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人为什么死也要信教

　　2020年的开端，有两件大事重塑了我对韩国的记忆。

　　一个是《寄生虫》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一个是新天地教集会引爆疫情。

　　这两件事好像有种微妙的联系，因为想起韩国电影，总是少不了宗教的影子。只不过到了这个节点，韩国宗教市场之大，才第一次被全世界发觉。

　　注目近现代历史进程中韩国的宗教布局，可以发现，韩国是一个多宗教并存的国家，除佛教、基督教、天主教、儒教等主要宗教外，还保留着大量的原始宗教、新兴宗教。

　　除了教派繁多，韩国信徒人数更是占了国民总数近半。

　　韩国统计厅《2015年人口及住宅普查统计结果》显示：韩国宗教人口占总人口的43.9%，其中基督教信徒人数以1357万人排在第一位。某种意义上说，韩国已经变成了一个基督教国家。

　　韩国人究竟对信教有多狂热，仔细看看他们的爆款片，就会有所发现。

　　爆款韩影，都藏着宗教的影子

　　韩国的各种宗教中，我们在电影里最常看到的应该是基督教。

　　和美国、欧洲等传统基督教国家不同的是，韩国独特的日本殖民史使得教堂成为了韩国民族独立运动的发源地之一；日本殖民时期，朝鲜人不准使用汉语，只有在当时的基督教会可以例外。

　　韩国还有不少基督教系私立神学大学，如韩国高神大学、韩国长老会神学大学、韩国首尔长神大学等。导演奉俊昊的母校延世大学，作为韩国三大名校之一，其办学理念就是出自《约翰福音》，还设有神学系。

　　晚上乘飞机飞过首尔市内上空的人，都说首尔像一个巨大的公墓。这是因为整个市内被数不清的红色十字架所覆盖。

　　不必说《娑婆诃》、《哭声》和《与神同行》这种典型的宗教题材影片，只看今年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的《寄生虫》，就能知道宗教在韩国渗透力有多强。

　　影片开头有这样一个细节，一家四口在半地下室包装披萨盒，这个披萨订单是谁下的？——教会。

　　游民家的儿子想在爱民教会突然涌进来大量团体订单的时刻，抓住机会，代替之前披萨店缺席的兼职生的位置。

　　当镜头伸进富家女孩的房间，在模糊的背景中，我们依稀可以辨认出她桌上陈设的八音盒，是俄罗斯东正教的教堂造型。

　　在韩影里，无论电影的主题是否与宗教有关，导演是否刻意引导，民众生活内部的宗教痕迹，终会浮现在影片的角落中。

　　奉俊昊的另一部爆款影片《杀人回忆》里，当两位警察抓到一位嫌疑犯，在推断他是否是凶手的过程中，别人评价他“从没错过去教堂”成为了身份清白的保障。

　　警局对嫌疑人滥用私刑时，为嫌疑人鸣不平、到警局门口喊口号的，是嫌疑人的教友。

　　如果在中国，大概率则是亲属了。

　　宗教在现实生活中带给韩国民众的，从不只是值得称颂或批评的任何一面，而韩国导演们所做的，就是忠实地呈现这种复杂。

　　2013年的电影《素媛》里，影片中的小女孩素媛的家附近就有一座耸立的教堂，另一部反映儿童性侵案件的电影《熔炉》则直接把教会人士性侵儿童的新闻搬上了荧幕。

　　韩国平民的精神寄托

　　在韩国，基督教的实用主义得到了相当的凸显，平民将宗教作为了解决实际问题的一种手段，并融进了他们的日常生活。

　　韩国的一项宗教调查表明，新教徒信奉新教的理由，首先是为救援与永生的占45.5%，为了找心灵和平安的占37.2%，为了健康、财务方面神祝福与保佑的占7.1%。

　　许多基督教异端在发展信徒时，采取的方式也都相当实际，如利用语言教学、健身、心理康复课程的方式来吸引信众。

　　传播方式实际的基督教，成为了一些平民的生活中精神支柱。对这些平民来说，信基督不是为了在天堂永生，而是靠信仰消解生活中的痛苦，祈求尘世生活的幸福。

　　对这种情况描绘最力透纸背的，还要属作者导演李沧东。

　　他的《绿鱼》、《薄荷糖》和《诗》里的主人公在处于极度痛苦的状态时，都会以祈祷的方式缓解痛苦。

　　比如，《薄荷糖》里的妻子遭遇丈夫永浩出轨家暴之后无处发泄，只能借聚餐前祈祷的机会发出自己的心声。

　　20世纪70年代的韩国，曾兴起过妇女家庭教会运动，可以推测永浩的妻子是一位家庭教会的成员。

　　这些女性成员大部分来自中下阶层，多在主流教会和家庭教会保持双重成员身份，往往经历过家庭暴力、家庭关系危机、身体疾病和财政困难。

　　通过家庭教会，韩国妇女感受到了真实家庭不曾带给她们的温暖。

　　李沧东另一部感人至深的爱情片《绿洲》，里面的男主角忠都是一个被家庭抛弃的社会边缘人。

　　他在遇到身为脑瘫患者的女主恭洙后，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于是，他到街边请求神父的帮助，请神父为他做祈祷，以求他的生活更加美满幸福。

　　李沧东说，他的作品描写的并不是一个特殊的群体，而是韩国信基督教的人群的一种非常普通的生活方式。

　　韩国平民世界里，多数韩国人对宗教的接受主要基于现世考虑和心理诉求；不少人信仰宗教是为了满足团体归属感或寻找个人精神寄托。

　　然而，树大根深的韩国基督教，也有着挥之不去的阴暗一面。

　　多少罪行，假神之名

　　上世纪60、70年代，韩国政治动荡，半岛处于冷战状态颠峰，再加上韩国政府对于宗教的管控较弱，打着基督旗号的邪教组织在韩国大量涌现。

　　目前韩国公认的邪教组织就有统一教、摄理教、安商洪证人会、锡安基督教神学院和新天地教。

　　从朴槿惠的“世越号事件”到新天地教集会引爆韩国疫情，韩国人民深受邪教之苦。

　　韩国2017年播出的《救救我》，就是讲述主角家庭发生意外之后，投身宗教寻求慰藉，却不幸误入邪教的惊悚故事。

　　看似和善、可靠的一群人，实际上暗藏鬼胎，喂食信众精神药物、敛财、囚禁女信徒、性侵……类似的恶行罄竹难书。

　　邪教领导者披上新上帝的外衣，制造自己可以治愈疾病的假象，将手放在一位声称患有晚期胃癌的男病人身上，佯装抽出病魔，这种「隔空治病」的骗术正是朴槿惠之前信仰的永世教惯用的伎俩。

　　2019韩国悬疑片票房黑马《娑婆诃》，也是一部反映邪教的电影。

　　一个叫金帝释的人本来可以成佛，但是却听信了他人的预言：百年之后他将会遇到一个天敌，这个女孩将会在他曾经诞生的地方出生。

　　为了保持永生，金帝释一念成魔，他编造了一本经书，又培养了四大天王为其卖命，蛊惑信徒杀害1999年在宁越出生的所有女孩。

　　“一念成魔，一念成佛”，《娑婆诃》没有在诋毁宗教，而恰恰借用了宗教的精髓去探讨了邪教的现状：即便披上了宗教的外衣，依然会有恶的欲望存在。

　　自宗教诞生以来，就同时带给人们福祉与痛苦。韩国的宗教更是如此，它确实帮助和支持了无数普通人，但打着宗教旗号的恶行也给无数人带来折磨。

　　正如罗杰·加洛蒂在《论无边的现实主义》一书所说：“一切真正的艺术品都表现人在世界上存在的一种形式。”

　　光州事件、六月抗争、“世越号”沉船，新天地教事件……

　　韩国电影就犹如一面镜子，将光鲜社会背后的忧患搬上台面，也折射了不同的历史进程之中，民众和宗教互相哺育的事实。

　　这就是韩国电影最难能可贵的地方。

　　参考文献：

　　[1]〔法〕罗杰·加洛蒂.《论无边的现实主义》代后记[A].柳鸣九主编.二十世纪现实主义[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314.

　　[2]《2015年人口及住宅普查统计结果》，韩国统计厅，2016年12月，第15~16页.

　　[3] 翟翱炜、唐克.试析宗教对韩国总统选举的影响[J].当代韩国.2017(2).

　　[4] 峻冰、杨继芳 .“尘土式”生命回归——李沧东电影的宗教伦理叙事与另类底层建构.艺术评论.2019（7).

　　[5] 朱代伟.现代性的另一面——韩国电影中的基督教文化研究[D].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

　　[6]Hong, Sang Tae.The 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 ProQuest Dissertations Publishing, 2010. 34457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