。”
九川说:“看他讲学,每篇好象都说到了骨髓上,句句如刺入膏肓,却看不出他到底粗在何处。”
先生说:“是的。他曾在心上下过功夫。这与仅在文义上揣摸仿效的自然不同,但只要着意看就有粗的地方。这一点,用功久了就能认识到。”
〔评析〕
淳熙八年(1181年),朱熹邀陆九渊到白鹿洞书院讲学。陆九渊的讲题是《论语》中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两句。据说听讲的学生感动得流泪,朱熹对陆九渊的演说也很满意和赞赏。
【原文】
庚辰往虔州再见先生,问:“近来功夫虽若稍知头脑,然难寻个稳当快乐处。”
先生曰:“尔却去心上寻个天理。此正所谓理障。此间有个诀窍。”
曰:“请问如何?”
曰:“只是致知。”
曰:“如何致知。”
曰:“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尔意念著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尔只不要欺他,实实落落依看他做去,善便存,恶便去,他这里何等稳当快乐。此便是格物的真诀,致知的实功。若不靠着这些真机,如何去格物?我亦近年体贴出来如此分明,初犹疑只依他恐有不足,精细看,无些小欠阙。”
【译文】
明正德十五年(公元1520年),在虔州,九川再次见到先生。九川问:“最近,功夫虽略微掌握些要领,但想寻找到一个稳当快乐的地方,倒十分困难。”
先生说: “你正是要到心上去寻找一个天理, 这就是所谓的 '理障’。此间有一个诀窍。”
九川问:“诀窍?请问是什么?”
先生说:“它是致知。”
九川问:“如何致知?”
先生说:“你的那点良知,正是你自己的行为准则。你的意念所到之处,正确的就知道正确,错误的就知道错误,不可能有丝毫的隐瞒。只要你不去欺骗良知,真真切切地依循着良知去做,如此就能存善,如此就能除恶。此处是何等的稳当快乐!这些就是格物的真正秘诀,致知的实在功夫。若不仰仗这些真机,如何去格物?关于这点,我也是近年才领悟得如此清楚明白的。一开始,我还怀疑仅凭良知肯定会有不足,但经过仔细体会,自然会感觉到没有一丝缺陷。”
〔评析〕
格一物,理会一事都要穷尽。由近及远,由浅而深,由粗到精。博学之,审察之,慎思之,明辨之,此四节次第,重重而入,层层递进。朱熹说:“穷理,穷究得尽,得其皮肤是表也,见得其奥是里也。”意思是说,必须经过这样由表及里的认识过程,才能得到良知,才能存善除恶。
【原文】
在虔与于中、谦之同侍。先生曰:“人胸中各有个圣人,只自信不及,都自埋倒了。”因顾于中曰:“尔胸中原是圣人。”
于中起不敢当。
先生曰:“此是尔自家有的,如何要推?”
于中又曰:“不敢”。
先生曰:“众人皆有之,况在于中,却何故谦起来?谦亦不得。”
于中乃笑受。
又论“良知在人,随你如何不能泯灭,虽盗贼亦自知不当为盗,唤他作贼,他还扭怩。” 于中曰:“只是物欲遮蔽。良心在内,自不会失,如云自蔽日,日何尝失了。”
先生曰:“于中如此聪明,他人见不及此。”
先生曰:“这些子看得透彻,随他千言万语,是非诚伪,到前便明。合得的便是,合不得的便非,如佛家说心印相似,真是个试金石,指南针。”
先生曰:“人若知这良知诀窍,随他多少邪思枉念,这里一觉,都自消融。真个是灵丹一粒,点铁成金。”
崇一曰:“先生致知之旨发尽精蕴,看来这里再去不得。”
先生曰:“何言之易也?再用功半年看如何,又用功一年看如何。功夫愈久,愈觉不同。此难口说。”
【译文】
在虔州的时候,陈九川和于中、邹宁益一块陪伴着先生。先生说:“各人的胸中自有一个圣人,只因自信心不足,自己把圣人给埋没了。”
先生接着对于中说:“你的胸中原本是圣人。”
于中连忙站起来说,“不敢当,不敢当。”
先生说:“这是你自己所有的,为何要推辞?”
于中还说:“不敢当,委实不敢当。”
先生说:“每个人都有,更何况你呢?你为什么却要谦让?谦让也要不得。”
于中于是笑着接受了。
先生又说:“良知在人身体上,不管你怎么样,它也泯灭不了。比如盗贼,他也明白不应该去偷窃,说他是贼,他也会羞愧而不好意思。”
于中说:“那只是被物欲给蒙蔽了。良知在人的心中,不会自己消失。仿佛乌云遮住太陽,而太陽是不会就此不存在的。”
先生说:“于中这样聪明,别人还未看到这一点。”
先生说:“把这些道理都理解透了,随他万语千言,是非真伪,一看就会知道。相符合的就正确,不相符的自然错。这与佛教所谓的'心印’差不多,的确是个试金石、指南针。”
先生又说:“人若深谙良知的诀窍,任他有多少歪思邪念,只要被良知发觉,自然会消融。有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
崇一(欧陽德)说:“先生把致良知这一宗旨阐发得淋漓尽致,看来此处无法再讲了。”
先生说:“怎能说得这样随便?再用功半年,看看会怎样?再用功一年,看看会怎样?功夫越久,感觉越不同,其间难以言表。”
〔评析〕
王陽明认为良知和知识的关系有两个方面:从体用上看,良知是本体,知识是发用;从先天和后天上看,良知是先天存在的,“不学而能,不虑而知”,而知识是后天获得的,“必待学而能,必待虑而知”。但欧陽德并不认为良知可以脱离知识而独立存在,相反地,它们是互为表里,“离却天地万物亦无所谓良知”;只有将二者合一而论,既重本体,也讲功夫,才能真正求知识,存良知。
【原文】
先生问:“九川于致知之说体验如何?” 九川曰:“自觉不同。往时操持常不得个恰好,此乃是恰好处。”
先生曰:“可知是体来与听讲不同。我初与讲时,知尔只是忽易,未有滋味。只这个要妙再体到深处,日见不同,是无穷尽的。”又曰:“此'致知’二字,真是个千古圣传之秘,见到这里,'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
【译文】
先生问:“九川,你是如何体验致知的观点的?” 九川说:“自我感觉与以前不同。从前在操持时,经常找不到一个恰好处。现在,感觉到这致知就是恰到好处。”
先生说:“由此可见,体会的与听讲的确实不同。当初我给你讲时,知道你是随随便便的,没有体会到个中滋味。就这个绝妙处再作更深的体会,每天都有新的认识,这是没有止境的。” 先生又说:“'致知’二字,的确是千古圣贤相传的秘诀,理解了'致知’,自能'百世的俟圣人而不惑’。”
〔评析〕
朱熹用《大学》“致知在格物”的命题,探讨认识领域中的理论问题。他强调穷理离不开格物,格物才能穷其理。物的理穷得愈多,知识就愈广。由格到致知,有一个从积累有渐到豁然贯通的过程。但王陽明的“致知”说与朱熹本是一脉相承,但又有新的发展,主张“致知者,诚意之本;格物者,致知之实”,“不本于致知,而徒以格物诚意者,谓之妄”。
【原文】
九川问曰:“伊川说到体用一原、显微无间处,门人已说是泄天机。先天致知之说,莫亦泄天机太甚否?”
先生曰:“圣人已指以示人,只为后人掩匿,我发现耳,何故说泄?此是人人自有的,觉来甚不打紧一般,然与不用实功人说,亦甚轻忽,可惜彼此无益。与实用功而不得其要者提撕之,甚沛然得力。”
又曰:“知来本无知,觉来本无党 。然不知则遂沦理。”
先生曰:“大凡朋友须箴规指摘处少,诱掖奖劝意多,方是。”后又戒九川云:“与朋友论学,须委曲谦下,宽以居之。”
【译文】
九川问:“当程颐说到'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时,门人都说他泄露了天机。先生的致知学说,是不是也过多地泄露了天机。”
先生说:“圣人早就把致良知告诉了世人,只是后人把它隐匿了,而我使他重新显露而已,怎能说这是泄露天机?致知是每个人生来就有的,虽觉察到也不能引起重视。因而,我向没有切实用功的人说致知,他不屑一顾,我可惜互相无益处。我向切实用功但把握不住要领的人揭示致知,他感到获益匪浅。”
先生接着说:“理解了,才明白本无知;感觉了,才明白本无觉。然而,不知就会沉沦 埋没。”
先生又说:“与朋友相处,彼此间应当少一点规劝指责,多一点开导鼓励,如此才是正确的。”后来他又告诉九川说:“和朋友一起探讨学问,应该委曲谦让,宽厚待人。”
〔评析〕
明代武宗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王陽明提出了“致良知”的观点。这是他对自己政治实践的理论总结。“致良知”是陽明先生一生中最为得意的理论发明,他自称是“千古圣圣相传的一点真骨血”、“孔门正法眼藏。”
【原文】
九川卧病虔州。先生云:“病物亦难格,觉得如何?”
对曰:“功夫甚难。”
先生曰:“常快活便是功夫。”
九川问:“自省念虑,或涉邪妄,或预料理天下事。思到极处,井井有味,便缱绻难屏。觉得早则易,觉迟则难。用力克治,愈觉捍格。惟稍迁念他事,则随两忘。如此廓清,亦似无害。”
先生曰:“何须如此,只要在良知上著功夫。”
九川曰:“正谓那一时不知。”
先生曰:“我这里自有功夫,何缘得他来。只为尔功夫断了,便蔽其知。既断了,则继续旧功便是,何必如此?”
九川曰:“真是难鏖,虽知,丢他不去。”
先生曰:“须是勇。用功久,自有勇。故曰'是集义所生者’,胜得容易,便是大贤。”
九川问:“此功夫却于心上体验明白,只解书不通。”
先生曰:“只要解心。心明白,书自然融会。若心上不通,只要书上文义通,却自生意见。”
【译文】
在虔州时,九川病倒了。先生说:“关于病这个东西,格正也很困难,你感觉如何?”
九川说:“功夫的确很难。”
先生说:“常保快乐即为功夫。”
九川问:“我反省自己的念头思虑,有时觉得邪妄歪曲,有时想去治理天下大事。思考到终极时,也津津有味,达到难分难舍的地步而难以摒弃了。这种情况发觉得早还容易去掉,发觉迟了就难以排除。用力抑制,更觉格格不入。唯有将念头转移,方能把这种现象全部清理出去。如此清净思虑,似乎也无妨害。”
先生说:“何必如此,只要在良知上下功夫就够了。”
九川说:“我讲的正是良知还未知的情况。”
先生说:“我这里自有功夫,岂会有不知的现象。只因你的功夫间断了,你的知就被蒙蔽了。既然间断,还继续用功就了,为何非要如你说的那样?”
九川说:“几乎是一场恶战,虽然明白,仍不能扔掉。”
先生说:“必须有勇气,用功久了,自会有勇。因此孟子说'是集义所生者’。容易取胜,就是大贤人。”
九川问:“这功夫只能在心上体会明白,则不能解释书上的文义。”
先生说:“只用在心上解释。心理解了,书上的文义自然融汇贯通。
若心不理解,只去解释书上的文义,相反只会使人有牵强附会的感觉。”
〔评析〕
陽明先生强调从心上理解书上的文义。“吾心之良知”为世界之本体。这与先秦思孟学派的“尽心知性知天”,南宋陆九渊的“宇即就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理论观点是一脉相承的。他把这些观点上升到了心与物、心与理的关系这一哲学基本问题的高度。
【原文】
有一属官,因久听讲先生之学,曰:“此学甚好,只是簿书讼狱繁难,不得为学。”
先生闻之,曰:“我何尝教尔离了簿书讼狱悬空去讲学?尔既有官司之事,便从官司的事上为学,才是真格物。如问一词讼,不可因其应对无状,起个怒心;不可因他言语圆转,生个喜心;不可恶其嘱托,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请求,屈意从之;不可因自己事务烦冗,随意苟且断之;不可因旁人谮毁罗织,随人意思处之。有许多意思皆私,只尔自知,须精细省察克治,惟恐此心有一毫偏倚,杜人是非,这便是格物致知。簿书讼狱之间,无非实学。若离了事物为学,却是着空。”
【译文】
有一位下属官员,长期听先生的讲学,他说道:“先生讲说的的确精彩,只是文件、案件极其繁重,没有时间去做学问。”
先生听后,对他说:“我何尝教你放弃文件案件而悬空去讲学?你既然需要断案,就从断案的事上学习 ,如此才是真正的格物。例如,当你判案时,不能因为对方的无礼而恼怒;不能因为对方言语婉转而高兴;不能因为对方的请托而存心整治他;不能因为对方的哀求而屈意宽容他;不能因为自己的事务烦冗而随意草率结案;不能因为别人的诋毁和陷害而随别人的意愿去处理。这里所讲的一切情况都是私,唯你个人清楚。你必须仔细省察克治,唯恐心中有丝毫偏离而枉人是非,这就是格物致知。处理文件与诉讼,全是切实的学问。如果抛开事物去学,反而会不着边际。”
〔评析〕
关于格物致知的功夫,王陽明提出了“无事时存养”和“有事时省察”两种方法。所谓“有事时省察”,强调的是在处世、工作中自然而然地按照良知的要求去行事, 去贯彻伦理道德。 他认为这就是 “真格物”,“真实克己”,如人走路一样,应边走边认,边问边走,在“事上磨炼”,“人须在事上磨炼做工夫乃有益”,通过“声色货利”这些日常事务,“实地用功”,去体认良知。
【原文】
虔州将归,有诗别先生云:“良知何事系多闻,妙合当时已种根,好恶从之为圣学,将迎无处是乾元。”先生曰:“若未来讲此学,不知说'好恶从之’从个甚么。”
敷英在座曰:“诚然。尝读先生《大学古本序》,不知所说何事。及来听讲许时,乃稍知大意。”
【译文】
陈九川即将离开虔州, 向先生写了一首告别诗: “良知何事系多闻?妙合当时已种根;好恶从之为圣学,将迎无处是乾元。”先生说:“你若没来此处讲论良知,绝对不理解'好恶从之’到底从的是什么?”
在一旁的敷英接着说:“正是这样。我曾研读过先生著的《大学古本序》,不懂其中说的是什么。在这里经过一段时日的听讲,才稍微懂得了其中的大意。”
〔评析〕
世事上,善的名赋予善的事物,恶的名给予恶的事物。圣、贤、仁、智,是给善者的名;顽、嚣、凶、愚是给恶者的名。但是,使善与恶的名完全区别开来,即使不能充分反映事物的实际,也不致于有太大的误差。可见,善与恶只不过名份而已。
【原文】
于中、国裳辈同侍食。先生曰:“凡饮食只是要养我身,食了要消化。若徒蓄积在肚里,便成痞了,如何长得肌肤?后世学者博闻多识,留滞胸中,皆伤食之病也。”
先生曰:“圣人亦是学知,众人亦是生知。”
问曰:“何如?”
曰:“这良知人人皆有。圣人只是保全无些障蔽,兢兢业业,亹亹翼翼,自然不息,便也是学。只是生的分数多,所以谓之生知安行。众人自孩提之童,莫不完具此知,只是障蔽多,然本体之知难泯息,虽问学克治,也只凭他。只是学的分数多,所以谓之学知利行。”
【译文】
于中、国裳等人与先生共桌就餐。先生说:“饮食只是为了补充我身体的营养,吃了就要消化。若把吃的食物全存积在肚子里,就会成为痞病,怎么能促进身体的生长发育?孔孟之后的学者博闻多记,把知识全装在胸中,都是患了吃而不消化的痞病。”
先生说:“圣人亦是学知,众人亦是生知。”
九川问:“为何这样说?”
先生说:“良知人人皆有。圣人只是保全它而不让它遭受任何蒙蔽,兢兢业业,勤勤恳恳,良知自然常存,这也是修习 。仅是生知的分量大,所以称生知安行。天下的人在孩提时都具备良知,只是障碍、遮蔽太多。然而,那本体的知难以泯灭,即便求学克治,也只是依循良知。仅是学的分量大,所以称学知利行。”
〔评析〕
陽明先生认为,良知就是“心”,是“天理”,是一个无形象、无方所、超时间、越古今的绝对,它在人心中,又是“天地鬼神的主宰”,万事万物的生成者,因此,天下万事万物及其变化,都“不出于此心之一理”,都统一在良知的基础上。这就是“万物一体”。
黄直录
黄直,字以方,全溪人。嘉靖二年进士,任漳州的推官,因抗疏论救而下狱。曾从学于陽明先生。见《明儒学案》卷二十七。
【原文】
黄以方问:“先生格致之说,随时格物以致其知,则知是一节之知,非全体之知也,何以到得'溥博如天,渊泉如渊’地位?”
先生曰:“人心是天渊。心之本体,无所不该,原是一个天。只为私欲障碍,则天之本体失了。心之理无穷尽,原是一个渊。只为私欲窒塞,则渊之本体失了。如今念念致良知,将此障碍窒塞一齐去尽,则本体已复,便是天渊了。”乃指天以示之曰:“比如面前见天,是昭昭之天,四外见天,也只是昭昭之天。只为许多房子墙壁遮蔽,便不见天之全体,若撤去房子墙壁,总是一个天矣。不可道眼前天是昭昭之天,外面又不是昭昭之天也。于此便是一节之知即全体之知,全体之知即一节之知,总是一个本体。”
【译文】
黄直问:“先生格物致知的主张,是随时格物以致其知。那么,这个知就是部分的知,而非全体的知,又岂能达到'溥博如天,渊泉如渊’的境界?”
先生说:“人心是天渊。心的本体无所不容,本来就是一个天。只是被私欲蒙蔽,天的本来面貌才失落了。心中的理没有止境。本来就是一个渊。只是被私欲窒塞,渊的本来面貌才失落了。如今,一念不忘致良知,把蒙蔽和窒塞统统荡涤干净,心的本体就能恢复,心就又是天渊了。”先生于是指着天说:“例如,现在所见的天是明朗的天,在四周所见的天也仍是这明朗的天。只因为有许多房子墙壁阻挡了,就看不到天的全貌。若将房子墙壁全部拆除,就总是一个天了。不能以为眼前的天是明朗的天,而外面的天就不是明朗的天了。从此处可以看出,部分的知也就是全体的知, 全体的知也就是部分的知。 知的本体始终是一个。”
〔评析〕
人的心,性与天原为一体,天所包含的一切也同时是心所包含的一切。天的属性就是人心中的本质的内容。所以,心只有一个,天只有一个,知的本体——天也就只有一个。
【原文】
先生曰:“圣贤非无功业气节。但其循著这天理,则便是道。不可以事功气节名矣。”
“'发愤忘食’,是圣人之志如此。真无有已时。'乐以忘忧’,是圣人之道如此。真无有戚时。恐不必云得不得也。”
【译文】
先生说:“圣贤不是没有功业和气节,只是他们能遵循这天理,这就是道。圣贤不是因为功业气节而闻名天下。”
“'发愤忘食’,因为圣人的志向就是这样,从来就没有终止的时候。'乐以忘忧’,因为圣人的道就是这样,从来就没有忧郁的时候。只怕不能用得与不得来阐释了。”
〔评析〕
圣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从发用上看,只是一种品行,从本体上看,这种品行并非作做,亦非勉强而为之,更非他人强令其而为之,这是圣人“良知”的表现,有良知即为有道,道在心中,忧可以转化为乐,苦可以转化为甘,祸可以转化为福。这就是圣人遵循天理的缘故。 孔子赞扬弟子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回的物质生活很匮乏,但是,由于他通过道德修养而达到了一种极高的人生境界,所以能充分体会人生的乐趣而没有烦恼和忧愁。
【原文】
先生曰:“我辈致知,只是各随分限所及。今日良知见在如此,只随今日所知扩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开悟,便从明日所知扩充到底。如此才是精一功夫。与人论学,亦须随人分限所及。如树有这些萌芽,只把这些水去灌溉。萌芽再长,便又加水。自拱把以至合抱,灌溉之功皆是随其分限所及。若些小萌芽,有一桶水在,尽相倾上,便浸坏他了。”
【译文】
先生说:“我们这些人致知,也只是依据各自的能力尽力而为之。今天的良知仅到这样的程度,就只依据今天所理解的延伸到底。明天,良知又有新的体悟,那就从明天所理解的延伸到底。如此方是精一的功夫。同别人探讨学问,也必须依据他的能力所及。这就如同树刚萌芽,用少量的水去浇灌。树芽稍长了一点,再多浇一点水。树从一把粗到双臂合抱,浇水的多少,都要根据树的大小来决定,刚萌生的嫩芽,如果用一桶水去浇灌它,就会把它泡坏了,又有何益?”
〔评析〕
这里阐释的是一个“致知”必须循序渐进的问题。《荀子·劝学》中说:“学习 ,从哪儿开始呢?到哪儿终结呢?答曰:依其顺序来说,就是从《尚书》开始,到读《礼经》终结;依其意义来说,就是从成为学士开始,到成为圣人终结。”又说:“诚心积累,功夫持久,就钻得进去;必须学到至死,这才算是尽头。”
【原文】
问知行合一。
先生曰:“此须识我立言宗旨。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圣人无所不知,只是知个天理;无所不能,只是能个天理。圣人本体明白,故事事知个天理所在,便去尽个天理。不是本体明后,却于天下事物都便知得,便做得来也。天下事物,如名物度数、草木鸟兽之类,不胜其烦。圣人须是本体明了,亦何缘能尽知得。但不必知的,圣人自不消求知,其所当知的,圣人自能问卜。如子入太庙,每事问之类。先儒谓'虽知亦问,敬谨之至’。此说不可通。圣人于礼乐名物,不必尽知。然他知得一个天理,便自有许多节文度数出来。不知能问,亦即是天理节文所在。”
【译文】
有人就知行合一的问题请教于先生。
先生说:“这需要首先了解我立论的主旨。如今的人做学问,因为把知行当两回事看,所以当产生了一个恶念,虽未去做,也就不去禁止了。我主张知行合一,正是要人知道有念萌发,也就是行了。若产生了不善的念头,就把这不善的念头克去,并且需要完完全全地把它从胸中剔除。这方是我立论的主旨。”
“圣人无所不知,亦唯知一个天理罢了;无所不能,亦唯能一个天理罢了。圣人的本体晶莹亮洁,所以,对每件事他都知道天理所在,因而去穷尽其中的天理。并非等本体晶莹亮洁后,天下的事物才能知道,才能做到。天下的事物,比如名物、度数、草木、鸟兽之类,不计其数。圣人的本体虽晶莹亮洁,对所有这些事物又怎能全部知道?只是无需知道的,圣人就自然不想知道,那么应该知道的,圣人自然打听明白。例如,孔子入太庙,每事必问。而朱熹认为,孔子虽然全部知道,他还是要问,是一种恭敬谨慎的表现。这种观点不正确。礼乐、名物方面,圣人不必全知,他心里只要一个天理,这样,自然会有许多规章制度出来,不知就问,这也正是天理所要求的。”
〔评析〕
圣人心中唯有一个“天理”在,所以无所不知。君子的学问,进入耳、目,明通于心,融贯全身,表现于行。心体晶莹亮洁,说话端端庄庄,行动和和缓缓,时时、处处皆可作众人之表率。
【原文】
问:“先生尝谓善恶只是一物。善恶两端,如冰炭相反,如何谓只一物?”
先生曰:“至善者,心之本体。本体上才过当些子,便是恶了。不是有一个善,却又有一个恶来相对也。故善恶只是一物。”
直因闻先生之说, 则知程子所谓有 “善固性也, 恶亦不可不谓之性。”又曰:“善恶皆天理。谓之恶者,本非恶,但于本性上过与不及之间耳。”其说皆无可疑。
【译文】
黄直问:“先生曾认为善恶只是一个东西。善恶如同冰炭不相容,如何能说是一个东西呢?”
先生说:“至善,是心的本体。本体上稍有闪失就是恶了。并不是有了一个善,就有一个恶来与它相对立。所以说善恶只是一个东西。”
黄直由于听了先生的这番解释,也就明白了程颢所讲的话,它们是“善固性也,恶亦不可不谓之性”,“善恶皆天理。谓之恶者,本非恶,但于本性是过与不及之间耳”。黄直认为这些言论不可置疑。
〔评析〕
心之本体原无善恶,善与恶本不是客观本体的表现。违背本体,就产生憎嫌之情,于是有了恶;顺符本体,就产生仁爱,仁爱之心即为善。善与恶是人心性本体之外的两种对立的属性。世间上没有纯善之人,也没有净恶之徒。再善的人也有责己之心,再恶的动物也有舔子之情。所以,善与恶既是实在的,又是虚幻的。
【原文】
先生尝谓人但得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便是圣人。
直初闻之,觉甚易,后体验得来,此个功夫着实是难。如一念虽知好善恶恶,然不知不觉,又夹杂去了。才有夹杂,便不是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的心。善能实实的好,是无念不善矣。恶能实实的恶,是无念及恶矣。如何不是圣人?故圣人之学,只是一诚而已。
【译文】
先生曾这样说过,人只要好善如同喜爱美色,憎恶如同讨厌恶臭,他就是圣人了。
黄直开始听到这话时,认为很简单。后来经过亲身体会,觉得这个功夫原本很难。例如,一个念头虽明白应该好善憎恶,但在无知觉中又有别的掺杂进去。稍有掺杂,就不是好善如同喜爱美色、憎恶如同讨厌恶臭了。对善能切切实实的喜爱,就不会有不善的念头了。对恶能切切实实的憎恨,就不会有邪恶的念头了。如此,又怎能不是圣人?所以,圣人的学问也只是一个“诚”字罢了。
〔评析〕
陽明心学认为,心之本体就是一分“诚”,心诚则善生,诚失则恶生。心原本为一个纯净的本体,恶念生于邪念,邪念生于杂念,杂念不生,心之为净、为诚。所以,圣人的学问只是一个“诚”字罢了,“诚”不变,则善恶不生。
【原文】
问:“《修道说》言'率性之谓道’属圣上分上事,'修道之谓教’属贤人分上事。”
先生曰:“众人亦'率性’也,但'率性’在圣人分上较多,故'率性之谓道’属圣人事。圣人亦'修道’也,但'修道’在贤人分上多,故'修道之谓教’属贤人事。”又曰:“《中庸》一书,大抵皆是说修道的事。故后面凡说君子,说颜渊、说子路,皆是能修道的。说小人,说贤、知、愚、不肖,说庶民,皆是不能修道的。其他言舜、文、周公、仲尼,至诚至圣之类,则又圣人之自能修道者也。”
【译文】
有人问:“先生,您的《修道说》中讲'率性之谓道’为圣人之事,'修道之谓教’为贤人之事。我心存疑惑,特请教于先生。”
先生说:“平常人也能'率性’,只是'率性’在圣人身上的分量多,因此说'率性之谓道’是圣人的事。圣人也'修道’,只是'修道’在贤人身上的分量多,因此说'修道之谓教’是贤人的事。”
先生又说:“关于《中庸》这本书,大部分是讲修道的事。所以,后面所讲的君子、颜回、子路等,都是能修道的;所讲的小人、贤者、智者、愚者、不肖者、平民百姓,都是不能修道的;另外所讲的舜、文王、周公、孔子等至诚至圣的人,则又是自然修道的圣人。”
〔评析〕
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又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早晨懂得了道,晚上就死去也能心满意足。他还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意思是说人能宣扬真理,使真理发扬光大。而真理却未必能使人显赫一时。孔子这种志在闻道的思想意味着发现或认识真理本身就是有价值的,所以他并不是完全执着于实用的。陽明先生所说的“修道”,亦即孔子的“志于道”。
【原文】
问:“儒者到三更时分,扫荡胸中思虑,空空静静,与释氏之静只一般,两下皆不用,此时何所分别?”
先生曰:“动静只是一个。那三更时分,空空静静的,只是存天理,即是如今应事接物的心。如今应事接物的心,亦是循此理,便是那三更时分空空静静的心。故动静只是一个,分别不得。知得动静合一。释氏毫厘差处亦自莫掩矣。”
【译文】
有人问:“儒家学者在半夜三更时分,荡涤心中的思虑,空空寂寂的,这和佛教的静相同。静时,儒、佛都未应事接物,此时两者区别又在哪呢?”
先生说:“动静只是一个。三更时分的空空寂寂,只要是存天理,亦即如今应事接物的心。如今应事接物的心,也是要遵循天理,也就是三更时分空空寂寂的心。因此动静只是一个,不能分开。理解了动静合一,佛教的纤细区别自然清楚明白了。”
〔评析〕
动静亦为事物发展的两种形式,气之聚散就构成了事物的动静运动。“其静也翕,其动也辟,不翕聚则不能发散。”“天下之动无穷也。”“动则终而复始。”“动静相因而成变化,顺继此道,则为善也;成之在人,则谓之性也。”
【原文】
门人在座,有动止甚矜持者。先生曰:“人若矜持太过,终是有弊。”
曰:“矜得太过,如何有弊?”
曰:“人只有许多精神,若专在容貌上用功,则于中心照管不及者多矣。”
有太直率者。先生曰:“如今讲此学,却外面全不检束,又分心与事为二矣。”
【译文】
在座的众弟子中,有一个人的举止过于矜持。先生说:“人若过于矜持,最终存在弊端。”
问:“怎么说过于矜持存在弊端?”
先生说:“人的精力毕竟有限,若一味在客貌上用功,往往就不能照管到内心了。”
碰到过于直率的人,先生这样说:“如今讲良知学说,若在外表上完全没有约束,又是把心与事当成两回事看了。”
〔评析〕
意志整饬,就可以骄傲富贵;道又隆重,就可以轻贱王公。内心修省,就感到外物轻微,过分直率和矜持,最终流于弊端。所以古书上说:“君子役使外物,小人被外物所役使。”
【原文】
门人作文送友行,问先生曰:“作文字不免费思,作了后又一二日常记在怀。”
曰:“文字思索亦无害。但作了常记在怀,则为文所累,心中有一物矣。此则未可也。”
【译文】
有一个弟子写文章为朋友送行。为此,他对先生说:“写文章难免费神,过后一两天总记挂在心。”
先生说:“写文章时思考并无害处。但写完了常记在心,这就是被文章所牵累,心中存有一个东西,反倒还不好了。”
〔评析〕
学问多的为渊博,学问少的是肤浅。见识多的为旷达,见识少的是鄙陋。融汇于心的为功底,容易忘记的是漏失。常存于心但无条理的是牵累,有牵累的杂念不能贯通于良知。
【原文】
又作诗送人。先生看诗毕,谓曰:“凡作文字要随我分限所及。若说得太过了,亦非'修辞立诚’矣。”
“文公格物之说,只是少头脑。如所谓'察之于念虑之微’,此一句不该与'求之文字之中’,'验之于事为之著’,'索之讲论之际’混作一例看,是无轻重也。”
【译文】
又有一个人作诗送人。先生看完诗对他说道:“写诗作文固然好,但要根据自己力所能及,若说得太过,也就不是'修辞立诚’了。”
“朱熹关于格物的主张,缺少一个主宰处。比如他讲的'察之于念之微’这句话,就不应该与'求之文字之中’、'验之于事为之著’、'索之讲论之际’等混为一谈,如此就无轻重之分了。”
〔评析〕
人的言辞是思想交 流的工具,言辞之中内涵着思想。一首诗、一篇文章,都离不开言辞,生动、真实地表达了思想的言辞是“修辞立诚”,而那种没有表达思想,或者表达不深刻、不明确的言辞,则是“文过饰非”了。
【原文】
问“有所忿懥”一条。
先生曰:“忿懥几件,人心怎能无得,只是不可有耳。凡人忿懥,着了一分意思,便怒得过当,非廓然大公之体了。故有所忿懥,便不得其正也,如今于凡忿懥等件,只是个物来顺应,不要着一分意思,便心体廓然大公,得其本体之正了。且如出外见人相斗,其不是的,我心亦怒。然虽怒,却此心廓然,不曾动些子气。如今怒人亦得如此,方才是正。”
【译文】
有人就《大学》中“有所忿懥”这一说请教于先生。
先生说:“诸如忿怒、恐惧、好乐、忧患等情绪,人心中怎会没有呢?只是不应该有罢了。一个人在忿怒时,较容易感情用事,有时会怒得过分,就失去了廓然大公的本体了。因此,有所忿怒,心就不能中正。如今,对于忿怒等情绪,只要顺其自然,不过分在意,心体自会廓然大公,从而实现本体的中正了。例如,出门看见有人斗架,对于错误的一方,我心中很恼火。虽恼火,但我心坦然,不生过多的气。现在,对别人有怒气时,也应该这样,如此才为中正。”
〔评析〕
圣人心怀大德(良知),不用行动,就通晓事物;不用说话,就令人感觉亲切;不发忿怒,就显得威严庄重。这是由于圣人顺从天理而能够戒慎于独处之中,能够戒慎独处,致知方为中正。
【原文】
先生尝言:“佛氏不着相,其实着了相。吾儒着相,其实不着相。”
请问。
曰:“佛怕父子累,却逃了父子;怕君臣累,却逃了君臣;怕夫妇累,却逃了夫妇。都是为了个君臣、父子、夫妇着了相,便须逃避。如吾儒有个父子,还他以仁;有个君臣,还他以义;有个夫妇,还他以别。何曾着父子、君臣、夫妇的相?”
【译文】
先生曾这样说道:“佛教对于'相’不执著,其实却对'相’执著;我们儒家对于'相’执著,其实却对'相’不执著。”
黄直就这个问题请教于先生。
先生说:“佛教徒担心父子连累他,于是离开了父子;担心君臣连累他,于是离开了君臣;担心夫妻连累他,于是离开了夫妻。这些,均是执著于君臣、父子、夫妻的'相’,他才要逃避。我们儒家,有个父子,就给他仁爱;有个君臣,就会他忠义;有个夫妻,就给他礼节。什么时候执著于父子、君臣、夫妻的'相’呢?”
〔评析〕
离开家庭和世俗并不是一个“离相”的问题,其实仍是陽明先生自己反复强调的那个“戒慎独处”的问题。能够独处的人必须能“戒慎”,能够“戒慎”,就能常存真诚。父子是亲近的,不真诚,虽常相处而感情疏远;真诚,虽远离,而感情一致。这就是佛教真正不执著于“相”的本义。
黄修易·录
黄修易,字勉叔。余者不详。
【原文】
黄勉叔问: “心无恶念时, 此心空空荡荡的, 不知亦须存个善念否?”
先生曰:“既去恶念,便是善念,便复心之本体矣。譬如日光被云来遮蔽,云去光已复矣。若恶念既去,又要存个善念,即是日光之中添燃一灯。”
【译文】
黄修易(字勉叔)问:“心无恶念时,这个心就空空荡荡,是不是再需要存养一个善念?”
先生说:“既然除掉了恶念,就是善念,也就恢复了心的本体。例如,陽光被乌云遮挡,当乌云散出后,陽光又会重现。若恶念已经除掉,而又去存养一个善念,这岂不是在陽光下又添一盏明灯。”
〔评析〕
明代自正德、嘉靖以后,陽明心学兴起,天下风靡,程朱之学趋于衰微。到明神宗万历年间,在思想学术领域内,陽明之学空谈心性的弊端日益暴露,尤其是一些王学末流之士利用王陽明“四句教”之首句“无善无恶是心之体”的理论,谈说玄。而一些有识之士,则“志在世道”,崇为实学,“力阐性善之旨”。于是,双方发生了一场“道性善”与心体为“无善无恶”说的公开辩论。
【原文】
问:“近来用功,亦颇觉妄念不生,但腔子里黑窣窣的,不知如何打得光明?”
先生曰:“初下手用功,如何腔子里便得光明?譬如奔流浊水,才贮在缸里,初然虽定,也只是昏浊的。须俟澄定既久,自然渣滓尽去,复得清来,汝只要在良知上用功。良知存久,黑窣窣自能光明矣。今便要责效,却是助长,不成功夫。”
【译文】
有人问:“近来用功,也颇感妄念不会再滋生。然而,内心深处却一团 漆黑,不知如何才能让它光明?”
先生说:“开始用功时,心里怎么会立即光明?例如,奔流着的污水刚置入缸中,开始即使静止不动,是昏浊的。只有经过长时间的澄清,水中的渣滓才会沉淀,又会成为清水。你只要在良知上用功,良知经过长时间的存养,心中的黑暗自会光明。如今若要它立刻见效,只不过是揠苗助长,不能看成是功夫。”
〔评析〕
王陽明在贵陽时提出了“无事时存养”的主张,其目的是用以加强内心修养而体认天理和良知。主张通过“静坐思虑”,在无事时将好名、好色、好货等私欲杂念,逐渐地克服掉,使心恢复到如水如镜、洁净晶莹的本体。
【原文】
先生曰:“吾教人致良知在格物上用功,却是有根本的学问。日长进一日,愈久愈觉精明。世儒教人事事物物上去寻讨,却是无根本的学问。方其壮时,虽暂能外面饰,不见有过,老则精神衰迈,终须放倒。譬如无根之树,移栽水边,虽暂时鲜好,终久要憔悴。”
【译文】
先生说:“我教导人致良知,需要在格物上用功,它是有根基的学问。一天比一天有所进步,越长时间就越觉得精明。朱熹教人到每件事物上去寻求探讨,那是没有根基的学问。人年轻的时候,虽然还能修饰表面,即使有闪失也看不出,到老年时精力衰竭,最终会支撑不住。例如,把一株无根的树移栽到水边,短时间内树虽生气勃勃,但时间一久,自然会枯萎而死。”
〔评析〕
陽明先生的“致良知”实际上是一种修养,这种修养终身专一于治一本,而不是就事论事的遇一标治一标。终身于治本(致良知)。如常青之树,而遇一标治一标(格物),就象无根之树。这个比喻可说是恰当不过的。
【原文】
问“志于道”一章。
先生曰:“只是志道一句,便含下面数句功夫,自住不得。譬如做此屋,'志于道’是念念要去择地鸠材,经营成个区宅。'据德’却是经画已成,有可据矣。'依仁’却是常常住在区宅内,更不离去。'游艺’却是加些画采,美此区宅。艺者,理之所宜者也。如诵诗、读书、弹琴、习 射之类,皆所以调习 此心,使之熟于道也。苟不'志道’而'游艺’,却如无状小子,不先去置造区宅,只管要去买画挂,做门面,不知将挂在何处?”
【译文】
有人就《论语》中的“志于道章”请教于先生。
先生说:“关于志道这句话,它包含了以下好几句的功夫,不能仅停留上志道上。例如建房屋这件事,它的'志于道’,就是一定要挑好地方,用好材料,将房子建成功;'据于德’,就是把房子建成有地方居住;'依于仁’,就是长期居住在这房子里,不再离去;'游于艺’,就是把房子加以装饰美化。艺,就是理的最恰当处。比如诵诗、读书、弹琴、射击之类,都是为了调习 这个心,使它能够纯熟于道。若不'志于道’而去'游于艺’,如同一个糊涂小伙,不先去建造房屋,只顾去买画张挂,装点门面,不知他究竟要把画挂在什么地方?”
〔评析〕
《论语·述而》中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所谓“道”,即指普遍原则,抽象的道理。讲“志于道”就是要把认识道作为自己的志向,然后以道德作为根基,以仁为行动的准则,再博学群艺而达到理想的境界。
【原文】
问:“读书所以调摄此心,不可缺的。但读之时,一种科目意思牵引而来。不知何以免此?”
先生曰:“只要良知真切,虽做举业,不为心累。总有累,亦易觉克之而已。且如读书时,良知知得强记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欲速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夸多斗靡之心不是,即克去之。如此亦只是终日与圣贤印对,是个纯乎天理之心。任他读书,亦只是调摄此心而已,何累之有?”
【译文】
有人问:“读书就是为了修养我的心,从而它是必不可缺的。然而在读书时,又有科举的思虑产生,这种情况怎样才能避免出现呢?”
先生说:“只要良知真切,即便是为了科举考试,也不会成为心的负担。就是有了负担,也容易发觉并得以克制。例如读书时,良知清楚强记的心不对,就克去它;良知清楚求速的心不对,就克去它;良知清楚有好胜的心不对,就克去它。如此一来,总是成天与圣贤的心彼此印证,就是一个纯乎天理的心。无论如何读书,也只是修养此心罢了,怎么会有负担呢?”
〔评析〕
在王陽明看来,修养就是“致良知”,“致良知”贯穿于人的活动之中。为人处事是“致良知”,学习 是“致良知”,连科举应试时也是“致良知”,事务虽有万千之繁复,“致良知”却只有明明白白,实实在在的一个。所以,修养是人生活动的主宰,而不是负担。
【原文】
曰:“虽蒙开示,奈资质庸下,实难免累。窃闻穷通有命,上智之人,恐不屑此。不肖为声利牵缠,甘心为此,徒自苦耳。欲屏弃之,又制于亲,不能舍去,奈何?”
先生曰:“此事归辞于亲者多矣。其实只是无志。志立得时,良知千事万事只是一事。读书作文,安能累人?人自累于得失耳!”因叹曰:“此学不明,不知此处耽搁了几多英雄汉!”
【译文】
有人问:“先生,承蒙您启发,无奈我资质低下,的确很难除去这一负担。我曾听说,人的穷困和通达都是由命运安排。天资聪颖的人,对科举等事情大概会不屑一顾。但是我被声名利禄缠绕,心甘情愿为科举而读书,我只能独自苦恼,想摒除这个念头,又被父母双亲管制,不能抛弃,到底该怎么办?”
先生说:“把这类事情归罪于父母的,天下并不少见。说到底,还是他自己没有志向。志向坚定了,在良知的主宰下,千事万事也只是一件事。读书作文,怎么会成为人的负担呢?人还是被自己的那个计较得失的心给困扰了啊!”因而,先生感慨地说:“良知的学问不明,在这里不知道耽搁了多少英雄好汉!”
〔评析〕
古往今来,人们对于科举仕途的认知历来有两种态度:一种人视仕途为前途,终生的志向和希望皆在此一举;另一种人却视仕途为畏途,对求学致仕不屑一顾。然而,在圣人眼里,仕途也罢,不仕也罢,心中有良知主宰,不以仕官为荣,不以不仕为辱,坦坦荡荡,心无困扰。只是难为普通人所能理解而已。而普通人正是落在“仕”与“不仕”的泥潭中不可自拔。
【原文】
问:“'生之谓性’,告之亦说得是,孟子如何非之?”
先生曰:“固是性,但告子认得一边去了,不晓得头脑。若晓得头脑,如此说亦是。孟子亦曰:'形色,天性也’。这也是指气说。”又曰:“凡人信口说,任意行,皆说此是依我心性出来,此是所谓生之谓性。然却要有过差。若晓得头脑,依吾良知上说出来,行将去,便自是停当。然良知亦只是这口说,这身行。岂能外得气,别有个去行去说?故曰:'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气亦性也,性亦气也。但须认得头脑是当。”
【译文】
有人问:“告子所讲的'生之谓性’,我认为说得十分正确,但是,孟子为什么要反对呢?”
先生说:“性固然是与生俱来的,但告子只是把它看成性,不懂得其中还有一个主宰处。若明白了还有一个主宰处,他的话也还是正确的。孟子也说:'形色,天性也。’这也是针对气说的。”先生又说:“一个人胡 言乱语,肆意恣情,都说这是根据我的心性而做的,这就是所谓的'生之谓性’。但这样会犯错误。如果知道有一个主宰处,自我良知上说出来,做下去,自然就会正确。然而,良知也只是我这嘴里说,这身体行,怎能离开气,另外有一个东西去说、去做呢?因此程颐说:'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气亦即性,性亦即气,但是,唯有认准主宰处才是正确的。”
〔评析〕
自古至今的宇宙中“无非一气而已”,气是运动的,其形态有往来、阖辟、升降。万物的变化和人类社会的成败得失、兴衰治乱,都是气的运动的结果。国有国运,人有命运,而运在气中,无气则不能运。气从性生,无性则气不生。气显现于形色,实则是心性中气的使然。
【原文】
又曰:“诸君功夫,最不可助长。上智绝少,学者无超入圣人之理。一起一伏,一进一退,自是功夫节次。不可以我前日用得功夫了,今却不济,便要矫强做出一个没破绽的模样。这便是助长,连前些子功夫都坏了。此非小过。譬如行路的人蹶跌,起来便走,不要欺人做那不曾跌倒的样子出来。诸君只要常常怀个'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之心,依此良知忍耐做去,不管人非笑,不管人毁谤,不管人荣辱,任他功夫有进有退,我只是这致良知的主宰不息,久久自然有得力处。一切外事亦自能不动。”又曰:“人若着实用功,随人毁谤,随人欺慢,处处得益,处处是进德之资。若不用功,只是魔也,终被累倒。”
【译文】
先生又说:“各位做功夫时,千万不要助长它。上等智慧的人很少,学者没有超入圣人的道理。一起一伏,一进一退,这是做功夫的秩序。不可因为我从前用了功夫,而到现在这功夫不管用了,我还勉强装出一个没有破绽的样子,这就是助长,这种做法,连从前的那点功夫也给遗弃了。这可不是小小的错误。这就好比一个人走路,不小心跌了一跤,站起来就走,不要假装一副没有跌倒的模样来欺骗人。各位只要经常怀着一个'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的心,根据这良知耐心地做下去,不在乎别人的嘲笑、诽谤、称誉、侮辱,任他功夫有进有退,我只要这致良知没有片刻停息,时间久了,自会感到有力,也自然不会被外面的任何事情所动摇。”先生又说:“人若实实在在地用功,不论别人如何诽谤和侮辱,依然会处处受益,处处都能培养道理。若不用功,别人的诽谤和侮辱就会有如魔鬼,最终会被它累垮。”
〔评析〕
君子容易接近,而不容易亵狎;容易恐惧,而不容易胁迫;与人交往,亲近而不合污;与人交 谈,论辩而不争讼。形貌上,平平常常;心地里坦坦荡荡。《诗经》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是说站在左的一方,君子感觉适宜;站在右的一方,君子也能善自独处。
【原文】
先生一日出游禹穴,顾田间禾曰:“能几何时,又如此长了!”
范兆期在旁曰:“此只是有根。学问能自植根,亦不患无长。”
先生曰:“人孰无根,良知即是天植灵根,自生生不息。但着了私累,把此根戕贼蔽塞,不得发生耳。”
【译文】
有一天,先生去禹穴游览观光,他看着田间的禾苗说:“仅几天工夫,禾苗又长高了。”
在一旁的范兆期说:“这是因为它有根。做学问如果自己能种根,就不用担心它不进步。”
先生说:“哪一个人没有根,良知就是天生的灵根,自然会生生不息。只因为被私欲拖累,把这灵根残害蒙蔽了,使它不能正常地生长发育。”
〔评析〕
《论语·子张》中引用子夏的话说:“广泛的学习 知识而且志向纯实,提问题切合实际而且能联系自己的思想,仁德就在其中了。”这里所说的“仁德”就是“良知”,就是人的根,知识的根,也是事业成就的“根”。
【原文】
一友常易动气责人,先生警之曰:“学须反己。若徒责人,只见得人不是,不见自己非。若能反己,方见自己有许多未尽处,奚暇责人?舜能化得象的傲,其机括只是不见象的不是。若舜只要正他的奸恶,就见得象的不是矣。象是傲人,必不肯相下,如何感化得他?” 是友感悔。
曰:“你今后只不要去论人之是非,凡当责辩人时,就把做一件大己私,克去方可。”
先生曰:“凡朋友问难,纵有浅近粗疏,或露才扬己,皆是病发。当因其病而药之可也,不可便怀鄙薄之心。非君子与人为善之心矣。”
【译文】
有位朋友经常因为生气而指责别人。先生告诫他说:“学习 应该返身自省。如果只去指责别人,就只能看到别人的错误,就不会看到自己的缺点。若能返身自省,才能看到自己有许多不足之处,哪还有时间去指责别人?舜之所以能感化象的傲慢,最主要的就是舜不去看象的不是。如果舜坚决要去纠正象的奸恶,只会看到象的不是,而象又是一个傲慢的人,肯定不会认错,舜又岂能感化他?” 这位朋友听了这番话,甚感惭愧。
先生说:“从今以后,你只要不去议论别人的是非,大凡要责备别人的时候,就把它当作自己的一大私欲加以克治才行。”
先生说:“朋友在一起辩论,即便有浅近粗疏的地方,你如果想因而显才扬己,都是毛病在发作。只有对症下药才行,不能因此而怀有轻视别人的心。不然,就不是君子与人为善的心了。”
〔评析〕
自己做出昏乱的事情,却憎恨别人的责备;作尽丑恶的事情,却希望别人称道;把正经当作笑柄,把忠诚当成贼寇,这些都不是君子应有的行为。君子尊崇师长,亲近朋友;时时痛恨自己心中的贼寇(邪念),从不议论、轻视他人的弱点。
【原文】
问:“《易》,朱子主卜筮,《程传》主理,何如?”
先生曰:“占筮是理,理亦是卜筮。天下之理孰有大于卜筮者乎?只为后世将卜筮专主在占卦上看了,所以看得卜筮似小艺。不知今之师友问答,博学、审问、慎思、明辩、笃行之类,皆是卜筮。卜筮者,不过求决狐疑,神明吾心而已。《易》是问诸天。人有疑,自信不及,故以《易》问天。谓人心尚有所涉,惟天不容伪耳。”
【译文】
有人问:“关于《周易》的解释,朱熹侧重卜筮,程颐侧重明理。二者哪个正确呢?”
先生说:“卜筮就是理,理也是卜筮,天下的理还有大于卜筮的吗?只因后世之人把卜筮仅看成占卦了,所以认为卜筮是雕虫小技。却不知现在师友间的问答,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之类,均为卜筮。占筮只不过是为了决断疑惑,使我的心变得神明罢了。《易》是向天请教,当人有疑而自信心不足时,所以用《易》来向天询问。人心依然有所偏私,唯有天不客虚伪。”
〔评析〕
古人每办一件事,总要先去求龟占卜,其最初的目的就是为了确立一个共识,一种公理,就象做买卖的凭借于秤而求得公平一样。
黄省曾·录
黄省曾,字勉之,号五岳,苏州人、著有《会稽问道录》十卷,此篇可能录自《问录》。王陽明在浙江 讲学时(1522——1527年),黄曾求学于门下。见《明儒学案》卷二十五。
【原文】
黄勉之问:“'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事事要如此否?”
先生曰:“固是事事要如此,须是识得个头脑乃可。义即是良知,晓得良知是个头脑,方无执著。且如受人馈送,也有今日当受的,他日不当受的,也有今日不当受的,他日当受的。你若执著了今日当受的,便一切受去,执著了今日不当受的,便一切不受去,便是'适’'莫’,便不是良知的本体。如何唤得做义?”
【译文】
黄省曾(字勉之)问:“《论语》上说:'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此。’世间的每件事都要这样吗?”
先生说:“当然,只是要有一个主宰才可。义,也就是良知,明白了良知是主宰,才不会拘泥固执。例如,接受别人的馈赠,有今天应该接受,而改天不该接受的情况,也有今天不该接受而改天应该接受的情况。你若固执地认为今天该接受的就统统接受,或者今天不该接受的就统统拒之门外,如此就是'适’、'莫’了,也就不是良知的本体,又岂能称作义呢?”
〔评析〕
古人道:“天道因则大,化则细。”意思是说,任其自然、顺乎人情去做,就能成其'大’;任人所为、违反自然规律去做,所得者就微薄(细)。这就是天道。
【原文】
问:“'思无邪’一言,如何便盖得三百篇之义?”
先生曰:“岂特三百篇,六经只此一言便可该贯,以至穷古今天下圣贤的话,'思无邪’一言也可该贯。此外更有何说?此是一了百当的功夫。”
问“道心人心。”
先生曰:“'率性之谓道’,便是道心。但着些人的意思在,便是人心。道心本是无声无臭,故曰'微’;依著人心行去,便有许多不安稳处,故曰'惟危’。”
问:“'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愚的人与之语上尚且不进,况不与之语可乎?”
先生曰:“不是圣人终不与语。圣人的心忧不得人人都做圣人,只是人的资质不同,施教不可躐等。中人以下的人,便与他说性、说命,他也不省得,也须慢慢琢磨他起来。”
【译文】
有人问:“《诗经》三百篇的意思为什么用'思无邪’这一句话就能概括清楚呢?”
先生说:“何止《诗经》三百篇,整个六经用这句话都能概括贯通,甚至古往今来的一切圣贤的言论,一句'思无邪’,也能概括贯通。另外,还有什么可讲的?这是一了百当的功夫。”
有人就道心人心请教于先生。
先生说:“'率性之谓道’,就是道心。在其中若添加了一些人的欲望 ,就是人心。道心原本无声无臭,因此说是'微’;按照人心去做,就有许多不安稳之处,因此说是'惟危’。”
有人问:“在《论语》上,孔子说:'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向愚蠢的人讲高深的学问,都不能使他们进步,若什么都不与他们讲,能行吗?”
先生说:“并非圣人不给他们讲。圣人心中忧虑的是世人都不能做圣人,只是人的资质各不相同。所以施行教育时,不得不因人(材)施教,对于中等水平之下的人,即便和他讲性说命,他也不会理解,如此就需要慢慢去开导、启发他。”
〔评析〕
《荀子·劝学》中说:“怀着恶意发问的,不要告诉他;怀着恶意告诉的,不要追问他;怀着恶意讲说的,不要听取他;怀着争强的气势的,不要同他辩论。所以,持礼恭敬,然后才和他谈论道义的方向;言辞和顺,然后才和他谈论道义的条理;面色从容,然后才和他谈论道义的精义。”
【原文】
一友问:“读书不记得如何?”
先生曰:“只要晓得,如何要记得?要晓得已是落第二义了。只要明得自家本体。若徒要记得,便不晓得;若徒要晓得,便明不得自家的本体。”
问:“'逝者如斯”是说自家心性活泼泼地否?”
先生曰:“然。须要时时用致良知的功夫,方才活泼泼地,方才与比水一般。若须臾间断,便与天地不相似。此是学问极至处。圣人也只如此。”
【译文】
有位朋友问道:“读书而硬记不住,该怎么办呢?”
先生说:“只要理解了,为什么非要记住?要知道理解已是次要的了,重要的是使自己的心本体光明。若仅求记住,就不能理解;若只求理解,就不能使自心的本体光明。”
有人问:“《论语》中的'逝者如斯’,是指自己心性本体活泼泼的吗?”
先生说:“是的。必须每时每刻用致良知的功夫,才能活泼,才能和江 水一样。若有片刻的间断,就与天地的生机活泼不相似了。这是做学问的关键。圣人也只能这样子。”
〔评析〕
大自然创造了人类,有耳可以听,如果不学习 ,那么听得见不如耳聋听不见;有眼睛可以看,如果不学习 ,那么看得见不如眼瞎看不见;有嘴可以说话,如果不学习 ,那么会说话不如哑巴说不出话;有心可以感知,如果不学习 ,那么有感知的心不如纯朴无知。由此可见,凡是学习 ,并不是为了给人增加点什么,而是教人可以通达天性。凡能保全天理(良知)而不毁坏它,这就是善于学习 ,就是圣人的学习 方法。
【原文】
问:“志士仁人”章。
先生曰:“只为世上人都把生身命子看得太重,不问当死不当死,定要宛转委曲保全,以此把天理却丢去了,忍心害理,何者不为。若违了天理,便与禽兽 无异,便偷生在世上百千年,也不过做了千百年的禽兽 。学者要于此等处看得明白。比干、龙逄,只为他看得分明,所以能成就得他的仁。”
问:“叔孙武叔毁仲尼,大圣人如何犹不免于毁谤?”
先生曰:“毁谤自外来的。虽圣人如何免得?人只贵于自修,若自己实实落落是个圣贤,纵然人都毁他,也说他不着。却若浮云掩日,如何损得日的光明?若自己是个像恭色庄、不坚不介的,纵然没一个人说他,他的恶慝终须一日发露。所以孟子说'有求全之毁,有不虞之誉。’毁誉在外的,安能避得?只要自修何如尔。”
【译文】
有人就《论语》“志士仁人章”请教于先生。
先生说:“只因世人将性命看得过重,也不问是否能死,一定要委曲地保全性命,因而丧失了天理。忍心伤害天理,还有什么事干不出来?若违背了天理,就与禽兽 无异了。即便在世上苟且偷生成百上千年,也不过做了成百上千年的禽兽 。作为学者,必须在这些地方看清楚。比干、龙逄,只因他们看得清楚,因此,他们能成就他们的仁。”
有人问:“《论语》中有一段'叔孙武叔毁仲尼’的记载,怎么连孔子这样的大圣人也免不了被人毁谤?”
先生说:“毁谤是从外界来的,就是圣人也在所难免。人只应注重自身修养。若自己的的确确是一个圣贤,纵然世人都毁谤他,也不能说倒他,将他能怎么样?这就如同浮云遮日,如何能损坏太陽的光辉?若自己是个外貌恭敬庄重,内心而空虚无德的人,纵然无人说他坏话,他隐藏的恶终有一天会暴露无遗。因此,孟子说:'有求全之毁,有不虞之誉。’毁誉来自外界,岂能躲避?只要能加强自身修养,外来的毁誉算得了什么?”
〔评析〕
圣人治理万物,不仅仅是保全他们的性命,根本的是保全他们的天赋人性。天赋的人性保全了,精神才能和谐,眼睛才能明亮,耳朵才能敏感,身上三百六十块筋骨才能顺畅。他们把天赋的人性看得比性命更重要,因为天赋的人性中有“良知”、“仁义”,至于那些毁谤,更是与性命无关的外在之物了,他们更不会把它放在心上的。
【原文】
刘君亮要在山中静坐。
先生曰:“汝若以厌外物之心去求之静,是反养成一个骄惰之气了。汝若不厌外物,复于静处涵养,却好。”
王汝中、省曾侍坐。
先生握扇命曰:“你们用扇。”
省曾起对曰:“不敢。”
先生曰:“圣人之学不是这等捆缚苦楚的。不是装做道学的模样。” 汝中曰:“观'仲尼与曾点言志’一章略见。”
先生曰:“然。以此章观之,圣人何等宽洪包含气象!且为师者问志于群弟子,三子皆整顿以对。至于曾点,飘飘然不看那三子在眼,自去鼓起瑟来,何等狂态!及至言志,又不对师之问目,都是狂言。设在伊川,或斥骂起来了。圣人乃复称许他,何等气象!圣人教人,不是个束缚他通做一般。只如狂者便从狂处成就他,狷者便从狷处成就他,人之才气如何同得?”
【译文】
刘君亮要在山中静坐。
先生说:“你若是以厌弃外物的心而去静中寻求,相反只会养成骄横怠惰的恶习 。你若不厌弃外物,再到静处去涵养,如此就是可以了。”
王汝中、黄省曾陪先生坐。
先生拿扇子给他们,说:“你们用扇子吧!”
黄省曾忙站起来答道:“不敢!”
先生说:“圣人的学问,不是如此束缚痛苦的,不用假装成一副道学的样子。”
汝中说:“从《论语》中'仲尼与曾点言志章’能看出大概。”
先生说:“正是。从这章可看出,圣人具有多么宽广博大的胸怀。
先生询问弟子们的志向,子路、冉求、公西华都很严肃地作了回答。而曾点飘飘然,根本不把三个人放在眼里,独自弹瑟,这是何等的狂态!当他说志向时,不针对老师的问题直接回答,口出狂言。若是程颐,或许早就是一番痛斥。孔圣人则一直称赞他,这是何等的气魄!圣人教育人,不是死守一个模式,对于狂者就从狂处去成就他,对于洁身自爱者就从洁身自爱处去成就他。人的才能、气质怎么相同?”
〔评析〕
圣人教育人历来主张“有教无类”。在孔子的学生中,子路本是卞地的平民,子贡本是卫国的商人,颜涿原来是个大盗,颛孙师是个马侩,但孔子对他们进行教诲,使他们都成了显赫的士人。教育好比是磨砺。昆仑出产的金属,配上铢父之锡,让吴越的匠人加工,将它铸成剑,却不加以磨砺,终归不是利剑。将它在岩石上磨过后,再用很细的黄石磨,就会成为锋利的剑了。教育和学习 就是对人性的磨砺。
【原文】
先生语陆元静曰:“元静少年亦要解《五经》,志亦好博。但圣人教人,只怕人不简易,他说的皆是简易之规。以今人好博之心观之,却似圣人教人差了。”
先生曰:“孔子无不知而作;颜子有不善未尝不知。引是圣学真血脉路。”
何廷仁、黄正之、李侯璧、汝中、德洪侍坐。先生顾而言曰:“汝辈学问不得长进,只是未立志。”
侯璧起而对曰:“洪亦愿立志。”
先生曰:“难说不立,未是必为圣人之志耳。”
对曰:“愿立必为圣人之志。”
先生曰:“你真有圣人之志,良知上更无不尽。良知上留得些子别念挂带,便非必为圣人之志矣。” 洪初闻时心若未服,听说到,不觉悚汗。
【译文】
先生对陆原静说:“你在青年时也要注解《五经》,志向也是在博学。然而,圣人教育人只担心人不能简易,他所说的都是简易的办法。若以现在的人爱好博学的心来看,圣人教育人人的方法好象错了。”
先生说:“孔子不写他不清楚的事,颜子有不善未尝不知,这正是圣学的真血脉所在。”
何廷仁、黄正之、李侯璧、王汝中、钱德洪陪先生坐。先生看着他们说:“大家的学问没有进步,主要是由于没有立志。”
李侯璧站起身来答道:“我也愿意立志。”
先生说:“说你来立志倒很难,但你立的不是一定做圣人的志向。”
李侯璧回答说:“我愿意立定做圣人的志向。”
先生说:“你真有做圣人的志向,良知就需纯洁明亮。良知上若还有别的牵挂,就不为必做圣人的志向了。”
钱德洪开始听时,内心还不服气,到最后时,不觉自己周身是汗。
〔评析〕
有人心中立下了事业,但事业总难成功,是因为他心里没有大志。只有大事而无大志,就象大海上航行只有大船,但没有指南针那样,只能是茫茫大海中,漫漫漂流。学习 也是如此。做大学问不是大志向,做圣人才是做学问的大志向。志向立得大,立得明确,功夫才有下手处,才能作出真功夫。
【原文】
先生曰:“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真是与物无对。人若复得他完完全全,无少亏欠,自不觉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间更有何乐可代?”
一友静坐有见,驰问先生。
答曰:“吾昔居滁时,见诸生多务知解,口耳异同,无益于得,姑教之静坐。一时窥见光景,颇收近效。久之,渐有喜静厌动,流入枯槁之病。或务为玄解妙觉,动人听闻。故迩来只说致良知。良知明白,随你去静处体悟也好,随你去事上磨炼也好,良知本体原是无动无静的。此便是学问头脑。我这个话头,自滁州到今,亦较过几番。只是致良知三字无病。医经折肱,方能察人病理。”
【译文】
先生说:“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产生了天和地,造就了鬼神和上帝,所有一切都由它产生,任何事物都不可与它相比。人若能彻底恢复良知,无一丝缺陷,自然就会手舞足蹈,天地间不知还有什么乐趣可以取代它?”
有位朋友在静坐中有所领悟,于是跑去请教于先生。
先生说:“我从前住在滁州时,学生们十分重现在知识见闻上辩论,我认为这对学问没有大的帮助,于是就教他们静坐。一时在静中也略有所悟,并有一些近效。时间一久,逐渐产生了喜静厌动、陷入枯槁的毛病。有的人专注于玄妙的解释和感觉,藉以耸人听闻。因此,我近来只说致良知。理解了良知,任你去静处体悟、去事上磨炼都可以。良知的本体原本无动静之分,这正是学问的关键。针对这个问题,从在滁州时到现在,我经过再三思索,发觉只有'致良知’这三个字没有问题。这如同医生经历过较多病痛,方能了解人的病理。”
〔评析〕
农民的成绩是比较种粮的收获,商人的成绩是比较生意的盈亏,学者的成绩是比较文章的才华,士兵的成绩是比较战场上的勇气。然而,唯有品德操行,才是比较公众的天平。这个天平就是“良知”,无论农、商、学、兵,乃至官员,都在本分之中“致良知”。
【原文】
一友问:“功夫欲得此知时时接续,一切应感处反觉照管不及,若去事上周旋,又觉不见了。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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