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囚犯的“福利”

　　提起新加坡的司法和监狱,很多人脑海中马上会出现“严”、“酷”二字。不错,且不说新加坡仍在执行世界上少有的鞭刑,仅是随地吐痰、酒后驾车等招致的惩罚之厉,以及最近正在执行的“地铁内严禁吃喝”的法规等,就可以让人把新加坡和严刑峻法四字画上等号。

　　但作为严厉的法治国家的另一面,新加坡在司法制度上也拥有并非每个国家都能轻易给予的温情,这一点在监狱犯人管理制度上反映得最突出、最深刻。

　　监狱探视的先进与便捷

　　新加坡全国原有13所监狱,包括12所男子监狱和1所女子监狱,2008年关押犯人约1.25万人。2000年,新加坡政府在樟宜(Changi)机场附近,兴建樟宜监狱中心(以下简称“中心”),计划将所有监狱集中于此。中心占地面积近50公顷,最多可容纳3万名犯人。中心将建ABCD四大牢区,目前A区囚禁罪犯5000人,B区2009年初刚刚建好,尚未使用,其他两区待建。

　　新加坡犯罪总人数看上去并不多,新加坡负责监狱管理的官员还不到3000人。据新加坡政府透露,该国犯人与狱官的比例是发展中国家最低的。这样的比例带来一个现实问题,如何对监狱探视实施有效的管理?

　　新加坡早已未雨绸缪。在2000年后,几乎与中心兴建的同时,新加坡开始在监狱逐步推广使用网络视频技术,让犯人与亲友相会。探视者事先可通过网络向监狱提出申请,据称十分便捷,很快就能得到关于探视日期和时间的详细批复。每所监狱设有安装了空调的视频房间,探视者不需要经过全面安检,即可联通网络探视。系统提供的图像和声音十分清晰流畅,还会自动提醒探视持续时间,一般为30分钟,比面对面探视长10分钟。

　　据狱方介绍,实施这种视频探视后,除了达到提高探视效率,以高科技感化犯人等预期目的外,还收到额外的效果。很多罪犯家属此前来监狱探视,一般不愿或不敢带上未成年子女,生怕给孩子带来心灵上的阴影。实施网络视频技术后,很多家属携幼小子女来探视,以善意的谎言称爸爸(妈妈)在一个遥远的地方出差,既让父子(母子)见了面,又避免给孩子带来思想负担。从养育国家未来一代这个角度看,推行该高科技之举可谓功德一件。

　　犯人还可在家服刑

　　这个措施乍听起来,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新加坡能做到如此仁慈和信任吗?可以安排犯人回家服刑吗?

　　答案是肯定的!又是在2000年,新加坡监狱署推出家庭服刑计划(Home Detention Scheme),即安排犯罪情节较轻的犯人,在家不离家服刑。该计划执行几年后效果良好,于是2004年新加坡国会修改有关法令,扩大在家服刑范围,2005年又推出社区服刑计划(Community-based Scheme)。此后,又陆续推出工作假释计划(Work Release Scheme)、中途之家计划(Halfway House Scheme)等服刑计划。2008年,新加坡共有1372名罪犯被执行社区服刑,这些“幸运儿”在服刑期内,可享有家人的陪伴和照顾。

　　有人要问:罪犯在家服刑,安全系数能有多高?首先,在家服刑的犯人手腕或脚腕上都戴有电子追踪器,追踪器由罪犯住所里的电话线连接监狱,狱官可随时掌握犯人动向。其次,根据新加坡《监狱法令》规定,犯人必须居住在家里或监狱长指定的地方,不得干扰和破坏追踪器。如果追踪器有损坏,应立即报告主管狱官。如该犯人违反规定或再次触犯法律,将被取消在家服刑资格,并可能由此带来更严重的处罚。据新加坡监狱署透露,自执行这些特殊服刑方式以来,与一般囚犯相比,参与家庭和社区服刑的囚犯,再犯罪率要低得多。

　　这让我联想到中国唐代的一个故事。唐太宗在位期间,有年天下大旱,农民抗旱负担很重,唐太宗就特准当年全国的死囚犯可回家务农,帮家人一起抗旱。但是口头约定,一年后要如期返回监牢。犯人对此感恩不尽,一年后果然悉数归来,无一脱逃。唐太宗遂对全部犯人予以特赦。这个故事与今天发生在新加坡的监狱管理方式相比,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妙。

　　坐牢不耽误参加国家考试

　　新加坡监狱在2000年开设了监狱学校(KBC),为囚犯提供受教育机会。当然,也并非所有犯人都能轻松获得在监狱学校学习的机会。除了犯人原有教育程度要达到一定标准外,犯人更要符合在监狱服刑至少已有刑期的三分之一这个条件,并且要经过狱官严格的审评。因此,在监狱学校就读者,基本都是原先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年轻囚犯。

　　监狱学校的设施和管理,基本与狱外普通学校相同,开设文理各科目,学生还可以学习互联网上的资料。不过,这些资料并非直接从网络上获取,而是由监狱学校从网络上下载后再转发给学生浏览。在监狱学校里,犯人可以在教室里上课,可以使用监狱图书馆,还可以参加新加坡部级水准考试。学校每年约有300名犯人就读,他们年龄多在20岁上下。此外,监狱还为文化水平较低的囚犯开办不同程度的学习班,协助他们出狱后继续完成学业,以取得更高学历。

　　监狱还为有一技之长的犯人提供继续发挥的机会。据狱方介绍,很多犯人拥有文体特长,而且水平不低。新加坡监狱针对个人不同的情况,开设特长培训班,如绘画、音乐、手工艺等。在樟宜监狱中心行政楼的走廊两壁,整齐地挂着由犯人创作的画作,表现手法有写实也有抽象,内容似乎多以希望和自省为主,体现出作者内心强烈的情感诉求。

　　协助出狱后就业,改造更周到

　　监狱工业和囚犯劳动等,已不是新鲜话题。但新加坡不仅为犯人提供劳动机会,还提供职业技能培训的机会。而更重要的是,犯人出狱后仍能得到狱方协助,尽快在社会上谋得一份合适的工作。

　　自2003年开始,新加坡内政部下属机构“复员技训企业管理局”(简称“企管局”),开始与当地各公司合作,为犯人提供各种职业技能培训。犯人完全自愿报名,劳动是有偿的,但报酬要比社会普通工人略低。同时,企管局根据每年新加坡政府制订的劳动力培训计划,有计划有目的地为犯人安排培训课程,并根据犯人自身特点进行“量身定制”的培训内容。技能培训的种类近年不断拓展,由原来的食品加工和服务行业,逐步扩展到科技含量较高的行业,如媒体数码设计、电子通讯等领域。目前,与企管局保持合作关系的公司有近2000家。

　　由于犯人在服刑期间可以参与技能培训,而提供培训劳动的公司也会掌握犯人技能数量情况。这样一来,如果犯人出狱时掌握了所学技术,狱方会积极安排犯人到该公司上班,或代为联系其他同领域的公司,以解决其就业问题。

　　新加坡职总富食客合作社,自2003年就与企管局合作,在食品卫生与烹调饮食服务等方面培训了数百名囚犯。2008年,在饮食业成功找到工作的犯人超过200人。截至2009年5月,共有88名犯人出狱后顺利找到工作。该合作社除了为樟宜监狱中心的犯人提供食品烹调培训外,还为犯人开设烹饪课程,顺利完成该课程的犯人会获得工艺教育技能证书,如此即可增加出狱后获得聘用的机会。该合作社主席陈建秋表示,这些培训旨在帮助犯人学习一技之长,让他们在重返社会前做好准备。

　　新加坡特色监狱管理的启示

　　新加坡监狱在对犯人改造方面所采取的这些人性化措施,其实并非自其建国伊始即有,而是在新世纪后陆续出台的新生事物。这说明新加坡在监狱管理方面,也经历了一个思考和摸索的过程,这些人性化措施的出台有着深刻的背景和原因。

　　新加坡国小民寡,总人口不足500万,生育率居世界最低。日前,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刚刚讲的新加坡未来面临十大挑战的讲话,其中就包括人口婚育问题。看来每日忙于工作争取美好生活的新加坡人,似乎无暇考虑“造人”问题了。这样的一个低生育率的社会,本已存在未来发展的风险,同时新加坡的发展对外依赖程度又很高,尤其是在全球经济危机的今天,新加坡的困窘更是显而易见。与中国相比,中国的问题在于扩大内需,而新加坡的问题则在于促进“外”需。综合这两点不难看出,新加坡的社会治安问题,对其发展相比其他国家更为紧迫,这就促使政府更为实际和长远地考虑监狱管理问题。新加坡监狱署曾做过一个估计:新加坡每年有1万名犯人出狱,假设每个犯人家庭有4名成员,那么每年有4万名公民的工作和生活,将因家人有入狱记录受到影响。所以,新加坡监狱管理方面的诸多人性化措施是其国情使然,它不仅施惠于犯人个体,更注重的是国家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

　　新加坡监狱里的“福利”制度,为社会带来了积极回馈,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其社会治安的明显好转。新加坡罪犯数量在上世纪90年代逐年攀升,且再犯罪率较高(这也应该是促使新加坡出台更有效更实际措施的原因之一),并于2002年达到罪犯数量最高1.82万人。对此,新政府曾预测,至2010年全国罪犯数量将达2万-3万人,这便是本文开头所说的樟宜监狱中心最多能容纳3万人的原因。待人性化措施实施后,新加坡罪犯数量和再犯罪率明显下降。2008年,罪犯数量降至1.25万人,再犯罪率在过去5年中一直在25%上下,而2002年是32%。对此,新加坡律政部兼内政部第二部长尚穆根表示,新加坡再犯罪率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已取得很不错的成绩。

　　更具积极意义的是,积极回馈还反映在新加坡社会综合效益方面。通过这些新的措施,新加坡政府实际上推动了全社会――企业界、文教界、社区、家庭――共同参与到对犯人改造的工程中来,使犯人在服刑期间,最大限度地保持其伦理亲情纽带和社会身份认同。犯人在出狱后能较顺利地重新融入社会,这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功不可没。由此看来,新加坡在罪犯改造制度上把“狱”提高至“育”的境界,对于今天正在积极建设和谐社会的中国,也是极具启示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