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利的奇迹：蕞尔小国荷兰如何成为＂海上马车夫＂？

　　作者|昭杨，网易历史专栏作者，自由撰稿人，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用历史照亮现实的写作者。本文为网易历史频道独家稿件，谢绝转载。

　　十六到十七世纪，位于欧洲西北一隅之地荷兰的独立和兴起是当时世界经济舞台上最为绚丽夺目的一幕，荷兰国土加上须德内海总面积不过4万平方千米，人口不到200万，由荷兰为首的七个自称拥有特权的省联合组成，因此荷兰又名联省共和国。然而1620年就有人对荷兰的繁荣有精妙的评价：“不是地理位置而是就业，不是荒芜的尼德兰而是富饶的渔场，为大批的船只，艺术和人口提供了基础，贸易以及赖以生存的条件。”根据当时的统计，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人口是联合省的十倍多，但荷兰的商船的数量是法国的四倍，利息率是法国的一半，同时还拥有巨额的海外资产。阿姆斯特丹的交易所不但决定着北海-波罗的海贸易区，大西洋贸易区和地中海贸易区主要商品的价格，还决定着马来群岛的香料和咖啡；中国的丝绸和瓷器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国际贸易价格。荷兰土地狭小，人口不多，又是凭借什么在近代早期一跃成为主导世界经济的霸主呢？答案在于海洋。

　　伴随着航海大发现，近代欧洲的经济空间也由中世纪的地中海-北海-波罗的海沿岸向外扩展，美洲，非洲沿海，印度洋及西太平洋沿岸地区也首次向谋求发财致富的欧洲人敞开了门户。大片肥沃的土地狭带着丰饶的物产和广阔的市场成为欧洲各国垂涎的目标，而且海外事业的兴衰也关乎民族国家崛起时代的欧洲政治格局的力量对比。海洋不但是欧洲各国之间，也是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联系的纽带，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经济意义。

　　从局部地理视角来看，荷兰位于莱茵河和默兹河入海口，具有海运和河运两个方向上的贸易优势；从欧洲整体视角来看，荷兰位于北海东岸联系波罗的海和地中海的枢纽地区。然而先天的地理区位优势只是荷兰海洋经济繁荣的充分条件，本身并不能解释地理区位大致同样优越的法国，南尼德兰及当时的英国的海洋经济难以望荷兰项背的原因。

　　荷兰海洋事业从刚刚兴起即展现出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点，西班牙，葡萄牙及威尼斯，热那亚等海上贸易强国更倾向于同贵金属资源丰富的拉丁美洲和盛产奢侈品的东方展开贸易，海上贸易品主要是金银，香料，丝绸，瓷器等体积小，价值高且利润巨大的商品。而这种贸易的基础常常是贸易国对商品出产地的垄断和特权，比如西班牙对拉美白银的垄断，葡萄牙对非洲黄金和马鲁古群岛香料的垄断。因此传统欧洲海洋强国的贸易由于其利润巨大并不精确地计算成本。这种规模小但利润高的贵重物品贸易往往与垄断和特权联系在一起。显而易见，此类贸易最大的危险是海盗或敌国的劫掠。由于贵重商品贸易自身的性质，它的市场相对稳定，如何提高贵重品运输的安全系数成为贸易国保证利润的主要难题。因此传统贵重品贸易的自身性质决定了通过贸易组织方式上的改进提高效率的空间非常狭小，其顺利进行反而仰仗于军事护航的效率。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当时西班牙每年会定期组织强大的护航舰队将美洲金银集中运回本土，史称“黄金船队”。

　　荷兰在独立之前，本身就是西班牙国王的领地，与其他国家不同，没有任何的海外殖民地及贸易特权。而荷兰的人口不过数百万，非常有限，大规模的海外殖民和军事征服并非荷兰所能承受。而且16世纪末荷兰独立之时，葡萄牙被西班牙吞并，西班牙采取各种手段阻遏荷兰向原西葡势力范围进行经济扩张。荷兰只有另辟蹊径，通过物质和制度两个层面上的创新发展本国的海上经济。

　　任何海洋强国的兴起都是建立在造船业的兴旺发达之上的，因为船舶是海上各种活动的物质载体，拥有数量可观且性能先进的各类船舶是发展海上事业的先决条件，一个真正的海上强国必然拥有强大的造船业，无论在和平和战时都能为本国海军，商人及渔民持续提供充足的船只。荷兰的造船业不仅是高效率的，更是高质量和专业的。布罗代尔认为“荷兰兴旺发达的真正工具在于他的船队，其数量相当于欧洲其他国家总和。”并进一步估计荷兰船队的总吨位大约为六十万吨，数量在六千艘上下，雇用船员四万八千名。

　　尽管荷兰船队规模庞大，但荷兰仍有降低造船成本的因迫切要求和巨大动力。因为荷兰独立初期，东方和美洲的奢侈品贸易由于和特权和垄断相关联使其难以涉足，荷兰只得集中全力从事波罗的海至北海的转口贸易，而这一地区主要贸易商品大多为日用消费品和工业原材料。如普鲁士谷物，俄罗斯毛皮，蜂蜜和蜂蜡，英国羊毛，北欧木材，法国食盐和酒类，这种大宗必需品贸易数量巨大但单位利润低。若要从中赢得利润，必须尽可能地降低运输成本，最大限度提高运营效率。因此荷兰大力经营波罗的海—北海贸易是对传统海上贸易模式的突破。意大利经济史家齐波拉曾说：“荷兰人摆脱了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早期盛行的传统而奉行在近代势必推广的原则，中世纪商人一般都企图在单位商品中获取最大利润——因他们偏爱高档品。荷兰人从根本上转向大众商品，他们在日趋增多的活动次数中，靠扩大销售的办法努力增值利润。”

　　正是波罗的海—北海大宗消费品贸易迫切需要降低海运成本，促使荷兰必须大规模采用成本低廉，航速快，载重量大，操作简便，所需船员数量少的商船。1595年，荷兰北部城市荷恩一名造船木工发明了闻名世界的“大货船”，即荷兰近代海上帆装货船。大货船是荷兰也是世界近代第一款专用货船。因为荷兰基本上控制了波罗的海贸易，可以得到廉价的船用木材，柏油 ，乳胶，绳缆及用专门船只运送的桅杆。造船材料的成本相当低廉。

　　然而荷兰造船工业的竞争力绝非仅建立在廉价的材料上。在保证性能和质量的前提下，荷兰船厂采取一切可行措施降低成本，提高运营效率。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的双项要求对于荷兰造船业无疑是挑战，按照传统海船战商不分的船只设计理念，根本无法兼顾双方的要求。于是荷兰出于经营波罗的海—北海大宗消费品贸易的专门需要，商船的设计制造向专业化发展。大货船全部采用质轻的松木建造，便于在水位较浅的波罗的海航行，并且基本不设置武装，这样武器弹药和武装人员的空间全部节省下来，大大提高了载重量和航行速度。同时由于大货船主要用于近程航行，又不负担海战任务，因此多用木钉销接。布罗代尔指出，同样是制造商船，法国人多用栎木为原料，配以铁钉销接，成本很高。荷兰的大货船由于专门化的设计，与法国船相比，船身虽大一倍，而造价却低一半。而与当时同吨位的英国船只相比，荷兰商船每吨价4镑10先令，比英国船每吨价便宜2镑16先令。

　　由于广泛采用风力机械锯，杠杆式树桅机及可替换零件等在当时最现代化的技术，造船成为了一种专业化很强的流水化生产。“17世纪英国人伏尔诺在阿姆斯特丹目睹说，当地船料仓库缆绳，铁锚，船帆，索轮等部件一应俱全，一旦船体建成，船只经几小时装配后即可下水。”而同样的技术不仅应用于大货船制造，也用于战船制造。以至于“只要在两个月前事先得到通知，必定能每个星期造出一艘待命出航的战舰。”造船业的流水化生产和装配节省的不仅时间，同时也简化了船只结构，简化了航海操作的劳动量，加上大货船上不再设置专门的武装人员，使荷兰每名水手平均可以承担20吨的货物运输，是波罗的海—北海贸易的传统霸主——汉萨同盟的两倍，同时期英国的三倍。荷兰大货船运输的高效率带来的劳动力成本的高度节省使荷兰海运商人的航运成本“比英格兰，苏格兰和法国低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因此，荷兰在17世纪垄断波罗的海—北海贸易的秘诀是建立在低成本，高效率的海上运输之上的。

　　荷兰造船业凭借着精良的装备，专业化的设计理念大大节约了造船的单位劳动时间，提供了大批质高价廉的船只，不但为荷兰海上事业提供了先进的装备和工具。船只本身也成为荷兰对外出口的王牌产品，荷兰制造的海船甚至打入了传统航海强国的船舶市场。“17世纪拉罗歇尔凡10吨以上的商船，包括大货船，皆为荷兰所造。而森林资源十分丰富的丹麦大约一半的商船必须从荷兰进口。”而且“毫不奇怪，荷兰很早便向威尼斯，西班牙乃至马耳他等外国出口船只，后者用这些船只在黎凡特海面从事劫掠活动。”威尼斯，西班牙等传统海上强国进口荷兰船舶意味着荷兰造船业水平已经达到欧洲领先水平。

　　除了造船业外，荷兰经营其海洋事业善于通过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合理化生产流程，使原来分散的，利润微薄的，只限于维持日常生活的行业变成资本主义的大生产来获取利润。渔业就是其中的典型，尽管北海及邻近海域历来是荷兰省和泽兰省渔民捕鱼的场所，但一直按传统方法捕捞，捕捞对象多为沿海和淡水生长的肉质鲜嫩的杂鱼。15世纪波罗的海鲱鱼群迁徙至北海，为北海沿岸国家发展大渔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资源，荷兰渔民和船主在其高度发达的造船业的支持下，按照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原则，率先发展起大规模远洋渔业。

　　荷兰渔业引入资本主义经济组织原则同时体现于工具的革新和经营方式的改进上，荷兰渔民和船厂主将船身宽大的大货船改造成了流动的鲱鱼加工工场。大货船应用于渔业的好处很多，一是可以采用大型拖网，渔汛时捕鱼可以大大提高产量。二是可以利用大货船宽敞的空间，在船上加工鲱鱼并腌制装桶，完全实现了工厂式流水作业。据当时人的估算，剖鱼工每人每小时能剔除约2000条鱼的内脏，每分钟达到33条之多。同时，拥有雄厚资本和灵通信息的荷兰商人逐步渗透并开始组织渔业生产，并且大渔商之间的竞争也得到了规范，1575年，五个最重要的渔业城市：布里尔，鹿特丹，斯希丹，德尔夫特，恩克霍伊曾在奥兰治亲王的支持下成立“大渔业委员会”，制定渔业法规规定了鲱鱼捕捞时间，腌制用盐标准，鱼桶的尺寸和木质以及每桶鲱鱼重量。只有遵照以上标准的渔船方能获得许可证并下海经营。这样，就保证了荷兰鲱鱼的品质和市场竞争力。因此尽管荷兰鲱鱼的产量占欧洲三分之二左右，其中的八成作为出口商品外销，但避免了恶性的价格竞争，同类的鲱鱼产品，尽管数目巨大，但单价反比比英国货高出20%。鲱鱼贸易为国土狭小，出产有限的荷兰提供了打开欧洲市场的贸易品，鲱鱼作为初级产品，其产值直逼荷兰的呢绒业。荷兰国会在1624年7月19日的一份文化中也郑重宣称，鲱鱼捕捞业是联省共和国最大的行业和最好的金矿。

　　除了大规模的鲱鱼捕捞业以外，荷兰人在巴伦支海和斯匹次卑尔根群岛的捕鲸作业和在冰岛海域的捕鳕作业地位虽然没有鲱鱼捕捞业那么重要，但仍然是荷兰大渔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给荷兰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荷兰发达的捕鱼业对荷兰贸易和经济的发展意义深远，因为天主教世界每周五是禁止食用肉类却可以食用鱼类的斋戒日，荷兰鲱鱼价格不高，是欧洲平民非常欢迎的斋戒日食品，因此对荷兰鲱鱼有持续的且数量可观的需求。而鲱鱼的腌制又需要大量的食盐，食盐出产丰富的伊比利亚半岛同样也需要来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谷物和木材。荷兰，波罗的海地区，伊比利亚半岛形成了三角贸易。鲱鱼让荷兰有机会融入并在波罗的海—地中海贸易中发挥主导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荷兰用鲱鱼骨架设起用联结波罗的海和地中海的贸易的桥梁。经济史家马歇尔形容更为精妙，荷兰第一都市阿姆斯特丹就是在鲱鱼骨上建立起来的。荷兰首先从西班牙加的斯等地进口大量食盐，运至北海腌制鲱鱼，再用大货船将咸鱼运至波罗的海但泽，吕贝克等谷物贸易港，卸下桶装的腌鲱鱼后，满载波罗的海地区出产的木材，谷物等产品至阿姆斯特丹，或者直接转运至地中海赚取来自中东和美洲的金银。看似普通的咸鲱鱼带动了以荷兰为中心的欧洲大贸易。

　　据彼得.德.拉古尔估算，荷兰贸易假如减去鱼和鱼制品的贸易，将只剩一半。这个说法有些夸张，因为莱顿的呢绒，哈勒姆的亚麻制品同样是荷兰用于出口的优势产品，因此荷兰海外贸易的繁荣和造船业的昌盛是建立在国内发达的制造业的基础上的。除此之外，荷兰商人和船主经营的多为消费品的大宗贸易，需要充足的资金进行商品的周转，而阿姆斯特丹的金融市场总是能向他们充分的信贷，因此他们可以尽可能的扩大贸易规模来降低成本。发达的金融信贷系统对于高风险的海洋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除了国内相关产业对荷兰海洋事业的巨大支持外，荷兰海洋事业三大组成部分，渔业，造船和贸易已经密切联结在了一起，渔业的发达对专业的捕鲱“工厂船”的研发，制造和改进提供了巨大的需求和动力。大量规格统一，质量上乘的咸鲱鱼的加工和贸易同时打开了伊比利亚半岛和波罗的海两大海外市场，食盐—咸鲱鱼－谷物，木材及船用品在伊比利亚，北海和波罗的海形成了三角贸易，而荷兰在贸易中扮演了关键的组织者角色，大量收购这谢地区的初级产品进行加工在出口或转运。英格兰和西班牙的羊毛，德意志和西西里的亚麻或亚麻布坯，法国和西班牙的食盐和葡萄酒，斯堪的纳维亚的木材，俄罗斯的蜂蜜，蜂蜡和毛皮，东欧的谷物及西葡从海外掠夺的金银全部被组织进以荷兰为中心的欧洲海上大贸易中。

　　以荷兰为中心的欧洲大贸易，已经突破传统商人厚单位商品利润，经营规模狭小的局限，着力扩大市场，追求贸易结构的合理和长远的经济收益，从观念到实践上真正开辟了近代大贸易。大量的财富向荷兰滚滚流动，这个的荷兰拥有欧洲最大的商船队和最丰富的贵金属储备，阿姆斯特丹拥有欧洲最强大的金融力量，并主宰着欧洲及其海外领地主要商品的价格，荷兰成为欧洲经济名副其实的核心。

　　当然，荷兰海上事业的繁荣决不能仅归结于荷兰位于地中海和波罗的海之间的优越的地理位置，也不能将其归结为荷兰航海工具的先进和航海组织方式的科学及大宗消费品贸易对于海洋事业的强大推动力。宗教改革对荷兰经济伦理和开拓精神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荷兰是加尔文教徒为主体的新教国家，新教是荷兰独立建国的原因和动力。马克思·韦伯如此描述近代早期新教徒的特质： “一种异乎寻常的资本主义商业意识和一种渗透着，支配着整个生活的极其狂热的宗教虔诚天衣无缝地结合在同一批人身上。”“这些人往往有最好的经济教育机会。集中精神的能力，以及绝对重要的忠于职守的责任感，这里与严格计算高收入可能性的经济观，与极大地提高了效率的自制力和节俭心最经常的结合在一起。”17世纪的荷兰人和外国人都觉察到了这一特质。

　　1671年，一位荷兰作者在撰写航运业的论文时谈到。荷兰造船业的成功引发了外国的模仿，但是外国人如在异国环境里使用异国工匠造船都不可能模仿成功，因为这些工匠缺少荷兰人所具有的节俭和爱好整洁的性情。这些工匠同海员，码头工人，农民一样，堪称“欧洲受教育最好，最富于生气和最坦率的工匠。”经济史家马歇尔也谈到，荷兰人制造的纤维的坚韧度是无与伦比的，他们拥有非凡的自制力，几代人长期保持节俭和不懈努力，超过之前其他民族的所作所为。而在浩瀚无垠的茫茫大海上，商船队最大的开支就是海员的生活支出，荷兰大货船在尽可能降低船员数的同时，荷兰人的精打细算再次起了作用。船上的伙食十分简朴：鱼和燕麦片，即使船长也满足于一块奶酪或一片腌了两三年的牛肉，没有葡萄酒，但有淡啤酒，有时感到海上风急浪大，分发一点酒。这和同时期法国海员对船上饮食的挑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布罗代尔曾经引用当时一位法国人对荷兰人的评价：“在世界各国之中，荷兰人最注意节衣缩食，最少讲究铺张和支付非必要开支。”因此，小小荷兰在近代大海上的成功不仅依赖于先进的造船业和严密的贸易组织方式，宗教改革后的新教伦理的作用也不可忽视。正是新教伦理里面开拓进取，追求利润而履行天职的精神，使荷兰人经营海洋事业时处处从节俭，实用，高效出发，开辟了荷兰的黄金时代。

　　近代早期，伴随着地理大发现，以往神秘的，黑暗的大海成为欧洲人崭新的广阔舞台。海洋成为欧洲经济扩张的新边疆，因为海洋既是欧洲各国互通有无的贸易桥梁，也是通往富饶的海外殖民地的必经路途，还是蕴藏资源极其丰富的宝藏。欧洲大陆没有留给土地狭小的荷兰足够的发展空间，让荷兰人必须求助于海洋，在这一片未知的领域中把握机会，获取财富。荷兰人充分运用其自身优越的地理位置，在加尔文教教义的激励下，以资本主义原则组织海洋经济事业，尽可能地追求节俭，规模化经营和高效率，实现了对传统海洋事业运营模式和荷兰本国不利条件的双重突破。荷兰从造船业的革命开始，以咸鲱鱼贸易带动由荷兰主导的波罗的海—地中海贸易，进而将其经济势力扩展至包括美洲，亚洲，非洲沿海在内的当时整个世界。荷兰这样一个刚刚独立的小国，也在面向海洋的拓展和创新中，自身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被誉为执掌全球贸易往来的“海上马车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