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晓东等：国内工程伦理实践研究述评

　　【摘 要】工程伦理是伦理学和工程教育研究的重要范畴。推动工程伦理的基础理论研究、将理论应用于工程实践活动、结合工程教育以培育“伦理卓越”工程师是学界开展工程伦理研究的关键进路。在“回归研究初心”的基础上钩玄提要,可以发现,凝聚跨学科共同体、拓宽研究视域、落实工程伦理教育、真正发挥工程师协会作用将是工程伦理理论深化、实践可行、教育保障的动力源泉。

　　【关键词】中国 工程伦理 工程教育 研究述评

　　【作者简介】邹晓东,浙江大学中国科教战略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恒,浙江大学科教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姚威,浙江大学中国科教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当代工程伦理的研究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而我国工程伦理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一方面,学者致力于翻译国外工程伦理研究的经典著作,如Martin和Schinzinger合著的《工程伦理学》(Ethics in Engineering)(李世新译,2010年版),Charles E.Harris等合著的《工程伦理:概念和案例》(Engineering Ethics Concepts ＆ Cases，丛行青等译,2006年版)等;另一方面,长期仿效与追随国外研究往往造成学术研究成果“水土不服”，超越“以西释中”成为必然要求。有鉴于此,国内学者扬弃被动的“我须如此”为自觉自主的“我意如此”,独立开展工程伦理的反思与研究,本土化的实践思考日趋完善。然而,我国工程伦理研究“道阻且长”,摆在学者面前亟需反思的是缘何“学术研究成果难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不能有效解决工程活动中不断涌现的伦理问题”。答案在于构建基于国情的本土化工程伦理理论、打破理论与实践的藩篱、发挥工程伦理教育的职责担当进而形成全社会的“伦理自觉与集体自律”,这需要研究者以更为深邃、独特、宽广的视角审视工程伦理研究。

　　本文试图打破按照内涵、特征、作用机制和实践路径等学理逻辑撰写文献综述的方式,从开展工程伦理研究的进路出发透析研究现状。学术界大体将以下三点作为研究进路(图1),一是推动工程伦理基础研究的发展；二是将理论应用于工程实践活动；三是结合工程教育,培育“伦理卓越”工程师。基于此,本文采用三点分类(三条研究进路)与两个角度(“统一共识”与“问题存疑”)相融合的方式总括研究现状(图2)。

　　  

　　图1  学界开展工程伦理研究的三条进路

　　 

　　 

　　图2  本文写作思路

　　一、 工程伦理基础理论研究现状

　　   

　　1999年肖平的《工程伦理学》专著的出版,标志着我国工程伦理学的诞生。自工程伦理研究在我国“落地生根”伊始,学者便将目光集中于工程伦理的基础理论研究,在工程伦理研究的合理性、学科归属方面颇有建树,基本做到“统一共识”;而对工程伦理内涵的界定却各有千秋,是以归为“问题存疑”(如图3)。

　　 

　　图3  工程伦理基础理论研究现状

　　1. 工程伦理的内涵界定。

　　承接于西方实用主义、近代还原主义的思维模式和成熟的工程师职业制度,欧美等国家将工程伦理内涵狭隘化为“工程师的职业伦理”,如哈里斯认为“工程伦理是一种职业伦理,必须与个人伦理和一个人作为其他社会角色的伦理责任区分开来”。［1］迈克·W·马丁的工程伦理奠基之作《工程伦理学》也是从工程师职业入手,在分析工程师工作中所面临的伦理困境的基础上展开对伦理准则、工程师义务和责任的探讨。［2］

　　我国学者从更广义的视角认为工程伦理的内涵并非是“工程”与“伦理”二者的简单叠加,而是“形而上”与“形而下”的有机结果,如表1所示。就其本质而言,学者为工程伦理赋予了积极内涵,但在工程伦理是“谁”的伦理及其背后的“伦理意蕴”为何的问题上仍需斟酌。

　　

　　 

　　2. 工程伦理研究的合理性。

　　目前学者普遍认为工程伦理的研究是必要且符合时宜的。工程伦理研究的合理性在于,它不仅有利于纠正当前在工程界普遍存在的对工程伦理的片面性认识,而且有利于对工程活动进行有效的制约与监督并对工程活动的决策者、参与者进行伦理道德教育。［6］如殷瑞钰院士指出:“现实和形势的需要都向我们提出了把工程问题提升到哲学高度来认识的要求,要求对已有的工程进行理性的反思,要求对工程的规律和特点进行探讨,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学者和工程师应该担负的责任。”［7]

　　另一部分学者集中于对相关争议理论如“技术自主论”进行批判。以法国哲学家埃吕尔(J.Ellul)为代表的技术自主论认为,技术是自主的,技术发展不受外界社会(包括伦理道德)的控制,因此对于工程伦理的强调是无关紧要的。［8］但德国技术哲学家伦克(H.Lenk)指出,“技术是人造的,人类必须对它负责”。［9］美国学者斯岑钦格尔(R.Schinzinger)和马丁(Martin)也强调,工程不是价值无涉的解题过程,而是含有价值负载的决策过程,道德问题渗透其中。［10］李世新的评判言简意赅:“不能说技术是自主自为的主体,而应当承认人拥有对技术的最终决定和选择的能力。”［11］

　　3. 工程伦理的学科归属。

　　工程伦理的学科归属问题集中体现在应用伦理学(Applied Ethics)和实践伦理学(Practical Ethics)二者的分歧。当今主流的学者倾向于将工程伦理归于实践伦理学,朱葆伟认为,“工程实践中的伦理难题不是简单地搬用原则就可以解决的。我们宁愿把工程伦理学称为一门‘实践伦理学’”。［12］部分学者认为应在实践伦理学指导下结合应用伦理学的相关理论,即解决实践中的具体道德课题与构建系统理论相结合。任丑虽然主张应用伦理学,但其对“应用伦理学”的定义已蕴含着“应用”与“实践”的调和,其所指的“应用伦理学”更是一种实践意义上的“应用伦理学”。［13］由此可见,将工程伦理学划归于实践伦理学的观点会得到普遍认同。

　　二、工程实践活动的伦理应用现状研究

　　 

　　工程伦理理论研究的最终目的在于转化为生产力,服务于具体的工程实践。工程伦理的作用不仅在于对工程的事后进行理论反思,更在于使伦理考量渗透到工程建造的全过程,创造出更加合意的工程产品,造福人类社会。［14］但是对于工程实践活动的伦理主体、工程实践过程的伦理渗透、工程伦理在具体行业的实践应用等问题,学者研究成果较少,尚不能形成“学术争鸣”的局面,发展空间较大(图4)。

　　 

　　图4  工程实践活动的伦理应用现状研究

　　1. 工程实践活动的伦理主体。

　　有效开展工程伦理实践的前提在于明确工程实践活动的伦理主体。早期学者集中探讨工程师在工程实践活动中的地位及责任担当。龙翔从历史和逻辑的角度阐述了工程师伦理责任的历史演变过程,提出工程师伦理责任的三个转变(图5)。［15］何放勋则从内、外两个层面剖析影响工程师开展伦理实践活动的因素,认为既有工程技术本身发展的技术因素,也有工程师身处的社会环境因素。［16］部分学者从具体职业和情景出发分析工程师的伦理责任。如陈万求的“论工程师的环境伦理责任”［17］、彭虹的“论土木工程师的工程伦理责任”［18］等。可以说,我国学者对于工程师作为伦理实践主体的研究已渐趋成熟。

　　 

　　

　　图 5  工程师伦理责任的历史演变过程［15］

　　基于工程活动复杂性的日益凸显,现阶段学术界从更广义的视角审视工程伦理实践活动的主体,实现了从狭隘的以工程师为主体到以工程活动所有要素为主体的研究转向(图6)。郑文宝对此论述道，“工程伦理是团体伦理,主体成员涵盖专家、行政人员、技术人员、工人甚至包括民众”。［19］李伯聪指出工程实践中要关注的是利益问题,而利益问题的解决总是需要牵涉到不同的利益共同体,要拉开“无知之幕”让“利益相关者”出场。［20］张恒力和胡新和在《工程伦理学的路径选择》一文中描述了工程伦理实践活动涉及的多元主体(图7),并论述了各工程共同体在工程活动中如何承担伦理责任,例如官员共同体对决策负有责任、企业家共同体对可能造成的环境与安全问题负有责任等。［21］目前将“共同体”作为工程伦理实践活动主体的研究尚未成体系,仅零星见于各类别文献中。因此需要对各个共同体的责任分工、打破各个共同体边界藩篱的方式途径等问题加以系统讨论。

　　 

　　图 6  工程伦理实践主体的研究转向

　　 

　　图 7  工程共同体结构示意图[21]

　　2. 工程实践过程的伦理渗透。

　　“世界上不可能存在与伦理无关的工程”是李伯聪教授对工程实践环节迫切需要伦理渗透的简要诠释。［22］朱海林提出工程活动既是一种包含决策、规划、施工、监管、验收等各个环节在内的技术活动,也是一种包含经济、管理、社会、生态等诸多非技术因素在内的复杂系统,工程活动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都渗透着伦理因素。［23］部分学者已对工程实践过程的伦理渗透开展了有益探索。程光旭认为在工程决策、设计和实施的各个环节中要坚持伦理立场,充分考虑工程项目对公众的健康,对人类的生存环境,对子孙后代发展,对国家、雇主和消费大众所负有的伦理义务与责任。［24］就工程过程而论,研究最多的当属工程决策。［25］齐艳霞基于案例提出要制定具有科学性、人本性、责任性、功利性、公正性、生态性的工程决策伦理规范;［26］陈万求提出重大工程决策的主体是政治家,任何重大工程决策都应在效益与公平的张力中进行;［27］程新宇则聚焦于工程决策的具体程序,提出建立工程伦理委员会,按照民主程序,经过充分讨论协商,对工程决策进行伦理审查。［28］何菁在“形而上”的层面指出工程实践过程离不开“人”的实践智慧,工程行为实践者要主动践履“应当”的责任要求。［29]

　　可以看到,我国学者在这一问题上的研究已经走过“填补空白”的阶段,但主要集中于对工程过程某一环节、某一方面的研究,如何全面地回应此问题还需要学者将工程实践所包括的各环节与各因素加以系统性思考,明确将伦理应用于工程实践的具体方式和方法。

　　3. 工程伦理在具体行业的实践应用。

　　李正风在《工程伦理》一书中提出“有针对性地分析不同的工程领域遇到的特殊问题,以及共性的伦理问题在这些领域的特殊表现,分析不同工程领域的工程伦理规范”,［30］着重介绍了土木工程、水利工程、信息与大数据等7个工程领域的具体伦理问题,将“宏大叙事”与“具体实践”相结合。在期刊论文中,学者主要以土木工程伦理为研究对象,同时,也不乏其它工程领域的探索。博洋、金德智结合土木工程行业的特殊性,重新审视利益相关者所应承担的伦理责任,指出“工程师要秉承良好的伦理道德,建筑企业要遵守市场规则,不以牺牲公众权益换取企业利润,国家要建立健全建筑工程行业制度和法律”。［31］喻雪红从“最高的准则和原则”层面对核工程师及相关者提出了伦理要求,认为生态、公正和发展的伦理原则是实现核电开发与人类长远发展利益协调的关键所在。［32］然而,现有的研究尚不足以有效回应工程行业涉及的所有领域的伦理问题,亟需补充完善。

　　  

　　三、工程伦理教育研究现状

　　高校工程伦理教育是工程伦理研究成果落实的主渠道之一,培育“伦理卓越”的工程师必须补上工程伦理教育这一环节。总括相关的研究文献,学者的研究旨趣集中在工程伦理教育的必要性和目标、实施路径以及反思我国工程伦理教育现状三个方面,如图8所示。

　　

　　图 8  工程伦理教育研究现状

　　1. 工程伦理教育的必要性和目标。

　　学者大致从培养“伦理卓越”的工程师、弥补传统工程教育的不足、产生社会价值三个角度讨论工程伦理教育的必要性。美国学者Augustine观察到“在伦理问题上陷入困境的工程师多数不是由于他们人品不好,而是由于没有意识到自己所面对的问题是一个具有伦理性质的问题。”［33］李世新提出“工程伦理意识不是天生的,需要通过后天的教育培养和训练才能逐渐形成”。［34］二者的观点无一不表明工程伦理教育是培养“伦理卓越”工程师的关键路径。王进指出传统工程教育的不足,“我国工科学生对工程技术有许多含混和错误的理解,例如技术中性论;他们对基本的工程伦理原则和工程师的责任、义务和道德底线等并不明确。”［35］刘绍春在社会价值层面对工程伦理教育的必要性予以阐明,“通过培养学生应用工程的社会责任感和工程伦理素质来促进社会进步和社会幸福。”［36］我国学者通过自身的研究智慧为开展工程伦理教育的必要性加以正名,对工程伦理教育的研究和指导开展教育工作具有重要作用。

　　关于工程伦理教育的目标,黑斯廷研究中心(Hastings Center)指出工程伦理教育有激发学生伦理想象力、帮助学生认识伦理问题、帮助学生分析关键伦理概念和原则、帮助学生处理模糊问题、鼓励学生认真对待伦理问题等五大目标。［37］哈里斯等与其合作者在黑斯廷研究中心教育目标的基础上增加了习得相关伦理标准知识、加强伦理问题敏感性、增强伦理意志力和提高伦理判断能力等四个目标。［38］龙翔和盛国荣撰文指出“大学的工程伦理教育应该培养工科大学生的工程伦理素质,使其具有工程伦理意识、掌握工程伦理规范,并提高工程伦理决策能力。”［39］纽贝尔(Byron Newberry)认为工程伦理教育目标应归为三类:情感目标,即养成学生关注伦理问题、做出伦理判断的主动意识;智力技能目标,即培养学生在面对伦理问题时应用道德推理原则、策略做出伦理判断的能力;专门知识目标,即认识工程实践中的伦理准则、典型案例和问题。［40］学者对于目标的研究可以涵盖在内(内化于心,包含知识和意识两个层面)和外(外化于行)两大维度中。从表2中可以窥探出学者对于目标的研究大致趋同。

　　

　　2. 工程伦理教育的实施路径。

　　如何有效地开展工程伦理教育教学一直是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王冬梅系统分析了美国工程伦理教育的课程模式和教学方式,总结了独立课程、工程伦理与技术课程整合、工程伦理与非技术课程整合三种主要的课程模式,指出案例法、充分开发教学材料和利用互联网是主要的教学方式。［41］同时,美国工程协会与高校开展工程伦理教育的互动也被密切关注。刘建军指出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工程和技术鉴定委员会(ABET)便明确要求凡欲通过鉴定的工程教育计划都必须包括伦理教育内容。1996年推出的美国工程师“工程基础”考试的修订本也包含了工程伦理的内容。［42］张勇在工程伦理教育学科建制化方面提出我国的工程伦理教育应成立学科联盟,助推工程伦理教育学科建制化发展,同时有利于解决师资团队构建的问题。［43］胡焱将工程伦理融入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的观点是本土化思考的有益尝试。［44］刘静基于系统论的观点,从制度支持、专业认证、课程建设及社会保障等方面探讨了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培养体系如何构建的问题(图9)。［45］总体而言,我国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日渐深化。

　　 

　　图 9  工科大学生工程伦理教育培养体系［45］

　　3. 我国工程伦理教育的现状与问题。

　　20世纪下半叶,台湾地区的部分学校开设了工程伦理课程,随后,西南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福州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和东南大学等高校陆续开始了工程伦理的研究与教学。［46］但“路漫漫兮其修远”,探索的道路依旧很长,学界对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开展的现状及实际效果亦深感担忧。李祖超对我国高校工程伦理教育的课程和教学方式展开批判,认为其以课堂教育理论的传递和教化为主,忽视了学生伦理选择能力的培养;注重教师讲授,忽视了学生主体作用的发挥;重视灌输说理,忽视启发引导。［47］段新明认为我国工程伦理教育的开展还面临着来自课程和教学之外因素的掣肘,利益优先阻碍着工程伦理教育以协商和对话的方式开展有效的教学;工程活动所承载的国家意识和工程权威专家的意见往往成为左右师生伦理思考的重要力量;主流的经济中心话语让具有人文关怀的伦理协商情境在关涉工程的道义问责的课堂气氛中很难形成。［48］

　　四、国内工程伦理研究的前景展望

　　  

　　综上所述,我国工程伦理的研究已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在工程伦理的基础研究方面。然而,面对现实中的工程实践、复杂的利益冲突和多元的伦理判断,我国的工程伦理研究尚显得有些不足,表现在工程伦理理论具体指导工程实践的效果乏力,过分注重哲学思辨的宏大叙事而缺乏解决实际问题的探索,政府、企业、高校、工程师等缺乏对工程伦理的足够重视致使工程伦理教育开展乏力。在把握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工程伦理研究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可总结如下:

　　1. 凝聚跨学科研究共同体,转变研究范式。

　　1980-2016年中国知识资源总库(CNKI)中以“工程伦理”为篇名的期刊论文共227篇。其中144篇来自哲学(含伦理学)学科,占比64.3％,其他作者主要来自教育学科、工程学科和管理学科。可见哲学(含伦理学)领域的学者是目前我国工程伦理研究的主要力量,缺少跨学科的合作论文,这与工程伦理跨学科的研究性质不相符合。工程伦理研究除哲学伦理学理论建构外,也涉及工程伦理教育如何有效开展,其在道德风险的规避上也与经济学、管理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且尤其需要与工程专家的跨学科合作。因此,打造跨学科的工程伦理研究共同体,大力加强工程学、伦理学、科技哲学和管理学等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势在必行。［49］

　　2. 拓展研究视域,以多维度研究回应复杂现实。

　　工程伦理研究由基础理论研究向理论与实践和教育深度结合转变,这就需要通过多维度的研究回应复杂的现实需求。一方面,将所有的伦理问题归结于工程师的个体层面往往导致建议对策的无效。德国伦理学家尤纳斯(H.Jonas)指出:“我们今天的世界出现的大量问题从严格意义上讲,是个体性的伦理所无法把握的”。［50］因此需要考虑工程活动中多元主体的伦理责任。另一方面,现实的国情和工程建设的复杂性要求加强对中观(企业、行业角度)和宏观(国家角度)工程伦理的研究,如绿色工程教育便是中观与宏观工程伦理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由此可见,将更多的要素纳入到工程伦理的考量之中是学者下一阶段的重要工作。

　　3. 加强工程伦理教育研究,培育“伦理卓越”的工程师。

　　当前我国高校工程伦理教育在目标定位、课程教学、教材编纂等方面并未取得突破性的成果,未来研究应聚焦于我国工程伦理教育的实施路径。在充分融合国情的基础上,挖掘本土化实践案例,汲取经验教训;以师资团队组建、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等具体问题为切入点,探索现实有效的教学方案;探讨高校、社会、工程组织、教育主管部门如何“同轴联动”、共同发力的途径。

　　4. 真正发挥工程师协会作用,制订和推广工程伦理规范与章程。

　　美国有独立的工程师协会,如美国工程和技术认证委员会(ABET)、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等。独立的工程师协会在开展工程伦理研究、教育、实践、制定工程伦理规范、解决工程活动伦理困境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朱高峰院士曾提出我国“要建立各专业的工程师组织,确立工程师的伦理规范”。［51］因此应重新思考工程师协会在工程伦理实践中的角色和作用:第一,对内作用,工程师协会是统一身份认同的途径,使工程师团体达成“契约”(工程伦理章程或规范)成为可能,并保证“契约”的执行具有约束力。我国工程师协会伦理章程和规范如何制定、内容是什么、执行机制是什么，需要学界与工程师协会共商决定。第二,对外的利益捍卫机构。个体工程师在面对企业与雇主时往往居于弱势地位,因此成立工程师协会,有利于实现工程师捍卫利益方式的转变——由被动的“施舍”变为主动的“寻求”,这将是破解工程师伦理困境的必要途径。

　　“道虽迩,不行不至”,工程伦理的研究并非一蹴而就、一劳永逸,它将不断经历“祛魅”与“返魅”的过程,而学者的探讨与争鸣则是工程伦理研究取得长足进步的关键所在,也是此述评希冀达到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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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王永伟、徐飞:《当代中国工程伦理研究的态势分析》,《自然辩证法研究》2012年第5期。

　　［50］甘绍平:《应用伦理学前沿问题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51］朱高峰:《对工程伦理的几点思考》,《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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