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稹离思五首十篇

　　元稹离思五首篇1

　　[关键词] 古代文学 唐代 元稹 汉中 诗歌

　　元稹（公元779年――831年），字微之，别字威明，排行九，因称元九，河南洛阳人。元稹是中唐时期与白居易齐名的大诗人，文学史称之为“元白”。

　　元稹虽不是汉中人，也没在汉中做过官，但他与汉中有非常深厚的缘分，元稹或公差、或宦游、或养病多次到过汉中，与汉中官绅有着十分密切的交往，并在汉中与他的第二任妻子裴淑喜结连理。他有着极其深厚的梁州情结，写了许多有关汉中的诗作。他在《遣行十首》中写道：“七过褒城驿，回回各为情。”他在《百牢关》一诗中说：“天上无穷路，生期七十间。那堪九年内，五度百牢关。”

　　元稹第一次到汉中是元和四年（公元809年）三月。由于当时的宰相裴提名，元稹得以出任监察御史。二月任职的元稹，三月就奉命前往剑南东川查办节度使严砺、任敬仲等人的贪渎案，这是他担任监察御史后接受的第一项重大使命。《旧唐书?元稹传》记载：“四年，奉使东蜀，劾奏故剑南东川节度使严砺违制擅赋。”三月七日元稹从长安出发前往东川。剑南东川治所在梓州（今四川三台县）。他的组诗《使东川》具体记录了这次行程。《使东川?南秦雪》诗云：

　　帝城寒尽临寒食，骆谷春深未有春。才见岭头云似盖，已惊岩下雪如尘。千峰笋石千株玉，万树松萝万朵银。飞鸟不飞猿不动，青骢御史上南秦。

　　这首诗描述的情形是寒食节来临之际，衔命公干的监察御史元稹骑着青骢马，形色匆匆地驰驱在千山裹玉、万树披银秦岭中。

　　元稹到汉中境内的褒城县的时间是三月中旬。他的《褒城驿》一诗记叙了当时褒城驿的景象。诗云：

　　严秦修此驿，兼涨驿前池。已种万竿竹，又栽千树梨。四年三月半，新笋晚花时。怅望东川去，等闲题作诗。

　　阳春三月，正是汉中盆地桃李争艳菜花黄，春笋拔节麦苗青的最美季节。在褒城县，元稹遇到了旧时的故人，使元稹想起了一件有趣的往事。年轻时，元稹曾漫游河中，到过解县（今并入山西省运城县）。一天，在一位姓窦的朋友家饮酒，席间，有位朋友来迟了，并且连连说错酒令，一连被罚二十大杯。这位朋友不胜酒力，只得逃席而去。这一天元稹也喝高了。酒醒后元稹问昨日逃席者是谁，人说是临近的虞乡县（今并入山西省运城县）的黄县丞。此后再不知黄县丞的消息。元和四年三月十六日，元稹快到褒城县时，县令出城迎接。与这位县令寒暄后，元稹总觉得这位县令眼熟，仿佛在哪见过。一问他从前担任的职务，知道是当年逃席而去的黄县丞。元稹提起此事，黄县令恍然大悟。他乡遇故人，黄县令邀元稹到褒河的游船上，免不了推杯换盏、觥筹交错，回顾往事，再叙旧情。诗人的《黄明府诗》及诗前小序记叙了这次他乡遇故知的趣事及与黄县令把酒言欢时的情形。

　　在褒城县盘桓了几天，元稹又到了山南西道的治所梁州（今汉中市）。三月二十一日离开梁州的前夜，住在驿站里的元稹做了一个奇特的梦，梦到自己与朋友白居易、白行简兄弟与李建共游长安的曲江池和慈恩寺。诗人正沉浸在梦中游乐之时，忽然听到驿站的官吏呼喊马夫准备马匹送他们出发的声音。从梦中惊醒，诗人才意识到自己身处梁州的驿站之中。元稹的《使东川?梁州梦》记叙了这一梦境，诗云：

　　梦君同绕曲江头，也向慈恩院院游。亭吏呼人排马去，所惊身在古梁州。

　　有趣的是白居易、白行简、李建的确于元稹做梦之前的一天同到曲江池、慈恩寺春游。游玩结束后又一起到李建家中饮酒。酒酣之际说起共同的好友元稹，推算他的行程，应该到了梁州。于是白居易命人取来笔墨，挥毫在李建家的客厅壁上题《同李十一醉忆元九》诗一首，表达对元稹的思念，诗云：

　　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当酒筹。忽忆故人天际去，计程今日到梁州。

　　十余天后，白居易收到了元稹从梁州寄来的《梁州梦》一诗，一看元稹作诗的日子正是三月二十一日。白行简的《三梦记》的第二梦也记载了这一奇异趣事。

　　从元稹诗中的记载我们知道诗人离开梁州后赴东川的路径是过西县（今陕西勉县西）到嘉陵江边的百牢关，顺嘉陵江而下，到此行的目的地东川的。去东川的路上，元稹在西县写了《使东川?汉江上笛》一诗：

　　小年为写游梁赋，最说汉江闻笛愁。今夜听时在何处，月明西县驿南楼。

　　虽然元稹的组诗《使东川》有时也写出旅行途中所见到的奇异风光，但有时又描写了为王命驰驱的辛劳。他的《使东川?夜深行》一诗叙述诗人赴东川时星夜兼程赶夜路的情形。

　　夜深犹自绕江行，震地江声似鼓声。渐见戍楼疑近驿，百牢关吏火前迎。

　　从诗中描写的情形看，诗人所走的这段路在今天的川陕交界的宁强阳平关至四川广元大滩一带的嘉陵江边。笔者插队时曾多次走过，如今已修有沿江公路，没有了当年的险恶。夜已很深，诗人一行还低一脚、高一脚地行走在崎岖坎坷的嘉陵江边的小路上，身边就是波涛汹涌的嘉陵江，稍不留神就会失足落入嘉陵江中。看到远处星星点点火的光，是守关的官吏率领部下打着火把迎接他这位钦差御史。

　　初次担任大任的元稹凭着一腔正义、凭着对朝廷的忠诚、凭着对下层百姓同情，经过两个多月细心的调查审理，查清了东川节度使严砺等官员“擅没管内将士、官吏、百姓及前资寄住等庄宅奴婢”及于税外加征钱、米及草等犯罪事实。

　　办完公差，元稹心情十分愉悦，他回程再到百牢关时，又写了《使东川?百牢关（奉使推小吏任敬仲）》一诗。诗中的愉悦之情溢于言表，也显示了诗人充分的自信。诗曰：

　　嘉陵江上万重山，何事临江一破颜。自笑只缘任敬仲，等闲身度百牢关。

　　然而初入仕途、血气方刚的元稹高兴得太早了，他还不知宦海的深浅。一场场严酷的已经等待着他了。元稹日后仕途的坎坷都与这次东川行有密切的关系。回到朝廷后元稹向朝廷上了《弹奏剑南东川节度使状》、《和弹奏山南西道两税外草状》两个奏章。据《旧唐书?元稹传》记载：“按狱东川，因劾奏节度使严砺违诏过赋数百万，没入涂山甫等八十余家田产奴婢。时砺已死，七刺史皆夺俸。砺党怒，俄分司东都。”因为元稹查办东川案得罪了朝中一大批既得利益的朝官与宦官，他因此遭受了残酷的打击报复。回到京城的他并没有因办案得力而升迁，而是被排挤出京城。

　　元和四年六月，元稹“分司东都”，到东都洛阳担任监察御史。这仅仅是元稹噩运的开始。元稹到洛阳不久，元和四年七月九日，与他相濡以沫年纪仅二十七岁的妻子韦丛病故，对于诗人来说真是祸不单行。元和五年（公元810年）三月，元稹回京路过敷水驿时，因住房与宦官头子仇士良等人发生争执，被仇士良手下用马鞭击伤面部。事后元稹还受到朝廷处罚，被贬到江陵（今湖北荆州）担任士曹参军。元和十年（公元815年）二月被招回京，其后被贬往更偏远的通州（今四川达州）任司马。

　　新旧唐书对元稹被贬江陵和通州的过程记叙得非常简略。《旧唐书?元稹传》记载：“既以俊爽不容于朝，流放荆蛮者仅十年。俄而白居易亦贬江州司马，稹量移通州司马。”我们从元稹的诗歌中可以理清诗人的行踪。三月二十五接到朝廷的任命，二十九日元稹抱病离开京城前往通州赴任。他的朋友白居易、樊宗宪、李景信及侄儿元谷等人一直从长安送他到县（今陕西户县）沣河西岸的蒲池村，次日众好友设宴饯行，而后才依依惜别。元稹有《沣西别乐天博载樊宗宪李景信两秀才侄谷三月三十日相饯送》一诗记叙这次别离。诗云：“今朝相送自同游，酒语诗情替别愁。忽到沣西总回去，一身骑马向通州。”从元稹的这首诗中我们也可以读到诗人踏上贬谪之途的凄凉、孤独与无奈。

　　又是一个春光明媚的好时节，诗人再次从骆道穿越秦岭来到他熟悉的褒城驿。然而岁月无情、世事沧桑、人事皆非，褒城驿全无当年景象。驿站中茂密的竹林不见了，万株梨树全部枯死，热情厚道的黄县令也已作古。想到黄县令的音容笑貌，看到驿站墙壁上老朋友窦群的题诗，诗人感慨万千，提笔在驿壁上题《褒城驿》诗二首：

　　其一曰：

　　容州诗句在褒城，几度经过眼暂明。

　　今日重看满衫泪，可怜名字已前生。

　　诗中所说的容州是诗人的朋友窦群。窦群曾被贬容州（今广西容县）任容管经略使，后人称窦群为窦容州。据《旧唐书?窦群传》记载，窦群也在上元和九年诏还回京途中病卒于衡阳。窦群元和六年九月被贬为开州刺史赴任时曾路过梁州褒城并题诗褒城驿壁（今《全唐诗》不见窦群的题褒城驿诗）。读诗思人，朋友的逝世使元稹无比伤感。

　　其二曰：

　　忆昔万株梨映竹，遇逢黄令醉残春。

　　梨枯竹尽黄令死，今日再来衰病身。

　　这首诗中的“梨枯竹尽黄令死”一句描述了诗人重到褒城驿后所见到的令人伤心的情景。

　　从元稹的诗文中我们可以理出诗人此次自京前往通州上任的路线。诗人三月二十九日从长安出发，过户县入骆道，经褒城、梁州、西县、百牢关，再乘船沿嘉陵江南下新政县（县治在今四川仪陇县新政镇），从新政县转入流江到渠州（今四川渠县），在渠州停留数天后赶赴任所通州，于元和十年六月到达荒僻的通州。

　　偏远荒凉的通州是唐朝统治集团贬谪、流放政敌的地方。元稹在《叙诗寄乐天书》一文中详细描述了当时通州的恶劣环境：“通之地湿垫卑褊，人士稀少，近荒札，死亡过半。邑无吏市无货，百姓茹草木，刺史以下计粒而食。大有虎、豹、蛇、虺之患，小有蟆蚋、浮尘、蜘蛛、蜂之类，皆能钻啮肌肤，使人疮。夏多阴霪，秋为痢疟，地无医巫，药石万里，病者有百死一生之虑。”元稹的上司刺史李进贤后来就死在通州任上。元稹赴任前就身体有疾，到通州后不久就大病，通州无医无药，几乎丧命。元和十年九月底，元稹离开通州前往兴元治病。因病体沉重、鞍马不便，他在童仆的照料下沿渠江、流江、嘉陵江水路向兴元（又称梁州，今汉中市）进发。当时兴元的最高行政长官是山南西道节度使郑余庆。郑余庆（748――820），字居业，郑州荥阳（今河南荥阳）人。史书记载郑余庆为人耿直，办事公道，爱惜人才，奖掖后辈。与元稹同时代的许多大诗人都受到过他提携和帮助，如韩愈、刘禹锡、孟郊等。这位郑节度使与元稹有较深的渊源。郑余庆曾任东都留守，当时元稹是分司东都的监察御史，是元稹的老上级。元稹的母亲郑氏也是荥阳郑家，世代官宦，是郑余庆的本家。郑余庆与元稹妻子韦丛的娘家韦家也有很密切的关系。因为元稹与郑余庆有多重关系，加之郑余庆一贯爱惜人才，所以元稹在兴元治病、养病期间郑余庆对他十分关照。郑余庆为元稹安排了一处名为“严第”的住所。诗人在《荥阳郑公以稹寓居严第有池塘之胜寄诗四首因有意献》一诗中对郑余庆所安排的这所府邸有较为详细的描述，诗中写道：

　　激射分流阔，湾环此地多。暂停随梗浪，犹阅败霜荷。恨阻还江势，思深到海波。自伤才畎浍，其奈赠珠何。

　　诗题中所说的“严第”可能是说这所宅子原是一户严姓的人家的宅第。诗中描写元稹在汉中的这处居所位于城郊、紧邻汉水，是一处田园色彩极浓的庄园，环境十分优雅。只有荷塘中霜打的残荷败叶才显出秋末冬初的景象，这也说明了元稹入住严第的时间。

　　兴元（今汉中）是山南西道的治所，也是当时秦岭、巴山之间的中心城市，自然气候、医疗条件、生活环境都优于通州，这对元稹治病、养病非常有利。到兴元后不久，元稹的病情就有所好转，身体也逐渐恢复。据吴伟斌教授研究，元和十年底，元稹与他的第二任妻子裴淑在兴元永结百年之好。郑余庆不仅在生活上关照元稹，还在仕途上提携他，安排他参与一些社交活动，与兴元士绅广泛接触。元稹《献荥阳公诗五十韵》启（诗的小序）云：“今月十七日，公会儒于便庑，稹亦谬容末席。公出《海棠》之首章，且识其目曰：客有前进士韦、张，在宋，来会学，由我而下，联为五言以美之。诸生竦竦，各尽词以献公。”郑余庆举办的宴饮诗会也请养病的元稹参加，给足了元稹面子。对郑余庆的关照，元稹感激涕零，他写了长诗《献荥阳公诗五十韵》赞美郑余庆。把郑余庆夸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让人读后感到有些肉麻，其实这是诗人对郑余庆发自肺腑的由衷感激。

　　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元稹一直在兴元养病。长期生活在北方的元稹对兴元的气候还不太适应，有些水土不服，他的《生春》二十章中有一首诗写道：“何处生春早，春生老病中。土膏蒸足肿，天暖痒头风。似觉肌肤展，潜知血气融。又添新一岁，衰白转成丛。”养病其间，他将家眷接到兴元。虽然有兴元的最高长官郑余庆和后来接替郑余庆的权德舆的庇护，但元稹自己微薄的俸禄还是难以支撑家庭的日常开销。元稹一家人在兴元的日子过得十分拮据。他写于这一年秋天的《景申秋八首》就写出了诗人在兴元生活的窘境。“年年秋意绪，多向雨中生。渐欲烟火近，稍怜衣服轻。”秋天来临，寒意已重，“啼儿冷秋簟，思妇问寒衣。”孩子睡在冰冷的席子哭哭啼啼，妻子问换季的棉衣在哪。“婢报樵苏竭，妻愁院落通。”就连家中婢女也告诉他没有做饭的柴草了。“饥啄空篱雀，寒栖满树鸦。荒凉池馆内，不似有人家。”身在他乡，宾朋稀少，门可罗雀，庭院荒凉，这几句诗就是元稹这一年深秋在兴元居所的生动写照。

　　尽管生活十分清苦，元稹还是不放弃一切机会与兴元的地官吏士绅、文人墨客及往来秦岭、巴山之间的谪官迁客茶酒相叙、诗文酬唱。元和十一年春，元稹的朋友熊士登从长安前往岭南路过兴元，二人意外相逢，元稹分外高兴。元稹初到通州时曾见到路过通州的熊士登，并托他给远在江州的白居易捎过信。其后元稹就到兴元养病。熊士登向元稹叙述了白居易的情况，并告诉元稹自己曾向白居易叙述过他在通州的病情。但熊士登此次兴元之行只是匆匆过客，没几天就就要辞别元稹，踏上奔向岭南的遥遥路途。熊士登离开兴元时，元稹十分伤感，被贬天涯之情充溢胸中，写了两首诗送别。《赠熊士登》云：

　　平生本多思，况复老逢春。今日梅花下，他乡值故人。

　　《别岭南熊判官》云：

　　十年常远道，不忍别离声。况复三巴外，仍逢万里行。桐花新雨气，梨叶晚春晴。到海知何日？风波从此生。

　　元和十一年秋，元稹在兴元遇到好友李复礼。李复礼，字拒非，早年与元稹一道吏部乙科及第，在京城与元稹往来密切，多有诗歌唱和。这一年秋，李复礼出任文州（甘肃文县西）刺史，前往任所上任途经兴元。元稹陪李复礼游览汉中山水，共话贬谪之痛。《遣行十首》是李复礼在兴元期间元稹所写的一组诗。因同为贬谪之人，都有沦落天涯之感，相聚古城兴元，自然有历历往事回顾，更有绵绵别情倾诉。

　　一个凄清的秋夜，元稹在自己兴元家中与李复礼久别重逢共话衷肠。《遣行十首》其一就是这次夜谈记录：

　　惨切风雨夕，沉吟离别情。燕辞前日社，蝉是每年声。暗泪深相感，危心亦自惊。不如元不识，俱作路人行。

　　相逢中自有惊喜，而更多的是离别的伤感。男儿有泪不轻弹，相互为对方的前途担忧，自然就有暗泪惊心，诗语足见挚友深情。

　　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宴席。朋友之间也没有不散的相聚。唐人别离之际常常赠诗送别，就有了王维《渭城曲》那样千古绝唱。想到李复礼将要到那蛮荒、偏远的文州赴任，想到阴平郡的亘古荒凉、想到白龙江的咆哮奔腾，想到羌人区的奇异民俗，想到崇山峻岭中的麋鹿、蕃牛，想到荒凉边陲的鼙鼓、戍情，元稹不免为老朋友担忧。他的《遣行十首》其十也是一首感人肺腑的别离诗，写出了诗人心中的忧虑：

　　闻道阴平郡，然古戍情。桥兼麋鹿蹋，山应鼓鼙声。羌妇梳头紧，蕃牛护尾惊。怜君闲闷极，只傍白江行行。

　　李复礼到文州后元稹依然非常牵挂这为老朋友，元和十二年元旦，身在兴元的元稹作《岁日赠拒非》一诗寄赠李复礼，诗中写道：“君思曲水嗟身老，我望通州感道穷。同入新年两行泪，白头翁坐说城中。”

　　元稹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由他的新乐府诗创作成就确立的。元和十二年，养病期间的元稹结识了两位寓居汉中并喜好新乐府诗歌创作的青年诗人刘猛、李馀。刘猛，生卒年不详，曾中进士，史书关于他的记载很少，全唐诗中收录了他三首诗，当时寓居汉中。李馀，成都人，生卒年不详，唐文宗大和七年（833）癸丑科状元及第。当时也居住在汉中。元稹非常赏识这两位年轻人，与他们相互切磋、酬答唱和。诗人在《乐府古题序》中说：“昨梁州见进士刘猛、李馀，各赋古乐府诗数十首，其中一二十章咸有新意，予因选而和之。”在新乐府诗的创作中，元稹提倡学习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行》、《丽人行》等歌行体诗歌“即事名篇，无复倚傍”创作方法，反对“沿袭古题，唱和重复”，主张“虽用古题，全无古义”，或“颇同古意，全创新词”的手法进行创作。

　　元稹的新乐府诗中的优秀篇章如《田家词》、《织妇词》、《采珠行》、《估客乐》、《捉捕歌》、《缚戎人》等作品就创作于汉中。这些诗多取材于唐代安史之乱后的社会现实生活，或描述下层百姓的痛苦生活，或揭示社会的黑暗不公，或揭露政治的腐朽肮脏，或揭露朝廷的穷兵黩武，内容充实，主题深刻，描写集中，表现有力。此前，白居易因创作《新乐府》五十首和《秦中吟》十首遭到达官显贵打击，贬官江州，饱受磨难。白居易认为自己“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这时的白居易已无先前锐气，不再创作讽喻诗。而元稹却性情不改，依然坚持新乐府诗歌创作。元稹的新乐府诗《田家词》、《织妇词》是唐代讽喻诗的代表作。学术界普遍认为元稹诗歌中思想性最强、艺术成就最高的是他的新乐府诗。对元稹在汉中的新乐府创作活动，明代学者胡震亨在《唐音癸签》一书中给予极高的评价。胡震亨说：“元（稹）如《田家》、《捉捕》、《紫踯躅》、《山枇杷》诸作，各自命篇名，以寓其讽刺之旨，于朝政民风多所关切，言者不为罪而闻者可以戒。”

　　吴伟斌先生在他的论著《元稹评传》中通过对大量的史料和元稹作品的分析得出结论说：元和十二年五月，元稹结束了在兴元近二十个月的求医养病生活，与妻子儿女一起返回通州。

　　从元稹的作品中我们知道，诗人离开兴元时，刘猛、独孤朗等人前来送行，三人相互赠诗留念、把酒话别。可惜刘猛、独孤朗赠元稹的诗今已不存，元稹唱和的两首诗《酬刘猛见送》和《酬独孤二十六送归通州》保存在《全唐诗》和《元稹集》中。在这两首诗中，诗人分析了自己性格的弱点，“任气有愎戆”、“狂偶似直”，诗人讨厌那些蝇营狗苟、翻云覆雨的小人，“愚憎兔跳跃跃，恶鹏黑翻翻”。也正因为他嫉恶如仇，招致政敌的嫉恨，“险心露山岳，流语翻波涛。”惨遭宦官集团打击迫害，贬谪穷山恶水近十年，身体心灵备受创伤，“一为毫发忤，十载山川遥”。“不然合身弃，何况身上痕。”虽然饱受打击迫害，但诗人依然坚持己见，不向邪恶势力低头，坚守自己的精神品格，保持自己自由的思想意志，“六尺安敢主，方寸由自调。”

　　诗人离开汉中赴通州的路径与两年前赴任是一样的，先西行至嘉陵江边的百牢关，而后从嘉陵江乘船沿水路赴通州。百牢关旧地再度重游，诗人又赋《百牢关》一首，诗曰：

　　天上无穷路，生期七十间。那堪九年内，五度百牢关。

　　诗人感慨万千，在人生有限的生命中，九年间就五次途经百牢关。从元和四年三月首次以监察御史身份巡按东川到元和十二年五月，时间约九年，来回五经百牢关，各次心情各不相同。元和四年三月，初经百牢关，衔命查案，重任在肩，激动兴奋，情绪激昂；元和四年六月，东川返京，再过百牢关，完成皇命，为民除弊，心情喜悦；元和十年三月，再贬出京，三过百牢关，眼望蛮荒通州，心情沮丧，顿生凄惶之感；元和十年十月，重病通州，生命垂危，朝不虑夕，四经百牢关，北上兴元，求医问药，悲观绝望；元和十二年五月，五渡百牢关，再向通州，前程未卜，仕途黯然，心情难诉。

　　汉中是元稹从事新乐府诗歌创作的地方，汉中的一方水土滋养了元稹，也成就了元稹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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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唐）白居易.白居易集[M].中华书局,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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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张燕瑾，吕薇芬.隋唐五代文学研究[M].北京出版社，2001.

　　元稹离思五首篇2

　　早年，读清代书法家邓石如的一首长联，将薛涛笺列为上好绝品。遂开始留意起薛涛笺的来历，慢慢积累下来，就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原来薛涛笺的背后，有着那么多缱绻缠绵的故事。

　　薛涛，字洪度，是唐代晚期有名的乐伎，熟谙音律，善诗词歌舞，被后世之人列为“十大名妓”之一。这“十大名妓”的档次，不管从那一方面来说，都应是一流的，而且一定要有其十分独特并能流传的东西在内，这里所包含的“妓”，已超越了那种两性原始本能的欢娱范畴。这“十大”加“名”的档次已经包括了诗、书、画、音乐、歌舞等技能的掌握与素质的不俗内容在内的了。但我觉得用了“妓”这个字眼，还是对薛涛这样的女性带了很不尊重的味道，总脱不了一种狎邪的气息在内，她在文化历史上的地位，是否还应该往女诗人、女书法家等称谓上靠。我想：只有读了她的诗和看了她书写的书笺，你才会惊叹和称赏不已的了。

　　全唐诗中收了她的诗作约九十多首，诗的档次也是十分不俗的。

　　让我们从全唐诗中随意选她的一首诗：

　　乡思

　　峨眉山下水如油，怜我心同不系舟。

　　何曰片帆离锦浦，棹声齐唱发中流。

　　这首诗的格调，无论从那一方面说，都体现着晚唐时期诗歌特有的凄艳格调。

　　唐代诗歌从初唐到盛唐的中期，都是一种代表着中国诗歌走向成熟和跃上巅峰的向上时期，一大群优秀的诗人如群星璀粲而灿烂。诗歌总的格调一直处在一种伸展高扬、气盛势飞、雄浑逸兴的奔腾和阳刚美的气象之中。但到了晚唐，政治社会环境由盛向衰的走向，使一群继往开来的诗人们走向了以感伤为主格调的诗歌抒写情怀之中。他们在努力维持着一种歌吟中的遗憾或残缺的美。故这个时期的诗歌中多带着一种无尽的凄然气象，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凄凉美感。薛涛的这首诗，即正是此种凄凉美感的具体体现。

　　政治和社会在衰落，许多家庭也随着社会的波浪而起伏着。薛涛的父亲名叫薛郧，本是长安人，因为走上了做官的路子，被派到了四川。薛涛也跟随着全家到了四川成都，在成都的日子，虽然父亲是小官，但依靠俸禄还是过了一段平安又温罄的日子。全唐诗中记载，薛涛在做文官的父亲和家庭的教育下，八、九岁即知道了音律。有一天，父亲薛郧指着天井中的一株梧桐树作诗歌道：“庭除一古桐，耸干入云中。”小小的薛涛马上在旁边接上了：“枝迎南北鸟，叶送往来风”。句子朗朗上口，亦合乎韵律。父亲甚觉惊奇，只是觉得句中带了轻佻之意，心中有点怅然。

　　后来父亲得了病，死在为官的任上。断了俸禄的家庭陷入了贫困之中，无奈，为了生计，十五、六岁聪明又有才艺的薛涛只好含泪将自己没入了官府所设的乐籍之中，成为一名官办的“乐伎”。

　　(二)

　　唐朝时期的乐伎也是分等级的。官府中人，特别是文人出身的长官们都以蓄乐伎，听音曲、吟诗作对、创作书法、绘画作品的活动为歌舞升平的盛世乐事。乐舞表演在上层社会中十分流行。唐玄宗李隆基本人就是一位高明的音乐歌舞创作者和鉴赏家，能在音乐齐鸣中分辩出音韵之误，他亲自创作了乐舞《霓裳羽衣曲》。与薛涛同时代的诗人白居易创作的诗歌《霓裳羽衣歌和徽之》(徽之即无稹)中写道：“飘然旋转日云轻，嫣然纵送游龙惊。蝈蛾敛略不胜态，风袖低昂如有情。”上层社会所倡导的这种轻歌曼舞、令人恍惚的迷醉之乐，使乐舞在唐代大肆流行，而民间歌舞之风也十分盛行，“夜宿桃花村，踏歌接天晓。”(唐?顾况《听山鹧鸪》诗句)从这些唐代诗歌的记载中，可见当时整个社会皆是一派歌舞升平之景象。

　　上有好者，下则效之。一些地方大员也以诗歌乐舞为雅事。当时驻扎成都的最高地方长官，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发现了没入乐籍的薛涛的才艺，将她招到幕府中来，封了个女校书的职位，专事歌舞演奏，侍酒赋诗，题词书画等事。

　　“闻道边城苦，今来到始知。羞将门下曲，唱与陇头儿。”(《罚赴边有怀上韦令公》)这是薛涛为韦皋做的诗。亦因为薛涛的诗名和才华的出众，她的名字越传越远，许多文人士大夫都知道了蜀中有个出色的女校书，并从此亦引得京城中的达官显贵文人士大夫都想一睹其出众之文才芳颜。自韦皋调走后，薛涛一直经历了十一任的节度使，仍然得宠。

　　薛涛的诗做得好，她的书法又如何呢?《宣和书谱》中记载，她的书法：“无女子气，笔力峻激。其行书妙处得王羲之法，少加以学，亦卫夫人之流也。”

　　唐代之时，象诗歌一样，书法也是最为普及的一门艺术。唐太宗李世民喜爱王羲之的书法，不惜重金搜购入宫，其评王书为“尽善尽美”、“古今第一”，他对《兰亭序》生前观赏还觉不够，要求死后也要殉葬。因为李世民的提倡，所以全国仿学“王书”之风日盛。并产生了一大批因学王书而产生的唐初书家，如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后来到了盛唐的颜真卿才开始改变了学王的姿媚之风。正因为皇帝倡导的书法之盛，所以唐代吸收了历史上周朝时的以书法作为教学的内容，汉代以书法作为取士的内容，晋代设置书法博士的内容，在这些历代做法的基础上，唐代在甄选人才的四条标准中，将书法列为第三条条件，对书法的要求很高。正因为有这样的作用，所以书法在唐代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并形成了唐代书法以法度森严为主旋律的臻至极美的艺术高峰。

　　薛涛作为才女，又是被招入幕府的校书，对于书法的研究自然也是十分在意的。学习加上其天份的聪明，她的书法亦成了巾帼中的一绝，达到了妙品的档次。《宣和书谱》称她的书法“笔力峻激”，正是符合唐代楷书体继承隋代书法集南帖北碑而形成的唐风书法。而说她“行书妙处得王羲之法”，亦符合唐代师王之风盛行的书风。只可惜我至今没有得观赏过薛涛的遗世真迹，此也是十分遗憾之事。

　　至于薛涛笺的来历，其故事的主角却与中晚唐写实派诗人代表元稹有关。

　　(三)

　　元稹(公元779―831年)，字微之，河南人，在唐穆宗李恒的时代，在朝廷中当官至二部侍郎同平章事，相当于宰相的职位。其诗歌与同时代的白居易(公元772―846年)属于为社会呐喊的讽喻诗、写实诗风格同为一派，时称“元白”，其与白居易又最为友善，留下了许多的酬唱之作。薛涛亦与白居易、杜牧、元稹等当代大诗人有所唱和，更与元稹有一段缠绵悱恻之情，这还要从元稹被派入蜀公干说起。

　　当时元稹还是朝中的监察御史，因公务被派入蜀，时任司空官职的严潜盛情款待元稹，将薛涛请出来唱歌、吟诗、陪酒。元稹是当时有名的大诗人，且年轻有为，在风月场中亦为多情文士。一见薛涛之美丽和出众的才华，立马被吸引住了。经多次来往，其意不可自制。严潜从旁亦看出端倪，所以每次招待元稹，都叫薛涛作陪。元稹喜不自胜，频频赠诗薛涛，极为称颂其美貌才华，亦吐露相思之情。

　　现录其一首：《寄赠薛涛》。

　　稹闻西蜀薛涛有辞辩，乃为监察使蜀，以御史推鞠，难得见焉。严司空潜知其意，每遗薛往。泊登翰林，以诗寄之。

　　锦江滑腻蛾眉秀，幻出文君与薛涛。

　　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

　　纷纷辞客多停笔，个个公卿欲梦刀。

　　别后相思隔烟水，菖蒲花发五云高。

　　这一首诗是元稹回到京城后寄给薛涛的，元稹在西蜀还赠有不少诗给薛涛，薛涛得到元稹的诗后，亦心生仰慕之情，不断传诗与元稹。两人诗笺传情，眉眼传俏，心旌摇荡，终于在成都演出了一幕才子佳人往来酬唱、推波揽月、巫山云雨的佳话来。薛涛比元稹年长11岁，对元稹极尽成熟女性的呵护和关爱。元稹自是风流情种，不避薛涛之年岁，只一味沉溺于两人世界的风月柔情之中，每天为这段天作的姻缘而喷吐出无限的情诗莺语，一时也过得快活淋漓。

　　好景不长，公干完后，不到三月，朝廷遂将元稹召回长安。君命难违，两人纵有风情万种、恩爱无限，也总得分离而别。薛涛哭瘦了桃腮，元稹叹薄了嘴唇，最后都不得不锦江止步，岸边洒泪，望秦关暮影，掩袖咽啼而别。

　　薛涛不愧是薛涛，望穿泪眼、掩袖悲啼之时，仍将两首《赠远》诗含血带泪的献给风流郎君：

　　其一：

　　扰弱新蒲叶又齐，春得花发塞前溪。

　　知君未转秦关骑，月照千门掩袖啼。

　　其二：

　　芙蓉新落蜀山秋，锦字开缄到是愁。

　　闺阁不知戎马事，月高还上望夫楼。

　　元稹回到长安，在仕途上是时贬时宠，命运多舛，但他的才子风流品性仍是不易改。一方面他吟诵创作了大量的诗作，一方面亦不忘偎红倚绿的消魂肠断。初回长安，还不能忘情于与薛涛的恩爱缠绵，不时有诗作酬唱往还。他的《寄旧诗与薛涛因成长句》仍然带着藕断丝连的感伤怀念：

　　诗篇调态人皆有，细腻风光我独知。

　　月夜咏花怜暗澹，雨朝题柳为欹垂。

　　长教碧玉藏深处，总向红笺写自随。

　　老大不能收拾得，与君闲似好男儿。

　　薛涛收到元稹之诗，自是激起无限思念，在川中的登高北望，雨夜剪烛，吟诗题笺，洒泪红帕，成了她寄怀相思的伤感表现，为了能将凄艳的深思寄给心上人，薛涛自己动手设计，用上好宣纸制造了小幅松花笺百余幅，用来题诗寄与元稹。

　　就这样，每每在秋高萧瑟之曰，夜雨滴檐之时，一双纤纤玉手就会展开红色的松花笺，在书案之间、磨墨提笔，以一手漂亮的书法，将在心中煎熬出来、情意绵绵的诗句、和着眼泪写在松花笺上，遥寄远在千里之外的情郎元稹。

　　全唐诗收录的一首薛涛的《寄旧诗与元徽之》内容与全唐诗收录的元稹诗《寄旧诗与薛涛因成长句》内容中有数处不同，特别是诗中后一句，薛涛诗为“与君开似教男儿。”元稹诗为：“为君闲似好男儿。”不知哪首为准。其中的“红笺写自随”句，应是薛涛的写照。

　　(四)

　　薛涛自与元稹有了这样的一段恋情之后，后半生的时光大致都在思念中度过。后来她隐居于成都浣花溪旁的碧鸡坊，宅中建有一座专作书房用的吟诗楼，宅子四周遍种菖蒲，以此来怀念元稹。平时她穿女冠服，常常徜徉于浣花溪边，莒蒲丛中，时不时满怀深情的眺望北方，臆想着元稹，关心他是否吟出了出色的诗句。

　　我们的才子元稹，在遥远的长安或者北方的某个城市，虽然也有怀念薛涛的时候，但才子的风流禀性决定了他的多情，他与一般文人士大夫一样，在唐代奢靡的宫廷享乐风气的影响下，同样热衷于逐红寻柳，一有机会就纸醉金迷于花前月下、温柔乡中。全唐诗收集了元稹的数百首诗，其中从四川归来后，还有不少是写风月逐春之诗。

　　如“即问向来弹了曲，羞人不道想夫怜”。《春词》。

　　据有关史料载，元稹与薛涛都是卒于831年。这冥冥之中，可有灵犀之通矣。薛涛死后，是当时的西川节度使段文昌为奠撰写了墓志铭，上题：西川校书薛洪度之墓。

　　元稹离思五首篇3

　　长安。

　　纪行组诗就是以联章组诗的形式将羁旅行役的经过完整记录下来形成的诗篇。同一组诗歌字数、句数变化不大，形式匀称，结构严整。它的创作比较自由，可以根据内容的需要，尽情地写作而不受篇幅的限制。[2]3-4但是要创作出好的纪行组诗，往往需要文士开动脑筋，求新求变，力避写景叙事的单调和诗意的雷同。也正因为如此，纪行组诗才能体现唐人的艺术创造性。元稹纪行组诗的艺术成就正是体现在题材的剪裁、章法结构的安排、体制的选用等方面的煞费苦心。

　　一、篇章结构的巧妙安排

　　唐人在进行组诗创作时十分重视组诗篇章结构的安排对诗意表达的作用。“唐人纪行组诗结构安排上有平列和总分结合两种形式”，[1]275元稹在两组纪行诗中选用了总分结合的结构形式。《使东川》（并序）组诗，总题和序是总领，以下二十二首诗歌分叙其在骆口驿、汉川驿、褒城驿等地的经历与感触。《西归绝句十二首》是没有序和分题的组诗，但诗人却灵活地将这种形式运用在了诗歌创作之中。在第一首诗就交代行役的背景、目的、心情。“双堠频频减去程，渐知身得近京城。春来爱有归乡梦，一半犹疑梦里行。”[3]交代他经过五年的贬谪，终于可以返归京城，心情本该愉悦。可随着目的地的接近，却越觉犹疑，恍然若梦。这就奠定了这组纪行诗的情感基调，以下诗篇全都紧扣“归”字展开，突出归途、归思。

　　既然纪行组诗以纪行为内容，那么行役的原因、时间、行程、成诗经历等叙事要素就与诗意的传达密切相关，但是在创作纪行诗时，又不能像行程记或旅游记那样只突出行程，毕竟诗歌是以情来动人的。因此为了更好地传达诗意，抒发真情，组诗在采用总分结合结构形式的同时，对诗篇的组合进行了考量。《使东川》组诗中诗人采用了诗序结合的方式，在序中交代行旅的时间、起因等，使诗歌的写作背景清晰明了，诗篇则集中笔力写景抒情。《使东川》在前面有一个总序，“元和四年三月七日，予以监察御史使东川，往来鞍马间，赋诗凡三十二章。秘书省校书郎白行简，为予手写为东川卷。今所录者，但七言绝句、长句耳，起《骆口驿》，尽《望驿台》二十二首云。”行役的时间、原因，组诗的形成、体制等一目了然。其次，在《骆口驿二首》《清明日》《亚枝红》等诗篇下还有诗人自撰的小注，结合小注，我们可以对诗人创作此诗的背景有一个了解，进而准确把握诗人要表达的意思。

　　与《使东川》不同，《西归绝句十二首》更侧重于主观情绪的宣泄，所以诗人采用了只有总题而无分题与小序的方式来“淡化旅途中的各个细节，淡化山水作为审美客体的特征”，进行自由挥洒，但这并不意味着叙事要素的缺失，其叙事要素在诗中仍是有迹可循的。[1]277《西归绝句十二首》即是这组诗歌的总题，由诗题可知这是诗人西归途中所作，诗歌的体制是绝句，至于归去的时间、路线等在诗歌中都间或做出了交代。《西归绝句十二首》其一中“双堠频频减去程，渐知身得近京城”点明了西归的地方是京城长安，其二中“五年江上损容颜”点明了归去的时间是被贬江陵五年之后，即元和十年。另外，诗中常有地名、时间出现，如“今日春风到武关”、“只去长安六日期”、“今朝西渡丹河水”等，据此我们可以得到诗人的行役路线。诗意的传达并不受限。

　　二、体式立意的相互配合

　　纪行组诗诗歌体式的选用一般根据诗歌的立意而定。元稹的两组纪行诗着重抒情，沿途的山川馆驿不过是触发诗人情感的审美客体，所以选用的是适于写景抒情的七言近体。在元稹的纪行组诗中，除了《南秦雪》《江楼月》《惭问囚》三首外，其余皆采用绝句这一体式。古体便于驰骋笔力，相对而言，绝句因为体制短小，不利于诗人逞才使气，但是元稹的纪行组诗却体式与立意相互配合，从意象、意境、手法等方面下工夫，写出了风情宛然的诗篇。

　　（一）递进式的意象“勾连”

　　递进式意象“勾连”是指“循着诗人情感流动的曲线，采用顺移推进的手法来采撷形象、创造意象、组合意象，表现出一种层次的嬗递，常常带有叙述性甚至情节性的特点”，是意象“勾连”的常见方式之一。[4]168元稹的两组纪行诗采用了这一方式，诗人循着自己的情感流动，将零星的、多元的意象组合在一起，从而融意象与情趣于一体，组诗的抒情审美功能显露无疑。《使东川》组诗写诗人奉诏出使东川的行役历程，以诗人的行迹为线索，移步换景，骆口驿的“邮亭壁”、褒城驿的“亚枝红”、骆谷的“玉笋石”“银松萝”、嘉陵驿的“山树”“野花”等等，可谓是一步一景，构成一个系列的完整的画面，渐次展现诗人行役途中所见之风物景致，诗人躁动不安的内心也逐步得到深刻表露，带有叙述性，将一段行役历程呈现在读者眼前。《西归绝句十二首》写诗人奉诏回朝途中情形及初到京城的见闻感慨，其一以“归乡梦”道出“近京城”之感，其二写由武关到商山的行程，“两纸京书”“小桃花树”尽显喜悦之情，其三思念同贬的裴度、韦丞相，“白髭须”反映独自还乡、憔悴伤情，其余诗篇写重返长安的心情及重访故旧的感受，“东流水”“寒窗风雪”“白鬓”等意象“勾连”，“几人强健几人无”的沧桑之感顿显。这十二首诗均围绕“归”字展开，也有着完整的情节。

　　（二）浓郁伤情的艺术造境

　　元稹诗歌，不独悼亡诗在艺术造境上有着浓郁伤情的特点，在两组纪行诗中，除了偶有《使东川?百牢关》 中“何事临江一破颜”，《西归绝句十二首》其二中“小桃花树满商山”等诗句可以窥见诗人的愉悦心情外，大多数诗篇都呈现出感伤色彩。如《使东川?嘉陵驿二首》：

　　嘉陵驿上空床客，一夜嘉陵江水声。仍对墙南满山树，野花撩乱月胧明。（其一）

　　墙外花枝压短墙，月明还照半张床。无人会得此时意，一夜独眠西畔廊。（其二）

　　其一写自己独卧空床，独听江水，独对山树野花，景凄人寂。其二则对自己空寂的心境进一步突出，眼前的相似之景让诗人想到了九年前普救寺的春天发生的那个故事，知道那个故事的人很多，但了解实情的却少之又少。元稹曾在《梦游春七十韵》题序说：“斯言也，不可使不知吾者知，知吾者亦不可使不知，乐天知吾也，吾不敢不使吾子知。”乐天全部知道，但是却不在身旁，一腔愁思无处倾诉，所以诗人说“无人会得此时意，一夜独眠西畔廊”，氛围浓郁伤情。《西归绝句十二首》诗篇的意境之凄凉感伤更是明显，诗中就有“今日还乡独憔悴，几人怜见白髭须”，“白头归舍意如何，贺处无穷吊亦多”，“寒窗风雪拥深炉，彼此相伤指白须”等诗句直言斗转星移，感怀悲叹自己的人生遭际和生命，营造出一派浓郁伤情的气氛。

　　（三）多样化的艺术手法

　　优秀的绝句一般要具备浓缩凝练，暗蕴意趣两点要求，而要达到这些要求艺术手法的使用必不可少。在组诗的创作中，为了避免写景叙事的雷同单调，在艺术手法的使用上力求多变无疑是一良策。元稹在纪行组诗的创作中即运用了多种多样的艺术手法。

　　一是虚实相生。如《使东川?梁州梦》“梦君同绕曲江头，也向慈恩院院游”两句写入梦，曲江、慈恩寺是诗人与好友常常游玩之地。这一夜，又梦到与好友同游曲江、慈恩寺，这是虚景；“亭吏呼人排去马，忽惊身在古梁州”两句写出梦，游兴正浓之时，却听到了驿站的官吏呼喊马夫备齐马匹的声音，朦胧中突然被惊醒的元稹，才猛然意识到自己已经离开京城，到达梁州了，这是实境。这首诗，先让旧日与今时交叠产生错觉，又把京城与梁州拉开扩大距离，语言平平，无惊人之笔，却蕴蓄着跌宕对比的强烈艺术效果。

　　二是活用事典。用典可以增加诗歌语言表达的深度与力度，但是用典过多，又容易使诗歌变得晦涩。元稹在两组诗中用典并不太多，往往是根据构思的需要，活用事典以发明诗意。如《使东川?惭问囚》：

　　司马子微坛上头，与君深结白云俦。尚平村落拟连买，王屋山泉为别游。各待

　　陆浑求一尉，共资三径便同休。那知今日蜀门路，带月夜行缘问囚。

　　这里用了东汉人尚长在子女娶嫁既毕后出世隐遁之典，“三径”语出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三径就荒，松菊犹存”，用作隐逸之典。诗人借这两个典故，想要表达的是自己本欲出脱与纷繁世务之外，却又无法真正地与官场政务划清界限的惭愧矛盾心情，紧扣诗题中的“惭”字。

　　元稹离思五首篇4

　　重视农业经济,首先必须重视和保护农业劳动力。只有土地上有大量的农民在耕种,土地才不至于荒废,租粮才会按时收上来,而“耕者不多而谷有余,蚕者不多而帛有余”的情况,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3](卷14《进士策问十三首•其十》)。不过处于中唐社会动荡时期,农业的发展遭到了一定的破坏,大量小农离开了自己的土地。要尽快恢复农业生产,一个重要的做法就是要有效地保证劳动力在土地上的数量。然而,当时的情况却十分令人担忧。对于这样的情况,韩愈看得十分清晰。他指出当时农民中的一些人不再从事农业了:“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3](卷11《原道》)士农工商四家外,唐代还新增出佛和道两家。这两种人不务农,不做工,却在消耗着社会的财富。这些人是从哪里冒出来的?韩愈认为他们无非就是从农业人口中游离出来的。其实他对这个问题看得很透,认为道家上不顾君亲,下不生子孙,简直是违反了人伦常理,他们不耕不织,但却要穿衣吃饭。他严厉地批评佛教:“佛法入中国,尔来六百年。齐民逃赋役,高士著幽禅。官吏不之制,纷纷听其然。耕桑日失隶,朝署时遗贤。”[3](卷12《圬者王承福传》)农民中的一部分人受诱惑成了佛教徒,他们庇荫在佛寺中,逃税不服徭役,使得农村劳动力日益流失,造成了“耕桑日失隶”的局面,对农业生产破坏极大。

　　然而帝王们却没有很好地意识到这一现象,如唐宪宗照样敬信佛教,将佛教舍利从法门寺请到长安供人瞻仰,使得百姓“灼顶燔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唯恐后时,老幼奔波,弃其生业”[1](卷160《韩愈传》,P4200)。佛道不进行劳动生产,“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主张对他们要“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3](卷11《原道》)。韩愈还发现农业人口减少的另一原因是大量依附人口的存在。唐宪宗元和十四年因谏佛骨被贬,韩愈来到江西观察使下的袁州任职。这是一个只有17200户的小州,韩愈对典帖良人为奴婢的现象进行了整顿,共检括出731人。从袁州想到了全国,韩愈感到问题很大:“袁州至小,尚有七百余人,天下诸州,其数固当不小。”因此他向唐穆宗建议:“今因大庆,伏乞令有司重举典章,一皆放免,仍勒长吏严加检责。如有隐漏,必重科惩,则四海苍生,孰不感荷圣德!”[3](卷40《应所在典帖良人男女等状》)他希望有关部门要有切实的措施,从严检括户口。白居易同样也发现中唐德宗时期部分农民不安心种田,从农民中游离了出去,不过他认为这些人主要是在从事商业末作:“人多游心,地有遗力,守本业者,浮而不固;逐末作者,荡而忘归。”

　　农民劳作辛苦,但并没有多少收获,一旦经商,却可以轻松地获利,所以纷纷放弃了农业而转向商业。农民之所以弃农从商,这和两税法的计地征钱紧密相关。然而,“钱者,桑地不生铜,私家不敢铸,业于农者,何从得之?至乃吏胥追征,官限迫蹙,则易其所有,以赴公程。当丰岁,则贱籴半价,不足以充缗钱;遇凶年,则息利倍称,不足以偿逋债”,所以,一些富商大贾乘机倒腾,大赚农民的钱,而农业经济就日益贫困,这样必然造成“农夫之心,尽思释耒而倚市;织妇之手,皆欲投杼而刺文”[4](卷63《策林二•十九息游惰》,P1311)。白居易认为老百姓弃农从商的主要原因是当时的“谷帛轻而钱刀重”,“夫籴甚贵,钱甚轻,则伤人;籴甚贱,钱甚重,则伤农。农伤则生业不专,人伤则财用不足。”要改变钱重物轻而带来的伤农问题,白居易认为政府应该采取积极的调控方式。政府如果“敛散得其节,轻重便于时,则百货之价自平,四人之利咸遂。虽有圣智,未有易此而能理者也”[4](卷63《策林二•二十平百货之价》,P1313)。其次政府在赋税上应少收现钱。如果根据土地的数量“计谷帛为租庸,以石斗登降为差,以匹丈多少为等,但书估价,并免税钱,则任土之利载兴,易货之弊自革”[4](卷63《策林二•十九息游惰》,P1312)。

　　只要征税不用现钱,农民就会安心地种地,游手趋末的倾向马上就会改变。元稹认为安史之乱后,一直到唐宪宗元和年间,“气盛而微”,社会状况十分令人痛心,“兵兴则户减,户减则地荒,地荒则赋重,赋重则人贫。人贫则逋役逃征之罪多,而权管权宜之法用矣”[5](卷28《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策一道》,P333-334)。战争造成大量农民离乡背井,使各地户口急剧下降。农村劳动力缺损的另一因素是农村闲杂人员太多。元稹说:“夫食力之不充,虽神农设教,天下不能无馁殍之人矣。”他认为自古以来,有四种人是不种粮食而要吃粮食的,即官吏、军队、工人、商人,但古时候这四种人占总人口不到百分之一二。然而,到了中唐,这种情势发生了改变,除了四种人大量增加外,“加以依浮图者,无去华绝俗之真,而有抗役逃刑之宠;假戎服者,无超乘挽强之勇,而有横击诟吏之骄”,其结果是天下之人十有八九脱离了农业在游食闲荡,只有一些老实本分的人还留在土地上[5](卷28《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策一道》,P334)。元稹认为这样的情况必须改变,应该提倡重视农业,他对唐宪宗说:“今陛下诚能明考课之法,减冗食之徒,绝雕虫不急之工,罢商贾并兼之业,洁浮图之行,峻简稽之书,薄农桑之征,兴耕战之术,则游堕之户尽归,而恋本之心固矣。恋本之心固,则富庶之教兴,而贞观、开元之盛复矣。若此,则既往之失由前,将来之虞由后,在陛下惩之、戒之、慎之、久之而已。”[5](卷28《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策一道》,P335)

　　中唐后,越来越多的农民脱离了农村,他们当中的部分人庇护在寺院、军队中,得到了僧籍和军籍,国家就只能不收他们的赋税。还有一些人从事手工业和贩运业,搬进了城市,脱离了世代从事的农业,使得稳定的农业结构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中唐的三位文学家,他们都看到了农村存在着农业劳动者流失的情况,清晰地知道这会对当时的经济带来严重的后果。不过他们在探讨农业劳动者流失的原因时,各人的说法不完全一样。韩愈认为当时的佛道等非生产人员太多了,他们要吃饭穿衣,享受了并不宽裕的社会资源,而一部分人成为富人的依附人口,更使农民大量脱离土地。白居易发现经商能给人带来富裕,所以很多农民轻本重末,弃农从商了,他认为当时农业人口的流失主要是因为钱重物轻,农产品太便宜,谷贱伤农。元稹认为农民的流失主要有这样几个方向,一些人信教念佛了,一些人参加了军队,成了游食闲荡之徒,一些人从事末业,干起了工商贩运的勾当,进入城镇定居了下来。三人的分析,各有道理,但韩愈和白居易局限于自己感触最深的一端,并没有全面考虑当时的实际情况。相比较而言,元稹的看法比较全面,他认识到了农业劳动者的流失是综合因素造成的。

　　二、对农民艰苦生活的关心

　　三位文学家十分关心农民的生活。从本质上说,唐代社会是建筑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因此改善小农经济的生存环境,提高农业经济条件,就显得十分重要。只有改善小农经济的生活状况,才能使小农家庭世代维系下去,国家的统治就会日益巩固。这个道理,三位文学家都完全能理解,他们对农业经济特别关心。韩愈对身陷自然灾害的老百姓十分同情。贞元十六年,他从京师归徐州,看到身陷水旱灾害的老百姓,大发感慨:“前年关中旱,闾井多死饥。去岁东郡水,生民为流尸。上天不虚应,祸福各有随。我欲进短策,无由至彤墀,刳肝以为纸,沥血以书辞。上言陈尧舜,下言引龙夔。言辞多感激,文字少葳蕤。一读已自怪,再寻良自疑。”[3](卷2《归彭城》)其时京师因旱灾而导致饥荒,郑、滑等州大水,百姓生活十分艰难,韩愈内心充满了对百姓的同情,他希望能出现尧舜圣治的局面,让老百姓过上安定的生活。贞元十九年,关中旱饥,韩愈上疏说:“伏以今年已来,京畿诸县,夏逢亢旱,秋又早霜,田种秋收,十不存一。陛下恩逾慈母,仁过春阳,租赋之间例皆蠲免,所征至少,所放至多。上恩虽弘,下困尤甚,至闻有弃子逐妻以求口食,坼屋伐树以纳税钱,寒馁道涂,毙踣沟壑。有者皆已输纳,无者徒被追征。”[3](卷37《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对百姓生活充满着忧虑。

　　韩愈认为战争对农业经济影响很大,“天下兵又动,太平竟何时?吁谟者谁子,无乃失所宜。”[3](卷2《归彭城》)他盼望战争早日结束,让老百姓过上太平日子。他认为藩镇割据影响了农民的正常生活,淮西吴元济叛乱时,“奉所役者,修其器械防守,金帛粮畜,耗于赏给,执兵之卒,四向侵掠。农夫织妇,携持幼弱,饷于其后。虽时侵掠,小有所得,力尽盘疲,不偿其费”。他提出平叛战争要打得快,如果战争时间过长,会造成“日相攻劫,必有杀伤,近贼州县,征役百端,农夫织妇,不得安业。或时小遇水旱,百姓愁苦”[3](卷40《论淮西事宜状》)。韩愈反对国家政策扰民的行为。穆宗长庆二年,户部侍郎张平叔上疏改革盐法,主张政府经营食盐,这样可以从商人手中夺回盐利。韩愈认为天下百姓富少贫多,农村百姓能用钱买盐的不到二三成。过去商人交纳榷钱后可自由运销,农民常用米谷杂物与他们调换,或者从商人处赊贷升斗,待到日后收获粮食后再归还。如果是政府经营,许多人必然就没有盐吃了。如果硬要各级官员催缴盐钱,“臣恐因此所在不安,百姓转致流散,此又不可之大者也”。他强烈反对盐法变革,认为这项政策会骚扰百姓生活,使他们穷困而四处流散[3](卷40《论变盐法事宜状》)。白居易同样非常关心农民的生活。他有大量关心农业和农民的诗文,如《卖炭翁》、《杜陵叟》、《秦中吟》等,充分体现了他对穷苦农民生活的同情。如《村居苦寒》,他描述了隆冬时节的农村,绝大部分农民一年辛苦后,竟连衣服也无法穿暖:“八年十二月,五日雪纷纷。竹柏皆冻死,况彼无衣民!回观村闾间,十室八九贫。北风利如剑,布絮不蔽身。唯烧蒿棘火,愁坐夜待晨。乃知大寒岁,农者尤苦辛。”[4](卷1,P21)

　　他任盩厔县尉时,接近社会底层,发现农业经济贫困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政府的重税。当时他看到了一位贫妇人在拾麦穗,由于“家田输税尽”,只能“拾此充饥肠”[4](卷1《观刈麦》,P5)。因此白居易有大量讨论农业赋税的议论,认为税重不仅会影响农民的生活,还会影响社会的安定。白居易认为安史之乱后,“财征由是而重,人力由是而罢。下无安心,虽日督农桑之课,而生业不固;上无定费,虽日峻管榷之法,而岁计不充”。为什么赋税重了呢?他认为主要是由于国家军事行动太多了,所以他说:“盖人疲由乎税重,税重由乎军兴,军兴由乎寇生,寇生由乎政缺……未息兵革,而求征徭之省;未省征徭,而求黎庶之安,虽玄宗不能也。”[4](卷47《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策一道》,P988-989)战争一起,国家就要把大量财力放到军事上去,钱没有了,就只能向老百姓头上搜括。白居易对扰民的两税法颇有微词。他认为“国家定两税,本意在忧人”,然而却要老百姓以现钱来交税,这是极不妥当的。他说:“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铜山。胡为秋夏税,岁岁输铜钱?钱力日已重,农历日已殚。贱粜粟与麦,贱买丝与绵。岁暮衣食尽,焉得无饥寒?”[4](卷2《赠友》,P35)农民生产的粟麦丝绵,必须折换成现钱交税,他们只能贱价出售农产品以套取现钱,因而两税法完全违背了设立时的初衷,反而大大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元稹对农民的艰苦生活十分关心,这方面的诗文在他的文集中占有很大比重。《织妇词》云:“织女何太忙,蚕经三卧行欲老。蚕神女圣早成丝,今年丝税抽征早。早征非是官人恶,去岁官家事戎索。征人战苦束刀疮,主将勋高换罗幕。缫丝织帛犹努力,变纟聂撩机苦难织。东家头白双女儿,为解挑纹嫁不得(予掾荆时,目击贡绫户有终老不嫁之女)。檐前袅袅游丝上,上有蜘蛛巧来往。羡他虫豸解缘天,能向虚空织罗网。”《田家词》也说:“姑舂妇担去输官,输官不足归卖屋。”[5](卷23,P260)农业劳动十分艰辛,农民种的粮食和织的丝布,连交租还不够,只能终老也不将女儿嫁出去。在这两首诗中,元稹对中唐农民的生活充满了同情和体恤。元稹认为农业经济艰辛的原因,是与封建政府的赋税贡物密切有关。如《竹部》描述了农民进深山伐竹的劳苦,主要缘由是为应付残酷的赋税:“朝朝冰雪行,夜夜豺狼宿。科首霜断蓬,枯形烧余木。一束十余茎,千钱百余束。得钱盈千百,得粟盈斗斛。

　　归来不买食,父子分半菽。持此欲何为?官家岁输促。”《赛神》中描写荆楚风谷每年十月底水稻收割以前要事妖结社,这时官府收税人员就来了,“吏来官税迫,求质倍称缗”,使得“贫者日消铄,富亦无仓囷”[5](卷3,P28-29)。唐穆宗长庆年间,元稹来到同州任刺史。冬春之交大旱,穆宗下诏减半收税。没想到这年大旱不止,“六月天不雨,秋孟也既旬”,尽管粮食收不上来,但半税还得交上去,结果“今年无大麦,计与珠玉滨。村胥与里吏,无乃求取繁。符下敛钱急,值官因酒嗔。诛求与挞罚,无乃不逡巡。”作为政府的一个地方官员,元稹处于两难的境地。一方面灾情严重,百姓生活困苦不堪,另一方面他又得代表政府出面收税,他不知如何是好。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能向老百姓解释说:“以彼天道远,岂如人事亲。团团囹圄中,无乃冤不申。扰扰食廪内,无乃奸有因。轧轧输送车,无乃使不伦。遥遥负担卒,无乃役不均。”[5](卷4《旱灾自咎贻七县宰》,P37)对农民的遭遇,他痛在心里,却又十分的无奈。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三位文学家都看到了中唐农业经济的困境,对农民所处的恶劣环境表示出了同情。他们比较集中的观点认为农民之所以生活贫困潦倒,原因在于政府的重税剥削。在正常年景下,政府的赋税农民还能够忍受,然而一旦遇到战争或自然灾害,农民粮食减收或收不上来,而政府还是按照原定的税额向百姓征收,农民们必定是无法完成应缴额,从而导致他们走向破产。

　　三、解决农民经济贫困的方法

　　农民经济贫困而至于破产,这是任何一个帝王都不想看到的,否则政府的赋税就会征收不到,国家机器就无法正常运转。韩愈、白居易、元稹三位极有政治抱负的文学家,站在维护和稳固唐朝统治的立场上,面对中唐农民贫困加剧的现象,他们积极地提出对策,力图扭转农村的困难窘境。韩愈认为农民交租是必须的,“民者,出粟米丝麻,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如果农民不交租税,政府要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处理:“民不出粟米丝麻、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3](卷19《送许郢州序》)两税法颁布后征收现钱,直接导致了钱重物轻的出现,使老百姓租税实际上越交越多,因此他认为政府要有“在物土贡”的征税思想解决农民税重的问题。他说:“夫五谷布帛,农人之所能出也,工人之所能为也。人不能铸钱,而使之卖布帛谷米以输钱于官,是以物愈贱钱愈贵也。”农民和工人只生产布帛谷米而不生产现钱,为了套现来交租,他们不得不贱卖农产品,这样实际造成了农民交的税越来越多。韩愈认为这种局面必须改变,提出了“在物土贡”的思想:“今以出布之乡,租赋悉以布;出帛丝百货之乡,租赋悉以布帛丝百货。去京百里悉出草,三百里以粟,五百里之内及河渭可漕人,愿以草粟租赋,悉以听之。”如果这样做了,就可以达到“人益农,钱益轻,谷米布帛益重”的局面[3](卷37《钱重物轻状》),大大改变农业经济状况。白居易反对重税,他认为“地之生财有常力”,因而农民的收获是有限度的,重税对农民来说是很难忍受的。要改变这样的状况,白居易认为对帝王来说首先要安抚农民,做到轻徭薄赋。如果“政教修,则下无诈伪暴悖之心,而寇戎所由销矣。寇戎销,则境无兴发攻守之役,而兵革所由息矣。兵革息,则国无馈餫飞挽之费,而征徭所由省矣。

　　征徭省,则人无流亡转徙之忧,而黎庶所由安矣。”[4](卷47《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策一道》,P989)这些措施环环紧扣,修政教了,战乱就不会出现,军需就不要转运,就没有必要从老百姓头上来征发徭役。他还多次提出要恢复租庸调制。在抨击两税法加重了农民负担的同时,他想出的积极措施是回到租庸调制上去。他认为“夫赋敛之本者,量桑地以出租,计夫家以出庸。租庸者,谷帛而已”,两税法征税要铜钱明显是有违收税的本意。政府如果能够“量夫家之桑地,计谷帛为租庸,以石斗登降为差,以匹丈多少为等,但书估价,并免税钱,则任土之利载兴,易货之弊自革”[4](卷63《策林二•十九息游惰》,P1312)。此外他还认为百姓占有土地要平均:“不均不平,则地虽广,人虽多,徒有贵之名,而无富之实。”他十分怀念古人的井田制,认为这种美好的制度使得“生业相固,食力相济。其出财征也,不待徵书而已平矣;其起军役也,不待料人而已均矣。然后天子可以称万乘之贵、四海之富也”。当然井田制是无法恢复的,但人们仍可以“斟酌时宜,参详古制。大抵人稀土旷者,且修其阡陌;户繁乡狭者,则复以井田……如此,则庶乎人无浮心,地无遗力,财产丰足,赋役平均,市利归于农,失业著于地者矣”[4](卷64《策林二•五十二议井田阡陌》,P1350-1351)。与韩愈、白居易看法不同,元稹并不认为重税的主要原因是两税法。他认为两税法没有造成钱重物轻,使农民变相加重了征税额。他指出两税法本身并没有过错,“量出以为入、定额以给资”使得“天下赋税一法”,“厚薄一概”,因而是没有问题的。那么造成农业经济贫困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元稹说:“黎庶之重困,不在于赋税之暗加,患在于剥夺之不已。

　　钱货之轻重,不在于议论之不当,患在于法令之不行。”农民重困的原因在于地方官员的无穷剥夺。怎样改变这种情况使农民的赋税减轻,元稹说:“诚能禁藩镇大臣不时之献,罢度支转运别进之名,绝赂遗之私,节侈靡之俗,峻风宪之举,深赃罪之刑,精核考课之条,慎选字人之长,若此,则不减税而人安,不改法而人理矣。”[5](卷34《钱货议状》,P394-395)不过元稹对两税法征收现钱也是有看法的,他认为天下州县如不出产布帛丝绵的,应该允许能用谷物等可在当地交易流通的重要产品作为两税折纳,折纳时官府不得抬高价格。如果老百姓情愿输纳现钱,也应该同意他们这样做,如此就能“上无抑配之名,下有乐输之利,以兹析中,实谓得宜。”[5](卷36《中书省议赋税及铸钱等状》,P414)元稹曾为穆宗起草《长庆元年册尊号赦》,并向全国颁布,内中流露出了他在农民问题上的一些重要思想:“爱人本于省赋,虽在必轻;国用出于地财,又安可阙……宜委所在长吏,审详垦田并亲见定数,均输税赋,兼济公私。每定税讫,所增加赋申奏。其诸道定户,宜委观察使刺史必加审实,务使均平,京兆府亦宜准此。其百司职田在京畿诸县者,访闻本地,多被所由侵隐,抑令贫户佃食蒿荒。百姓流亡,半在于此。宜委京兆府勘会均配,务使公平。”[6](卷10,P55)农民贫困与不能“均输税赋”有关,而不能“均输税赋”与农民占有土地多寡密切相连。

　　安史之乱后,均田制彻底遭到破坏。至穆宗长庆年间,土地的变化使政府的田籍记录早已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根据田亩征收赋税已名不符实。白居易等一些士大夫认为要解决这种情况应该实行井田制,但元稹认为要解决土地问题主要对土地数量进行重新核定,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均平赋税。长庆二年,元稹罢相后出任同州刺史,他遂在同州进行了核定土地的尝试性改革。长庆三年,他让同州百姓根据自己占有土地的实际数量据实上报,基层的里正、书手据上报数字重新核定,州府再根据上报的土地数量,将两税额度平均分摊,统一收税标准,这样,贫富强弱的赋税才真正做到了按亩征纳。这一元稹自称为“量事配率,自此亦冀均平”的“均田”的行动[5](卷33《同州奏均田奖》,P435-437),并不是对土地重新分配,而是核定土地的田亩数量,为征收两税提供依据,其主要作用是弥补两税征收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弊病,目的是为了缓和农民经济的贫困状态,总的来看,这一做法是比较切实可行的。从上面三位文学家提出的解决农民经济贫困的具体方法来看,是各有侧重的。韩愈认为只要改变征税交钱,在物土贡,情况就会发生好转;白居易认为政府要修政教和节用,就能减省徭役总量,如果恢复了租庸调和井田就能均平赋税;元稹认为要严格征税制度,要任土之宜,应该核定土地数量,根据税额平均分摊。相比较而言,元稹的思想较为丰富和深刻。

　　四、三位文学家的思想异同原因分析

　　三位中唐文学家都提出要保护农业劳动力,防止劳动力的流失;都十分关心农民的生活,并且提出了解决农业经济日益贫困的措施。但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尽管他们生活在同一时期,碰到的问题几乎是一样的,然而他们的具体提法则各有所侧重,关注的角度各不相同。关于农业劳动力流失,韩愈的眼光主要集中在他历来关注的佛教上,认为佛教对农业劳动力的流失影响极大;白居易主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商人上,认为农民为商利所吸收,必将有更多的人弃本从末;元稹认为农业劳动力流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与信佛、参加军队、从商都有关系。显然元稹分析问题的方法比较全面,认识比较深刻。对农业经济的贫困,韩愈和白居易都从自然灾害、战争、赋税等方面寻找,但元稹认为根本的问题在于当时的有法不行,地方官员的剥夺不已。在解决农民脱贫的方法上,韩愈、白居易的提法都有一定道理,但从具体操作来看,实际上很难保证“在物土贡”后是否不再重税,将租庸调和井田制这些理想中的制度重新用到社会早已发生了重大变化的中唐,注定是不会成功的。到是元稹提出的一些方法,如核定土地数量等,只要认真去做还是可以实行的,而且相信亦会带来一定成效。

　　只是由于当权执政者并不想这样去做,所以元稹提出的那些办法就无法付诸于实践。处于同样的中唐社会环境,三人对农民关切的思想为什么会出现不同呢?探索他们三人的经历,我们发现他们的仕途与思想旨趣有着相当重要的关系。唐朝是一个宗教盛行的时代,道教得到尊崇,佛教繁盛兴旺,而儒教却十分衰微,儒教地位在执政者眼中在道、佛之下。佛教在思想界占了一定的优势,但它浪费社会资财比较严重,相比较而言儒教的社会基础雄厚而且牢固,潜在的力量很大,只要一有机会,它仍会恢复过去的权威。韩愈生活在这样一个复兴儒学、排斥佛老的时代,他的儒学思想以孟子的学说为主,以荀子的学说为辅,在《送浮屠文畅师序》中提出“道莫大乎仁义,教莫正乎礼乐刑政”,成了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关键人物。要阐明儒家的仁义礼乐,韩愈必须对佛老进行批判,因而他在《原道》中批判佛氏的“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3](卷11《原道》),主张在文化、政治、经济、伦理以至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都要以儒学为指导思想,使儒家的仁义道德在各方面都得到体现。儒家的先王之教“为道易明”,“为教易行”,“以之为己,则顺而祥;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而平;以之为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儒家的基本原则贯穿于社会生活和各个方面[7](P91)。宪宗元和十四年,唐宪宗从法门寺迎佛舍利,使整个长安城都为之疯狂,为了维护自己的理念,韩愈挺身而出,上表力谏,要求将佛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

　　肩上担负着振兴儒学的重任,承担着批判佛教的历史任务,韩愈的脑中时时思考着佛教对社会的危害,关于农业劳动者的流失,他自然首先想到的是佛教对农业的影响。他一直想着要恢复仁义之政,所以他特别关心农业经济的贫困,对于战争和国家政策对农业经济影响的认识较一般问题更为深入。白居易自德宗末年登第授官,元和初年从县尉开始做起,历任翰林学士、左拾遗、京兆府户曹参军等中下层官员,见到了农业经济的痛苦惨状,感想十分丰富。如《观刈麦》、《新乐府》、《秦中吟》等都作于这段时间。宪宗元和以后,白居易在政坛上很活跃,任官职位不断升高,曾任忠州、杭州、苏州等刺史,分司东都,这时他发现了农民去本从末现象严重,于是他特别强调商业对农业的影响。发现在政府的重税之下,各地农业经济就特别困难,因此他强调要改变收税的方法。白居易的政治理想是贞观之治,在元和初年时他曾想把贞观之治运用过来,所以他推崇井田、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只不过事过境迁,这些制度早已不再适应已经变化了的社会。

　　贞观之治的指导思想肯定是儒学的,白居易也是想用儒家的仁义之学来阐述贞观之治,因此他提出农业经济贫困化的原因及其解决措施都与帝王仁政有关。在白居易的人生观中,知足思想是一个重要内容。他在《闲居》诗中说:“心足即为富,身闲乃当贵。”[4](卷2,P111)《知足吟》说:“官闲离忧责,身泰无羁束……自问此时心,不足何时足?”[4](卷22,P491)他的这种知足思想后期主要是受了老子思想的影响,但这种思想形成的前期主要和他的知愧心有关。在《秋居书怀》中他说:“不种一株桑,不锄一垄谷。终朝饱饭餐,卒岁丰衣服。持此知愧心,自然易为足。”[4](卷5,P99)这种从知愧心引出的知足心,与体谅劳动人民的艰辛生活密切有关,因此在白居易前期的思想,他对农业经济关注的内容特别多。受老子哲学思想的影响,他主张为政要“尚宽简,务俭素,不眩聪察,不役智能”,这样就能达到“人情俭朴,时俗清和”的目的,为政要顺人心立教,清静无为,要以唐太宗和汉文、景帝为榜样,其修政教、节用思想均从这个角度进行发挥,也是他最理想的政治目标[4](卷6《策林二•十一黄老术》,P1298)。元稹在唐德宗贞元年间登上政坛,但在唐宪宗时就显出了他的政治抱负。

　　元稹离思五首篇5

　　文/郑能新

　　从宜昌向西行约二十余里，至西陵峡口与下牢溪交汇处，有一山伸入江中，如蛟龙戏水，三游洞即在此山之中也。

　　三游洞，古称三友洞，相传为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与弟白行简及友人元稹，探险时发现此洞，并同游而得名。

　　下午四时左右，夕阳斜照，犹有暖意。一行人沿江边故人开凿的石道前行，真有“攀萝半岩入，俯首石欲坠”的感觉。栈道均悬于半壁，上临峭壁，下逼江面，看者惊心，行者悚然。所幸前行不远，即达洞口，“砰砰”之心才稍稍静了下来。站在洞前，游人不禁眼睛一亮，真是别有洞天！但见洞口藤蔓倒挂，随风飘拂，洞中岩石层叠起伏，参差纵横，三根似圆若方的钟乳石柱，垂直平行耸立，将洞隔成相通的前后两室。前室明旷，诗文题刻满壁，并陈列有白居易、欧阳修、苏东坡的刻像，后室幽暗，亦有白居易、白行简和元稹的塑像立于半壁之中。塑像左侧石壁上有一耳洞，弯腰扶壁可爬行出入，据说此即三游洞古时出入通道，当年白居易探险发现此洞时，就是从这里出入的。即使是今时开有栈道，但亦有不少游人从此爬进爬出，以体昧、效仿古人之闲情雅趣，以致于把石壁磨得光滑发亮。此洞顶部有一形若悬钟的奇石，用石子击之，其声如钟，石子落地，其声似鼓，故此，又有天钟地鼓之说也。

　　站立洞前，微微江风，带着阵阵凉意扑面而来，随同风声送入耳鼓的似乎还有依依呀呀的浆橹之声，我仿佛看到由江州司马升为忠州刺史的白居易和三弟白行简站立船头，饱览长江三峡美丽的风光，此刻，白居易心情不错，赴任途中能欣赏到如此美景，叫他如何不诗兴大发？看得兴起，他提笔挥毫，赋诗一首：“不知远郡何时到，犹喜全家此去同。万里行程三峡外，百年生计一舟中。巫山暮足沾花雨，陇水春多逆浪风，两片红旌数声鼓，使君楼船上巴东。”

　　白行简刚叫一声好，白居易却摇头叹了一声：“可惜无应和之人也！”白行简知道二哥又想起了在通州为官的好友元稹，就拿出身上的一封信念了起来：“残灯无焰影憧憧，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

　　白居易苦笑了：“只闻人声，不见人影啦。”

　　白行简说：“听其言犹见其人也。”随后又说：“这儿还有一首，我再念给你听听。”

　　“莫遣玲珑唱我诗，我诗多是别君辞。明朝又向江头别。月落胡平是去时。”

　　兄弟二人正在船头怀友，这时一支客船飘然而至，船上一人拱手道：“敢问是居易行简二兄么？”

　　白居易听声音耳熟，忙站起身来仔细一看，不禁失声惊叫起来：“哎哟，说曹操，曹操到，真是元稹兄，怎么这么巧，在这里遇上你？”

　　元稹说：“说来话长，不是二兄吟陋诗，我也不知二兄在此。”

　　白行简忙把元稹扶过船来，三人开怀痛饮，吟诗作赋，好不快活！

　　这时，江边的山林里，忽然传来一支声调凄苦哽咽的民歌《竹枝词》。白居易看了看忧怨的元稹，呷了口酒，又吟道：“江畔谁人唱“竹枝”？前声断咽后迟。怪来调苦缘词苦，多是通州司马诗。”

　　元稹知道白居易在讽喻自己多愁善感，便莞尔一笑，“你呀，你真是叫我哭笑不得啊！”

　　三人一番感叹之间，船已驶达南津关边的下牢溪，这时，从西陵山上传来一阵阵潺潺的流水声。白居易说：“听这泉声如琴，多么美妙的声音啊，我们不妨上去看一看。”

　　于是三人离船上岸。举目望去，但见那奇山怪石，一如刀砍斧削，清清的流泉恰似正在梭织的布帛，纵横的藤蔓犹如一张天网，三人被这美景牵引着向山上爬去。他们砍杂草，攀悬岩，好不容易爬到半山，这时，白居易发现有一个石洞，强烈的好奇心驱使他爬进石洞探险，这一探，不仅使他们眼界大开，还给后人留下千古佳话。但见该洞钟乳密布，五光十色，千姿百态，洞外峭壁百丈，溪泉流响，泻玉淌银，三人如临仙境，迷迷瞪瞪不知所以。俄而，夕阳西下，峡山昏暗，云破月出。雾霭吞吐，玲珑透剔。乍看，这些美景好象从洞中生出。三人自是一番浩叹！元稹说：“这个美丽的地方被埋没了多少年，如兄之才被埋没啊！”

　　白行简说：“今我等发现，应该给他取个名字才好！”白居易说：“三人始游，乃三游洞也！”

　　还在沉思之中，友人们的呼唤之声从远处传来，他们已渐行渐远了。我只得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三游洞，离开了这个能给人灵感和激情的地方！

　　作者简介：郑能新，笔名海滨，湖北英山人，1963年6月出生，大学学历。曾任英山县文化馆馆长、黄冈市群众艺术馆馆长，现为黄冈市文联副主席，黄冈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黄冈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副研究员。已发表、出版文学作品150余万字，出版有小说集《遥远的乡村》、散文集《心旅》、报告文学集《选择艰难》。有40多篇入选《小说选刊》、《读者》、《新华文摘》、《青年博览》、《短篇小说选刊》、《小小说选刊》等部级选刊、选本。有40多篇获奖。有多篇作品被选入大、中学生课本，中国小小说作家排行榜榜上有名。有作品被录入各大网站，有作品被介绍到海外。十多家报刊杂志聘为专栏作家或特约作家。为湖北省作家协会、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湖北省政府专家津贴获得者。2008年获“湖北省十佳文艺青年”称号。

　　作者单位：湖北省黄冈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黄冈市文联）

　　元稹离思五首篇6

　　文学创作，是作者内心思想的一种外在体现，或寄托一种情感，或表达一种理想。由于作者所处的社会环境的不同，各有其时代特色和性格特征，既综合反映了作者的生存状态，也表达了内心对精神世界的寄望，其表现方式又与作者个性息息相关，可能是描绘理想境界的灵志小说，也可能是抨击现实社会的批判文章，可能是唯美的诗词，也可能是平叙的杂文。深入剖析古今作者传世佳作的创作背景，不难发现，在作者身上彰显着迥然不同的个性矛盾，反映出作者在不同程序上的人格裂变，体现在作品上则为既有跌宕起伏的对立冲突、又保持辩证统一的和谐关系，于是一个全新的角色便立体、丰满、直观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读白居易《长恨歌》，文中以“回眸一笑百媚生”、“温泉水滑洗凝脂”、“云鬓花颜轻步摇”等句，对杨贵妃的娇媚之态极尽赞誉之词，又用大篇幅文字渲染出唐玄宗李隆基对杨玉环的专宠：“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随后用女子忧怨的语气表达出杨贵妃对旧日情爱的眷恋以及对唐玄宗背弃誓言、马嵬坡赐死的饮恨。字里行间无不倾注细腻的情感，体现其“怜香惜玉”之感触。“才子配佳人”，由于旧时男尊女卑的婚姻制度，家境略好的官宦之家、才子府弟都养有姬妾，白居易也不例外，还留下了“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这样描绘女子相貌形态的佳句，其中樊素、小蛮就是白居易府上最受宠的歌伎、侍妾。然而，正是这样一位怜香惜玉、温文尔雅的翩翩君子，却成为了逼死关盼盼的罪魁祸首！关盼盼原为一代名妓，徐州守师张愔为其赎身从良纳为妾，建燕子楼。张愔病逝后，关盼盼作《燕子楼新咏》三首以表悼念之情，白居易则和诗三首，并附言“黄金不惜买蛾眉，拣得如花四五枝；歌舞教成心力尽，一朝身去不相随。”隐意劝诫关盼盼为夫殉情。关盼盼受其讽喻贪生苟活而伤心绝食，几日后便郁郁而终。也许贯于写讽喻诗的香山居士没想到关盼盼竟是如此性情刚烈的女子，他对于关盼盼之死始终心中有愧，百般权衡中做出了“于垂暮之年放侍姬樊素、小蛮等人各奔前程”的“善举”。试问，你既能劝得他人殉情，又如何罔顾自身姬妾呢？毕竟白居易年老之际，侍妾樊素、小蛮等人才正当花红之日呀，如何忍心再教人步了杨玉环“一坯黄土敛艳骨，三尺白绫掩风流”的后尘呢！

　　再说人人皆知的《西厢记》。《西厢记》源于元稹的《会真记》，张生原型就是元稹，剧中张生与崔莺莺情深意笃，然，元稹却是薄情之人。他先以《春词》引诱莺莺私下结为夫妻，入得仕途后，又娶太少保韦夏卿之女韦丛，韦丛短命辞世，元稹竟写下30余首应景悼亡诗以博取美名，不久又纳妾安仙嫔。在路过崔莺莺改嫁的夫家时，欲见莺莺不成而诬蔑其为祸水，后博得才女薛涛芳心暗许，共度一年良辰美景至任期满而无疾而终，仕途变迁，元稹先后交刘采春，纳名门之女填房，真可谓“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想必花花肠子如元稹者，其本人在心中也期待和渴望一份能从一而终、不离不弃的真情吧，“现实太残酷，只好在文字里求一个圆满”，纵使他百般负心背叛，却并不妨碍他在其文学作品中勾画一个完美的结局，让人对爱情仍然心生向往。文学作品往往是现实生活的一种补偿，是作者对不完美的现实的一种反抗和寄望。没有梦想，生活何以为继？即使是海市蜃楼的臆想，也不失为一种无奈的安慰和精神的寄托吧。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是鲁迅的名言，言简意赅，以强烈对比的方式表达了对敌人的鄙夷和对解救民众的赤诚之心。我想，这同时也是他对待身边两位女子截然不同态度的真实写照吧。鲁迅与许广平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早已传为佳话，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鲁对许的款款深情。如果说许广平是绚丽舞台上演绎的华美剧目，那么鲁迅的原配夫人朱安则是隐匿在帷幕阴影里的那个不为人知的拉幕者。鲁迅迎娶朱安，是在鲁母病危的诓骗和家族的重压下做出的妥协。朱安自嫁入夫家，可以说是孝公婆，识大体，勤俭持家，为其免去后顾之忧，努力当好坚实后盾，甚至对于鲁迅另立家室、并寄回与许广平和孩子的“全家福”时，她也只是羡慕和赞赏。同样作为包办婚姻下的牺牲品，他不曾给过她哪怕从民众的赤诚中分出的一丝丝的关怀和同情。对于朱安的照顾他受之若贻，却不曾正眼瞧过她一眼，他只是把朱安当成了封建婚姻制度的代名词，甚至视为自己屈从于封建礼教的耻辱柱。两个同样温香暖玉般的女人，两个并处于同一婚姻地位的女人，在他的心里却有着“冰火两重天”的天壤之别。在朱安面前，他是名义上的丈夫，在许广平面前，他是深情的爱人，在敌人面前，他是义愤填膺、慷慨陈辞的演说家，在民众面前，他是进步人士、劳苦大众的代言人。

　　一个人的人格何以分化得如此分明？也许，每一位作者，都是一个多变的演员，在不同的时段分别演绎着迥异的角色；每一部优秀的作品都是作者于多舛命运中开出的奇葩，没有冲突矛盾，没有纠结缠绕，就不能成为一部感人肺腑、引人共鸣的佳作。人格的裂变，有别于精神的分裂，它不是一种病态。它是身份识别的离析和独立，在特定时间内作为一个完整的自我而存在。曹雪芹创作的《红楼梦》为何能博得众家鉴赏？恰恰因为他每每以独立的人格去思忖、考量，写黛玉时他只是黛玉，作诗的风格也必是忧怨居多，写宝钗时他就是宝钗，说的话语圆滑而灵动。人是有着多重性格特征的生命体，多重人格的裂变和交织，否定了人性“非善即恶”的观点，它体现了人性格特点的多元化和思想内容的丰富性，正因为作者有着敏锐的触觉和细腻的感悟，才能通过文字或影像来予以表述，从而由看似平淡的事件中引发更深层次的思考，领悟到更深层次的含意。其内心的挣扎，思想的争斗，无不是在蚕食着他的内心，不吐不快，倾注于笔端一气呵成，引发了相应群体的共鸣，便成为传世佳作。老子在《道德经》中指出“知常容，容乃公”，正因为人性的多元化、思想的复杂性和包容感，才有了文学艺术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盛大局面。了解了作者创作时的心境，才能理解和包容其作品所表述的情境，才能客观分析其人其事当时的心理特点，我想，这正是作者写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读者阅读的最后落脚点吧。找到了那个平衡点和切入点，我们才能穿越时空的际遇，找到共鸣和回响，才能真切地感知文学作品的蕴意和内涵。（贺丽琼）

　　元稹离思五首篇7

　　2、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诗经·邶风·击鼓》

　　3、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宋·秦观《鹊桥仙》

　　4、相思相见知何日？此时此夜难为情。——唐··李白《三五七言》

　　元稹离思五首篇8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____纳兰性德《木兰词·拟古决绝词柬友》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____苏轼《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____元稹《离思五首·其四》

　　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____温庭筠《南歌子词二首 / 新添声杨柳枝词》

　　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____李之仪《卜算子·我住长江头》

　　平生不会相思，才会相思，便害相思。____徐再思《折桂令·春情》

　　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____卓文君《白头吟》

　　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____佚名《上邪》

　　元稹离思五首篇9

　　2、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佚名《诗经邶风击鼓》

　　3、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秦观《鹊桥仙》

　　4、相思相见知何日？此时此夜难为情。－李白《三五七言》

　　5、有美人兮，见之不忘，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佚名《凤求凰琴歌》

　　6、这次我离开你，是风，是雨，是夜晚；你笑了笑，我摆一摆手，一条寂寞的路便展向两头了。－郑愁予《赋别》

　　7、入我相思门，知我相思苦，长相思兮长相忆，短相思兮无穷极。－李白《三五七言》

　　8、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元稹《离思五首其四》

　　9、君若扬路尘，妾若浊水泥，浮沈各异势，会合何时谐？－曹植《明月上高楼》

　　元稹离思五首篇10

　　2、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____苏轼《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3、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____温庭筠《南歌子词二首 / 新添声杨柳枝词》

　　4、入我相思门，知我相思苦，____李白《三五七言 / 秋风词》

　　5、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____李之仪《卜算子·我住长江头》

　　6、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____秦观《鹊桥仙·纤云弄巧》

　　7、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____佚名《上邪》

　　8、平生不会相思，才会相思，便害相思。____徐再思《折桂令·春情》

　　9、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____卓文君《白头吟》

　　10、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____李商隐《无题·昨夜星辰昨夜风》

　　11、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____司马相如《凤求凰 / 琴歌》

　　12、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____元好问《摸鱼儿·雁丘词 / 迈陂塘》

　　13、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____黄景仁《绮怀》

　　14、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____秦观《八六子·倚危亭》

　　15、若是前生未有缘，待重结、来生愿。____乐婉《卜算子·答施》

　　16、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____元稹《离思五首·其四》

　　17、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____晏几道《临江仙·梦后楼台高锁》

　　18、直道相思了无益，未妨惆怅是清狂。____李商隐《无题·重帏深下莫愁堂》

　　19、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____张籍《节妇吟·寄东平李司空师道》

　　20、怕相思，已相思，轮到相思没处辞，眉间露一丝。____俞彦《长相思·折花枝》

　　21、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____晏殊《玉楼春·春恨》

　　22、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____欧阳修《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

　　23、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____李之仪《卜算子·我住长江头》

　　24、换我心，为你心，始知相忆深。____顾夐《诉衷情·永夜抛人何处去》

　　25、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____佚名《留别妻》

　　26、相思相见知何日？此时此夜难为情！____李白《三五七言 / 秋风词》

　　27、青青子衿，悠悠我心。____佚名《子衿》

　　28、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____柳永《雨霖铃·寒蝉凄切》

　　29、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____卓文君《白头吟》

　　30、酒入愁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