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第十九章 爆炸惨案

　　一、八闽名士向张之洞献融资奇策

　　吴永离开武昌两个月后，一道关于废除大阿哥的上谕颁发下来。张之洞心里欣慰：太后尽管糊涂迷误过一段时期，但毕竟还是醒悟过来了。

　　是的，这次亲身遭逢的巨变，的确给一向自以为了不起的慈禧以深重的创伤和刻骨的刺激，严酷的现实迫使她不得不自我反省，也迫使她不能不承认自己的失误。为了挽回丧失殆尽的人心，维护自己摇摇欲坠的至尊形象，在西逃的路上，她便指示跟从的军机大臣草拟以皇上名义下达的“罪己诏”，又在批准和约的上谕里再次表示“自责不暇，何忍责人”的沉痛心情。在所有痛定思痛的奏章中，慈禧最看重的是朝廷奉为客卿的英国人赫德所上的条陈。这位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近四十年的洋人，以极为诚恳的语言劝告太后，西方各国绝不是要中国的国土和人民，只是希望中国改弦易辙，实行新政，奉行和他们一样的国策。赫德请太后早日回銮，今后只要认真实行改革，中国是可以富强的;中国富强了，与世界各国也就相安无事了。

　　慈禧完全接受这位洋朋友的建议，一面筹备回銮北京的准备，一面筹谋实行新政，并明诏国民：“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穷变通久，见于大《易》;损益可知，著于《论语》。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为日星之照世，而可变在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伊古以来，代有兴革，大抵法积则弊，法弊则更，要归于强国利民而已。”又要求各军机大臣、六部九卿、各省督抚及出使各国大臣，取外国之长，补中国之短，参酌中西政要，对有关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等方面，向朝廷提出有关变法改革、除旧布新的建议。一时间，仿佛戊戌年的“百日维新”之剧又重新上演，只是戏中的主角由皇帝变成太后而已!

　　庚子年的这场惨变，任何一个稍有爱国之心的中国人都会痛心疾首，任何一个稍有头脑的中国人都知道，要想不亡国灭种，只有变法一条路。相对于两年多以前的那个夏天来说，这次的变法，在表面上已经是没有反对派，大家咸与维新了。在新一轮的变法高潮中，最为积极也最为朝野看重的封疆大吏，当首推既有新政实质又有“中体西用”理论主张的湖广总督张之洞，次则为对办局厂办新军有兴趣的硕果仅存的湘军元戎两江总督刘坤一，另一个则是办新军大有成绩，又在镇压拳民中崭露头角的山东巡抚袁世凯，他们都在组织一批智囊文胆，切磋研讨关于变革方略的文稿。

　　袁世凯多次向张之洞写信，以晚辈自居，请他牵头，选择几个有影响的督抚会衔上奏，共同提出关于新政全局的建议来。因为有吴永的那番话，张之洞不理睬袁世凯的示好，而主动与刘坤一联合，希望以他们两人会衔的形式，提出改革方略。戎马一生一向以战功自炫的刘坤一，晚年目睹湘淮军在洋兵面前屡战屡败的现状，真是痛心不已。洋兵打进京师，帝、后弃逃，在刘坤一看来，这无异于亡国，是军人的奇耻大辱。他欣然赞同张之洞的建议，愿意为中国的复兴，与张之洞一起担当这个重任。

　　经过两三个月的起草修改审订的过程，关于新政的三个奏折产生了。第一个折子名曰《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此折提出变法图强、以人才为先的主张。指出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不弱于兵，而弱于志气。并提出育才兴学四条办法：设文武学堂，酌改文科举，停置武科举，奖励游学。第二个折子名曰《遵旨筹议变法谨拟整顿中法十二条折》，此折从十二个方面提出对中国旧的法规法则加以改革，即提倡节俭，打破资格限制，停止捐纳，考核官员并增加俸禄，改进官员铨选，取消书吏和差役，改善刑狱，筹八旗生计，裁撤屯卫、绿营等等。第三折名曰《遵旨筹议变法谨采用西法十一条折》，提出应当采纳的切实有用的西法有：广派官员出国考察，编练新军，改良农业，提倡工艺制造，制定有关矿业、铁路、商业交涉等法律，货币改用银元，征收印花税，推行邮政，多译各国书籍，等等。

　　第二折的除旧和第三折的布新，都审慎地遵循张之洞的中体西用的理论：关于本体的方面，即中国的纲常名教、伦理道德，仍得坚持，不能改变;西法西艺，均作为功用而被引进，以促使本体的健壮强大。

　　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江楚会奏三折”。它以形式上的温和中庸，内容上的切实可行，时间上的恰到好处，上奏者的地位资望，获得了以慈禧为首的朝廷执政者的一致认可，成为事实上的新一轮新政的实施大纲。这些变法设想，通过以后的一连串上谕，向全国各地陆续颁发推行。

　　张之洞趁着这个大好时机，加速发展湖北的洋务事业，在两湖各府县广设各式新学堂，大量派遣官费生赴日本留学。他又在湖北扩大新军，湖北新军按全国统一军制，将军队编为一镇一混成协，即第八镇、第二十一混成协，共有官兵一万五千余人，全部用新式枪炮及西洋器械装备，聘请德、日教官充当军队教习。配合新军建设，又在武昌办起将弁学堂、武备普通中学和陆军小学堂。这三所军校担负起培养新军各级武官的责任。与此同时，张之洞又拟在武昌创办火柴厂、水泥厂等工厂。

　　办学堂、办新军、办工厂，凡有兴作，第一步便是筹措资金。到处需要钱，到处都向总督衙门伸手要银子。“银钱”两字，令他焦急，令他忧虑，再一次“银钱短缺”的重荷，压得他透不过气来。他多么盼望能有点铁成金之术：顷刻之间，他的面前便可出现金山银山。他甚至幻想过，能在哪一处施工现场，突然发现前人埋在地下的金窖银库。当然，这都是不可能的事。怀着满腔洋务宏图的湖广总督，从哪里去获得眼下所急需的大批资金呢?

　　这一天，陈衍来到签押房，他对面有愁容的总督说：“卑职知香帅为资金一事苦恼，愿向大人献一奇策，可立解燃眉之急。”

　　张之洞颇为疑惑地望着这位瘦小的八闽名士，见他一脸正经，不像说笑话的样子，弄不清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张之洞似笑非笑地说：“你有办法可立刻筹集一批大的银钱?”

　　陈衍点头：“是的，不出两个月，您可得二十万两银子，半年光景，您可得七十万两银子。”

　　张之洞问：“你是去借钱?”

　　陈衍摇摇头：“不是借。现在借钱利息都很高，何况也借不到这么多。”

　　张之洞盯着陈衍的眼睛：“你想去学梁山泊的草寇，打劫生辰纲?”

　　陈衍哈哈笑起来：“香帅真会取笑。太平世界，朗朗天日，我一个弱书生怎敢打劫别人的金银!”

　　张之洞也笑了，说：“那你的奇策是什么?”

　　陈衍收起笑容，正经八百地说：“我的奇策，既不靠借，更不靠抢，它靠的是真实的学问。这门学问，洋人称之为货币金融学，我已经研究这门学问多年了。”

　　张之洞惊道：“看不出，石遗，我原来以为你只钻研诗话学，想不到你对西学也有研究。”

　　陈衍说：“我的家乡福建侯官，虽不如广州、香港等地，却也因地处沿海而得风气之先。自林文忠公以来，侯官研究西学已蔚然成风。我曾偶尔得到几本西洋人所著的货币和金融方面的书籍，便被这门学问所迷住，多年探索，颇有心得。”

　　张之洞听陈衍这一解释，知他不是走的野狐禅一类的歪门邪道，遂认起真来：“你说说，你有什么好办法，若真的行之有效，你可为湖北的洋务立下一大功。”

　　陈衍说：“这个办法其实也简单。湖北现有两台您从广州带来的铸银元机，就用这两台机器，铸造一种新的货币即铜元，每个铜元合铜二钱七分，由总督衙门规定，一个铜元值十文制钱。如此，湖北银钱短缺之围可立解。”

　　张之洞一边摸着胡须，一边将陈衍这番话在脑子里思考着：“我弄不明白，你这是玩的什么把戏，为何将制钱换成铜元，就能立即生财?”

　　“香帅，容卑职慢慢解释。”陈衍知张之洞虽热心推行新学，其实是连新学的门槛都没进的人，于是耐心地剖析，“香帅，您是知道的，一两银子可兑换一千文制钱，一千文制钱重八斤，也就是说一千文制钱是用八斤纯铜所铸成。八斤即一千二百八十钱，也就是说，一文制钱含铜一钱二分八，将近两个制钱便可铸一个铜元，这个铜元当十个制钱用，剩下的近八个制钱便是总督衙门所赚的了。十文赚八文，一两银子可赚八百文，百万两银子可赚八万万文制钱，将这八万万制钱再换成银子便可得八十万两银子。我估计湖北一省半年市场银子流通量大约有百万两，当然这种计算是个概数，其实要两个多制钱才能铸一个铜元，再打个八五折，恰好近七十万两。一年下来，可得银子一百三四十万两。香帅，拿这笔银子，你办什么洋务不成?”

　　听陈衍这么一说，果然这一百三四十万两银子的得来并不难。铸银机器确实是现成的，早在光绪十五年张之洞通过郑观应从香港购买了两台。广东省是大清国第一个铸造银元的地方，张之洞也便成了有史以来中国第一个铸造银元的官员，如果能在湖北最先铸造铜元，那不又成了中国第一个铸造铜元的人?一向敢为天下先的湖广总督被这个念头所激动，大为兴奋起来。但是，张之洞毕竟对货币金融学没有研究，这是桩关系千家万户生计的大事，不能草率，他想多方听听意见。于是，拍了拍陈衍的肩膀说：“石遗，你这个想法很好，明天一早我在议事厅召开会议。你今夜好好准备下，明天当着众人的面详细说说，让大家一道来参谋参谋。”

　　第二天上午，督署衙门中西两文案房的一批有头脸的幕僚集会于议事厅，听陈衍讲他的“以一当十”的融资奇策。陈衍以诗人的气质，带着浓烈的情感色彩，眉飞色舞地将他的奇思妙想当着众人的面演说了一番。他滔滔不绝地讲了一个多钟头，满心期待幕友们对他的鼓掌赞扬。不料他的话音刚落，辜鸿铭便用手指着他的鼻尖，脸朝着张之洞说：“香帅，陈石遗乃大奸大恶。我想请你先取下他的头来，再容我批判他这个恶毒的奇策。”

　　陈衍顿时吓得面如土色，众幕僚也被辜鸿铭的这一手所镇住。

　　张之洞板起面孔说：“汤生，你这讲的什么胡话!幕僚议事，谁都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我如何敢要他的头?石遗的想法恶毒在哪里，你说给我听听嘛!”

　　辜鸿铭指鼻尖的手放了下来，两只灰蓝眼睛狠狠地盯了陈衍一眼说：“香帅既然不肯取你的头，就暂且让它留在你的脖子上吧!”

　　众幕僚被辜鸿铭的表演弄得笑了起来。

　　辜鸿铭却没有笑，他尖起喉嗓，大声说：“陈石遗此计，乃真正的残害民生的坏主意、恶念头。他也不想想，老百姓没有了制钱，有几多不方便，都用当十的铜元，难道到酱园里去买块酱萝卜，到针线铺去买根针，也要用一个铜元吗?久而久之，一个铜元便变成一文制钱用了，物价不就涨了十倍吗?到时候，香帅不取陈石遗的头，老百姓会剥陈石遗的皮的!”

　　看着陈石遗在辜鸿铭的斥骂下，那副灰头灰脑的模样，众人又免不了笑起来。

　　刚入幕不久的郑孝胥说：“制钱并没有收尽，还可以用嘛!大钱小钱一道用，买酱萝卜、针线就用小钱嘛!”

　　郑孝胥与陈衍同为福州人，又是诗友，曾在日本领事馆里做过事，精通日文。年初由陈衍介绍进了幕府，张之洞对他也很器重。

　　辜鸿铭说：“苏戡，你不知香帅的脾气。有这么好的生意，香帅岂会不大做特做。要不了三年，湖北市面上就看不到制钱了，哪里还有什么大钱小钱一道用!”

　　在督署里，唯一敢当面批评张之洞的，便只有这个混血儿，其他人都没有这个胆量。大家偷眼看了看张之洞，见他脸上并没有生气的神态，知道总督的心思或许已被辜鸿铭所说中。

　　张之洞朝大家扫了一眼说：“诸位都说说，陈石遗的这个办法可行不可行。”又对着梁敦彦说，“崧生，你在美国多年，于美国的货币金融应有所了解，谈谈你的看法。”

　　梁敦彦思忖片刻说：“石遗的这个主意，本质上属于通货膨胀。”

　　“什么是通货膨胀?”张之洞打断梁敦彦的话。

　　“西洋各国已普遍实行纸币，纸币的印刷权力掌握在政府的手里。货币的发行量与实际需要量平衡，市场则稳定;若发行量超过了实际需要量，则造成货币贬值，物价上涨。这种现象，金融学称之为通货膨胀。”

　　张之洞点点头说：“如此说来，通货膨胀不是个好东西了。”

　　“对老百姓来说，显然不是好事，但对政府来说，则有它有利的一面。”梁敦彦继续说，“政府财政有了亏欠，或是政府准备办一件大事需要一大笔款子，用这种办法可以弥补亏欠，或筹措资金。”

　　陈念礽接着梁敦彦的话头说：“说穿了，就是政府通过这个办法从老百姓手里聚集一批钱来。说得好听点，就是政府身上的担子，让全体老百姓来分担。”

　　张之洞听到这话高兴了：“我们现在也正是这样，总督衙门的担子，要湖广两省的老百姓一道来分担。看来陈石遗的主意可行。”

　　梁敦彦皱了下眉头说：“政府做这种通货膨胀的事，得有两个条件：一是政府所办的事，必须是为了全体百姓的利益;二是老百姓都能体谅政府，支持政府，愿意与政府来共挑担子。”

　　梁鼎芬一直没吱声，他是在揣摸张之洞的心思，现在他已经完全明白了，于是开口：“我看崧生说的这两个条件我们都具备：香帅办洋务，完完全全是为了我们大清国，为了湖广的富强，是为老百姓谋利益的大好事，湖广百姓也是完完全全体谅支持香帅的。香帅你就定下吧，按石遗的主意办。”

　　张之洞望着梁鼎芬点了点头。梁鼎芬见香帅赞许他的话，心里很得意。

　　辜鸿铭讨厌梁鼎芬这种当面谄媚的作风，说：“香帅，恕我说句直话，你办洋务的确是为了国家富强。国家富强了，老百姓的日子就好过，归根结底，办洋务是为了老百姓。但是，要说老百姓眼下都体谅支持你，这种说法我不敢苟同。老百姓都是只顾眼前利益，看不到长远利益，在没有得到实利之前，要说都支持，怕不可能。”

　　得到张之洞首肯的梁鼎芬决心要讨好到底：“照辜汤生的说法，香帅办的洋务现在还没有让老百姓得到实利，故而老百姓不体谅、不支持?”

　　梁鼎芬这种露骨的献媚，令梁敦彦、陈念礽等人也看不过去，但他们也不敢太拂张之洞的心意，都闭口不作声。辜鸿铭气得咬着牙齿说：“梁节庵，你这是为虎作伥，助纣为虐。”

　　梁鼎芬也反唇相讥：“辜汤生，你是反对洋务，坑害忠良!”

　　见议事会变成了攻击会，张之洞大不耐烦起来，他拍了拍太师椅上的扶手，高声道：“都不要吵了。这桩事老夫已弄清了，即便湖广百姓一时不体谅，心有怨言，就让他们说去，到时他们自然会明白老夫的一番苦心的。陈石遗，铸铜元这个差事就交给你了。”

　　“卑职遵命。”陈衍满心欢喜，“铸铜元是桩大事，卑职想这得成立一个机构，卑职也得有一个名分才行。”

　　“陈石遗在向老夫要权!”张之洞笑了笑说，“名不正则言不顺，他的想法也是对的。就把过去广州那个现成名字改一个字移过来，就叫铸铜元局吧。老夫任命陈衍为铸铜元局总办。”

　　这真是一个肥得流油的美差，梁鼎芬、郑孝胥带头为陈衍的好运鼓起掌来。

　　在陈衍的指挥下，铸铜元局很快开办起来，大张旗鼓地化制钱铸铜元，又以总督衙门的名义颁发通行“以一当十”的铜元流通命令。实行不久，老百姓便深感不便，怨声载道。但库房的银钱却与日俱增，一个月下来，便赚了近十万银子。张之洞心里高兴。半年下来，库房又增加六七十万银子。张之洞拿出两千两银子来奖励陈衍，称赞他的奇策果然立竿见影。

　　有了银子，什么事都好办了，湖北的洋务局厂在张之洞的大力经营下，又出现了一派红红火火的场面。不料，正当湖广新政蓬勃兴起的时候，一场意料不到的惨案发生了，这便是中国洋务史上有名的汉阳火药厂爆炸案，一位才干杰出的科技专家因而殉职。此事给张之洞的洋务事业抹上了浓重的阴影。

　　二、徐建寅罹难，暴露出火药厂种种弊端

　　这年二月十二日上午，张之洞在签押房做他每天的常课：正式办公前阅读中外报刊。这些报刊包括北京的《邸报》、上海的《字林汉报》以及来自日本的由梁启超主办的《清议报》等等。《清议报》是朝廷明令禁止入境的报纸，但它每期还是有一两百份从各种渠道流进国内。湖广衙门里的《清议报》，则是张之洞通过他在日本的亲信，专为购买并夹在别的邮件中寄来的。

　　张之洞喜欢读《清议报》。《清议报》指责国内的时弊，提出变政的建议，如果撇开它责骂皇太后那些内容不说，则是一份很有内容很有见地的好报纸。至于梁启超那如同烈焰般的熊熊激情，和既流畅明快又起伏跌宕的语言表述能力，更是海内外难有第二人可比。张之洞不仅自己看，还时常推荐给幕僚们看。在湖广总督衙门里，《清议报》属于非禁品。

　　这时，张之洞正在阅读半个月前出的第七十二期《清议报》。何巡捕进来禀报：“香帅，出大事了!”

　　“什么事?”张之洞放下手中的报纸。

　　“火药厂爆炸了，徐会办等人遇难!”

　　“徐会办遇难!”张之洞的脑子里嗡的一声巨响，呆坐片刻后，沉重地说，“我们过江去看看。”

　　陈念礽、陈衍等人闻讯后也赶了过来。他们急忙走到江边，然后登上总督的专用小火轮，横过长江，来到位于江汉交汇口的龟山下。湖北火药厂是两年前才办的一座新厂，因为它是为着枪炮厂造火药，故就近建在枪炮厂旁边。当张之洞一行赶到出事地点时，火药厂总办伍桐山正在指挥工人搬移碎铁烂石，从里面将那些受伤的人抢救出来，一见到张之洞便哭丧着脸说：“香帅，真没想到出这样大的事故，徐会办他死得很惨!”

　　张之洞铁青着脸：“徐会办的遗体在哪里?”

　　伍桐山指着对面一间小厂房说：“暂时停放在那里。”

　　张之洞低沉地说：“带我去看看。”

　　伍桐山带着张之洞、陈念礽、陈衍等人走进了对面的小厂房。这里一字形摆放着十多具罹难者的尸体，伍桐山指着打头的一具说：“这就是徐会办!”

　　张之洞走了过去。天哪!这就是两天前还和自己谈笑风生的那个徐建寅吗?只见他头上血迹斑斑，半张脸被炸得已不成样子，右手右腿不知去向，就像半个血人似的躺在冰冷的洋灰地面上。再看看其他的炸死者，也大半血肉模糊，四肢不全。

　　张之洞紧绷着脸，一声不吭，两只手反扣在背后，在徐建寅的遗体边站立好长一会儿后，才迈开沉重的双腿，走出小厂房。

　　“爹呀，你在哪里?”刚出厂房门，一声凄厉的喊叫迎面扑来。

　　原来是徐建寅的长子徐家保闻讯赶了来，跟在他后面的是徐建寅的女婿赵颂南。见到张之洞，徐家保顾不得礼节，嘶哑着声音大喊道：“香帅，我爹给炸死了，您得为我们做主啊!”

　　看着徐家保哀痛欲绝的神态，张之洞再也忍不住了，两行泪水从眼眶里刷刷落下，抱着徐家保的双肩，哽咽着说：“家保，你要节哀，我会查清这件事的!”

　　徐家保郎舅直奔小厂房，瞬息间里面传出撕心裂肺的喊叫声。张之洞抹去脸上的老泪，混乱了半天的心绪逐渐安定下来。一定要彻底查清这场惨案!他在心里下了决心。

　　他再次来到事故发生地，四处审视了一番，然后命令身旁的伍桐山说：“赶紧抢救受伤的人，安顿好死难者的家属，尽可能地保存现场，晚上到督署来向我禀报事故的前前后后。”

　　回督署的路上，徐建寅和那一排罹难者的惨象始终晃动在张之洞的眼帘前。

　　十一年前，出于对徐氏家族及徐建寅本人技艺的尊重，张之洞礼聘徐建寅来湖北会办铁政局。这些年来，除开朝廷差使到天津、上海、福建等地短暂处理一些洋务难题外，徐建寅一直在湖北。他带领铁政局一班人查勘长江两岸煤矿的分布情形，并亲自主持马鞍山煤矿的开采及枪炮厂的生产规划。徐建寅对西学洋务的精通与淡泊敬业的人品，给张之洞以极好的印象，认定他是个很优秀的洋务人才。

　　前年，张之洞创办省城保安火药厂，徐建寅又出任该厂会办兼总技师。火药厂生产黄色普通火药。半年前，徐建寅带领长子家保、女婿赵颂南一道研制最先进的黑色火药。只经过三四个月，便研制成功，其品质与英、德等国的黑色火药不相上下。谁知大规模生产才一个多月便遭此横祸。徐建寅才只五十七岁，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正是为中国洋务事业大展才干的时候，多么可惜!张之洞不仅为国家失去良才而伤心，也为徐建寅本人身怀绝学却未竟大功而惋惜。

　　晚上，火药厂总办伍桐山来到督署向张之洞禀报。因为自己不懂火药制造的技术，他特命女婿陈念礽随侍旁听。伍桐山叙述了事故发生的前前后后。

　　昨天下午，临收工的时候，火药厂的主机即目前碾制黑色火药的机器突然卡壳，不能转动了。工头晋老大吩咐工匠们散工，明早请徐会办来处理。今天一早，晋老大来到离火药厂三四里远的徐建寅的临时住所里。这时徐建寅正和女婿赵颂南在餐桌边吃早饭，听到晋老大的报告后，放下未吃完的半碗热稀饭，匆匆跟着晋老大来到厂里。晋老大陪着徐建寅在机器面前四处检查了一番，然后命令开机。开机后只有一两分钟，机器便爆炸了。

　　出事前的情形似乎非常简单。张之洞紧锁双眉问：“就你看来，爆炸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伍桐山答：“详情还在调查中。初步分析，可能是昨夜积压在机器中的火药粉，发热后引起的爆炸。”

　　张之洞又问：“像这样积压一夜，第二天再开机的情况，以前也有过吗?”

　　“没有。”伍桐山答，“过去艾耐克总是一再招呼，下班前要把机器里的火药粉清扫干净，上班时也要仔细检查一下，要在完全没有积压的火药粉后再开机。”

　　艾耐克是火药厂请的德国技师，上个月回国休假去了。

　　张之洞问：“照这样说，是因为徐会办疏忽了才造成这个事故的?”

　　伍桐山沉吟片刻后说：“徐会办当时心情焦急，一时忘记清扫积压的火药粉，是可以理解的。”

　　张之洞盯着火药厂的总办，厉声重复一遍：“照你这样说，这个事故是徐会办因自身的疏忽而造成的了?”

　　伍桐山低着头，没有吱声，半晌才说：“工头有责任，应当提醒。卑职也有责任。”

　　“你有什么责任?”

　　“卑职是火药厂的总办，火药厂出的一切事都与卑职有关，所以卑职有责任。”

　　张之洞问：“事故发生时，你在哪里?”

　　伍桐山不好意思地说：“昨夜睡得晚，事故发生时，卑职尚在床上睡觉。”

　　张之洞心里不悦，又问：“死了多少人，伤了多少人?”

　　伍桐山答：“除开徐会办外，还死了十五个人，其中五个工匠、十个工人;重伤二十多人，轻伤五十多人。”

　　陈念礽插了一句：“工头晋老大炸死了吗?”

　　“他倒是没死。”

　　张之洞觉得奇怪：“他就在徐会办身边，为什么没死?”

　　伍桐山答：“机器开启前一会儿，他就离开了厂房。”

　　念礽望了一眼岳父，张之洞会意，对伍桐山说：“你叫晋老大明天到我这里来一趟。”

　　第二天，一个四十多岁的干瘦男子来到总督衙门，一见到张之洞和一旁的陈念礽便跪下，磕头如捣蒜，口里不断地说着：“大人，我有罪，我没有想到徐会办会死的!我有罪，十六条冤魂都会找我算账。我没有想到他们会死的!”

　　陪同前来的伍桐山说：“香帅，他就是晋老大。事故发生后，他就疯了。一天到晚就这几句话，大家都说，他是给吓疯的。”

　　张之洞注目晋老大：一脸黑气，两眼呆滞，浑身哆哆嗦嗦的，确有几分疯傻之状。

　　“是你领着徐会办去的，为何又离开了他?”

　　听了张之洞的审问，晋老大抖得更厉害了。

　　“小人到厂房外撒尿去了。小人尿泡不好，经常要撒尿。”晋老大说完这两句话后又喃喃念道，“我有罪，我有罪!”

　　“是谁要你去叫徐会办的?”陈念礽问了一句。

　　“我自己去叫的。”晋老大跪在地上，呆呆的两眼望了望陈念礽，又望了望张之洞。隔了一会儿，又不停地磕头，口里一个劲儿地叫道：“我有罪，我有罪，我要死了!”

　　张之洞见审不出个所以然来，便对伍桐山说：“你带着他回去，好好看着他，别让他出意外，过几天我还会再问他的。”

　　不料，第二天上午，伍桐山便慌慌张张地前来报告：晋老大死了，淹死在厂房边的池塘里。张之洞打发陈念礽去实地看看。

　　下午，念礽回来，向岳父禀报：“晋老大确实死了，是淹死的，看不出有勒索捆绑的痕迹。厂内外传说纷纷。有说是他疯了，自己走到塘里去淹死的，也有人说是炸死者的灵魂将他拖到池塘里去的。”

　　张之洞问：“晋老大这人平时口碑如何?”

　　念礽道：“厂里人都说他是个小人，巴结上司，克扣工人。不过，他平时对徐会办倒是很恭敬的。”

　　“他有妻室儿女吗?”

　　“他的家在黄陂，乡下曾经有个婆娘。后来进厂当了工头，就不要乡下那个婆娘了，喜欢嫖赌，没有儿女。”

　　张之洞两手来回地捋着胡须，不再说话了。

　　“岳翁，”陈念礽望着张之洞，慢慢地说，“我这两天来在想，这桩事故有几点可疑之处。”

　　张之洞边捋须边说：“你有什么看法，只管说出来。”

　　陈念礽托着腮帮子说：“昨天晚上伍桐山讲，是积压的火药粉受热后引发的爆炸。这个说法难以成立。火药粉受热后只会引起大火，很难引起这种机器炸裂、厂房尽毁的严重后果。”

　　张之洞停止捋须：“如此严重后果，会在什么情况下出现?”

　　陈念礽说：“只会出现在有意爆炸机器的情况下。”

　　“有意爆炸?”张之洞的手从长须上滑落下来，“难道说有人存心使坏?”

　　陈念礽说：“这只是分析，不能做肯定。火药只有挤压成一团，再引火爆炸，才能形成杀伤力;分散的火药粉，没有这么大的威力。最能解释的假设是这样的：有人事先将一包威力很大的炸药塞在机器转轴里，然后在机器开动时，点燃火线。如此，机器才会炸得四分五裂，酿成厂毁人亡的惨重后果。”

　　张之洞问：“你怀疑是晋老大放的炸药?”

　　“晋老大的可疑点最大。”陈念礽说，“是他去叫的徐会办，爆炸前他又赶紧离开了现场，事故发生后他神态失常，现在他又淹死了。这几点联系一起来看，可以有八九成的把握断定炸药是他放的。”

　　张之洞的手又不自觉地捋起胡须来：“你这个分析有道理，但他为什么要害死徐建寅和这么多的工匠呢?他和他们有什么冤仇?”

　　陈念礽说：“这是一个接下来需要解开的疑团。我想晋老大很有可能是受人指派的，也就是说，另一个人与徐会办有仇，他收买了晋老大，让他干了这桩伤天害理的事，事后又将他灭了口。”

　　“你是说晋老大是被人推下池塘淹死的?”

　　陈念礽点点头：“这种可能性很大。”

　　“念礽，”张之洞轻轻地说，“你这些思考很有道理。这些话，你不要再对别人讲了。你到火药厂去住几天，名义上是协助伍桐山处理善后事宜，实际上你去多看多听，以便多获得线索。我们要把这桩案子弄个水落石出，否则对不起徐建寅的在天之灵。”

　　陈念礽第二天就搬到附近的兵工厂住下来，白天在火药厂和总办一道处理因灾难带来的许多棘手问题。

　　半个月后，武昌城里的徐公馆为徐建寅举行了隆重的祭奠仪式。

　　徐建寅的嫡妻及其弟——颇负盛名的洋务专家徐华封也分别从无锡老家和上海格致书院赶来了。

　　武昌城各大衙门的官员，各洋务局厂的总办、会办，还有火药厂大部分工匠工人都络绎不绝地前来徐公馆吊唁，表达他们对徐建寅的痛惜和哀思。

　　张之洞带着督署内的官吏和幕僚亲自前来祭奠，并告诉徐氏家人，他将要为徐先生上一道请恤折，请朝廷褒扬他的业绩，封荫他的子孙。徐氏家人对总督的厚谊深表感谢。

　　徐家保和赵颂南请张之洞到小客厅叙话，他们要向张之洞禀报一桩重要的事情。

　　一起来到小客厅后，徐家保将门窗关好，然后和姐夫并排坐在张之洞的对面。徐家保今年二十七岁，幼承家学，十多年来随同父亲南来北往，见多识广，洋务造诣日渐提高，也算得上当今中国的第一流洋务人才了。

　　赵颂南也是一个精通洋文洋技的专家，因为此而被徐建寅看中，多年来一直是徐建寅的得力助手。出事那天清早，翁婿二人都在吃饭，徐建寅是放下饭碗就走，赵颂南则是把饭吃完后再去的，走到半路就听到爆炸声。虽然自己的一条命侥幸存活下来，但他却为当时没有拉住岳丈吃完饭再去而痛悔不已。

　　“香帅，有件事，我和姐夫商量过，认为应当告诉您。”徐家保先开了口。

　　张之洞以平时极为罕见的慈蔼口气说：“什么事，你们只管说。”

　　徐家保说：“来到火药厂不久，有一次父亲对我和姐夫说，厂里从德国进口的主机是二手货，别人用过很多年了。我说：‘您怎么知道?’父亲说，光绪五年，他由驻德公使李凤苞奏调为驻德使馆二等参赞。有一天参观柏林罗物机器厂，看到一部大型碾制火药的机器正好组装成功，他去祝贺。现场指挥的工程师很高兴，将他的姓‘徐’字用德文字母刻在机器中的齿轮上，以示纪念。来到火药厂，他看到这部机器上的厂标：柏林罗物机器厂一行德文字，想起二十一年前参观该厂，心里很兴奋，遂对这部机器有了亲切感。他将机器上上下下、里里外外仔细地审看抚摸，发现它已被使用多年，后来又碰巧在齿轮上发现了德文拼音‘徐’，父亲更有如逢故友似的高兴，于是他确认这部大前年由德国进口的机器是二手货。”

　　张之洞气愤起来。他记得清清楚楚，这部机器是由伍桐山请他任驻美公使的堂叔伍廷芳向德国联系购买的。伍桐山向张之洞禀报，这部机器是德国的最新产品，出价三十二万银元。因为看在他堂叔的面子上优惠了五万元，只要二十七万，而且派人来中国免费安装，加上运费六万银元，购买这部机器共花费三十三万银元。张之洞从来没有想过这竟然是二手货。如此说来，他受了欺骗。究竟是伍桐山欺骗了他呢，还是德国欺骗了伍廷芳叔侄?

　　“父亲从侧面打听到这部机器花了三十多万银元后，对我们说，这种用了十多年的二手货在德国只值三成价，用不了十万银元，运费也顶多在三万左右。德国人严谨，讲信誉，不会欺骗客户，问题出在中国人身上。父亲说，这些年经手洋务的人，贪污中饱、得回扣的多得很。当年驻德国公使李凤苞就是一个代表，他就是因为不与李凤苞同流合污而提前回国的。”

　　张之洞知道李凤苞在为北洋购买铁甲舰艇时贪污巨款，最后遭人告发，被抄家革职了。当年驻德使馆中的不少人都牵涉进去了，唯独身为二等参赞的徐建寅清清白白。

　　赵颂南说：“岳丈还对我说过，火药厂的经费开支很混乱。从国外购办的东西，包括原料和配件，都比通常情况要贵。就是从国内买的东西，包括建厂房的砖瓦材料开销都很大。而这两年来生产的黄火药数量很少，在国外这样的厂子早就倒闭了，火药厂是因为皇粮多才维持下来。这里的问题，要么办厂的人是大少爷，崽用爷钱，不心疼;要么就是蛀虫，把皇粮吞进自己的肚子里去了。”

　　张之洞听了这几句话后，心里很不是味道。火药厂是他一手筹办的，但建设的过程和建成后的生产尤其是财务上的管理，他基本上没有过问。

　　他相信徐建寅的所见不错，如此说来，自己至少是渎职了。

　　见总督一直沉默着没有开口，两郎舅以为是这些话让他不高兴了，于是不说话了。

　　“说下去呀，徐先生这些见地非常好，可惜，他生前没有告诉我。”

　　徐家保望了一眼赵颂南，得到姐夫鼓励的眼神，他继续说下去：“父亲不让我们对别人说这些，但他自己早几天却在酒席桌上忍不住对伍总办等人说，买这部机器的钱花得太多了，这里面保不准有名堂;又说厂里浪费太大，会办不下去的。当时，我就坐在一旁，听了也没在意。现在出了这场大惨案，我和姐夫都觉得有点不对劲，事情蹊跷。昨天跟叔叔说起这事，叔叔说，你们要跟张大人禀报，这对查清这桩事故有帮助。所以我们俩趁着今天香帅亲来吊唁的机会，把这些事情都说出来了。”

　　赵颂南说：“说句实话，我们都怀疑这个事故是人为的，但没有确凿的根据，只是怀疑而已。”

　　张之洞说：“你们提供的这些情况都非常重要，我会认真对待的。这些话再不要对任何人说起。”说罢，起身告辞。

　　这些日子里，张之洞心绪非常不好。火药厂的爆炸事件，很快在武汉三镇传播开来，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正道的、小道的，眼见的、耳闻的，想象的、猜测的、渲染的，把个事故说得五花八门、千奇百怪，甚至夸张到整个工厂夷为平地、百多号员工无一幸存的地步。中外各种报刊也相继报道，白纸黑字里说的也多半不是事实。张之洞每看到这种文字，又气愤又苦恼。

　　善后的事务是麻烦而头痛的。抚恤的银子发了一批又一批，家属仍不满意，天天都有去厂里吵闹的人。现场的清理也很费事，二十多天过去了，事故发生地仍是乱糟糟的一摊破烂。工是自然上不成了，不少人已自动离开工厂，怕再出事故，更多的人则在等待今后的安排。火药厂已陷于瘫痪。更严重的是这桩事故，给湖北洋务带来极其严重的影响。这个影响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以湖北巡抚于荫霖为首的一批本就对洋务持反对或冷淡态度的各级衙门的官吏，如今借这个事故大做文章，大泼冷水，巴不得将湖北的这十多年洋务成绩一笔抹掉。二是对湖北省内近十万名在洋务局厂做事的技师和工人心理上的挫伤。炼铁炼钢、挖矿采煤、制造弹药、调试枪炮，无一不与“危险”二字挂上号，且工作场地简陋、设备不全、规章制度混乱、伤残死亡的抚恤条例阙如。不少洋匠说：‘西方的条件比你们好过百倍，还常出工伤事故，你们这里的管理一塌糊涂，隐患到处存在，出事故是正常的，不出事故才奇怪。’洋匠们这一煽动，工人的心更浮动了。陈念礽告诉岳丈，兵工厂和铁厂有人在私下串联，工人们准备联合起来向厂方和总督衙门要求改善工作环境、制定抚恤条例，不能把工人不当人看待。这些事弄得张之洞心情更为烦躁。

　　关于火药厂里的事，陈念礽还告诉岳丈，通过十多天与厂里上上下下的接触，的确深感厂子的问题很多，尤其是总办伍桐山，许多人对他看不惯。他在广东原籍有家有室，来到汉阳不久便娶了一房姨太太，又在汉口和武昌两城各有一房外室。他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另外，这两年伍桐山还从广东弄来一批他的朋友，包揽着厂子各重要部门，工人都说湖北的工厂让广东班给把持了。

　　陈念礽怀疑晋老大是作案人，而他背后的指使人便是伍桐山。因为徐建寅发现了购买机器上的舞弊情事，而舞弊者就是伍桐山，所以伍桐山要连人和机器一道炸毁，以便毁据灭口。陈念礽主张把伍桐山抓起来，严加审讯，事故的真相便可弄得个水落石出。

　　受张之洞委托，过问这个事故的陈衍不同意陈念礽的主张，他有他的理由。火药厂的事故固然疑点很多，人为的可能性很大，但要查出个水落石出，却很困难。一则最主要的两个人晋老大和徐建寅都不在了，得不到最重要的第一手材料。二则徐家保、赵颂南的话是在徐建寅死后才说的，既无对证，便难保其中所说的都是真的。通常情况下，家属都有一种心态：即亲人的死非自己的原因，而是出于谋害。不能排除徐家人也有这种心态。三则伍桐山的种种挥霍奢靡，其银子的来源虽甚堪怀疑，但仅凭这一点还不能把他抓起来审讯。假若抓错了，事情如何收场?不如把事故定在“意外”这个范围内来办理，厚恤徐建寅和其他罹难者，尽可能把事故的影响减少为好。至于伍桐山，则不能再用，可以“管理不善”的过失来处罚他，让他离开火药厂，另委能干者来办，或者干脆就任命徐家保或赵颂南来接替总办一职，也是可以考虑的。

　　张之洞觉得女婿的主张和陈衍的分析都有道理。作为朝廷的封疆大吏，作为湖北洋务事业的创始人，在处置这桩事故时他还不能不考虑到两个方面：一是人事，二是影响。

　　火药厂的事，认认真真地追查起来，最后的目标无疑是伍桐山。伍桐山这个人，张之洞过去对他并不了解，完全是看在伍廷芳的面子上才委派为火药厂的总办的。伍廷芳籍隶广东却生在新加坡，从小学习英文，后又在英国留学多年，以后在香港做律师做法官，再后来又入李鸿章幕襄办洋务。在张之洞的眼中，伍廷芳是一个很好的洋务人才。四年前，朝廷委派伍廷芳出任驻美公使，路过武昌时，张之洞亲自宴请他。席上，张之洞谈起办火药厂的设想，伍廷芳完全赞成，并答应在国外尽力帮忙，又提议让他的堂侄伍桐山来武昌协助办厂。伍廷芳介绍了堂侄的经历，原来伍桐山在香港英国人开办的火药厂里做过八年的事，这两年在新会自己办了一个小厂，也有二三十个工人。既是伍廷芳的侄儿，又有这样的经历，张之洞一口答应了。过两年，办厂的经费筹集差不多的时候，便将伍桐山聘来武昌，委派他办火药厂。伍桐山的精明能干很快赢得张之洞的信任，三个月后就任命他为总办，将整个火药厂交给了他，张之洞从此再没有过问了。现在如果抓起伍桐山，审查他的舞弊行为，则直接牵涉到伍廷芳。这几年伍廷芳作为驻美公使，给湖北的洋务事业帮助很大，一旦与伍廷芳交恶，对事业不利。

　　湖北所办的洋务局厂耗银太多，收效不明显，为此张之洞已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攻讦。有人送他一个绰号叫作“张屠财”，意即专门以钱财为屠宰对象，讽刺他滥用钱财。如果按念礽所说的作为一桩因贪污而致杀人灭口的刑事案来处理，则更为攻讦者提供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口实，对今后湖北乃至全国的洋务大局将会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当然，也包括他这位洋务制台在内，十几年辛辛苦苦树立起的“名督能臣”的形象，将因此而被抹上一块大黑污!

　　张之洞思来想去，还是觉得陈衍的处置更为妥当些。但他心里总有一股怒气郁积着，他恨自己错用了伍桐山这个奸佞小人，给他造成这么大的坏影响。火药厂经营不善，伍桐山大肆挥霍，这是铁的事实。至于徐家保说的二手货的事，张之洞也相信多半是真的。也就是说，伍桐山在他的眼皮底下公开耍手段、玩花招，从中贪污一二十万巨款。以张之洞的性格，他如何能容下这种败类?他如何能咽下这口恶气!一想到这里，他又觉得不应该如此便宜了这个小子，还是从严究查的好。

　　这天夜里，伍桐山突然来到总督衙门，请求见一见张之洞。张之洞很不客气地命令他进来。伍桐山一进门，便跪倒在张之洞的面前，边哭边说：“香帅，火药厂爆炸，卑职有失职守，罪责重大，谨奉堂叔之命，愿以十万两银子赎罪。请香帅看在堂叔薄面上，不追查卑职的刑事责任，让卑职回新会去侍奉老母，教读稚子。这是堂叔给您的信。”说罢，双手递上一张纸。

　　这是伍廷芳从美国寄给伍桐山信中的一页。信上说，在美国得知湖北火药厂爆炸，徐建寅先生等多人遇难，不胜惊讶。伍桐山是他的堂侄，又是他推荐的，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已责令赔偿银子十万两，以此赎罪。请香帅念他亲老子幼，并非有意，网开一面，法外施恩。又说已与德国罗物机器厂联系，该厂愿以半价再卖一部同样的机器，以利火药厂早日恢复生产。

　　这最后一句话使张之洞猛然省悟过来，尽快恢复火药厂的正常生产，才是对各方诘难的最好回答。既以十万银子赎罪，又以半价机器来补偿，就给伍廷芳一个面子：网开一面，法外施恩吧!

　　张之洞恶狠狠地盯着伍桐山，直把他看得浑身筛糠似的战抖，口里不停地说：“香帅开恩，香帅开恩，十万银子，卑职将在半个月内凑集。机器的事，堂叔说话是算数的。”

　　“哼!你这个不成器的王八蛋，辜负了我的一片苦心!”

　　“卑职对不起香帅，卑职有罪!”伍桐山又一个劲地磕起头来!

　　“你给我滚吧!”张之洞飞起一脚，把伍桐山踢翻在地，自己气得早已胸闷头痛，半晕了过去。

　　十多天后，伍桐山如期赔偿十万银子，然后悄没声息地离开武昌南下了。同时，一纸厚恤徐建寅的奏章也从湖广总督衙门辕门外放炮拜发。在奏章上，张之洞向朝廷报告火药厂会办徐建寅因机器炸裂而亡故，并满怀感情地赞扬徐建寅为研制黑色火药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尤其称颂他为国效劳、廉洁自律的可贵人格，建议朝廷为他建专祠，并宣付国史馆立传，并援军功例，赠徐建寅子孙云骑尉世职，世袭罔替，以彰其功。

　　同时，张之洞又任命徐家保为火药厂总办，继承父亲的遗志。火药厂在徐家保的率领下很快复工了。

　　这桩事故和由此引发出的舞弊情事，给张之洞敲了一重棒。他决心从严管理湖北各级洋务局厂，特别是在财务开支和安全保障方面更要抓紧抓牢。

　　这年十一月，两宫结束长达一年多的流亡岁月，回到北京，慈禧感念跟随她度过这段苦难日子的文武官员，遂大加赏赐。吴永放广东雷琼道，岑春煊擢升陕西巡抚，鹿传霖升任礼部尚书、授军机大臣。

　　吴永的外放，虽让张之洞有点失望;姐夫的进军机，则让他很是兴奋，这对自己今后的事业和仕途无疑是一个吉兆。

　　接下来又奖赏保守东南疆土免遭动乱的三位首功大臣：刘坤一赏加太子太保衔，张之洞、袁世凯赏加太子少保衔。这期间，李鸿章以七十八岁高龄去世，袁世凯以四十二岁的壮年擢升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中国政局的这一重要异动，为十年后的大变故埋下了祸根。

　　正当张之洞全力整顿湖北洋务局厂的时候，突然间各大衙门都在悄悄地传递一个天大的奇闻：皇上微服私访，已来到武昌城!

　　三、连皇帝都敢假冒，这世界利令智昏到了何等地步

　　这天，接替于荫霖的新任鄂抚端方急急忙忙地打轿总督衙门，见到张之洞后，把他拉到一旁，悄悄地说：“香帅，皇上到了武昌城，你知道吗?”

　　端方字午桥，是满洲正白旗人。此人聪明，诗文也不错，有满洲才子之称，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著名的人物。可惜，他的著名，不是因为他的官做得大，更不是他的文才好，而是八九年后，被哗变的士兵所杀，成为辛亥革命中的一个重要事件。此时年方四十出头的端方风度翩翩，才情出众，甚为张之洞所喜欢。正是因为这点，张之洞才在竭力挤掉不合作的于荫霖后，将他所喜欢的端方从署理陕抚的位置上要来湖北。

　　“皇上到了武昌城?”张之洞睁大了眼睛，“这事我怎么会不知道，还要由你来告诉我?”

　　端方比张之洞年轻二十多岁。虽是巡抚，张之洞平时对他，不像对待谭继洵、于荫霖那样地注重礼仪，端方也像晚辈对长辈一样地对张之洞恭敬礼让。如此，督抚之间的关系反倒和谐起来。

　　“是呀，这事我也纳闷。照理说，皇上到咱们湖北来，朝廷第一个要告诉的是您香帅，同时，也应知会湖北巡抚衙门。我事先并不知道，是衙门里一个文案告诉我的。我刚听也不相信，那文案说皇上是微服私访。我想，这或许也可以说得过去。”

　　张之洞知道，大清朝的皇帝微服私访，那是康熙爷、乾隆爷那几朝的故事。从嘉庆爷开始，这一百年来，就再也没有听说过微服私访的事了，除到承德去避暑外，连公开到外地巡视也见不到了。难道说，咱们现在的这位爷，效法起老祖宗的榜样来，要以一介草民的身份来体察人情世俗?

　　“你说详细点，是个什么情况?”

　　端方说：“昨天，抚署里的王文案告诉我，前几天武昌金水闸客栈来了三个人，一主两仆。主人二十几岁，容貌清秀，举止文雅，穿着打扮都是一副官家子弟的派头。一仆三十岁左右，剽悍强健，类似保镖;另一仆四十多岁，说话尖声尖气，像女人腔，又没胡须，是个太监。店小二见这三个人与众不同，花费奢豪，远过常客。最奇怪的是，早早晚晚进食进茶，仆人必跪下请主人，又对主人称圣上，自称奴才。又见主人吃饭的碗是一只玉碗，上面镂刻着两条镀金的龙，龙为五爪。店小二见此情景，大为吃惊，便去告诉店主。店主将保镖召去盘问，保镖说，实不相瞒，主人乃当今皇上光绪爷，另一位乃沈公公。皇上四岁进宫后，便是沈公公服侍的，一天也没离开过，故皇上将他带来湖北。又说他自己姓蔡，乃九门提督下的参将，武功为京城第一，故皇上叫他来保驾。蔡参将于是带店主进房间，打开随身带来的包袱，里面都是绣着五爪金龙的衣袍和被面，还有一颗一寸见方的玉印，上面刻着‘御用之宝’四个字。店主一看，知道真的是皇上驾到了，便跪下叩头，又收拾好自己的一个宅院，让他们三人住进去，每天好酒好饭地招待他们。”

　　张之洞觉得这事真是稀奇得很，问：“他们到武昌来做什么?”

　　端方说：“蔡参将说，皇上从直隶到河南，从河南到湖北，是为了察看民风，体恤民情。”

　　张之洞说：“好，这事我知道了，你去吧。巡抚衙门若打算做什么事，先知会我一下。”

　　“那是自然的。”端方打着千说，“这件事卑职不敢擅自做主，会随时来请示大人的。”

　　端方刚走，新军统制张彪又来了，对张之洞说：“听说皇上到了武昌城。皇上的安全是第一等重要的事，要抽调多少兵丁进城保卫，请大人指示。”

　　张之洞心想：张彪就把这事当真了!挥挥手说：“先不要调兵，什么时候调，调多少兵，到时我会通知你的。”

　　打发走张彪后，张之洞坐在签押房里一直在想着这件事。有可能吗?为什么没有从接到朝廷发下来的文书中看出一星半点影子?倘若真的是皇上，决不能怠慢;倘若不是的，又该如何处置?

　　第二天，湖北按察使李岷琛、武昌知府范尚德又相继来到总督衙门，都说起这事，想从张之洞这儿打听些消息。当张之洞告诉他们未获朝廷通报时，臬台和知府也都不知该怎么办。张之洞对他们说，你们一律不要采取什么行动，一切听总督衙门的安排。

　　晚上吃饭时，张之洞特意来到幕友房，和众幕友一道吃饭，席上他把这个新闻告诉他们。幕友们听后，既惊讶又兴奋。他们都是没有见过皇上的人，对皇上的一些模糊印象，还是庚子年秋天，从吴永嘴里听来的。现在皇上驾临武昌城，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谁不想亲眼见见这个真龙天子?

　　张之洞笑着问大家：“你们说这会是真的吗?”

　　“我看多半是真的。”辜鸿铭立刻接言。

　　张之洞问：“你有什么根据，断定它多半是真的呢?”

　　辜鸿铭放下碗筷，一本正经地说：“皇上微服私访，历朝历代都有，国朝的康熙爷、雍正爷、乾隆爷，都是最爱私访的，民间流传的故事多得很。据说还播了许多龙种在民间，朝廷也不好承认，那些龙子龙孙只好委屈做虾子龟孙了。”

　　大家都笑出声来。在幕友房中，调侃几句太后皇上、骂几句王公大臣是常事，大家都不在意。因为辜鸿铭的话说得刻薄风趣，听后特别开心，有年纪大点的连嘴里的饭都喷出来了。

　　“还有哩!”见大家都笑，辜鸿铭很得意。他天生喜欢这样惹人注目，大家越注意他，他就越有劲儿，“皇上自戊戌年以后，形同虚设，有他没他，都没关系。他成天没有事做，不如到外面走走，散散心。前一年的流落岁月，使他多少看了一点江湖，知道江湖上比他的紫禁城要好玩儿得多，所以他忍不住又出来了。珍妃死了，他身边没有一个知心女人，保不定这次瞒着太后出宫的目的，是要寻几个民间美女。”

　　梁敦彦在一旁打趣：“汤生，你有没有未出嫁的妹子或什么姑啊姨呀的，挑一个好的给皇上，你就是国戚了。”

　　大家又都笑起来。只有梁鼎芬脸上尴尴尬尬的，他觉得梁敦彦是在指桑骂槐，揭他巴结吴永的老底。

　　陈念礽说：“我看八成是个冒牌货。你们想想看，皇上被太后当囚徒一样地管束着，他能逃得出宫吗?听说他身子骨儿很弱，能走几千里路，到我们武昌来吗?”

　　张之洞在心里点点头：念礽这几句话还真是说到点子上了。

　　陈衍说：“这也难说。他到底是皇上，真要出宫，别人也是不敢拦他的，说不定还是太后有意放他出来历练历练哩。历练成了，今后还继续让他做皇上;万一在外面有个三长两短，她也不伤心，正好借此再立一个满意的……”

　　“石遗这话最有见地!”梁鼎芬忍不住打断陈衍的话，“我看说不定是真的。”

　　张之洞在心里想着：陈衍的话也并不是没有道理。

　　梁敦彦说：“真假在这里说都没有用，最好是要当面验证下。听说两宫回銮时有照片登在上海的《字林汉报》上，你们谁见过这张报纸?”

　　大家都摇头。

　　“我倒是见过。”陈念礽说，“不过这都一年多了，谁还能找得出这张报纸来呢?”

　　“我有办法!”辜鸿铭兴奋地拍着桌面，桌上的碗筷被他拍得叮当响，“不是说他手上有玉碗吗?我们借它出来，让香帅鉴定鉴定。香帅是古董家，又熟悉宫中用品，若碗是真的，那人也就是真的了!”

　　梁鼎芬说：“汤生说的也是个主意，只是他们又怎么肯让你借出来呢?”

　　辜鸿铭想了一下，对张之洞说：“香帅，烦你出个公函盖上湖广总督关防，让我带上这个公函去见见他。他见是总督衙门的人，自然会借的。”

　　张之洞想，不管是真是假，总得要有人去见见面才是，便说：“这也可以，你就带上个公函去拜见拜见吧!”

　　辜鸿铭高兴起来，忙说：“见皇上是要行三跪九拜大礼的，我可不知道这中间的环节。香帅，你过会儿教我演习演习。”

　　陈念礽笑道：“还没弄清是真是假先就演习起大礼来了，万一拜了个假皇上怎么办?”

　　大家又都笑起来。

　　梁鼎芬想：这可是个千载难遇的好机会!若是真的，这就是一个攀龙附凤的绝好时机;即便是个假的，见见也无妨。便说：“香帅，让我也去一个吧，仔细替您辨辨。”

　　“行。”张之洞说，“不过，你们两个都先自有个真皇帝的主见了，还得去一个相反看法的，方收兼听之效。念礽抱怀疑态度，让他也去一个吧!再说他见过报上的照片，多少有些印象。你们三个人一同去，都替我仔细看仔细听，所谓听其言观其行，看谁是火眼金睛!”

　　第二天上午，辜鸿铭、梁鼎芬、陈念礽三人来到城西头金水闸客栈，向客栈的店小二打听。店小二神气地说：“你们是拜见皇上吗?你看那边就知道了。”

　　顺着店小二的手势望去，只见百把丈远的一个小巷子里，早早地排成一条人的长龙。店小二说：“那都是想见皇上的人，你们在后面排队吧!”

　　三人来到小巷子边，见排队的人足足有三四百之多。一个个都兴奋无比，一边慢慢地移动脚步，一边热烈地讨论着。陈念礽说：“这要排到什么时候?只怕天黑了还见不着。”

　　梁鼎芬对辜鸿铭说：“你不是揣着公函吗?我们到前面去，我们是办公事，叫他们让一让。”

　　“说得有理!”

　　辜鸿铭大步向前面走去，来到宅院门口，只见店主和蔡参将一边门柱坐一个，口里不停地说：“一人一个银元，不要和皇上说话，看一眼就走，后面的人多着哩!”

　　辜鸿铭出外一向不喜欢带银钱，再加上先没料到，身上一个子儿都没有，回过头来问念礽：“你带了银元吗?”

　　陈念礽心想，这是怎么回事?见皇上还要交一个银元，这不是把皇上当猴儿耍了吗?心里先就有了几分反感：“我们不交这钱，你把公函拿出来，给他们看看!”

　　辜鸿铭走到院子门口，对店主说：“我们是湖广总督衙门的，让我们先进去吧!”

　　店主一见紫色条形湖广总督关防，立刻换上了满脸笑容，忙起身打躬说：“既是制台衙门里的老爷，请进吧!”

　　那边的蔡参将说：“先进去可以，每人得交一块银元。”

　　“什么话?”陈念礽怒道，“办公事还得交银子吗?”

　　蔡参将还要坚持，店主忙说：“你们进去吧，银元归我出。”

　　说罢，弯腰打躬，请他们三人进去。穿过一个不大的庭院，便来到正房。沈公公站在正房门边，见有人来，扯起男不男女不女的嗓音道：“跪下，一叩首!”

　　辜鸿铭、梁鼎芬听到叫声，便身不由己地跪了下来。陈念礽不愿跪，仍站着。沈公公瞪了他一眼：“见了皇上为啥不跪?跪下，一叩首!”

　　陈念礽很厌恶这种不男不女的腔调，身上仿佛起了鸡皮疙瘩似的不舒服。梁鼎芬拉了拉他的衣角，陈念礽仍不跪。见这个年轻人实在不跪，沈公公也不再坚持，自顾自地继续喊下去：“二叩首!三叩首!”

　　趁着这个机会，陈念礽把坐在正对面只有两三步远的“皇上”仔细地看了几眼。

　　这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面皮白净，五官清秀，带有几分女人味。头上戴一顶古铜色小便帽，帽檐正中处嵌一颗大红枣状宝石，身穿一件暗红四开禊长袍，外罩一件石青常服褂，脖子上没有朝珠，脚蹬一双三寸厚的白底乌缎靴。与他从《字林汉报》上看到的光绪照确有几分像，心里想：莫非是真皇上?

　　辜鸿铭、梁鼎芬叩了三个头后，沈公公说：“跪安吧!”见他们还原地不动，又说，“你们可以走了。”

　　辜鸿铭从口袋里扬出公函：“我们是湖广总督衙门的，想和皇上说几句话。”

　　沈公公接过公函，递给年轻人。年轻人看了看公函，脸色微微一怔，但很快就恢复了正常，不待辜鸿铭开口，先笑着问：“你是洋人还是中国人?”

　　这位生在异域长在海外的混血儿，自从接触中华典籍后，便在心灵深处滋生了一股很重的帝王情结。他依稀记得过去也在报刊上看过光绪的照片，的确也就是这个样子，在他的想象中光绪皇帝也应该就是这个模样。不知不觉间，他便认定这少年就是皇上了。

　　将近四十岁了，还从来没有面对着皇上说过话哩，今日真是三生有幸，得遇真龙，机会难得，切莫错过;即使他不是皇上，过过瘾也好。想到这里，辜鸿铭朗声答道：“启禀万岁爷，臣辜鸿铭是中国人，祖籍福建同安。”

　　那少年又向跪在一旁的梁鼎芬问：“你是什么人?”

　　梁鼎芬趁着闲在一旁的时候，也在仔细地审视着眼前的一切。他没有见过皇帝，但他见过太监。就他的观察，这个沈公公是个真正的太监。无论是从说话上，从无胡须上，还是从他的举止动作上来看，的确是个真正的而且是训练有素的太监。太监是真的，皇帝的真实性便随之增加。但梁鼎芬比辜鸿铭老练点，他还不能完全认准，他要借取别物来证实下。成天在皇帝身边的王公大臣，他认识得极有限，一时也想不出个合适的人来。猛然间，福至心灵，他想起已做了自己八姑丈的吴永来。逃难过程中，吴永与太后皇上朝夕相处几个月，若真的是皇上，他不可能不认得吴永。于是答道：“我是湖广总督衙门总文案兼两湖书院山长，吴永是我姑丈。”

　　少年问：“吴永是谁?”

　　梁鼎芬猛一惊，他不认得吴永，莫非是假的!这时辜鸿铭、陈念礽也都浮起与梁鼎芬同一个想法。梁鼎芬说：“吴永原是怀来知县，后护驾西行，现蒙恩放了广东雷琼道。”

　　“哟，你原来说的是怀来吴知县。”沈公公在一旁代为回答，“他是太后的人，皇上没有跟他打过交道，皇上自然不认识他。”

　　这话说得对，吴永本是太后的人，皇上不认识他也可理解，辜、梁释怀了，陈念礽却仍有点疑惑。

　　“你们要说什么，快说吧!”沈公公显然不愿意和他们多说话，再次下逐客令。

　　辜鸿铭说：“回禀万岁爷，张制台本想来朝拜万岁爷的，但他没有接到廷寄，不敢造次。”

　　那少年笑道：“张之洞是个老滑头，他怀疑朕是假的，故不来见。你可以告诉他，朕并不想见他，至于朕是真是假，朕不多说。朕这里有一只玉碗，你可拿去给他看。他在京中做过翰林，应见过宫中物品，是真是假他看看就知道了。不过，明天你们一定要还给朕。”

　　沈公公忙说：“这玉碗不能随便拿去，你们带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吗?存下做抵押，明天一手交碗一手还给你们。”

　　陈念礽说：“我们将公函放在你这儿做抵押还不行吗?”

　　沈公公说：“公函又不值钱，它怎么能做抵押!”

　　陈念礽心里气愤，但也不好与他们争吵。

　　辜鸿铭在身上摸来摸去，突然说：“我这儿有块英国带回的金壳怀表，上面有英女王的像，留下它做抵押吧!”

　　说罢将怀表取下递过去。沈公公接过看了看，又递给那少年。少年接过怀表，翻来覆去地看了看，满脸笑容说：“这个怀表值钱，行，留下做抵押吧。”

　　陈念礽心里想：这人好像从来没有见过洋人造的怀表样，凭这点看来也不大像。

　　辜鸿铭接过用黄缎布包好的玉碗，和梁鼎芬、陈念礽一道离开宅院，赶紧奔总督衙门。

　　张之洞正在翻阅着临时叫大根从武汉三镇买来的各种小报，这些小报上全都刊载了皇上来到武昌的新闻，有一份小报还将唐朝的事拿来类比，说太后是武则天、皇上是李旦，皇上到武昌，是来找张之洞保驾的。张之洞看后，真是又好气又好笑。

　　张之洞捧着辜鸿铭带来的玉碗，上上下下细细观赏着：这是一只羊脂玉雕的小碗，比通常的饭碗略小一点，上面镂刻着两条腾云驾雾张牙舞爪的彩色飞龙。仔细看这两条龙，又似乎跟通常所见到的帝王用品上的龙略有不同，它的线条丰富，色彩饱满，富有立体感，给人一种活生生的仿佛就要离碗飞去的感觉。张之洞在心里暗暗叫好，如同平日鉴赏古董一样，他拿起碗对着窗外照看，为的是借用强烈的阳光来透视。这时，他看清了碗的一角有一块小指头大的裂痕。“这玉碗修补过。”他一边想，一边将玉碗轻轻地在手中摩挲着，有似曾相识之感。猛然间，他想起来了，这不就是那年潘祖荫请大家看的那只御碗吗?

　　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张之洞刚刚从四川学政任上回到北京，立即成为以李鸿藻、潘祖荫为首领的清流党中的重要成员。那时潘祖荫身为刑部尚书，以精于鉴赏古董闻名于京师官场。他也兼上书房师父，教读只有七八岁的光绪皇帝。有一天他去上书房较早，光绪正在早膳，因为粥有点烫嘴，发气将碗一甩，掉在青砖地上。一旁服侍的太监吓慌了，忙把碗拾起来，发现碗口断裂了一小块。主管太监将这个太监狠狠责打了四十大板，不是主管太监太凶恶，而是这只御碗委实不寻常，它是当年康熙亲手赏赐给乾隆的礼物。

　　康熙晚年，宫中来了一名洋画匠，名叫郎世宁，他是意大利的传教士，又是一位造诣很高的画家。康熙喜欢他的画，召他入值内廷如意馆，赏给他三品顶戴，并让他为自己画像。晚年的康熙极疼爱他的第四子雍亲王的儿子弘历。弘历十岁生日前，恰好盛京将军向康熙呈献一块百年难遇的纯净无瑕的羊脂玉，康熙命工匠雕成一只小饭碗，又叫郎世宁用油彩在碗上画了两条飞龙，然后再叫工匠依照郎世宁的画镂金镶彩，成功了一件绝世佳品。在弘历十岁生日那天，康熙亲手赏给他的这个小爱孙。

　　因为此，弘历跟郎世宁结下了友谊。到了他登基做乾隆皇帝后，郎世宁受到他的格外宠爱。郎世宁也感知遇之恩，尽心尽力为乾隆服务，不但为乾隆画了《乾隆皇帝大阅园》这样的传世名画，还成为圆明园工程的主要设计者。

　　乾隆很看重爷爷所赏的这只玉碗，将它珍藏着，以后一直无人动用。同治帝登基时还只有六岁，慈禧疼爱儿子，希望儿子效法祖宗，便叫内务府找出这只碗来给儿子吃饭用。到了光绪登基时，因为也是小孩子，于是沿同治旧例，也用这只碗吃饭。不料今日给摔破了，这主管太监能不又恼怒又恐惧吗?好在掉下来的那块小片还完整未碎，主管太监拟请人修补，但他不熟悉这种事，便请教已亲眼看到这一幕的师父潘祖荫。潘祖荫一口答应，并乐意亲自来办理这事。主管太监求潘师父把活儿尽量做好，做到让人一眼看不出，如此才好遮人耳目。

　　潘祖荫带着这只碗出宫，找了一个他平日所结交的修补古董的一等高手。经过此人的高超手艺，果然乍看起来，就像没有破损的一样。潘祖荫心里高兴，他知道他的好友张之洞、陈宝琛、张佩纶、宝廷等人都是爱好鉴赏的人，平日没有机会见到这等国宝，应该让他们看看，开开眼界。于是，将他们四人请到他的家里，五个人爱不释手地把玩了一整天。半年后宫中传出消息，这只经过修补的玉碗失窃了，任怎么追查，都没有查出个下落来。一件国宝，就这样给丢失了。想不到，今日却不用吹灰之力，便摆到了自己的眼前!张之洞心里兴奋莫名。

　　“香帅，这碗是真的宫中之物吗?”辜鸿铭见张之洞品得出神，禁不住问。

　　“真的。”张之洞眼睛仍没有离开这只玉碗，“它是皇上小时候吃饭的碗。”

　　“那好啦!”辜鸿铭高兴得鼓起掌来，“我的头没有白叩，的确是真皇上来了!”

　　“皇上是假的!”张之洞眼睛离开了碗，神色严肃地对辜鸿铭说。

　　“真碗怎么反而换出个假皇上来?”辜鸿铭不理解，灰蓝色眼珠子左右不停地移动。

　　“正因为是真碗，才是假皇上。”张之洞把二十多年前的那桩掌故大致说了说。

　　陈念礽说：“我一直觉得奇怪。既是皇上见百姓，为何要收银元?拿碗给我们，还要以怀表做抵押。小里小气的，就像跑码头的卖艺人一样。说起吴永来，又懵然不知，就算是太后的人，他也不会从没听说过。”

　　梁鼎芬说：“说不定那只碗后来又找到了呢?”

　　辜鸿铭说：“节庵问得有道理，失而复得的事是常有的。古人一颗珠子掉到河里，二十几年后还能从河蚌壳里又得到哩!说真碗就是假皇上，有点武断。”

　　陈念礽说：“我有个主意，不妨拍个电报到京里去问鹿大人，他是军机大臣，必然知道皇上的情况。”

　　梁鼎芬说：“念礽的这个主意可行，去问问鹿大人。”

　　张之洞说：“是可以拍个电报去问问鹿大人，但现在来不及了。他跟你们说好是明天要把玉碗还给他，假若他明天得了玉碗就离开武昌怎么办?我现在有八成把握断定这一伙人是假的，但没有十足的把握，又不好现在就抓他们。”

　　这时，大根在一旁插话：“我有个主意。”

　　大家都转眼看着他。

　　“我想，做假的都在人前做，人后露出的一定是真相。今天夜晚，我伏在他们的屋顶上，掀开几片瓦，看看他们做些什么、说些什么，就真相大白了。”

　　众人都鼓掌叫好。

　　张之洞也笑着说：“我们这么多饱学之士，当不得一个不读书的人。我看大根这个主意最好，就请你今夜做个梁上君子。”

　　晚上，大根穿上夜行服，趁着弥天夜色，不露一点声响地跃上了金水闸店主的宅院屋顶。掀开几片瓦，屋子里的一切便都暴露在他的眼前。

　　一盏小油灯摆在八仙桌的当中，桌上堆满了银元，三个人分占着三方，六只眼睛都死死地盯着那一堆闪着灰白光芒的银元。

　　沈公公说：“张之洞派人来拿碗，就是怀疑咱们，咱们明天拿到碗就走。”

　　白脸少年说：“我看也是早走为好，张之洞那人不好对付。”

　　“怕什么，你们都是胆小鬼。”蔡参将一边收银元一边说，“既然你们说是真的御用物，就不应该怕张之洞怀疑。生意才刚刚做起来，今天就比昨天多收了一百多块，明天、后天还会更多，过两天再走不迟。”

　　沈公公打了个哈欠，对白脸少年说：“小三子，听我的，明天拿到碗无论如何要走。他实在不走，我们俩走!”

　　用不着再听下去了，这哪是什么皇上，分明一伙骗钱的流氓!大根蹑手蹑脚地离开屋顶，一溜烟跑了。

　　“事不宜迟，现在就去抓!”张之洞听完大根的禀报后，立即做出决定，“夜里抓更好，免得惊动附近百姓，你带两个人去，抓来后先关起，我明天再请湖北三宪过来一道审。”

　　第二天下午，张之洞将湖北巡抚端方、湖北布政使瞿廷韶、湖北按察使李岷琛请到督署，并学西方国家的样，邀请武汉三镇报馆派人参加旁听。三个被押上公堂的案犯，见此情景，早已吓得全身发抖，不用多问就全盘招供。

　　原来，沈公公真的是一个在宫中待了三十年的太监。他的师父当年偷了那只玉碗，原想偷运出去卖掉，后来风声紧，他不敢冒险，就在宫里挖了一个洞将它藏起来。这一藏便藏了二十多年，临死时，把这事告诉他唯一的徒弟沈公公，叫沈公公挖出这只碗后离开皇宫，一辈子可以过自在的好日子。沈公公拿了这只碗后逃出京城，在一个客栈里遇到了小三子。小三子是一个戏子，在京城王府里演过戏，对贵族旗人有些了解。小三子提出扮演皇上骗人的主意，皇帝的衣服就是他演戏的行头。后来又找了一个刻字匠刻玉玺，于是这个刻字匠也入了伙，做了蔡参将。武昌是他们的第一站，几天来已骗了近三千银元。

　　审讯完毕后，张之洞将这三个骗子判了个杀头示众。第二天正午在汉阳门码头公开行刑，观者达数万人之多。张之洞又将此事写成一个奏折禀告朝廷，并说明失落二十多年的康熙朝玉碗已起获，将派专人护送至宫中珍藏。

　　一件轰动武汉三镇的真假皇上案就这样给破了。办完这件案子后，张之洞心里很长时间不能平静：连皇上都敢假冒，这世界利令智昏到了何等地步!几个骗子自称是皇上，就有这么多人相信，连省垣官府也将信将疑。这说明如今官场的章法多么混乱?如今的百姓多么愚昧?这样的国家能自立自强吗?

　　这天午后，梁鼎芬笑笑地走进签押房，对正在办公事的张之洞说：“香帅，按照您的指令，两湖书院已选出三十二名品学兼优的学生，作为官费留日生。明天下午书院开欢送会，后天一早他们就要乘船离开武昌了。”

　　“哦。”张之洞放下手中的笔，转过脸来。这些年来，张之洞十分注重派遣学生出国留学，除开各种实业学堂大批选派外，湖北的两湖书院、经心书院，湖南的岳麓书院、城南书院等以传统中学为主兼习西学的官办书院，也都选拔过一些优秀学子放洋深造。在张之洞看来，学实业的宜去英德美法那些国家，而学军事、法政、师范等科目的则去日本更好。日本与中国同文同种，日本的经验最值得借鉴，且相距近、费用少，中国的银元也可在日本直接通用，彼此之间都省去了许多麻烦，故而张之洞大力提倡去东洋留学。因陈衍的铜元局为湖广衙门增加了财力，这次拟在湖广两省派遣两百名官费留学生，其中留日的有一百四十名，分配给十余所书院，两湖书院是人数最多的一所。

　　“两湖的学生后天就走了，其他书院的呢?”

　　梁鼎芬说：“两湖的先去上海打前站，约好所有留日生，月底在上海大东旅馆聚合，再坐同一艘船去日本。”

　　“行，这很好。”

　　张之洞顺手端起桌上一只粗大的白瓷杯子，这杯子里装的不是茶，而是参汤。多年来，赵茂昌每月给督署送来十支特制人参，每天上下午喝下一杯这样的参汤，已成了张之洞的习惯。

　　“明天书院的全体师生都要参加欢送会，场面盛大隆重。卑职想请香帅百忙之中，抽空去书院讲几句话，接见这三十二名学生，一来给卑职和两湖书院增光，二来也为这批留学生壮壮行色。”

　　先前两湖书院也送过几批留学生，说是要去看看他们，总因忙也没去成。这次人多，且今后要把此事蔚为风气，借这个机会鼓吹鼓吹也好。张之洞点了点头，说：“好啊!明天下午我去说几句。”

　　梁鼎芬很高兴：“那晚饭就赏脸在两湖吃吧!”

　　“饭不吃。”张之洞立刻拒绝。停一会儿，又问，“这批学生中有特别出色的人才吗?”

　　“个个都优秀，出色的也有好几个。”梁鼎芬想了一下说，“其中有一个特别卓异之才，我看他今后有可能成大器。”

　　“噢，你说说看。”学政出身的张之洞对人才有一种出于本能的浓烈兴趣。

　　“这个学生名叫黄兴，湖南善化人，秀才出身兼习武术，二十四年进的两湖。此生品学兼优，文武兼资，文似东坡，书工北魏，诗尤其豪气磅礴。卑职掌两湖十余年，像黄兴这种出类拔萃的人尚不多见。”

　　听了这番话后，张之洞越发来了兴趣：“你说他的诗气势壮，念一首给我听听。”

　　“黄兴有一首咏鹰的五律，我很喜欢，背给香帅听听。”

　　梁鼎芬略为思忖后背道：

　　独立雄无敌，长空万里风。

　　可怜此豪杰，岂肯困樊笼。

　　一去渡沧海，高扬摩碧穹。

　　秋深霜气肃，木落万山空。

　　“好!”张之洞高兴地站了起来，“就为了见见这个黄兴，我明天也要去一趟两湖书院。”

　　次日下午，一向平静的两湖书院变得热闹起来，书院最大的会讲场所——传道堂里布置一新，讲台上方拉了一条两丈多长的大红布，上面剪贴着八个大字：负笈东瀛，为国求学。大字下面还贴着一行较小的字：欢送官费留日学生大会。书院六十余名各科教习、四百余名学生早早地来到这里，绝大部分学生都对坐在第一排的三十二名留日生投去羡慕的眼光。

　　山长梁鼎芬主持这次盛大的欢送会，因为有张之洞的讲话这场重头戏，故梁鼎芬简单地说了几句开场白后就高声地宣布：“现在我们恭请制台大人张香帅训话。”

　　张之洞虽然仍挂名书院的名誉山长，但自从出了唐才常的事后，就再也没有来过两湖书院了。这两年进书院的学生才第一次见到他，原来是这样一个又矮又丑的衰老头子!许多学生望着走上讲台未着官服的湖广总督，心里这样嘀咕着。

　　“诸位师生，两湖书院此次又有三十二名学生去日本留学，是一件大好事，鄙人很乐意参加欢送会，并说几句话。”张之洞干咳了一声，操着带有明显南方口音的官话说着，“去年两宫回銮之际，鄙人同两江刘岘帅，连上了三道条陈，其中有一条重要的建议，便是广开游学，得到了太后、皇上的旨准。两湖用官费派遣留学生，本在各省之先，今后更要扩大名额，年年资遣。这次两湖共有二百名去西洋东洋，光我们两湖书院便有三十二名。明年，鄙人拟派二百五十名，两湖书院可派五十名，只要品学兼优者，都有出洋的机会。”

　　学生中间已开始有小声议论了。有的说，别看这老头子模样不中看，说话的中气倒蛮足的。有盼望出国的学生，更喜形于色，禁不住悄悄地互相鼓励。

　　“鄙人之所以动用大笔经费派遣留学生，当然首在为国家为两湖培养人才。两宫旨准了鄙人与刘岘帅的条陈，这表示两宫将要在全国大办洋务，大办新政。国家和两湖急需大批洋务人才，所以要派优秀学生出国学制造、学冶炼、学测量、学军事、学法律、学师范，学成回来报效国家，报效两湖。诸位留学的银子，虽说是湖广总督衙门拿的，其实都是湖广老百姓的血汗钱。所以鄙人希望你们不要糟蹋了这笔钱，要好好读书，多听多观察，真正地把洋人的本领变为自己的本领。若有到了东洋后，不把心思花在求学上而是去吃喝玩乐、下赌场窑子的话，鄙人知道后固然要重罚，只是，那些人首先要遭神明的诅咒。拍拍胸膛自问，这样做对得起湖广的父老乡亲吗?对得起鄙人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

　　前排就座的三十二个即将赴日本的学生，人人脸上表情肃穆，心里想：张制台并没有打官腔，说的是实实在在的话。每年官府给每人四五百银元的留学费，这笔钱可供七八户六口之家生活一年了。留日生中大部分家境都不宽裕，想到这点，他们对即将开始的新生活更觉珍惜。

　　“当然离乡背井，去国留学，也是很艰苦的。首先是要学别人的语言文字，此外还得要习惯人家的饮食习俗，更不要说和洋人打交道的麻烦了。你们现在恐怕是高兴多于担心，鄙人倒是要劝你们，多做点吃苦的准备。不过，古人早就说过，不吃苦中苦，难为人上人。你们一旦学成回国，那就不得了啦!要银子有银子，鄙人的洋务幕友，薪俸每月六十元，要比中文幕友多二十元。至于铁路局、枪炮厂的督办、高级匠师们更高，有一百到一百五十块银元的。你们想想，这银元比别人多了几多倍!想做官也容易，鄙人幕府中有个梁敦彦，从美国回来的，我已保荐他做江汉关道了，下个月就走马上任。堂堂道台，正四品，再过几年，他就可升臬台藩台，做得好，也可以做抚台制台，前途大得很。诸位不要担心留学的没有功名做不了官，只要有真才实学，今后一样地戴大伞帽、亮红顶子!”

　　张之洞这番大实话，引起满堂师生大笑，大家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这掌声把张之洞的情绪大大调动起来，他说得更起劲了：“有人说，万一回来没事做怎么办?诸位也不要有这个担心。你们是湖广派出去的，今后都统统回湖广来，鄙人有的是洋务局厂可以安置。鄙人向你们担保，一回来就给你们三十块银元的月俸。”

　　两湖书院的教习不超过二十块银元，在东洋读了几年书，一回来就是三十块，真是优待。

　　“也有的心里在想，你张制台六十多岁了，说不定哪天就死了，说话算不了数。诸位，你们放一千个心，鄙人会为湖广立个章程，今后不管谁来做湖广总督都得执行。再说，鄙人死了，两湖洋务局厂是不会死的，有洋务局厂在，就有你们大展抱负的天地。好好地学本事吧，你们个个都会升官发财、飞黄腾达的!”

　　湖广总督这番赤裸裸的演讲，赢得了两湖书院那些将要出国或盼望出国的学生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

　　在这片高涨的激情中，三十二名留日学生鱼贯走上讲台，接受总督的接见。他们来到张之洞的面前时，并足鞠一躬，张之洞再微笑着注目看一眼，算是答礼，站在一旁的梁鼎芬则将该生的姓名、籍贯、年龄向总督报告一遍。一个学生便接见完毕，第二个再上来。接见了十多个学生后，只见一个学生与他的同伴一样来到张之洞的面前，并足鞠躬，张之洞报以微笑，梁鼎芬在一旁高声介绍：“黄兴，湖南善化人，二十八岁。”

　　噢，这就是黄兴!张之洞的双眼顿时亮起来，重新将面前的学生仔细看了一眼：中等身材，大头宽肩厚背，两目炯炯有神，浑身上下充满着刚强和力量，站在那里纹丝不动，如同一根柱石、一座石雕。张之洞心中暗暗叫好，他特为站起来，走近黄兴一步，和气地说：“我听梁山长念过你的诗，诗写得很有气势。”

　　黄兴并不因总督给予他的特殊待遇而激动，他平静地说：“谢谢大人，我的诗写得并不太好。”

　　张之洞饶有兴趣地问：“你自认为可以做得最好的是什么?”

　　黄兴不假思索地回答：“指挥千军万马，战必胜攻必克!”

　　张之洞吃了一惊：此人心雄万夫，看来深受湘军的影响。

　　“有志气!”张之洞脱口而出说了这句话后，心中无端涌出一丝不安来，“到日本后，准备学什么?”

　　“准备进弘文书院学师范。”

　　“这很好，很好!”

　　张之洞有种宽慰的感觉。他自己也觉得奇怪，见到黄兴的第一眼时，他就想到此人是将才，应劝他进日本陆军大学学军事，但不知为什么，当听到黄兴说出“千军万马”的话时，立时又感到不安。现在，听说黄兴要去学师范，他反而放心了。

　　三十二名两湖学生接见完后，梁鼎芬对张之洞说：“有两个武备学堂的学生，前几年也是由官费派往日本的留学生，这次回国休假，明天也和两湖学生一道去上海。今天也参加了这个欢送会，他们想与香帅见见面，您看……”

　　“叫他们上来吧!”张之洞爽快地答应了。

　　梁鼎芬向台下招了一下手，立时有两个年轻的学生走上来。两人并排来到张之洞的面前，并足鞠躬，然后自报家门：“湖北武备学堂学生吴禄贞，湖北云梦人，现年二十二岁。”“湖北武备学堂学生蓝天蔚，湖北黄陂人，现年二十四岁。”

　　张之洞见二人笔挺地站在他面前，颇有点军人的英武之气，问道：“你们是哪年去的日本，在日本学的什么?”

　　吴禄贞指着蓝天蔚说：“他是大前年去的，我是前年去的，都在日本士官学校学军事。”

　　“不错。”张之洞点点头，又问，“日本话都会说了吗?生活上还习惯吗?”

　　蓝天蔚答：“日本话好学，有半年工夫就学会了。日本的生活与我们差不了太多，住两年也就习惯了。”

　　“什么时候毕业?”

　　吴禄贞答：“他明年毕业，我要晚一年，毕业后想再进陆军大学读习两年。”

　　“学成后有什么打算?”

　　蓝天蔚说：“我们早就商量好了，回国后为湖北新军服务。”

　　这个回答令张之洞十分满意。他走过去，拍着蓝天蔚的肩膀说：“好，本大帅等着你们回来。只要成绩好，报到那天，本大帅便委任你做标统!”

　　“是!”蓝天蔚、吴禄贞双脚跟一靠，向两湖新军的统帅行了一个漂亮的军礼。

　　一旁的梁鼎芬见两个武备生抢了两湖学生的风头，心里有点不是味道。突然间，他有了一个主意，对张之洞说：“明天的轮船十点起锚，九时准，我带他们来督署向香帅辞行。”

　　“好吧，我等着他们。”

　　欢送会结束后，梁鼎芬招呼三十二名留学生：“刚才武备学堂的两个学生说的话，你们听到了吗?回国后为湖北新军效力，张香帅立马便委任他们做标统。你们明天向张香帅辞行，也要表示回国后为两湖效力，让他把好缺留给你们。”

　　学生们大都表示愿意。

　　第二天上午九时，梁鼎芬带着三十二名学生来到总督衙门辕门口，正要进门，两个挎刀的卫兵将众人拦住。一人说：“制台大人一早传下话，此处乃衙门，不是书院，进谒者须衣冠整肃，磕头拜见。”

　　梁鼎芬对众学生说：“昨天是在两湖书院，大家可依书院的规矩，向张香帅行鞠躬礼。今天要依衙门规矩，向张香帅行磕头礼。”

　　不料，学生们却议论起来。原来，随着西学科目在两湖书院的设置，西方文明也传进了两湖书院。在湖北士人中，两湖书院可谓受西风影响最深的地方。学生们知道，在欧美各国，早就废除了跪拜磕头等礼节，他们大多对中国仍普遍实行这种有损尊严的礼仪心存反感。何况，他们并不是张之洞的僚属下级，凭什么要向他跪下磕头?于是大家都待着不动。黄兴说：“我们干脆不辞行了，直接去汉阳门码头上船吧!”

　　众学生都赞成。梁鼎芬急了，忙拦住大家说：“我去和香帅说说，看能不能免去磕头这一项。”

　　梁鼎芬急忙走进衙门，来到签押房说：“香帅，学生们不习惯磕头，是不是请香帅免了?”

　　张之洞满脸不悦：“这是衙门的规矩，怎么能免?”

　　梁鼎芬说：“他们说，如果硬要磕头，他们干脆不辞行。”

　　“放肆!还没出国就这样无法无天了!”张之洞气道，“这话是谁说的?”

　　“黄兴。”

　　“哼!”张之洞大为恼火，“看来此生不是个安分守己的人!”

　　梁鼎芬心里也焦急起来，后悔昨天不该多出“辞行”一节，招来了今天的麻烦。他弯下腰，低声下气地说：“香帅，这都怪卑职平日管教不严，使得这些学生无尊无卑，不懂规矩。但确实西洋各国现在都不行磕头礼，他们才敢这样放肆。眼看他们就要出国了，今后都会是国家的栋梁，香帅也犯不了为这点小事与他们闹僵，倒是在他们临行前再教诫教诫几句最是重要。卑职想，就让他们依原来书院的规矩，向香帅行鞠躬礼，借他们的口传扬香帅大度宽容、礼贤下士的美德，也是一件好事。”

　　张之洞猛然想起唐才常的事来。是的，有几句最要紧的话昨天在书院忘记讲了，今天必须补上。磕头或是鞠躬是次要的，这几句话倒非讲不可。

　　他板起面孔对梁鼎芬说：“就按你说的，让他们进来吧!”

　　一会儿，梁山长带着三十二名学生来到接客厅。待学生们在接客厅站好后，张之洞穿着全身官服，有意踱着方步款款走出。

　　“向制台大人鞠躬!”梁鼎芬扯着喉咙叫道。

　　众学生都向张之洞鞠了躬，抬起头看时，但见张之洞拉长着脸，两眼冷冰冰的。

　　“昨天在书院，有几句话鄙人忘记对各位说了。各位所去的东洋，西学西政固然先进，但也是一个藏污纳垢的国家。为害中国的罪魁祸首，康有为、梁启超、孙文等人都麇集在那里。他们不仅结会办报，而且私购军火，与国内会党强盗连通一气，图谋暴乱，推翻朝廷，他们是一批十恶不赦的坏人。在你们即将起锚的时候，鄙人郑重地对你们说一句：在东洋只能读书走正道，切不可误入康、梁、孙文的贼船。鄙人昨天说了，学了真本事回来，保证你们升官发财，飞黄腾达。若鬼迷心窍，与康、梁、孙文搅到一起，与朝廷作对，鄙人也绝不会因你们是湖广派出而法外施恩，到时别怪鄙人不仁不义了。各位快去码头上船吧，愿一帆风顺，好自为之。”

　　走出衙门的三十二名官费留学生，在昨日与今日的对比中，似乎发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湖广总督。

　　不久，国家又出了一桩大事，湘军最后一位元老，做了三十多年督抚的两江总督刘坤一病逝江宁，朝廷令张之洞兼署江督。张之洞本不想接受这道任命，因为他不愿离开正在整顿与发展中的湖北洋务事业。但他想起此次去江宁，可以为自己了却几段情事，遂答应暂时署理三个月，请朝廷在这期间物色一个合适的两江总督。

　　四、为着一个婢女，盛宣怀丢掉轮电二局

　　再次署理两江总督的张之洞，时常有一种淡淡的伤痛感。船过采石矶时，他想起六年前与时任皖南道的袁昶的欢快聚会。袁昶一向被他视为门生中最有识见的干才，且仕途顺遂，实可指望日后成为国家的梁柱。谁知恰恰是他的过人识见，招致杀身之祸。现在虽然已给他昭雪，并予以“文贞”的美谥，但到底是人去楼空，一切都晚了。从他个人来说，是冤里冤枉地丢掉了一条命;对于朝廷来说，五大臣之死，随同当年那场荒唐透顶的闹剧一道，留给史册和后人的，将是永远的耻笑和指摘。一股浓烈的悼念之情，聚集在他的胸臆间，不得不发而为诗，借以宣泄：

　　七国联兵径叩关，知君却敌补青天。

　　千秋人痛晁家令，能为君王策万全。

　　民言吴守治无双，士道文翁教此邦。

　　白叟青衿各私祭，年年万泪咽中江。

　　凫雁江湖老不材，百年世事不胜哀。

　　采石矶上青青树，曾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