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逸讲透资治通鉴2》笔记（1~52）

　　《资治通鉴》第三卷开始了，记载了周慎靓王6年和周赧王在位的前十七年。此时的欧洲，处于希腊文化时代。精美的造像已经杰作纷呈，比如断臂维纳斯、胜利女神等。虽然基督教历史禁止偶像崇拜，但顽固的人性导致屡禁不绝。在民众心里神明一样存在的统治者为了让广土众民观瞻自己的形象，以便形成对自己和帝国的认同感和向心力，采用塑像和把自己面容浮雕于钱币上的办法。中国的向心力问题由秦始皇拿出了一揽子解决办法——不停巡视各地并导出立碑，以便国民膜拜。亚历山大大帝推广希腊文化，崇尚多民族和平共处、地方自治、鼓励和外族通婚，这样的西方「帝国」模式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周朝差异之大不可以道里计。同时代的印度进入孔雀王朝、日本进入弥生时代。周慎靓王即位于周显王，「逾年改元」之后继承的衰败的周朝王位，只能是苟延残喘地期待末日迟一点到来。周慎靓王元年，卫国继二十六年前自己从「公」降级为「侯」之后再一次自降级别，这次自贬封号为「君」，意思连独立国家的身份也不要了。此时距离卫国迁都到濮阳大约60年。这战国几十年里，大欺小、强凌弱和臣叛君、下犯上都很常见，卫国不断降低姿态反而活到了诸侯国里最后一个灭亡。周慎靓王二年，魏惠王死了魏襄王继位，这件事情被儒家的朱熹记载为「魏君罃卒，孟轲去魏适齐。」意思就是不承认魏惠王的「王」，不配「薨」的说法，朱熹这么变态地计较名分这件事，也只能说明儒家最重视的名分的真是约束力每况愈下。魏国是大国，不能像小国卫国一样低调和苟且，就算国君个人能承受也架不住被贵族官僚和百姓道德绑架。孟子批评魏惠王急功近利，但魏国处于四战之地，周边都齐楚秦都可以打他，魏惠王也有他的不易。孟子初见魏襄王就留下了「望之不似人君」的差评。儒家知识分子认为统治者必须有两大特质：一个是「似人君」有领袖威仪，二「有所畏」的意思估计是位高者责任大，要有敬畏。反面典型就是既没有威仪，又「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可畏」狂悖的王安石了。由于魏惠王曾派遣太子申去和齐国打仗，申被齐国捉住做了俘虏后丧生，后立的新太子原先应该并没有继承资格，缺少相关培训，就「望之不似人君」。「居移气养移体」，同样是齐国王子被孟子看见了，却是感叹他的形象气质。魏襄王的态度或许很自我，让处处被尊崇的孟子很不受用，王一连问了三个问题，孟子也做了回答，一问一答环环相扣，第一组：「天下怎样才能安定？」，「定于一」，对追求实际毫无哲学趣味的王，孟子给出最直接也很表面的答案；第二组：「谁能统一天下？」。「不爱杀人者能够统一天下。」看起来孟子很能变通，把常见的答案「只有圣人才能统一天下」对够不上圣人要求的魏襄王做了因材施教降低标准的调整；第三组：「如果有这么一个人的话，谁会追随他呢？」，孟子回答是人们已经受够了战乱，有不爱杀人的王出现的话，天下人会追随他，就像久旱的禾苗渴望雨水。没有得到魏襄王的积极反应，孟子就去魏适齐了。孟子说的虽然很好，但魏襄王不搞侵略扩张，恐怕马上就要被周边大国欺负，国内的向心力没了，人才流失国外，百姓也要出国去谋生了。不能打不能抢的魏襄王，怎么能召集起自己的追随者，生逢乱世，孟子的理想行不通。孟子回答中的「油然而生」，「油」是古代「?」字通假，意思是树木新萌生的枝条，自然而然生长出来的意思。魏太子不顾群臣反对，哪怕激发民怨、造成政府赤字也要修高架栈道运送魏惠王棺，说自己要做孝子，必须及时安葬父亲。为此，公孙衍把前总理惠施叫回来，惠施讲了文王处理自己父亲棺木曝露的故事，文王说父亲是想见群臣所以干脆让棺材被参拜了三天，故事讲完，魏太子就同意雪化了再下葬。看上去这是惠施的危机管理出色，但其实更有可能是魏太子在等待一个有着足够分量的人出来给自己台阶下，一样的话其他人讲出来就不够分量，太子既想装扮自己的孝子形象，又在不损害自己面子的前提下借坡下驴。风水学的最初起源，就是为了为了找到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墓地，就像明朝皇城经历将近50次火灾，而且有14次来自雷劈，最高级别风水规划的皇城尚且如此，但人们对风水的信念不改。地理位置上享受单一作战面的秦、齐、楚三国，逐渐强大，三晋和战国初期的强横相比渐渐露出劣势。魏国只能在秦国齐国两大国中选边站队，因为和齐国结仇，选择只有秦国，张仪的连横政策能说服魏王。张仪在秦国和韩魏结盟之后，让秦军从韩魏借道去攻打齐国，这属于劳师远征，就算能一路获得韩魏的补给，也难敌齐国的以逸待劳防守反击。而且这和魏国借道赵国攻打中山国同理，当年最终魏国守不住中山国这飞地，先是中山国复国，然后是赵国吞并中山国，魏国只为人做嫁衣。此时的齐国被邹忌陷害的田忌和孙膑已经流亡楚国，齐王派出的宿将匡章御敌。当年匡章在魏国是惠施的死敌，离间惠施和魏惠王说惠施的大队犹如蝗虫过境。匡章有「不孝」的名声，但孟子对他很尊敬，他人不解，孟子对这件事很是雄辩，摆出了5种不孝的情况，说明匡章没有不孝，后人的理解是孟子见人下菜碟，他的话不可太当真，就如「不孝」，孟子后来又有其他标准「不孝有三」。匡章家里的情况颇为复杂：母亲得罪了父亲，遭到父亲家暴打死了，然后被草草埋在马厩里。匡章用了朋友间相处的「责善」来对待父亲，被孟子认为这是对「责善」的滥用，但不属于「不孝」。匡章的这种做法和儒家「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伦理基础不符，这种伦理之下，「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的包庇才正确，杀母亲的父亲要劝，但要以不伤父子感情为前提。匡章对父亲「责善」了，导致父亲不肯再见他，匡章对自己的处罚是把侍奉自己的妻儿撵走，这样才和父亲拒绝自己侍奉一致。在父权社会和男权社会里，匡章的正确做法只能是继续给父亲尽孝，即便父亲死了，也要保持诚信「不欺死父」，不能把母亲的遗骸从马厩里挖出来移到别的地方。匡章因为有这种诚信，在战场上哪怕已经被旁人认为像叛变的样子，齐威王都没有动摇对他的信任。齐威王做的是典型的「求忠臣于孝子之家」。汉代以后的皇帝非常重视孝道，从政治高度来看其实皇帝要的是忠臣才是最合理的。按照礼学经典记载，儒家认为只有丧事办得好，社会才能稳定。丧事办得好的标准之一就是参加葬礼的人按照和逝者的亲缘远近着装和尽义务。和父亲离婚的母亲未必会得到儿子的服丧，因为「为父后者，为出母无服」。古代出嫁女子有「七出」禁忌，生儿后犯了禁忌被休掉，就成为儿子的「出母」。儒家伦理基础是血缘天伦，「为出母无服」在儒家看来虽不合情但很合理，继承了父亲主持宗庙祭祀责任的儿子，虽有母子天伦，但出母牌位进不了前夫家的宗庙，无权享受前夫家的祭祀，儿子也不能给母亲服丧。周天子是宗法社会里最大的宗，只有周天子才能调配最高等级的青铜祭器，即所谓「国之重器」，大宗之下有小宗，各层级大小宗都有自己确定的位置，祭祀才能井然，社会才能安定。匡章成了历史上的文化语码，有着「不欺死父」、「求忠臣于孝子之家」的含义，还有全社会高度一致的价值评估未必就是对的，孟子这样真正的君子就有自己的判断准绳，不受世俗舆论干扰。王安石说曾巩好话，被人骂作结党营私，王安石的回信「天下愚者众而贤者稀」，他表示乌合之众又蠢又坏。看到匡章和父亲断交，应该和孟子一样有自己的见解。但这其实是一个社群主义里的难题，对和错从来都是看势力大小，和对错无关。秦相张仪到了魏国做总理，他推行连横，魏韩结盟与秦，但随着秦借道韩魏攻打齐国，败于匡章，连横也就失败了，张仪也回秦国去了。合纵派公孙衍和惠施被派出分别联合齐国和楚国，惠施小施计谋就让楚怀王给出了超高规格接待，但年轻惠施很多的公孙衍，在齐国见到意外义渠首领，他联合义渠，这件事公孙衍做得漂亮。在秦国西边的义渠，一直得到秦国的怀柔政策，秦国因此不用担心后方而专注于东边和大荔戎还有魏国作战。难得在魏国公孙衍遇到义渠首领挑破这一层，「中国无事于秦，则秦且烧焫获君之国；中国为有事于秦，则秦且轻使重币而事君之国也。」后果然，在五国伐秦的时候，义渠一反常理，收了秦的礼物和美女，却打了秦国。函谷关易守难攻，五国联军魏国为先锋，但函谷关攻打不下魏军损失惨重，此时的联军名义的首领是硕果仅存的老资历的楚怀王（齐威王魏惠王都死了），新继位的魏襄王想和秦国议和也只能先让惠施去楚国谈谈。楚国最占便宜，又不出多少力打仗，也没有实际的损失，还有主动和秦国议和的人情，相比之下魏国却出力不讨好。商朝遗民在宋国继续对祖先的祭祀，从睢阳迁都到彭城以后，成了「泗上十二诸侯」的领袖。宋桓公被贵族司城子罕夺权，后司城子罕又被自家兄弟宋王偃篡位。宋国人认为自己是上天授权的统治者，周族人的反对血统说讲究品德才是统治正当性的来源。对于老喜欢复辟的商朝遗族，周朝给与的待遇像客人和贵宾而不像臣子。到了战国时代周朝礼崩乐坏宋国的复辟看似又有了机会，还搞出了小鸟孵化老鹰之类的异象证明宋王偃的称王称霸有道理。宋王偃又灭滕国又伐薛，还折腾出射天抽地砍断社稷神主牌位的狂举动。当年孟子对被齐国田婴筑城吓坏的滕文公讲周太王的故事，意思是小国施行仁政也能天下归心成就王业。最好的例子就是商汤王和周文王。现在宋国也是一样，国虽小但在搞仁政，对宋国被齐楚两国攻打，孟子给出了「王者之师」「仁义之师」「正义战争」这些概念，但这些概念和现代价值观有很大出入。儒家观念里战争属于侵略还是反侵略无足轻重，不是正义与否的评判标准。儒家的仁政方案，大体上分成两类，一类防御型，周太王为代表；一类进取型，商汤王为代表。防御型的不介意把土地财富人民让给侵略者，自己选择则退位了事，原因是不忍心打仗连累百姓，对战争的正义与否并不关注。哪怕新统治者很坏也好过刀兵相见。上古周代人少地多，人民反而就跟着太王走了。进取型的最佳例证就是商汤王对不敬鬼神的葛伯的各种帮扶和引导，但葛伯不改进，商汤王就对葛国发动战争了，然后一发不可收拾，打遍了天下，商汤王这么正义，搞得各国百姓都巴望他来干掉自己国家的暴君。而商汤王不负众望，不影响百姓生计，只对暴君们施行外科手术式的精准打击。各国百姓都箪食壶浆迎接商汤王这个「侵略者」。商汤王的军队，就成了正义的「王者之师」，被大家所盼望是「王者之师」独有的特征，商汤王就这样把和自己八竿子打不着的外国人，从他们的暴君手里解救出来。在孟子眼里民心向背才是判断战争正义与否的核心指标。只有庄子感慨儒家仁义礼乐强盗用的多过圣人，这样的「善」走形为作恶武器，还不如不要。宋国搞仁政，按照孟子的理解，楚国齐国的军队会有更加人性的选择——不执行自己国君的指令，帮助仁政之君主，但事实上宋国却是毫无悬念地被灭国了。宋王偃施行仁政，孟子预言的发展路径是统一天下的该是宋国而不会是秦国才对，但宋国最终灭国了，理由么总是找得到的，最合适的理由是宋王偃竟然腐化堕落了，从仁君变成了昏君。至于宋王偃为何成为昏君，孟子和宋国贵族戴不胜（宋戴公开枝散叶后的一支）讨论让贤者薛居州进宫伴宋王的时候谈到的，宋王偃身边的人坏人居多，一个贤者难有影响，宋王的仁政偃旗息鼓也有理由成立。「月攘一鸡」是爱讲故事的孟子告诫戴盈之（应该是另一个宋戴公后人）比喻宋国的减税到10%政策应当快点执行，而不是像每天偷鸡变为每月偷鸡到不再偷鸡这样逐渐改进。由此侧面证明宋王偃的仁政思维的确存在过，但很可能遭遇国际反宋势力栽赃污蔑。孟子务虚多，说起话来理想得很，戴盈之倒是很实干，知道做大事需要循序渐进。后世对明知是苛政但不马上改进的就爱用攘鸡的典故，明张萱就写了「柳州曾说宁捕蛇、盈之尚欲月攘鸡」。周慎靓王三年五国联军攻打秦国失败，这一仗秦国觉得自己受到了羞辱，和谈后联军一撤，秦军就穷追猛打。秦军指挥官就是有着「智囊」称号的第一人樗里子。智囊往往是组织里的标配，统帅和智囊的组合是CEO和参谋长的完美组合。樗里子时代，文武尚未分家，樗里子本人智慧又武力，能征惯战。周显王四十二年打了魏国曲沃后只要土地不要人的人性做法就是证明，当然这和秦国的连横战略也是息息相关。五国伐秦让樗里子追击到脩鱼之后大开杀戒，斩首8万，教训了背叛连横的韩魏两国。脩鱼的名字不如张良刺秦的博浪沙有名，尽管这是一个地方。脩鱼在韩国境内，但距离魏国首都大梁很近了，所以韩魏军队不能再逃，只能折回来和樗里子秦军搏杀。韩魏被打败，合纵国的其他几国破胆，然后又有了不少混乱的记载，说合纵的倡导者苏秦死了。关于苏秦的史料特别乱，导致搞不清楚他究竟是什么时候死的，司马光觉得乱，但又误信司马迁，把苏秦写死在脩鱼之战的年份，但苏秦大放异彩的正戏还没有到来。同样的，《史记张仪列传》也很乱，脩鱼之战的各种细节，出现在了魏哀王时代。无论如何，苏秦和吴起是能在死后还可以为自己复仇的人，吴起被射死在楚悼王尸体上，死前用一支利箭扎了楚悼王尸体，新楚王以此为借口肃清自己的宿敌。苏秦在齐国得宠而遭妒恨遇刺，死前留言齐王，让齐王宣告自己是燕国奸细车裂自己的尸体趁机找出凶手。惠施和公孙衍的合纵派得势的时候，张仪只能退回秦国做总理。樗里子在脩鱼大胜解决了五国伐秦的合纵联盟后，张仪又来到魏襄王这里说服他再次和秦国连横。而且就在五国连横打仗魏国损兵折将损失惨重之际，齐国竟然联合宋国背信弃义攻打了魏国观津！魏襄王的心境可想而知。张仪把魏国一直引以为傲的地势优势，给魏襄王剖析后，反而显现了魏国是四战之地，「四分五裂」下不得不到处分兵驻守的窘境，的确，失去了河西之地后，魏国的国土天险就不存在了。当年的河西之地被公孙鞅成功诱捕魏将公子卬后占据，公孙鞅才由此获封商於十五邑变身为商鞅的。这一段山川天险，曾引发魏武侯和吴起的对话，吴起还留下「在德不在险」的治国名言。（这个天险就是现在的晋陕大峡谷。）张仪的第二个论点是合纵的国家犹如貌似和谐的家庭，一旦有利益纷争，联盟就会土崩瓦解。张仪还给魏襄王勾勒若魏国打击楚国，就能取悦秦国还能自己获利的远景。张仪攻击合纵派，说这些人是耍嘴皮子并只图私利而已，并非为大国诸侯着想。为了防患他人再来游说魏襄王，张仪最后总结说自己的正确意见会遭遇「积羽沉舟、群轻折轴、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张仪的过人口才不见得就是魏襄王最后决策和秦国连横的原因，因为此时的魏国几乎没有其他选择，只等秦国的台阶递过来。张仪让魏国重回连横同盟，合纵派的公孙衍，做了一番操作，足可见其手段：早在魏惠王时代，大将公孙衍解决和总理田需就不和，公孙衍的办法是和魏惠王打比方「服牛骖骥」，说自己和田需合不来，这时的公孙衍还是挺有风度的。到了五国合纵伐秦败于脩鱼，公孙衍这次的责任就很大了，他扮演君子的愿望就不比以往了，他直接在魏襄王耳边进言说自己尽职但没有成功就是田需使坏，所以自己要走。但魏襄王话说得很给公孙衍面子，公孙衍没法继续作。一计不成再生一计，公孙衍去齐国缔结盟约的时候，请孟尝君田文来魏国任职总理。这样田文、田需、周霄这三个好友的三人帮，原本是公孙衍最怕的，现在三人帮的座次发生改变，三人帮里地位最低的田文摇身一变成了最高的一个，矛盾的伏笔就这样埋下了。站在魏襄王的角度看，会觉得齐国很不靠谱，齐国在五国联盟伐秦时不出力，魏国出兵了齐国在魏国后院放火，外加太子死在魏国人手里，齐魏梁子结的深，而秦国呢，打一棒子给个枣，似乎显得没有那么差劲，虽然后面的历史证明秦国远远比齐国危险霸道。战国时代由于结盟的需要催生出新高管模式——为了促进联盟，秦国总理张仪到魏国任总理就是范例。但是田需请的苏代给魏襄王分析，聪明的苏代很会利用魏襄王非常保守的从最坏处着想的心理，种下了田文会向着母国齐国，而公孙衍却会向更加着雇佣国韩国这样的担忧。原本这样的双标就是很没有道理，更不要说田文个人经历坎坷决定了他对母国谈不上有什么深情。就这样田需就顺理成章地被留在魏襄王身边，起一个所谓监督田文和公孙衍的作用。战国时代，巴蜀属于华夏文明的蛮族地带，没有自己的文字，被华夏起名字的时候，只根据读音配一个字，还常被恶搞，起名字含着虫或犬又边，「巴」是大蛇和「蜀」是大眼睛虫子，都是这样的字眼。蜀王因为弟弟葭萌吃里扒外和巴王亲近而发难，最后导致蜀王和巴王都向秦国求助。葭萌驻守地葭萌关后来改名汉寿，关羽曾经在此被封亭侯。秦惠文王纠结自己该如何去巴蜀给自己捡便宜，偏偏此时韩国来袭。猜测一下，此时的韩国总理公孙衍为了彰显自己合纵主持人身份，故有此为。司马错建议伐蜀，张仪建议伐韩，各有立足点。张仪的理由是伐韩可以「挟天子以令于天下」。司马错在御前会上提出攻打巴蜀的论点，应该是正中秦惠文王下怀，为了吞并巴蜀秦国的准备工作远不止战前这么仓促的时间可以完成，司马错代秦王做了统一思想的工作。司马错的发兵伐蜀论，还是商鞅的老路子——富国强兵搞扩张，当三者齐备，就能改朝换代。司马错指出秦国小民贫需要蜀国的土地和财富，打蜀国成本低还没有国际舆论压力，相比打韩国会人人喊打，好处不大麻烦不少。张仪作为职业经理人，偏向在短期内出成绩给自己加分，吞并蜀国后重建加同化，时间太过漫长，对张仪个人来说既赔本又不赚吆喝，秦国的长期利益则是秦惠文王这样的家族企业家的视野。秦国占领巴蜀，对未来顺流而下伐楚很有战略意义，而且秦的关中平原已经是天府之国，蜀国的成都平原这个未来的天府，让秦国的粮食问题有了双保险。燕国总理子之和苏代是儿女亲家，苏代巧妙地游说燕王哙，在汇报自己的齐国出使情况里加了私货，说齐国沉不了气候就是因为齐王不信任大臣。见贤思齐的燕王哙对自己的总理子之就更加专任了。子之的野心继续发酵，所以就有了鹿毛寿建议燕王哙禅让王位给子之，但太子尚在，子之即便获得权柄，保鲜期和传承都成为问题。接下里就出现了有人劝燕王哙剥夺亲儿子的利益的事情。燕王哙满怀自己造出来的理想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要学尧舜让贤，把大权交给子之。似乎尧舜的事业将重现江湖。但子之三年国君生涯，太子平和将军市被开始武装夺权了。按照推理，子之获得政权过程平稳，篡位成功后邀买人心的事情也不会落下，子之突然失心疯倒行逆施给自己败人缘是不太可能的，所谓「子之理政，燕国大乱」，更可能是胜利者泼的脏水。此时心怀叵测的齐宣王，给太子平助力来了，话说得特别仗义还正义，帮助太子还是别有用心，很快就要见真章了。燕国王位被没有血缘的臣子「继承」的问题是一个很有现代性的问题，酷似近代欧洲法国大革命，让传统君主制国家格外敏感，特别有动机联合起来剿灭被大革命点燃的民族主义火种。这不是一般的和对手之间的斗争，而是正邪之争。要把对方看作魔鬼，无所不用其极要斩草除根。齐宣王给太子平的传话就充分表达了这样的忧虑，君臣秩序不能受到挑战，父子传承也必须天经地义，诸侯的统治秩序不能被这样的坏榜样教唆。早在春秋时代，齐桓公主持的葵丘会盟诸侯之间的约定就不是什么彼此领土和主权相互尊重之类的「大」事情而是更基础的伦理问题，比如诛杀不孝的人，不能抬妾为妻，不能变更嫡子继承权等等。在战国时代，外国势力扶植失势公子抢班夺权很常见，外国势力支持失势公子无非也就等着对方夺权成功后，让渡部分的国家利益作为给自己的回报。对失势公子而言，如果不借助外国势力政变注定一无所有，但政变如果成功，那就算让渡部分的利益，自己还能拥有很不少，肯定是不会亏的。太子平和市被发动政变的时候，齐宣王居然一直按兵不动，隔岸观火。太子平被子之杀了以后齐宣王感觉这是去燕国弔民伐罪的好机会。齐宣王在询问过孟子，并得到正面的回答以后，齐宣王派匡章，统帅五都之兵，到燕国弔民伐罪去了。齐国以国都临淄为中心，配合4座军事重镇，合称五都。齐国战斗力最强的军队都在这里，匡章这一次集结五都之兵，那就意味着齐国要志在必得了。孟子劝说齐宣王去燕国弔民罚罪这件事，被司马光删除，因为儒家知识分子为此分歧很大，但从《孟子》的原文记载，是沈同私下里问过孟子「燕可伐与？」，沈同大概率是齐宣王的亲信，被派到有强大号召力的国际一流学者这里，为自己发动的侵略战争背书合理性。孟子的确回答「可」，然后就是匡章统兵北伐了，当再有人问孟子对齐国出兵的事情是否提出建议，孟子矢口否认，但他加上一句注解，沈同私人问我说可，但要问「谁有资格去打？」我就会说只有上天的代理人才有这个资格，即所谓「天吏」。而齐国和燕国是一样级别的国家，孟子的意思他不可能会支持齐王伐燕。「天吏」是上天代理人，必然有半神属性，但儒家又是骨子里的无神论者，天意只是「神道设教」——一种高级知识分子为了治理民众编造的幌子。孟子认为齐王没有上天的眷顾和百姓的支持，所以伐燕不是什么正义战争，但在齐王眼里，匡章入燕如入无人之境，不正是上天眷顾的表示？齐宣王把子之「醢」了，用了如此残酷手段，有着威慑禅让这种危险想法的意思。按照惯例，外国军队帮助平定内乱后要扶植新君的，但这次齐宣王却想自己吞并燕国。齐宣王为了吞并燕国，直接求教与孟子，他的理由是齐国打下燕国只用了五十天，当地人箪食壶浆迎接自己，那岂不是天意吗？如果违反这样的天意，说不定上天还要降罪于自己呢。孟子的回答拿了周文王和周武王作比方，说燕国人高兴与否，才是可否吞并燕国的指标。人类天生有价值一元化倾向，总觉得自己的善恶标准才是唯一正确的，即便是充分接受多元化价值观的城市居民，也只注定在理性层面不得不接受而已，内心深处的一元化是极其顽固的。一元化不仅与生俱来，还永远都有扩张的欲望。理性接受多元化各美其美是罕见的，高举自家道德大棒对一切持不同价值观的人施加暴力才更加常态。善辩的孟子也是一样，他认为正统儒家之外的价值观都是祸害，自己有责任铁肩担道义，对异己分子斩尽杀绝，让世界只留下儒家价值观。战国时代一元价值观盛行，所有不同价值观都被当成邪恶，而自认正义的一方就觉得自己天然有义务去消灭对方，孟子式的儒家政治正义的核心标准是爱民主义而非爱国主义。民心向背成为正义的核心标准是孟子的出发点，在孟子眼里国家这种组织结构只是谋取百姓福利的手段而并非目的，可以被替代也不该妨碍目的的实现。孟子的出发点和齐宣王不同，所以两者注定只能鸡同鸭讲但孟子对齐宣王假弔民罚罪，真扩张争霸其实心知肚明。齐国吞并燕国，就会成为一个在北方和东方都不再有后顾之忧的超级大国，天下诸侯必然是不能容忍的，齐宣王的吞并野心遭遇了燕国人的反抗，孟子的建议是撤军和归还礼器，协助燕国立新君，但齐王不肯听。齐王最后也没有保住拿到手的燕国，为了齐王的脸面，陈贾和孟子来了一场辩论，试图证明周公这样的圣人会犯错（管叔造反事件），齐宣王也只是犯错而已，孟子不要得理不饶人。圣人的原字「聖」，是耳朵好使听觉敏锐的意思，后引申为消息全部掌握，知道一切细节，再后来就变成无所不知的意思。无所不知的人就该成为最高统治者，「圣人」就有了既有超凡能力「德」，又有最高权柄「位」的人。儒家奉孔子为圣人，但孔子只有德没有位，儒家不得不为孔子设计了「素王」的虚拟统治权，再后来的人才渐渐习惯德和位脱节，圣人也可以有德无位了。陈贾和孟子的辩论，孟子的回答分了几个层次，第一层次，周公和管叔是兄弟，周公如果一开始就按照客观冷静的眼光把管叔防住，周公就是个薄情寡义的人，就不配成为一个圣人，所以周公虽错，但错得很对，如果没错，那反而错了；第二层次，按照厚古薄今的孟子的论调，说陈贾（齐宣王是陈完后人，原本也是姓陈）在这样的有贵族身份的人应该有贵族操守，本当格外重视荣誉，知错就改，而不是将错就错；第三层次，古代君子改正错误，但百姓并不会因此不再仰视，现在的陈贾和齐宣王，却在捏造理由给自己开脱。人类是群居动物，首领一旦犯错就是变弱的表现，众人就会离心离德，所以有德有位的圣人应该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还具有半神属性。汉代的例子就是贾谊提出「阶级」论，皇帝和百姓有距离，设立宰相，皇帝权威有损害的风险时宰相就可以成为替罪羊。这样一种下移了的替罪羊，是一种政治智慧，首领们就不再需要自己承担风险。不论西方的「教皇无谬性」「国王无谬性」，还是东方的政治智慧，都是这样的。孟子期待君子型的统治者，但群氓想要的是不会犯错的神而不是会犯错的人。齐宣王可能还没意识到，他作为集权统治者，「国王无谬性」必须成为标配。在齐国伐燕的时候，有好几股力量都参与其中：根据出土的中山国盗版周天子九鼎上的铭文，齐国出兵时的「北地之众」是中山国。中山国‘九鼎’铭文振振有词地说讨伐燕国是因为燕国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中山国出兵伐燕，不仅铲除邪恶还拓展了自家领土，扶植了新的燕国国君，铭文对齐国只字未提；另外赵国也是一派，赵国扶植了流落韩国的燕王哙之子公子职，并让总理乐池护送回国继位。中山国铭文很有给自己刷存在感的意思，虽然中山国的重要性远不及战国七雄，所谓开疆拓土很难成立，这种说法极有可能是「国王无谬性」的体现。中山国君做的是管理学上的经典做法，谎报胜利，稳定国内的人心。「廪丘之战」各国只写自己战功的故事会不断重演。秦国攻打义渠夺取25城，因为义渠在五国伐秦的时候在秦国后方薅羊毛，秦国打完五国，回过头又猛揍义渠。公孙衍到了韩国以后，继续自己的合纵事业，合纵又重新建立起来了，于是秦国打魏国，还是樗里子为帅，还是占了曲沃，还是只要土地放走人民，继续张仪当年的策略。但秦国顺带打击韩国，岸门之战斩首万人，韩国太子仓都不得不去秦国做人质。应该是在脩鱼之战后，韩国公仲提出一个「以一易二」的法子，拿着实实在在的一座韩国大城市，割让秦国，换取秦国不再打自己，并和自己出兵打楚国，自己堤内损失堤外补，这是公仲打压国内合纵派，获取自己政治成绩的行为。韩国公叔合纵派，公仲连横派，俩人的政见分歧。战国时代，土地和财富都可以成为筹码，并没有各国疆域的的固定边界，割地是可以堂皇讨论的方案。楚怀王听闻公仲的「以一易二」的连横计，咨询陈轸后得到了一个老方子——给韩国一张大额空头支票，表达了楚国热忱助力韩国抗秦的意思，希望韩国上当后怠慢秦国，必遭秦国打击，然后楚国即可坐享其成。这样的事情仅仅在20年前就已经发生过，齐威王对韩昭侯空许诺，让韩国五败于魏国后奄奄待毙才出手，魏国呢折损了庞涓和太子申。公仲竭力反对楚王示好，但韩宣惠王不听，而韩国内部有总理公孙衍坚持合纵，外有楚国陈轸挖坑，终于引来了秦国的战祸，秦樗里子一改对魏国的温和，恢复人头计数计战功的做法，韩国损失一万人头。岸门之战和浊泽之战很可能就是前后脚的关系。战败的韩国一不做二不休，升级派出的质子——公子变太子，然后真的按照公仲的方案，和秦国一起伐楚去了。战国时代，张仪陈轸公孙衍田文这些第一流的人才没法为同一个国家效力，虽然他们没有爱国主义情怀也没有政治理想主义，更不屑于按照孔孟只讲谋事在人，任凭成事在天，貌似没有原则性的合作障碍。但一山不容二虎，即便偶尔一山二虎终究不能长久，战国山头众多，一虎一山头尚有空间，到大一统时代，老虎们你死我活为统治者不愿，古代管理学应运而生，因人设职，让一虎一个小山头，拥有相当程度额独断专行权力，达到一种「可控的失控」状态。朱熹写了《通鉴纲目》，该书不是简单的《资治通鉴》简明版，而是《资治通鉴》的「春秋大义」版，朱熹官方封圣后，《通鉴纲目》地位迅速凌驾于《资治通鉴》之上，成为新时代的《春秋》，衍生出很多阐发其微言大义的学问。朱熹在《通鉴纲目》周赧王元年历史，居然自作主张补录了「孟轲适齐」，周慎靓王二年也一样，加上了「孟子齐魏适齐」，朱熹这么干就是把孟子人为抬高成了圣贤，然后写《通鉴纲目书法》的元代刘友益再继续挖掘《通鉴纲目》的「微言大义」，说孟子好比大凤凰，大凤凰去了哪里，哪里就政治清明，大凤凰离开哪里，就说明那个国家国君就要玩不转了。南宋尹起薪《通鉴纲目发明》也是一样，把孟子的去留和该国是否能复兴王道联系在一起。就这样，孟子的行踪，成了一种祥瑞。古代观察国家和天下的气运盛衰，和现在用统计数据定量分析不同，甚至不能拿战争作为指标，因为不同国家差别甚大，从以战争为生存发展方式的秦国，到由盛转衰的魏国，到完全没有战争资本的滕国，必须个案分析。原本所谓祥瑞和灾异，都是统治阶层揣只明白装糊涂的「神道设教」。战国时代政治主流是合纵连横，杨朱和墨翟的学说最被诸侯接受，孟子不受待见，但朱熹从《史记》、《孟子》、韩愈《原道》，摘抄撷取内容，把孟子抬高到尧舜禹汤、周文王武王旦孔子一脉相承的「道」的继承者，韩愈觉得连后来的荀子和扬雄都属于「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不是真正合格的「道」的继承人，孟子成了精粹完备领略「道」的必然入口。后世的朱熹研究家看中朱熹身上对儒家意识形态极为重视的光环，就把孟子搞成了祥瑞。公孙衍推动新一轮合纵，齐燕打仗，楚国也不参与，核心阵容之剩下三晋。且齐宣王吞并燕国的意图招致众怒，是三晋结盟的一个可能的出发点，三晋联合，西可以抗秦，东可以遏制齐国扩张侵略的野心。秦国大将樗里子惩罚三晋的军事行动：修理魏国，岸门之战砍下韩国万颗人头，赵庄之战大败赵国。三晋被摁住，秦国的眼光瞄上了齐国。三晋对齐楚都心存芥蒂，齐能联合的只剩下楚，齐楚两国因各种机缘很有可能寻求联盟。《资治通鉴》认为齐国为了应付秦国入侵找楚国结盟，但另一种更大可能是楚国先挑起战争，齐国既与楚国结盟一起去攻打曲沃和商於，齐国又给楚国使绊子——撩拨越国攻打齐国。齐军要攻打曲沃，必须从三晋借道，但此时三晋和齐国关系不行，这条道注定借不来，即便三晋肯借道，齐国隔着三晋去管理曲沃这块飞地也过于不明智，因为曲沃紧邻函谷关，是直接受秦国军事压力的地方。楚国对秦国发动大规模进攻，攻打曲沃和於中，不是齐威王时代的事情，而是周赧王二年三年的事情，《史记》的记载时间错误。齐国使者到越国劝说越王无彊专心攻打楚国，无彊盼着其他各国佯装出力牵制楚国。战国名嘴游说最擅用一招叫做先声夺人，齐国使者就用了，他先抛出一个骇人听闻的云里雾里的结论，一下子镇住场面，唤起无彊的焦虑和好奇心，劝说越王无彊专心攻打楚国。理由就是因为此时的楚国正和秦国发动了一场全面战争，铺开了三千七百里战线，虽然这个说法很夸张但实际长度也恐怕非常惊人，所以现在正是攻打楚国的绝佳时机。秦楚决战的焦点就是曲沃和於中。秦国发展商於，扼守武关，就等于掐住了楚国的咽喉，这就是商於之地对秦国的战略意义。「目论」的意思就是明察秋喊却看不见自己的睫毛，齐国使者敲打无彊不要只看到别人的错误，去看不到自己在犯同样的错误。战略要地曲沃和於中干系楚国存亡，所以楚国下大力气拿下。秦国要打齐国，但担心齐楚联盟，要想法子拆散齐楚联盟。被齐国挑唆的越王无彊，真的打楚国去了，但最后的结果是自己身死国灭，齐国也挨了楚国的揍。张仪去楚国，用含了商於之地600里土地诱惑楚怀王要楚怀王和齐国断交，张仪和秦国的阴谋虽然被陈轸识破，但楚怀王还是结结实实掉在坑里，六百里最后变成了六里，这个经典故事流传至今。楚怀王上当源于几大因素：一是没有看清秦国军国主义扩张国策，幻想能和秦国长久和平；二是两国都是华夏认为的夷狄，现在可以联手抗华夏系统；三是秦楚两国相邻且体量相当，难以对对方形成压倒性优势，不如报团取暖；四是秦国刚震慑完三晋，又来楚国伏低，楚怀王虚荣心很满足；第五，战国七雄会随着秦楚联盟而变为连横更有人气，剩下的燕齐有因为子之之乱注定没法联合。陈轸也用先声夺人的法子抓住楚怀王眼球，说明齐楚断交后楚国，张仪必然背信弃义，秦国更没有顾忌，齐国也会仇恨楚国。陈轸的方案是和秦国虚以为蛇，和齐国假意断交，边走边看，决定如何和秦国的互动。但楚怀王不肯信，因为当时的贵族精神遗韵还未彻底消失，张仪的口碑让楚怀王愿意听从。但张仪这样的精英，纯粹依靠自己的能力而不是血缘脱颖而出，其他还有吴起商鞅申不害和苏秦。这样的人建功立业的渴望格外迫切，不择手段不断刷新精英的底线。君主用这样的人也没有心理负担，这样的人为国君献策也没有太多的爱国精神作动力，点到为止就算仁至义尽，国君不听，那死谏的事情就大可不必了。从氏族关系上讲，屈原和楚怀王分属不同子目录，但共享一个根目录。屈原好比楚国这个家族企业的股东，和外来的精英不同，屈原有着对楚国的深情眷恋和强烈的责任感。胡适在疑古思潮泛滥的时代，对屈原的理解是一个「箭垛式」的人物，堆积了很多人功劳。屈原有贵族血统还才华横溢，被楚王授予变法的重大使命，招来了同僚的嫉妒，楚怀王听信谗言，屈原被边缘化后，写作了千古流传的诗篇。《资治通鉴》对屈原只字未提，引发了后世学者的接连讨论和猜测。顾炎武认为《资治通鉴》意在「资治」，所以不提文人屈原（甚至也没有提伟大的杜甫和李白）。这其实忽略了屈原是楚国政治核心圈的贵族。王应麟的《通鉴答问》认为不提屈原，是《资治通鉴》学习《春秋》惩恶扬善的精神没有学到位，成了「《春秋》褒秋毫之善，《通鉴》掩日月之光」，而这句话来自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时三大得力助手之一的刘恕之子刘羲仲，刘羲仲还问了当时仅存的还活着的三大助手之一的范祖禹，范祖禹给了回答，但刘羲仲没有记下来，所以这个问题就变成了一道无解的难题。根据刘羲仲《通鉴问疑》记录显示司马光并不否认屈原的伟大，当代学者推测，可能屈原太像王安石，因而被司马光忽略。张仪的六百里商於之地诱饵太吸引人，楚怀王「关心则乱」给张仪大开绿灯，不仅断交齐国，甚至在张仪已经显示失信的萌芽状态时，依然深信不疑还加码楚国对齐国的敌对情绪。这件事的结果倒转变成了秦国联合齐国去打楚国，张仪也将六百里土地缩小一万倍成了六里。大宗交易可以使用博弈论费边策略，意思是一次性交易拆分成若干小宗，让一报还一报成为可能。楚怀王和秦国的交易是否也一样适用倒是真不见得。楚怀王面临的问题不是商於之地本身，而是一举收复商於之地的丰功伟绩，在这种情况下，即使陈轸出了最经济的建议——割让一座大城给秦国，再联手秦国打齐国，有一个堤内损失堤外补，但流氓秦国收礼后也不见得会放过楚国，毕竟齐国遥远，打下来也不方便管理，已经孤立的楚国和威信严重受损、没法通过「虚君实相」避开锋芒的楚怀王，只有对秦国宣战。楚国屈匄和秦国魏章在周赧王三年丹阳一战，楚大败，被斩首8万，主帅屈匄和70名高级将领被俘，秦占了汉中600里，然后秦楚蓝田再战，还是楚国败，连韩魏都来打楚国，最后比陈轸提出的建议的损失还要大，割了两座城给秦国。周赧王三年，韩国太子仓被秦国扶植，回国做了韩襄王，前一年，魏国公子政也在秦国扶植下做了太子。韩魏都在秦国的掌控之中。子之之乱后，公子职在赵国帮助下回国做了燕昭王，为了复兴燕国，燕昭王「卑身厚币以招贤者」，郭隗给燕昭王讲了千金买马骨（马头）的故事，燕昭王就给平庸郭隗（其实情商那么高）修了宫殿。郭隗的话其实在魏武侯和吴起之间早就分析出来了，「诸侯得师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为谋而莫己若者亡。」儒家关于用人的政治哲学，概括起来就是「师、友、臣」的和谐组合。燕昭王高筑黄金台，已经成了一个极其经典的文化语码，引来了无数文人骚客咏怀凭吊。陈子昂《登幽州台歌》为其中之一，但陈子昂原诗并没有题目，后人之所以取了题目用「台」而不用更可能接近的「楼」原因据猜测有三，一是黄金台在人心太有分量，二是陈子昂实际登临的蓟北楼尚存但燕昭王的建筑遗址只有夯土台了，三是古代幽州真的可能有黄金台这个地方。《史记》《战国策》写的都是燕昭王为郭隗筑宫，但三国孔融的《与曹公论盛孝章书》写成了台，因为语言演化到三国，「宫」的意思已经从原来的「房子」变成「帝王住的房子」，为了不让郭隗看上去僭越，就改了，至于选择「台」而不是「亭台楼阁」中的其他几个字，很可能和历史上纣王的堆积财物的「鹿台」意象有关联。明朝崇祯年间出了两个有心人，刘侗和于奕正合著《帝京景物略》，顾名思义就是概述首都北京的风土人情和名胜古迹，书里专门有一节题目就叫「黄金台」，但非常可惜，没有看一看这些叫做「黄金台」的土堆，究竟是人工夯土还是自然团队。从1929年开始，考古界的老前辈，马衡带队发掘燕下都遗址，迄今为止发现50多座战国时代燕国的宫殿建筑台基，燕昭王给郭隗的筑宫应该就在那里。燕昭王给郭隗筑宫，和后来乐毅从魏国来，剧辛从赵国来，驺衍从齐国来，似乎有着因果关系，但清代赵绍祖考证时间上对不上。天下人才纷至沓来是有个过程的，并非燕昭王一「千金市马骨」，人才们就很快被招揽到了燕国。比如乐毅到燕国很可能是燕昭王十七年后了。人才的到来和郭隗被奉养的示范效应究竟有没有关系很不好说。根据杨宽先生的意见，燕昭王筑黄金台奉养郭隗这件事，是战国游士们的夸大之词，目的就是为游士们自己谋取权力地位和财富。和今天高管薪酬暴涨的原因一样，他们为自己著书立说营造「公司的优秀业绩得益于管理者的卓越品质和深刻洞见」的常识。而聘用高管的企业也被动地参与其中，不得不为高薪酬延揽人才买单。留住人才既不取决于人才能力也不取决于人才能创造的价值，而取决于其他老板愿意支付的最高薪酬。掌握笔杆子的战国游士，就夸大燕昭王和夸大苏秦张仪一类底层逆袭的成功人士。古代文字会高度浓缩时间线，比如《大戴礼记》，把很多用了很长时间才发生的事情硬扯上因果关系，后来这样的理解方式竟然成了主流。虽然这样非常符合人类天生故事化的思维模式，但理解历史、理解社会却要特别警惕这一点。「巴蜀相攻击」之后。秦国没有设立一个蜀郡，而是保留了原有的政治结构，只是把蜀王贬号为侯，派陈庄担任蜀相，这就意味着秦国在这个时候还没有实力对蜀地进行直辖管理，还需要借用当地首领的声望来安定人心，再由陈庄代表中央政府掌握实权。「蜀相杀蜀侯」发生以后，有一种记载是秦国派了司马错和张仪入署，杀掉陈庄，平定动乱，然后张怡主持修建成都城和还可能主持修建了江州城。「蜀相杀蜀侯」司马光这么写了，朱熹又写了《通鉴纲目》来修正司马光的「政治不正确」，《通鉴纲目》被知识界奉为史学著作中的意识形态经典，引发了一代代无数人的顶礼膜拜。但这「蜀相杀蜀侯」5个字连朱熹也被人挑毛病了，纠结究竟原文该是蜀相还是蜀君？因为弑君和杀侯性质不一样的。崇祯朝阳明心学兴起后，学者张自勋写了《纲目续麟》，要在政治正确的意义上给朱熹挑挑理。张自勋讲自己的创作纲领，是觉得天下人都高估了《通鉴纲目》，觉得它不能和《春秋》相提并论。张自勋对《通鉴纲目》做了各种各样的分析，看上去很有点用力过度，求之过深的意思，但那种「去中心」劲头很有后现代和解构主义的味道，他运用阳明心学的内力把朱圣人拉下神坛。秦楚丹阳、蓝田大战之后，楚国割地求和，此时的秦国，在张仪的提案下，竟然要和楚国换地，把才拿到手的武关之外的汉中，换取楚国境内，远离秦国几百公里的隔着长江的黔中之地。张仪是给出了理由：汉中是楚国眼巴巴看着的地方很可能成为秦国的累赘，虽然在古代换地很常见，但这回甘茂的反对意见被秦惠文王接受了。张仪是个职业经理人，和前一代的商鞅把自己的利益绑定在秦不同，张仪更可能追求在各国之间的左右逢源，「做人留一线」是他的准则，哪怕刚被他戏弄得咬牙切齿的楚怀王，他也一样要布下未来的一线生机。当然黔中之地很可能换不到，但换地不成换楚怀王弃用和自己智力旗鼓相当的对手陈轸才更加重要。楚怀王得闻秦国换地的建议，对张仪气的牙根痒痒的他居然意气用事地说黔中之地白给也行，但张仪必须交给自己。秦惠文王在面上不能做短视政治模式的爱好者，但揣摩透秦惠文王不好意思开口的心思，张仪主动请缨去楚国。作为醇儒的司马光，不会讲明白张仪是怎么给自己在楚国留后路的，其实早在籍籍无名来到楚国的早年时候，张仪就主动向楚怀王要来了到三晋寻找绝世美女的任务，此举让楚怀王宠爱的南后和郑袖对张仪大加贿赂，张仪最终在酒宴上以惊艳南后郑袖的表演，解除了自己的任务、哄的楚怀王自得意满，还顺利搭上了南后郑袖这条救命的楚国权贵暗线。出使出国之前，张仪给秦惠文王分析：秦强楚弱，自己还有靳尚和郑袖这条线来说服楚王。的确，楚怀王如果杀了张仪，等于给自己断了退路，现在秦国在蓝田、丹阳之战后有示好楚国的表现了，杀掉张仪就是给自己带来麻烦和损失。张仪出使被楚王囚禁后，靳尚果然发力了，一个说法是靳尚提醒郑袖，秦王有可能用土地和美女来赎回张仪；另外《战国策》《史记》的说法是靳尚先劝服楚怀王——楚国已经孤立无友，不宜得罪秦国，后说服郑袖可以通过卖张仪一个人情结交秦国和张仪两大外援。郑袖的利益诉求在于儿子能否当上储君，楚国的利益并非那么重要，她成功地让楚王不但赦免了张仪还很礼遇他，张仪为楚王分析了合纵之国救援楚国远水不解近渴的不可靠，秦国进攻楚国的便利快捷，由此秦楚结交才是上策。楚怀王对张仪肯定是无法完全放心的，但这是个管理学难题，但站在决策者的角度，无论如何都得找出一个可以最大限度规避风险的方案，即便有「误杀」的风险，也只能接受。为了给自己增加一重保险，靳尚向楚怀王请命，自己做监视张仪言行的人，这样既表明了自己的忠心，也在万一把张仪看走眼的时候，自己也是和楚怀王一样，是个受害者。靳尚得罪过的小臣，给魏国出使楚国的张旄出损招：刺杀靳尚嫁祸张仪离间秦楚，然后魏国获得安全和盟友。果然此计一出，秦楚反目，魏国得到秦楚示好，张旄的地位也能水涨船高。「小臣之戒」的意思就是「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1973年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了《战国纵横家书》，27篇有16篇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新发现的内容大部分是苏秦写给燕王和齐王的书信，从这个案例来推断，张仪对楚怀王说的话，也可能真的存在过完整的书信。《史记》记载苏秦张仪的交往过程，有特别戏剧性的一幕，苏秦为了自己的合纵大业把师兄弟张仪激怒到了秦国，得知真相的张仪，承诺要和苏琴的配合。但从其他线索来看，苏秦张仪非但不是同一时期纵横世界的一对双星，甚至苏秦活跃的时间还在张仪之后。为了让故事能够理顺，司马迁创作了苏秦和张仪各自的列传，而且内容就像上下联一般相互呼应和对仗。这很像民间文学的为数不多的故事模板，这些模板在全世界都通行。司马光照抄司马迁以后，事情就变成了张仪不但在楚怀王这里大大诋毁了苏秦的合纵套路，而且在离开楚国以后，马上跑到韩国，劝说韩襄王联合秦国对付楚国。就这样，张仪立下大功，得到秦惠文王的六座城邑的重赏，并成为封君，武信君。然后武信君出马，把齐国、赵国、燕国统统拉进了连横阵营，而且各个国家都向秦国割让了土地，这些事情的真实性很值得怀疑，张仪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去过齐国和燕国。张仪离开楚国以后做了一番外交操作，获得了外交上的巨大成功，竟然把秦国带上了前所未有的险境——一种没有敌人的境地。但这很可能是一种虚构，真正的事实大概率是张仪离开楚国之后，直接就回到秦国。周游列国的经历并不存在。东西方传统雄辩有很大的差别，西方重在演说面对的情况是「一对多」，而中国苏秦张仪这种口才大师，面对的往往只是国君一个人，是「一对一」。「一对多」要领是带节奏，调动非理性狂热。「一对一」，是找准痛点把利害关系的账算清楚。「一对一」很像一种销售逻辑，在外交方面，未见得国家利益就是痛点，真正的痛点也许是继承人资格、权力的稳定性、某个人的名誉或某个人的利益，找到痛点才能有地放矢。所谓把账算清楚，就是要把算法和结论通俗化、形象化、还要搭配斩钉截铁的语气。张仪是修辞大师，比如他见楚怀王的时候，就把楚合纵妄想比喻成「驱群羊而攻猛虎」在他嘴里，山东六国变成了绵羊，秦国变成了猛虎。在韩国发言。用的是特别形象特别有画面感的语言，把秦国人战场上凶神恶煞的嗜血形象，讲得活灵活现。又加上了「垂千钧之重与鸟卵之上」这个很有联想的比喻。到了赵国是完全不一样的套路，用的是一种低调陈述的路子，说话内容上虽然咄咄逼人，说法上却又恭敬又谦卑。张仪还毫不避讳地和赵王讲出秦国的军事部署和作战方案，完全不担心赵国或作出相应的防范，这样起到了让赵王胆寒的作用。张仪到燕国，为了挑拨赵国和燕国的关系，把很久远之前赵襄子灭亲姐夫的代国的惨烈故事再讲了一遍。上述这些张仪的滔滔雄辩很可能纯属虚构，但这些雄辩代表着战国时代修辞术和说服术的巅峰水准。秦惠文王死了，太子继位，太子就是对张仪看不惯的秦武王，这时候张仪刚刚搞定了楚怀王还在回秦国的路上。由于秦国的政权交接，山东六国又重新开始谋划合纵了。这个时候的战国七雄，都在向中央集权的方向发展，因为不集权就无力应对激烈的国际竞争，集权制的优势是效率高动员能力强，只要国军一声令下，全国上上下下，都得朝着国君指定的目标前进。集权国家就像一辆跑车，在操纵得当的时候可以风驰电掣，一旦哪里没控制好，很容易就遭受重创，甚至车毁人亡。秦国从商鞅变法开始进入了富国强兵的快车道，秦孝公去世，秦惠文王继位的时候，国家很可能发生剧烈震荡，但商鞅的政治遗产被秦惠文王很好地继承下来，虽然秦惠文王杀了商鞅。现在秦武王继位，张仪遇到了职业生涯里前所未有的危机。因为张仪靠着反复无常的小人品行，在国际上为秦国赚了不少好处，但秦国不能公然认可下三滥的手段。自己的国家总理太没人格了，国家也就没国格了。而且秦国的传统只有凭军功晋升才是正途，靠耍流氓封侯败相，就让全国人心里不平衡。周赧王五年，《资治通鉴》记载张仪给秦武王设计了平定天下的宏伟蓝图，其中包括自己去魏国，必然会招惹痛恨自己的齐国来攻打魏国，齐魏一旦相开打，秦国就可以出兵韩国。后来的事情和张仪所说的完全一致，但张仪把阴谋变成阳谋，最后让齐王搞明白整件事情的原委后，马上撤了兵。张仪因此在魏国得到了宰相之位，在任上一年后去世。这些记载其实有很多不合情理的地方。为什么还要记载张仪以这样的方式收场，可能是史料的匮乏和出于各种各样的考虑。张仪最可能的结局是落脚在魏国，他的故乡，但是没有被魏国政坛接纳，最后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在魏国去世。

　　司马光在交代张仪最后几年人生履历的时候，并不在乎史料来源的可靠性，这就导致了《资治通鉴》的文本出现了前后矛盾的地方。这是司马光很不该犯的错误，但他为什么不但会犯，还犯得如此大张旗鼓呢？

　　这件事虽然已经死无对证了，但如果壮起胆子揣测一下的话，很可能是因为司马光身上作为政治家的一面，压倒了作为历史学家的一面——他太想好好批判一下苏秦、张仪了，而如果本着历史学家的严谨态度，对张仪和苏秦的活动轨迹做出质疑的话，那就不但太颠覆世人的常识，也会严重削弱批判力度，因此也就削弱了《资治通鉴》的资治意义。

　　在司马光的时代，知识分子基本上都是通过《史记》来理解苏秦和张仪的，也就是说，《史记》版本的苏秦、张仪的故事早已经深入人心，而故事化的呈现又特别容易凸显意义，让表彰也好，批判也好，更容易找到切入点。

　　于是，《资治通鉴》先是夹叙夹议，说苏秦、张仪各以纵横之术驰骋于国际舞台，挣下了泼天的富贵，引得天下人纷纷效仿。

　　出名的纵横家除了这两位风云人物之外，还有魏国人公孙衍，也是靠耍嘴皮子名动天下的，其余还有苏代、苏厉、周最、楼缓，等等等等，满世界乱窜，凭着口才和欺诈争奇斗艳。这些人实在太多了，记载不过来，最出名的就是苏秦、张仪和公孙衍了。

　　这些人的绚烂履历，给天下人指出了一条通往成功的快行道。没办法，榜样的力量太能够鼓舞人心了。但这些人究竟配不配成为榜样，这就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了。孟子论之曰：或谓：「公孙衍张仪岂不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恶足为大丈夫哉！君子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正道，得志则与民由之，不得志则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诎，是之谓大丈夫。」

　　司马光要发议论了，首先引用孟子的话，因为孟子狠狠批判过张仪和公孙衍，说他们非但不是好榜样，反而都是坏典型。孟子的名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就是从这里来的。详细内容在第一季讲过（S1-237）。

　　孟子这些话说得对或者是不对，纯属价值判断，可以探讨，但重要的是，这些话揭示了一个很突出的社会现象，并且这个现象从战国时代以后竟然一直都没有过时，那就是传统伦理和现实人生的错位。

　　这种错位的极端表现，就是所谓「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或者「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试想一下，假如两者没有错位的话，那么功成名就、大展宏图的就应该是孟子这样的人，至于苏秦、张仪他们，就算不至于落得「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地步，最多也只能混成一个基层干部而已。

　　按说任何一种观念，只要它成为伦理道德观念，就意味着它成为了社会价值偏好的共识。而之所以能成为社会价值偏好的共识，一定因为人们只要遵循这种共识，就能在这个社会上活得更好。

　　假如某个社会里，人人把「杀掉邻居」当成道德义务，形成过这种共识的话，那么可想而知的是，这样的一个社会早就灭绝掉了，「见邻居不杀三分罪」的这种道德信条也就自然流传不下来了。那么最严峻的问题出现了：苏秦、张仪这种人，公然反道德而行，却能混得风生水起；孟子那种道德楷模反而到处碰壁，这个怎么解释呢？

　　最经典的解释，是把罪责推到社会身上：不是道德失效了，而是社会变坏了。

　　症结找到了，解决之道从这里判然两途：要么改变自己，方法是社会怎么坏，自己就怎么坏，只要适应坏世界的规则，就能如鱼得水；要么改变社会，把当下的坏社会改造成古老的好社会。

　　在儒家标准里，这就是君子和小人的分界线——小人改变自己以适应社会，君子坚守道德准则，如果社会和道德准则合拍，那就积极进取，以默默无闻为耻，如果社会和道德准则相悖，那就洁身自好，以功成名就为耻。

　　所以历朝历代，皇帝总要软硬兼施逼隐士出山，尤其针对那些名气大的隐士，因为名气大却甘当隐士，就算一辈子一言不发，也相当于天天在打皇帝的脸，骂这个社会是个道德败坏的社会。

　　在这套逻辑里边，最容易让人迷惑的，就是所谓好与坏。

　　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好社会，什么是坏社会，这纯属价值判断，而不是事实判断。

　　但凡价值判断，完全来自主观偏好，而不服从于客观现实。

　　我们站在人类视角来看大自然里不断发生的物种演化，不断可以看到环境的变化导致筛选规则的改变——比如吃树叶的昆虫是绿色的，假如基因变异导致了紫色昆虫的诞生，那么可想而知，这些紫色昆虫会因为在绿色背景下过于醒目，转眼间就被天敌猎杀干净，根本就没有繁衍后代的机会。

　　而如果树叶某一天突然全部变成了紫色，那么原本吃树叶的绿色昆虫就会因为在紫色背景下过于醒目而被天敌大量猎杀，这个时候，如果基因变异导致了紫色昆虫的出现，这些紫色昆虫就有机会大量繁衍后代，这些后代将会全部取代先前那些绿色昆虫。

　　这个规律属于客观事实，我们不会说绿色昆虫是好的，不会说绿色的树林对于昆虫而言是好社会，也不会说紫色昆虫是坏的，不会说紫色的树林对于昆虫而言是坏社会。我们之所以不以好坏论昆虫，仅仅因为我们不是昆虫。

　　如果我们站在上帝视角来看人类，道理是一样的，无非还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而已。

　　社会结构会发生变化，既有渐变，也有剧变，筛选规则自然也会随之变化，原先的适者变成了新环境下的不适者，惨遭淘汰；原先的不适者意外地相当适应新环境，左右逢源。

　　但是，当我们接受了这样的解释之后，新问题马上又出现了：自从春秋战国「礼崩乐坏」之后两千多年，孟子式的人物为什么没有灭绝呢？又为什么在全社会的道德共识当中，对苏秦、张仪式的做派始终都持批判态度呢？

　　大概原因有两个：一是文化，二是天性。

　　从文化上看，假如人类社会没有进化出先进的语言和文字，历史经验无法穿越时间的话，那么传统道德很可能会在社会转变的过程当中烟消云散，让位给全新的生存哲学。

　　从天性上看，亿万年的进化史给我们塑造出了适应群居模式的基因，但我们更适应小规模群居生活，既不是独居，也适应不来大规模的群居生活。这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谓「人天生就是城邦动物」的道理。

　　古希腊城邦就是典型意义上的小规模社群，先秦封建时代的宗法社会同样是典型意义上的小规模社群。在这样的社群结构里，人们身上自利和利他的天性都于生存有利，因此也都被赋予了价值观层面的意义，成为社群当中的道德共识。

　　而在礼崩乐坏，社会变大之后，人的天性变不过来，天然最容易认同的仍然是小规模群居社会里的价值准绳。

　　符合天性的生活总会令人留恋，这就像今天相亲市场上的男男女女们虽然都会遵守相亲的规则，互发照片，介绍个人的条件和家庭条件，拿条件比条件，但心里难免怀念着情窦初开的时候暗恋过的那个同班同学。当时的暗恋为什么就没有开花结果呢？没办法，学校和家长联起手来严禁早恋，专心抓学习呗。

　　但既然一代代人都把早恋当成洪水猛兽，为什么早恋偏偏屡禁不绝呢？这也没办法，因为人的身体和心智，都是为了在青春期交配和生育而设计成型的，就像人的道德意识就是为了小规模群居社会而设计成型的一样。

　　小规模群居社会，也可以称为熟人社会，所有成员之间都不陌生，祖祖辈辈在同一片土地上彼此陪伴。张仪如果拿自己对付楚怀王的那一套坑了村口的二伯，自己一定会被全村孤立，连媳妇都不好找了。

　　正因为社会变大了，重复博弈带来的约束力严重失效了，背信弃义才会变得那么有利可图。做好人还是做成功的人，是中国知识分子2000多年的经典难题，并因此分出了道德派和事功派，道德派认为道德至上，事功是道德的副产品，事功派认为事功最重要。如果表现在国家层面上，那么两派的分歧就可以表述为国家追求的目标应当是善还是富强，如果落实到个人身上那么两派的分歧就可以表述为人生理想应当是由善入圣，还是功成名就。做好人的代价就是未必能够成功，做成功人士的代价则是或多或少总会有那么一些时候需要牺牲道德。司马光师承扬雄，认为道德优先。在儒家谱系中，因为程朱理学打赢了其他学派，而朱熹又推崇孟子讨厌扬雄，因此孟子就水涨船高，扬雄也就越来越冷了，历史总是充满偶然性，观念和著作的流传未必真的都是优胜劣汰。醇正的儒学是一门高度入世的学问，不是哲学，因为它既不探究终极问题，也完全没有高来高去的抽象思辨，因为缺乏形而上学的基础，也就无法应对佛学的挑战，形而上学是认知的地基，人很难接受不确定的状态，如果没有一套形而上学基础的话，一切命题也只能浮在世俗层面。而朱熹给儒学补上了形而上学的基础，因此儒学也就有了坚实的地基，基本能应对佛学的挑战，同时让价值判断变成了客观规律，也因为朱熹补上了形而上学的基础，就能够轻松赢过其他儒学派系。随着程朱理学的大行其道，很多属于朱熹个人偏好的东西，也跟着鸡犬上天，朱熹不喜欢的，比如扬雄、荀子也就越来越冷了，这绝不是因为荀子和扬雄的学术水平真的不高。师承朱熹的司马光就被从北宋「六先生」当中剔除，只剩下了「北宋五子」。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学是更基础，更抽象，更具有本源意义的哲学。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形而上学也被称为「第一哲学」，如果没有坚实的第一哲学做基础，那么其他哲学就成了空中楼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