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教育论文(精选5篇)

　　性教育论文范文第1篇

　　一、文化缺失：中国教育学的迷思与世纪课题

　　自教育学诞生以来，人们一直以追寻和建立“科学”的教育学为终极目标。但随着文化学、人类学、哲学解释学、现象学、教育学等理论的兴起，人们日益认识到完整意义上的“科学”并不能也不应成为教育学的终极目标。教育学既不是价值中立、文化无涉的，也并非完全普适性、客观性的，“它不是完全以事实发现和知识积累为目的，以严密的归纳方法或逻辑体系为依托的科学活动，而是一类以价值批判和意义阐释为目的的价值活动或文化活动”…。教育学的每一环节均渗透、体现着特定的文化与价值，均与其所产生的国家或地区的民族背景、历史文化有密切的联系。近年来，不少学者尝试从“文化”视角出发来解释教育学，认为只注意到政治、经济、社会等问题尚不能触及根本，文化问题才是教育学的核心问题。在此基础上，学者们提出了教育学研究的第三条道路，即“教育学的文化研究”。只有从文化视野的角度审度教育学，我们才可能对教育学‘的根本问题，特别是中国教育学的诸种特有现象与时代问题，对中国教育学的未来趋势与走向，对中国教育学的文化重建有一个完整而深刻的理解。

　　因此，探讨中国教育学的改革与发展，就必须考察文化在其中的影响与作用。但纵观我国教育学的形成与发展，我们发现，在寻求教育学科学化、理性化的过程中，在向西方教育学理论学习与借鉴的同时，与中国历史传统相联系的文化恰恰是缺席的。文化的缺失正是当代中国教育学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与桎梏。20世纪初，一些学者大量翻译介绍了赫尔巴特的教育学著作，“五段教学法”成为中国新教育的教学模式基础。之后，新文化运动时期，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进入中国，以其为代表的进步主义教育思想甚为流行。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以凯洛夫的《教育学》著作为代表的前苏联教育学影响了全国，其学术思想与话语体系充斥了当时的中国教育学领域。改革开放以后，则又迅速转向美国和欧洲的各派教育学理论，如存在主义、人本主义、建构主义的教育学，等等。发展到目前，中国教育学似乎成了大杂烩，各种思潮与观念并存，有所谓“德国的教育学”、“美国的教育学”、“前苏联的教育学”等，却唯独难有“中国的教育学”。引进、学习国外先进的教育学理论是必要的、有益的，但借鉴的同时，我们不应该淡忘乃至漠视自己的文化，过于迷恋各国的教育学理论，而不屑于及至耻于谈自己的文化之根。在这一全球化确切说是西方化的背景中，中国教育学经受了一次次的“文化失语”、“文化缺失”和“文化误读”的煎熬。

　　要克服中国教育学无“中国味”的处境，就必须从文化视角追问之、审思之。忽视了中国文化这一根基，我们就总也找不到未来发展的方向，就总是困惑我们到底可以向国外的教育学理论学习些什么，就总也不明白中国教育学究竟要解决哪些重要问题。迄今为止，“还没有超越国家和民族的教育学，还没有普适性的教育学，任何教育都是在一定的传统文化土壤之上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离开了文化土壤，教育学就是抽象的，必不能适合中国教育的实际。教育学是一门价值关涉的学科，具有浓厚、不可压抑的文化品性。哲学界近年的文化研究给了我们以启发。中国哲学界率先反思中国哲学的有无问题，并引发了其他一些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积极回应，“民族话语”、“文化追寻”逐渐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热点课题。教育学者也应着力探讨如何以中国文化为底基，沟通教育学的中西文化，打通中国教育学之传统与现代的内在关联，让中国教育学焕发出文化张力，而不能任由“文化迷失”的现象持续下去。

　　文化有其自身的固有延续性，在我们有所忽视文化之时，它仍然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教育。作为在此文化背景中生活的教育学者，对自己的文化有着切身的体会和感悟，只是这种体验往往是内隐的，甚至是无意识的。唯有当我们有意识地去挖掘的时候，文化才可能成为我们进行中国教育学探究的源泉。二、文化意识：中国教育学文化品性的建设自从哲学解释学者施莱尔马赫率先对“科学”的教育学提出质疑以来，教育学的文化品性研究备受关注。文化有其特殊性、个别性与地域性，无论是教育目的、教育内容还是教育观念，均离不开文化对其的影响。科学并不能解决所有的教育实践问题，作为人文学科，特别是与文化密切相联的教育学，离开了所处的当地文化，就难以产生有民族特色的本土教育学理论。有什么样的文化背景、文化习俗、文化风尚，就会有什么样的教育立场、教育基点与教育视野。

　　然而，令人惋惜的是，中国教育学的文化品性建设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特别表现在当我们引进各国教育学理论与教学模式之时，沾沾自喜，以为这就是与世界接轨，这就是教育现代化，这就是中国教育未来发展的方向。殊不知，国外教育学理论的产生有其特有的文化与社会习俗背景，有其特有的人文底蕴与根基，盲目照搬是不可取的。但时至今日，中国教育学的文化意识仍然薄弱。用赵汀阳评价中国现代哲学的话来说，就是“西方哲学重新唤起了中国哲学的问题意识，可是同时也挤掉了中国原来的问题。有了问题意识，却丢了自己的问题”[5]。中国教育学同样也面临这样的问题。在此情景下，我们迫切需要提升教育学运思的文化意识。唯如此，我们才能为建立中国教育学的文化品性提供思想基础。

　　要建设中国教育学的文化品性，必须突出文化意识，这与当前中国教育学的文化意识缺失有关。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较长一段时间内讲文化讲得太少了，未能充分认识文化在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常常只借鉴国外的先进教育学理论，却不去认真思考其是否适宜中国的文化土壤。二是过于迷恋工具理性，只讲求教育策略、教育技能，缺乏对文化价值的体认，特别是过于追求教育学的“科学化”，突出普遍普适性、价值中立性，认为教育学不存在什么特殊性、个别性、差异性，从而将西方的教育学理论照搬过来。有些学者不能区分哪些属于中国文化，何种是他国文化，在教育中混为一谈；有些研究者盲目推崇西方文化，厚此薄彼，认为自己的传统文化一无是处；还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教育学就是传授各门学科知识，不涉及什么文化。尤令人担忧的是，由于对文化的重视程度不够，一线教育工作者的文化底蕴日渐缺失，文化意识日趋淡薄，教师更像是“教书匠”，而缺乏“文化人”的意识。因此，强调文化意识，此其时也。面对纷繁复杂的诸般文化学说，如何形成中国文化特色的教育学，这正是需要我们思考的。现在，正是需要我们关注并重建中国教育学的文化意识的时候。

　　需要指出的是，“文化意识”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有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国教育学民族话语的探寻需要我们勤于探索，“摸着石头过河”，需要中国的教育学者本着“尊德性而道问学”的人文探究精神，以自觉的文化担当意识和善于借鉴的开放态度，立足中国教育现实，成就中国教育学研究的民族话语。

　　三、文化伦理：复归民族的中国教育学

　　要对中国教育学的文化品性有清晰的认识，就必须复归中国的民族文化传统，找寻中国文化的精神。无论是回到自身的文化原点，还是对外来教育学理论的批判借鉴，最终都是在本国当前的教育学研究过程中进行的。当前，借鉴国外先进教育学理论固然非常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直面中国的教育现实，寻绎中国教育学的文化传统。这理应成为中国教育学的立足点。只有当我们能大声说出自己的教育学文化立场与文化传统时，我们才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的教育学”。

　　首先，复归民族的中国教育学要面向自身的教育实际。进行民族化和本土化的教育研究是建构具有中国文化特色教育学的根本路径。中国教育学的民族化和本土化就是要形成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教育问题域。伴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我们的教育遇到了很多新问题，如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贫困地区义务教育普及问题、教育公平与均衡发展问题等，均具中国特色，也是许多国家所没有遇到过的，它们极富现实意义。“中国教育学要着重研究在中国这一特定空间和条件下的教育问题，找出解决这些问题的独特途径，探索中国教育运行的特殊规律，在此基础上形成我们的理论框架、研究方法和知识体系。”中国教育学的源泉只能是中国的教育实践，它既包括传统的历史文化，也意味着当前中国教育学的种种改革与实践。离开了实践，教育理论就将成为思辨性的形而上学。同样，脱离了中国教育学产生的文化背景，就不可能产生现代的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我们固然需要了解与认识国外教育学的理论前沿趋势，需要学习与借鉴各国教育改革中的种种经验与问题，但这些引进、介绍、学习不是为了全盘照搬，而是立足于中国教育学的文化传统、历史背景、人文底蕴，建构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教育学体系。

　　其次，要复归民族的中国教育学，就必须了解中国教育的文化传统。自古以来，中国传统教育最主要的特色就是人文伦理的推崇，教育的目的不仅是“知”，更是“行”，即如何形成道德品性，它需要的是伦理实践，在教育活动中不断历练自己的修为。正如《大学》的“学”绝非西方所谓外向静观的纯粹理论认识活动，而是实践理性活动。其目的并非要把握客观事物的本质，而是自身道德品性的修养。其目的不仅是“知”，更是“行”，即了解与掌握既定的社会道德规范和伦理准则。“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学既是知，也是行，归根结底是行。《论语》中指出：“事父母能竭其力，与友交而有信，虽日未学，吾必谓之学矣。”所以，教育从本质上不是帮助学生寻求客观知识的理论活动，而是良好道德品性的成长。“谓圣人为生知者，专指义理而言，而不以礼乐名物之类，则是礼乐名物之类无关于作圣之功矣。圣人之所谓生知者，专指义理而不以礼乐名物之类。则是学而知之者亦惟当学知此义理而已。困而知之者亦惟当困知此义理而已。”这种以明德达道、修身至善为根本目的的“知”与“学”的概念标志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特点。

　　遗憾的是，借鉴西方所谓“科学化”的教育学理论之后，《中庸》中所说的“尊德性而道问学”之存在性与知识性的统一便被打破，教育学就沿着“科学化”的道路向前迈进。“科学化”走的是一条专业化、学科化和知识化的道路，虽以“客观性”为标榜，但那种与“尊德性”相脱离的客观性却可能导致学问知识与文化伦理的疏离。朱熹力倡读书为学应“切己体察”，其间始终贯穿着一种存在性与知识性相互渗透、学问与人格相统一的人文探究原则。

　　四、文化比较：走向世界的中国教育学

　　重建中国教育学的文化品性既不是狭隘的“本土化”，排斥一切其他外来文化的教育学，也非单纯以本国的教育价值取向为衡量别国教育的价值标准，甚至按照本国需要歪曲别国的教育事实。这样“本土化”的中国教育学必然导致狭隘的民族主义，不利于教育学的发展，也与中国文化的精神相悖。真正有中国文化传统品性的教育学应立足于中国文化背景，对古今中外的教育学理论成果去伪存真，根据自己的文化传统与未来发展的需要，形成适合中国教育发展、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教育学。“中国化”的教育学必须走向世界，形成文化比较的能力。

　　性教育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教育性失业；教育经济学视角；教育社会学视角

　　教育性失业(知识性失业)是教育身份功能过度膨胀而走向反面的恶果。教育性失业、文凭贬值、文凭病、泡沫教育、人才高消费、“教育过剩”、“过度教育”等提法，所指的基本上都是同一种现象，即相对于历史上的较高水平，学历的含金量减少，高学历者面临就业困境，现实无法满足其原先接受教育的期望(高收人和高地位)。简而言之，教育性失业(educatedunemployment)或文凭贬值指受过较高教育的知识劳动力处于不得其用的状态。“教育性失业”直接导致教育正向功能的衰减，这是在许多发达国家甚至新兴工业化国家都发生过并仍时时出现的情况。特别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失业人群中出现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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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性失业”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受过教育乃至高学历的人大量失业。二是受过专业教育的人不能学以致用或大材小用、高能低就，不得不从事那些技术水平和收入都低于他们当初预期达到的水平的工作，“学校培养的似乎是徒有许多证书，却极少具备与工作明确相关的本领的人。事实上，将近半数的美国大学毕业生所从事的行业同他们所学的专业毫无关系”。日本的情况尤为严重，不但普通大学的毕业生不好找工作，连处于顶层的“学历贵族”也遭遇到某种失落。

　　至于中国目前的学历情势，常常有报道说，大学生就业难，很多本科、硕士研究生找不到工作，失业人群呈现向高学历者蔓延的趋势。的确，仅就2003年来看，这是扩招后的第一个毕业生高峰年，应届毕业生达到212万人，比上一年增加30％，而相应的社会需求的增长则与往年持平。广州2003年毕业生招聘会需求人员总计6300多人，进场者达到30000多人。甚至有报道说高学历者纷纷“下嫁”中小学，如北京一中招聘教师，30名毕业研究生纷至沓来，其中一人是北京大学考古系的博土，应聘到该校实验部小学一年级教拼音，结果因试讲没通过而被刷掉了。于是有人就此宣称“中国知识失业时代已经来临”。但我们认为，对这种现象应全面观察和分析，不可简单下结论。许多大学生的失业不是真正的失业，象有人所列举出的国内知识型失业的几种表现(专业结构性失业、专业过热性失业、学历性失业、行业性失业、区域性失业和主动性失业)都具有中国问题的特殊性，与发达国家所出现的那种较典型的知识性失业差别甚大，不可一概而论。不能把“就业压力”与文凭贬值相混淆，局部的供过于求并不表明整体教育水平已经很高，因为我国整个国民的教育素质仍然很低。部分大学生“知识失业”是发展中国家在教育深化过程中(整体教育水平不断提高)不可避免的一种现象，当然要引起重视，但不可危言耸听，重要的是找出其特殊性及其原因。为什么会出现“教育性失业”现象?换句话说，文凭何以贬值?一般人常常将其归因于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认为这是高等教育从精英走向大众不可避免的产物。然而这个推论过于简单。长期以来，这个问题令许多研究者困惑不已。我们可以从教育经济学与教育社会学这两个角度去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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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教育经济学的视角看，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教育供给的过激增长，即随着大学入学率的飙升，大学毕业生一下子大批量地涌进劳动力市场，使得市场难以在短时间内消化这些高学历者，“当市面上有更多的学历角逐少数的职业时，它也象钱币一样，会发生通货膨胀现象”。但这种膨胀往往不是绝对膨胀，而是相对膨胀，也就是说人才是相对过剩，不是绝对过剩。展开来说，当个人教育成本较低而个人教育收益较高时，人们就会大量地去追求学历，尤其是对高等教育的需求趋旺，一段时期内劳动力市场上高学历者甚为走俏。但后来由于教育扩张、供大于求，低层次工作所要求的教育资格上升，高学历劳动者只好受雇于过去曾由低学历者从事的职业，去干知识、技术含量甚低的活，所得薪酬自然就低。此时文凭身份的含金量相对原先期望而言就等于是贬值了。另外，文凭身份的“行情”也与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发展水平所处的阶段有关。希腊经济学家萨卡洛普洛斯在对世界上五六十个国家的教育收益率进行比较研究后发现，人力资本在经济不发达阶段属于较为有利的投资形式，而在经济发达国家则并非像人们所想像的那样有利可图。就教育发展水平这方面来说，教育产生经济功能的一个条件是教育的普及，超过这一限度，教育的经济贡献并不显著。当教育培养高规格人才的数量过多、超过社会发展的需求时，就会引发一场“文凭危机”。弗里曼在《过度教育的美国人》一书中，把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文凭病的原因归结于“教育过度”，即教育供给超过了社会对教育的需求。当战前日本的大学升学率低于10％时，大学毕业生很受欢迎，容易找到好工作；1969年以后，当大学升学率达到21．4％时，在25～29岁的男性大学毕业生就业人员中，就有22％的人从事贩卖业的工作(过去只有初高中毕业生才愿意干这种活)。日本大学生的身价普遍降低了，除非毕业于名牌大学，否则很难找到好工作。目前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教育的发展刚刚处于兴旺初期，因而文凭的价值正在上升，贬值现象虽存在，但尚未演变为普遍的、全局性和严重的问题。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文凭贬值或“知识性失业”的原因有其特殊性：一是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过急过量；二是社会就业结构过于僵化而无法充分吸纳新的有较高知识水平的人力；三是大学毕业生的观念问题，往往只盯着官场或国营大企业，不愿进入一般的事业单位或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就更别提了。例如，2003年中央和国家机关计划招考公务员5400人，报考比例高达20比1，其中绝大部分为应届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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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教育论文范文第3篇

　　中国教育体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所有公立学校，无论大、中、小学，并不“独立”，实际是各教育主管部门领导下的一个行政单位。在这种权力架构中，实行扩大校方的招生权力的改革，一定会使“招生腐败”更加严重，（不是说原体制就没有腐败现象，但原体制的制度原因使腐败相对不易，范围较小）因为校方实际很难顶住来自各方的压力。不仅有对本校子弟、各种“熟人”、上级领导无法摆脱的照顾，而且还不能不考虑对税收、工商、水电等“权力部门”的照顾。此点在已取消考试入学的初中招生中尤为明显，许多好学校都有“照顾”方方面面权力部门的专门名额。随着大学招生权力的渐渐扩大，这种现象在大学也日益严重，近日曝光的上海交大一份题为“机动指标讨论材料”的特招生名单，“因那么清晰地记录下了百余名考生背后的六十几位社会的‘大人物’的‘影响力’——上至市长、部长下至干部病房主任而触动了无数人的神经。”（李玮等：《上海交大的灰色论坛》，《三联生活周刊》，2001年第35期）各方对上海交大的批评、遣责当然是应该的，仅此远远不够，更应该分析其中原因何在，百年名校上海交大何以至此？其实这只是“冰山”的一角，每到招生时各校有关人员早已为来自各方的电话、“条子”所苦，感到难以招架，如果再扩大校方的招生权限，其后果可想而知。其实上海交大这方面并非最严重的，进一步说，以上海交大的地位之尊，尚不得不照顾一些区干部、干部病房住院部主任之类，而远无上海交大之“尊位”的那些大学，面对的压力更大，这方面情况更加严重。因此，在没有从体制上解决大学的定位问题、如何“非行政化”（能否或如何独立于行政部门）、管理方式问题（校园民主、教授治校、校长制、党委领导等）而扩大大学招生权，是教育产生“乱象”的原因之一，将严重冲击教育的“公正”原则，使腐败更加严重。

　　废高校招生统一考试，是一些人主张的“教改”内容之一。统一考试当然有不小的弊病，但现在在这种高度集中、严格监管的情况下，仍时有“泄题”丑闻发生，如果考试权下放，此类事必当更多。现在甚至有人主张某些大学可以自己出题考试，一旦如此，其弊病必将更加严重，理由如前所述。而且，中国的高等教育的资源分配基本实行计划体制，统考而不统一录取分数线，将这种资源的分配不公凸现出来，暴露出高教资源分配中的“大城市中心”倾向。如果取消统一考试，人们将无从提出批评，无法形成压力改变这种分配不公，甚至会使教育资源的分布偏差更大，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教育更加发达，而偏远地方更加落后，教育的公平性受到严重损害。近年人们对北京批评较多，而对同样受到“过度照顾”的上海则批评较少，盖因北京参加了全国高考而上海是自行命题。鉴于此，北京已决定在2002年自选出题考试。废除统一考试，如何测评这种资源分配是否公正？

　　如果不顾现实条件，尽管改革的动机纯正、立意良好，但结果很可能适得其反。笔者曾在《教育与社会》（《东方文化》2000年第1期）一文中曾写道：如原本是为提高素质而提倡的“文体特长”变为“升学加分”的条件，各种“特长”、“考级”不断升温，反而成为新的“应试”，更加重了学生的负担。“电脑派位”、“就近入学”原本是一些地方为减轻中、小学学生的学习负担而进行的入学改革，但在实际中，凡有权力有关系者，子女统统成为“择校生”，广大没有关系、权势的家长也想尽一切办法“拉关系”交钱，让自己的孩子“择校”。之所以要拉关系是因为“择校”严格说并不合法，所以如果没有“关系”有钱也无处交。由于择校费并不是公开的明码标价，而是“看人下菜碟”，根据“关系”的亲疏、权力的大小决定“择校费”的多少，少则几千元，多则好几万元。在这种“运作”过程中，充满了惊人的黑幕。所以广大家长不禁发出“还是考试好”的感叹。更严重的是，这种政策实际上剥夺了贫寒人家子女原本凭考试的“高分”就能享受优质教育的权利。原来贫寒人家子女只要考分高，就能免费被“择优”录取。教育产业化无疑是教改的一个重要内容和正确方向，但这就更要有考试制使贫家子女能凭高分享受优质教育，而不是一切都由金钱决定，因为教育毕竟是种特殊商品，这不仅是国家培养人才、发展文化的需要，更是一种基本权利。

　　性教育论文范文第4篇

　　•给儿童多方面的营养。

　　儿童从进幼儿园开始到小学低段，所接受的教育基本是童话式的，一切都是和谐的和美好的，这对于儿童形成良好的品格底蕴是有较大作用的。但也不能让儿童总生活在童话里，以为现实生活如同童话世界里一样。比如乌龟和兔子赛跑究竟谁会赢？中国的孩子和美国的孩子答案是不一样的。中国的孩子受童话的影响认为肯定是乌龟赢，因为兔子一定会骄傲，在半路上睡大觉。而美国的孩子则理性一些，认为乌龟不可能跑赢兔子，因为既然是比赛，兔子怎么可能去睡觉呢？他们的答案就带有对现实世界理性思考的光芒。儿童的认知方式和认知能力与成人有较大不同，我们不可能让儿童以成人的方式去认识客观世界，但起码应该让儿童明白，童话与现实的认知方式是不同的，不能用童话世界的经验来指导现实生活。

　　其次，同伴间过多的、缺乏独立思考的互助和合作，以及教师对弱势群体的过多帮助，容易让儿童产生依赖心理，不利于培养儿童的自立意识和独立思考的习惯。在这个问题上，中美教育也是不同的。曾经看过一位留美学者写的随笔，她在文中叙述了一件亲身经历的事：一次她送孩子去幼儿园，看见一个大个儿男孩从一个小个儿男孩手中抢走了玩具，还把这个小个儿男孩推倒在地，于是小个儿去找老师，老师却并没有直接去帮他，而是对他说，你要用自己的力量把属于自己的东西夺回来，老师相信你的能力。于是小个儿勇敢地扑上去，硬是从大个儿手中把玩具夺了回来。我们姑且不论老师的处理是否符合教育规律，但至少对培养孩子的自信自立精神是有好处的。

　　另外，教师一味的鼓励和过多廉价的表扬，有可能让儿童把学习看得过于简单，使自以为是、浅尝辄止的情绪滋生，使儿童抗挫能力下降。在全面推行新课程的今天，我们教师都懂得了要多给儿童鼓励，于是，“你真棒”、“你真行”、“你真聪明”成了教师经常挂在嘴边的教学用语。多给儿童鼓励是不错的，但表扬不能滥用，也不能拔高了用。如果儿童是跳起来摘到桃子，即使是小桃子，也应该给予鼓励，但小桃子就是小桃子，不能说他摘了好大一个桃子；如果儿童有能力跳起来摘一个大桃子，他却不愿意付出努力，只摘了一个小桃子，这时应不应该表扬就值得斟酌了。我们应该明白，有时批评也是一盏明灯，可以使迷途的羔羊重回阳光大道，而批评以后的鼓励就像兩后的阳光，能把孩子们的心灵照亮。

　　猪圈岂生千里马，花盆难育万年松。儿童的成长需要多方面的营养，感性的与理性的、理想的与现实的、文学的与科学的、表扬的与批评的，都要让他们去经历去体验。不出点洋相是学不会溜冰的，一个人的成长，不经历点波折是不够的，所谓酸甜苦辣都是营养，成功失败都有收获。

　　二、给儿童的心灵播下美好情感的种子

　　儿童的心灵是一张洁白无瑕的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同时也极易受到玷污；又是一块未经开辟的神奇土地，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如果你播下的是温馨，就会收获热情，如果你播下的是冷漠，可能就会收获残忍。而语文课程对儿童心灵的影响是巨大的，正因为如此，我们的语文教材是经过层层严格审定的，她非常重视儿童的文化熏陶和人文渗透，注重培养学生健康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从多方面体现了现代社会的思想、观念。这就要求我们教师在引导学生感悟文本的时候不能违背文本的价值取向，思维训练不能脱离健康情感的轨道。

　　但是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过分追求学生思维的独特性和体验的个性化，从而违背文本的价值取向、脱离了健康情感的轨道的现象却时有发生。比如一位教师上《狐狸和乌鸦》一课时，用启发的语气问学生：“……同学们，请你们想一想，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让狐狸吃到乌鸦嘴里的肉。”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教室里顿时热闹起来，同学们纷纷发言。

　　生甲：“狐狸借一把锯子来，把乌鸦落脚的树锯断，让乌鸦掉下来……”（典型的没有环保意识，树能随便锯吗？并且，学生忽视了树还没锯断，乌鸦就会飞走了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教师评：“很有意思！但乌鸦会飞走，结果狐狸还是不能得到肉。”

　　生乙：“狐狸借一把枪来，一枪把乌鸦射下来。”教师评：“很有创意！竟然想到用先进的武器。这样，狐狸不光可以吃到乌鸦嘴里的肉，还有乌鸦的肉吃了。”（教师显然没有考虑动物保护协会的意见，在为“残忍”推波助澜。）

　　生丙：“狐狸弄一个打火机来，把树点燃，把乌鸦烧死在树上，肉就掉下来了。”教师评：“用火攻，有意思！乌鸦不把肉吐掉不行了。”（不光是环保意思缺乏，已经犯了森林纵火罪了，残忍程度升级。）

　　生丁：“乌鸦叼的肉是给它的孩子们吃的，狐狸想办法钻进乌鸦的家，把乌鸦的孩子们捉住，逼着乌鸦把肉交出来，……”师评：“真是绝了！乌鸦再也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了。”（哇噻！还是不是老师？还是不是学生？连的一套都出来了。）（转引自徐卫《学生冷漠谁之过》）

　　在这个案例中，教师的诱导可谓深入，学生的体验可谓独特，学生的思维可谓活跃，但它违背了文本的价值取向，脱离了健康情感的轨道，对儿童的心灵造成了污染。“道德的营养不良和精神的中毒对人的心灵的危害，正如身体的营养不良对于身体健康的危害一样”（蒙台梭利《儿童教育》），这是我们语文教师要特别警惕的。其实，在《狐狸和乌鸦》这篇课文中，乌鸦爱慕虚荣确实不好（这是文本的价值取向），但也是一个受害者，值得我们去同情。乌鸦本是一种讲孝道的鸟，俗话说：鸦有反哺义，羊有跪乳恩。如果教师能从这个方面加以引导，让学生想办法去帮助乌鸦改正爱慕虚荣的毛病，那么学生就不仅学习了语文，而且从品德方面得到了启示，也受到了热爱自然，尊重每一个生命个体的教育。

　　三、培养儿童良好的学习习惯

　　习惯是行为的自动化，不需要特别的意志努力，不需要别人的监控，在什么情况下就按什么规则去行动。习惯一旦养成，就会成为支配人生的一种力量。一个好的行为或好的方法，可能使人得益一时，一个好的习惯却可以使人受益终生。可以肯定地说，古今中外在学术上有所建树者，无一不具有良好的学习习惯。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过，“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由自己一再重复的行为所铸造的。因而优秀不是一种行为，而是一种习惯。”叶圣陶认为，“教育就是培养好习惯”。他还进一步指出：“凡好的态度和好的方法，都要使它化为习惯，只要熟练得成了习惯，好的态度才能随时随地表现，好的方法才能随时随地应用，一辈子受用不尽。”

　　人们常说，好习惯是童年养成的。小学阶段正是培养儿童良好习惯的最佳时期。对于语文教育而言，首先应该注意培养儿童良好的听、说、读、写的习惯。听，就是倾听，细心地听取。有些儿童不会倾听，要么心猿意马，要么毫无耐心。培养儿童倾听的习惯，关键在于细心和耐心的听。只有养成了倾听的习惯，才能真正了解对方的思想和情感，才能传达出与对方进行平等对话的信息，从而达到交际的目的。说，就是开口说话，良好的说话习惯包括想清楚再说、用普通话说、声音响亮地说、完整连贯地说等要素。读，就是读书。读书时，书本与眼睛应相距1尺左右，不仅要会用普通话有感情地朗读，还要会默读，边读边思考，在书上作圈点批注，所谓不动笔墨不读书，这才是良好的读书习惯。写，就是书写。书写的姿势要正确，达到“三个一”（眼睛与纸面相距1尺，身体与课桌相距1拳，手指与笔尖相距1寸）的要求；书写的态度要认真，达到清晰、整洁、美观的要求。

　　其次要注意培养儿童质疑的习惯。质疑是中国传统的阅读教学经验之谈，古人认为，“读书要有疑，从疑而悟”（朱熹语），“小疑则小悟，大疑则大悟。故学者非悟之难，而疑之难”（唐彪语）。在新课程的背景下，质疑是落实学生主体地位的重要方法，在一般情况下，一堂阅读课应经历自读－浅悟－质疑－精读－深悟的教学过程。不然，一堂课学生都是按老师预设的进行，学生提不出问题，课堂上没有思维的交锋，这样的课怎能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呢？质疑也是培养学生创新精神的主要手段，质疑的前提是熟读精思，没有思考和勇气，就不可能提出高质量的问题。在不断的质疑和探究中，儿童的创新精神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就会得到提高。因此，我们应该引导学生在对文本的理解中质疑，每堂课安排一定的时间让学生思考、质疑，使学生养成质疑的习惯。

　　第三，要培养儿童专心致志的习惯。学习中养成凝神静思、专心致志的习惯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一个学生必须具备的学习品质。心理学表明：一般人不可能高质量的同时做好两项或两项以上的事情，如果硬要同时做，必须使每件事的质量有所降低。古语云：“目不能两视而明，耳不能两听而聪”（《荀子?劝学》），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专心致志的习惯包括两个要点，一是致力于主攻方向不分神，在一个单位时间内紧紧围绕主攻方向安排学习内容，其它一些与之不相关的事情都不去想，更不去做。二是上课全神贯注地听讲，做作业时聚精会神地思考。一切与学习无关的事情能够做到听而不闻，视而不见。有些儿童上课时易走神，作业时不能进入状态，“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孟子?告子》），有一点动静就离开作业思路，然后又从头开始集中注意力。这显然是与专心致志的学习习惯背道而驰的。

　　第四，要培养儿童独立思考的习惯。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习和思考是不可分割的。特别是独立思考的习惯对批判地吸收前人的成果是非常重要的。爱因斯坦就是凭借“怀疑一切”的精神提出了划时代的“光量子”概念，创立了相对论。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就要思考知识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使知识在头脑中形成体系；就要及时向老师和同学请教不懂的问题；就要不“尽信书”，勇于探索，大胆提出自己的独特见解。清代著名画家郑板桥10岁时随老师郊游，看见一女尸漂在河里。老师随口吟诗一首：二八女多娇，风吹落小桥。三魂随浪转，七魄泛波涛。小郑在年龄、落水原因、三魂七魄是否看得见等方面提出了疑问，然后修改道：谁家女多娇？何故落小桥？青丝随浪转，粉面泛波涛。老师连声称赞改得好。这种敢于独立思考、敢于创造的精神，成了千古美谈。

　　性教育论文范文第5篇

　　在高中课程中，美术课程虽然没有被设置成核心课程，但其在学生兴趣爱好、综合素质及发展等方面都具有较为重要的作用。美术课程所具有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人文性，这个特点在其课程性质、教学设计、教学活动、教材选择、教学内容、课程评价及课程基本理念等方面都有充分的体现。此外，美术课程也不仅是一种知识技能的课程，还是一种能够培养学生艺术修养与人文修养的课程。所以说，美术课程是一种人文课程。美术课程的学习，是要把学生个体提升为一个精神存在；通过美术教育，能够使学生对独立思想、权利、自由、宽容进行自觉的认识，提高其认识的深度，促使学生能够更加深入、正确地认识其人生的目的与意义。

　　二、创造性教育的特点与目的

　　美术教学的内容具有广泛性，在美术教学的过程中主要侧重于学生的审美教育，较为侧重对学生素质的培养。美术课程中创造性教育的目的就是能够通过创造及对艺术的欣赏，使学生能够更好地认识自己、把握自己，不被传统的框架所束缚，进而更好地放开自己的思想，最终得到更好的发展。创造性教育除了会在一定程度上较好地培养学生的艺术感觉，还能启发学生用更为科学、更为合理的方法去思考问题、解决问题，使其能够更好地发展。

　　三、创造性教育在高中美术教育中的应用分析

　　1.利用先进教学手段，扩大学生知识面

　　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为信息、科技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这样的有利条件下，教师应该充分合理地利用先进的教学手段，帮助学生拓展知识，利用网络等多媒体技术帮助学生充实其美术知识，进而提高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全面提高其综合水平。例如，在带领学生学习梵高的著名作品《向日葵》时，教师就可以通过网络，找到相关的作品及作者的相关信息，加深学生对其认识与了解；另外，老师还可以组织建立班级讨论群，让学生能够在课后进行交流与分享，不但能够及时有效地了解学生的问题及兴趣爱好，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学生讨论的兴趣，进而启迪学生的思维。

　　2.合理运用教学方法，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应该正确地认识到这一点，在教学过程中找准自己与学生的位置，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巧妙地运用创造性教育方法，引导学生进行自主学习，从真正意义上帮助学生提高其自主学习的能力。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对学生个人的体验及情感的变化给予重视，要为学生创造机会，使其在对美术的自主探索和学习的过程中培养其兴趣。

　　3.重视师生互动与动手实践，优化教学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