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有没有用掉唐朝及子孙后代的国运？

　　刘秀用掉东汉的子孙后代的寿命；司马懿父子用掉两晋的子孙后代的才智；而李世民用掉了什么？

　　李世民铸造了唐朝的国运，使唐朝的国运强劲雄厚抗耗，子孙后代都在消耗折腾国运，无一例外全是不肖子孙。逻辑不要搞反，不是李世民透支了唐朝国运使子孙后代不行，而是李世民铸造的国运太强，为不肖子孙的折腾容错一百多年。

　　李世民死后，长孙无忌、褚遂良、于志宁等贞观遗臣实际掌握朝政，这段时间就是李治刚继位的永徽年间，实际掌舵人是长孙无忌。长孙无忌掌舵的这六年沿袭贞观政治路线，政治清明，称为“永徽之治”，也称为贞观遗风。永徽年间贞观遗臣掌握着大权延续着贞观政治，比如法律的延续，永徽二年，长孙无忌、李勋、于志宁等根据《贞观律》进呈所删定的律令式全国颁行，永徽四年，长孙无忌等又撰成《疏议》颁行，称为《永徽律疏》。《贞观律》和《永徽律疏》，合称《唐律疏议》，是世界古代刑法的巅峰之作。

　　永徽一共才六年，李治喜欢换年号，一共用过十四个年号，分别是永徽6年（650年-655年），显庆6年（656年-661年）、龙朔2年（661年-663年）、麟德2年（664年-665年）、乾封3年（666-668）、总章3年（668-670）、咸亨5年（670-674）、上元3年（674-676）、仪凤4年（676年-679年）、调露2年（679年-680年）、永隆2年（680年一681年）、开耀2年（681年-682年）、永淳2年（682年-683年）、弘道1年（683年）。很多年号仅用个两三年就换，这种玩法侧面看出李治之不肖。

　　永徽仅六年就改元显庆，中间节点就是发生了“废王立武”，武媚上位为皇后权势熏天，她的爪牙李义府等开始登上舞台祸乱朝政。

　　所以，所谓贞观遗风只有短短六年，然后唐朝政治就走向拉胯了，清明政治终结。

　　贞观遗臣掌权并非完全架空皇帝，李治是成年继位，他本身需要长孙无忌等重臣的拥戴帮助，双方实际足够互相尊重，并相互依存。

　　但是，在一段时期内可以是蜜月期，然而权力终归是不能共享的，对于元舅长孙无忌存在“天子畏大臣”的情况，李治可以装一时乖宝，无法长期忍受不能乾纲独断，比如废王立武他想得到长孙无忌的支持却被拒绝。

　　李治最明显的不肖就是后宫问题。太宗的后宫成分十分复杂，但是被他压制的“后宫安静不作妖”，皇后妃子们以劝谏皇帝节约安民为崇尚，这是贞观之治政治不受掣肘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但是李治一上台后宫问题立即火爆。李治继位第一年就后宫激斗，王皇后和萧淑妃斗得白热化，而李治还惦记着在感业寺的武媚，太宗一周年忌日那天，王皇后为压倒萧淑妃，在感业寺劝眉来眼去的李治将武媚弄回宫。其后，李治将武媚弄回皇宫，武媚迅速得宠，得宠后又迅速在宫斗中占据上风升为昭仪，王皇后和萧淑妃竟然被迫联手对付武媚。李治继位第五年，武昭仪想要追赠他的父亲武士彟的官爵，而苦于没有什么名义，于是便假托要褒奖赏赐十三位功臣，其中便有武士彟。其后武昭仪又陷害王皇后。

　　王皇后无法申辩武昭仪的陷害，高宗从此有了废皇后立武昭仪为后的打算。又担心大臣们不服，于是便和武氏一道临幸太尉长孙无忌的宅第，宴饮酣畅欢乐到极点，酒席上将无忌宠姬的三个儿子都拜为朝散大夫，又命人装载金银财宝、锦缎丝绸等共十车赐给无忌。高宗乘机讲到王皇后没有子嗣，以此暗示无忌，无忌顾左右而言他，竟然没有顺从旨意，高宗与武氏二人在不愉快中结束这场酒宴。后无以自明，上由是有废立之志。又畏大臣不从，乃与昭仪幸太尉长孙无忌第，酣饮极欢，席上拜无忌宠姬子三人皆为朝散大夫，仍载金宝缯锦十车以赐无忌。上因从容言皇后无子以讽无忌，无忌对以他语，竟不顺旨，上及昭仪皆不悦而罢。

　　贞观遗臣们进行了阻止“废王立武”的很多努力。长安令裴行俭闻将立武昭仪为后，以国家之祸必自此始，与长孙无忌、褚遂良私议其事。袁公瑜闻之，以告昭仪母杨氏，行检坐左迁西州都督府长史。上一日退朝，召长孙无忌、李、于志宁、褚遂良入内殿。遂良曰：“今日之召，多为中宫，上意既决，逆之必死。太尉元舅，司空功臣，不可使上有杀元舅及功臣之名，遂良起于草茅，无汗马之劳，致位至此，且受顾托，不以死争之，何以下见先帝！”称疾不入。无忌等至内殿，上顾谓无忌曰：“皇后无子，武昭仪有子，今欲立昭仪为后，何如？”遂良对曰：“皇后名家，先帝为陛下所娶。先帝临崩，执陛下手谓臣曰：‘朕佳儿佳妇，今以付卿。’此陛下所闻，言犹在耳。皇后未闻有过，岂可轻废！臣不敢曲从陛下，上违先帝之命！”上不悦而罢。明日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欲易皇后，伏请妙择天下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经事先帝，众所具知，天下耳目，安可蔽也。万代之后，谓陛下为如何！愿留三思！臣今忤陛下，罪当死。”因置笏于殿阶，解巾叩头流血曰：“还陛下笏，乞放归田里。”上大怒，命引出。昭仪在帘中大言曰：“何不扑杀此獠！”无忌曰：“遂良受先朝顾命，有罪不可加刑。”于志宁不敢言。

　　而长孙无忌的权势过大做派，也不符合武将顾命大臣李世勣的政治美学。至以老臣辅少主，会房帷易夺，天子畏大臣，依违不专，委诚取决，惟议是听。

　　文臣武将，李治只要得到一方支持，就敢掀桌子。李世勣纵容废王立武，李治就敢顶着文臣们悍然办了。他日，李勣入见，上问之曰：“朕欲立武昭仪为后，遂良固执以为不可。遂良既顾命大臣，事当且已乎？”对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上意遂决。许敬宗宣言于朝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麦，尚欲易妇；况天子欲立后，何豫诸人事而妄生异议乎！”昭仪令左右以闻。庚午，贬遂良为潭州都督。

　　李世勣的这个做法为后来很多悲剧有洗不脱的责任，招致了正史的否定批评，也是宋代朝廷官方的评价，认为他一言而丧邦，大节有缺，与许敬宗李义府并存。《新唐书》：勣乃私己畏祸，从而导之，武氏奋而唐之宗属几歼焉。及其孙，因民不忍，举兵覆宗，至掘冢而暴其骨。呜呼，不几一言而丧邦乎？惜其不通学术，昧夫临大节不可夺之谊，反与许、李同科，可不戒哉！

　　永徽六年，武媚升为皇后以后，当年就残忍杀害了被废的王皇后和萧淑妃。

　　也是永徽六年（655年），武后的爪牙李义府就开始肆意作恶而不受惩处，这在贞观年间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李义府恃宠用事。洛州妇人淳于氏，美色，系大理狱，义府属大理寺丞毕正义枉法出之，将纳为妾，大理卿段宝玄疑而奏之。上命给事中刘仁轨等鞫之，义府恐事泄，逼正义自缢于狱中。上知之，原义府罪不问。侍御史涟水王义方欲奏弹之，先白其母曰：“义方为御史，视奸臣不纠则不忠，纠之则身危而忧及于亲为不孝，二者不能自决，奈何？”母曰：“昔王陵之母，杀身以成子之名。汝能尽忠以事君，吾死不恨！”义方乃奏称：“义府于辇毂之下，擅杀六品寺丞；就云正义自杀，亦由畏义府威，杀身以灭口。如此，则生杀之威，不由上出，渐不可长，请更加勘当！”于是对仗，叱义府令下；义府顾望不退。义方三叱，上既无言，义府始趋出，义方乃读弹文。上释义府不问，而谓义方毁辱大臣，言辞不逊，贬莱州司户。

　　后年（显庆二年，657年），李治提拔李义府兼任了中书令，提拔许敬宗为侍中，提拔杜正伦兼任中书令。

　　显庆三年，李义府卖官鬻狱，其门如市，多树朋党，倾动朝野。中书令李义府有宠于上，诸子孩抱者并列清贵。而义府贪冒无厌，母、妻及诸子、女婿，卖官鬻狱，其门如市，多树朋党，倾动朝野。中书令杜正伦每以先进自处，义府恃恩，不为之下，由是有隙，与义府讼于上前。上以大臣不和，两责之。十一月，乙酉，贬正伦横州刺史，义府普州刺史。正伦寻卒于横州。是时义府虽在外，皇后常保护之。以临为挟私选授。

　　显庆四年（659年），李义府再次攫取权柄，权势熏天，恶行无所忌惮。八月，壬子，以普州刺史李义府兼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义府既贵，自言本出赵郡，与诸李叙昭穆；无赖之徒藉其权势，拜伏为兄叔者甚众。给事中李崇德初与同谱，及义府出为普州，即除之。义府闻而衔之，及复为相，使人诬构其罪，下狱，自杀。

　　本年将长孙无忌、褚遂良等赶尽杀绝。戊辰，下诏削无忌太尉及封邑，以为扬州都督，于黔州安置，准一品供给。于是诏追削遂良官爵，除奭、瑗名，免志宁官。遣使发道次兵援送无忌诣黔州。无忌子秘书监驸马都尉冲等皆除名，流岭表。遂良子彦甫、彦冲流爱州，于道杀之。凉州刺史赵持满，多力善射，喜任侠，其从母为韩瑗妻，其舅驸马都尉长孙铨，无忌之族弟也，铨坐无忌，流巂州。许敬宗恐持满作难，诬云无忌同反，驿召至京师，下狱，讯掠备至，终无异辞，曰：“身可杀也，辞不可更！”吏无如之何，乃代为狱辞结奏。戊戌，诛之，尸于城西，亲戚莫敢视。长孙铨至流所，县令希旨杖杀之。壬寅，命李勣、许敬宗、辛茂将与任雅相、卢承庆更共覆按无忌事。许敬宗又遣中书舍人袁公瑜等诣黔州，再鞫无忌反状，至则逼无忌令自缢。诏柳奭、韩瑗所至斩决。使者杀柳奭于象州。韩瑗已死，发验而还。籍没三家，近亲皆流岭南为奴婢。常州刺史长孙祥坐与无忌通书，处绞。长孙恩流檀州。冬，十月，上初苦凤眩头重，目不能视，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决之。后性明敏，涉猎文史，处事皆称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权与人主侔矣。

　　664年10月6日，高句丽战场的刘仁轨上奏：“我观察留在这里戍守的兵卒，疲惫瘦弱的占多数，勇猛健壮的占少数，衣服单薄破旧，一心想返回西边家乡，没有在这里效力的心思。我曾问他们：‘以前在西边家乡时，看见百姓踊跃应募，争着要从军，有人请求自备衣服口粮，称为义征，现在的士卒为何这样？’他们都说：‘现在的官府与从前不同，人心也不一样。以前在东西征战中，为朝廷牺牲，都承蒙皇帝派使者吊唁祭奠，追封官爵，或者把死者的官爵回授给他的子弟，凡渡辽海东征的，都赐勋一级。自显庆五年（660年）以来，东征的人屡次渡海，官府没有记录，死了也没有人过问他的姓名和死因。州县官每次征发百姓当兵，强壮而富有的人，花钱买通办事人员，都得以免征，而贫穷的人虽年老体弱，却立即被征发入伍。不久前攻破百济及平壤的苦战，当时将帅发出号令，答应立功的人受奖赏，无所不至；等到返回西海岸，只听说被拘捕，被追究监禁，夺去赏赐，免除勋级，州县官吏上门催迫租赋，简直无法生活下去，公私困乏，一言难尽。因此不久前，从海西出发时就已经有逃亡或使自己残废的人，并不只是到了海外才发生这种情况。还有，本来把因征战获得勋级看成一种荣耀；而近年出征中，都让有勋级的人挽舟拉车，劳苦同民夫没有两样，百姓所以不愿从军，大概都由于这些原因。’我又问：‘以前士卒留在这里镇守五年，尚且能够支持，现在你们才经历一年，为何衣着如此单薄甚至露体？’他们都说：‘当初从家乡出发时，只让准备一年用的物资服装，现在已经二年，还没有回家的日期。’我查核军士所存留的衣服，今冬仅可以应付，明年秋季以后，全无准备。陛下留兵驻在海外，想消灭高丽。百济、高丽从前就相互支援，倭人虽远，也互相呼应，如果没有我们军队镇守在这里，他们还会成为一国。现在既凭借士卒戍守，又设置屯田，所依靠的是士卒同心同德，而他们既然有这种议论，如何能指望获得成功！如不有所更改，给予士卒优厚的慰劳，明确赏赐有功，切实责罚过失，以鼓起士气，而只是像以前那样处置，恐怕士卒疲惫，士气低落，成功不能预期。这些不顺耳的事情，也许没有人向陛下详尽说明，所以我无保留地说出肺腑之言，冒死奏陈。”冬，十月，庚辰，检校熊津都督刘仁轨上言：“臣伏睹所存戍兵，疲羸者多，勇健者少，衣服贫敝，唯思西归，无心展效。臣问以‘往在海西，见百姓人人应募，争欲从军，或请自办衣粮，谓之“义征”，何为今日士卒如此？’咸言：‘今日官府与曩时不同，人心亦殊。曩时东西征役，身没王事，并蒙敕使吊祭，追赠官爵，或以死者官爵回授子弟，凡渡辽海者，皆赐勋一转。自显庆五年以来，征人屡经渡海，官不记录，其死者亦无人谁何。州县每发百姓为兵，其壮而富者，行钱参逐，皆亡匿得免；贫者身虽老弱，被发即行。顷者破百济及平壤苦战，当时将帅号令，许以勋赏，无所不至；及达西岸，惟闻枷锁推禁，夺赐破勋，州县追呼，无以自存，公私困弊，不可悉言。以是昨发海西之日已有逃亡自残者，非独至海外而然也。又，本因征役勋级以为荣宠；而比年出征，皆使勋官挽引，劳苦与白丁无殊，百姓不愿从军，率皆由此。’臣又问：‘曩日士卒留镇五年，尚得支济，今尔等始经一年，何为如此单露？’咸言：‘初发家日，惟令备一年资装；今已二年，未有还期。’臣检校军士所留衣，今冬仅可充事，来秋以往，全无准拟。陛下留兵海外，欲殄灭高丽。百济、高丽，旧相党援，倭人虽远，亦共为影响，若无镇兵，还成一国。今既资戍守，又置屯田，所借士卒同心同德，而众有此议，何望成功！自非有所更张，厚加慰劳，明赏重罚以起士心，若止如今日以前处置，恐师众疲老，立效无日。逆耳之事，或无人为陛下尽言，故臣披露肝胆，昧死奏陈。”

　　636年唐极盛之时，摧枯拉朽灭吐谷浑，疆域拓展到柏海（鄂陵湖）。638年吐蕃求娶公主，进攻松州被挫。640年禄东赞到长安得到太宗赏识喜欢。641年李道宗送亲队伍与松赞干布迎亲队伍在边界柏海交接。松赞干布娶得文成公主，消化不稳的苏毗巩固了内部的统治，改善了文化和政治，644年征服羊同，得以统一藏区高原。松赞干布和禄东赞也感恩于唐，忠为藩属，与贞观君臣既有公谊，又有深厚的私谊。645年太宗东征高句丽归来，松赞干布派禄东赞到长安朝贺，禄东赞带去高七尺，可装酒三斛的黄金所制大鹅一只，奏表示“雁飞迅越，不及陛下速疾”“夫鹅，犹雁也，故作金鹅奉献”。647年王玄策使团在中天竺遇袭后，松赞干布收到征调书后即发兵一千二百人相助，王玄策率泥婆罗和吐蕃联军八千余人灭中天竺。同年太宗灭西域龟兹，发铁勒十三州、突厥、吐蕃、吐谷浑等十余万骑，松赞干布发吐蕃骑兵跟从讨伐。649年太宗驾崩后，松赞干布给长孙无忌等写信，如果在朝廷内部或外部有人想借太宗新丧和高宗新立之际而发动叛乱，他将亲自点兵赴难，共同讨伐叛贼。“赞普致书于长孙无忌等云：“天子初即位，臣下有不忠者，当勒兵赴国讨除之。””650年松赞干布英年早逝后，禄东赞执掌国政，仍能与长孙无忌保持良好关系。随着唐廷政治混乱，并且长孙无忌等贞观文臣被杀戮殆尽，于禄东赞而言，这个大唐已经物是人非，公谊私谊几尽矣。660年禄东赞发兵夺取青海，从此吐蕃取得了青藏高原。青海的易手，标志着唐朝衰落和吐蕃崛起。

　　对高句丽的战争持续到668年，终于覆灭高句丽，李世勣竟得全功后于669年病死。此时，贞观遗臣中当年夺取青海的悍将们活着的仅剩契苾何力一人，670年唐廷终于发兵攻击吐蕃，但未以契苾何力为将，而是以薛仁贵和两位将二代出征，结果兵败大非川。676年唐廷终于以契苾何力为将击青海，但契苾何力很快病死，唐从此彻底失去了青海。

　　武后开始治国后，逐渐恃势专权，唐高宗想有所作为，常为她所牵制，高宗非常愤怒，于是起了废后之心。高宗大怒，秘密召来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上官仪商议。上官仪于是进言说：“皇后专权自恣，天下人都不说好话，请废黜她。”唐高宗也认为应当这么办，立即命令上官仪起草诏令。

　　皇帝左右的人跑去告诉武后，武后赶忙来到唐高宗处诉说。当时废黜的诏令草稿还在唐高宗处，他羞惭畏缩，不忍心废黜，又像原来一样对待她；恐怕她怨恨恼怒，还哄骗她说：“我本来没有这个想法，都是上官仪给我出的主意。”

　　上官仪原先任陈王谘议，与王伏胜都曾事奉已被废黜的太子李忠，武后于是便指使许敬宗诬奏上官仪、王伏胜与李忠阴谋背叛朝廷。

　　麟德元年664年12月13日，上官仪被逮捕入狱，和他儿子上官庭芝以及王伏胜都被处死，家财被查抄没收。

　　664年12月15日，赐李忠自尽于流放处所。右相刘祥道因与上官仪友善，被免去相位，降职为司礼太常伯，左肃机郑钦泰等朝廷官员被流放贬谪的很多，都因与上官仪有来往的缘故。

　　此后，唐高宗每逢临朝治事，武后都在后边垂帘听政，政事无论大小，她都要参与。天下大权，全归于武后，官员升降生杀，取决于她一句话，皇帝只是无所事事的清闲人而已，朝廷内外称他们为“二圣”。初，武后能屈身忍辱，奉顺上意，故上排群议而立之；及得志，专作威福，上欲有所为，动为后所制，上不胜其忿。上大怒，密召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上官仪议之。仪因言：“皇后专恣，海内所不与，请废之。”上意亦以为然，即命仪草诏。左右奔告于后，后遽诣上自诉。诏草犹在上所，上羞缩不忍，复待之如初；犹恐后怨怒，因绐之曰：“我初无此心，皆上官仪教我。”仪先为陈王谘议，与王伏胜俱事故太子忠，后于是使许敬宗诬奏仪、伏胜与忠谋大逆。十二月，丙戌，仪下狱，与其子庭芝、王伏胜皆死，籍没其家。戊子，赐忠死于流所。右相刘祥道坐与仪善，罢政事，为司礼太常伯，左肃机郑钦泰等朝士流贬者甚众，皆坐与仪交通故也。自是上每视事，则后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与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右相河间郡公李义府典选，恃中宫之势，专以卖官为事，铨综无次，怨盈路，上颇闻之，从容谓义府曰：“卿子及婿颇不谨，多为非法，我尚为卿掩覆，卿宜戒之！”义府勃然变色，颈、颊俱张，曰：“谁告陛下？”上曰：“但我言如是，何必就我索其所从得邪！”义府殊不引咎，缓步而去。上由是不悦。望气者杜元纪谓义府所居第有狱气，宜积钱二十万缗以厌之，义府信之，聚敛尤急。义府居母丧，朔望给哭假，辄微服与元纪出城东，登古冢，候望气色，或告义府窥觇灾眚，阴有异图。又遣其子右司议郎津召长孙无忌之孙延，受其钱七百缗，除延司津监，右金吾仓曹参军杨行颖告之。夏，四月，乙丑，下义 府狱，遣司刑太常伯刘祥道与御史、详刑共鞫之，仍命司空李监焉。事皆有实。戊子，诏义府除名，流州；津除名，流振州；诸子及婿并除名，流庭州。朝野莫不称庆。《旧唐书》：高宗以风疹欲逊位,令天后摄知国事,与宰相议之。处俊对曰:“尝闻礼经云:天子理阳道,后理阴德。则帝之与后,犹日之与月,阳之与阴,各有所主守也。陛下今欲违反此道,臣恐上则谪见于天,下则取怪于人。昔魏文帝著令,身崩后尚不许皇后临朝,今陛下奈何遂欲躬自传位于天后。况天下者,高祖、太宗二圣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陛下正合谨守宗庙,传之子孙,诚不可持国与人,有私于后族。伏乞特垂详纳。”中书侍郎李义琰进曰：“ 处俊所引经旨,足可依凭,惟圣虑无疑,则苍生幸甚。”帝曰:“是。”遂止。

　　682年，被唐朝征服多年的突厥死灰复燃，竟然建立起庞大的后突厥汗国。当年阿史那思摩匍匐愿为太宗做狗，阿史那社尔忠心不二，没想到在李治和武则天的倒行逆施下，突厥竟然还能死灰复燃。阿史那骨咄禄率17人出走，逐渐聚众至700人而已，但当政的武后处理昏聩，竟从小火苗成了燎原之势。

　　683年，李治病死，临终又遗诏由武后处分军国大事。宣遗诏：“七日而殡，皇太子即位于柩前。园陵制度，务从节俭。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取天后处分。”群臣上谥曰天皇大帝，庙号高宗。

　　武则天自垂拱年间以来任用酷吏，首先处死唐朝皇族和贵戚数百人，然后杀大臣数百家，杀刺史、郎将以下官吏更数不清。每任命一名官吏，宫中守门的官婢便私下互相说道：“作鬼的材料又来了。”不满一个月，这些官吏即遭突然逮捕，举族被杀。《资治通鉴》：太后自垂拱以来，任用酷吏，先诛唐宗室贵戚数百人，次及大臣数百家，其刺史、郎将以下，不可胜数。每除一官，户婢窃相谓曰：“鬼朴又来矣。”不旬月，辄遭掩捕、族诛。

　　以战马为例，从七十万匹下降到二十四万匹。初，隋末国马皆为盗贼及戎狄所惊，唐初才得牝牡三千匹于赤岸泽，徙之陇右，命太仆张万岁掌之。万岁善于其职，自贞观至鳞德，马蕃息及七十万匹，分为八坊、四十八监，各置使以领之。是时天下以一缣易一马。垂拱以后，马潜耗太半。上初即位，牧马有二十四万匹。贞观之制，中书、门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谏官、史官随之，有失则匡正，美恶必记之；诸司皆于正牙奏事，御史弹百官，服豸冠，对仗读弹文；故大臣不得专君而小臣不得为谗慝。及许敬宗、李义府用事，政多私僻，奏事官多俟仗下，于御坐前屏左右密奏，监奏御史及待制官远立以俟其退；谏官、御史皆随仗出，仗下后事，不复预闻。武后以法制群下，谏官、御史得以风闻言事，自御史大夫至监察得互相弹奏，率以险相倾覆。及宋璟为相，欲复贞观之政，戊申，（玄宗）制：“自今事非的须秘密者，皆令对仗奏闻，史官自依故事。”（玄宗）以太仆卿王毛仲为内外闲厩使，少卿张景顺副之。至是有马四十三万匹，牛羊称是。上晚年自恃承平，以为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悉委政事于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宠；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妒贤疾能，排抑胜已，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自皇太子以下，畏之侧足。凡在相位十九年，养成天下之乱，而上不之寤也。时承平日久，议者多谓中国兵可销，于是民间挟兵器者有禁；子弟为武官，父兄摈不齿。猛将精兵，皆聚于西北，中国无武备矣。先是，折冲府皆有木契、铜鱼，朝廷徵发，下敕书、契、鱼，都督、郡府参验皆合，然后遣之。自募置彍骑，府兵日益坠坏，死及逃亡者，有司不复点补；其六驮马牛、器械、糗粮，耗散略尽。府兵入宿卫者，谓之侍官，言其为天子侍卫也。其后本卫多以假人，役使如奴隶；长安人羞之，至以相诟病。其戍边者，又多为边将苦使，利其死而没其财。由是应为府兵者皆逃匿，至是无兵可交。五月，癸酉，李林甫奏停折冲府上下鱼书；是后府兵徒有官吏而已。其折冲、果毅，又历年不迁，士大夫亦耻为之。其彍骑之法，天宝以后，稍亦变废，应募者皆市井负贩、无赖子弟，未尝习兵。时承平日久，议者多谓中国兵可销，于是民间挟兵器者有禁；子弟为武官，父兄摈不齿。猛将精兵，皆聚于西北，中国无武备矣。李林甫以王忠嗣功名日盛，恐其入相，忌之。安禄山潜蓄异志，托以御寇，筑雄武城，大贮兵器，请忠嗣助役，因欲留其兵。忠嗣先期而往，不见禄山而还，数上言禄山必反；林甫益恶之。夏，四月，忠嗣固辞兼河东、朔方节度，许之。

　　自唐兴以来，边帅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功名著者往往入为宰相。其四夷之将，虽才略如阿史那社尔、契何力犹不专大将之任，皆以大臣为使以制之。及开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为边将者十余年不易，始久任矣；皇子则庆、忠诸王，宰相则萧嵩、牛仙客，始遥领矣；盖嘉运、王忠嗣专制数道，始兼统矣。李林甫欲杜边帅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书，乃奏言：“文臣为将，怯当矢石，不若用寒胡人；胡人则勇决习战，寒族则孤立无党，陛下诚以恩洽其心，彼必能为朝廷尽死。”上悦其言，始用安禄山。至是，诸道节度尽用胡人，精兵咸戍北边，天下之势偏重，卒使禄山倾覆天下，皆出于林甫专宠固位之谋也。禄山既兼领三镇（一身兼任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赏刑己出，日益骄恣。自以曩时不拜太子，见上春秋高，颇内惧；又见武备堕弛，有轻中国之心。孔目官严庄、掌书记高尚因为之解图谶，劝之作乱。乙巳，加禄山左仆射，赐一子三品、一子四品官。禄山求兼领闲厩、群牧；庚申，以禄山为闲厩、陇右群牧等使。禄山又求兼总监；壬戌，兼知总监事。

　　自是有言禄山反者，上皆缚送，由是人皆知其将反，无敢言者。

　　安禄山专制三道（三镇节度使），阴蓄异志，殆将十年，以上待之厚，欲俟上晏驾然后作乱。会杨国忠与禄山不相悦，屡言禄山且反，上不听；国忠数以事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于上。禄山由是决意遽反。上议亲征，辛丑，制太子监国，谓宰相曰：“朕在位垂五十载，倦于忧勤，去秋已欲传位太子；值水旱相仍，不欲以余灾遗子孙，淹留俟稍丰。不意逆胡横发，朕当亲征，且使之监国。事平之日，朕将高枕无为矣。”杨国忠大惧，退谓韩、虢、秦三夫人曰：“太子素恶吾家专横久矣，若一旦得天下，吾与姊妹并命在旦暮矣！”相与聚哭。使三夫人说贵妃，衔土请命于上；事遂寝翰奏曰：“禄山久习用兵，今始为逆，岂肯无备！是必赢师以诱我，若往，正堕其计中。且贼远来，利在速战；官军据险以扼之，利以坚守。况贼残虐失众，兵势日蹙，将有内变；因而乘之，可不战擒也。要在成功，何必务速！今诸道征兵尚多未集，请且待之。”郭子仪、李光弼亦上言：“请引兵北取范阳，覆其巢穴，质贼党妻子以招之，贼必内溃。潼关大军，唯应固守以弊之，不可轻出。”国忠疑翰谋已，言于上，以贼方无备，而翰逗留，将失机会。上以为然，续遣中使趣之，项背相望。翰不得已，抚膺恸哭；丙戌，引兵出关。

　　刚结束战乱的新生唐朝，人口仅有200多万户，不及隋朝四分之一，江山残破千里无人烟。而突厥侵犯非常频繁，铁蹄踏遍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的广大地域，每一年都有十万以上、举国入寇级别的侵略，中小规模进犯不计其数。根本没有休养生息的喘息之机，以全国之力抗突，在北方军事持续吸血中，各方面极度困难，外战是当时国家面临的主要矛盾，李渊仅能做维持会长，考虑的是谋和或迁都而已，皇族却内斗激烈，李建成李元吉和李世民矛盾公开化，李渊知其谋而不制。（622年）丙辰，颉利十五万骑入雁门，己未，寇并州，别遣兵寇原州；庚子，命太子出幽州道，秦王世民出秦州道以御之。”“丙子，突厥寇廉州（河北巨鹿）；戊寅，陷大震关（陕西泾源）。上遣郑元寿诣颉利。是时，突厥精骑数十万，自介休至晋州（山西北部），数百里间，填溢山谷。（623年）颉利可汗怒，大发兵攻马邑。高迁惧，帅所部二千人斩关宵遁，虏邀之，失亡者半。颉利自帅众攻城，满政出兵御之，或一日战十余合。上命行军总管刘世让救之，至松子岭，不敢进，还保崞城。会颉利遣使求婚，上曰：“释马邑之围，乃可议婚。”颉利欲解兵，义成公主固请攻之。颉利以高开道善为攻具，召开道，与之攻马邑甚急。颉利诱满政使降，满政骂之。粮且尽，救兵未至，满政欲溃围走朔州，右虞候杜士远以虏兵盛，恐不免，壬戌，杀满政降于突厥，苑君璋复杀城中豪杰与满政同谋者三十余人。（624年）壬申，突厥寇忻州，丙子，寇并州；京师戒严。戊寅，寇绥州，刺史刘大俱击却之。是时，颉利、突利二可汗举国入寇，连营南上，秦王世民引兵拒之。会关中久雨，粮运阻绝，士卒疲于征役，器械顿弊，朝廷及军中咸以为忧。世民与虏遇于豳州，勒兵将战。己卯，可汗帅万余骑奄至城西，陈于五陇阪，将士震恐。（625年）颉利可汗将兵十余万大掠朔州。壬申，并州道行军总管张瑾与突厥战于太谷，全军皆没，瑾脱身奔李靖。行军长史温彦博为虏所执，虏以彦博职在机近，问以国家兵粮虚实，彦博不对，虏迁之陰山。（626年）于是颉利、突利二可汗合兵十余万寇泾州，进至武功，京师戒严。癸未，颉利可汗进至渭水便桥之北，遣其腹心执失思力入见，以观虚实。思力盛称“颉利与突利二可汗将兵百万，今至矣。”或说上曰：“突厥所以屡寇关中者，以子女玉帛皆在长安故也。若焚长安而不都，则胡寇自息矣。”上以为然，遣中书侍郎宇文士及逾南山，至樊、邓 ，行可居之地，将徙都之。太子建成、齐王元吉、裴寂皆赞成其策，萧瑀等虽知其不可而不敢谏。丙辰，渊至西河，慰劳吏民，赈赡穷乏；民年七十以上，皆除散官，其余豪俊，随才授任，口询功能，手注官秩，一日除千余人；受官皆不取告身，各分渊所书官名而去。壬午，渊引见霍邑吏民，劳赏如西河，选其丁壮使从军；关中军士欲归者，并授五品散官，遣归。或谏以官太滥，渊曰：“隋氏吝惜勋赏，此所以失人心也，柰何效之！且收众以官，不胜于兵乎！”丙戌，渊入临汾郡，慰抚如霍邑。上皇欲强宗室以镇天下，故皇再从、三从弟及兄弟之子，虽童孺皆为王，王者数十人。上从容问群臣：“遍封宗子，于天下利乎？”封德彝对曰：“前世唯皇子及兄弟乃为王，自余非有大功，无为王者。上皇敦睦九族，大封宗室，自两汉以来未有如今之多者。爵命既崇，多给力役，恐非示天下以至公也！”上曰：“然。朕为天子，所以养百姓也，岂可劳百姓以养己之宗族乎！”十一月，庚寅，降宗室郡王皆为县公，惟有功者数人不降。初，隋末丧乱，豪杰并起，拥众据地，自相雄长；唐兴，相帅来归，上皇为之割置州县以宠禄之，由是州县之数，倍于开皇、大业之间。上以民少吏多，思革其弊；二月，命大加并省，因山川形便，分为十道：“一曰关内，二曰河南，三曰河东，四曰河北，五曰山南，六曰陇右，七曰淮南，八曰江南，九曰剑南，十曰岭南。上谓房玄龄曰：“官在得人，不在员多。”命玄龄并省，留文武总六百四十三员。

　　1.李世民最为重视农桑民生，恢复废弃数百年的藉田仪式，天子亲自耕作，贵农劝农，为后世官方之范，历代延续藉田。（1）大规模进行水利建设，唐太宗整顿治水机构，工部设水部郎中和员外郎，京师设都水监，掌管京师河渠疏浚与灌溉事宜，贞观年间，大型水利工程达27个，为解决扬州旱灾修建的扬州勾城塘水利工程，灌溉农田八百余顷，从此扬州连年丰收。沧州、夏州朔方、汴州陈留开渠引流，丰产粮食。（2）给农民多分田地。贯彻丁男给田一顷，为历史最高者，十分之二为世业可继承，八为口分死后收官更以给人。因为当时战乱刚刚结束，人口土地密度不一，鼓励人多地少的地方人们到人少的异地分地耕种，到异地超额占耕也不追究，去千里外免徭役三年，五百里免二年，三百里免一年。官员如果违反而征徭役，徒二年。（3）自东晋以后废弃藉田仪式几百年，唐太宗恢复仪式。“贞观三年亲祭先农，躬御耒稆，藉于千亩之甸。此礼久废，而今始行之，观者莫不骇跃。”贞观四年，唐太宗自己在园苑种了几亩庄稼，有时锄草不到半亩就感到很疲乏，他说“以此思之，劳可知矣。农夫实甚辛苦。”当时李世民已成就天可汗，心系农桑初心不改，自己种实验田。太宗要求官员劝农“不得令有迎送。若迎送往还，多废农业，若此劝农，不如不去。”贞观五年，皇太子行冠礼，这是极为讲究阴阳吉凶的社稷大事，阴阳家奏请宜用二月，但二月乃春耕大忙季节，唐太宗宁愿屈礼而贵农，改为十月。（4）藏富于民，米价稳定。《通典·食货七》：“初，自贞观以后，太宗励精为理，至八年、九年，频至丰稔，米斗四五钱，马牛布野，外户动则数月不闭。至十五年，米每斗值两钱。麟德三年，米每斗直五文。”（5）救灾恤贫。一是隋末唐初经过大乱，田园荒芜，百姓流离；唐太宗招抚流亡回乡，授田给予耕作，以安定民生。唐初关中连年灾荒，太宗即开仓赈济灾民，又准百姓就食他州；且拿出御府金帛，为灾民赎回卖出子女，使灾民得以度过荒年。二是重视疫情，发生疫灾时，组织医疗人士到疫区救治。三是设置仓库储备，以备荒年。“太宗置义仓常平仓以备凶荒”。（6）开创户籍记账制度。户籍的编制程序主要分为三个部分：手实、记账以及户籍。第一步手实指的是唐朝的基层官员负责自己辖区内的农户的人口、年龄以及所拥有的土地的登记，朝廷也正是通过这种基层官吏将民众登记在册。对辖区内的人数有一定的了解，同时还可以防止农户逃走，实现管理下去内的财政收入最大化。接下来的记账、户籍跟这个过程相似。同时朝廷规定，户籍每三年更新一次，新户籍制作好之后与旧户籍配合使用。有效管理人口，促进社会稳定，并衍生众多的治理效能，开户籍管理之先河。（7）重视可持续发展和安全。立法重视环保和绿化工作，制定了森林保护和消防条例，重视城市官道两旁绿化。砍伐树木要遵循时间，山陵兆域田野失火要治罪。

　　2.李世民体恤民力，轻徭薄赋。（1）贞观实行轻徭薄赋，规定每户每年纳粟二石为地租。纳绢二丈加丝绵三两为调，就是户税。租、调都是按户收，不是按人口。每丁每年徭役为20天，可纳绢或布代替，一天折合绢3尺，加役每年最多不得超过30天。加役15天免调，加役30天租调全免。对于遭受水旱虫蝗等自然灾害的地方，灾情在4成以上，免租；灾情在6成以上，免租调；灾情在7成以上，课役全免调。官员违反的，徒二年。（2）至贞观三年，“不许横役一人”。君臣办公在卑湿的旧宫殿，贞观二年，群臣苦于条件，建议修一栋高燥的宫殿办公，太宗坚决不允许。并遣散宫女三千多人，并下令免去四方珍贡。

　　3.李世民鼓励兴商，实行空前绝后的发展商业经济政策——不收任何商业税。（1）贞观无榷盐之税。至玄宗开元年间才开始课盐。贞观亦无茶税，德宗建中以后才开始征收茶税。贞观不禁私人酿酒，要到代宗广德年间以后才开始有榷酒之税。（2）贞观允许弃农从商。欲改业营商者，听任自由，政府决不勉强人民一定务农。（3）贞观不收一切商业赋税，为前代所未有者。（4）贞观待工商界甚优厚，虽设关卡，但不征税。（5）废除武德时期的关禁，促进商品流通。（6）派军队保障丝路安全，通过丝路来长安的中外胡商数量不断增加。唐朝疆域辽阔，在西域设立了安西四镇，西部边界直达中亚的石国（今属哈萨克斯坦），为东西方来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结果丝绸之路上的商旅不绝于途，品种繁多的大宗货物在东西方世界往来传递，使丝绸之路成了整个世界的黄金走廊。唐太宗蓄水养鱼的商业政策使贞观王朝的商业经济有了迅速和长足地进展，新兴的商业城市像雨后春笋般地兴起。当时世界出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国。除了沿海的交州、广州、明州、福州外，还有内陆的洪州（江西南昌）、扬州、益州（成都）和西北的沙州、凉州。首都长安和陪都洛阳则是世界性的大都会。

　　4.李世民开创“一台三院”的监察制度化体制。“一台”为御史台，是中央最高监察机关，有权弹劾百官、参决大狱、监督府库支出等。御史台下设有“三院”：台院、殿院、察院，既分立，又互相配合。台院执掌纠弹中央百官，参与大理寺审判和审理皇帝交付的重大案件；殿院负责肃整朝廷礼仪；察院负责定期或不定期地巡察地方。李世民将反腐法律化，写入《贞观律》。“六赃”包括1）受财枉法：收受财物枉法。2）受财不枉法：收受财物，即使不枉法，也要处刑。3）受所监临：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受管辖范围内百姓或者下属财物。4）强盗：暴力获取公私财物的行为。5）窃盗：隐秘手段窃取公私财物。6）坐赃：官吏或者常人非因职权收受财物的行为。李世民派李靖等13名黜陟大使巡察全国，考察风评。中国青年报：我国历史上，哪个时期的反腐力度最大？张晋藩（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唐贞观时期和明初最为典型。唐太宗讲过，“人有所犯，一一于法”。当年秦王府老部下犯罪，照样判罪。皇叔贪污，也一样下狱。这样，王公皇族“皆至清谨”，不敢为非作歹，触犯法律。

　　5.李世民治世时期，贞观法律取得了震古烁今的成就。李世民对法律极其重视，君臣以极大的精力和很长的时间修订、完善原《武德律》。蜀王法曹参军裴弘献“驳律令不便于时者四十余事”，太宗马上让他和相关人员商量修改律令。太宗采纳了魏徵“专尚仁义，慎刑恤典”的建议，依据儒家的仁政思想，进一步加强“德主刑辅”的立法原则，于贞观元年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重新修订法律，积十年之功，成一代之典，于贞观十一年正式颁行了一部严密而完备的法典——《贞观律》。 征高句丽、房玄龄监国期间，有人去长安献计献策，房玄龄写了推荐信，并把他送到李世民军中。李世民“与语，甚奇之”，“引宝明参侍从之列，寻守通事舍人”。贞观时期真正地做到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执法时铁面无私，但量刑时太宗又反复思考，慎之又慎。贞观十六年为了犯罪的党仁弘求情，唐太宗曰：“法者，人君所受于天，不可以私而失信。今朕私党仁弘而欲赦之，是乱其法，上负于天。欲席藁于南郊，日一进蔬食，以谢罪于天三日。”此时权贵恶人不敢随意欺压良民，社会夜不闭户，道不拾遗。贞观四年（630年），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只有二十九人。贞观六年（632年），死刑犯增至二百九十人。这一年的岁末，李世民准许他们回家办理后事，贞观七年（633年）秋天再回来就死（古时秋天行刑）。贞观七年秋天，二百九十个囚犯全部回还，无一逃亡。

　　6.李世民首开浓墨重彩的勤政爱民政治，树立善政的正向政治理念深入人心成为正统，自此勤政爱民成为中国封建王朝的政治正确，即便是庸君昏君佞臣至少也须秉善政掩护，不敢面上违逆善政文化。也需一直传承。“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致安之本，惟在得人”。“俭以养性，静以修身，俭则人不劳，静则下不扰”。“骄奢生于富贵，祸乱生于微忽”。“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纵欲也。”“君主，是水的源头；群臣，是水的支流。混浊了源头而去希冀支流的清澈，是不可能的事。”“近来很多上书言事的奏章，朕都将它们贴在寝宫的墙壁上，以便进出时观看，朕时常思考为政之道，有时要到深夜才能入睡。希望你们也要恪尽职守，与朕的这一心意相称。”“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历史上第一次如此以勤政爱民为主题，进行全范围政治活动，唐太宗树立了影响历代的正向政治理念。

　　7.李世民创立分权制度。由中书省发布命令，门下省审查命令并具有封驳权，尚书省执行命令。二是特设政事堂，以利三省合议问政，并收三省互相牵制之效，从门下省的封驳权到后来的御史部门，一直被封建王朝传承下去，成为中国政治传统。三是创立“首相兼财长”制度。“玄龄以度支系天下利害，尝有阙，求其人未得，乃自领之。”“唐中世以后，宰相多判度支，盖昉於此”。在唐律中对乱置机构、私设官员的人，规定了明确的惩罚条款。五是开创官员退休制度。规定主管行政事务的官员，年龄到了七十必须离职让位，以提高办事效率，加强各级行政机构的职能。对精简后继续任职的官员，唐太宗还通过各种形式，择优汰劣，力求为官者人人称职。他制定了专门的考核制度，每年对各级各类官员进行考核，以此决定升迁降免。

　　8.李世民大兴文治，且自身读书不辍，时常彻夜苦读不知东方既白。太宗如此的文化爱好与身体力行，贞观一朝的文化发展水到渠成，推动大唐的文化发展达到封建王朝巅峰。贞观初年，李世民诏令在全国范围内收集图籍，在弘文殿聚“经”“史”“子”“集”四部群书，二十余万卷，其藏书质量和数量远远超过前代，史称“群书大备”，为即将到来的文化蓬勃发展准备了文化资料基础。在弘文殿旁建“弘文馆”以储图籍，任命虞世南、褚无量、姚思廉、欧阳询等充任学士，以魏徵、虞世南、颜师古等著名学者、硕学之士相继为秘书监，主管国家的图书馆和藏书事业，选五品以上工书者为书手，又在弘文馆设立检校馆藏的官员，将缮写、整理、校勘图书，藏于内库，以宫人掌管。官府藏书机构除“弘文馆”外，另有“史馆”、“司经局”、“秘书省”和“崇文馆”等。

　　9.李世民开尊孔子之先河，举尊儒教，为儒学文事兴盛铺平了尊崇倡导之路，是时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为文事兴盛创造了举国氛围。《旧唐书》：贞观二年，停以周公为先圣，始立孔子庙堂于国学，以宣父为先圣，颜子为先师。大征天下儒士，以为学官。贞观四年，下令全国各州县都置孔子庙。贞观十一年，诏令尊孔子为宣父，在兖州特设庙殿，专门拨二十户人家维持供养。贞观十四年，诏令对梁朝、北周、陈朝、隋朝对唐初经学有影响的前代诸位名儒加以优赏，其子孙荫官。贞观二十一年，诏令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位先儒配享孔子庙，规定“并用其书，垂于国胄，既行其道，理合褒崇。”

　　10.李世民大力发展教育，开创国子监，设立中央、州、县多级官学制，营造规模宏大的文教，唐宋元明清皆设立国子监，为教育发展和文化发展肇基做范，为文事兴盛张起骨架。国子监学子数量众多，连外国贵族都派子弟来求学，儒学极盛。《旧唐书》：“太宗数幸国学，令祭酒、博士讲论。毕，赐以束帛。学生能通一大经已上，咸得署吏。又于国学增筑学舍一千二百间，太学、四门博士亦增置生员，其书算合置博士、学生，以备艺文，凡三千二百六十员。其玄武门屯营飞骑，亦给博士，授以经业；有能通经者，听之贡举。是时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俄而高丽及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国学之内。鼓箧而升讲筵者，八千余人。济济洋洋焉，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也。”一是开创国子监。贞观元年，将国子学改为国子监，号称三监之首，下属六种学校，即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学生名额分别为300、500、1300、50、30、30。贞观五年以来，多次亲临国子监，参加仪式听取经义。二是始开大规模国学之制，唐太宗确立了中央、州、县三级官学制。在国学增筑学舍一千二百间，太学、四门博士亦增置生员，其书算合置博士、学生，以备艺文，凡三千二百六十员。州学、县学的学生，成绩优良者，可由地方官保送考试，州试合格送到长安参加常举考试，称为“乡贡”，“乡贡”合格者，候补为官。

　　11.李世民大力增强国内医疗力量建设，开创全国范围设立医官，历史性地发展了医学，为医学规模发展铺开道路。贞观三年，下令“诸州置医学”，设医药博士一人，从九品上，掌疗民疾，教授学生。既惠及社会人民，也增强了救灾防灾力量。

　　12.李世民组织南北朝而来的年长饱学之士以官方修史，是对华夏民族的一次大规模文化拯救运动，修成八部正史填补文化缺口。朝代史编纂从晋朝之后已崩坏，文献资料的遗失也造成巨大困难，此前只有《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宋书》、《南齐书》、《魏书》，过去的400年间，除了几部断断续续的历史书外，其他的大多散失了，中国文化出现了大缺口，留给贞观王朝的使命非常重。贞观王朝修成《北齐书》、《周书》、《梁书》、《陈书》、《隋书》、《晋书》、《南史》、《北史》八部正史，成书的时候，主要的编纂者大多70岁左右了，他们从兵荒马乱的南北朝时代走来，又在太平盛世的贞观朝去世。如果贞观朝不留下他们，或许就不能留下魏晋南北朝这一乱世时期的历史了，是对华夏民族的一次大规模文化拯救运动。而且贞观首次开创官方修史，二十四史有八部是贞观主持修成，是历代修史最丰硕者。

　　13.李世民完善礼学，鸿篇巨制，历代取法。贞观官方修订了《五礼》。礼为封建王朝的核心秩序和最高重视，其地位在今天我们很难理解，礼几乎高于一切。太宗组织诸大家，终于在贞观十一年，修成《贞观新礼》，共计一百三十八篇，集古今礼学之大成。对一切举措和文治武功都泼冷水的魏征，认为这是太宗的最伟大成就，歌颂太宗此举：“拨乱反正，功高百王，自开辟以来，未有如陛下者。更创新乐，兼修大礼，自我作古，万代取法，岂止子孙而已。”《贞观新礼》也发挥了极为综合的作用，既以礼维治，又以礼制律，刑礼相辅，王朝也以礼为最高政治准则。

　　14.李世民亲自倡领重视书法，名家辈出，掀起书法发展历史热潮，为中华书法发展兴盛做出巨大贡献，风气达后世而不衰。李世民号召全体官员练书法，本人也成就了书法家，在他的崇尚下，唐初也出现了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等四大家，并且设书学博士，规定书法作为铨选官吏标准之一，对后世书法艺术发展影响巨大。

　　15.李世民力排众议，确定音乐非官方教化独占，鼓励人民群众享受发展音乐，民间音乐获得政策护航，为唐民间音乐发展定了基调。

　　李世民治世时期，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也对国际上外来文化采取兼容开放，诗歌、美术、佛学等也得到大力发展。出现了文化上百花齐放的欣欣向荣局面。

　　16.李世民统一五经。针对魏晋南北朝以来存世的儒家各派别驳杂讹谬的五经，李世民官方主持，不囿于经学派别的门户之见，无论今学古学，无论王学郑学，无论南学北学，废弃派别争斗，一概尊崇，历史性地统一经学。他命颜师古利用“秘书省”大量经籍图书，以晋、宋以来古今本为依据，校对冲突讹谬，完成《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左传》等《五经定本》。

　　李世民还统一官方注释五经。针对当时“儒学多门，章句繁杂”，命国子监祭酒孔颖达主编，颜师古等名儒辅助，国子监司业、助教、博士等参加，编撰统一的《五经义疏》，即为经书注疏。义疏工作量比五经定本大得多，编成一百八十卷，名《义赞》，又改名《五经正义》，作为国子监教材。《五经正义》称为不朽巨著，它综合古今，考订异说，定于一尊。它的编成，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经学的终结。此后，汉魏以来纷繁的师说一扫而空，宗派门户之见销声匿迹。后经高宗年间重修，仍以故去的孔颖达署名，钦定为全国教科书。

　　唐太宗统一《五经定本》和《五经正义》，是中国经学史上的巅峰大事，官方钦定为科举教科书，此后沿至宋代，明经科举取士，试题与经义皆以此为准。光耀千古，影响千古，后世儒家高度评价，认为唯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可堪媲美。

　　17.李世民高度重视选拔用人。一是即帝位不久，按秦王府文学馆的模式，新设弘文馆，进一步储备天下文才。李世民知人善任，用人唯贤，不问出身，初期延揽房玄龄、杜如晦，后期任用长孙无忌、杨师道、褚遂良等，皆为忠直廉洁之士；其他如李勣、李靖等，亦为一代名将。此外，李世民亦不计前嫌，重用建成旧部魏徵、王圭，降将尉迟恭、秦琼等，人才济济。二是开创以功臣代替世胄。命高士廉、令狐德棻等人重修《氏族志》，着重立德、立言、立功，纠正以前代出过官员为望族的不合理观念，以当代官员为贵。三是相对于隋朝的高门槛推荐科举和李渊武德年间复辟的九品中正制，李世民开创投牒自试的科举制度，用科举代替门第，平民百姓也可参加科举，将科举带入天下赶考的新时代。甚至禁军士兵，也安排博士教书，有所成者“听之贡举”。从而，寒门子弟入仕机会大增，为政坛带来新气象。唐太宗是历史上第一位为寒门开通上升通道的帝王，此项功德，即已不朽。四是命宗室出任官吏，以革除其坐享富贵的恶习。五是唐太宗对人才无尽渴求，他频繁要求大臣们为他举荐人才，而大臣们也纷纷向他举荐贤才。非常有名的一次时，他责备经常举荐人才的封德彝好久没有举荐，封德彝敷衍说天下的人才就那么多已经没有了，唐太宗怒斥道，人才就像器具，各有所长适合不同的事务，应该无穷无尽，你怎么敢以你的无知，侮辱一代中国人！六是发现了就不拘一格简拔。茌平人马周，游历来到长安，住在中郎将常何家里。六月，壬午（十二日），天下大旱，诏令文武百官畅言得失。常何乃一介武夫，不学无术，不知道说什么，马周便代他上呈建议二十多条。太宗惊奇常何的能力。便问常何，常何答道：“这不是我能写的，而是我的客人马周代我起草的。”太宗立刻召见马周，没有来，又派人催促了几次。马周到宫中谒见太宗，太宗与他谈论，十分高兴，令其暂在门下省做事，不久又任命为监察御史，一直做到宰相。“薛仁贵著奇服，大呼陷陈，所向无敌；高丽兵披靡，大军乘之，高丽兵大溃，斩首二万余级。上望见仁贵，召拜游击将军。”薛仁贵后来成长为高级将领。七是四次发出求才诏令。八是善待功臣，设立凌烟阁。凌烟阁二十四功臣，成为当代武将和历代武将崇尚向往的精神圣殿，激烈新生力量建功立业。

　　贞观年间，唐灭东突厥夺取漠南，唐灭吐谷浑夺取青海，唐灭高昌设立安西都护府，唐击高句丽歼灭其二十万军队掳掠数十万人口，唐灭薛延陀将蒙古高原纳入版图，唐灭中天竺统治五天竺，唐灭焉耆、龟兹吞于阗夺取西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