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艾滋病激增：＂性教育＂该不该设＂红绿灯＂？

　　“关爱艾滋人群”与“预防艾滋病”是什么关系？

　　2015年，央广“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播出了“高校大学生艾滋病现状调查”系列节目，其中“难以启齿的秘密”探讨一个话题：患者的隐私是否应该被校方获悉？根据《艾滋病防治条例》：未经本人或监护人同意，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公开艾滋病感染者的信息。但是，2015年国家卫计委和教育部下发了一份通知，要求各地建立学校艾滋病疫情通报制度。在节目中，接受采访的大学生艾滋病感染者最担心的，就是“隐私”被学校知道，而导致被歧视甚至无法重返校园。关于“隐私权”与“健康权”，这又是艾滋病预防与性教育的一个雷区。

　　目前所看到的艾滋病宣传信息中，最基本的两条是：一，使用安全套；二，尊重艾滋病人群，不要歧视他们。但是，“疫情通报”会不会与“歧视”扯上关系？为什么要建立防疫部门与教育部门的通报制度？海淀区疾控中心江初主任解释：疾控中心进入学校开展预防宣传工作，包括设置安全套发放机，都需经学校同意。假如学校不清楚疫情，就像你医生要进入家庭给孩子看病，家长说：我孩子没病，你来干嘛？！或者说：我们没大病，你别吓着我！那你怎么去得进入呢？毕竟这个病不是感冒、胃疼，它是一种可怕的病，如果说要得到心理上的接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所以，江初认为：“所谓‘自由权’或‘隐私权’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作为防疫部门，我们肯定要保证大多数人的健康安全，要对‘健康权’负责，而在防治性病、艾滋病的过程中，我们有可能会侵犯你的隐私。比如你自己不愿说，也不允许我们对外面任何一个人说，如果我们尊重了你的人权，就侵犯了其他人的健康权利。当然，作为防疫部门，肯定有一套非常严格的保密制度，比如通报学校时，不会具体到某个个人，而只是通报数字。”

　　作为一个“人”，无论是病人、健康人，都不应该歧视，这是基本人权，我们绝对不应该“歧视”艾滋病感染者，应该“关爱”他们。但是，如何才是真正的“关爱”？“关爱艾滋人群”与“预防艾滋病”之间应该是什么关系？夏国美指出：“我们关爱的是‘病人’，不是‘病’。‘病’是我们‘敌人’，是我们要打倒的。所以，让‘病人’去看病、包括对‘病人’进行限制，控制疾病蔓延的措施，这才是对‘病人’最大的关爱。”

　　预防艾滋，“性教育”能做些什么？

　　在《2015年海淀区高校大学生预防艾滋病辩论赛》中，记者采访了几位学生观众，一位女生表示：辩论赛让她获得到不少知识，知道了应该把艾滋病感染者当做正常人看待；另一位被采访者说：辩论赛让她看到艾滋病离自己的生活不远，更深地体会到自己应该更主动地去传播预防的知识。

　　北京一所重点高校的大三学生小茹告诉记者：她所在的学校，世界艾滋病日前后，并没有举行相关的宣传和讲座，周围同学也不知道高校的感染数量，都感到非常震惊。小茹总结，目前大学生获得的正确性教育远远不足。首先是学校层面：（1）学校的宣传不仅少，且停留在艾滋病的病因、传播途径、关爱艾滋病人这几方面，数据老旧、内容枯燥、形式化，且讲师也不是相关领域专家，可信度和权威性很低；（2）校内感染的实际数量被隐瞒，造成一种相安无事的假象，学生觉得艾滋病离我很远；（3）学校从观念上觉得性教育是家长或社会的责任，只把目标放在课程上。

　　小茹认为，与学校因素相比，家庭是更重要的因素，许多家长谈性色变，觉得性教育是学校的义务，没有在孩子整个成长历程中进行连贯性的教育。在社会层面：官方宣传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和达到深度，而大量的影视作品尤其是欧美作品鼓励反映同性恋，许多社会公众人物“出柜”，导致两种结果：1，学生对性不了解，产生好奇；2，觉得同性恋和性行为很流行。

　　对于这位大学生提到的家庭因素，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林志敏认为：“教育始于家庭，性教育，一定要从家庭开始。在孩子的性征还没有成熟时的道德养成、行为习惯，对他日后的性行为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人类的任何行为都有两面性，包括性行为。人类发明了交通工具，又从无数惨痛的教训中总结出交通规则、‘红绿灯’的限制，使我们‘快速’同时可以‘安全’。但遵守交通规则的习惯，必须从小养成。最可怕的是，从小养成了侥幸心理，在多次闯红绿灯侥幸得‘利’后，他的习惯里潜藏着巨大的危机。据说，在美国高校内发生交通事故被车撞的，大多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因为从小没有‘红灯停，绿灯行’的习惯。”

　　林志敏指出：我们要关爱下一代，就要好好告诉他们“自由”是什么？人类的规则，是怎样从生死中归纳出来的？生活方式必须有“红绿灯”。我们对艾滋病患者的关爱要落实到家庭，在家庭里用温暖传递希望，同时更要要把防艾工作落实到家庭，让人生的第一站成为消灭艾滋的堡垒。性教育更重要的是伦理教育、是人生根基的信仰教育，因为行为受理想影响，理想是信仰的反映，没有真正的信仰，行为才会无序，混乱。我们的民族是一个倡导洁身自好的民族，从家庭开始，从“性”领域建立“红绿灯”开始，养成不随“性”所欲的好习惯，并且要有一颗勇敢的心，敢于面对“去道德化”的所谓“自由”、“权利”，建立真正的现代伦理观，以史为鉴，追求成熟，让人成为用头脑能管理身体的好公民。

　　江初主任介绍，北京市海淀区疾控中心这几年做了很多工作，对男男同性恋者、性服务工作者、吸毒人群要进行定期筛查，提供免费咨询，把确诊感染者介绍到正规医疗机构接受治疗，要与他们的密切接触者如性伴联络，提供检测。对吸毒人群，我们要求他们不共用针具，如果需要针具，疾控中心还可以提供清洁的针具。当然，这些行为有时和公安部门有点矛盾，公安不接受，但疾控中心是从防病的角度来考虑。对艾滋病感染者家庭，尤其是父母因艾滋病去世的孤儿，还要提供经济上的帮助，包括对母婴感染途径的切断，也要相关人员提供医疗帮助，使下一代不受到感染。

　　不过，普通人群对这些工作并不十分了解，大学生辩论赛的观众接受采访时，依然以为这是红十字组织的活动，他们可能只对红丝带社团、红十字会等组织留下印象，对形象大使、明星等留下印象，但是，却并知不知道谁是抗击艾滋病的主力军？“疾病与防控中心”这个词很多人都不知道也说不清。如果大家不清楚这一点，有了高危行为，就不知道该去找谁，或者感染了，也不知道哪里是权威机构可以得到帮助。

　　对于“性教育”如何“向‘零’艾滋迈进”？上海社科院夏国美认为：目前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在性教育中把“科学”与“人文”割裂开来看，把“尊重、关爱”与“预防”割裂开来谈。所以，第一，在政府的政策层面，要扶持民间组织，让更多民间的力量加入到防艾行动中；第二，要成立相关的专项基金会，保证民间组织的运作；第三，在性教育中要把“科学”与“人文”结合起来讨论，因为，艾滋病不仅仅是医学或科学领域的问题，涉及到社会伦理道德、社会发展。在中国有效的方法，必须从幼儿抓起，开展健康的全面的性教育。

　　真正的“尊重”，是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对他人的行为负责。真正的“自由”，是有能力把控自己，为自己与他人作最优化的选择。所以，“性教育”应该是更大、更高层面上的“生命教育”，应该贯穿到人的一生，每个阶段，每个时期，在生命成长的每个方面，这是家长和学校、社会应尽的责任。（通讯员史蓬海对此文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