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文学论文汇总十篇

　　女性文学论文篇（1）

　　二、温婉自强

　　对于女性来说，女性的本质就是集女儿、妻子、母性角色三位于一体，而其中的母性是女性最原始、最自然的属性。“原始的、神话的、永恒的、基本的母性贯穿着女性命运的始终，也正是女性的母性，使女性的链条绵延，女性也形成了‘代’的延续。”女性使人类延续，这是女性的伟大之处。在文本中，王琦瑶的母性在女儿、妻子角色淡化的背景下显得更为突出。在《长恨歌》中，王安忆借外婆之口阐述了她对母性的认识，外婆的“生儿育女”的观点是对王琦瑶做“金丝雀”的人生选择做出反思。因此，在文本的第二部中，作者让王琦瑶生下了女儿微微，成为一个真正完整的女人。王琦瑶的未婚先育，是为当时的社会习俗所轻视、遭周围人非议的。康明逊在探望王琦瑶母女时，王琦瑶的母亲骂自己的女儿“：给你脸你不要脸。所以才说自作自贱，这‘贱’都是自己‘作’出来的。”母女间这次激烈的争吵实际上是王琦瑶正面反传统礼俗的一次对抗。母亲离去留下的红纸包，里面“装了二百块钱，还有一个金锁片”。这代表母亲承认了这个外孙女的存在，这次争吵王琦瑶的胜利，有力的对抗了世俗观念对单身女人的界定，包含着精神自主的内蕴。王琦瑶的母性意识不仅体现在生养了女儿，也体现在曾经在她生活中出现过的男性身上。母性让她变的坚强勇敢，虽然那些男人获得满足后离开了王琦瑶，但她对他们很宽容没有恨，这是母性力量让她变得如此勇敢坚强。王琦瑶也因此获得了重生。王安忆处处写男女的情爱，但态度始终都是温和的。她本着生活的本来面目着写，没有偏激的直斥男性一无是处来写女性的伟大。王安忆在《长恨歌》中塑造的女主人公王琦瑶虽然在女性观念上还有种种不足，但最为可贵的是女性意识的觉醒，女人首先是“人”，其次才是“女人”，男女是平等的，他们应该自然平等的对待生活中的一切，女人和男人一样应该努力去实现自己的价值。在爱情、婚姻与家庭中，女性和男性是平等的，可以一样去付出、去索取。王琦瑶在情爱方面作为一个女人是明朗而突出的，她为爱辛苦奔走说明了这一点。虽然没有做一个好的妻子或母亲，但仍是最纯粹的女人。王琦瑶的一生给我们这样的启示：摒弃传统女性文化中的软弱性、惰性因素，女性只有打破自我的枷锁才能真正自由。

　　三、隐忍坚韧

　　小说《倾城之恋》的女主人公白流苏离婚后寄居娘家，她带回的所有积蓄被其兄嫂耗尽后，遭到了兄嫂的冷眼和排挤。正在其心力交瘁之时，她邂逅了同父异母的妹妹的相亲对象———归国华侨富商范柳原。在白流苏和范柳原的这场爱情当中，二人小心谨慎的周旋着。然而在一种偶然的大变动下，白柳二人最终步入了婚姻的殿堂。这似乎是《传奇》中唯一一部结局还算完美的小说，正如张爱玲自己所言：“到处是传奇，可不见得有那么圆满的收场。”但恰恰是白流苏的小心翼翼、收放自如，最终成就了她一直所追求的安稳和幸福。莫言小说《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鲁氏是承载苦难的圣母，莫言在小说中明确指出：女人们没有人格自由和把握命运的主动权，更是丈夫的附庸。上官鲁氏在这样的时代里却嫁给了一个一无是处没有生育能力的男人，这是她的第一不幸。她为了讨好婆婆和丈夫，还得到处寻找优秀的男人借种，这可能是她的无奈之举，也可能是她主动反抗，无论是什么都说明其人生的不幸。她备受各种舆论和自身罪恶感的折磨，最终在上帝那里才找到了灵魂的归宿。上官鲁氏还是个活脱脱的生活在我们身边的伟大慈母，当生活的重担和生存的急迫同时加在她身上，她选择顽强的生活。在战争的年代，饥饿的年代里，她默默地为了子女奔波付出，并给他们撑起了一片蓝天，让他们茁壮成长。她坚信“：有生就有死，死容易，活难，越难越要活，越不怕死越要挣扎的活。”在她的眼里，每个生命都是一样的，无论她是土匪的女儿还是的儿子，只要交给她，她都会把他们抚养成人。在抗战的日子里，为了孩子们的生命，她宁可走回硝烟弥漫的东北乡，在解放时期里，她可以不顾一切闯入牢房救她的孩子们，在十年贫困时期中，她甘心把胃当做粮食口袋，只为能让孩子们吃上饭……母亲以她的善良和宽厚以及对死亡的无所畏惧生存下来，她怀着对上帝的感恩开始了自己的救赎之路。每个人一生下来就是有罪的，人世间充满了磨难，但母亲用无私的爱来回报残酷的现实。母亲是爱和生命的化身，也是一位伟大而真实的母亲。她含辛茹苦的抚育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并视孩子为生命。我们能深刻的感受到人是宇宙中最珍贵的物种，生命的传承和沿袭是人类存在的源泉。宇宙中的一切事物因为有了生命的存在才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母亲对生命怀着一种崇敬之情，以平凡的身份推动生命的发展。她用爱和生命去化解一切苦难，谱写了一首生命的赞歌。

　　四、委婉含蓄的女性抒写

　　在男权话语空间中，女性只是一个被欣赏者或被描绘对象，仅有的几位女性作家很少有不依附于男性思维创作的。当代的女性作家们做出了反驳，她们开始重拾对女性自身欲望的言说。以后最先恢复性别意识的文学审视的女作家是张洁。而对性别意识，特别是女性的性意识作为文学的关注点，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王安忆的“三恋”将性意识作为一个核心话题，被提上文学的议事日程。性意识不再只停留在精神层面，身体在这里又重新找到立足之地。私人化写作所表达的女性母题是类似的，从性出发来观照女性自我和他者，所拥有的是更为隐秘的张力。林白与陈染的相似处在于一种绝对的女性意识表达和对女性身体的高度关注。身体是性意识的一种委婉语，一种文学性的表达。身体一词的含义是指女性的“性”，特指“性”，不会有人将写女性的面孔和表情也归于“身体”的范围。男女性别的迥异，更深刻的是意识领域的不同，新时代女性的自觉与觉醒从性别意识甚至到性意识开始，利用身体的突围为女性彼时的缺场到此时的出场重振旗鼓。林白在作品《说吧，房间》中率真地创作，没有缺失女性的天性，对在性与爱中女性独特的自我体验进行剖析。如冰心所说：纵然所写的是臆话，是疯言，是无理由的，然而充满了“真”。小说中对丈夫男性躯体入侵的不满、出轨的轻视；对女友荒唐性生活的厌恶到同情，淋漓尽致的描绘了一个女性自我成长的历程。对男性如同动物般可笑的的排斥，更加认可女性的美丽，她们的性也是相对洁净、高级的审美发现。林白曾写下一段耐人寻味的话：“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巴掌自己拍自己，一面墙自己挡住自己，一朵花自己毁灭自己，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女人嫁给自己。”所以林白对于女性的描写不仅打破了性的禁忌，同时以一种反叛的姿态拒绝历史对女性真实生命的异化与掩埋。小说中没有歇斯底里，没有呼天抢地，完全是女性内心中的一种真实的诉说，女性是真正的主角，有自己的价值观与尊严，包括对最基本“性”的追求。陈染是中国文坛最先进入身体写作的女性作家之一。她以诗意化的笔触表达年轻女性对自己的性及身体的感受，这种表达突破了女性自身身体的道德忌讳，将张洁等人所开拓的当代文学的女性立场从纯粹的精神层面置换到物质层面。《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中的中年寡妇黛二与拗拗有相似的个性，她最喜欢冥想，喜欢禁忌的事物，毫无顾忌地与邻里一个单身男子幽会，追求感官上的满足。陈染为代表的一代女性作家意识进一步自觉，她们注重从女性立场、女性视角出发，表现女性与社会、女性与他人、女性自身以及女性与自然诸方面的关系。

　　女性文学论文篇（2）

　　女性主义能够成为显学的去中心语境是一种后现代语境,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不可证其伪的话语是不存在的,都是机缘际会的话语间合作。从生态女性主义的案例上来看,这一观点很容易理解。由于生态危机没有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使得生态主义对其具有包含了全部物种在内的普遍意义的关注,批判和排斥在种族、物种、性别之间做等级划分和区别对待的观点。对整体观的强调是生态批评的主要内容,而女性批评与其明显的差别和不同之处是批评的侧重点,排除人类中心的是生态批评的关键,排除男性中心的则是女性批评的关键。在发展的道路上,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选择结盟都是以发扬自己作为宗旨的,因此,二者进行的都是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保留的结合。香港树仁大学陈诗洁女士曾感慨道:“不要以为女性与自然同样受父权文化压迫,生态主义就会较着重性别的问题,即便是深层生态学也无暇顾及于性别的议题……”生态女性主义的两个母体理论合作与角力的动态过程就是其未来的发展轨迹,但是,倾向于生态方向、女性方向或是一边倒的靠拢方向还需要观察和分析。事实上,女性和自然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开始逐步迈入下风的不利趋势,通过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的协作,二者合作进行抗议和申辩是不可避免的情况。但并不能因此认为女性主义与生态主义的亲缘关系就是天经地义、天长地久的,这种被生态女性主义者作为构筑理论基础的超验观点与“以理服人”的学术原则相矛盾,违背了其学术规则。这是由于该理论者对两种同时发出的声音没有认真辨析,实际上,其诉求的表达是一致而又冲突的。

　　二、“受迫害情结”的强化

　　对男女关系的揭示是女性主义的紧要任务,即揭开男女不平等的关系。由于很多文学评论过分地剖释阐述受伤害的女性,夸大了其受摧残受压迫的地位,让人们觉得受压迫的女性形象是女性主义为其创造和描绘的,更有甚者对此称之为“受害者的哲学”。后来出现并逐渐成长起来的女性主义阵营之中的“后女性主义”,对该种情况有着十分深入的理解,认为“女性主义对男女问题的过分强调和夸张以及将其政治化”等方面的观点存在着一定的误区。因为反对“受迫害情结”导致很多人对女性主义产生误解,将其定义为是极端的,个人中心的,令人难以忍耐的女性主义,不愿意接受女性主义。而一些女性主义不满甚至是厌烦“受迫害论”,觉得女性群体和自然都受到了男性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伤害和摧残。这些理论主张更是对女性主义的接纳造成了一定困扰。例如:“从对待环境和自然的方式上来看,男性和女性有着相同和类似的地方,都将双方看作是能够掠夺和占据的资源。”这是生态女性主义的观点之一,福尔斯对其进行了详致的描绘,通过刻画萨拉悲惨的遭遇和痛苦不幸的人生,表达了对文明摧残下的自然的怜惜以及对生活在坎坷窘境中的女性的同情,显示了在西方工业文明社会的背景下,男权占据着主导地位,自然和女性的境况和遭遇有着极度的相似之处,即以他者的形式存在。但本文认为,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受害者的立场上,不能将女性与自然共同搁置其中。

　　首先,把女性与自然共同放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受害者的立场上的这种做法非常笼统,不符合真正的实际情况。从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方面来看,它的积极影响惠及到了部分女性,并没有明确地排挤女性,而且,迅速发展的科技所引发的诸多环境恶化乃至生态灾难也影响到了男性群体。然后,在保证所有女性内部各成员的发展处于一个层面,遭受的歧视迫害程度相当的条件下,才能把全体女性和自然放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对立面。但这种划分忽视了地域、民族、阶级和年龄等系统内部的个体差异,划分过于简单。由于西方是生态女性主义的诞生地,而中国还停留在将其引进的时期,没有属于自身的本地化色彩使得其观点和评论缺少创新性思维,而是较多地进行源理论的阐释。因而,对该理论发展进程的关注十分重要。再次,通过在一定程度上对古代、近代以及现代的审视,发现天人同一、人定胜天和天人和解是人类中心主义进程中的三个主要时期,三者之间既相互交织并行,又有一定的重复和叠合。因而,人类中心主义不断变化的没有固定形态的发展及其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使得不能将其笼统地与女性和自然的对立面混为一谈。

　　女性文学论文篇（3）

　　20世纪的中国女性文学发展分为三个时期：一、“五四”时期的“娜拉出走”是女性争取独立的阶段；二、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新时期之后女性书写上的文化和精神对男权话语的颠覆阶段；三、20世纪90年代女作家重新书写母性史的阶段。在“五四”那场新文化运动中，其觉悟者不仅发现了“人”也发现了“女人”，这种发现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命运，同时也激活了在中国沉睡得旷日持久的女性意识。那个时期特殊的时代背景、自由的思想风潮、创新的文学形式给女性文学作品创作提供了展示自我风采的舞台。

　　女性文学论文篇（4）

　　随着网络文学的兴起，在上世纪9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安妮宝贝的名字渐渐为人所熟知，她的作品“辞藻阴郁艳丽，行文飘忽诡异”，主题往往关乎孤独、爱、死亡、漂泊。在网络成名之后，她又成功的下网，改版成纸质文学，如《告别薇安》、《八月未央》、《彼岸花》、《蔷薇岛屿》、《二三事》、《清醒纪》和《莲花》，而售书高居各大图书排行前列，也足以让安妮宝贝骄傲，她的被认可不是20世纪“政治的选择”，而是21世纪“读者的选择”。而由此以来对安妮宝贝文学创作及作家归位则成了焦点问题。笔者采取保守的以女性文学的归位来界定。而不延用“现代先锋小说”、“私语小说”等模糊概念。虽然“女性文学”本身亦没有统一界定，但本文采用当下相对广泛的定义“女性作家描写女性生活的作品”，“即在肯定女性作家写女性题材的前提下，提出女作家必须具有一种‘女性意识’，来对女性的历史状况、现实处境和生活经验进行探究和描写；既要显示出与男作家不同的观点、态度和语言表达方式，又要表现一种女性‘独立’的主体意识”。就此而言将安妮宝贝的创作归位于“女性文学”是恰当的。作为女性文学创作的鲜明代表，无疑安妮宝贝也面临着在男权话语机制下女性言语权利的突围，而笔者排斥将安妮宝贝赘述在诸如陈染、林白、卫慧之后的文学批评，安妮宝贝的写作自有其个人的风格与策略，致使她在当代文坛上即使在女性文学的范畴内亦找不到一个她的呼应者、同盟军，一如她作品中的女主人公，与他人只是一朵“彼岸花”的遥望。本文就她文学创作中体现出的独异性概括以下特点。

　　一、自我指涉的文学功能

　　在文学观念上安妮宝贝的创作颠覆了传统的文学要“真实反映客观现实”的文论，认为文本只具有自我指涉的功能，安妮宝贝的小说中，有着孤独、遗忘，有着漂泊、死亡，有着爱与伤害，有着爱尔兰的风笛与岩井俊二的《情书》。她的文学创作中很多的故事都是来自于她的往事。她说“往事是人最大的财富，我们保留它们，然后让其他的人分享它的痛苦与欢乐。”瞄这使她的创作带有鲜明的自叙传式的写作风格。自叙传的写法，很重要的就是要求有一个固定的自我形象，这包括人物的名字、肖像、职业以及周围的环境等因素。安妮宝贝小说里的乔、安，她们的打扮都比较固定，安妮宝贝曾对此有过概括，她们一般只有两种装束，“夏天是白色的棉布裙，光脚穿球鞋。冬天是旧的仔裤，黑毛衣和大大的男装外套。头发是长的，有时候会扎松松散散的麻花辫子。”就是这样一个女子，她是“任性得像孩子”，“需要人照顾”，网热爱自由、特立独行的女人，这些都是根植于人的自然本欲的特质．是海德格尔笔下的诗意的栖居者。

　　这种私人化的写作是女性主义写作的一种解构策略。女性不再作为“符号”出现，而是对于世界感受的主体存在着。它通过一种独一无二的经验内容向男性话语发出挑战，并进／而完成对它的消解。同时，这种经验内容又是生成女性话语的基质。于是安妮宝贝开始了对自己身体和思想的神秘声音的倾听，对自己身体、癖好和情感，对自己意识深处比较隐蔽的角落的偏爱、迷恋和抚摸。

　　二、孤独漂泊的思想主题

　　自叙传的写法，要写的是生命的孤独感以及由此而来的自恋、自卑与自怜。都市的“游离者”的孤独是她作品的思想主题。安妮宝贝的作品大多以高度物质化的上海为情景，她喜欢城市的繁华，“我喜欢抚摸物质，感受物质，从不厌倦。我喜欢它像水流一样占据感受的每一条缝隙。用它的气味、色彩、触觉，抵达我的灵魂。”她喜爱城市的特质，为这城市而写作，她说“文字像苍白迷离的花朵，扎根在这城市的阴湿的泥土里面。透过摩天大楼之间的狭窄缝隙的阳光，淡淡地倾洒过来。走在大街上的人，永远都是淡淡的神情，匆促的脚步。他们是我文字里出现过的人物。”但她并没有极力展示上海物质文明的累累硕果，也没有描写蓬勃向上的社会生活，而是为我们展现了一群生活在上海的土壤中，却无法与上海的物质化主潮真正融合在一起的“另类”人物的沧桑，或者说是一群“游离者”的困惑，描写了她们的异类视角和异类思维。在命运的旷野里，它们没有生命的线索，只能随风流离，像飘零的种子。“林立的大厦，沉溺在夜色和霓虹之中。无法依靠。”“在某个时刻，我们是身份不明的路人，不知道自己停留的时间。也没有方向。” “这种孤独感有时候驱逐着我们无处可逃，陷入沉沦，并寻求着挣脱。”嘲即便是如此，安妮宝贝还是喜欢玩味这种漂泊和孤独，她极尽所能的放逐灵魂，因为她认为灵魂是需要漂泊的。“这是一种我喜欢的状态。流动的前行中的生命状态。”

　　安妮宝贝的作品多是围绕男女爱情展开，但常常以“破碎、离开、死亡、告别”为收束，其中“爱情”和“死亡”可以成为理解她孤独、游离思想主题的关键词。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往往因为性格怪异的母亲、不和睦的家庭、不幸的童年等原因失去了爱的能力，“并不是所有想得到的东西都能够得到，而到手的也不一定是心里所有的，我相信宿命，不相信爱情。”

　　“也许有爱情，但没有未来。”她不需要也不信任正常人的爱情婚姻，认为即使是缠绵也是痛彻心府的，因为男人始终“是模糊不清的陪衬，就像一片浓重的阴影。”对于男人只是物质世界里让她清晰体验孤独的符号而已，“大抵世界上的男人都是如此，一边需要一个忠实可靠的感情陪衬，一边心猿意马地眺望远方。就像先吃饱了，然后暗自打算挑选哪一份甜点。何其自私而本能的做法。”因此在她的作品中“欲望”便被生冷的凸显出来，欲望非理性的迷醉与内心孤独的绝望，让主人公在焦躁、空虚中一路探索，最终在绝望中走向死亡。

　　三、抒情为主的小说模式

　　自叙传写法伴随的往往是以抒情为主的小说模式，而抒情小说在情节上相对弱化，对于网络文学是不利的。网络文学要求有一定的可读性，而情节是保证可读性的重要因素。作者也许是出于这种考虑而增加了情节的比重。单纯的抒情在文学发展进入新的时代之后早已不是文学表现的重点，人们需要文学对生命、死亡、宿命等命题进行思想，文学的表现领域也早超越单纯抒情的阶段。安妮宝贝的创作亦如此，她对宿命、死亡等命题的思考，也的确需要加强情节变化，抒情在表现这些命题上相对较弱，所以她作了适当的调整。

　　女性文学论文篇（5）

　　而在我的拉网式大扫荡之后，特别是在看过各位作者、各位与读者的交流、留言、评论之后，我竟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是：自从去年的金融危机开始，考虑与网站和出版社签约的，考虑文章入V来赚取稿费的作者开始指数爆发性的增长。而与此同时，各位作者、各位在网文面临实体化出版或者实体书发售的时候也透露出一种含蓄或直接的担忧，即担心作品出版实体化之后会不会因为近来的金融危机的影响而造成发行量的降低或是市场的萎缩。

　　对这种现象，在这个学期的形势与政策开课之前，我就很感兴趣。因为本来我就很想从事编辑出版这一类的工作，不过后来因为选学了理科，到了大学又学了工科而不得不放弃那个理想，只能偶尔跟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做个几期内部文集来满足一下做不成编辑就做个网编的小心思。回归正题。所以，借着这个机会，我终于可以慢慢地想一想金融危机下的中国女性网络文学出版业到底受到了怎样的冲击，之后又做出了怎样的反应。

　　心理解析

　　同的声音”一节，鸣谢一下出处和原作者。

　　金融危机之下，人人自危，对工作的热忱与诚惶诚恐日渐加剧。压力增大，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寻求更多更有效的宣泄压力、排解内心郁闷的途径。这个时侯，写作或者看文，都成为很大一部分女性宣泄压力、排解内心郁闷的最佳方式，特别是当写文人的作品得到看文追文大众的认可的时候，无论是写文还是看文的人都会从中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

　　作为一个资深看文人，我很轻松的就可以总结出来，看文的人的心理也就不外乎以下几类：第一类，想要看到完美而圆满的结局来调节现实中的残酷与残缺的；第二类，想要藉由文中虐心的情节发泄现实生活中排遣不掉的压力的；第三类，单纯看着娱乐一下，但在现实生活中其实并没有什么压力的。这几大类读者群中，前两类一般是在职的都市OL（白领女性），每日光鲜明艳，为立足世界、赚钱养家而成日勾心斗角、违心应酬、疲命奔波，回到家没有多余的力气再继续戴着假面舞蹈，想要有个能够完全放松身心、随意yy（“”，最初出自曹雪芹《红楼梦》中贾宝玉之口，后被现代人妖魔化）的场所；后面一类，往往是还在读的学生，尤其以不谙世事、有钱有闲的大学生为主要生力军。

　　而写文人的心理，作为一个也在网上爬字的无名小辈，我也是能说出个一二三来的：一部分，把我之前分析的三类看文人的心态照搬过来就很okay，只要把看文改成写文就好；有一类比较极品，就是为了V而写文，也就是说就是为了赚钱的（这一类碍于面子不予举例）；另外又多出来的第五类，往往就是金融危机压力下，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或是被减薪、更有甚者被裁员的某部分OL（例：曦宁若海月）。而最后这一类人的增多，在我分析来就是造成最近V文增多的一个重要原因。

　　试想，没有工作或者工作报酬不尽如人意，饭还是要吃的。而父母的老本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啃，或者能厚着脸皮啃下去的。于是，能讲故事的，会写文的，之前手就痒却苦于没有契机的，这个时侯就趁着金融危机的冷风，成为各大原创网站的签约作者作品入V来赚稿费，开始了另一个网文红火的新格局（群体庞大不予举例）。当然，并不是每个签约入V的都是失业人员，确实有很多工作还好的都是迫于这些原创网站的压力而被迫签约入V（例：black.f，金陵雪，无敌地金刚芭比，顾漫），因为，毕竟网站也要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多捞些银子不是。有即便是签约了也大义凛然不愿文章入V（例：瞬间倾城，飘阿兮，唐七公子，Maria），入了V也对盗文的行为睁只眼闭只眼，更有甚者竟然奉劝大家不要买V百度一下现有资源即可（例：black.f），被封杀之后仍然受众读者追捧，之后签约入V不了了之；也有才华横溢的，文被出版后继续留下繁华与世人，宠辱不惊不卑不亢坚决不V（例：桩桩（职业OL），琴瑟琵琶（北京某国际学校中学部中文教师），）。但这也还是少数，毕竟，没有人爱跟钱过不去不是。所以，我并没有抨击入V的意思，说不定我（有朝一日能）到了那一步也同样抵不住诱惑呢。

　　不同的声音

　　而在网络文学蓬勃发展如火如荼之际，实体出版业界却有着不一样的声音动向。

　　早在2008年初，一些出版业内人士在展望未来时就表示，在纸价大幅上涨、CPI指标高企、国家宏观调控措施紧锣密鼓的背景下，出版业恐怕要有过紧日子的思想准备。而在年终岁末，一场爆发于美国、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在使世界经济陷入低谷的同时，也使中国出版业感受到了冬天的凛冽寒风。

　　这一次金融危机，国人从一开始的漠不关心（9月）；到接下来的惊慌失措（10月）；再到人人自危（11月）；继而到心已坦然（12月）。我个人觉得，自9月份世界金融海啸袭击中国至今，民众的心理上大致经历过了这么几个阶段。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民众对于危机的认识也开始加深，不会再像10月和11月那样，因为完全没有想到金融危机会突然波及到中国（因为之前的宣传一直都在说中国经济还能保持十几二十年高速增长，且民众也早已习惯了经济高速增长），因此当危机骤然来袭的时候，显得有点不知该如何以对。随着这两三个月的积累沉淀，民众普遍已经习惯了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影响，因此不会再莫名其妙地恐慌了。

　　面对整体经济下行的大环境，一些人忧虑：“出版业的冬天来临了。”而另一些人则憧憬“出版业也许会因祸得福”。这么说不是没有根据的。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大萧条几乎摧垮了所有的实体经济，但是陷入困顿的人们发现图书是最便宜的消遣，低价书因此大行其道，美国出版业熬过了金融危机，还诞生了像兰登书屋这样的出版巨头。

　　过去的历史虽难以照搬到中国，但古人有言曰，“文章合时而著”。一个时期人们的阅读取向往往能映射它所对应的世态。去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使人们空前地关注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原本只有专业人士关注的财经类图书屡屡登上畅销榜，成为大众读物。随着危机的延续，2009年度的就连网络文学的阅读主题都毫无悬念地继续停留在“金融危机”上。很多藉由这个契机开始写言情职场文的作者都在这场金融危机下红起来，因为职场或非职场的女性读者，都会有这种惺惺相惜之感：同样身为女性，都明白无论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女性的地位总不会完全与男性平等，这样的爱情这样的职场就更能博人眼球了。

　　事实上，很早之前，强调轻松阅读的职场言情就开始走俏，在图书市场上跑马圈地，青衫落拓就是个中翘楚，而当下最热门的李可的《杜拉拉》系列更是风靡了中国大陆。而最近几年迅速窜红的诸如悦读纪、彩虹堂、蝴蝶季等女性阅读专业出版品牌，抓住了这种机会，异军突起，成为不可小视的出版力量。不知她们（请允许我拟人化）能不能成为兰登书屋第二呢？

　　结语

　　脸下。然后，搜到的一些资料，整合在“不

　　女性文学论文篇（6）

　　同时，女性主义者致力于建构各种女权主义理论，力图提高女性文学的地位，通过文学运动提高女性的自我意识。随着女权主义的崛起，出现了一批有创新意识的黑人女作家，她们从黑人女性的视角出发解读黑人女性的生活处境、成长历程、感情与婚姻生活等。她们的作品中黑人女性有着强烈的自觉意识，这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有着密切联系。二战之后黑人的社会地位有了明显提高，在选举、就业、教育等方面获得了部分权利，但这并未改变黑人女性被歧视、被压迫的地位。各种社会抗议活动冲击着白人中心主义的思想意识，也促进了广大黑人妇女自我意识的觉醒。托尼•莫里森的小说《最蓝的眼睛》描写了受白人文化熏陶的黑人女孩佩可乐，白人社会没有接纳她，黑人社会也排斥她，在白人优越论与黑人丑恶的社会文化的扭曲下，她变得精神失常，作家揭示了双重文化价值下黑人女性的困惑。同时，黑人文学还塑造了许多女性混血儿形象，她们通常是白人家中的家奴，接受过不同程度的教育，并具有一定的独立自由精神，但她们却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

　　黑人作家威廉•威尔斯•布朗的小说《克罗泰尔和总统的女儿》讲述了混血儿克罗泰尔不幸的生活经历。聪明美丽的克罗泰尔是政客格林的情妇，并为格林生了两个女儿。但格林的妻子却想尽办法虐待克罗泰尔母女，并将克罗泰尔卖到外地。为了女儿克罗泰尔费尽种种艰辛从魔窟中逃离出来，却又被抓回监狱，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她投河自尽。作品表达了作家对“黑人种族是低劣的”这种社会偏见的抗议。

　　二、20世纪后期美国女性主义文学及其特点

　　20世纪80年代后期，女性主义批评得到长足发展，女性主义批评是以确立女性自我形象、建构女性文学史为目的，从女权主义的视角开展的文学批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女权主义运动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具体体现，对提高女性参政、议政地位，维护女性尊严有着重要意义。初期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主要是反对父权文化，启蒙女性的自主意识，重新树立女性形象，也被称为女性形象批评；70年代之后，女性主义文学进入“女性中心”批评阶段，致力于建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80年代以来，美国少数族裔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建构，使女性主义文学进入“多元文化身份批评”阶段。

　　（一）“女性形象”批评

　　在传统文学中，女性常是家庭的、社交的、被征服的对象，而不是作为职业的、独立的、社会的女性形象出现，或是完美的天使，或是祸害人间的妖女。在《思考女性》中，作家玛丽•艾尔曼就对传统女性形象进行了全面论述。女性形象批评是通过对传统文学中被歪曲的女性形象的重新解读来建构女性形象，以达到男女平等目的的。女性形象批评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早在18世纪英国就出现了《女权辩护》《女性的屈从地位》两部女性主义著作。英国作家伍尔夫是女性形象批评的先驱，她提出女性要独立就需要毁掉维多利亚式的女性形象；伏波娃的《第二性》从哲学、生物学等角度揭示了女性问题的深层原因。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和凯特•米利特的《性政治》是美国女性主义的杰作，它们为“女性形象”批评提供了理论基础，对美国经济、政治、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女性中心”批评

　　20世纪70年代之后，女性主义批评开始进行文学理论建构，挖掘被历史掩埋的女性文学作品，女性主义评论家致力于挖掘和重新解读被人们忽略的女性主义作品。如蒂莉•奥尔森的《我站在这里熨衣服》，小说中单身母亲因繁重的生活压力而未照顾好女儿的学业，母亲为此感到内疚与惭愧，体现了作家对普通女性生活的关注。西尔维娅•普拉斯的《钟形瓶》等也都是女性主义的经典之作。埃伦•莫尔斯的《女性文学：伟大的作家》分析了西方近代史上的多位女作家，解读了作品的思想主题、人物形象、艺术风格等，在女性文学史上占据重要位置。苏珊•古芭的《阁楼上的疯女人：妇女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论略分析了近代女性作家文学创作的时代局限性，并提出女性主义美学的概念。通过对文学史上女性主义作品的挖掘，促进了女性主义文学的发展，使美国女性主义文学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开始进入思想和学术领域争夺主流话语权。

　　（三）“黑人女性主义”批评

　　20世纪70年代末期，美国文坛上出现了保拉•马歇尔、艾丽斯•沃克、托尼•莫里森等黑人女作家，她们用文学表达了对黑人女性生存状态的关注。芭芭拉•史密斯是黑人女作家的典型代表，其作品《迈向黑人女性主义的批评》是黑人女性文学的奠基之作。黑人女作家艾丽斯•沃克是美国女性主义批评的先锋人物，其小说《紫色》描述了黑人女性的情感历程、生活经历、理想破灭，并深刻揭示了种族歧视、宗教问题、同性恋等社会问题，以激进的女权主义思想获得了文学界的认可。

　　（四）“多元文化身份”批评

　　女性文学论文篇（7）

　　雪莉·杰克逊是一位著名的、多产的美国女性作家，一生写有六部长篇小说，两部回忆录，一部短篇小说集，其中短篇小说《摸彩》是她的成名作与代表作。1948年6月26日，《摸彩》在《纽约人》杂志上问世，立即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也引起了文学界的轰动。半个多世纪以来，它不仅选人美国中学教材，吸引无数文学爱好者的关注，而且受到世界各地评论家的青睐，一度成为评论的焦点。

　　人们从不同角度对《摸彩》进行分析评价，如grifin等对文中应用的象征主义手法、讽刺反语、寓言、叙事风格等写作特点的分析，alfred等对文章揭示的“暴力与残忍”、“牺牲与欺骗”、社会制度的不公、人性的麻木冷酷等主题的探讨，thomas等¨对作者写作意图的猜测、对故事情节及人物刻画的深入了解等。本文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角度，挖掘《摸彩》中体现的性别差异等，进行评价赏析。

　　一、故事简介

　　在一个晴朗明媚的盛夏的早晨，在一个无名的小村庄里，男女老少的村民聚集到一个广场，参加一年一度的“摸彩”活动。摸彩活动具有悠久的历史，已经连续进行了77年，甚至更久，因此人们对整个活动仪式的细节都很熟悉。今年举行的摸彩也毫无例外，一切都同往年一样，是那么的平静安详。村里的孩子、妇女、主持人summers先生、邮局局长grave先生、hutchinson太太等人物一一被介绍，正当读者满心欢喜，猜测着谁会，会得到什么奖品的时候，中奖的hutchinson太太却大呼“it’sunfair”，令人一头雾水，摸不着头脑。读到最后，读者才发现，其实是个灾难：hutchinson太太因为抽中，而被她的村民们用石头活活砸死!而造成这样的荒唐行为是因为一个可笑的信仰：“六月抽，粮食快丰收(lotteryinjune，col beheavysoon．)”。

　　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在女性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对文学著作进行评论的一种方式。女性主义思想和理论以“社会性别(gender)”为基点，指主要以女性经验为来源和动机，并希望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男女平等的社会理论与政治运动。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之前的启蒙运动，并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蓬勃发展。女性主义文学是始终伴随女性运动而存在的，是女性主义运动的一个部分，是指专门从事文学方面的研究和创作的女性主义作家和作品。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已走过了近30年的历程，一些著名理论家预言它还将是21世纪中主要的批评流派。解构主义理论家乔纳森·卡勒所言，“女性主义批评比其他任何批评理论对文学标准的影响都大，它也许是现代批评理论中最富有革新精神的力量之一”。

　　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大致经过三个阶段：强调男女平等阶段、强调男女差别阶段和主张运用男性理论来解构男性理论，提倡多元共存的阶段。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新女性主义话语的一部分，它的问世动摇了西方几千年来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和思想观念，并作为批评方法之一成为“21世纪的显学”。

　　三、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视角看《摸彩》

　　很多文学批评家谈到了故事中体现了男女性别的关系。例如，fritzoehlsehlaeger在essaysinliterature中说明，的故事描述了“父权社会对女性性征的控制”。

　　1．女性的从属地位

　　在父权制的等级体系中，男人是主体，女人则是他者，女人总是作为男人的对立面而被动地存在。

　　首先，从整个摸彩仪式的规则来看，男人代表整个家庭来抽签，而女人只是被看作男人的财产或附属品。摸彩一共分为三轮：首先是家族的头领，其次是各个家庭的男主人，第三轮才是抽中的那个家庭的每个成员。

　　在首轮抽签中，有两个特殊情况：dunbar太太是唯一参加抽签的女性，因为她的丈夫摔断了腿，而她的儿子还不到十六岁，尽管大家都对这一情况了如指掌，summers先生还是一再询问确认，妻子为丈夫抽签成了不得已的选择；而watson小子的母亲的命运则由她儿子的运气来决定，因为watson小子今年可以为“母亲和自己”抽签了。在第二轮抽签中，hutchinson太太的女儿没有参加，因为“女儿是随丈夫家一起抽签的”，换言之，女人只是男性的附属品，这一点大家都很清楚，所以stnumers先生对hutcihnson太太说“youknowthataswellasanyoneelse”o可以毫不夸张地说，hutchinson太太被抽中的厄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她的丈夫的坏运气带来的。

　　其次，从称谓上看，女人们都被冠以“某某太太”的称谓，如mrs．delaeroix、mrs．hutchinson、mrs．dunbar等。当tessiehutcihnson赶到广场时，其他的男人们冲着比尔说：“你的妻子来了，哈钦森。”没有谁想到先称呼“特西”，只因为大家认为她是“属于”比尔的，是以比尔的一部分而存在的。尽管这些妇女们“穿着褪了色的家居服”，hutchinson太太“在围裙上擦擦手”，这些细节都说明女人们也在劳动，但男人才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他们维系着村庄和家庭的经济命脉。

　　在这个村子里，政治经济大权掌握在三位男性的手中，而各个家庭的权力也由男人们牢牢地控制着。一贯主持摸彩仪式的summers先生，“ihswifewasascold”，他妻子是个泼妇，这样一个看似无关主题的细节，却暗示着：即使是个性强悍的女性，在摸彩等重要仪式上，也是毫无任何权利可言的。

　　2．女性的反抗意识

　　男人正是通过不断排挤、压抑女性这个他者来稳固自己的中心地位。在男权社会中妇女总是处于社会的边缘，女性被男人视为劣等的性别，而她们自己也甘愿顺从于这种性别支配。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女性只有学会等待、服从、接受。

　　在文章开头介绍的小孩子玩耍的和谐景象中，当男孩子在搬运和堆积石头的时候，“thegidsstoodaside”，女孩们只是在一旁静静地观看，她们已经知道自己长大后也要像其母亲一样，所以从小就学会自我克制和屈从于男性的权威；女人们“继她们的丈夫之后不久也来了”，然后“加入到她们丈夫的行列里”，并且“standingbytheirhusbands(紧紧地跟在她们的丈夫后面)”。软弱、无用和温顺的所谓“女性气质”，成了女性的一种美德。

　　女性文学论文篇（8）

　　翻阅当前国内几家权威教材，笔者发现，对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称呼基本分为两种：一种就是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如马新国主编的《西方文论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朱立元先生的《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等；另一种则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如朱刚编著的《二十世纪西方文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朱志荣的《西方文论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而翻阅其他相关专著或论文，这两种称呼也是屡见不鲜，交相呼映。对同一种理论，为什么会有两种不同的称呼?作为两个概念，其内涵和外延是否完全一致?二者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内在联系呢?

　　要搞清楚这一问题，就需要追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发展的历史，通过对其来龙去脉的把握，揭示概念差异和演变背后的社会历史背景、文化内涵及变化规律。

　　“女性主义”一词最早于1870年在法国出现(法语为f6minisem)，用来表述患上肺病并呈现出女性特征的男性少年，但很快就成为“妇女解放”、“女权主义”的同义词。19世纪80年代，这个词首次在英语中出现(英语为femi—nism)，1910年后在美国流行，其内涵就是追求男女在法律和政治权利上的平等，但之后，它的意义就一直处于演变之中。20世纪初，英文feminism一词开始在中国出现，有的音译为“飞米尼斯主义”的，称其意是“女权主义或男女同权主义”，有的译为“男女平等主义”、“争取男女平等运动”、“妇女解放运动”等等，但最具代表性的译法还是“女权主义”。从外文词本身来看，feminism原指女性，ism则被译为“主义”。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1992年版)序言中指出，汉译文“女权主义”中的“权”一字是根据feminism的政治主张和要求而译出来的，尤其是根据西方妇女争取选举权的运动。汉语中“女权”的含义比较明确，用朱刚先生的话说是“指历史上女性为了获得自身‘权益’而进行的努力，其目标明确，颇有声势，涌现过不少知名的女权活动家和积极分子”。确切地说，女权主义真正兴起于l9世纪的欧美，也称“妇女解放运动”，20世纪初随着女性权益的逐渐落实，女权运动也基本完成了使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feminism”要求的已经不是传统的女性权益，其涵盖面更广，意义更深，影响也更大。

　　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肖瓦尔特曾提出过妇女文学发展“三阶段论”，把19世纪以来的女性创作分为“女子气的”(feminine)、“女权的”(feminist)、“女性的”(female)三个阶段。有鉴于此，学界一般也把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归结为三个阶段：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的大背景是法国和西欧的学生造反运动，以及美国的抗议越战的和平运动、黑人的反种族歧视运动和公民权运动。欧美政治斗争的风起云涌，成为妇女解放运动的直接导火线，也直接带来了西方第二次女权运动的高涨，从而引发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这一时期的主题是文学与社会的性别迫害，具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女性主义者渴望在历史的线性时间中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要求在象征秩序(即男性话语)中得到同男人平等的机会和权力，并通过剖析男性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和揭示男性支配女性的方式，达到抨击父权制观念的目的。这一时期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尚处于初级阶段，它的主要任务在于打破长久以来的菲勒斯中心文化价值体系和父权统治的社会格局，争取男女平等尤其是女性独立自主的权益，其核心目标应该是“女权”，其基本根本使命在于“解构”，在于“破”。可以说，女权主义所标榜的是一种政治立场，所以这个阶段在女性主义文学发展史上我们可以称为“女权主义文学批评”。

　　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为第二阶段。这一时期探讨的重点不再限于男女平等待遇等权益的论争，而是更倾心于对语言、文学的论述和批评。女性主义者在这一时期实现了一个转向，一反初期注重争取男女平等等权益的策略，转而强调性别差异与独特性，并以差异性为名否定男性象征秩序。她们重新解读女性作家的经典作品，通过对各国和各历史期的妇女文学的大规模重新挖掘和重新解读，来追溯和建构女性文学传统。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女同性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在这一阶段逐步发展壮大，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开始在英美传播，开始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多元化时期。这一时期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发展史上是“建构”或“立”的时期，女性主义的概念和内涵在此真正确立和明确，至此，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真正进入名副其实的阶段。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发展的第三阶段。这一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已经不再局限于文学本身，而是把性别区分和女性心理置于意识形态的作用中深入探讨，发展成为一种跨学科、跨性别的女性主义文化批评和研究。一方面把文学研究与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美学等相结合，并引进人文科学的新思潮、新方法，不断向纵深发展；另一方面则把视野从经典作家、作品扩展到大众作家和大众文化媒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转向跨学科、全方位的文化批评，呈现出一个多元的开放性体系。这一时期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超越前期女权主义阶段的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更加注重当今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和思考。

　　通过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和内在逻辑的考察，从总体上看来，可以说，“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代表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发展的不同阶段，反映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奋斗目标和历史任务，从“女权主义”到“女性主义”，所反映的是历史语境的变迁，社会文化思潮的转变，以及女性理论所肩负的责任与使命的变化。从“女权”到“女性”，概念的变化意味着女性主义理论发展到今天已经被赋予了新的丰富内涵。由此，我认为国内理论界应该明确这两个概念的区分，不应将其作为同一层次的概念加以混用，翻译界也应该逐渐把“女权主义批评”改译为“女性主义批评”，这样一来避免了概念上的模糊和混淆，同时也将有利于促进我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建构的不断深入发展和完善。

　　女性文学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1)09-059-05

　　对于整个新时期的中国文学来说，女性写作的价值和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女性作家以其特有的才情和敏感赋予了中国文学以独特的内涵。80年代中期，一些先知先觉的女作家开始在社会文化层面反思两性关系，产生了《方舟》，《在同一地平线上》等代表作品。女性写作开始具有性别意识。稍后，王安忆的“三恋”，铁凝的《棉花垛》等作品将女性意识又向前推进了一步。进入90年代，女性意识觉醒，她们开始以自觉的写作来彰显女性写作的独立意义，并使女作家在90年代文学格局中的地位变得更加重要。

　　但是，从根本上说，女性作家并未走出一片新的天地。首先，颠覆男权的手段和策略恰恰使自己陷入男权；其次，由于过分倚重女权主义，营建两性和谐共处美好图景的愿望变为虚幻，导致女性精神家园的失落；再次，女性由寻求自由到了放纵的地步，丧失了最基本的人性道德；最后，女性写作由多元走向单一的模式。正因为这些，使女性写作对男权文化的解构企图和建立女性叙事诗学的宏愿成为一个虚妄的神话。

　　一、挑战男权文化到陷入男权文化

　　新时期女性写作主动撤离公共社会生活而沉迷自我的经验世界，强调以激进的身体写作来颠覆男权话语。但实际上，这种书写方式的解构手段却使她们陷入了悖论的尴尬境地：她们对女性的大胆书写恰恰迎合和满足了男性的窥视欲望，认可了男权文化对女性写作的潜在规范，从而跌入男权文化的陷阱，而激进的反抗变为了对男权文化的投怀送抱，又重新回到了它极力反抗和颠覆的男权文化。这是新时期女性写作最为尴尬的事。

　　其一，私语化写作。私语化写作也叫躯体写作，是女性文学最引人注目，遭非议最多的一脉，具有典型女性主义特征的私语化倾向。很多人认为，这是在依照法国女性主义学者西苏的“身体写作”原则写作的。这种写作强调“妇女必须通过自己的身体来写作，只有这样，女性才能创造自己的领域～。因此，他们鼓励女性“用自己的肉体表达自己的思想”，从自身躯体中“提取一种无法攻破的语言”来对抗和摧毁男性话语。于是，在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感召下，新时期女性勇敢的把女性躯体经验提升到叙事的中心，躯体叙事在女性文学文本中泛滥，如《致命的飞翔》，《私人生活》，《一个人的战争》等等。诚然，躯体叙事本身无所谓性别差异，然而在男性文化环绕的世界，女性是处在被看和被窥视的角度，女性作家大胆的描写无疑满足了男性的好奇和窥视欲望，进而说明了女人是风景，而且是男人的风景，男人的眼光成了女人的衡量标准，无疑使女性陷入了男性话语。

　　其二，很多女性作家总是用女性的视野去审视女性自身的生存和情感哲学，如棉棉在其小说《糖》中对爱情的比喻，“玫瑰没有刺，就像爱情。当玫瑰花瓣片片飘零，就像是小寡妇的眼泪”，将象征爱情的玫瑰与爱情本身作对比，以此来说明爱情是带刺的鲜花，需要呵护，也会扎人；更深刻一点地去思考，我们又会发觉，作者又始终未曾跳出男权主义为中心的圈子，当男权的天空坍塌的时候，世界剩下的只有“小寡妇的眼泪”。这种男权话语的隐藏，说明身体写作在隐性上仍然离不开传统的话语方式。卫慧的小说《上海宝贝》中也如此。在《上海宝贝》中，倪可“站在顶楼看黄浦江两岸的灯火楼影，特别是有亚洲第一塔之称的东方明珠塔，长长的钢柱像直刺云霄，是这城市生殖崇拜的一个明证。”这个90年代的女性主义文本中，弥漫着对男性世界的深深的失望，这失望甚至发展为施虐和报复。在林白的笔下，北诺(《致命的飞翔》)、猫(《猫的激情时代》)是一些从男性之镜中走出来的女人，“最勇敢、最活泼、因此最美丽”，她们深知“在这个时代里我们丧失家园、肉体就是我们的家园”。怀着对女性现实境遇的绝望，她们大胆出击，主动将自身欲望“物化”，构成了对男性的最致命的“诱惑”。但是，正如本雅明所说，女性，异己的身体，历来是男性行使幻想暴力和构思社会问题的“宝贝清单”。当女性主义话语以望的自虐性使用来“谋杀”男性、颠覆男权时，是不是又落入了男性的“施虐框架”和“行使幻想暴力”的话语窠臼之中呢?独特的比喻，将上海城市的标志与男性的性器官相联系，突出了男权文化对城市举足轻重的意义。

　　缘于此，本要对男性文化以致命的打击，却反被男性文化所利用。这也许是女性文学所面临的残酷的文化环境使然，也是女性作家们所始料未及的。她们的作品引来很多男性窥视，女性作家射出的利箭，成了男性欣赏把玩的景观。卫慧、棉棉如此，大胆站在男女二元对立之间更多注意身体与思想联系的徐小斌的创作也是如此，至於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出版时，书籍的封面竟被设计为一幅“春宫”画面，更是被有意扭曲误读。这样，从拒绝男人，解构男性话语出发的女性文学反而回陷到男性话语中心，为男性话语所俘虏，成为其送上门的“战利品”。这也表明寓于身体感觉的“私人空间”理论准备的不足，会使自己乱了方寸。一些女性主义批评者已经认识到，由于女性主义批评并非一种统一的理论流派，也没有自身批评的根源，它以否定、补充、修正男性的理论假定和方法为开端，同时又借用了这些理论和方法作为工具，这就宿命地决定了要承担由此带来的尴尬。“主人的工具永远不能摧毁主人的房屋”，建立於男性文学和男性经验之上的文学标准，适用于分析男性文学作品的理论、方法和范畴、术语，很可能将女性书写扭曲误读，反成了一种出卖，实际上充当了男性的同谋。新生代女作家所竭力开拓的阵地就是这样被男性所侵略的，新生代女作家难免事与愿违。性话语是身体书写的权威话语，是新的话语空间，却无形当中被置于男性窥视的视域之内，当作家们在灵异而大胆张扬对性的自由支配权时，由于文化意义的缺席，的意义空间也就变得十分狭小而僵硬，男性文化轻易即可击破。由五四开端的女性文学或文学所开启的从文化与审美角度描写的的“宏大叙事”被无意终结。

　　其三，尤为尴尬的是，新生代女作家的这样“身体书写”在从男权话语的牢笼中突围而出的同时，又被统摄到无处不在的欲望化商品化的陷阱中，其中原初的创作的主观愿望受到了严重的扭曲。有很大自传成分的对自我经验的书写，虽然是女性主义的叙事符号和解构男性权威话语的重要手段和策略，但这一策略同样丧失了解构的锋芒，在客观上应和了男权文化对女性写作的要求。为了与男性所热衷的宏大叙事决裂，为了突现女性意识，新时期女性写作拒绝关注外部世界，拒绝社会、历史、政治等与男性话语紧密的话题，她们固执的把自己的写作框定在独身女人的卧室中，书写她们的生活。这种画地为牢式的写作再次失足于男权文化的陷阱，因为在男性中心社会中，女性本身处于一种被看的境地。因此男人要看女作家写什么――这可能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他们不希望女作家写许多与男性话语相关的主题，也不希望她们创造出有影响的作品。那么，相对于男权文化对女性写作的这种规范，新时期女性写作退守性别经验领域，不正是对这种规范的自觉遵守吗?

　　因此，新时期女性写作不仅没有颠覆男权文化，反而促成了男性主流文化在女性写作空间的实现。而女性作家的革命哗变为一场迎合男性所好的表演，与颠覆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

　　二、寻求自由到放纵

　　寻求自由一直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目标之一。当然也深深的影响了女性主义文学创作。这一目标从一始就很明确，到后来愈加彰显。但由于社会环境、伦理观念和思想解放程度等等的限制，在不同阶段她们对解放和自由的内容限定也不同。当女权主义尚未传入中国、“主义”两字也没有作为女性的后缀而出现时，解放和自由，大致是要求有爱的权利、发展事业的权利，稍后还有“寻求自我”、“实现自我”的权利。诚如李小江所言：“‘寻找自我’是女性艺术创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也可以说是最基本的母题。它来自生活，源出于女人的历史……正因为女人无史，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没有社会地位、没有独立的人格价值，才使得‘寻找自我’成为女人精神探索的前提。”“寻找自我”是个很现代的概念，把它说成是“母题”，显然并不合适。但正是这一强硬的表达，反映了特定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解放和自由的要求上的激进色彩。张洁的《方舟》、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都获得了新的肯定性的阐释；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被认为是表达了女性寻找自我的经典文本；其后，伴随着西方女权主义的渗透，还有对父权制文化――男权文化的批判，她们对解放和自由的要求更进一步了。所说进一步，即人身的彻底解放――爱可以不受男权的干涉、自由进行。换个说法，在一些作家的创作中，女性在爱情选择中的多恋应当被看作是正常的，多变也应当被看作是正常的。由于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或者说由于女．『生主义从后现论中吸取营养，此时的批评已不大关注女性的社会成功。这些往往被当成旧话语、属于伟大而堂皇的叙述。在删除了女性追求的社会维度之后，又赶上商业文化、享乐主义文化勃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给解放和自由增添了更新的内容，叫私人化写作，亦称感官化写作。正如李子云所说：“自女性文学兴起，就有少数女作家开始站在妇女立场，从自身身体经验出发，表现妇女的特殊问题与心态。”

　　本来寻求自由是最正常不过的，但对于今天的一些女性作家来说，寻求自由却让她们的写日益走向歧途。她们误以为，只有女性的身体才是反抗男权社会、寻求自由的最好武器。因此，女性文学里便充斥着亢奋难耐的病态激情和顾影自怜的变态心理。那些充满叛逆精神的女性人物，无一例外地把性解放和自由画上了等号。于是，女性便成了无视、卖弄风情的烟花女子。当“上海宝贝”们用私生活的放纵去寻找自由的时候，却不知自己早已被自由所累。自由无法给予她们真正的解放，相反，自由只会给她们带来反抗之后无尽的空虚。更让人悲哀的是，当女性作家用感官替代大脑、用欲望放逐灵魂的时候，其实也正是她们向敌人投降的时刻：她们和自己曾经反抗过的男人一道，也同样在用文字作践着女性美好的心灵。在这样的女性写作中，女性人物的生存状况已由昨日的受虐变成了今天的自虐，这恐怕是对女性更大的侮辱与损害。

　　一旦“我拿青春赌明天”变成了女性作家趋之若鹜的写作宝典，那么即使是真心书写女性不平命运的作家，也会在一种盲目的抗争中误入迷途。海南作家夏岚馨的新作《紫灯区》，讲述了一名30岁的报复性背叛。主人公紫蝶原本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妻子、年轻慈爱的母亲。但当她得知了丈夫的无情背叛以后，就开始在报复心理的驱使下，陷入了一次次光怪陆离的欲望冒险。在她近乎迷狂的生涯中，各种男人都只不过是她的报复工具。当紫蝶用女人的脆弱与坚强，在虚伪、背叛、放浪和欺骗的泥淖中打滚之时，实际上已经遭遇了一种命定的绝望。这种绝望感来自灵与肉的冲突，虽然牺牲色相可以赎取暂时的自由，但却无法逃脱灵魂的空虚。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女性对男权社会的反抗，如果一味执迷于性的解放，就只能导致女性自身更为惨痛的精神创伤。

　　时至今日，当代的许多女性作家已经越发陷入了放纵的境地。眼看着女性人物所承受的文学虐待日益沉重，笔者不禁想起了作家苏青的名言，她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这句话可以提醒那些专事寻求自由的女性作家，除了描写男女之间的纵情外，还有小到穿衣吃饭、大至精神追求的诸多创作空间。否则，死抱着对性描写的迷恋，就只能让女性写作的正义抗争沦为一种无援的反抗，既不会博得男性主义者的同情，也不会引发女性主义者的共鸣――因为前者不愿男人成为女性的，后者也绝不会认同女性自甘堕落。

　　三、创造美好世界到归途的迷失

　　文学如同人类历史一样，是男人和女人共同创造的。然而，新时期特别是90年代的女性写作倚重西方女权主义，以批判和攻讦男权话语为主要方式的。正因为女性作家的偏激，让她们丧失了精神的伊甸园，迷失了终极价值目标。

　　其一，长期以来野蛮价值观的支配。女性一直处于边缘人地位，而男人则是历史主宰。近来，男女平等的观念虽然被提出，但由于女性的社会实践历史的有限性、女性自我话语形成的艰难性，女性的作用仍然处在被忽略状态。直到西方女权主义运动蓬勃兴起，她们找到了自己的意识、语言及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包括写作，她们对历史和文化的伟大贡献才被充分揭示出来。在女权主义运动的如火如荼阶段，我们目睹到了一幅壮观的图景：“发掘妇女文学著作，描绘妇女想象力的版图，分析女性的情节结构，使妇女文学作为一个特殊的探索领域展现在世人面前。”的确，女性作家也是那样做的。陈虹还特别揭示了海男文本的一个模式，就是从爱情上的无穷逃亡，又无穷地逃到爱情。对死亡的恐惧、对衰老的恐惧、对虚无的恐惧使海男的女主人公疯狂地占有爱情、享受爱情，企图用这种方式化解恐惧、驱散恐惧。然而爱情的失望又加剧了她的恐惧，于是她出逃。可是出逃之后寻找不到消除恐惧的方式，她于是又寻找爱情。如此周而复始，形成了恶性循环。说到底。就是女主人公精神家园的失落而已。李昂的《谜园》也是个典型文本。那里，作家不是把小说作为一个独立的形象世界来营构，而是从历史注释者的角度把女主角寓言为受压迫和压抑的台湾，以神秘的宿命论，将二者捆绑在一起。这样，由于她等同台湾，她于是与及弃妇认同，换了一个主人又一个主人一『生虐待与被虐的游戏就这样僵化为压迫与被压迫者，阴性与阳性的二分式，而且，在无休无止的仪式循环中找不到出路――女主角成了一个迷失的女性主义者。

　　其二，精神家园的缺失。面对女性在现世中的挣扎，救赎话语应运而生。新时期女性写作的救赎无疑是令人绝望的：一男性拯救之虚妄。一般来说，女性在现实生活中受挫之后往往将救赎希望寄托与男性，但新时期的女性写作否定了这点。在《双鱼星座》中，卜零对在商场上踌躇满志的丈夫不屑一顾，也讨厌自己的上司。她试图通过年轻的司机来释放自己压抑已久的，但司机的庸俗彻底的击碎了她的梦想。二，落空的女性自救。一种自救模式是在现实苦难和命运劫难中，女性依靠自己寻找精神栖息地。《何处是我家园》。的秋月在意外的与文明阶层脱离跌进庸俗的生存方式之后，尽管努力终身也未能重返健康文明的生活。《午后悬崖》中，由于母亲自幼灌输对男性的仇恨意识，韩桂心五岁是将一男孩推下滑梯摔死，婚后不孕她认为是上天的惩罚，但仍不能逃脱厄运。可见，远离男性的乌托邦并非是一片乐土。《回廊之椅》《瓶中之水》已经宣告女性乌托邦的幻灭。

　　其三，价值的迷失年代的新生代女性作家所开启的女性文学的话语方式，将欲望作为身体与生活的感性，通过透析性体验与性象征，渴望把此前的男权话语全盘丢弃。建构起真正的女性主义文本，使女性不再是被叙述或者是按照男性意识叙述，逐渐突破被遮蔽的状态，并最终走向新的自我救赎。在此种意义上，她们将传统的、主流的东西被抛干殆尽，甚至将虚空的外壳也一并扬弃；新的、具有独特个性和个人化的文本通过网络、商业炒作等快捷方式，迅速侵占传统文学的天空，似乎誓与之争一片阳光。她们否弃和解构了传统的文学甚至传统的生活方式，企图以新取胜、以奇取胜，这就形成了一种艺术的幻想，它脱离了传统与现实，却又力求在现实中表现出来。就像弗洛伊德所说的那样：“艺术家本来是这样一个人，他从现实中脱离出来是因为他无法在现实中满足与生俱来的本能欲望的需求。于是，他在幻想的生活中，让他的和雄心勃勃的愿望充分表现出来。”身体写作也是这样，当现实的社会无法回答女性写作者本身的种种困惑时，她们总会寻求幻想的文字化解脱，试图着力营造一种建立在艺术幻想基础上的超现实氛围，然后用现实的文本勾勒出来，如棉棉在《糖》中的开场白，“春天总是要下雨，那是大地和天空在。”简短的一句，将幻想中的在现实中予以诗意的描述，身体就是本真成为她们的话语方式。在这种背景下，新生代的女性写作者们在中国现代都市的代表地――上海，营造出性乱、摇滚、酒吧、行为艺术等种种时尚的氛围，将“”、“尖叫”、“疯狂”、“刺激”等作为写作话语的主题词，频频用身体作秀，主动迎合大众的窥视欲望。“她们总是把人物的活动场所设定在情绪容易喷发、精神容易失控的地方，总是把人物的行为方式渲染得非常新潮。”她们努力地塑造与传统不一样的生活，并通过这种对传统的否定来救赎自我，却又难免陷入否定又否定的怪圈，无法使自我得到救赎，甚至把追求这种与传统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本身作为存在的意义，容易把文学可以带来的思考价值，消于无形；把文学发展的方向性，带入虚无。

　　总之，女性自己勉强设置的家园是缺乏实践基础的，这是一个致命的缺陷。

　　四、多元到单一模式

　　西苏认为，女性写作应是“双性写作”，是多元写作。在西苏笔下，“母亲”的意象体现了妇女写作的这种特点。它说：“妇女从为真正脱离母亲的身份”，在她的内心总有一点那善良的母亲的乳汁，她是用白色的墨汁写作的。。在这儿，母亲不是作为父亲的对立出现的，其包容一切，创造一切的母性使之完成了对父亲的超越，即双性特征，西苏力图弘扬母性，试图来打破二元对立模式。但却不能作到，尤其是中国新时期女性写作。

　　其一，情爱主题的模式化。首先是主题的统一。通过爱情故事揭示男性对女性的背叛和伤害是贯穿女性小说的母题。池莉《小姐，你早》《来来往往》，张欣《此情不在》，林白《说吧，房间》等一大批女性小说使用的故事道具可能不同，但其主旨却是相同的。其次是情节设置的类似。张欣，陈丹燕，唐颖等人最擅长讲述白领阶层俊男靓女的悲欢离合。“相识――相恋――因突变而分手”，她们的故事基本是按这个情节衍生的。再次是三角恋模式。这一模式是新时期女性写作中泛滥成灾的情爱模式。张抗抗《情爱廊》，铁凝《大》，张欣《致命的邂逅》等，无不是以此为叙事框架。

　　其二，硕果仅存的美好情爱，只存在于一些成熟女性与年轻男性之间――这几乎成为了一种女性主义的情爱模式。成熟女性往往有意无意地实施了对年轻男性的诱导，她们将那些不谙世事的男孩从爱的蒙昧、羞涩状态中引领出来，“在身心两个方面同时帮助他成长”(《游行》)，并强烈地希望在爱的施予、引领中使自身得到完善，“爱你，是为了我活下去”(翟永明《绝对的爱情》)。这种性别角色的位置互换无疑是对寻找“男子汉”的爱情模式的反驳，但即使这颇具女性意识的爱情设计中，女性的归宿却依然悬而未决，在一场如青春般幻美易逝的爱恋之后，成熟女性或者远走异地、或者奔向死亡――“年轻而有力”的男性之爱(《私人生活》)并没有真正圆满她们的梦想和渴念。在此，精神上的不对等是爱的裂隙所在，如果两性之间的意念“不能够很好地对流和沟通”，“单单是肉体的交接又有什么意义呢?”(《游行》)。实际上，尽管年轻男性的爱恋使成熟女性们获取到更加鲜活的感性体验，但因为未能建立起一种更深刻的内在关系，而无法使她们的精神渴求获得完满。

　　正是这种不满足迫使女性自然地返回到内心。在“自我城堡”中，与肉体的自我开敞相对的，则是精神的极度内敛。沉溺于冥想、幽闭于一室、拉上窗帘，几乎成了城堡中女性的习惯动作。她们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是紧张对立的，个体无法或不愿进入社会和他者，而社会和他人也无法进入个体的生活和内在生存。亲情、爱情、友情都不足以成为她们灵魂的栖息之所，于是“孤独”便被体认为女性生存的绝对状态。她们固执地认为：真正的心灵自由，必然要通过与外界的完全隔绝来获得。“我开始意识到我要维护我的孤独了，这意味着自由。和不相干的人过分亲密，只能使我感到和自己灵魂的疏远。无论在哪儿，孤独总令我感到充实”(陈染《角色累赘》)。多米自我禁闭，半裸着身体进入写作状态――这一极端女性化和个人化的写作场景暗喻了女性对自我精神世界之完整性的刻意维护。

　　陈染曾几次提到克尔凯郭尔的“个人”理论，并表现出欣赏与认同，从中我们不难看出陈染的思想渊源。克氏反对黑格尔的个体相对整体而存在的观点，强调只有个人的孤独存在才是真实的存在，他所认可的人的存在是指精神个体直接体验和感受着的精神状态，这种精神个体是孤独的，只能自己领会和意识到自身的存在，而真实存在着的东西只能是存在于个人内心中的东西。陈染笔下的女性越是意识到自身的存在，越是关注于自我内心，就越是把自己从琐碎、平庸的现实空间中抽离出来，“关在以往的房间里，关在对往昔的追忆与未来的幻想的惯性中”，“她知道自己与世界告别的时候，世界其实才真正诞生”(《无处告别》)。18、19世纪西方思想在对“自我”之主体性和内向性肯定张扬的同时，宣布了社会并不是“自我”的故乡。接受西方思想浸染的女作家主张个体与社会、与群体的疏离，正是有感于中国“自我”的独立人格的缺失，试图在话语中建构起真正的“自我”。但在现实中失去了心理依托的女性甚至不知自己“跟谁别，别什么”。“无处告别”写出了现代女性陷入“无物之阵”的恐慌，而恐慌则导致了她们更决然地逃向内心，沉溺于追忆与“幻想”中，将“现在”悬置一边。陈染的《空心人诞生》和林白的《守望空心岁月》都不约而同地撷取了“空心”这一象喻话语，“空心”在后现代话语体系中是一种非我的“耗尽”状态，意指着现在时中的个体无法感知自己与现实的切实联系，失去了时空上实在的延展性而成为空洞的单个物。“空心岁月”是对女性生存孤立、无根状态的表述，而“守望”者只能是超离于现实，在虚空中寻找意义的自我放逐者。

　　其三，表达的雷同。陈染，林白，海男都有一种共同的表达方式――呓语式表达，是永无终结的女性独白，怪诞而奇异。陈染《与假想心爱者在禁中守望》中一个女人的独白，在幻想中想入非非。林白《说吧，房间》里两个女性被社会排斥而在自己房间里自言自语。海男《我的情人们》借助于迷乱的呓语在现实与梦幻中穿梭。

　　这种呓语飘忽迷离，断断续续，充满解读的困难。这种极端化的表达方式背离了读者惯常的阅读经验，造成了阅读的障碍。

　　其四，内容空洞乏味，缺少新鲜事物。由于商业的引诱，作品中往往有很多欲望化场景而且成为许多女性小说不可缺少的点缀。林白《一个人的战争》几乎涵盖了《致命的飞翔》，《玻璃虫》《守望空心岁月》等小说的基本故事与内涵，而海男的一系列小说也可浓缩为一个长篇《我的情人们》；再如《一个人的战争》。《双鱼星座》，《私人生活》等文本中关于躯体的修辞表达也有很多相互仿制的成分。

　　面对上述问题，陈丽芬写到：“女性主义者当然可以将女性的社会及心理压抑写进文学作品中去，然而，在热切的批判父权的时候，我们是否过分强调女性受害，被压抑的一面，而将女性文体制度化成集体的歇斯底里论述，因此垄断了本来可以多元化的声音?”这里是对女性主义写作的警觉，也是对女性主义多元的呼唤，对女性写作有建设性作用。

　　五、结束语

　　女性主义创作在新时期中国文学创作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价值和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但由于深受西方女权主义的影响，女性主义文学创作走入了歧途。事实上，真正的女性写作并不意味着与男性文化对抗，而是“唤醒公民注意历史和现实性别文化的残缺，参与全人类合理化生存的文化实践”。因此，女性写作不应局限于性别的狭小天地，应把写作的疆域扩展到广阔的社会生活。总之，女性主义文学创作只有在与男性的对话中才能健康发展。

　　注释：

　　①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②西苏．美杜莎的笑声．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③近七年来中国女作家创作的特[J]．当代文艺探索，1986年第5期

　　女性文学论文篇（10）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20世纪70年代在美、英、法兴起的一种批评流派，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在我国流播。由于现实世界中的父权压抑和性别歧视使女性长久承受着自我意识匾乏的焦虑，我国在五四时期之后，就有丁玲、谢冰莹、萧红等大量的女性作家崛起了，她们试图借助文学的功能和虚构的神话，去解构女性的匾乏与压抑。萧红作为这一时期的女作家，她大量书写了女性自我意识的匾乏、焦虑与边缘化的真实面貌。本文将从萧红的自我女性意识和萧红笔下的女性形象人手阐述萧红的女性文学批判中的性别文化批判、生存文化批判等几个方面的内容。作者的话语时刻表达沿着反抗和消解以男性为中心的话语体系和传统价值观念的方向前进，向传统的世俗发出坚决的挑战，呈现出浓厚的性别色彩和强硬的抗争姿态。

　　    一、性别文化批判

　　    长期以来，

　　  二、生存文化批判

　　    人类的生存忍辱负重、历尽艰辛，通过苦难，人类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苦难是生存深化的确证。“苦难”意识是人类生存的表达，是对生存的 历史 性和深度性的洞察。苦难会赋予人们坚强的力量，体现人们追求的价值，可是在特定的环境下，苦难如果只作为生存的唯一体现，它会把人们压得喘不过气，它会让生活在苦难中的人们不再存在希望，它会让人们的生存表现为仅仅是一种无谓的挣扎。萧红的作品中就出现了无数这样在苦难中努力求生存的女性，她们的生活没有安宁，能够保证每天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然而，连这一点也不能达到，更不用谈她们对自我价值的追求和渴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