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的口传文化

　　口传文化：非洲人的“数据库”

　　口头语言不仅是非洲人日常交流的手段，也是保存知识最主要的载体。当几乎所有信息都要依靠口传的方式保存和传承时，口传文化本身就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对非洲各有关族群来说，口传文化就是他们的“数据库”，举凡宗教、哲学、伦理、政治、历史、文学、社会、自然、生产、娱乐等各方面的知识，都蕴藏在这个巨大的“数据库”中。

　　在现代教育尚未普及之前，非洲人往往要通过口传习得生活知识，除了日常个别的言教外，也固定在某个特别的时刻进行集中口传。在非洲中南部地区，割礼曾广泛盛行。割礼是一种成年礼，而所谓的成年，既是生理上的，也是心智上的，因此割礼就成了集中口传讲授族群传统的一个重要场合。

　　非洲人传统的割礼，实际上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割”这个程序其实只是极短的一瞬间。在此之前，往往会有一个短期的准备过程，包括遴选与召集适龄人等；在此之后，会有一段少则一两个月、多则四五个月的休养时间，在此期间，接受割礼的青年男子会被集中隔离，接受专门的仪式主持人或者族群长老的口传教育，他们会向其讲授本族群的起源和历史、风俗与禁忌、生活的技巧和经验、本族群与其他族群的关系等各种各样的知识。

　　在休养和集中口传教育完毕后，会有一个盛大的宣示成年的仪式。同族群的所有成员都会参与这个仪式，并举行宴饮、歌舞、游戏等多种活动。对从隔离中走出来的青年男子来说，这又是一个进一步接受教育的重要场合。比如在赞比亚西北部和安哥拉东部地区的卢瓦勒人，他们会通过面具表演来传授生活知识和智慧。在面具表演中，会有代表危险困难的“凶恶者”，会有指引道路、救苦救难的“祖先魂灵”等。这些戴着不同面具、穿着不同服装的人紧随着接受割礼的青年男子一一登场，通过言语和姿态表演来进行最后也是最关键的教育。

　　言传，再结合身教，非洲人独有的生活知识和智慧得以一代代传承。从这个角度来说，非洲文明就是一种口传文明。

　　口传人：知者和智者

　　如果说口传文化是非洲人的“数据库”，显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充分掌握和运用这个“数据库”所包含的各种数据，这就需要专门的口传人。

　　作为口传人，出色的记忆力当然是一个基本的要求，但特殊的身份、专业的知识和技能同样重要。非洲口传文化的保存人和讲述人的身份因族群而异，有的可能是祭司或者巫师，有的可能是仪式主持人或执行人，有的可能是村社的长老或说唱艺人。

　　对于一个小村庄来说，年龄较大的长者可能就是口传文化的保存人和讲述人，他见过晚辈没有见过的人和事，有晚辈不具备的知识和见解，他可以讲述过去并指导当下。对于一个较大的酋邦或者王国来说，可能就需要专门的人整理、口传一些信息：酋邦或者王国起源的历史、历代酋长和国王的功业、经济和政治权利的分配和协调机制、社会内部各阶层的地位和关系、与外部酋邦或者王国的关系等。还有一些拥有特殊地位的人，比如某些族群的祭司，只有他们才能进入举行祭祀的场所，只有他们才知道仪式流程和祷祝语言。再就是一些掌握专门技能的人，比如能猎捕大型野兽的猎人，或熟悉某些矿物和植物特性的草药师，他们的知识也会保存在自己的脑子中，然后在特定时刻口传给其认定的人。

　　在非洲形形色色的口传文化保存人和讲述人中，西非的“格里奥”（Griot）特别引人注目。

　　从塞内加尔、冈比亚到马里中北部，这里曾是西非历史上著名的马里古国的核心区域。如今，马里古国已不再，但马里古国所孕育的格里奥传统却一直留存至今，而我们现在所知的马里古国乃至西非大片地区的历史也有赖于格里奥。

　　格里奥，有人简单地称之为“宫廷史官”。确实，记史是格里奥的主要职责，但他们还要传史。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无论是记史还是传史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因此，格里奥不仅是史官，还是史事讲述者、宫廷顾问以及赞歌的谱唱者。最关键的是，他还得是音乐家，能说唱结合地把本国的历史和文明传播开来，传承下去。

　　《松迪亚塔》是格里奥记录并传承下来的一部史诗。松迪亚塔是马里王子，因为出生后长期不能站立行走而备受欺凌和歧视，后来在母亲受辱的刺激下站了起来，并很快凸显出自己的勇敢和领导才能，但也因此招致嫉恨，于是松迪亚塔不得不远走他乡。后来，马里遭遇大规模外敌入侵，松迪亚塔组织联合多方力量击退大敌，并在战胜外敌后建章立制，奠定了马里帝国的基础。《松迪亚塔》由格里奥一代代传唱，后来文学家和史学家将其付诸文字，整理成书，使之成为非洲口传文化成果的一个典范。

　　随着马里古国的消亡，格里奥逐步从宫廷散向民间，在一些场合扮演仲裁者的角色。小至家族内部的纠纷，大至族群间的土地、牧场、水源争端，都需要格里奥来澄清和裁判，因为只有他们清楚这个家族的传承和内部关系的演变，只有他们清楚相应的土地、牧场、水源的历史归属、变迁转移和权利分配情况等。

　　不管是为宫廷服务还是为民间服务，人们总是对格里奥特别尊重，他们总是被当作一个特殊的群体乃至一个特殊的阶层。首先，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成为格里奥，格里奥一般都来自特定的家族，往往有悠长的世系；其次，格里奥的技艺是一种艺术，格里奥必须有能记事善传播的能力，既要能清楚无误地保存关于过去的信息，又要能清晰明了地传播这些信息；再次，格里奥需要有端正的品行，这样才会被认可为是一个顾问或者一个仲裁者。

　　在今天一些西非国家，格里奥仍然是一个活跃的群体，他们将“科拉琴”（Kora）挂在身前，认真而严肃，优雅而自信，讲述往事以延续传统，教益世人。也有一些出身格里奥阶层的人，转变为音乐家、电影人，但他们仍“不忘初心”——做时代的信息传递者，做一个以过去观照未来的人。

　　口传历史：是不是历史？

　　对于非洲人来说，他们的社会和日常生活可以——或者说不得不——容许并承认口传文化的特殊性和特殊价值。但对于外部世界的人来说，口传文化的可靠性和严肃性仍有待考察。长期以来，文字被认为是文明发展到一定高度的一个基本标志。由此原则出发，非洲中南部广大的无文字地区可以说是没有文明、没有历史的——这正是欧美国家曾长期坚持的态度。

　　能不能把非洲人口中讲出的那些人和事当作历史？能不能利用非洲人的口传资料来撰写非洲的历史？如果不能的话，我们又将如何认知非洲那无文字时代的过去；如果能的话，又该如何进行？

　　当“二战”后非洲兴起民族解放运动时，重构自己的过去成为非洲民族主义领导人和民族主义史家的一个重大任务。但为此作出突破的是一位叫让·范西纳（Jan Vansina）的比利时人。范西纳以自己在比属刚果长期工作生活以及调查研究的所得为基础，对以口传资料书写非洲史进行了理论和实践的探索。

　　在范西纳看来，非洲的口传资料是未被写出的信息，保存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里，尽管它们在当下被讲出，但却包含着来自过去的信息。口传资料和文字资料都是从过去传递到现在的信息，都能在重构过去的过程中发挥作用。而在非洲没有或者几乎没有文字材料的情况下，口传资料必须在重构过去中发挥作用。

　　范西纳对非洲口传资料的生成和传播进行了论述，强调将口传资料与其所在的社会相联系，结合起来互证分析。他将非洲的口传资料具体分为记忆性讲说、历史歌谣、个人传说、起源传说、史诗、故事、谚语、格言等多种形式，并通过分析其语言形式、内部结构和体裁风格来明确各自的意义和局限。他强调口传资料必须实地搜集，搜集者应掌握当地语言，认识所在环境，而搜集和记录过程本身也要遵循一定的规范，要注意通过比较来厘清针对同一对象出现的不同叙述，特别要注意避免说者和听者的理解不一致。

　　除从理论上进行阐释外，范西纳还对口传资料进行了具体运用，撰写了一系列开创性的著作，如讲述分布于今刚果（金）、安哥拉、赞比亚广大地区历史的《稀树草原诸王国》，讲述包含今刚果（金）东部、卢旺达、布隆迪在内地区历史的《现代卢旺达的前身：尼伊津亚王国》等。

　　范西纳强调非洲口传资料的宝贵性，并坚持非洲史研究利用口传资料的必要性。但是，口传资料本身具有不可回避的主观性、不稳定性、易发生传递错误等缺陷，并且非洲的口传资料往往存在时空框架缺失的问题。因此，学术界一直不乏对范西纳的质疑。但是，范西纳认为口传资料的不足可以通过不懈地寻找其他资料来补足。在范西纳看来，非洲史研究仍处在并且可能长期处在一个初级阶段，口传资料是有缺陷，但一切还只是个开始。更为重要的是，非洲史研究要想真正实现以非洲的视角看非洲，恐怕还是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口传资料，因为相对于外部的文字资料而言，非洲的口传资料可能更能凸显非洲真实的过去和内在的价值。而且，也必须承认非洲史研究有其特殊性，由于没有或几乎没有文字资料，重建非洲某些地区在某些时期的历史只能较多地依靠口传资料。

　　在范西纳的引领和推动下，以口传资料撰写非洲史成为一个重要路径，并在上世纪掀起过一场搜集口传资料的高潮。但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理想，一些口传资料的搜集工作没有能延续和扩展，而对已搜集到的口传资料的整理和研究也还远远不够。尽管口传资料多有缺陷，但从无文字社会走来的非洲国家终究还是无法摆脱对它的依赖。就此而言，持续努力搜集并利用口传资料，探索和发扬口传历史，将长期是非洲人的一项重要工作。

　　口传信息的一个最大特点是易消亡，如果没有以某种方式记录保存，那么它就只是声波的振动，随风即逝。而对于一个口传人来所，肉体的生命总是短暂的，一个口传人的去世，可能就意味着某些关于过去的信息从此湮没，再无人能知。

　　对于非洲人来说，无论是塑造国家认同，还是树立种族和民族自尊，都需要有自己的传统，需要有自己的历史。口传文化是一种传统，也是一种历史，更是一种“非洲特殊性”的体现。

　　但在并不完全依赖、并不那么信任口传文化的世界的包围下，非洲要如何才能证明自己的口传文化的价值呢？这需要非洲人自己来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