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稿专题：闪耀不可复制的灵性之光

　　“循迹”是以合美术馆收藏的5位艺术家手稿来做的一个展览，把手稿和由此形成创作的图片同时展出，以进行比较和研究。其实，合美术馆成立以来做的手稿展并不止一个，以前做过傅中望、庞茂琨的手稿展，然后又将其扩大，做了张晓刚、毛旭辉、徐冰等人的文献展。应该说，手稿不过是文献的一部分，后者包括日记、通信、文章手稿、绘画手稿，还有创作草图，涉及到方方面面，比较广泛。需要说明的是，做一些艺术家个展，我们都要求他们提供一些手稿或文献。说得通俗一点，艺术家的作品好像一个鸡蛋，但一般观众也许不知道这个鸡蛋是怎么生出来的。而把艺术家的手稿呈现出来，就可让观众和研究者得以了解鸡蛋是怎么生出来的，进而了解艺术家的创作思路。

　　在以前，很多艺术家的创作过程中往往会有手稿，但创作完了，不少人没有注意积累，所以大部分手稿就丢弃了，相比起来，少数有心的艺术家，像方力钧、张晓刚、毛旭辉等就把部分手稿留下来了。这样，我们结合他的作品以及这个时期的创作背景，就可以发现创作过程中的微妙变化。我们知道，很多重要作品不是一次完成的，作者往往会不停地在先前手稿的基础上深化，于是会有第二个或第三个手稿，而比照来看，就会了解艺术家的思想形成过程，对我们理解作品有一定的帮助。

　　就我所知，真正保留手稿的艺术家不是很多，很多艺术家缺乏这方面的意识。最近在做“美术文献”展，在介绍周韶华先生时，我们有意展出了他画《大河寻源》等作品的速写本，从中观众可以看到有的速写直接变成作品，有的速写则经过了转换或升华，这样结合起来看就比较有意思。

　　还要说明的是，批评家也有手稿，如五六十年代出生的批评家，过去写文章是用笔在纸上写，并在手稿上显示了修改的痕迹，这体现了思想形成的过程。我做过一个“半路出家——鲁虹艺术档案展”的巡回展，里面就呈现了很多文章手稿。现在大家都用电脑写作，书稿都是现成品。可能以后就不存在纸质手稿了，这还真是个问题。傅中望  手稿 纸本钢笔、圆珠笔、铅笔棒

　　徐强：作家文集、全集的编纂，规范不一、体例不一，一般来说，对于作品修改比较多的，以据初刊本和据作者最终改定本收录两种为多。这两种方式的前提都是已发表作品。只有未发表作品的收录，才会以手稿为主要依据。总得来说，在纂集实践中，手稿并未构成最重要的版本依据。但是，应该说，初始手稿是作品各个版本中的“祖本”，其意义不言而喻。

　　文集、全集编纂过程中处理过的手稿，因为各种原因可能产生不少问题。例如江苏教育出版社的《朱自清全集》书信卷收录了朱自清写给陈竹隐的75封信，是从家属保存的手稿整理收录的。现在这批书信手稿已经影印出版，两相对比发现整理中的释读错误、行款格式处置不当之处较多，笔者主持新纂全集，这部分手稿将会重新处理，以更加忠实准确的新面目呈现给学界。

　　文集、全集出版以后，陆续发现新手稿，这也是常见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手稿的发现很可能补充已有文集、全集，或者对已有文集、全集的相关部分提供新的校勘依据，有时是很重要的校勘依据。例如2021年拍卖市场先后出现了朱自清《新文学讲稿》的两个不同手稿本，都能够显著地补充全集所收整理本的内容。

　　手稿是文本发生过程的忠实记录，也是作家生命状态、综合修养的一种体现，它所提供的信息，对于认识作家、认识作品，有着不可取代的意义。郜元宝教授的《<故事新编>改名记——以<非攻><理水>手稿为中心》是今年鲁迅手稿研究中的一篇重要文章，起因是2021年在上海召开的一次手稿学术会议期间观摩鲁迅纪念馆馆藏手稿，注意到《非攻》《理水》等名篇手稿篇名都做过涂抹改动。郜先生经过仔细辨识，考证出鲁迅最初写的篇名为“扶危”“治水”，并由此挖掘，得出关于鲁迅在小说命意上的深层思考的新结论。例如从“扶危”到“非攻”，乃是将墨子中的《非攻》篇和《公输》篇两篇捏合，构成鲁迅自己所理解的更加完整的“非攻”，它既涵盖兼爱、“扶危”的怀抱，以及《非攻》篇本来就有的“非战”思想，还突出了《公输》篇中的积极备战与冒死反抗精神。

　　当然，手稿的意义不仅仅是对于文集、全集而言，它还有自己独立的价值。那些善于书写的作家笔下的手稿，本身就是艺术品，具有重要的审美意义。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郁达夫、沈从文、傅雷、舒新城等众多作家的手稿，都因深厚的书法修养、独特的艺术风格，而给人莫大的艺术享受。对作家手稿的美学研究，目前来说还属于手稿学的薄弱环节，我非常希望看到这方面的更大推进。

　　徐强：东北师范大学新文学手稿文献研究中心是一个虚体机构，成员来自本院文艺学、文字学、古代文学等各专业方向，由于在各自的研究中产生了“手稿学”方面的交汇点，自然形成这样一个研究共同体。在校、院支持下，建成了较为完备的手稿资料出版品。手稿收藏尚嫌薄弱，今后将有计划推进。但基本原则将是不求所有，但求所用，扬长避短，推进学术。

　　中心的工作主要是项目驱动，展开了《舒新城日记》《王乃誉日记》《王肯笔记》《叶昌炽日记》等多项大型整理项目，均已产生了不少成果，在学界取得了一定影响力。2019年以来，中心每年独立举办或与上海交大中国作家手稿研究中心联合主办国内国际手稿会议，产生了良好影响。中心也为国内多项相关课题提供参考咨询。中心主办的学术性公众号“手稿研究”，是少有的专门聚焦手稿学术的自媒体，以“整理手稿遗产、推动手稿学术、弘扬手稿文明”为宗旨，立足东北师范大学新文学手稿文献研究中心，放眼海内外新文学研究界，发布有关手稿文献及其他周边文献发掘、集藏、考释、研究等的前沿信息及学术成果，运行三年，已经成为本领域有影响的资讯平台，颇受学界关注。

　　中心的学术目标在：致力于建成国内重要的手稿整理与研究基地之一，通过若干大型项目，建立某些领域的领先地位。

　　徐强：手稿作为稀缺资源，成为收藏市场的新宠，是必然的事情，这体现了手稿的固有价值。以新文学作家来说，鲁迅、郁达夫、朱自清等的手稿都曾拍出高价，熟悉现代文学的人都不会以为过分。

　　市场的活跃，促进了手稿的发掘，也有利于手稿遗产的保护，对于学术研究，也有相当的促进作用。富有情怀的收藏家，与学术界联手合作，推动学术研究，已经产生很多嘉话。

　　拍卖品迅速进入学术领域，在新文学作家纂集、辑佚、考证中发挥作用，这在今天屡见不鲜。以笔者参与过的《汪曾祺全集》为例，有不少作品的发现、入收，都是在收藏市场发现的线索。当然，从发现线索到最终确认，需要严格的论证过程。这也就说到了学术界盲从市场导致的负面影响。一些学术文章醉心补遗、拼争发现，往往盲信市场上的手稿，造成失误。我认为“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赝品永远是市场的一部分，尤其合理性，也就是说有它的产生必然性。辨伪本身就是学术工作的内容。学术界要有充分的警惕意识、求实精神和鉴别能力，这样才算善用市场、推动学术。

　　徐强：“手稿训练营”是我们新文学手稿文献研究中心的重要工作平台和人才培养平台。中心从开设出的有关课程中培养对于手稿学术有兴趣的学生，吸纳进入训练营，从这个意义上说，训练营是课程的延伸，与课程形成互动。

　　训练营提供手稿学基本技能培训，例如以小草千字文、急就章等重要典籍为核心进行草书训练；用典型手稿手迹进行释读训练。在具备基本能力的基础上，循序渐进地进入项目工作，先是听读（项目主持人读录）整理，具备条件后进入独立试读。当然所有成果最后都由主持人逐字把关。这样的过程，比主持人直接全文读录整理要多费功夫，但能够培养带动起手稿后学，也是值得的。阶段成果发表时，也会标示参与人的贡献，这对参与者是一个鼓舞。

　　成员在深度进入项目后，常常可以从中提炼出自己的小项目，例如我主持的以《舒新城日记》部分内容为驱动的训练营，产生了四五项以舒新城研究的学生项目，分别成为大学生创新科研立项，得到“中央高校基本业务经费”的资助。王增宝老师主持的《王乃誉日记》项目训练营为例，已经开展百余期，成员文章登上了手稿国际会议的讲坛。在训练营中，成员学到了各体书写、行款格式、历史背景，也收到美学熏陶，学会综合考据得出结论的方法，也形成求实的学风和切磋探讨的氛围、团队合作的意识，专业素质养成明显。这在训练营营员撰写的大量的学术感悟文章中都有充分的总结。在真实的研究过程中学习，是最好的学习方式，这是我们几年来举办训练营的切身体会。

　　《草字小解》徐强编纂  东师手稿训练营用讲习材料之一

　　徐强：信息技术快速发展以后，造成了书写的衰落，这是客观趋势。以往的手稿辉煌时代很难再现了。但手稿不会轻易绝灭。汉字的性质本身，书法的悠远传统和强大动力，都决定了书写文明不会断裂。文学写作是一种综合的精神生产活动，效率并不总是作家的第一追求，心手统一的原始生产方式的魅力永远不会消失。实际上，目前很多作家还在有意识地用手写方式进行创作，今后也一定会有。历代手稿存量的挖掘、保存、考释、研究、传播，还会是长期的学术任务，而学术界对手稿文明的鼓呼，一定会促进手稿增量的产生，使之维持不坠。张瑞田：手札作为信息传播的媒介，是传统社会人际交往和信息交流的一种形式。今天，信札逐渐式微，随着科技进步，大家追求快捷、效率，但同时也损害着传统文化的生态。手稿、手札就是传统文化生态的产物。追根溯源，汉代以来现存的清晰的书写墨迹和文本都是手稿和手札。汉简，东晋、唐宋的手札，就是最好的证明。这种书写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之前。准确地说，是电子计算机文字处理系统的快速发展，使得作家、学者、记者等一切写作者的工作方式发生了变化。现在应该是99%的人都用电脑写稿，我有少数朋友偶尔会写手札，但这种行为已经是让人们惊讶的一种行为了。用笔写作，还需要输入电脑，还需要打印。现在编辑部已不接受手写稿件，因为给编辑增加了工作量和麻烦，所以手稿越来越不合时宜了。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缅怀手稿、手札呢？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作为对传统文化的追念，在手稿、手札中，我们能看到以往的中国文人、学人们那种生命的热情，包括思考的过程、才艺的展现。例如在鲁迅的手稿中，我们可以通过措词的变化、段落的调整，看出他的思考过程、推敲过程，能感受到一个作家在写作时的那种生动性、鲜活性、质朴性，这恰恰也是我们作为读者乐于见到的创作痕迹。手札看似不登写作的大雅之堂，但是其中率性的、真诚的东西，恰恰是那种正式写作所没有的。西晋 陆机《平复帖》 

　　张瑞田：我多次说过，手札是中国书法的源头，帖学一系的经典作品大多数是手札，如《平复帖》《快雪时晴帖》《中秋帖》等。手札记录了当时的政治文化，文人之间的世俗生活，还有一些家长里短。不管他是唐代文人，还是宋代、明代、清代的文人，我们捧读他们的手札，就会穿越时空，仿佛看到他们当时伏案书写的状态，信中有对友人的惦念，对朋友的嘱托，对长官的敬重，对弟子的教诲，对妻儿的问候……手札文化蕴含着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和世俗生活，是传统文化某一方面的集大成者，有待于我们做深入的研究。

　　我最近在读古代的一系列手札，希望找到自己文学创作的激情和启示。对传统手札的解读，能看到人性的光芒、人格的高贵和精神世界的丰富性，非常有意思。当然，谈到手稿、手札，我们只能是从一种美学的角度、收藏的角度去远远的眺望、欣赏和热爱，当前我们想重振和复兴手札与手稿是不可能的了。

　　原生态的手札，比如朋友之间的旧信，是文化的矿藏。我现在还有意识地跟一些作家保持书信往来，应该说这种往来是差强人意的，因为时空变化了，社会背景变化了，跟以往手札往复的真情实感不一样了。我们现在处理工作或生活，通过短信、微信就可以解决，书信往来要慢得多。

　　我们看名人手稿的价值，是把它作为一件文物，甚至是一件艺术品来看。因为手稿有生命的色泽，是文章发表之前原生态的展现，带给我们特别的艺术享受和文化陶冶。我曾经写过一组专栏文章，叫“旧信记”，从我个人收藏的旧信中选择一些有内容的，然后据此进行钩沉和分析，写成文章，发表后得到了读者的欢迎。

　　张瑞田：2009年策划了“心迹·墨痕——当代作家、学者手札展”，先在北京展出，引起较好的反响，一百多家媒体对展览进行了报道和评析。很多机构约我们去巡展，先后到深圳、杭州、东莞、大连、营口、石家庄等地巡展，每到一地，很受欢迎，可见参观者对传统手札的渴望和热情。2018年策划了首届中国作家手稿、手札展，在北京世纪坛艺术馆展出，并正式出版了作品集。展品中多数是原生态的手稿，唐浩明等作家把珍藏的手稿拿出来展示；也有一些是“刻意”的手稿，就是为了展览而抄录自己的短文或者小说片段。展览之后我们做了学术研讨会，文学界、书法界的评价是中肯的，是积极的。

　　我还策划了“字响调圆——龙榆生藏现当代文化名人手札展”，在北京、上海、杭州巡展，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龙榆生师友书札》。与龙榆生通信的有郭沫若、陈寅恪、陈三立、谢无量、马一浮、钱锺书、周作人、俞平伯、黄宾虹、叶圣陶等，都是响当当的、学问渊博的人物。

　　龙榆生藏现当代文化名人手札，我认为是中国最后一批用传统格式和语言写成的手札，在形式和形制上极为考究。他们之后的手札就不是传统样式的了，而是现代书信。前者是竖着写，自上而下，后者是横着写，自左而右，行文的语体和方式都不一样。陈寅恪致龙榆生函

　　张瑞田：当前的手稿收藏热是很正常的。首先手稿、手札是和文化连在一起的，文化又和品牌联系在一起。名家手稿、手札是一次性完成的，不会重复。现在艺术品市场很热，出现了“双胞胎”“多胞胎”的书画，难辨真假。一首诗词，书法家会写很多次。比如当年的林散之录写毛泽东《咏梅》，写了几百张；李可染画《万山红遍》，也不知画了多少。手稿、手札却只有一份，内容都是原创，具有不可复制的独特性。鲁迅写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放下佛经，立地杀人》偈语书法，16个字拍卖了二百多万元。茅盾、巴金等人的手稿在拍卖市场很热，朱自清两三页的手稿标价就是几十万元。现在重视收藏，人们逐渐发现手稿的价值，能看出我们的收藏更关注文化的属性，更关注人文内涵和品牌价值了。朱天曙：手稿，或曰稿书，是书法作品常见的、重要的形式，包括手札、诗稿等等。稿书非刻意“创作”，随兴而成，文雅、天然、鲜活、修养一寓于“稿”，无意于佳而自得佳意。比如，东晋时期留下来的很多东西都是稿书，最著名的王羲之《兰亭序》。唐代的颜真卿《祭侄稿》也是手稿。明清以后到近现代，很多书家不再把稿书作为专门的作品，是因为人们所谓的“创作意识”增强了。所以，经过涂改的稿书往往并不视为“正式”的作品，这一风气延续至今。稿书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有着特殊的价值，它最真实、最自然地反映了艺术创作的过程。今天流传下来的近代名家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等名家手稿，真实地反映了他们在诗歌创作、日记、题跋等方面的内容，是极为自然的一种书写状态。也可以看到，手稿和流传下来所谓“创作”的作品，两者之间的风格，既有一以贯之的东西，也有很多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涂涂改改、不断变化的自然书写，不雕琢，不刻意，无意于佳而佳，手稿的价值正体现在这种自然书写之中。

　　齐白石《庚申日记并杂作》之一近现代以来的稿书价值有两个方面：一是它本身的文献价值，记载了一些真实的内容，比如说北京画院收藏的齐白石日记就是一种稿书，这些日记成为我们今天研究齐白石非常重要的文献资料。黄宾虹也有很多手稿，有的是演讲稿，有的是课稿，今天我们整理这些手稿文献就非常有价值，比如说王中秀先生整理的《黄宾虹文集全编》中，很多内容是从他的手稿里面整理出来的。二是稿书的艺术价值，这些墨迹有鲜活的艺术趣味，书画家在不经意的书写当中流露出真实状态，这种天然之趣、不事雕饰的艺术美，是个人的涵养、学识和艺术状态的综合体现，正是我们当代很多“艺术创作”当中所没有的。我认为近现代名家稿书兼有文献和艺术价值，值得非常重视。学者的手稿很重要，艺术家兼学者的手稿尤其重要，特别是那些有着深厚学养的艺术家手稿，这也是他们墨迹在当今拍卖会上备受关注的原因所在。朱天曙：当代书法家的创作，实际上是经过“创作预设”之后所写成的作品，这些作品，往往看起来非常“完整”，非常“完美”，但往往缺少了一种自然之美，我在多篇文章中提倡当代书家应该重视稿书。一部书法史，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一部稿书史，就是日常的书写史。稿书最能体现一个文化人的真实的生活状态和研究状态。我本人坚持书写诗稿，并用稿书进行创作。我主张当代书法家多用稿书进行创作，一方面是让平常的、自然的书写成为当代书家的日常生活，另一个方面是自觉运用稿书的创作方法来进行艺术创作。也就是说，除了日常书写之外，可以有意地把稿书作为楷、行、篆、隶创作之外一个独立的书体形式来进行创作。稿书体的特点是：字比较小，书写的内容是自己真实的读书状态，不必拘泥于所谓“完整性”，体现出自然天趣的书写状态，是理性和感性的交融，创作中的涂改，字体的参差变化，墨色的干湿浓淡，都能“一寓于书”，在稿书创作中都可以体现。朱天曙  《艺微·楷式篇》 当代书法创作已经形成成一种“展厅文化”，也因此而产生一种“展览体”。稿书的创作要打破为创作而创作，纯粹为应付现代“展厅文化”的创作方式，应在此基础上，回归到“书斋文化”，表现“书卷气”，回归到艺术本身的“人文性”。我们提倡书法家要重读书，重涵养，要从心灵上走近古人，用“稿书”的创作方法，可以使我们的创作更赋予“生命感”，也更接近艺术创作的本质。我提倡稿书创作，自己也在努力地践行，我想这是中国书法回归到书法人文性的一种方式。明清以来，像王铎，石涛、周亮工等文人都很重视这个传统。到了近现代，齐白石、黄宾虹等人也十分重视这样一个传统。提倡稿书，也就是提倡书法的人文性，回归到书法创作的本身，使艺术创作变得更加丰富，更加充满艺术性和人文性。

　　

　　朱天曙  诗稿

　　朱中原：近现代知识界名流的手稿有非常高的艺术价值、文献价值、学术价值及市场收藏价值。目前市面上关于这些文化大家、学者的文献集已经出版了很多，但有关他们手稿的图录仍比较欠缺。因为很多名流的手稿非常分散，如梁启超的手稿就因为数量多而杂，且非常分散，导致很难汇总和授权出版。事实上，名流手稿需要具体分析，大概可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一流艺术家的手稿，如赵之谦、何绍基、吴昌硕、康有为、梁启超、于右任、徐悲鸿、张大千、齐白石、黄宾虹等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他们的书法作品或绘画作品较为常见，但他们公开出版的手稿仍然相对较少。所以，这些名流的手稿但凡能集中亮相，势必会引起收藏界、艺术界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他们的手稿，价值昂贵，是艺术品市场的抢手货。康有为《游法兰西诗》 手稿第二个层面是善书的一流政治人物的手稿。如曾国藩、张之洞、李鸿章、孙中山、黄兴、陈独秀、郑孝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谭延闿等著名政治人物，他们的手稿面世之后也会受到极大的关注——一方面是他们显赫的政治身份，另一方面在于他们本身就是善书者。尽管他们并非专业书法家，但由于其历史地位尊崇，故其市场价值也非常之高。虽然晚清也有相当一批官员或政治人物是善书者，但这些人的手稿市场表现很一般，甚至非常低。

　　

　　李鸿章致苗沛霖书札  来源：嘉德拍卖

　　第三个层面是清末民国一流文人学者的手稿。这一时期的文人手稿以五四为转折点，分为旧派文人手稿和五四以后的新派文人手稿。旧派文人如梁启超、罗瘿公、张伯英、陈师曾、姚茫父、林纾、严修、沈曾植、罗振玉、王国维等，他们的手稿除了文献价值之外，其本身的艺术价值也非常高。但目前这些手稿的市场价位并不很高，还没有引起市场的足够重视，与他们的学术地位、文化地位相差甚远。沈曾植《大观帖跋》新派文人如胡适、鲁迅、陈独秀、徐志摩、茅盾、巴金、顾颉刚、傅斯年等人的手稿在现代文学史上也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文献价值，但就其书法本身而言，其艺术价值不如旧派文人高。这是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后，白话文全面兴起，毛笔书写逐渐退出实用书写的领域，取而代之的是钢笔书写，这必然导致书写技术的大变革乃至衰退，也导致五四时期很多文人手稿的书法水平良莠不齐。然而目前新派文人尤其是胡适、鲁迅、陈独秀等人手稿的市场价值却远高于旧派文人的市场价值，这是十分吊诡之处。譬如同为五四时期的文人学者，梁启超一通信札的市场价格即远低于鲁迅、胡适、陈独秀的市场价格，因为鲁迅等人是五四时期的新派人物，属于现代作家，他们的信札手稿是藏家追捧的焦点，时常拍出天价，他们离当下时代更近，受市场的关注更多，其价格也更高，而旧派文人，受政治等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所以说，手稿的市场价值和艺术价值有时候是不完全对等的。

　　

　　鲁迅《致陶亢德函》

　　朱中原：目前梁启超手稿公开出版的有《北京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梁启超家书》《梁启超未刊书信手迹》《梁启超致江庸书札》《梁启超碑帖题跋》等等，其他的手稿大多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博物馆，如国家图书馆、广东新会博物馆、天津博物馆、浙江博物馆、南京博物院等，还有一些分散在各个藏家手中。此外，亦有部分手稿在历次运动中被销毁或遗失。目前，梁启超公开出版的文字著作量在2000万字左右，但公开出版的手稿所占比仅仅九牛一毛，目前还有大量的手稿和文献没有面世，其手稿原作既没有公开出版也没有被发现。梁启超家书一直是学界和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有很多基本都是耳熟能详，但是对其家书的关注和研究还远远不够。在我的研究生涯中，我发现梁启超的家书中披露了很多鲜为人知的历史信息，可以说囊括了他的大半生，尤其在民国以后的几个重要历史阶段中，梁启超真实的心境在他的家书、电文中都有大量体现，所以他的家书也非常有历史文献价值。

　　梁启超电文手稿 

　　譬如我留意到最近西泠拍卖上拍的一通梁启超电文，就是一件新东西，具有极为重要的史学研究价值。这是一通梁启超发给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字馨远）、蒋介石、唐生智（字孟潇）等南北军阀的电文，属于新见史料。此电文无年款，我分析应写于1927年国民党北伐战争期间。是梁启超为阻止国民党北伐，调停南北战争的一通重要电文。电文中的蒋介石、唐生智等都代表南方的国民党军阀，而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等则代表北洋军阀。梁启超对南北军阀混战深为厌恶，力主反对国民党北伐，所以其通电南北军阀，力劝不要开战，其理由是如果南北分裂或对峙，则恰恰给列强攫取中国利益以可乘之机，不如南北息兵，确保内部团结，可谓苦口婆心。在晚年的时候，尽管梁启超已经退出政坛，但他看到局面混乱，又不得不重燃政治的火焰，他和他的追随者对吴佩孚寄予厚望，于是安排心腹蒋百里等作为吴佩孚的幕僚长，另外还支持好友张其鍠当吴佩孚秘书长，可惜所托非人，吴佩孚毕竟只是一介军阀武夫，沽名钓誉之徒，并不会按照他的意志行事。国民党北伐，结束北洋统治，梁启超于时局更加心灰意冷，且生命也已接近尾声，于1929年初，带着诸多的遗憾黯然离世。

　　通过他的家书我们可以发现，尽管梁启超在政治上时常失意，命途坎坷，时遭攻击，且身体不好，但他在子女们面前一直保持着乐观、开朗的心态，而且特别要强。这是他一贯的心理状态，即使是在人生陷入巨大困境的时候，他也是如此，时常不忘给人以积极向上的力量。

　　梁启超写给女儿梁思顺的信

　　梁启超这一通写给梁思顺的家书也蛮好玩的，体现了他乐观、开朗的性格，再苦再忙再累也要在女儿面前表现出乐观的心理，体现出她对女儿无比真挚的爱。而且在这封家书中，梁启超还特意对书写的字体进行了变化，时楷时隶时章时草，他是在借给女儿写书信得意地秀他的书法呢。对于艺术收藏的人而言，我们关注手稿是为了什么？在关注这些名流手稿的艺术价值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多关注这些手稿中的学术价值和史料文献价值，甚至要重新研究、重新审视。以此来看，手稿的价值比单纯的某件书法或绘画作品的价值要更加多元。朱中原：目前，当代书法界有的老先生在一定程度上还保留着用毛笔写文章的习惯，譬如沈鹏先生就时常用毛笔书写信札、写短文，但大部分书法家很少将毛笔作为日常性的书写，这主要是因为书写工具的改变决定了当前不是一个用毛笔来作为日常书写的时代。过去的学者做学问多是用毛笔抄书，今天人做学问基本不抄书了，更不会用毛笔抄书，所以其对书写的把握必然是衰退。鲁迅的书法之所以有浓郁的书卷气，缘于他大量的毛笔抄书，其抄书量达千万字，即使是在民国时代也是非常罕见的。今天既然没有了以毛笔作为载体的日常书写，那么我们对于书法的理解、对于毛笔性能的把握，以及对书法中书卷气的彰显，肯定是不如前人的。这一点是客观事实，毋庸置疑。所以，手稿在未来可能会逐渐成为绝唱。事实上，毛笔书写退出实用书写的领域，也导致了当下书法和文人身份的严重断裂，很多大学中文系或古典文学领域的教授在专业内尽管很有建树，但对传统文化形态中的书法问题往往缺乏审美认知。这其中实际涉及到艺术美育的问题。我们对书法艺术、对书法美学等等缺乏基本的理解，缺乏对书法美的基本认知，所以书法的美育，艺术的美育，就显得尤为必要，而书法的美育，又必须从培养汉字审美的基本常识做起。

　　“手稿、信札收藏的前提是要有文化积累、知识储备，还要懂书法、懂篆刻。”这是方继孝的经验之谈。方继孝多年来致力于收藏中国近现代名人手稿、信札，著有《旧墨记》《笺墨记缘——我的收藏三十年》《陈梦家和他的朋友们》等。他认为，手稿等私人物品往往记载着文化名人们的生活、工作的真实细节，可以从中窥见许多鲜为人知的真相，钩沉出鲜为人知的事和人的另一面。与鲁迅手迹失之交臂

　　方继孝：我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收藏，如果借用“第一桶金”的说法，就是收藏了一批中国作家名人录。改革开放初期，文化部、中国文联恢复不久，文联让所有的作家重新填写简历表，包括巴金、茅盾、冰心、钱锺书都填了表，据此整理出一份“中国作家名人录”，后来这批表格被丢弃，辗转到了我手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名的作家手迹，我一下子就收藏了80%。

　　90年代初，我萌生了把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知名作家手迹收齐的想法，也就是从1919年到1978年前后的名作家手迹。名气最大的是“鲁、郭、茅、巴、老、曹、艾、丁、赵”，目前除了鲁迅，其他人的手迹我都有了。

　　为什么差鲁迅呢？因为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大力征集鲁迅的手迹，当时人们凡是家里收藏鲁迅的签名书、信件等都积极捐献，要不捐给上海的鲁迅纪念馆，要不就捐给北京的鲁迅博物馆。当时人的境界非常高，他们也想不到鲁迅的手迹到今天一页会卖300万元，一个信封卖100万元。所以，鲁迅手迹国家基本上收集齐了，现在偶尔在拍卖会上出现的鲁迅手迹，无外乎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有些人太热爱鲁迅，不舍得捐，过世后留给了后人，后人又不知道它的价值，或者需要钱，就送到拍卖公司；另一种情况是赝品，一些不法分子仿照鲁迅手迹造假。北京有几家拍卖公司拍的鲁迅手迹就是假的。所以得到鲁迅先生的手迹非常难。我曾经有过机会，在《笺墨记缘——我的收藏三十年》一书中写到我和民俗学家江绍原的女儿交往的故事。当时我无意间买到江绍原的一份档案。江是鲁迅的好朋友，又是鲁迅的学生，藏有很多鲁迅的信，尚未捐赠。江绍原的女儿叫江小蕙，在鲁迅博物馆工作，我们很熟。我提出用这份档案交换一件鲁迅的信，她真答应了。但是后来得知江绍原捐赠目录已经上报到国家文物局，不能私自变更。早一个多月，没报之前，我还有收藏一件鲁迅手迹的缘分，但最终还是失之交臂了。直到现在，我没有收藏到鲁迅手迹，留下永远的遗憾。

　　方继孝：如果辨析手稿这个概念，要看谁写的，是作者本人亲笔，还是别人的誊清稿。初稿完成之后，让学生或其他人誊清一遍。康有为喜欢这样做，学生、闺女去给他誊清。这样的稿本也有意义，因为誊录的稿子作者还要过目，还会在里边改一两个字。如果说按市场价格来说，那当然是第一种贵，因为是作者亲笔写的稿子；第二种是作者修改过的稿子；第三种是誊清本。茅盾《〈鼓吹集〉后记》 手稿  方继孝藏

　　判断手稿的文献价值，还要看是否发表过，没发表过的要比发表过的重要。亲笔写的，比请人誊清后又有个别修改痕迹的重要，后者又比完全誊清后没有一处修改痕迹，送出版社的清样重要。

　　总而言之，判断名人手稿的意义和价值可从两方面看：一是“物以人为贵”。这人本身是文化名人，他留下来的手迹当然就很重要。手迹面很广，比如写给朋友的一封信，给朋友录的一首古诗，饱含着自己思想感情的一部手稿，其意义也不一样。抄录一首唐诗只是展示书法风采，文献价值就没什么意义。但是，如果是茅盾的一幅书法和一封信，还是书法炒得高，因为收藏者众。其实要按我的观点，一封信里没准记载了一个历史事件，可以编入茅盾的年谱，这封信的价值就更高。比如我收藏有茅盾写给吴玉章的一封信，涉及文字改革，小学三年级以后还用不用学汉语拼音的问题。茅盾孙女其时在黑芝麻胡同小学上学，就遇到这个问题，三年级后拼音忘掉了。所以他致函吴玉章，认为拼音学习应该伴随人的一生。这封信对于我们研究当年的文字改革、汉语拼音的普及化等等，有重要意义。

　　二是“物以稀为贵”。手稿不见得是多厚的稿子，也可能只是一页。研究蒙古史的冯承钧写了一部书稿，民国时期交给专家学者去审稿，当时陈寅恪负责审查稿子，在一页稿纸上写下审读意见，其中纠正了冯承钧对历史的认知，还纠正了德国汉学家伯希和的一个错讹，这一页稿纸显示了他博大精深的学问，价值非常高。

　　一般来说，和一封信、一幅书法相比，一部书稿手迹的文献价值更高，不可同日而语。因为书稿不但体现了书法之美，显示作者的文化底蕴，而且充满着个人的思想感情，反映着他对社会的认知和世界观。我保存有一部《陈独秀先生遗稿》，大家都知道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但他本身是文字学家，他之所以能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就是校长蔡元培三顾茅庐请他的。当时文学院的教授有黄侃、钱玄同、鲁迅、辜鸿铭、刘师培、沈尹默等，个个都是了不起的人物。陈独秀当时没有社会地位，就是一个文化人，创办过《新青年》。蔡元培居然请陈独秀来当文科学长，能服众吗？当然服众，因为陈独秀首先是一个文学家，还是文字学家，然后才是革命家。我保存的是抗战后陈独秀在监狱里写的书稿，没有发表过，它的挖掘、整理、出版，对我们后人研究陈独秀无疑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溥仪《我的前半生》批校本

　　再举一个例子。溥仪的《我的前半生》1964年正式出版，号称是全球发行量最大的书之一，现在也不过时。大家都知道，《我的前半生》是溥仪作为战犯写的悔过书，当时由公安部派的一位记者李文达帮助他来整理。这部书的主体作者是溥仪，在写作、出版的过程中，除了口述还做了什么，在2009年《我的前半生》批校本发布之前是没人知道的。溥仪在公安部已经定稿的基础上进行了多处重要的修改。很多人以为溥仪是一个被改造好的皇帝，甚至已经和老百姓一样，但我们仔细看溥仪修改的痕迹，就能知道溥仪骨子里仍然有封建皇帝的观念，他对有些人和事是不满意的，但是只能烂在稿子里，咽在肚子里。当时这个稿子给了公安部，公安部认为有的地方可以改，有的地方不能改，又把稿子退给他。《我的前半生》批校本的重要意义在于，溥仪是封建皇帝，接受改造之后保留着自己的观念和情感。批校本纠正了正式出版物里的一些谬说，还原了真实的历史，也披露了溥仪当时的心态。

　　陈独秀是共产党创始人，溥仪是最后一个皇帝，这两份稿子在我家藏了几十年，可以说文献价值、历史价值都非常高。

　　由“独乐乐”到“众乐乐”

　　方继孝：名人手迹在收藏家手里分为几种：一是纯收藏，文化不高，有点儿钱，有这方面的爱好；二是为了研究，比如大学教授，收藏多与专业有关，研究是收藏的目的；三是像我这样的，当初不为赚钱，也不为搞研究，纯属个人爱好，慢慢地手里东西多了，又具备写作能力，就想着由“独乐乐”转为“众乐乐”，把鲜为人知的一些故事流传下去，彰显历史人物的另一面。陈独秀 《甲戌随笔》手稿大众知道陈独秀还是文字学家的人不多，知道溥仪的《我的前半生》在出版之前曾花费大量精力进行修改的也不多。这些鲜为人知的事靠谁来传播，无疑是持有人，就是收藏家本人。有的收藏家认为这东西值钱就卖掉了，自己根本就没有记忆。我是不把它研究透，不把它出了书不罢休，甚至出了书，原稿还在我手里。做事比较执着，有强烈的占有欲和收藏癖，我大概属于这种人，介入收藏较早，赶上了好时机。陈独秀一页纸现在要300万元，溥仪的一部手稿在嘉德起拍价就是1000万元，现在我是收藏不起了。

　　2002年时，鲁迅博物馆举办名人收藏精品展，展出了我收藏的名人手迹、手稿，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找到我，希望我把展品介绍扩展写成书，《“旧墨记”》就是从这儿开始的。2010年后，我在北京、陕西、广东、福建等地举办手迹收藏展将近十次，先后出版《方继孝说书信的收藏与鉴赏》《品味书简》等著作，对当时的书信收藏、鉴赏、辨伪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在收藏圈还是比较受推崇的。由此，我的写作、出版“一发不可收拾”，现在每年平均推出两本新书，把一些名人鲜为人知的事迹传播下去，也满足了自己收藏研究的一点成就感，这是我乐此不疲的动力。

　　迄今，我购藏的脚步还没有停止，还没有考虑好藏品的归宿问题。如果要捐赠给一家博物馆，他挑挑拣拣就很麻烦；如果要卖藏品，就慢慢就散了，经营了40年，一旦散去太可惜。

　　方继孝：手稿价值无法用金钱来衡量，但又能衡量，它确实是有价的东西。因此，现在手稿、信札造假的很多，书法造假尤其多。有的人的字很好看，也很好仿，比如市场、拍场常见的叶圣陶、康生、张伯驹等。有的赝品明显是用老纸，找一本图录垫在玻璃板下拓下来的。容庚是60年代去世的，但他的一件手迹却用的是80年代燕京大学校友会的稿纸，你说是真是假？

　　我从来不鼓动亲友搞收藏，收藏是自然而然的喜欢才行。你要说收藏将来会升值，以这种态度进入收藏领域，肯定是弄回一堆瞎活。这几年很多人找我鉴定手稿，我还没见过一件真的。真假就是李逵、李鬼的关系，你要没见过李逵，真认为这黑大汉李鬼就是真的，实际上俩人站在这儿，胡子不一样，眼睛也不一样，所以鉴定也是这个道理。

　　判断一件手稿的真假，前提是了解这个人的生卒年、经历、书写风格。陈独秀的字龙飞凤舞，但他在监狱里的著作清稿就一笔一划很认真。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写的字也不一样，不能贸然下结论。其中有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经验，需要多看真迹，还得本身有这方面的悟性，要有一定的文化底蕴。

　　陈独秀《说文逸字考》 手稿

　　鉴定手稿真伪，还要懂墨。造假制假的手段是很高明的，外行或刚入行的很难辨别。因此初入行者要多看真迹，买时正、反两面都要仔细观察，如果是仿作，笔迹发涩，他签自己的名字，生涩肯定就不对。朋友之间交换藏品也有假的，有人把自己买错了的东西转给你，看俩人的交情怎样，还看彼此的人品。现在不但旧书摊上有仿作的名人书札，拍场上也常有仿造的书札。我的《旧墨记》收录的信札，基本上他们给弄得差不多了，但是我一点儿不担心。真的在我手里永远是真的，我只要把真的拿出去，那些假的一眼就看出来了，因为形似神不似。

　　老老实实搞收藏，也要老老实实做学问，要多读书，多看名人手迹，多研究名人经历。逐渐有了一定的收藏经历和判断能力，才有可能成为收藏家。收藏这一行有句老话“买贵不能买错”，买贵了早晚有一天会升上来，买错了就是白扔钱，脱不了手。所以，态度要端正，否则就会自欺欺人，骗别人，总有一天也受骗。

　　当代作家的手迹，基本上我都不收藏。当代书法家的字也一样，天天写一大摞。有些人写得太多太滥，有些人本身节操不好，根本入不了史册。郭沫若写给朱人瑞的信手稿收藏的资源越来越少

　　方继孝：老派的人物在书法上都有传承，他们不见得是现在所谓的“书法家”，但是写字都很讲究。比如，有的上私塾时学颜体，那他可能就擅长写颜体。像蔡元培先生的字就很有特点，其实是学黄庭坚的字，因为他在绍兴上学时的老师喜欢黄字，他写黄字是有传承的。茅盾喜欢宋徽宗的瘦金体，他没有完全写到家，但是有那型儿，所以他说自己的字是“瘦硬体”。

　　老一辈文人的手稿都是手写的，像茅盾当了文化部长，郭沫若当了中国科学院院长，写稿子从来不用人代理，都是自己来写。现在有些教授虽然当上博士生导师，但可能都不会写字了，稿子是电脑打印的电子版。

　　手稿肯定会退出日常生活，不会再有人拿起笔，一个字、一个字在稿纸上笔耕，像茅盾那些人一部书稿1000多页愣拿笔写，写得手都出茧子了。手稿的珍贵，正是因为它退出了历史舞台，不可再现。

　　我写《旧墨记》第一本有手稿，后来让一个收藏手稿的朋友要走了。我是最早用电脑写作的人，我的孩子这一代已经不会写字了。

　　手稿的未来应该说比较悲观。现代人不存在手稿，都是电脑的打印稿，手写体的手稿以后不会再有新的。将来手稿的概念，大概就是老一代的人的手稿。

　　但是手稿一直会是收藏的热点，资源会越来越少，我估计再过二三十年，弄来弄去就剩下名头特别大的了，一般的名人不见得会被关注。因为像我们这一代收藏家，将来这些东西可能就不在市场流传了，大部分进了博物馆。

　　8月20日，当西泠印社陆续落槌“中外名人手迹暨小孤桐轩旧藏专场”“几道家珍·严复家书手迹专场”“中国书画古代作品暨明清信札手迹专场”后，共计256件古今信札手稿，最终实现成交总额近5600万元，成交率近九成，于内地2022年春季拍卖会的尾声再次掀起一波名人手迹的竞买高潮，引起业界不小的震动。毕竟在疫情冲击及经济缓行的双重压力下，国内外的艺术品市场从2022年伊始便处于不断紧缩的态势，尤其是内地春拍的整体低迷更让业界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寒气。然而，佳报频传的名人手迹则成为此间为数不多的亮点之一。更因其潜力无限，诸多业内人士还将名人手迹视为未来拍场的“朝阳”品类。今春闪亮“小明星”

　　尽管单纯以数字来衡量，5600万元的成交总额还不敌一件中国书画或者现当代艺术顶级拍品的成交价格，但对于名人手迹这个小众收藏品来说，西泠印社在2022年春季拍卖会的表现无疑是极为突出的。其中，适逢严复逝世101周年的重要节点而推出的“几道家珍·严复家书手迹专场”，全场25件实现总成交额近800万元；晚清名臣信札手迹专题中曾国藩《致李鸿章有关太平天国的重要长信》廿三日信件为著作所无，可补史阙，以15万元起拍，128.8万元成交，溢价数倍，成为今春拍场毋庸置疑的闪光点。曾国藩《致李鸿章有关太平天国的重要长信》 

　　梁漱溟《文字学》手稿 局部 

　　7月底，由北京保利推出的“百年风云——世界名人字札”，共计208 件拍品实现总成交额160万元。“受疫情影响，征集的时间比较紧张，中国的名人手迹相较去年秋拍中咸丰九年骆秉章呈咸丰帝奏折一组以339万元成交，清乾隆孙嘉淦呈乾隆帝《三习一弊疏》以201万元成交，创奏折拍卖的成交最高纪录，此季的亮点不多。但其中的王升将军旧藏信札以30余万元成交，已很难得。”北京保利拍卖邮品钱币部业务经理李海勇说。

　　同期在其他拍场，如由永乐呈献的19页宋代龙舒本《王文公文集》与背面18札宋人书信，因被业界视为“国宝古籍刻本与宋人书法的文宗重光”，最终实现总成交额4197.5万元；华艺国际（北京）推出的梁启超《中国图书大辞典 薄录之部》手稿成交价293.25万元。还有8月8日，由开拍国际推出的“从前慢：明清人往来信札”和“从前慢：近现代名人手迹”两个专场共计84个标的，实现总成交额225.8万元、总成交率79.8%……纵观名人手迹在内地市场的发展轨迹，不难发现如今的市场表现虽与2017年的高峰时期相比存在一定的差距，但在体量略有收缩的情况下，保持了较为稳定的行情。

　　向氏珍藏宋龙舒本《王文公文集》卷第十七页·第三页，背宋人佚简·向汮《致奉使判部郎中札》，纸本刻本，纸本写本

　　据李海勇介绍，早在20世纪90年代的拍场名人手迹便开始崭露头角，但也只是偶尔为之，并长期处于书画乃至古籍善本、碑帖等文本收藏附属品的地位，直至2013年前后，如康有为、梁启超、鲁迅、胡适、陈独秀、李大钊、周作人、郭沫若等一批近现代文化名人的信札释出，其成交价已远超同时期书法大家作品的拍卖价格。经此提振之后，名人手迹逐步以单独专场的形式亮相拍场。“北京保利是从2013年开始创立了西方名人手迹的专场。当时，中国嘉德和西泠印社也开设有名人手迹专场，但属于合拍，后来也有其他拍卖机构陆续加入。时至2016年、2017年，市场被推至高峰，之后开始陆续收缩，其行情也在波动变化中稳定前行，即便是当前受疫情影响，但整体规模和市场价格并未产生大的波动。”李海勇告诉记者。黄侃 中西方分野，爆款是名家旧藏

　　据记者观察，目前内地只有北京保利、中国嘉德和西泠印社在坚持做名人手迹的线下专场，其他机构已纷纷将其转战线上，但业已作为线上线下拍卖的“标配”之一。就体量而言，春秋两季大拍的规模基本维持在两三百件标的；而在颇为频繁的各期网络拍卖中则以百件最为常见，且随着市场的不断发展，中西方名人手迹在逐渐分野，而名家旧藏成为“爆款”。

　　“受疫情影响最为严重且出现体量收缩的主要品种是西方名人信札和手稿。”李海勇介绍，“中国的名人手迹，作为传统项目自20世纪90年代发迹至今已经形成了相对固定的市场规模和相对完整、稳定的价格体系，比如明清名人的信札一开在数百万元，高者会有七八百万元。其次是晚清民国时期的，然后是当代名人。其中最受欢迎的是名家旧藏，且同一上款的，如在今春现身的王升将军旧藏的蒋经国书信，最终成交要比所谓的市场价格高出了一定的金额。所以说当下市场的‘爆款’是上款人和落款人都是名人。”

　　然而，经过市场10多年的发展和市场沉淀，“中国的名人手迹拍卖对于买家而言已无太多新鲜感。毕竟该卖的也卖了，该买的也买了，也就少了很多购买的欲望，除非能有顶级生货出现。”李海勇分析，“西方名人手迹虽然也卖了近10年，但仍是一片欣欣向荣，每年都有不少新藏家涌入，主要原因是它的拍品种类一直在更新。”

　　其实，在诸多藏家和拍卖从业人员的印象中，西方名人手迹刚进入中国市场的2013年前后，尽管整体市场自2013年至2017年间也曾有繁荣，但行情并不稳定。“可能是国内买家当时的需求没那么高，往往是购藏一两件之后会退场，而且三家拍卖行同时上拍，可选择的余地也很多。所以从2017年之后，西方名人手迹的内地行情也在下滑，到了2022年，还坚持线下西方名人手迹拍卖的只剩北京保利，其他都转战线上。而北京保利在此专场的拍卖也在发生变化，即加入了更多的西方名人签名收藏。”李海勇说，“如果说以往是以名人信札占拍场主体，现在则改变为以新潮的文体明星签名的周边衍生品为主打，如乔丹、詹姆斯签名的纪念品。如此调整的结果虽然使标的的成交单价降低了不少，基本维持在几千元、几万元，但受外部环境的影响不会很大，关注度又很高，整体成交还不错，今春就比去年卖得好。”

　　《胡适留学日记》手稿

　　对于中国名人手札缺乏新鲜感的问题，开拍国际中国书画部高级专家任泽君表示，信札和手稿作为文物艺术品拍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历来不乏亮点来提振市场，比如曾经拍出天价的赵孟頫、曾巩《局事帖》，苏轼《功甫帖》，胡适《留学日记》手稿，但这些顶流的拍品毕竟只是个例。除此之外还有大量仍然很有价值的名人信札和手稿需要不断去挖掘，这是一个细致费神的工作。

　　2021年至今开拍国际陆续策划的“书写的温度”网络拍卖、“书久长：文人手迹”秋拍专题中，齐白石致伊藤为雄信札、徐悲鸿致周扬信札均有不错的市场表现。“我认为对藏品的持续深挖，不仅要考虑其市场表现，更重要的是发现它的文化历史属性——很多作品除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外，同时也是获取历史文献信息的重要来源，而从收藏角度来说也更能体现出藏家的品位和学识。”任泽君说。

　　信札价值在于唯一性

　　让开拍国际学术研究部的研究员刘耀对名人手迹更有信心的是，信札作为更具私密性、更具话题度的一类题材，往往更易“破圈”。

　　“如之前由信札专题所引出的专题文章《朝访残碑夕勘书：‘蠹鱼’徐乃昌和他的朋友圈》《齐白石：海国都知老画家》《张大千与山田喜美子：当爱已成往事》等都取得了极高的阅读量与正向反馈。”刘耀举例道，“在8月8日的‘明清人往来信札’专场中，明人陈继儒《吉人帖》，清人致李桓、李辅燿父子信札中的谢章铤、丁立诚、胡钁等上款信札，都以远超估价的价格成交，显示出买家在个案研究、乡贤梳理、人品加持等因素综合权衡下的理性选择；‘近现代名人手迹’专场中，买家更关注拍品作者的名头大小，如大众熟悉的金庸、吴冠中、夏丏尊等都取得了不错的成交结果，而对于市场真正稀缺的资源如苏曼殊手迹、赵无极法文手稿等的关注热度还有欠缺，我认为此间仍有不小的升值空间。”徐悲鸿致周扬信札1通1纸  纸本镜心，

　　对于名人手迹的未来市场发展，刘耀分析道：“手稿信札类拍品作为近几年逐步受到市场热捧的题材，因其便于展玩研究、作伪难度高、入手门槛低等便利条件，不仅利于刚入拍场的新手收藏，也便于浸淫拍场多年的老藏家进行专题收藏。但因其时代更迭，语言习惯不同、笔迹随意等因素，导致大多数买家对其采取观望态度，这就对拍卖行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如何能用大众听得懂、看得清的方式讲述好此类拍品的价值所在，最终转化为成交额，是之后拍卖工作的重中之重。”

　　在李海勇看来，名人信札未来必将是拍卖界的“朝阳”品类。“因为从稀缺性来讲，一方面是如今都用高科技来沟通、交流，信件已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且很多还能写好书信的名人大多已经故去；另一方面是信件手稿和书法、绘画大有不同，书法可以有一定的量，绘画次之，但信札都是唯一的，而且每一封都有自己的故事，历史资料性和文献研究价值很高，也满足了人们进一步了解艺术大家和名人真实性、探索其最真实想法和个人情感的最有效途径。”

　　

　　如何看名人信札的赝品问题？李海勇认为信札的作假成本太高，不只需要书写的功力，还要符合当时的语境、书信的内容等，各方面的难度系数很大，成本远比书法作品造假要高，毕竟书法作品的字少、信札的字多，而且价格也卖不过书法。“当然也有信札造假的，主要是臆造和抄袭仿制，不过往往是臆造的字体很像、语境不像，所以假货一是较容易分辨，二是不多，没有人做。为此建议藏家最好能买到信札配着原信封——它的造假难度更大，单邮戳的造假就很难，而且较容易分辨，一体化的藏品更有保障。综合各种因素，我对名人信札手稿的未来升值空间非常看好。”

　　鲁迅是中国20世纪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一生著述宏富，留下了大量的手稿，是现代中国文化的宝贵财富。目前已被收藏的各种形式鲁迅手稿达3.2万余页，均被国家收藏机构或国内外收藏者珍藏，并得到了很好的保护。鲁迅手稿具有文物价值、文献价值、收藏价值和多方面的研究价值。对于鲁迅手稿的研究始于鲁迅生前，近百年来中国学界对鲁迅手稿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持续深入。

　　2012年，笔者在上海交通大学设立了中国作家手稿研究中心，这是中国第一个专业开展手稿学研究的专门机构，随后笔者作为首席专家牵头实施了“《鲁迅手稿全集》文献整理与研究（B卷）”的国家重大项目，并推动出版了新编《鲁迅手稿全集》。

　　一、鲁迅手稿的基本状况

　　开展手稿学研究，首先要明确手稿的概念。在20世纪30年代，作家所有著作必有手稿。但手稿并不等于著作。著作指作者原创文本；手稿则指凡书写成篇的（如果包含零散文字，则称“手迹”）原稿，包括文稿、书信、日记、翻译、抄稿、听课笔记、公文、广告等，无论出版与否。为了方便叙述，现把鲁迅手稿分为以下两类：

　　其一，鲁迅已出版的著作和手稿。又可细分为五个块面。

　　1．《鲁迅全集》450万字。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全集印刷字数750万，扣除其中注释、索引、照片说明等约300万字，鲁迅著作文本实际字数约450万字（其中现存手稿约160万字：书信约80万字，日记约70万字，文稿10余万字）。

　　2．已出版而未收入《鲁迅全集》的著述约50万字。有《中国矿产志》《人生象敩》《生理实验术要略》《小说史大略》《解剖学笔记》《小学笔记》《家用账》等（其中现存手稿约20万字）。

　　3．《鲁迅译文全集》（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10卷，约300万字（其中现存手稿约80万字）。

　　4．1978年至1986年文物出版社陆续出版的《鲁迅手稿全集》共6函60册，总计约300万字（含创作、书信、日记，内容基本上已收入《鲁迅全集》，也有极个别因不成文未收）。

　　5．1991年前后影印出版的《鲁迅辑校古籍手稿》和《鲁迅辑校石刻手稿》共9函（内容均未收入《鲁迅全集》），共计约150万字，均据手稿影印。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手稿

　　其二，散佚的著作及其手稿。可细分为八大类。

　　1．诗文约20万字。

　　一是鲁迅早年在绍兴、南京均有习作，多不存。据周作人日记记载，1898年3月15日，鲁迅在绍兴写信给正在杭州陪同祖父的周作人，附录自作时文两篇、试帖诗两首，文题为《“义然后取”》和《“无如寡人之用心者”》，诗题为《百花生日》和《“红杏枝头春意闹”，得“枝”字》，文均不存。到4月10日又有“时文两篇”和试帖诗两首。文题为《“左右皆曰贤”》和《“人告之以过则喜”》，诗文均不存。周作人日记还有多次关于鲁迅著文的记载。由此可知，当时鲁迅还在三味书屋读书，经常写诗文。具体数量无考。又，1898年鲁迅到南京投考江南水师学堂，试题是《武有七德论》，后来读书，每周都有一整天写论文，其自述有《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论》《颍考叔论》《云从龙风从虎论》《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论》等。后来到矿路学堂，又作过《“颍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华盛顿论》，均散佚。周作人还记载鲁迅的诗句“怅然回忆家乡乐，抱瓮何时更养花”，全诗面貌不详。这类诗文散佚颇多。

　　二是在日本时期的文稿。1902年鲁迅留学日本途中写了《扶桑记行》一卷，寄给周作人。据周作人说，实际上是用日记体记载赴日途中见闻，共12天，很详细，估计也有几万字。稿佚。

　　三是1912年至1936年期间的散佚手稿。1914年6月3日日记：“写《异域文谭》讫，约四千字”，第二天又“寄许季巿信并《异域文谈》一卷，托转寄庸言报馆人”，但至今没找到文本。鲁迅晚年多次在日记中提到写了一篇文章投稿给某某人，但是至今无法查实发表的内容。例如寄给《申报·自由谈》的文稿，无法查实的有十来篇。此外，早年投稿给报刊的诗文，用笔名发表，有些鲁迅自己也不记得了。按此，鲁迅必定还有未知的佚文，因此，鲁迅散佚的诗文手稿总字数当不下于20万字。

　　2．书信275万字以上。根据鲁迅和周作人日记的记载，鲁迅一生总共写书信至少7000封，目前已收集1540封，至少丢失了5500封。按现存鲁迅书信每封信平均篇幅约500字，则散佚的书信字数约275万（按197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书信集》上下卷，收信1450封，共1265页，约80万字，平均每封信约520字）。

　　3．日记约65万字。鲁迅现存日记是从1912年5月5日开始，到1936年10月18日，共25年（其中1922年一册丢失）。但他事实上从少年时期即开始记日记。鲁迅二弟周作人现存最早日记始自14岁，假定鲁迅也从14岁开始记日记，则从1895年到1912年5月4日共18年的日记散佚了。这18年的日记，按鲁迅所存日记平均篇幅计，至少55万字（按周作人日记平均字数则约65万字），均散佚。1922年日记被日军“借”去未还，按鲁迅1921年、1923年两年日记平均篇幅计，约5万字（以现存24年的日记共约80万字推算，平均每年约3.3万字，则早期散佚的18年日记总字数应为60万字）。鲁迅《藤野先生》手稿

　　4．译稿50万字以上。

　　一是《物理新诠》。鲁迅1904年10月8日给友人信中说：“前曾译《物理新诠》，此书凡八章，皆理论，颇新颖可听。只成其《世界进化论》及《原素周期则》二章，竟中止，不暇握管。”

　　二是《世界史》。鲁迅1934年5月6日致杨霁云信：“又曾译过世界史，每千字五角，至今不知道曾否出版。”手稿卖给别人了，但始终不知道曾否出版，原本是谁的，一部世界史的原稿恐不少于20万字。

　　三是《北极探险记》。1934年5月15日致杨霁云信：“那时又译过一部《北极探险记》，叙事用文言，对话用白话，托蒋观云先生绍介于商务印书馆，不料不但不收，编辑者还将我大骂一通，说是译法荒谬。后来寄来寄去，终于没有人要，而且稿子也不见了，这一部书，好像至今没有人检去出版过。”既是一部书稿，不会少于10万字。

　　四是《无机化学》（三册）。鲁迅1913年2月5日日记：“晚收二弟所寄《无机化学》译稿三册，三十一日发，为诗荃所欲假观者，即交季市，托转赠之。”据周作人说，鲁迅1911年翻译《无机化学》，译稿三册。托许寿裳赠友人许诗荃，后下落不明。

　　5．课堂笔记约50万字。鲁迅有详细记课堂笔记的习惯。从1898年到1908年10年间，课堂笔记大部散佚，不少于50万字。

　　一是1898年到南京水师学堂读书，课程“自英德语文而外，凡勾股算术、几何代数、平弧三角、重学积微，以及中西海道、星辰部位、驾驭御风、测绘图诸法，帆缆枪炮、轮机大要”等，鲁迅虽然仅读一学期，但也做了课堂笔记，现在留存的仅有《水学入门》，其余散佚，不少于5万字。

　　二是在矿路学堂就学三年，课程除德语外，有格致、地学（地质学）、金石学（矿物学）、地理、算学、历史、绘图和体操等。据鲁迅友人回忆，当时教师的教学方法是把整本书抄在黑板上，学生要全部抄下，连图也要照样描画。周作人也回忆，他曾翻读鲁迅在南京矿路学堂时抄的《地学》笔记。现存鲁迅在水师学堂抄的课堂笔记有5种：《几何》《开方》《八线》《开方提要》《金石识别》，其余的课堂笔记全部散佚了，应不少于15万字。

　　三是1902年至1904年鲁迅在日本弘文学院读书两年，课程有《修身》《日语》《史地》《算学》《理科示教》《体操》《几何学》《代数学》《理化学》《图画》《三角》《历史及世界形势》《动物学》《植物学》《英语》15门课程，其中有的课程修了两至三个学期，所有课程的课堂笔记全无留存。不少于15万字。

　　四是1904年至1906年在仙台医专留学一年半，课程有《德语》《解剖学》《物理学》《化学》《组织学》《伦理学》《骨学》《血管学》《神经学》《体操》等，目前留存的仅有《解剖学》课堂笔记，其余均散佚。仅《解剖学》笔记就有6册，达10余万字，可见散佚的其余各课程笔记应不少于20万字。

　　6．起草公文约5万字。1910年，鲁迅回到绍兴任教，担任绍兴府中学堂、山会初级师范校长，均有起草公文情形，虽不会很多，但肯定有。后到教育部任职14年，经常起草文件、规定、报告、公函等，从教育部档案中已经发现一些，例如《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办事规则》《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议事细则》等（未收入《全集》）。但是肯定还有不少未被发现的。

　　7．广告、公告，估约1万字。鲁迅从20年代中期起在自己编辑的各类书籍中都自拟广告。例如《乌合丛书》和《未名丛刊》，鲁迅多次反复撰写书籍广告，根据各书出版的情况，不断修改重拟广告，直到晚年撰写《海上述林》广告，必定还有不少未被发现和注意的广告。

　　8．抄稿估约20万字。早年在故乡曾着力抄书，抄录家藏的《艺苑捃华》24册、《康熙字典》中的古文奇字和《唐诗叩弹集》中的百花诗、陆羽的《茶经》三卷、陆龟蒙的《五木经》和《耒耜经》等，后又抄录祖父《恒训》一卷，1901年曾抄刑部尚书薛允升奏请朝廷赦免鲁迅祖父周福清的文本寄给家里。晚年鲁迅还曾为青年作家抄稿，用抄稿去投稿，而原稿还给作家，仅徐诗荃就有不少。抄稿虽非著作，但也是手稿的一种。现存仅《恒训》一种。

　　综上所述，鲁迅散佚的著作及手稿不下480万字，加上已出版的950万字（《鲁迅全集》的450万字、已出版而未收入《全集》的50万字、《鲁迅译文全集》300万字和《鲁迅辑录古籍手稿》约100万字、《鲁迅辑校石刻手稿》约50万字），鲁迅的手稿总量超过1400万字。虽说这里的计算不少是根据相关情况推算的字数，未尽准确，但是根据上述罗列，应该说，实际的手稿量不会更少只会更多。即使刨去抄稿、课堂笔记，甚至把翻译也刨去，鲁迅的原创著作量也不会少于1000万字。

　　二、鲁迅手稿的收藏状况

　　20世纪50年代初期，根据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等人关于“不能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的指导思想，1950年许广平把在上海收藏的鲁迅手稿大部分运往北京，分散收藏。

　　2021年出版的《鲁迅手稿全集》所收鲁迅各种形式的手稿，共32071页，分别来自国家图书馆（约42%）、鲁迅博物馆（约42%）、上海鲁迅纪念馆（约13%）、绍兴鲁迅纪念馆（约2%），还有约1%分散收藏于鲁迅家属、相关单位和其他私人手上，包括国外机构和相关人士手上（以上数据均据早前统计，与实际出版物容有细微差别）。

　　至于散佚的手稿，就确实是“不知所踪”了。究其原因，一是鲁迅本人并不珍惜自己的手稿，他并不认为自己的手稿有多重要，只是对那些确实有些“故事”，有可能将来需要查阅、见证的，才会加以保存。二是我们知道在哪些人手里，但这些人本身下落不明，也就无法找到手稿了。三是当时的投稿制度多半不退还原稿，鲁迅也从不要求退还手稿。四是由于战争或收藏者生活动荡，有相当部分被毁掉。鲁迅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