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京与秦桧：两个政治性人物的肖像

　　危险的精神族类

　　标题化用了斯蒂芬·茨威格《一个政治性人物的肖像》。

　　茨威格在这部非虚构经典著作中，运用弗洛伊德心理学方法，精微而细腻地剖析了19世纪法国大革命中一位被人唾骂的政坛权要、一位让拿破仑也感到“惊恐”的天才人物。他认为这类人物，“是我们生存的世界里，尚未完全研究透彻的极端危险的精神族类”。他甚至认为某些决定历史轨迹的按钮，恰恰是这类性格极端多疑、智力严重欠缺的幕后之手揿下的，他们最擅长的就是玩弄“犯罪的政治游戏”。

　　巴尔扎克在小说《一桩神秘案件》中，称其“甚至比拿破仑还拥有更多控制别人的威力”。“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富歇是他那个世纪最为有趣的人物”。（斯蒂芬·茨威格《一个政治性人物的肖像》前言）

　　斯蒂芬·茨威格

　　文学家考察历史人物，常常迥异于历史学家，甭管是巨公伟人，还是奸佞恶棍，都是可以放到显微镜下来观察透析的“标本”。无论面对的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有必要多问几个为什么……

　　蔡京和秦桧与富歇可类比的是，他们都是曾左右了历史走向的“操盘手”，尽管他们距离权力的巅峰尚余一步之遥。但他们与富歇又有诸多不同之处，乃因人格生成的文化土壤有异，即便都是“歪脖子树”，“歪”的形态也会不同。

　　本文无意于将京、桧与富歇进行比较分析，这项课题太复杂了。如果将京、桧搁在一起“烩烩”，或许会让人觉得有点类似“臭豆腐”与“臭鳜鱼”，闻上去都“臭”，但各有其“臭”。

　　“枕边风”

　　先从一个有趣的视角说起。

　　有一副流行于民间的对联：“呔，有贤妻何至若是；呸，非老贼不到今朝。”

　　京、桧二人的妻室各有不同品性，这“枕边风”会不会影响到他们的为官之道呢？

　　史书上关于蔡京夫人的记载极少。只有寥寥数语。诸如从枢密大臣曾布口中略知，蔡京妻与蔡卞妻关系有隙，徽宗皇帝私访蔡宅时，蔡妇与子牵衣挽留等等。其妻子在蔡京个人生活和从政生涯中，如空气般似乎存在，又不见任何踪影。大约在20多岁时，蔡京娶曾任少卿的徐仲谋之女为妻。史书以“徐氏”称之。那时候的女人，不像有身份的男人，弄得名号很复杂，除了名，还有字、号、别号、谥号等一大堆，让今人常常搞混。蔡京的岳丈徐仲谋在仁宗朝，因耿直敢言而官运不显。在任广东提刑到期回到京师待命时，看到京师遭大雨所淹，向皇上献《秋霖赋》：“连绵乎七月八月，渰浸乎大田小田。望晴霁而终朝礼佛，放朝参而隔夜传宣。泥塗半没于街心，不通车马；波浪将平于桥面，难渡舟舡。”等于批评朝廷面对水灾不作为。仁宗闻之大怒，将之降为监邵武军酒税。（《宋朝事实类苑》卷73）蔡京有子八人，是否皆为徐氏所生不清楚。徐氏在史书中不显，从一个侧面可证，徐氏默默地做家庭主妇，对朝政无兴趣，也无干扰蔡京私生活的形迹。因此蔡京的家庭生活质量指数，显然要远远高于秦桧。“妻妾成群”在那个年代，不存在有违伦理问题。蔡京80岁死于贬途，秦桧66岁病死宅中，他们的寿命是否有家庭生活的因素呢?

　　《宋朝事实类苑》

　　秦桧娶妻王氏。王氏是望门大族王珪的孙女，以妒悍风闻于士林。王珪何许人也？在神宗朝曾任宰相九年。而王珪的女婿郑居中在徽宗朝也曾任宰相。相较之下，秦桧出身寒微，父亲曾任县衙小官，且以清白闻名，幼时生活相当困窘。秦桧早年“曾为童子师，仰束脩自给，有‘若得水田三百亩，这番不做猢狲猴’句。”（《尧山堂外纪》卷58）秦桧娶王氏算是“老鼠怀了大象的孩子”了。秦桧在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考中进士，至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仅十余年间，就如撑竿跳高般升任御史中丞，位列从班，也有王氏家族姻亲的助力，因此王氏对其夫娇横是有资本的。秦桧朝堂上气宇轩昂，目无同僚，回到家中免不了俯首帖耳，为老婆解裹脚布。

　　有一件事，可证秦桧在家中是如何窝囊。无论秦桧在床笫间如何配合、效力，王氏的肚子总是毫无动静，眼看要绝后，幸好一小妾怀上了秦桧的孩子。王氏发现，居然将其逐出家门，遂为莆田人林某收留。小妾生下了秦桧唯一的儿子，初名林一飞，后改名秦熺，长大后虽能力平庸，却为秦桧提携重用。乃至秦桧临终前，企图将相位传给秦熺，为高宗所拒。（《南宋杂事诗》卷1）

　　王氏经常出入禁中，与后宫关系密切。某日与显仁太后（高宗生母）聚。太后叹曰：“近日子鱼（生长在咸淡水之间的珍贵鱼种）大者绝少”。王氏接话：“妾家有之，当以百尾进”。本是拍马屁，却犯了皇家之忌。回后告知秦桧，秦桧大吃一惊，在太后面前怎可如此张扬，恐惹祸上身，与馆客谋，乃以青鱼百尾进。显仁太后见之，拊掌大笑：“我道这妇人蠢，果然！”（《宋类稗抄》卷4）此事化险为夷，既显王氏蠢，也见出秦桧之狡诈。官场是那么好混的么？

　　这个王氏不仅妒悍、愚蠢，而且凶残，比之其夫，有过之而无不及，是秦桧残害岳飞的帮凶，让他同跪在岳飞塑像前，成为史上臭名昭著的毒妇，则是罪有应得。当岳飞被系狱中时，某日秦桧独居书房，手中把玩着一只橘子，以手指划皮，若有所思。王氏窥见，面部闪过诡谲的坏笑，说：“老汉何一无决耶！捉虎易，放虎难。”于是桧意落定，“至片纸入狱。是日岳王薨狱棘寺。”（《宋类稗抄》卷2）这一细节见诸多种宋人笔记，当为信史无疑。在秦桧仕宦生涯中，有多少恶行从王氏的“枕边风”吹出，是不难想象的。

　　“基本盘”

　　在孟子和荀子之间选边站，似乎无多少意义。人性本善还是本恶至今无解。还是需要对具体个案作具体分析。

　　有哲人说，世界上没有一个绝对的好人，也没有一个绝对的坏人。

　　这是指人性的复杂性，但我们不能因此就丧失对好与坏、善与恶的基本判断。判断某人是善人还是恶人，还是要看他的“基本盘”。有缺点的战士与完美的苍蝇，有本质的不同。伟人也会有阴暗的角落，卑鄙小人也可能有一些亮点。

　　先说秦桧。他的“基本盘”很清晰——恶人、奸人，臭气熏天。他的恶名污迹，即便抽干太平洋的海水，也洗刷不掉。仅仅一个冤杀名将岳飞的举动，就足够让它永远臭下去，直到整个人类在星球消失。所谓“不杀士大夫与言事官”的赵氏家规，在秦桧执掌朝政时，几乎荡然无存。北宋惩治大臣，多以贬黜流放为主，尚有一块遮“杀”布。秦桧则嫌那块布太碍事，除了贬放、除名、编管，直接大开杀戒，连誉满朝野、令金人恐惧的大将岳飞也敢杀，还有谁不敢杀？就连高宗也恐其杀。秦桧死后，高宗告知杨郡王云：“朕免得膝裤中带匕首。”（《南宋杂事诗》卷3）此说还有王夫之所记为证：“故高宗置刀靴中以防秦桧”。（王夫之《宋论》卷9）可见秦桧“奸”威之盛。自秦桧用事，塞言路，凡有异己者，必下狱治，或流贬，或杀之。秦桧死前，有53位官员将被诛杀的文牍已呈至秦桧宅中案几上，秦提笔欲批，“手颤而汙”，“竟不能字”。王氏在屏后摇首曰，“勿劳太师”。“桧尤自力，竟仆于几，遂伏枕数日而卒。”于是狱事大解，53人幸免于人头落地。（《宋类稗抄》卷2）

　　蔡京有“奸”的一面，亦有雄的一面。如何界定蔡京政治人格的“基本盘”，愚某虽为蔡京写过一部专书，仍觉得难下判断，需史学界进一步考证研究。蔡京的人格构成，远比秦桧复杂得多，无法以一“奸”统之。宋徽宗不像高宗那样，对同样位极太师的蔡京有警惧感。岳飞死后，秦桧在相位十八九年，党羽遍布朝堂，高宗根本不敢动解除秦桧相位的念头。而宋徽宗则因天象异变，三次罢掉蔡京相位，待天象正常又恢复其位。当蔡京归来时，宋徽宗常常设盛宴接风，似乎蔡京不是从贬官恢复原职，而是挥师出征，获大捷班师回朝。在蔡京遗存的诗文中，有多篇是写皇上宴请的盛况，诸如《太清楼侍宴记》、《宣和殿曲宴记》、《保和殿曲燕记》、《延福宫曲燕记》……

　　蔡京虽然权重，但从未对皇权构成威胁。他与宋徽宗艺术趣味相投，宋徽宗居然在内宫专设一阁，收藏了蔡京所有上呈的墨迹。此种特殊待遇，在两宋艺术家中绝无仅有。蔡京经常在宋徽宗创作的或收藏的前人画作上题跋。蔡京的书法作品，在靖康之难后大部分被毁，或毁于金人战火，或毁于南宋官方，能够流传下来的部分，大多因与宋徽宗的艺术交往有关。诸如宋徽宗将王希孟《千里江山图》转赠予蔡京，蔡京在图上题写了一段话，今人所获知的有关这幅稀世珍贵绘画的信息，全部来自蔡京笔墨。蔡京与宋徽宗还是亲家，徽宗女茂德帝姬下嫁蔡京第四子蔡鞗。宋徽宗曾轻车小辇，七次幸临蔡宅私访，关系如此亲密，家事国事搅成一团，乃至有大臣冒诛杀之险，批评皇上不当如此，令百官心寒。蔡京80岁遭贬逐，已是钦宗登基之后了。

　　蔡京对北宋名士苏轼兄弟及书法家米芾，态度尚算友好，尤其对米芾算得上予以特别关照了。苏轼逝于北归之途，此时蔡京尚未登上相位，想迫害也没有机会下手。而苏辙活了74岁，病逝于政和二年（1112），正是蔡京权高位显，重拳捶击元祐党人之时，但蔡京并未对元祐更化时，曾狠弹蔡京政治投机的苏辙施以报复性打击。苏辙去世后，其子孙也得到善待。蔡京与同为书法大家的米芾可称为挚交。米芾别号“米癫”，是一个带有神经质、不拘小节的人。在雍丘当一个地方小官时，某次出游，竟然将自己下榻的处所，装饰得花里胡哨，自号为“天临殿”。好家伙，真是胆大没魂了。这天下是谁的天下？除了当今皇上，谁敢自称“天临”？此事被巡察官员发现，上奏一本，称其擅自“创殿立名”，如果皇上知晓，治他个不恭之罪，不掉脑袋，恐怕也要将之“癫”到瘴疠之地去，能否活着回来都难说。恰巧奏章落到了任翰林学士的蔡京手中，将此事压下，米芾因而躲过一劫。（《挥尘二录》卷2）米芾后来官至书画博士，相当于今日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也得益于蔡京的举荐。

　　蔡京的“奸”名，主要来自靖康之难导致的北宋灭亡。北宋灭亡有其复杂因素。王夫之也不认为蔡京应该为灭亡负主责。《剑桥中国宋代史》既对宋徽宗和蔡京任相时期操控的“崇宁党禁”给予严厉批评，认为“它确实代表着北宋历史上最为恶毒的党争冲突。”但该著还认为，“不管从任何角度来看，蔡京毋庸置疑地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蔡京垄断了相位，并且开创了一个政治稳定的时代”。（[英]崔瑞德、[美]史乐明主编《剑桥中国宋代史》上卷）蔡京延续王安石变法，推行了许多变革措施，涉及理财、商贸、兴学、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也不宜用一个“奸名”，将之全盘抹杀。如何重新认识“蔡京新政”，有待史学界进一步探究。

　　有一点需要特别强调，此二人政治主张的推行，皆获得圣意许可、支持。蔡京在第一次被罢相后，“令其党进言于上，以为京变法度者，皆禀上旨，非私为之。若学校、大乐等数事，皆是绍述神考美意。今一切皆罢，恐非绍述之意。”（《十朝纲要》卷1）而秦桧在力主与金和谈时，也曾反复征求高宗的意见。绍兴八年（1138），当高宗表态接受和议时，秦桧请高宗用三天考虑这个问题。三天过后，高宗表示朕意已定，秦桧请高宗再考虑三天。当高宗再次表态后，秦桧要求让他全权负责排除一切阻碍和议的干扰。（《三朝北盟会编》卷184）因此，在那时皇帝的眼中，京、桧可不是后人诟骂的“奸臣”。宋徽宗对某些大臣弹劾蔡京表示不理解。秦桧死后，高宗亲题神道碑额：“决策元功，精忠全德”，评价之高，堪称“贤相”了。

　　渐变与突变

　　无论是蔡京，还是秦桧，其人格形象都有一个渐进的演变过程。当然，演变达到一定程度，就有可能因某个因素驱动产生突变。

　　蔡京、蔡卞兄弟皆为饱学之士。同年考中进士。蔡京在学童时，曾把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倒背如流，对忧乐天下的士人境界颇崇尚。在入仕前，也曾趁蔡襄回乡省亲机会，倡修木兰陂，引木兰溪水改造莆田沿海的盐碱地，造福于民。蔡京任相，是他人格形象转变的重要节点，立“元祐党人碑”，奉行“丰亨豫大”的极端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盛行，皆在登上宰辅高位时。由此我们可知，权力对人的异化，常常是隐形的，不可抗拒的。

　　圣人例外。

　　而秦桧的突变，有一个明显的分界线，那就是南归（从金人处逃回临安）之前与之后。靖康元年，当金人军马抵达黄河岸边时，遣使要求割地赔款，举朝惶恐，有数十人弃官而逃。而秦桧此时上呈奏扎《上钦宗论边机三事》，建言“不宜示怯以蹙削”。当金人欲立张邦昌为傀儡皇帝时，秦桧表示异议，主张应在赵氏家族中选人，可谓有气节之臣。对于秦桧是如何从金国顺利回到南宋，在史学界一直有争议。秦桧自称是“杀监已者奔舟来归”。对于秦桧的说法，只有鬼才相信。但说他是金人派遣潜回的内奸，也无直接证据。只能说他的政治主张，在回之前与回来后，发生了180度翻转。秦桧和其子秦熺，“伪造或消灭了许多关于他（秦桧）在1131—1132年第一次拜相期间的档案资料。”为了控制私家著书、印刷和公开谈论与秦桧主张不同声音，秦桧“鼓励百姓告发那些在他们的私家札记、通信甚至谈话中表达反朝廷观点的人。”（《剑桥中国宋代史》上卷）御史台成了秦桧清除所有政敌的工具。秦桧排除异己的手段，比蔡京要凶残一百倍。这与他做贼心虚，有必然的逻辑关系。有些历史之谜可能永远沉落在马里亚纳海沟的幽秘处，人工无法打捞。

　　总之，同为“奸”，蔡京之“奸”非秦桧之“奸”，秦桧之“奸”也非蔡京之“奸”。各有其“奸”。

　　蔡京可能是那个时代最有趣的人物之一，秦桧不是。

　　秦桧之“黑”如同锅底刮下来的灰，不用手摸，就知道有多黑；蔡京之“黑”，如同盛在铁锅里的水，看上去清浊很模糊，倒出来才知是啥模样。

　　“面如琢”与“长脚汉”

　　回到文题，如何描绘蔡京和秦桧的生理肖像，也是一道难题。那个时代无影像技术。即便有人物画家专为之画像，也难以流传下来。当下流传于网络的蔡京绘像和岳飞墓前秦桧的跪像，不知所据何本？距真实的蔡京和秦桧面貌究竟有几分像？也许这并不重要。因为今人不必用面相术，来对他们的人格形象做推断。

　　野史上有些零星的记载，可供有兴趣者作茶余饭后的谈资。蔡京遭贬居西湖时，有一文士沈某和擅长命相术的杨姓道士，曾应邀前往蔡宅看相。他们当面对蔡京本人说了什么不知。回来后有一段对话，从中可窥蔡京形状。沈某云，“余尝观翰林风骨气宇，皆足以贵而定不入相。”杨道士则曰：“子目力未至，此人面如美玉琢成，百体完就，无一不佳者。是人当作二十年太平宰相位。但其终未可尽谈也。”（《春诸纪闻》卷3）

　　关于秦桧也有记载，秦桧尚在太学读书时，“善干鄙事”。也就是很善于为同学做一些别人不屑于做的事。如“每出游饮，必委之办集。”同学戏称其为“秦长脚”。腿脚勤快也遭人奚落，人心真是阴暗。还有人称其为“长脚汉。”有人将之与其妻王氏的别号“长舌妇”，并称“二长”，咒骂“二长”济恶凶德。（《鹤林玉露》甲编卷5、《坚瓠秘集》卷6）

　　就此打住，继续胡侃下去，就该搬出《三命通会》，写一篇“奸臣”的命理推断论了。

　　此非吾所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