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六君子中最不像康党的人，砍头时一脸懵逼，天下人都觉得他冤

栏目：人物资讯时间：2022-11-22

　　戊戌政变时，刘光第与谭嗣同都是“坐以待捕”、慷慨就义的维新志士。在谭嗣同的思想中，佛学思想占有很大成分，他相信“人为不死之物”，志在“超出此地球”，他“坐以待捕”，自动赴难，其目的是以自己的生命来唤起国人为自由和富强而奋斗，那么，刘光第不肯出逃的主观动因又是什么呢？

　　首先，刘光第自认为行动上不属于“康党”，不难一讯而明。

　　在刘光第的政治思想当中，有些主张在当时来说是比较激进的，与康、梁等维新派领袖的看法相差不大，不过，刘光第并不像康、梁那样办学会、报纸和编书，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而是非常谨言慎行。在19世纪末叶中国社会大变革、大动荡的历史时期，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之秋，刘光第作为一个正直的官僚士大夫，其强烈的爱国心与责任感，促使他忧国忧民，对官场的腐败十分不满。但是，刘光第并未把自己的不满公之于众，他从儒家经典和生活中领悟到了“忍”字的重要性。唯一公开暴露他的激进思想、主张的是《甲午条陈》，但条陈因堂官不肯代奏、相识的御史亦不肯发难而未能上达，因此，知之者较少，影响亦不甚大。

　　刘光第言论方面的激进性，由于自己的谨慎而鲜为人知，但行为方面的落后性却是公开的，所以他的同僚、同乡多认为他不属于“康党”，而是中间派，以至于刘光第“血染菜市口”，“天下人士，无知与不知，皆冤之”。正是由于刘光第在行为上不属于“康党”，言论上的激进性又为谨慎所掩盖，所以刘光第认为慈禧下令逮拿的是维新人士，与自己无关。因此，在被捕入狱后，他还诵读《朱子全书》、《周易》等书，“陶然自喜”。可见，刘光第根本没有想到杀身大祸行将来临，所以当9月28日慈禧下令将六君子绑赴菜市口行刑时，他十分诧异，并询问监斩官刚毅：“未讯而诛，何哉？”得不到回答，他又大声质问：“祖制，虽盗贼，临刑呼冤，当复讯，吾辈纵不足惜，如国体何？”直到临刑时，刘光第对清王朝尚抱有幻想，他一直认为“本朝宽大”，这是导致他坐以待捕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忠君思想、仕途上的考虑是刘光第“坐以待捕”的又一重要原因。

　　刘光第从小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忠君思想根深蒂固。科举出仕后，他效忠光绪皇帝，光绪帝在他心中是圣君，至高无上。他赞同光绪帝对康、梁变法维新的态度，认为光绪下定国是诏，是奋发有为之举。对于因慈禧太后垂帘听政而造成的光绪皇帝的傀儡地位，刘光第十分不满，在《甲午条陈》中他说：“皇太后现已六旬，正当颐养天和，宁神谧志，皇上亦何忍以军务倥偬之急，更倾懿虑焦劳乎？应请皇上圣裁独断，即当重要事件，亦宜自运宸衷，无复重劳慈听。”这种言论，在当时有杀身的危险，而刘光第却置之不顾，他对光绪帝的忠诚，昭然若揭。戊戌政变爆发后，光绪皇帝被囚于瀛台，刘光第出于君辱臣死的忠君思想的考虑，拒绝出逃。

　　另外，刘光第家境十分贫寒。其父刘宗准“读书而家贫，不得一年辄弃去”。为了摆脱贫穷的压迫，刘氏夫妇省吃俭用，甚至卖屋而买书供子读书，希望他博取功名，后来刘光第在数年间就科举出仕，由一介寒士变为一名京官。清代京官待遇不高，刑部主事一职，刘光第并不满足，他一直试图进入上层官僚士大夫阶层。尽管清政府的腐败让他生归隐之念，但他依然希望光绪帝“力除谄谀蒙蔽，另行换一班人，重新整顿，始有起色转机”。对于自己的“发迹”，刘光第抱有殷切希望，认为是迟早的问题，所以，当光绪帝被囚后，刘光第出于仕途上的考虑，不忍抛却一酬宏志的机会，静观时变，是以被捕。

　　最后，刘光第“坐以待捕”的第三个原因是他对逃避不抱希望。

　　受内向型性格的影响，刘光第“少交游”，“避酬应”，闭户读书，因而他在当时官僚士大夫阶层里知交不多，国外知交更是寥寥。而康有为、梁启超、张荫桓、黄遵宪、谭嗣同等人则不同，他们交往很广，在国内外的影响很大，有的出入上层官僚圈子，有的与洋人交往颇密，因此，当戊戌政变爆发后，他们可以在国外人士的帮助下逃脱慈禧的追捕。而刘光第既无国际人士的帮助，又无国内侠义朋友的保护，只有自己的一个学生、《周易》研究专家周孝怀飞奔报信。所以当戊戌政变爆发后，他对逃避成功缺乏信心，自认为可能性不大，故而“坐以待捕”。

　　以上三个方面的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刘光第既对逃避不抱希望，又对留下来辩白脱身抱有幻想，如果罢官归田，也算做到无愧于“圣君”光绪了。在这样的心理作用下，做出“坐以待捕”的决定，是很自然的。

　　有趣，有料，有深度关注公众号淘历史，和T君一起读历史作者｜苏全有来源｜《百家讲坛》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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