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处可逃的厌女症（《厌女》读后感 ｜ 兼试补充厌女在BL中的体现）

　　敲下这个标题的时候还是需要一点勇气。一直以来我在中文环境里都怯于讨论性别议题，因为稍有不慎就容易招致“田园女权”/“女权癌”的标签攻击，最后沦为纯粹情绪发泄式的相互攻讦。

　　男性对女性权利意识抬头的焦虑与不适很好理解，因为“女权主义”中似乎隐含着对男性的否定，映射到具体的自身，无论是对“男权社会下存在着种种不公”产生认同导致的罪恶感，还是对此断然否认所引燃的愤怒，大概都是相当负面的情绪体验。然而上野千鹤子在这本书中指出：“女权主义是女人用来与自己和解的手段”，其否认的是“男性性”而非个别的“男性存在”。厌女症是家父长制（patriarchy/父权制）社会的症结所在，如果在此文化社会中被归类为“男性”者也想要认同完全的自己，那么这部分的人自然也会像女权主义者对抗厌女症一样对抗自己的厌女症，而这对所有人都会是一种最好的结果。

　　《厌女：日本的女性嫌恶》一书剖析了厌女症的成因与其在日本社会（其实扩展到整个东亚社会也似乎无甚不妥）的种种表现。厌女症（Misogyny）指对女性化、女性倾向与其特质抱持蔑视与厌恶的行为或心理。上野借助赛菊寇（Eva Kosofsky Sedgwick）的理论分析，指出厌女不是单纯讨厌女人，而是男人在成为性主体的过程中，必须将女性客体化，他者化，以此来证成男性自身的存在价值与优越性。上文曾特别指出这里讨论的“男性”，是“被父权制社会分类成男性者”，而非一般生理或心理意义上的男性，究其本质，乃是该文化与制度下排他性的权力集团。典型的异性恋秩序就是用来证明男性是性的主体的体制：男人得透过异化女性，占有女性，使其成为成为性的客体，来取得其他男人的认同，以加入男性集团来“变成男人”。换言之，女性是男性“变成男人”的一种手段，或者达成后的分配的报酬，是男性集团用来达成性主体之间的互相认同和连结的工具。在父权制的框架下，无法达成加入条件的个体，如同性恋者，跨性别者，也会被归类到二元性别下女性化中的子类别。

　　如果从强权与弱势的角度去看，我们可以把厌女症的逻辑推广到一切二元制秩序中去：强势群里通过否定对立（private opposition）以标出弱势者，通过对其差别化和标签化来完成集团内部的自我认同。例如：man/woman（人类即男人，拥有子宫的“非正常”人类为女人），educated/uneducated（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正常/身障，教徒/异教徒，有产者/无产者，etc. 但我们为何在这里偏偏讨论厌女？盖因全球大约一半人口都是女人，性别是一种最基础的权力关系，女性则是目前父权制社会中最大的被异化群体。你不一定常接触到少数族裔，身障者或者异教徒，但只要不是在中世纪修道院或者深山中的寺庙里长大，身边一定少不了女性。此外，人的出身，种族，宗教，阶级和性向往往无法直接表现于外在，而性别特征却是显而易见的。以至于我偶尔接触到中性气质或者性别特征不太明显的同事还会觉得有点微妙，担心言谈中搞错he/she带来尴尬。也可以说，我们的社会，本来就建立在异化女性的基础上，厌女症深深根植于我们的文化与意识。

　　上野在本书中剖析了恐同、援交、恋童、家暴、撸蛇、剩女、春宫、皇室、家庭、企业、女校等种种场所、情景与关系中厌女情结的物理体现和心理机制，尤其第八章与第九章中，对近代家庭母女关系的分析，鞭辟入里，值得再三细读。感兴趣的话请自行翻阅原文，在此不再赘述。通读之后，我觉得未被提及略有遗憾的有两点：一是女性的性欲产生与表现：关于性的欲望，作者在第五章中《“欲望问题”》、《公领域的性与私领域的性》、第七章中《性愉悦的支配》这三节，以及第十五章《权力的性爱化》全章中分别有过讨论，然而分析的重点都落在男性的身上；二是同性恋或双性恋女性的视角：上野说“任何女人都不会接纳另一个很受男人欢迎的女人”，通篇似乎仅谈论异性恋女性。不过考虑到父权制背后“相较于男人赋予的女性价值，女人赋予的女性价值只能算是次等的价值”的逻辑，女同性恋或双性恋者大抵如同身障或长相不佳的女性一样被直接厌弃、剔除了吧。

　　翻阅此书的豆瓣短评，其中有一条挺有意思，说上野“认为‘近代女性文学的特征是男性幻想的稀薄’，以此对比男性色情文学的可鄙性，嘲讽‘男人的性多么贫瘠’，却全然无视以女性为目标群体的耽美文化的盛行”。短评中提到的上野认为“近代女性文学的特征是男性幻想的稀薄”，也许是翻译的原因，我并未在手上这本2015年由联合文学出版，杨士堤翻译的版本内找到确切的对应。据推测可能是第27页上野对比较文学家水田宗子的言论引用：“‘近代的女性文学，有着不太对男性存有幻想的特色。’由此可见男女就连在性幻想的形式都存在着极大的不对称。” 不过我也正好借此文浅析厌女症在BL中的体现，作为一点补充，欢迎理性讨论。

　　先引述沟口彰子在其文化研究著作《BL进化论》中开宗明义的定义：“BL（Boy’s Love）指的是男性与男性之间，由恋爱发展出来的各种故事。创作者与阅听者则多半是异性恋女性”。在实际观察中，我认为如今对BL的界定变得相对宽泛，许多被评论诟病“没什么BL味”，即不以男性恋爱为叙述重心，仅使用男同性恋者作为主角的作品，也往往被读者归类到BL，并受到欢迎。

　　BL作品（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和非商业的原创及二创小说、漫画、广播剧、动画、影视等）中关于男性同性间性行为的内容出现频率较高，而其创作者与消费者又多为女性，所以有很多人认为BL是女性对男性报复性的性幻想与性消费。粉丝对耽美影视改变作品在男男CP（配对）中加入女性角色的愤怒也为这个群体招致了“极端仇女”的标签。为何描述男性爱的BL的作者与读者大都是异性恋女性？而作品中女性为何常常缺席？自己身为女性的腐女群体为何厌女？种种矛盾看似扑朔迷离，其实都可以在上野的理论框架下得到合理的分析。

　　首先我们要肯定，BL确实是厌女的产物。不过这并不是一群重度厌女症女患者有意识的主动选择，而是真实世界的投射而已。BL在东亚的兴起，是随着经济发展，女性受教育权的扩大，和经济地位的提升而产生的。现代以前，女人不能通过教育提升自己的地位，人们接受性别和身份是一种无法改变的命运，因此或许会感觉人与人，性别与性别之间存在“区别”，却不会感到“差别”。但女性走上知识和财产自主的道路上之后，才跟男性有了比较的可能性，才开始感觉性别带来的“差别”是不公平的。现代的女性身上肩负着双重期待：“做一个人”（传统男性公民角色，读书赚钱，承担公共责任），以及“做一个女人”（传统女性角色，服从男性，照顾家庭，抚育幼儿）。即使现代女性已经拥有了和男性大体相当的受教育权，追求事业成功和梦想的权利却是不平等的，“人”和“女人”的目标实际出现冲突的时候，前者往往要为后者让路。这种双重角色的不公折磨催生了一种想象——在这个理想的世界里，“我”首先是一个独立的人，而非“女儿”、“母亲”、“女人”种种社会角色的cosplay；没有社会强加的性别气质（温柔、委婉、顺从）束缚，可以自由地追求职业的进步，和另外一个同样自由的灵魂不以生育为目的地享受爱情。这个世界，就是BL的世界。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BL是女性所幻想的理想世界，是她们在残酷的现实世界里的避难所。BL的世界观确实是厌女的，因为催生它的本质就是：“做一个女人很倒霉”。

　　即使是对BL文化不甚了解的过路游客，可能也听说过“攻君”与“受君”的区别。BL中的“攻”方一般指性行为中进入对方身体的一方，同时在感情关系里往往也是主动甚至主导的角色，“受”方相反。很多小说和漫画一开始就会在内容简介上标明攻受，如不标明，“猜攻受”就会成为读者阅读过程中的一种游戏享受（或者折磨）。即使作品中没有明显的性交情节，作者也往往会通过某些细节暗示双方夜间活动的体位，而在连载过程中不幸“站错攻受”的读者，就会以头抢地痛不欲生。在二次创作的同人作品里，把攻受标签放在开头最显眼的地方也是一条不言自明的铁律。在普遍高呼“不接受拆逆CP”的同人圈，这是一种可避免血洗评论区的有效策略。

　　おげれつたなか三部系列作品：蓟、裸裎的怪物、在锈蚀之夜对你呢喃爱语

　　《蓟》扉页的warning

　　上图是近年人气很高的日本漫画家おげれつたなか的部分作品。这一系列作品讲述了主角弓与同学林田交往，林田因为家庭和工作双重压力精神崩溃，对弓施加暴力，尔后二人分手，和心理问题作斗争最后各自再度与其他人建立亲密关系的故事。左起第一本是2015年推出的同人志《蓟》，内容是弓和林田恋爱的过去，后面两本商业志则分别描述他们的发展。同人志相对商业出版来说限制较少，作者也不用太顾虑读者的喜好，因此《蓟》里有双方攻受互换的情节。有趣的是，这三本书都涉及抑郁症、职场霸凌以及家庭暴力，然而出版方显然觉得这在读者的承受范围内不必特别提醒，反而是《蓟》的扉页里明晃晃的先给大家预先“爆雷”：“本书有同性恋的reversible床戏，请注意”。更值得指出的一点是，弓和林田之间的性行为没有固定的角色分配，而当他们分别与他人交往之后，却都固定地担任受方。这其中很难说没有暗含一种“明确分配性的主体与客体（欲望对象）才能塑造稳定关系”的想法。

　　BL中明明关系双方都是同一性别，床戏也并非故事中必然出现的要素，而女性读者却为何如此执着地要弄清楚他们的性交体位并且加以固定？我认为这反映了BL中的男男情爱仍然是女性对现实中男女关系的模仿与虚拟。在性别气质模糊的BL世界（尤其是强强类，双方都充满雄性特质的设定）攻受不仅是性行为的位置，更标示着欲望主体与欲望对象的分野。女性读者通过移情在受方身上，既能扮演故事里熟悉的“女方”，又能感受男性身份带来的种种便利。即使他们不愿意变成其他人欲望的客体，还可以拒绝攻方的要求，退回到异性恋的秩序里扮演一个直男，选择的权利就在自己的手里。而在真实的世界里，女性别无选择。这种幻想正赤裸地揭示出女性在现实中绝对的弱者地位。

　　BL既然是女性逃避现实世界幻想的产物，那么注定其同性爱与性行为也是理想化的，并非现实中男性同性恋的真实反映（这应该是同性文学覆盖的范畴）。众所周知无论是异性恋还是同性恋，一方进入另一方的身体并不是性行为中必须的步骤，然而在绝大部分的情色文学/漫画，以及BL小说/漫画中，“交合”都是一种必要条件，这不得不说也是阳性崇拜在幻想世界里的复制和延续。

　　BL中的性行为是对色情作品中异性交合的典型模仿：攻方主导性交的过程，通过阳具给受方带去性愉悦——受方最后无一例外都会沉溺在被攻方支配的高潮之中。性支配原本是男性幻想中对客体的终极支配：不需要通过暴力、恐惧、权利与金钱，而是通过“快乐”，让女性在性愉悦下稳定地、自发性地服从于男人的支配。这套幻想公式下的性交，如同剥夺一切外在的社会性特质，取回男性性的核心仪式。此公式被广泛地运用在各种文学和影视作品里，阳具作为男性的象征，自然有着不动如山的重要性，而让其出场的交合，以及其带来的性愉悦，自然也是必须的了。

　　根据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研究，性欲既非“自然”也不是“本能”，而是“文化”和“历史”的产物。男人把女人他者化，藉由把女人贬抑成男人可以掌控的“他者”，以便将其塑造成具有魅力却又可以轻蔑，更可以以性愉悦进行最终支配的对象。BL的女性创作者和读者们只是在现实里习得这一套公式，内化之后不自觉得移植到幻想的世界之中。如果说短评作者抨击上野认为这种男性的色情文学“可鄙”不当（虽然我也没有从手上的书里翻出这两个字），那么BL的色情场面却不免让人感到可悲。因为厌女症在我们身上的烙印如此深刻，已经融入骨血内化成了我们自身的欲望来源，如同铺天盖地扑来的一张细密的网，让人无处可逃。

　　上野于《厌女》一书中，借用福柯与寇菊赛等人的理论分析了男性恐同的成因。她认为男性的恐同意识源自“攻者”与“受者”在性行为上的不对称性。

　　在传统二元性别观念下，由“主动”和“被动”的关系产生了性主体与性客体的区分。而父权社会男性间的同性社交（homosocial）是“性的主体”之间彼此认同的联盟与联结，成为受方意味着沦为性客体，“被女性化”，失去性主体的身份。因此当社群中出现男同性恋者，即等同于其他成员有可能成为其欲望对象，陷入被女性化的危险，进而导致“阶级混乱”。因此性主体之间必须严格自我审查，压抑将同性视为欲望客体的想法。

　　BL爱情公式继承自这套规则下的异性恋规范，也充满了恐同的倾向。

　　沟口彰子把BL核心精神“爱”概括为一种“终极的配对神话”：这是一种唯一的、排他的、灵肉合一的永恒终极之爱。主角无论是冷情冷性的高岭之花，还是游戏花丛的情场浪子，在遇到对方后最终将会彻底迷恋彼此的身体与心灵，成为完美契合的伴侣。他们肉体和精神交流都在配对内部得到充分满足，不再把其他任何男性或女性当作潜在欲望对象，永无出轨可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BL的主角也许不能被称之为真正的同性恋者，他们是仅生活在完美配对神话里的存在。“同性恋”在故事里与其说是构成主角身份个性的要素，毋宁说只是作为一种提高故事戏剧性的工具。这种仍不为主流所广泛接受的取向，作用如同罗密欧与朱丽叶背负的家族血仇，用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禁忌之恋”，来强化“因为是你所以才爱”的究极幻想。

　　这种典型的BL爱情范式，其实并未对异性恋规范提出挑战，反之，它们呼应了现实社会里的异性恋规范和对同性恋者的排斥。许多故事喜欢强调主角的“直男”身份—— 当然他们并不真的具有积极的异性恋取向，最终必然会与其伴侣同栖于唯一的幻想王国。这种设定更像是为了满足异性恋规范下女性创作者和消费者们对“正常”男性的想象。腐女们恐惧的并非是同性间性行为，而是男同性恋者身份认同。那句被广泛使用的爱之宣言——“我不是同性恋，只是喜欢的人恰好是同性”，恰恰揭示了其背后恐同的本质：那种把广泛意义上的男性作为欲望对象的“真实的同性恋”才是“非正常”的。

　　九十年代初日本男同性恋者和腐女群体之间曾经掀起著名的“yaoi论战”，《BL进化论》中对其有过详细的论述，感兴趣的读者可移步阅读。

　　随着社会观念的转变，BL也在向前进化。前述基于父权社会恐同现状思想产生的故事范式虽然目前还是相对主流，但是我们也已经看到越来越多进步的BL作品出现了。有的作品着重对真实同性恋者的关怀，如永井三郎在《スメルズライクグリーンスピリット》（Smells Like Green Spirit， 仿佛清新气息）中描绘了主角们对真实自我的摸索、发现、撕扯与接纳，也展现姿多彩的同志面貌；而有的作品则体现了女性自我认同与自我和解的尝试，如絵津鼓创作的《モアザンワーズ》（More Than Words，无法言喻），在故事中刻画更加立体、复杂的女性角色，而不是仅仅让女性沦为BL故事里的无脑反派、背景板和工具人。

　　最后诚挚推荐这两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