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天人合一”就是“身心合一”——以“精神青春期”概念为撬板

　　朱 鲁 子 南开大学哲学院

　　中国哲学的自我超越和新生应该是内生的，而不能靠西方哲学的“东渐”和改造。长期以来，以儒、道、墨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哲学占统治地位的核心思想无疑是内涵无比丰富的“天人合一”观念。[1]应该说，“天人合一”观念是中国先人伟大智慧的结晶，但这个足以代表中国哲学核心思想的“天人合一”观念在当今时代并没有真正地彰显出其丰富的内涵和价值，因此使得深邃无匹的中国哲学在西方哲学面前蒙羞。究其原因，我认为除了我们悠久历史文化的丰富和复杂所造成的语言文字的“巴别”歧义之外，主要问题出在以往中国哲学对“人”的研究尚不究竟，具体来说就是在对人的“身心”关系的研究上不彻底。因为，所谓“天人合一”，本质上是人的“身心合一”；“身心合一”是“天人合一”的基础；“身心合一”就是“天人合一”。中国哲学必须深刻地认识到，人的身心分离是万恶之源，它所造成的后果是导致“天人相分”从而使得“天人合一”观念有了可能；中国哲学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身心分离的具体表现是“身先于心”，即心被身远远地抛到了后面：当身先于心自然地成熟——达到了“生理青春期”，具有了自我创造、自我复制的能力时，而心却由于“知障”的遮蔽仍处于无知、无明状态；所谓“身心合一”，既是心的一种内在的自然需求，也是身的一种客观的自然需求，因人的自我意识而愈益迫切，即心要急起穷追，使自己也像身那样成熟起来——拥有精神生命的自我创造、自我复制能力而与身并驾齐驱，达成身心二元分裂的和解，否则，人必“役于身”、“役于物”。中国哲学的这种自我意识是它完成自我超越和新生的必由之路。在此，笔者想在简单梳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思想的基础上，以现代人生哲学所提出的一个创造性概念——“精神青春期”为撬板，予“身心合一”观念和“天人合一”观念以全新的阐释。如是，则“天人合一”观念无与伦比的意义和价值将得到充分彰显。我们可以期待，这一观念必将成为一个普遍的人类哲学范式。

　　“天人合一”思想的发生应该是人类的普遍现象，并非中国独有，它是与古人走出蒙昧不久对所发生的“天人相分”现象的一种朴素意识，是人们对不能自主自己命运，相反，放弃自我的主观努力而信仰、归顺于它者——天或神，却可以安时处顺逢凶化吉的人生经验的一种明智的自我意识。这种原始思维的意识一开始必然是朦胧的。应该是早期人类中的精英如巫王等为了应对、化解社会精神危机和政治统治危机的需要而总结、提炼、提升到“天人合一”的高度的。明确提出“天人合一”命题的是我国宋代思想家张载：“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正蒙?诚明》）。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源流深长，如果以春秋战国时期为轴心，可以大致分为两个时期：夏商时期：“天人合一”的重心在“天”、春秋战国时期：“天人合一”的重心转向“人”。[2]春秋战国以降，“天人合一”思想被汉儒董仲舒牵强地解释为不乏迷信性质的“天人感应”，而为统治者所用成为愚民的工具。此后，“天人合一”观念虽也有一定程度的深化和细化，但并没有超出轴心时代。因篇幅所限，我们对这一结论仅作极为简单的结论性的说明。

　　从人类文明发生的角度来说，带来“天雨粟，鬼夜哭”[3]的文字的发明，当是原始的“天人合一”被打破的肇始。上古时期，“民神杂糅”即人神不分的现象说明，“天人合一”在早期先民那里还不是个问题，及至“绝地天通”神话之说，则透露出先民普遍已与“天”分裂即“天人相分”的事实。这应该是进入国家即夏商时期了。

　　今人对甲骨文献的考察和考古发现表明，当时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彻底笼罩在原始宗教和信仰迷信之中，巫觋和卜筮文化盛行。“帝命羲、和，世掌天、地、四时之官，使人、神不扰，各得其序，是谓‘绝地天通’。”（《尚书·孔氏传》）“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尚书?周书?吕刑》）在殷人看来，“天”之好恶与人之好恶一致，“天命”与“人事”息息相通，人的一切决定于“天”，“天”是独立于人的最高的主宰，人唯“天”是从。《礼记·表记》中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殷人把神——“帝”或“天帝”，看成是天地万物的主宰，凡事必求卜，以测吉凶祸福。这是以“天”为中心的“天人合一”思想的最早萌芽。殷人的这个神，就是“周人的‘天’”：“西周时期的天命观明显地赋予神（即周人的‘天’）以‘敬德保民’的道德属性”。此时，由巫王垄断天人沟通即“天人合一”之权利，难免有统治阶层对民众欺骗和愚弄的嫌疑。余英时先生把这种基本上是由巫师集团创建的“通过特别设计的祭祀系统”和“实践也长期掌握在他们的手中”的“天人合一”称之为“旧天人合一”。[4]

　　“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左传·僖公五年》）道德规范是有人格意志的“天”为“保民”而赐予人间的。人服从天命，是一种道德行为，天就会赏赐人，否则，天就会降罚于人。这说明，“天人合一”思想在西周的天人观中已有了比较明显的进步，显示出向春秋时期发生过渡和转变的迹象，其标志就是周公提出的“以德配天”之说。

　　哲学乃时代精神之精华。要理解这一时期的“天人合一”思想，我们必须了解这一时期国人面对的最重要问题是什么。换言之，这时的“天人合一”思想，必是时人对所面对的最重要最迫切问题的一个应对、化解或解答。那么，当时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礼崩乐坏”，即由于人的身心分裂而导致的普遍而深刻的社会伦理道德方面的精神危机和社会秩序的混乱和崩溃。其表现，就是代表当时民众的国王的“心”被贪欲的“魔鬼”控制——夏商西周的灭亡，皆源于其统治末期所出现的荒淫无道的国王如夏桀、商纣、周厉王。代表国人的国王尚且如此，普通民众的人生悲剧自是不言而喻。

　　“礼崩乐坏”的社会状况，既是普遍的个体人生身心撕裂的结果也是其悲剧性命运的原因。普遍而深刻的个体的悲剧性命运，必然导致人性的彻底觉醒。这就是西方思想家本雅明的真知灼见：“悲剧英雄是哲学家的原型”。中国春秋战国时代思想家们所达到的精神境界，和大致同时代的古希腊文明、古印度文明、以色列文明等大同小异，这就是雅斯贝尔斯所说的人性觉醒的“轴心时代”。这时，个体普遍的悲剧性命运表明，“天”已无视民众的祈祷和诉求——所谓“天命糜常”（《诗·大雅·文王》）、“天不可信”（《尚书·君奭》），因此，原始的迷信和宗教信仰受到怀疑，先前的具有人格神意义的“天”遭到质疑和唾弃就是必然。理性怀疑，必导致人性的觉醒，于是，哲学家首次出现了。[5]无疑，作为哲学家的孔老孟庄等人对“天人相分”现象有着清醒的意识，故他们对天人关系的思考必是究竟之极的。余英时先生认为，这时的思想家们是在充分了解、掌握和清理三代以来由掌握类似萨满巫师那样的特殊技艺的巫师群体所创制的礼乐传统的基础上超越了礼乐传统才实现“轴心突破”的。[6]思想家们彻底清除了殷商以来附着在“天”之上的神秘性，把“天”等同于“道”，建立起一个“‘道’‘气’不相离的新宇宙论的预设”，达成了“‘道’与‘心’的合一”。这种“天人合一”不同于“旧天人合一”，是为“新天人合一”。[7]

　　当时出现的人为“神之主”（《左传·桓公六年》）的观点当为“天人合一”重心转向“人”的一个佐证。周内史叔兴说过：“吉凶由人。”后来，郑国子产更进一步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左传·昭公十八年》）。这说明，大致从春秋时期起，天人关系的重心发生了由“天”到“人”的方向性转化即由殷商的以“天”为中心发展为而今的以“人”为中心。

　　春秋战国即轴心时代的思想家们，无不是自觉地担负起“救世”使命的“自觉觉他”者。他们的救世药方，无不是试图通过“教育”使世人醒悟、觉醒，即苏格拉底那样的“认识你自己”或孔子所说的“知天命”。春秋战国时期“天人合一”的重心由“天”向“人”的转变，其意义不可估量。它与古希腊哲学从以自然哲学为中心向以“人”为中心的苏格拉底哲学的转向不期而遇，也与印度从吠陀传统转向释迦牟尼的人人皆有佛性皆可成佛的佛教理论异曲同工，甚至，它与西方近代哲学的“主体性”转向也不谋而合。

　　春秋时期天人关系重心由“天”到“人”的划时代转向，具体表现为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天人合一”观。思想界一般认为，儒家所讲的“天”一直保存了西周时期“天”的道德含义，“天”具有道德属性；道家所讲的“天”则是指自然，不具有道德含义。这样，儒家的“天人合一”大体上就是讲的人与义理之天、道德之天的合一；道家的“天人合一”就是讲人与自然之天的合一。[8]笔者认为，“天人合一”是身心分裂的个体的一个自觉不自觉的内在需要。儒道两家的最终目的都是要达成“天人合一”，尽管途径不同，然殊途同归：儒家，主要是通过个体以天下为己任的君子人格的道德建设（所谓正心诚意云云）来完成的，道家则主要是通过旨在生命自足的精神内省和开悟来进行的。

　　春秋战国时期实现的“天人合一”重心由“天”向“人”的转向，深刻地改变和影响了此后整个中国哲学的发展方向。可以说，此后整个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思想，无论是汉代还是宋明时期，无不以“人”为中心的。不过，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天人合一”思想并没有取得突破性的成果，更没有超越春秋战国时期儒道两家所达到的高度。更为遗憾的是，由于秦汉以来大一统社会的政治统治的需要，意涵深邃的“天人合一”思想往往被当时的统治者所利用。

　　明清之际，“天人合一”思想式微，王夫之关于“天人合一”的思想，继承张载的观点，肯定气是天人合一的基础,认为“天人之蕴,一气而已”(《大全说》卷十)，人道与天道即道德原则和自然规律是同一的，似乎接近西方的主客二分思想，呈现出古老的“天人合一”思想与世界文明合流的迹象。

　　“天人合一”思想在传统中国文化中占有不可撼动的核心地位，可谓中国人精神文化的图腾。可遗憾的是，近代以来，由于国运的衰败，这一思想日渐式微以至被人视为中国人精神上没有摆脱宗教迷信的标志。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图腾被遮蔽，意味着这个民族丢失了灵魂。魂兮归来，应该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最强音。而要达成这一愿望，就需要我们把蒙尘的“天人合一”观念拯救出来。堪当此任者，非“精神青春期”概念撬动的“身心合一”观念莫属。

　　常识如果不经过理性审查，就很容易变成人云亦云的知障。“天人合一”观念就是证明。世人多不知，“天人合一”是以“身心合一”为基础的，“身心合一”是打开“天人合一”宝藏大门的唯一钥匙；离开人的身心二元关系去谈论宏大的“天人合一”话题——如长期以来国学学术界所做的那样，无异于水中捞月、缘木求鱼。所以，我们只有在弄清楚“身心合一”观念的基础上，才能予“天人合一”观念以合理的理解和阐释，而一旦“身心合一”观念得以澄明，则“天人合一”观念当自然柳暗花明不成其为问题。

　　毫无疑问，“身心合一”是以身心的二元分离为前提的。而“身心分离”，当然是人的自我意识觉醒和独立的结果。这就是说，欲“天人合一”，必先“身心合一”。可是，走出伊甸园的人类是不可能再回去（“原罪”一旦上身，就抹不掉）了，故，原始意义上的“天人合一”已断无可能。我们只能在“复乐园”的意义上讨论“天人合一”。

　　可以说，走出伊甸园或“浑沌开窍”的人类的所有努力，都可以归结为向着“复乐园”的努力，向着身心统一即“身心合一”的复归，也是“求其放心而已矣”的游子归家和魂兮归来。其实，所有伟大的宗教哲学理论体系，都旨在帮助人实现“身心合一”进而达成“天人合一”，只是法门不同罢了。所有那些把中国哲学（甚至所有哲学）经院化、神秘化和繁琐化的学人，无不是在装神弄鬼，这也是他们自己身心分裂魂不守舍的一个证明。

　　把复杂的“天人合一”问题转化为与人切近的相对简单的“身心合一”问题，这是一个关键性的“角度”转换问题，它表明，我们已经找到了打开“天人合一”宝藏大门的钥匙。

　　身心关系问题，即灵魂和肉体的关系问题，就是“人”的问题，应该是所有哲学的核心问题。这个问题本来并不是个问题——作为万物之一的人的身心，本来先天地是合一的；它作为一个哲学问题出现，是由人在后天的生命活动中发生了身心分裂这一事实造成的。

　　那么，人的身心是何时、如何分裂的呢？

　　这个问题，几乎所有伟大的文明都指向了个体那个唯一性的事件——生理上发生的第一次“质变”即“青春期”的到来：西方经典《圣经》讲得最为通俗和浅显易懂——人类始祖亚当夏娃偷吃“智慧果”（众所周知，这“智慧果”的本意是“禁果”）；庄子的“浑沌开窍”寓言尤为精彩；印度佛家用“自我”的生成来喻指；马克思则用“私有观念”的诞生说事……

　　众所周知，人的生理上的青春期（按《黄帝内经》“天癸”理论所说，是女7男8的倍数），是人生理上的一个质变或飞跃，它标志着，从此开始，人，就具有了“生产能力”，可以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了。这种能力，是上苍或自然赋予的，人人皆有的。可是，上苍、自然，并没有赋予心、灵魂与生物性的身体同样的能力，人的心理并没有随之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即，人所吃到的“智慧果”是“假的”，充其量是一种“小聪明”、“小计谋”，是没有生命力的，真正有生命力的果子——“生命果”，人还没有吃到就被上帝“赶出了伊甸园”。这就是说，在人的生理发生“质变”的同时，人的心、灵魂，仅仅是被初步地唤醒了而已，并不成熟，即它并没有与身体同步发生“质变”——进入精神层面的“青春期”——“精神青春期”。[9]简言之，身心的差距是：一个已经成人——有生育能力了，而另一个却仍是少不更事的“童子”。[10]这表明，正是由于人的生理上“青春期”的到来这个对所有人来说开天辟地振聋发聩刻骨铭的大事件，才把人的身心彻底地撕裂了。——本文所说的“身心分裂”、“身先于心”，仅仅是在这个意义上的，不可做随意的浪漫发挥。

　　可见，身心的分裂，心落后于身，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

　　灵魂与肉体或身心的二元分离给人的生命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和危害。可以说，生理青春期之前的儿童即便有痛苦，也多是动物性的身体层面的“痛”，而不会是成年人精神层面的“哀”——“哀”之痛是“心死”。一言以蔽之，人的所有痛苦和不幸，都是由人的身心分裂造成的。

　　人的身心分离、分裂，心落后于身的结果必然是，心被身所奴役，即庄子所说的人“役于物”、“役于身”。这种现象，实际上造成了人的身心双输的可怕后果，它几乎是所有肉体疾病和精神心理疾病的根源。因此老子才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道德经》13章）因此佛家才会要求信徒把维持生命的基本需要降到最低限度，颜回即便是箪食瓢饮都快乐无比的。

　　身心分离和分裂，心被抛在了身后，身心之间的平衡被打破了，心追不上身，就越发使得人焦躁不安，从而导致“阴阳失调”，“欲速则不达”、“事与愿违”，心就会被身所奴役，所驱使，人必呈现出六神无主、神不守舍的恍惚状态。要言之，人的动物性需要即生存和繁衍的需要就会占据主导地位，如是，人就会被贪婪和恐惧（现代人生哲学所揭示的斯芬克斯女妖的“吃人”的真谛）[11]所控制，一方面，人的心智就被功利利害堵塞，暗昧无知；另一方面，人的感觉器官也被嗜欲堵塞，从而丧失自然赋予人的敏锐感受力如审美能力，人的道德感如“仁义理智”之“四端”也不能自然生发。[12]试想，长期处于贪婪和恐惧之中阴阳失调的人，他的身体和心理能健康吗？身心不健康的人可能幸福吗？！

　　身心分离和分裂，灵魂远远地落后于肉体，其巨大危害不仅直接地落实到每个个体身上，且间接地落实到整个人类社会甚至大自然之中，其表现就是社会秩序的混乱和道德伦理的沦丧，直至空气的“雾霾”。人类自诞生以来所有的社会问题，几乎都可以归结为人类个体普遍的身心二元分裂。

　　其实，人类所有伟大的精神文明成果，特别是轴心时代的诸轴心文明，都早已发现了这个秘密。遗憾的是，这个秘密只为极少数人（宗教家、思想家和修炼者）所真知，而迄今并没有为全人类共享。

　　身心分裂是反自然的。因此，“身心合一”是源于自然的人的一个内在的必然需求——既是心的也是身的。这种需求因被人意识到而变得十分“迫切”。

　　因此，所有人的人生方向和目标应该是非常明确和具体的，就是“身心合一”。具体来说，就是心、灵魂要把“身”所达到的高度或境界——“生理青春期”作为自己的目标和参照系，使自己尽快地达到、进入精神上的青春期——“精神青春期”。

　　这里，我们首先要回答这个问题：既然“心”被“身”远远地抛在了后面，那它还能追上来吗？回答是肯定的。理由是，“心”，作为思维器官大脑的一种功能，具有精神性的超越性品格，即意识的主观能动性。关键是，“心”的超越性、能动性功能的发挥，是以它自身的觉醒、觉悟或开悟为前提的。

　　至于心、灵魂怎样才能追上身体的问题，人类几乎所有伟大的哲学和宗教理论都给出了明确的指引：只要“认识你自己”（苏格拉底）、“知天命”（孔子）、“无我”（佛陀）了，人就与最高者——佛、圣人“合二为一”。这正应了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所说的一句话：我们上升得越高，便越清楚地理解轴心期。

　　对人人可达成“身心合一”，思想家们深信不疑：“我欲仁，斯仁至矣！”（孔子《里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耶稣）[13]……

　　灵魂与肉体一旦分离，自己就找不到北了，就被肉体远远地落下了。可以说，人所有的努力和拼搏，都是灵魂在追赶远远走在自己前面的肉体——只是绝大多数人意识不到罢了，而人们所说的自由和幸福，仅仅是一个未经反思的浅薄的说法罢了。但由于绝大多数人找不到好的方法，其结果往往是事与愿违适得其反，这更进一步加大了与肉体的距离。故，尽管千百年来无数人在呼唤“魂兮归来”，期盼着能够“身心合一”继而“天人合一”，却大多终成梦幻泡影。[14]

　　只要一天不魂兮归来，人就像孤魂野鬼一样“不安生”，人就空虚和无聊，人就“惶惶不可终日”！

　　古往今来，应该有很多人达成过“身心合一”，实现了自己圆满的人生，只是他们没有留下任何信息罢了。那些修炼家、宗教家、巫师、隐士、艺术家中，应该不乏这样的人。我们今人所知的，就是轴心时代的先知圣人。历史上思想家、宗教家们为人类所指出的人生方向当然是正确的，其方法也当然是不容置疑的。因为，那是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亲证”出来的——十字架上的耶稣就是证明，喝着鸩酒的苏格拉底就是证明……

　　可是，当今人类的现实表明，历史上思想家们用生命求证出来的伟大思想理论于今人来说，不仅没能成为我们前进的指路明灯，相反，却成了我们人生之路上的“知障”。因此，所谓怎样才能做到“身心合一”的问题，无非就是怎样破除“知障”的问题，也就是怎样从“盲人摸象”中超越出来的问题。可以说，“知障”一日不破，则“身心合一”就一日无望。这无异于说，“知障”本身，是我们走向“身心合一”的一个绕不过去的“坎”，即所谓“烦恼即菩提”、“无知即有知”、“佛即魔”，不二也。为此，苏格拉底告诉我们：“知道自己无知”就是真正的智慧即开悟，就是“破知障”；孔子告诉我们：“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即做人做到“真诚无虚”之境地就“明心见性”，就“知天命”了；佛陀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金刚经》），唯有不执着于诸相，方能得见“如来”即“本心”；老子告诉我们：“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涤除玄览，能无疵乎？爱国治民，能无为乎？天门开阖，能为雌乎？明白四达，能无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道德经》10章），即做到像婴儿那样，自然就身心合一、天人合一了；孟子说：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即战胜斯芬克斯女妖者就是顶天立地身心合一的“大丈夫”；荀子告诉我们：“心何以知？曰:‘虚壹而静’”（《荀子·解蔽》），即断灭私心杂念，就是“破知障”，与天合一。

　　上述种种说法，道理全对，但总给人一种云里雾里不着边际难以具体操作实践的感觉。因此，我们应该在古人的基础上做出清晰明白一些的阐释。

　　现在我们已然知道，身心分裂的表现是，心落后于身（这是一个“质”的天壤之别），心没有“长大”；心的目标也是明确的，即心要急起穷追，达成与身的并驾齐驱。我们也知道，身心分裂的后果是心被身（物）所奴役，不得自由。因此，达成“身心合一”的途径不外是，一，心的精神层面的成长，从“无明”中觉醒、开悟，进入“精神青春期”，独与生生不息的天地精神“相往来”（《庄子·天下篇》）；二，心须摆脱“身”（“物”）的拖累和羁绊，即必须使身体洁净空虚，[15]否则，嗜欲深者，难免“根基浅”（《庄子·大宗师》）。[16]其实，这两条途径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开悟者，必自由；自由者，无不开悟。一般认为，道家选择的是内求之道——“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为而成”（《道德经》48章）；儒家选择的是外求之道——“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礼记·大学》）

　　第一条途径是要求人赶紧从“为学”（“日益”）中出来而“为道”（“日损”），让心从浑沌无明的暗昧意识即“知障”中彻底觉醒。[17]第二条途径是要求人“治气养心”，尽快摆脱生物性需要（贪婪和恐惧）的控制，把心从服务于身的日常的繁忙和劳累中剥离出来，解放出来，使之独立自主，充满“浩然之气”，达到无私无欲的“静”和“明”的境界。

　　只有“心”回归了、干净了、轻松了、独立自主了，它才能与“身”并驾齐驱，比翼双飞，互相促进而双赢（所谓身心健康）。一旦人自身“身心合一”了，那么，人与天的“合一”当不在话下：“心”本没有丢失，只是被“身”奴役、遮蔽而暗昧不明即“心死”罢了，所谓找回“本心”即“心”的失而复得，实乃扫除“无明”使之“澄明”（西哲海德格尔之义），亦即死而复活（至此，我们该彻底懂了《圣经》中亚当夏娃吃了“智慧果”就“必定死”和“浑沌死”的真正涵义了吧？）；故失而复得“心”者，是为有“德”者，这不正是中国古人“德”“得”同义之奥妙所在？[18]有“德”者，即有了精神生命的创造力（达成“精神青春期”）者，他当下就参与进了宇宙之生生不息的创造之中，“与天地参”（《中庸》），自然与“天”合二为一。这时人整天活泼泼地生活在感觉敏锐丰饶的现实中，精神性地生育着、创造着，享受着审美的、恬静的、神圣的日常生活，远离了空虚无聊和疾病痛苦，“不知老之将至”，故可与天地共存，与日月同辉。

　　其实，说一千道一万，怎样达成“身心合一”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和觉悟到“身心分裂”的事实和巨大危害。因此，我在这里只想说：“意识即达到，理解即超越！”[19]

　　我们以上的探讨表明，人生的所有问题都可以归结于“心”如何以“身”为坐标和参照系，向“身”趋近并最终合而为一的问题。一旦人达成“身心合一”，就自然会“合于道”而同于大化，故所谓“天人合一”问题当迎刃而解。

　　其实，所谓“身心合一”，也无非是“天人合一”在人身上的特殊表现罢了。从身心未分之“人”的层面来说，它是一个独立自主的生物性的自然生命系统，即它无非是无意识的“天”（也可以理解为一个有“天体”和“天心”但却未分的大宇宙生命系统）的一个特殊表现和具体化，即人们常说的“小宇宙”，它与天“合一”不是个问题。问题在“心”。“心”，是人所特有的异于万物的一种特殊存在——依附于自然身体的精神性存在，它须臾不能离开身体，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属性，简言之，本质上人就是“心”，人之为宇宙之精华，就在于人有自我意识即“心”。甚至可以说，人之心，是宇宙之心——“天心”的一个高级形态即自觉形态。但这并不就是“唯心主义”。问题出在人的这个“自觉形态”的心，在眼巴巴地瞅着“身”发生了质变之后，自以为是，弄巧成拙，自己给自己找了麻烦，无意中拉大了与“身”的距离。而今，这个“心”幡然醒悟，痛改前非，虔诚地向“天心”学习，学习“天心”的“无为”精神，终失而复得，与身重归于好，即把自己变成亦即找回自己原本毫无挂碍的先天的“万物皆备于我”的“无为”状态，与“天心”同一。所以，“身心合一”就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就是“身心合一”。岂有他哉！

　　由此观之，则西方哲学中所谓的主客体关系问题，也无非是人的身心关系问题。人类所面对的终极性问题是完全一样的，只是表面看起来西方人更加注重“主客二分”即“身心分裂”，而中国人更加重视“身心合一”即“主客统一”罢了。我们中国哲学对于身心关系问题的解决应该是终极性的，当为西方哲学主客体关系问题的解决提供镜鉴，也可一洗西方人轻蔑中国哲学的耻辱。我们可以期待，“天人合一”观念必将成为一个普遍的人类哲学范式。这当是中国哲学对人类哲学的一个里程碑式的贡献。

　　参考文献：

　　余英时：《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中华书局2014年。

　　张世英：《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人民出版社1995年。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商务印书馆2011年。

　　朱鲁子：《现代人生哲学：人的宣言——人，要认识你自己》，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交大出版社2007年。

　　朱鲁子：《精神青春期——开悟，创造，不朽》，武汉出版社2015年。

　　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

　　[1]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1989年9月发生了人生最后一次“彻悟”：“天人合一”观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我深信中国文化对世界人类未来求生存之贡献，主要亦即在此。”参考《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一文。此文是钱穆先生于96岁高龄，距离辞世三个月前口述的最后遗稿，1990年9月26日初刊于台北《联合报·副刊》上，后钱穆夫人胡美琦女士寄给香港中文大学《新亚月刊》，在同年12月号刊出。钱先生的这一思想，可能是后来众多学者大师所言“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的滥觞。另外，多位大师级的学者如金岳霖、冯友兰、余英时等，也都视“天人合一”思想乃中国文化之核心。参考余英时《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一书之第六章《“天人合一”的历史演变》,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52-153页。 [2] 余英时先生在《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中华书局2014年版）一书中，依据前期由巫王“余一人”所主导的“群体”事件和后期则是哲学家“个体”的行为，把这个转向解释为“旧天人合一”向“新天人合一”的转变，尽管有一定道理，不过，显然这种划分仍是形式上的。 [3]《淮南子》：“昔者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伯益作井，而龙登玄云，神栖昆仑，能愈多而德愈薄矣。故周鼎著倕，使衔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为也。” [4] 余英时:《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56页。 [5] 参考亚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1949），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一、二、三章。 [6] 参见余英时:《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53-158页。 [7] 参见余英时:《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41-56页。 [8] 参见张世英《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一文，载《求是》2007年第7期。 [9] 在《现代人生哲学：人的宣言——人，要认识你自己》（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交大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中，我最早提出了“精神青春期”概念；2015年出版的《精神青春期——开悟，创造，不朽》（武汉出版社）一书，对这一概念作了专门研究。本文中关于“精神青春期”的思想，皆源于此。 [10] 人们常说某人“长不大”，意指的就是身体成熟了但心理却不成熟。有本热销书《巨婴国》，也揭示了这一现象。《巨婴国》是2016年12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图书，作者系知名心理学家武志红。武志红发现，我们90%的爱与痛，都和一个基本事实有关——大多数成年人，心理水平是婴儿。这样的成年人，是巨婴，这样的国家，是巨婴国。 [11] 在“斯芬克斯之谜的现代人生哲学阐释”一文中，我把“斯芬克斯”解读为集“诱惑”与“恐吓”为一身的“现实社会”。它是所有人必须面对和回答的终极问题。见《现代人生哲学：人的宣言——人，要认识你自己》（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交大出版社，2007年版）第七章第5节。 [12] 康德美学关于审美判断力的四个契机第一条就明确指出，审美是一种非功利无利害的快感。而几乎所有的伦理道德困境，无不是人的身心失和造成的。 [13]《马太福音》第7章7-8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14] 不难理解，现实中有那么多的人有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和迷信的神灵崇拜了。这正是人们普遍“身心分裂”而自觉不自觉地寻求“身心合一”的一个表征。事实上，好的宗教信仰确实具有帮助人们“身心合一”的功能；不过，通过宗教信仰获得的“身心合一”，往往是暂时性的，浅层次的。因为，只有自觉地“意识到”“身心合一”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才能义无反顾“虽千万人吾往矣”地决绝，二线时中的宗教信仰者，多是“三心二意”的。 [15] 巫师、信徒，甚至皇帝在举行祭天等宗教性活动之前需要沐浴斋戒，无非是为“心”预备洁净的居所。否则，就难以通神、通天。现在，某些国家地区民族部落的狂欢节的非理性活动，就具有原始的“身心合一”、“天人合一”的性质。 [16] 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的哲学把人划分为灵魂和肉体，他认为只有摆脱了肉体的束缚，灵魂才得以自由飞升。现在我们当知，人们长期以来基本上是在误读和曲解柏拉图思想的。这也让我们明白，佛教徒和修炼者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物质生活需求降到最低限度了。 [17] 《道德经》第48章：“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 [18] 《管子》曰：“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生知得以职道之精。故德者，得也。得也者，其谓所得以然也。以无为之谓道，舍之之谓德。故道之与德无间，故言之者不别也。” [19] 见朱鲁子《轴心时代的阐释》（南开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封底所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