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差异形成的原因(精选5篇)
文化差异形成的原因范文第1篇
翻译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即规定、描写和评价。规定性翻译研究关注“怎么译”的问题:将翻译定义为“用一种语言中对等的文本材料来代替另一种语言中的文本材料”[1],“把原语信息用接受语中最贴切最自然的对等语传递出来”[2],强调译文和原文“对等”或“等值”的文本关系。由于规定性翻译研究主要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只是关注了语言层面上的现象,而忽视了语言背后的社会文化背景,因此,翻译研究渐渐地走向了描写性研究。
描写性翻译研究关注“为什么译”的问题。其研究学者认为与其制定对翻译实践缺乏指导意义的规定,不如对以往的实践进行描写性研究。但是,描写性研究的结果表明:翻译不仅涉及语言、社会和文化,而且被译者、赞助人以及诗学和社会意识形态所影响,这种影响稍有不慎便会使翻译行为走向不同的极端。于是,这就涉及到了伦理的问题。
评价性翻译研究便是这样一种关注伦理的研究,它主要探讨“谁译”的人文价值。翻译中无时无处不存在差异,包括语言文字的差异、诗学的差异、文化的差异、时间的差异、地域国别的差异、性别的差异、作者与译者的差异、读者的差异、赞助人的差异、意识形态的差异和权力操纵的差异等等。对待这些差异,当前国内外学者们的态度比较明确,就是尊重差异,关注差异。[3]下面将主要讨论差异伦理与文学翻译中的异化。
二、文学翻译
文学翻译,顾名思义,就是对文学作品的翻译。由于文学作品本身形式复杂,包含的内容丰富多彩,因此使得文学翻译就不同于其它文本形式的翻译。
茅盾给文学翻译下的定义是:文学翻译是用另一种语言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时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享受。[4]苏联文艺学派代表人物加切奇拉泽的定义是:文学翻译是文学创作的一种形式,在这里它同原作要表现生活现实这一功能相似。译者按照自己的世界观反映自己选择的内容和形式浑然一体地还原原作中的艺术真实。[4]
由上面的定义可以看出,人们在谈到文学翻译时,更多的都是强调文学翻译的艺术审美。笔者认为,文学翻译除了要传达语言层面上的思想内容外,还要传达语言背后所体现出来的文化。下面将主要从“尊重差异”的角度来探讨如何传递语言背后的文化。
三、差异伦理
伦理是指人类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与行为的秩序规范,伦理构成了一个民族或文明所蕴含的文化传统。翻译不是个人行为,不仅仅是从原文到译文之间的文句流通,它涉及各种主体间的交往,是一种社会行为。因此,翻译需要伦理规范来指导译者协调处理各种主体间的关系。法国当代翻译理论家、翻译家、哲学家安托瓦纳·贝尔曼(AntoineBerman)于20世纪80年代最早提出了“翻译伦理”概念。他认为,“翻译的本质是开放、对话、杂交繁育、非中心化,它使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之间发生交往关系”,“翻译的任务是要产生协同增效作用,使语言得到丰富和发展,使错综复杂的文化空间得以拓展”[5]。翻译本质决定翻译伦理观,因此安托瓦纳·贝尔曼主张的翻译伦理观就是在目的语的语言和文化中“把‘他者’当作‘他者’来承认和接受”,尊重原作,也尊重原作中的语言和文化差异。
意大利裔美国翻译理论家韦努蒂认为翻译的伦理就是差异的伦理。他引用贝尔曼(Berman)的话说:“异化的翻译是道德的,因为异化是对文化他者的尊重,归化的翻译是不道德的,因为归化掩盖了原作的异质特征[6]。”
差异伦理就是要“尊重差异,关注差异”。所谓求异,也就是尊重他人文本中所描写的世界的完整性,尊重他人文本自身的价值。而实现这种伦理的翻译策略就是“异化”。下面仅从几个文学翻译的实例来说明如何通过“异化”的翻译策略来实现差异伦理的目标。
四、差异伦理与文学翻译的异化
语言和文化始终是翻译研究的两个重点。由于历史、地理环境以及意识形态的不同,导致了不同民族文化间的异质性。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因此,我们需要语言来体现文化的这种异质性。
文学作品最能集中体现各个民族的自有文化。它就像一部大百科全书,体现了文学作品背景下的科学、哲理、伦理、政治、法律、制度、民俗、教育、艺术、宗教。要真实地把原作展现给译语读者,就需要我们尊重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性,采取异化的翻译策略。下面仅从几个例子来探讨这个问题。
1.文化的真实重现
例1.这是七月下旬,合中国旧历的三伏,一年最热的时候。
译文:ItwastowardtheendofJuly,equivalenttothe“san-fu”periodofthelunarcalendar-thehottestday.
上面这个例子是小说《围城》开篇对天气情况的描述,译者采用异化的方法,把“三伏”音译成了“San-fu”。对于这样的译法,有的读者可能会认为译者翻译水平不高,或者是翻译时偷懒,所以就直接音译了。其实不然,把“三伏”音译成“San-fu”,一方面,丰富了英语的词汇,英语中有很多是外来语,经过日积月累,便渐渐地成为了英语的一部分,现在我们已经能够在英语中找到许多音译的汉语词语,比如“Toufu”“Gongfu”和“TaiChi”等;另一方面,在文化上,“San-fu”这个陌生的词,会引起译语读者关注中国的地理文化。
例2.她以后每天早晨在菩萨面前点香的时候,替我默祈幸福。
译文:EverymorningafterwardswhenMrs.SulitincenseinfrontoftheBodhisattva,shemadeasilentprayerformyhappiness.
这个例子同样来自于《围城》。译者用异化的方法把“菩萨”译作了“Bodhisattva”,而不是译作“God”。这样,可以使译语读者了解《围城》创作时大部分人的;另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即使过了一个世纪,当人们看到译本时,也还能了解到当时大部分中国人的信仰是佛教,有助于历史的考证。
2.语言表达风格的重现
例3.宝玉便拉他的手笑道:“好姐姐,你也理我理儿呢。”
译文1:Baoyutookherhand.“Dobenicetome,Sister!”hebegged.
译文2:Bao-yuseizedherhand:“Come,mydear!YoumusttakenoticeofmeifIspeaktoyou!”
译文1是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及其夫人戴乃迭的译本。这个译文采用了异化的翻译方法,在英文环境里体现了一种中国式的人们日常谈话的口气。译文2是霍克斯的译本,他采用了归化的翻译方法,把这种中国式的谈话用地道的英文翻译了出来。这两个译本采用了完全对立的翻译方法,对比两个译本,我们可以发现,从传达原文意义这个方面来说,二者的效果是一样的;但是,从语言风格上,杨的译本能让译语读者感受到强烈的中国语言味,而霍克斯的译本对于时时处在英语环境的读者来说,他们丝毫感觉不到这种异域语言的氛围了。
例4.呀,小姐,你连累我也!哥儿,你先去,我便来也。
许译:Rosesays:Alas!Myyoungmistress,youhavecompromisedme.Goahead,myyoungmaster,andIwillcomeimmediately.
奚译:Crimsonspeaks:Missy,you’vedraggedmeintoitnow.Brother,goonahead;I’llbethereshortly.
这段文字出自于《西厢记》。译文1是我国著名翻译家许渊冲的译本,译文2是美国汉学家奚如谷(StephenH.West)与荷兰籍汉学家伊维德(WiltL.Idema)的译本。对比两个译本,译文1用了归化的翻译方法,这样就将剧本的场景设置在了英语国家的环境里;而译文2采用了异化的翻译方法,重现了原文的语境。毫无疑问,译文2更能使读者感受到译语语境的风采。
文化差异形成的原因范文第2篇
关键词:建筑外立面设计 南北建筑 差异
中图分类号:TU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4)03(a)-0053-01
随着时代的发展,钢筋混凝土建筑已经取代了传统木质建筑,但是设计者还是可以把钢筋混凝土建筑的立面设计成和木质建筑的外观一样。这同时也说明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影响,世界各国的建筑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一定的趋同性。通过本文,笔者一方面希望能够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另一方面,希望能够给相关人员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1 建筑外立面设计概述
建筑立面大多都是由许多部件组成的,一般包括门窗、墙柱、遮阳板和雨篷等等。立面设计的主要目的就是将这些部件的尺寸大小和比例关系,以及材料色彩等进行合理地安排设计。通过形的变换和线的方向变化等,确保建筑物外形的统一,同时也要保证建筑物的外形变化与内部空间的协调统一,进一步达到简洁、朴素和大方的外观效果。建筑物的立面设计在追求建筑物应有的功能的同时,现代的建筑设计还应该追求形式上的美观,一个好的建筑设计还应该体现某一地区所代表的文化风格。建筑的立面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某一地区形象的表现,建筑立面设计也能体现出地区的一种精神面貌。立面设计作为建筑设计中最直观的一种,受到地区差异的影响非常大。建筑和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当建筑物的结构被表现出来的时候,更重要的是要求建筑结构上要合理。建筑形式和结构之间的协调和和谐是结构设计成功的关键所在。必须要保证建筑物的结构与其融合起来。建筑设计者都应该尽量使得建筑的艺术形象得到很好的表现,并使建筑物有一个完美的结构形象。
2 我国南北建筑外立面设计的差异
2.1 南北建筑在气候因素影响下的差异
我国南北建筑外立面设计具有很大的差异。南方气候由于比较炎热,居民建筑的墙体和屋顶一般都设计的较为单薄,这样就使得建筑不仅仅可以自由地伸缩,最重要的是保证其通透性也比较的好。然而,我国北方地区的气候比较寒冷,为了满足民居能拥有充足的日照,北方居民的建筑物设计的都要求保证坐北朝南的形式。越往北,由于气温越低,建筑物的设计用地就越宽松。另外,为了能够进一步的抵御寒冷的气候,北方的建筑物的墙体和屋顶就应该设计的更加的厚实,这使得北方建筑的体形看上去就显得比较的笨重,而且建筑物空间也会受到建筑物体形的影响很大,这就造成了北方建筑都呈现出了规整的形体。因此,我国南北建筑在气候的影响下出现的差异很大。
2.2 南北建筑在地形等因素影响下的差异
我国北方的地形主要是以广泛的平原与高原为主,但是,北方的人口密度相对比较稀疏,因此,北方建筑大多属于平原型的构成,建筑的建筑地址大多数也会设在较为平坦的地区。当然,北方的村落和院子的规整布局都是由于地形的平整造成的。同时,北方同一地区建筑物的形式一般都会设计的相当一致。与此相比,我国南方的建筑由于南方的地形复杂多样,建筑物形式也会各不相同,从而出现了建筑物相互适应的建筑形式。因此,我国南北建筑在地形等因素影响下的差异也很大。
2.3 人文因素影响下的南北建筑差异
我国南北居民的审美观念和文化习俗都具有很大的差异,这同时也是造成南北方建筑物风格差异的原因之一。北方建筑一般都具有规整、简单和一致等特点,而南方建筑由于受到多种因素共同影响而显得繁杂多变。同时,南北建筑的装饰在人文传统差异的影响下也有很多的不同,北方建筑的装饰还是比较的抽象和注重传统的形式,而南方建筑的装饰就相对比较的写实。因此,由于人文因素的影响,我国南北建筑不仅差异比较大,而且建筑物的装饰也有较大的差异。
2.4 南北建筑在造型与立面设计上的差异
由于传统人文因素的影响,南方建筑物更多要求的是清新通透,因此南方建筑立面大多设计为浅色,同时在建筑材料的选择上,南方建筑选择较多的是涂料、木结构和钢结构等。在北方建筑的造型与立面设计中,显得比较厚重和朴实。这样导致在材料的选择上北方居民会尽量选择以砖和石头为主。因此,南北建筑在造型与立面设计上的也存在差异。
3 地域差异对建筑外立面设计的影响分析
3.1 物质因素
我国的南北地区由于自然环境的相同,导致建筑物的立面设计也有着相应的不同。由于受到地域差异和环境因素的影响,现代的建筑物设计大多注重人与环境的和谐,同时通过人与环境的设计风格和谐来实现建筑具有充实的视觉效果。因此,地域差异导致的物质因素不同会影响建筑外立面的设计。
3.2 气候因素
我国南北地区最大的差异就是气候上面的差异,同时气候差异也会对建筑的立面设计有一定的影响。气候是影响立面设计装饰的主要因素之一,主要是由于气候因素影响建筑的立面装饰设计的程度很大。气候的改变也影响了室内的装饰,设计者会尽量使室内的空间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例如:对于既炎热又相对潮湿的地区,在设计建筑物的风格时,在建筑物上还应该额外加上窗口的遮阳设施等。
3.3 精神文化因素
精神文化因素主要是由于地域的差异和文化的不同造成的。同时,精神文化因素也是建筑立面设计的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每个地区的民族文化和社会制度都会影响到建筑的结构和风格。各个地区的历史传统也不同,进一步就形成了各个地区特殊的文化。建筑设计者对当地的自然环境和风俗习俗的影响有着自己独特的想法,他们独特的想法就会在建筑物的设计中逐渐形成不同的设计风格。同时,由于受到传统文化因素的影响,在进行建筑物的立面设计时,设计者们更加趋向于将自己的思想赋予到建筑设计之中。因此,精神文化因素也会对建筑物外立面的设计带来差异。
4 结语
总而言之,建筑物的立面设计由于受到各个地区不同的文化、环境和地域差异的影响而出现巨大的差异。设计建筑物的时候,设计者要想设计出即要符合本地区文化还要保证建筑物的结构与外观都符合要求的建筑,就一定要充分了解本地区的文化因素和物质因素。因此,目前研究南北方建筑外立面设计的差异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由于本人的知识水平有限,因此,本文如有不到之处,还望不吝指正。
参考文献
[1] 孔智麟.地域差异对建筑立面设计的影响探讨[J].企业技术开发,2012,29(23):46-47.
[2] 董梁涛.建筑立面设计受地域差异的影响因素分析[J].城市建筑,2013(28):31.
文化差异形成的原因范文第3篇
关键词:文化差异;文学翻译;源语(source language) ;目的语(target language)
随着全球经济、政治和科技的一体化,多元文化并存势在必行,文化在各国交流与往来中变得极为重要。受其影响,文化成为文学翻译作品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今天的社会中,翻译已不再仅仅被看作是语言符号的转换,而被看作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的行为。翻译成为了一种文化模式的转换。人们用“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跨文化交际) ”、“intercultural cooperation ( 跨文化合作) ”、“acculturation(文化交融) ”或“t ransculturation(跨文化交际) ”等一系列术语来替代“翻译”(郭建中,2000 , P277) 。因此,怎样更加准确、恰如其分地处理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差异是创造完美翻译作品的关键。本文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尽量减少文化差异的四种不同的翻译方法。
一、文学体裁和文化差异
翻译实践是与翻译作品的文体紧紧相联的。不同文体的翻译作品有着各自独特的语言特征。只有在同时掌握源语和目的语两种语言的特征且能熟练运用两种语言的情况下,译者才能创造出真实体现源语风格的翻译作品。作品语言风格的不同就意味着所蕴涵的文化因素也各不相同。例如:就科技体裁的文章而言,其所承载的文化因素较少。在这类作品的翻译过程中,准确如实地将源语信息内容转化成目的语远远比对两种语言文化的转换要重要得多。相反,在文学体裁的作品中,如小说、诗歌、散文等,文化就成为翻译中应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如果忽略了文化因素,译作就成了没血没肉的、只是由词汇和句子堆积起来的躯壳。在读者眼里,失去了文化的译作也是没有灵魂的作品。因此,优秀的译者在文学翻译实践中应充分考虑如何处理不同体裁作品中的文化差异。
在所有的文学作品中,诗歌是富含文化因素最多的一种文学体裁,无论是其形式或内容都充分展现了它自身的文化特性。例如:英语的十四行诗和汉语的七律诗都体现了各自浓厚的文化特色。在翻译实践中,除准确地再现诗的内涵、风格和原作者的思想外,还应译出诗的文化特色。许多翻译技巧,例如增补、注释、回译、替代等,都可以用来解决翻译中出现的文化差异现象,从而使目的语读者能够充分体会源语的文化风格。众所周知,汉语语言重视意合(Parataxis) 而英语语言注重形合(Hypotaxis) 。汉语意合的典型特征就是语言中有许多无主语句和不完整的句子,但是,在正常的英语语法中,句子必定有主语。因此,在英汉翻译中,可以通过增加或删减主语、宾语、关联词等来实现语言和篇章的连贯以及解决两种语言文化差异的矛盾。例如,唐代诗人李白的《静夜诗》中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可译为了符合英语形合的特征,译者按照英语“主谓宾(SVO) ”结构的语言模式,增加了主语“I”、关联词“if”和谓语动词“see”;译者采用诠释的方法,将“床前明月光”译成了“Abed , I see a silver light”1替代也是通常用来弥补文化差异的一种翻译技巧。例如:“众人拾柴火焰高”可译作”Many handsmake light work”。这里,译者根据英语读者的文化习惯用“众人干活活不累”替代了“众人拾柴火焰高”。再如,“胆小如鼠”被译作“as timid as a rabbit”。当汉语转换成英语后,“兔子”代替了“老鼠”,因为英语国家的读者在他们的文化氛围中认为“兔子最温顺”,而不理解“胆小如鼠”。其它类似的例子如下:
如鱼得水like a duck to water
多如牛毛as plentiful as blackberries
一箭之遥at a stone’s throw
水中捞月to fish in the air
身壮如牛as st rong as a horse (陈安定,1998 ,P271)
翻译之前,认真研究文学作品的体裁和语言特征是处理文化差异的一个关键。译者应根据英汉两种语言的特征,采用增加、注解、替代等不同方法尽量减少英汉两种语言之间的文化差异。
二、动态对等和文化差异
为使源语和目的语的之间的转换有一个标准,减少差异,尤金·A·奈达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根据翻译的本质,提出了著名的“动态对等”翻译理论,即“功能对等”。在这一理论中,他指出“翻译是用最恰当、自然和对等的语言从语义到文体再现源语的信息”(郭建中,2000 , P65) 。奈达有关翻译的定义指明翻译不仅是词汇意义上的对等还包括语义、风格和文体的对等,翻译传达的信息既有表层词汇信息也有深层的文化信息。“动态对等”中的对等包括四个方面:1. 词汇对等,2. 句法对等,3. 篇章对等,4. 文体对等。在这四个方面中,奈达认为“意义是最重要的,形式其次”(郭建中,2000 , P67) 。形式很可能掩藏源语的文化意义并阻碍文化交流。因此,在文学翻译中,根据奈达的理论,译者应以动态对等的四个方面作为翻译的原则准确地在目的语中再现源语的文化内涵。
为了准确地再现源语文化和消除文化差异,译者可以遵循以下的三个步骤。第一,努力创造出既符合原文语义又体现原文文化特色的译作。然而,两种语言代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文化可能有类似的因素,但不可能完全相同。因此,完全展现原文文化内涵的完美的翻译作品是不可能存在的,译者只能最大限度地再现源语文化。第二,如果意义和文化不能同时兼顾,译者只有舍弃形式对等,通过在译文中改变原文的形式达到再现原文语义和文化的目的。例如,英语谚语“white as snow”翻译成汉语可以是字面意义上的“白如雪”。但是,中国南方几乎全年无雪,在他们的文化背景知识中,没有“雪”的概念,如何理解雪的内涵? 在译文中,译者可以通过改变词汇的形式来消除文化上的差异。因此,这个谚语在汉语中可以译作“白如蘑菇”,“白如白鹭毛”(郭建中,2000 ,P63) 。再如,英语成语“spring uplike mushroom”中“mushroom”原意为“蘑菇”, 但译为汉语多为“雨后春笋”,而不是“雨后蘑菇”,因为在中国文化中,人们更为熟悉的成语和理解的意象是“雨后春笋”。第三,如果形式的改变仍然不足以表达原文的语义和文化,可以采用“重创”这一翻译技巧来解决文化差异,使源语和目的语达到意义上的对等。“重创”是指将源语的深层结构转换成目的语的表层结构(郭建中,2000 , P67) ,也就是将源语文章的文化内涵用译语的词汇来阐述和说明。例如:“He thinks by infection , catching an opinion likea cold. ”
“人家怎么想他就怎么想,就像人家得了伤风,他就染上感冒。”(刘宓庆,1998 ,P122)
在此句的英文原文中,原文的内涵并不是靠词汇的表面意义表达出来的,而是隐藏在字里行间里。
因此,如按照英汉两种语言字面上的对等来翻译,原句译为“他靠传染来思维,象感冒一样获得思想”,这样,原文的真正意义就无法清楚地表达。事实上,在汉语中很难找到一个完全与英文对等的句型来表达同样的内涵。于是,译者将源语的深层结构转换成目的语的表层结构,即用目的语中相应的词汇直接说明、解释原文的内涵,以使译文读者更易接受译作。
根据奈达的翻译理论,文化差异的处理是与从语义到文体将源语再现于目的语紧密相联的。只有当译文从语言形式到文化内涵都再现了源语的风格和精神时,译作才能被称作是优秀的作品。
三、异化和归化
近20 年来,越来越多的翻译者都将翻译视为交际翻译或文化翻译。为处理交际或文化翻译中源语和目的语之间的文化因素和文化差异现象,产生了异化和归化两种翻译理论,从而为解决文化差异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转贴于 异化,在英语中可称作alienation 或foreignization ,是以源语文化为归宿的一种翻译理论。美国翻译家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 是异化理论的代表。他提出了“反翻译”的概念,即译作在风格和形式上应完全保留源语的特色,“不同于”目的语,且忽略目的语读者是否接受源语的文化意象。
对于赞成异化理论的译者而言,翻译的目的是推崇文化交流,是让目的语读者理解和接受源语文化。
因此,译者无需为使目的语读者看懂译文而改变原文的文化意象,相反,译者应将源语文化“移植”于目的语文化中,以让译文读者直接理解和接受源语的文化。在《红楼梦》的英译中,杨宪益先生采用了异化理论,保留了源语的文化因素。例如:“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Truly , storms gather without warning in nature , and bad luck befalls men overnight”(郭建中,2000 ,P281)
此处,杨先生直接将富含中国文化意象的词汇转换到了英语中。“storm”和“luck”两个单词在汉语中就是“风云”和“祸福”,在英语中却失去了对等的含义。但为了保留源语的文化特色,杨先生采用了异化的理论来处理不同的文化意象。再如:“谋事在人,成事在天”“Man proposes , Heaven disposes”( 郭建中,2000 ,P6282)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是一句源于英语的成语。
在英语国家的背景知识中,只有“神( God) ”,没有“天”。然而, 《红楼梦》是一部贯穿了中国佛教和道第5 期廖 红 如何处理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差异457 ? 1995-2004 Tsinghua Tongfang Optical Disc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教思想的中国古典小说。为了保留原文的文化氛围,杨先生在翻译时根据异化的理论将“天”译作了中国人信仰中的“Heaven”,而不是西方人所信仰的“God”。
与异化相反的理论是归化,即adaptation 或domestication。归化是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翻译理论。尤金·A·奈达是归化理论的代表。奈达认为“翻译作品应是动态对等的,不仅表达形式而且文化都应符合目的语规范”(郭建中,2000 , P79) 。对于赞成归化的译者而言,翻译作品时应排除语言和文化两方面的障碍,翻译的责任就是消除语言和文化障碍,让目的语读者接受译作。因此,只追求词汇上的对等是不够的,翻译最终的目的还应是通过将深层结构转换成表层结构或翻译“文章内涵”来获得“文化”对等(郭建中,2000 , P279) 。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es) 在翻译《红楼梦》时使用了归化的理论。例如,霍克斯直接将英语成语“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翻译为成语本身的风格,即“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他将带有佛教色彩的“天”译为西方读者更为接受的“神( God) ”。在翻译台湾小说家白先勇的英语小说《永远的尹雪艳》时,译者也使用了归化的方法来处理文化差异。“Lyceum”的本意是指在希腊人们观赏戏剧、歌舞或交流学术经验的地方。在英译汉的过程中,为满足中国读者的习惯将其译为“兰心剧院”。“兰”源于中国文化中的“梅、兰、菊、竹”,是一个极富中国文化底蕴的词汇,远比直接将“Lyceum”译为“剧院”意义深刻得多;其次,四字词组属典型的汉语特征。因此,“兰心剧院”的翻译是以目的语———汉语作为归宿的。
在翻译中,异化和归化是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论,但是它们相互之间并不矛盾,可以同时为翻译者所使用。通过对翻译所有因素的分析和比较,译者可以使用异化或归化处理翻译中的文化差异,以达到不同的效果。例如,当译者想介绍源语文化时,用异化理论来表达源语文化的风格和形式;反之,当译者打算适应目的语读者时,归化应是第一选择。
四、创造性叛逆和文化差异
在文学翻译中,译者经常思考究竟是按照源语规范直接翻译源语文本还是依照目的语规范再创源语文本使其更像目的语的文本,更能为目的语读者接受。事实上,创造性本质蕴藏于任何文学翻译作品中。在某种程度上,翻译作品不仅仅是源语文本的再现,而且与源语文本相比较是一种再创造。法国文学家、社会学家罗伯特·埃斯卡皮认为“翻译就是一种创造性叛逆”(埃斯卡皮,1987 , P137) 。创造性叛逆是一个与文化差异处理直接相关的术语。正是由于它的存在和使用,出现了许多超过原作的优秀的翻译作品。例如,诗人惠特曼认为弗雷里格拉(Freiligrath) 翻译的德语版的《草叶集》远远地胜过他自己的原作。
创造性叛逆广泛存在于文学翻译中。它具有两方面的目的:
一是满足目的语读者的文化思维和习惯并使他们较容易地接受译作。例如,法国小说家巴尔扎克的小说La Cousine Bette 和Le Pere Goriot直译为汉语应是《表妹贝德》或《堂妹贝德》以及《高里奥大伯》,但是为了缩短目的语读者和原作之间的距离,翻译家傅雷根据人物性格特征和作品独特的背景将这两部作品译为更符合中国读者习惯的《贝姨》和《高老头》。傅雷的翻译在中国读者中广为流传以至原作的法语标题渐渐为人们所淡忘。
二是用强行的方式向目的语读者介绍源语,包括源语的语言和文化知识。例如:在翻译T. S. 艾略特的《J ·阿尔弗雷得·普鲁弗洛克的爱情歌》中的:“Should I , after tea and cakes and icesHave the st rength to force the moment to it scrisis !”(谢天振,1999 ,P150)译者为了向中国读者介绍欧化句型,将其译为:“是否我,在用过茶,糕点和冰食以后有魄力把这一刻推到紧要关头” ( 谢天振,1999 ,P150)
从中国读者的角度出发,这个翻译的句子无论是从意义还是从句型结构而言,都与他们所能接受的文化相差甚远。但译者使用创造性叛逆的手法再现了源语的风格和内涵。
创造性叛逆的使用为解决许多文化差异上的矛盾和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向。然而,在文学翻译中,值得注意的是创造性叛逆绝对不能毫无止境、不经思索的乱用。在使用创造性叛逆之前,译者首先还应遵循一定的翻译标准或原则,例如严复的信、达、雅,奈达的动态对等,钱钟书的“化”等;其次,在处理一些特殊的富含文化底蕴的意象时,用创造性叛逆来满足目的语读者的需要或推介源语概念。
另外,译者应记住滥用创造性叛逆会导致对读者毫无益处的“坏译”、“误译”或“错译”。
从以上所分析的,我们得出结论文化是文学翻译中极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如何处理源语和目的语之间的文化差异直接影响翻译质量和效果。只要译作能够生动、全面的再现源语作品并为目的语读者接受,处理文化差异的方法就是合理的、恰当的且值得在文学翻译领域内宣传和传播。
参考文献
[1 ] 埃斯卡皮1 文学社会学[M]1 王美华,于沛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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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刘宓庆1 问题与翻译[M]1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公司,19981
[ 7 ] 谢天振1 译介学[M]1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1
文化差异形成的原因范文第4篇
关键词:归化异化习语翻译
1. 英汉习语的文化差异性
生存环境的不同使习语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本土人能轻易明白的习语内涵,外国人却会不知所云。语言学家伊思·罗伯逊在其《社会学》中指出:语言是文化的根本,没有它,文化就无法存在;而习语又是语言的精髓,所以习语更加能够折射和反映文化。可见,文化的覆盖面很广,它是一个错综而又复杂的体系。如果不了解习语的文化背景,及易造成对习语的错误理解。例如:在不了解英汉文化差异的情况下,人们可能将汉语中“龙”错误等同于英语中“dragon”。因此,在英汉习语的翻译中,必须对英汉文化差异有所了解。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1. 地理环境
习语的产生与人们的生活的环境密切相关。英国是一个岛国,其日常生活与海洋密切相关。所以,英语中出现了大量有关海洋的习语,例如:He is all at sea as to what to do next.(他惘然若失,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all at sea”指在海上漂泊,以致船上的人都不知身在何处。如今这一习语意为“不知所措”。此类短语在英语中大量出现,如 “a drop in the ocean”, “plainsailing”, “between the devil and the deep blue sea”, “feel under the water”。而中国自古以农业为主,对航海知识所知甚少,却有很多习语与农业相关。例如:“瑞雪兆丰年”、“枯木逢春”、“拔苗助长”、“顺藤摸瓜”、“瓜熟蒂落”。
1.2. 风俗习惯
习语作为民族文化的特殊组成部分,与民族的风俗习惯紧密相关。英国人饮食和养宠物的习俗就对英语有很大影响,一个典型例子是对狗的态度。人们对狗有深厚的情感,“狗”在英语中没有任何贬义色彩。,归化异化习语翻译。在习语中,人们常以狗喻人。如You are a lucky dog(你是一个幸运儿),Every dog has his day(凡人皆有得意日),Olddog will not learn new tricks(老人学不了新东西)等等。而狗在汉语中是一种卑微的动物,在习语中多含贬意,如“狐朋狗党”、“狗急跳墙”、“狼心狗肺”等。虽然近些年养宠物的人数大大增加,狗的地位似乎有所改变,但其贬义形象却深深地留在汉语文化中。如此看来,英汉语中狗的形象差距甚远,这给英汉习语的互译造成一定困难。如长期来很多译者将“走狗”译为 “running dog”,这必定在英汉语读者中引起截然不同的感受。
1.3 文学
一个民族的文学是该民族语言的精华,是民族精神的外在体现。文学巨匠们锤词炼句,使文学作品中的精彩语句在民间广泛流传,最终形成习语。如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妙语连珠,许多语句脍炙人口,逐渐成为习语,例如《奥赛罗》中“green-eyed monster”。“green”的概念意义与中文“绿色”含义相同,但联想意义却与中文大不相同,含有“嫉妒”之意。如:Robert is a green-eyed monster but he tries to hideit.(罗伯特是一个嫉妒鬼,但他总试图掩饰这点。)
1.4. 社会历史
英汉两种语言中还有大量由历史典故形成的习语。这些习语往往不能单从字面意义去理解。如英法在历史上曾发生百年战争,法国在历史上曾是英国的死对头,很多习语反映了英法曾有的矛盾。如“take a French leave”意指“不辞而别”,类似习语如meet one’s Waterloo(一败涂地),a Dutchtreat(各自付费,AA制)。而汉语中的习语很多来源于中国经传典籍、寓言故事和神话传说,例如“守株待兔”、“愚公移山”、“黔驴技穷”等源于寓言故事,“夸父追日”、“嫦娥奔月”、“画龙点睛”等出自神话传说。这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古代文化,很难在英语中找到对等的习语。
1.5. 宗教信仰
宗教对各民族的历史发展都有着重大的影响,许多习语带有深厚的宗教色彩。英美人信奉基督教,《圣经》中一些故事和人物在西方世界家喻户晓,逐步形成了习语。如: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天助自助者)。又如“as old as Adam”,因为亚当是最早的人类,这一习语译为“很久以前的、极古老的”。而在中国,佛教传入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人们相信“佛”在左右着人世间的一切。与此有关的习语很多,如“借花献佛”、“五体投地”、“大慈大悲”、“不看僧面看佛面”、“跑了和尚跑不了庙”等。,归化异化习语翻译。
2. 异化翻译与归化翻译
2.1. 归化与异化
所谓归化,即在翻译处理中要求译者向目的语言读者靠拢,采取读者所习惯的目的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归化派代表人物奈达 (Nida) 提出了“译文基本上应是源语信息最切近的自然对等”的主张。他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出发,把译文读者置于首位,并仔细分析源语信息的意图,采用“功能同构”策略以寻求译文读者和原文读者的同等反应。其功能对等理论认为,翻译是一种交流,翻译过程注重人们从译文中获得什么,译文的表达方式是完全自然的。通顺的归化翻译能让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避免文化冲突,消除文化障碍,最终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
所谓异化,即是要求译者向作者靠拢,采取相应于作者所采用的原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美国解构主义翻译家韦努蒂 (Venuti) 主张异化译法。其目的是要发展一种抵御目的语文化价值观占主导地位的翻译理论和实践,以表现外国文本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他提出一种反对原文通顺的翻译理论和实践,即解构主义翻译理论。韦努蒂认为,翻译的目的不是在翻译中消除语言和文化的差异,而是在翻译中表达出这种语言和文化的差异。简言之,异化就是承认并容忍差异,并在目的语中表现该文化差异。
2.2. 习语的翻译策略
总体来说,归化法以译语或译文读者为归宿,主张使用读者熟知的译语表达方式,使译文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完全相同或相近的认知和感受,从而克服文化障碍,避免文化冲突。异化法则认为,翻译的目的不是在翻译中消除语言和文化的差异,而是在翻译中表达出这种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异化法无疑更能表现异域文化的不同,促进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因此笔者认为翻译过程中应以异化法为首选考虑。当然,作为不同的翻译手段,归化与异化都有其优势和不能尽善之处。因此,在对英汉习语的翻译过程中,要综合考虑习语的特点及人们的心理接受程度,灵活使用翻译策略。具体说来,可以考虑以下方法:
2.2.1. 异化直译法
异化直译指在不违背目的语规范和不引起错误联想的前提下,在译文中尽量保留原习语中的比喻、形象、民族和地方色彩,同时又传达了原文的内容,不仅保存了原文的字面意义、形象意义和隐含意义,而且在修辞作用与风格上与原文相符,即目的语的习语可用与源语相应的习语来翻译。例如“失败是成功之母”译为 “Failure is the mother of success”,“祸不单行”译为 “Misfortunes never come singly”。,归化异化习语翻译。这样即保留了字面意义,又生动形象。
2.2.2. 异化直译加注法
翻译中,原文中的一些喻体的内在含义是目的语读者难以理解的,仅仅直译会造成理解困难。但是在直译的基础上对典故、喻体加以注释说明,既不会歪曲原文的形象,又有益于文化交流。如“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译为 “Three cobblers with their wits combinedequal ZhugeLiang the master mind.” 对中国人而言,诸葛亮是智慧大师,但英美人未必知道这一点,译文中以the master mind加注,使译文含义一目了然。有人认为,加注会影响阅读,但既然读的是外国的作品,肯定有不懂之处,通过加注可以更好了解外国文化,因此是一种必要的手段。
2.2.3. 归化意译法
英汉习语毕竟属于不同语言,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产生。有时过分强调异化法,会加重读者对译文的陌生感,使读者难以接受,最终妨碍文化交流。故根据目的语的民族心理,在异化译法无法表达的情况下,可采用归化意译法,即舍去形象而重在喻义的表达。比如 “lucky dog” 只能译为“幸运儿”。如果对国人说“你是一只幸运狗”,料想会遭来一场争吵。,归化异化习语翻译。再如:“我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给玉山捎个话。”译为 “If any thing should happen to me,let YuShan know.”
2.2.4. 归化解释性翻译法
由于汉英文化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因此汉英的很多典故习语必然带有强烈的历史文化色彩。,归化异化习语翻译。翻译中如舍弃原文中富有民族特色的形象而代之以平淡的概念,不仅译文单调,失去原汁原味,更无特色可言。而解释性翻译可解决上述矛盾,即在译文里既保持原文的典故、喻体,又加上简要的解释,以突出其形象特征。这样可省去繁琐的注释,使译文读者获得鲜明的印象,抓住原文中所用典故的精神实质。如 “This hopeful young person soared intoso pleasing a Cupid as to constitute the chief delight of maternal part of the spectators.”(Dickens,Hard Times) 译为“这个很有希望的年轻人就扮成极其讨人喜欢的插着双翅的爱神丘比特”译者在保持形象的基础上加一些注释性的词语,既完整地表达了原意,又增强了修辞效果。,归化异化习语翻译。丘比特的形象是个手挽弓箭、长着双翅的美貌男青年。如译文只直译其名,则显得枯燥,读者也许还得查看注释。
2.2.5. 异化归化结合法
由于英汉两个民族在文化上的种种差异,有的习语在目的语中难以找到和源语中相对应的喻体,译文难现原文含义。即使用异化法保留了原文的文化色彩和形象,但显得生硬,且容易造成语用失误;如完全采用归化译法,则牺牲了原文的生动形象和异域文化色彩。因此可采用异化归化结合译法,即在直译的基础上意译,这样既保留形象,又为读者所理解。例如 “He is wealthy. To give him money issimply carrying coals to Newcastle.” 可译为“他很富有,给他钱简直是往纽卡斯尔运煤——多此一举。” (纽卡斯尔是产煤盛地,往纽卡斯尔运煤无疑是多此一举。)
3. 结语
文化的交流最终是为了增进不同文化的理解与融合。习语作为民族文化的集中体现,其翻译尤应表现出民族特色。笔者认为,在英汉习语的翻译中,考虑到习语的特殊性及翻译的文化交流目的,翻译时,要尽量保持其原有特点。除忠实表达原义外,还应尽可能保持它的形象比喻、丰富联想及民族特色。译者须深入全面地把握习语文化内涵,灵活运用异化归化翻译理论和技巧,才能实现准确而得体的翻译;而同时进行长期扎实的翻译实践,努力提高译者自身的双语能力和双重文化能力亦十分重要。
参考文献:
[1]谭载喜.新编奈达翻译理论.[M],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
[2]费小平.翻译的政治.[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3]罗开成.谈英汉习语的互译.[J], 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6 (4).
[4]张宁.英汉习语的文化差异与翻译.[J], 中国翻译,1999 (3).
文化差异形成的原因范文第5篇
关键词: 英汉文化差异 翻译 可译性 影响
翻译是运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维内容准确而完整地表达出来的语言活动。人类的共性决定各民族语言文化间的共性,只有重视文化内涵,才能克服翻译过程中的语言障碍,真正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因此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不可忽视。这里特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理解文化差异对翻译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1.英汉文化的差异
1.1宗教文化背景的差异
欧美人多信基督教,认为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世上的一切都按上帝的旨意安排。“上帝”这个概念就具有浓重的基督色彩,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些宗教背景,在翻译时一味地追求文化的等值,有时就会造成文化亏损。因此,不同的引起的文化差异在翻译中不容忽视。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儒、道、佛是中国的三大宗教。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有道教的“玉帝”、佛教的“阎王”,还有神话中的“龙王”。其中以佛教对我国的文化影响最大,不少成语就和佛教相关。例如:“苦中作乐”、“五体投地”、“现身说法”、“天花乱坠”等。如果译者不了解宗教文化背景,势必会给翻译带来困难。
1.2英汉思维的差异与翻译
著名翻译家傅雷曾经说过,“东方人与西方人的思想方式有基本分歧:我人重综合、重归纳、重暗示。西人则重分析、细微、曲折。挖掘惟恐不尽,描写惟恐不周”。在哲学上,汉民族主张“天人合一”、“物我交融”、“和谐”、“悟性”,对事物不讲究分析,重视个人分析,重视个人感受和心领神会;而西方哲学则主张“人物分立”,重形式论证和逻辑推理。例如:
General Secretary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entral Committee,President of the PRC,Chairman of the CPC Central Military Commission of the PRC,Central Military Commission Chairman Hu Jintao,made a speech regarding correctly handle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at the new status on September 29,2010 morning.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同志于2010年9月29日上午就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作重要讲话。
1.3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的差异
英美文化中最重要的价值观念是个人自由,它是一种以个人为基本单元,强调“人人生而平等”的文化。英美文化又被称为“我文化”、“个人价值至上文化”。在这种注重个人尊严的文化里,权力的重心更多地倾向个体。而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价值观念是“忠”和“孝”,人际交往很注意自我与谈话对象的关系。中国文化又被称为“我们文化”、“集体主义文化”。例如,中国人常说“四海之内皆兄弟”、“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仁义值千金”、“大树底下好乘凉”等,这都说明中国人常把自己和所谓自家人视为一体并希望能够在自身以外找到安全之所;而英语谚语中却说“God helps those that help themselves.”(天助自助者),“Self is our centre.”(自我是我们的核心),“Life is a battle.”(生活就是战斗),这些英语谚语都在告诫人们:只有靠自己奋斗,才能获得成功和安全感。
思维方式的差异本质上是文化差异的表现,长久生活在不同区域的人具有不同的文化特征,因而也形成了不同的思维方式。如东方人偏重人文,注重伦理道德,西方人偏重自然,注重科学技术;东方人重悟性、直觉、求同、求稳、重和谐,西方人则重理性、逻辑、求异、求变、重竞争等。不同的思维方式决定了各个民族按照各自不同的方式创造不同的文化,而这种不同必然要通过文化的载体――语言得以表达。这种思维方式的差异常导致翻译中一些词语的引申义不同,因此,我们要谨防翻译陷阱。例如:汉语中的“拖后腿”,如直译成英语“pull one’s leg”,其意思就变成了“哄骗取笑某人,愚弄某人”。再比如,中国人常用“黄色”表示低级趣味、庸俗、猥亵等,但我们不能看到“yellow boy”就译成“下流男孩”,因为这个短语在英语中指的是“金币”。
1.4历史、地域、风俗习惯的差异
因为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性,所以区别于对方的“异质”客观存在,而这种“异质”必然要通过语言表达出来。如英语单词“Zephyr”(西风)反映了英国特有的文化。在英国人的意识中,西风是温暖和煦的。这是因为英国西临大西洋,东面是欧洲大陆,西风从大西洋吹来。英国的西风蕴涵着特殊的文化信息,那么英国的汽车用Zephyr(西风)做商标就成了自然而又可以理解和接受的事情。但是,在有着几千年古老文明的中国,用“西风”做商标就无法让人理解和接受了。与此相反,中国人有东风送暖之说。所以,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的汽车商标为“东风”,而绝不会使用“西风”作为商标。英诗多抒写“夏日”之丽,汉诗多描绘“春天”之美。这些都与文化的地域性不无联系。
西方人起源于游牧,与奔马感情深厚,因此,在英语中有大量带“马”的习语,如“a will horse”(工作认真的人),“a dead horse”(徒劳无益的事),“ride on the high horse”(盛气凌人)等。而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农业大国,成语中很大一部分是农谚,如“众人拾柴火焰高”、“拔苗助长”、“顺藤摸瓜”等[1]。
英汉民族不同的生活经验和风俗习惯势必造成观察、认识问题的角度、方式和方法的不同。就话题的选择来看,英美人交谈忌讳涉及年龄、收入、婚姻、信仰等有关个人的话题,而中国人见面就会问“你多大了、结婚了吗、收入怎么样”等问题。再比如,英国人对狗一般都有好感,常用来比喻人的生活。例如:“top dog”(重要人物),“lucky dog”(幸运儿),“Love me,love my dog.”(爱屋及乌)等。而中国民间虽然有养狗的习惯,但一般在心理上都厌恶鄙视它,常常用它来比喻坏人坏事,如:“狗腿子”、“狗急跳墙”、“狗仗人势”等。
在西方,人们尤其是女性,很忌讳被问到年龄。而在我国大部分情况下是没有这一忌讳的。这其中的原因就是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人们的心理特点是有差异的。这样的差异在商务交往和商务翻译中不容忽视。因此。无论是从事商务英语翻译还是从事商务活动都很有必要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和不同词汇在不同语言环境下的差异。并以此为基础将商务交往中的失误减少到最低,以期获得效益的最大化。
1.5社会历史差异与语词翻译
历史文化是特定历史发展进程和社会遗产的沉淀所形成的文化。各民族的历史发展不同,因而各自都有含有特定的人物和事件的语词来体现本民族鲜明的历史文化色彩。例如,英语中“meet one’s Waterloo”(遭遇滑铁卢)是源于十九世纪拿破仑在比利时小城滑铁卢惨败一事。汉语中“败走麦城”是指古时三国的蜀国名将关羽被打败退兵麦城一事,两个语词分别来源于不同的历史事件,但喻义相同,都是指惨遭失败。因此这类语词的翻译需要了解各民族历史文化才能使译文更具文化个性。
2.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翻译不单纯是两种语言在形式上的转换,还包含两种文化在交流中的相互渗透和相互兼容。刘宓庆先生也认为:文化的可译性是由认识的同一性,以及语义系统的同构原理和人类思维形式的同一性原理决定的。但同构的相对性及语言的模糊性决定了文化的可译性是相对的。为此,译者就要采取必要的翻译方法,最大限度地传递文化信息。
2.1直译
直译是指按原来的意义和结构直接把源语的词句转译成译语的词句,即如何在保持源语形式的同时不让其意义失真[2]。这种方法既可保留源语的民族色彩,又让译语读者能够接触大量的异族文化,从而丰富目的语的表达方式。如:“条条大路通罗马”,“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等,都是从英语直译过来并被大家所接受的习语。再比如:将“挥金如土”译为“spending money like dirty”,要比选用现成的英语成语“spending money like water”好,这样既不影响正确地理解原文含义,又保留了汉语的特点。总之,直译重在忠实原文,从内容到形式追求最大限度的“信”,但决不等于提倡在翻译中搞形式至上的机械转换。直译可以保持原文形象生动的比喻、巧妙的手法和独特的民族风格,尤其适用于那些只为某民族所特有、具有独特文化内涵的词。
2.2意译
如直译无法尽显原作风姿或造成目的语读者理解困难,则有必要借助意译。意译是指将别的民族语言中的无等值物词按照汉语的构词方法和构词成分进行仿照。如将“hold a wolf by ears”译成“骑虎难下”;把“as thick as thieves”译成“亲密无间”;“put the cart before the horse”译成“本末倒置”。反过来,把汉语的“糟糠之妻”译成“the wife who shared her husband’s hardships”;“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译成“each of us shows his true abilities”等,都是采用的意译手法。和直译相比,意译更注重意义,忽略细节,要求译文自然流畅。换而言之,直译和意译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形合”和“意合”的关系[3]。
2.3音译
音译适用于专有名词(人名、地名等)和一些特殊的文化现象。音译中,汉字已经不表意,只表音。如:“Beatles”是一支20世纪60―70年代在英国影响很大的吉他乐队,音译成汉语为“披头士”,由这个词我们中国人便可联想到此乐队乐手的形象、风貌。再如:“cool”音译成汉语“酷”。一个“酷”字把时下年轻人追求新潮、前卫、崇尚与众不同、寻求个性发展的言行与心态表现得活灵活现。
2.4阐释
越是民族色彩浓重的词语和事物、越是作家个性鲜明突出的地方,翻译越是离不开“释”。通过下面两段文字的处理,我们可以看到阐释对文化差异的有效弥补。
①His wife held the purse string.他的妻子掌管经济大权。
“purse string”是指钱袋子,握着钱袋子即掌握着经济大权。
②Since The Book of Poem begins with a poem on wedded love.I thought I would begin this book by speaking of my marital relations and then let other matters follow.因思关雎冠三百篇之首,故列夫妇于首卷;余以次递及焉。
译者为使原文涵义明朗化,直接解释说明了“关雎”与“三百篇”的关系及其内容,点出了作品的文化渊源。
2.5信息的增删
由于英语和汉语存在差异,在双语转换中,有时为了求得源语与译入语的表达在概念上的一致,译者常常需要在语言形式上作适当的变通。这既利于突出译文中语言的合理性和规范性,也便于读者认同和接受源语文化。在翻译过程中,这种“变通”具体可体现为信息的增补与删减。例如:
①It was the best of times,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it was the age of wisdom,it was the age of foolishness,it was the epoch of belief,it was the epoch of incredulity.
这是一个隆盛之世,但也是一个衰微之世;这是一个智慧的时代,但也是一个愚蠢的时代;这是一个有信仰的新纪元,但也是一个充满怀疑的新纪元。
译文中添加了3个“但也是”,成功地反映了原文所描述的种种对比和矛盾,如不作这样的增补,则无法连接上下文,亦无从再现源语风格。
②It was Friday and soon they would go out and get drunk.星期五发薪日到了,他们马上就会出去喝得酩酊大醉。
译文中如不增加“发薪日”,读者往往会产生迷惑。在英国,星期五是发薪日,这里的增补,使得“星期五”具体化,也让文化信息一目了然。
3.结语
综上所述,汉英两种语言产生于不同的文化背景,承载不同的文化,这就必然导致两种语言在表达方式上存在诸多相异之处。要处理好翻译中的文化差异问题,译者除了要具备对两种文化的领悟、感应能力及对两种语言的实际运用能力外。还要不断提高自身文化修养。努力使自己具备原作者所具有的理想、感情和意境。作为构筑文化交流桥梁的译者要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灵活的翻译方法,克服中西方文化差异造成的障碍,做到既尊重别国文化,也尊重本国文化,使译文尽可能达意、传神,从而达到跨文化交际的目的。
参考文献:
[1]李源.英汉文化差异与语言翻译初探[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2):7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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